近三十年来，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和蒙古摆脱苏联控制，原先的 “铁幕 ”（Iron Curtain）逐渐掀开，这一片讳莫如深、充满神秘的地区再度吸引世人的目光。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一片地区属于内亚。但内亚概念和范围在学者之间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内亚”为内陆亚洲之缩写，在英语中为Inner Asia；在法语中，Asie Centrale既可以表示内亚，也可以表示中亚（而蒙古和西藏则被称为La Haute Asie，意为“高地亚洲”；在德语中为Innerasien[不过在德语中不太常用，用Zentralasien指蒙古、西藏、新疆和满洲（东北），而用Mittelasien指中亚各个共和国]；在日语中用内陆ァジァ来表示；在俄语中为Внутренней Азия。内亚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A.洪堡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提出的，在十九世纪在德、俄地理学家笔下的“内亚”是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问世的，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其概念内涵则有着丰富的、深刻的演变。

有关内亚或中亚通史的专著，最早出现的是法国著名东方学者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二十世纪中叶所著《草原帝国》（ L’Empire des steppes）。几十年之后，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等一系列事件引发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缘兴趣，有关内亚或中亚的通史不断涌现：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主编《剑桥内亚早期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主编《剑桥内亚史——成吉思汗以后的时代》（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彼得·戈尔登（Peter B. Golden）著《世界历史上的中亚》（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费耐生（Richard N. Frye）著《中亚的遗产——自古至突厥扩展》（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著《俄国、中亚、蒙古史（卷一）——内陆欧亚从史前至蒙古帝国》（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1: Inner Eurasi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ngol Empire）及《俄国、中亚、蒙古史（卷二）——内陆欧亚从蒙古帝国至今，1260-2000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Volume II: Inner Eurasia from the Mongol Empire to Today, 1260-2000）、日本学者间野英二主编《中央亚细亚史》（中央ァジァ史）、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丝路帝国——从青铜器时代至今的中亚欧亚历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以及中国国内耳熟能详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国学者所编《中亚文明史》（6卷本，已翻译出版）。它们以不同篇幅，不同角度阐述中亚或内亚的历史变迁，或对于前辈学者的观点加以继承或扬弃。但对于斯瓦特·苏塞克( Svat Soucek)在2000年所著《内亚史》（A History of Inner Asia）而言，在国内学界圈却鲜为人知。斯瓦特·苏塞克生于捷克布拉格，以突厥学和阿拉伯学研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现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以享天伦。苏塞克笔下的“内亚”与先前其他学者迥然不同，具有历史宗教地理概念( 最初的萨满教、伊斯兰教、喇嘛教) 、历史语言地理( 突厥语、蒙古语、塔吉克语) 、历史人文生态地理( 定居民、游牧民) 等多重内涵，具体而言对照现代政治地图，涵盖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新疆、伊朗西部、阿富汗北部，此外还包括俄罗斯的数个地区[鞑靼斯坦( Tatarstan) 、巴什科尔托斯坦( Bashkortostan)、图瓦( Tuva) 、布里亚特( Buryat) 、卡尔梅克( Kalmyk) 、雅库特( Yakut) 自治共和国和戈尔洛－ 阿尔泰自治州( Gorno-altaisk) ] 以及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不过，他把内蒙古作为内亚的次要地区，但内蒙古地区却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述的游牧力量“贮存地 ”( Reservoir) ，在这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相接触的边境才是内亚诸政权成长的摇篮。

在本书的开头，苏塞克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探讨的历史为何从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起始，这是出于本人的学术背景（突厥语、波斯语、俄语），即为业有专攻；其次，中亚更早的历史是属于考古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由此，笔者认为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可接续费耐生所著《中亚的遗产——自古至突厥扩展》。随后苏塞克对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地理、语言和宗教及生活方式展开考察，篇幅达45页，占全书正文近15%。首先，苏塞克勾勒出内亚所具有的三大地理特征：①草原和较小程度的沙漠带大体上呈横向分布，此带北面是欧亚森林地带（西伯利亚针叶树林地带），南面呈现出若干不同地貌，主要是山脉，同时也过渡到不同的气候带（显著的是在中国境内）和不同的水域如里海和咸海。②除了在这一地区内划分重要的边界以外，这几组主要的纵向山脉也把草原带与南亚分开。③一些河流，或多流入内陆湖、海，或通过蒸发消失在沙漠之中。所有这些地理特征影响了这一区域人们的历史和方式，与此同时，自有定居文明开始，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些地貌也转而受到人类改造。接着，苏塞克将自己所掌握的突厥语系诸语言、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的语言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勾勒出内亚各地区自公元7世纪至今的历史地理沿革。

然后该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二十一章，就此可大致分为伊斯兰教传入中亚至蒙古西征建立察哈台汗国（公元622—1241），察哈台汗国至沙俄征服（1241-1884），沙俄征服至中亚走向独立（1884-1999），共三大部分。正文从公元622年（伊斯兰元年）内亚局势起始，此后随着伊斯兰教东入，中亚逐渐进入突厥汗国、唐朝及阿拉伯人所所建立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相竞争的时代。阿拉伯人为何在中亚行动缓慢？阿拉伯人从公元635年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动卡迪西亚（Qadisiya）战役到公元650年代占领木鹿为止，最多也就历时20年时间征服了波斯萨珊帝国。与之相比，征服河中地区却是艰苦且又旷日持久的进程。阿拉伯人最终耗费将近一个世纪才将河中地区牢牢地控制在穆斯林统治之下。费耐生（Richard N. Frye）曾撰文指出这可从萨珊帝国与中亚的政体结构的差异中找到。萨珊王朝是由一个帝国中心所统治的中央集权单一国家，一旦这个中心被攻陷，整个帝国将向征服者屈服，而河中地区则是众多小王国林立，不可能被一拳所击倒。苏塞克认为观点很有说服力，可以驳斥以下观点：就是当阿拉伯人开始征战时刻，萨珊王朝已过其巅峰，帝国已丧失往昔活力。假如对抗出现在其早期的话，那么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可能会显示其威力，也将会有不同的结局。但苏塞克指出还有其它影响因素，诸如政治、心理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呼罗珊作为萨珊帝国的一个总督辖区，它的陷落意味着整个波斯帝国被完全征服。大约在同一时间，公元642年，阿拉伯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埃及。当时依然定都麦地那的哈里发们，面对着统治他们年轻帝国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最终，乌浒水（Oxus，阿姆河），尽管绝非不可能渡过，却作为心理和战略上的边界。意味深长的是，无论是波斯萨珊王朝或其前朝更经常地将它们的属地延伸到呼罗珊以东，进入吐火罗斯坦南部地区而非渡过乌浒水进入河中地区。

自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至13世纪，中亚逐渐开始进入伊斯兰化及突厥语化阶段，逐渐形成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等先后或并存的局面，最后为东面而来的喀喇契丹及后来的蒙古人等游牧民所一一征服。蒙古帝国如何能西征成功，苏塞克认为这是由于成吉思汗至少两代后人所具有足够的纪律严明和凝聚力确保了帝国的延续和其更大扩张的话。这一成功也许更多归功于成吉思汗的审时度势，因为他选择了窝阔台，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一选择极其高明。同时，运气也偏向蒙古人一方。

但是蒙古帝国进入中亚，尤其到察哈台汗国统治，这带来什么影响呢？苏塞克指出，就城市文明而言，起初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大部分城市被洗劫一空，居民遭到屠杀，但最终形成两种结局：一些城市不久就获得了复兴，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玉龙杰赤；另外一些像谋夫那样的城市却再也没有复兴。此外，这一总结主要是针对河中地区本部和呼罗珊而言，在七河地区，结局却截然不同，在那里，不仅城市被毁，连定居生活也完全消失。这一解释要考虑到种种因素。其一就是初次打击的严重程度，谋夫看来是被蓄意摧毁的，居住人口几乎被屠戮殆尽，只剩下大约400个工匠被掳掠到蒙古地区，因此，这里就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来维持其绿洲灌溉并防止周围沙漠的侵害。

在中亚，帖木儿取代察哈尔汗国统治。在征服方面，苏塞克将他与成吉思汗加以对比。帖木儿夺取并行使政权的过程类似于成吉思汗，即通过个人和部落结盟。在此过程中，帖木儿展示出可与成吉思汗相媲美的指挥才能和韧性。不过在某一点上，帖木儿可从来不能匹敌于他的偶像：那就是统治的正统性。成吉思汗在他艰辛的开端和建立最终的霸权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与其竞争的极具声望的贵族或王朝，而帖木儿之崛起夺权在这个意义上更加困难：在他那个时代，拥有成吉思汗血统之魅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内亚几乎没有任何统治者，从金帐汗国一直到西域和蒙古地区，除非是打着成吉思汗的旗号，否则会遭遇到统治是否正统这一问题。如果想那么做的话，会有很多变通方法：通过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联姻或扶植黄金家族的后人为傀儡君主，然后以他们的名义实行统治是最常见的例子，帖木儿则完全诉诸这两种方法。因此他从来没有接受至高无上的“大汗”头衔，而只接受了 “异密”（ Amir）和 “戈尔甘 ”头衔[ Gurgan，更准确地是 “古列干 ”(Küregen，蒙古语，意谓通过迎娶黄金家族的公主而成为“驸马”)]。第二个策略，也就是扶植黄金家族的傀儡汗，而这傀儡君主纯粹只有形式上的价值，具体体现在公元1370年帖木儿刻意选择了窝阔台系而不是察哈台系的人。另一方面，不像成吉思汗，帖木儿可以成为一位穆斯林君主，宣称成功统治就是体现了真主的意愿。然而这种姿态看来在帖木儿那儿没起到什么作用，他自信和权威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他自身的政治军事天才。

接着苏塞克指出，如果蒙古统治的插曲（1220–1370年）是中亚历史中的惨痛经历的话，那么帖木儿王朝时期（1370–1507年）可被视为它最辉煌的时代，且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帖木儿的爱孙兀鲁伯（Ulugh Beg，1394–1449）在撒马尔罕所引导。他以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事业成就和以其他科学家的赞助者身份而使他不仅从穆斯林同辈中，而且从其他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学术同行中脱颖而出。兀鲁伯先后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乞只杜旺（Gijduvan）兴建了三所所卓越的神学院（madrasa：默得儿塞）。默得儿塞是穆斯林世界最高教育机构，相当于欧洲的大学，但其主要功能是训练神学家和法律专家。精密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在其开设课程中要么没有，要么就处于微不足道地位。不过，兀鲁伯在撒马尔罕所创建的神学院成为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心。像现代一些机构一样，神学院也有一座真正的天文观测台，是由兀鲁伯于公元1428年在市郊的一个叫“库哈克山”（ Kuhak：塔吉克语“山”，在乌兹别克语称为“Chopanata”）的地方所建。由此，兀鲁伯被公认为人类探索自然过程中的一位先驱者。兀鲁伯和他的学院同事们也在数学和三角函数方面也有着卓越的研究，如三级代数方程的解答等。

如果兀鲁伯（帖木儿之孙）及其学术圈子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带动了帖木儿王朝在河中地区的文化繁荣的第一阶段，那么拜桑格赫（帖木儿另外一孙，兀鲁伯幼弟,Baysunghur）则是该阶段最显著的代表。当兀鲁伯带领他的团队在撒马尔罕开始科研活动之时，拜桑格赫在赫拉特展示出对文化艺术的天赋。这两兄弟给学术和艺术等好几个学科注入活力，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兀鲁伯营造了一种氛围，使穆斯林天文学有可能回到早期辉煌的轨道上来，并达到更高水平。而拜桑格赫则专注于波斯经典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在公元1426年赞助了其评注版的编撰，同时加入引言，其中包括这位诗人的传记，并让书法家和画家共同创作出其豪华版本，这意味着自成吉思汗，、帖木儿带来破坏创伤的数世纪以来，这一波斯国宝的再生。王子本人看来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书法家，而且也将其他艺术家聚集在其周围。据说他母后在麦什德（Meshed）建造的大清真寺上，为了用蓝色装饰苏尔斯体（thuluth）和库法体（kufi），建筑师基万姆丁·泰彦（Kivam al-din Tayyan）采用了由王子所绘的图案。

帖木儿王朝文化繁荣的第二阶段被吸引到赫拉特和呼罗珊地区。两阶段之间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域或时期上，而且也体现在主题和语言方面。自兀鲁伯之后，对于精密科学的兴趣开始消退，但在文学、诗歌和艺术方面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卓越成就。这一回，赞助者们和文化精英们超越了仅仅是重视像《列王纪》这些文化遗产方面，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而且古典和新作品都被更出色学派的书法家、画家和艺术家所润色装饰。此外，尽管这种文化的很多方面在主题和语言方面继续具有波斯特色，同时也出现了绽放盛开的突厥语文学和诗歌，现代学者称此语言和文化为“察哈台语言文化”（Chaghatay），并将之限定在一个特定领域，因为这种繁荣出现在曾经是属于察哈台“兀鲁斯”（ Ulus，前述的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地区的人群中。但是它们的创作者们和当时的人们称这种语言为突厥语，并根据他们的籍贯或部落联盟而分别使用不同的方言名称。这以诗人纳瓦依、巴布尔等为代表。

对于取代帖木儿王朝的昔班尼王朝，苏塞克也从文化角度提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观点。他指出，乌兹别克人已完全浸淫于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文化确保了其统治基本延续。昔班尼王朝随后表现的确显示出延续大于变化，也许是我们太迷恋于帖木儿王朝赫拉特和撒马尔罕所绽放出的学术灿烂之花，太沉醉于兀鲁伯、忽辛·拜哈拉、纳瓦依、贾米或巴布尔这些人物的魅力而往往忽视这种延续性。自穆罕默德·昔班尼建立一个比帖木儿王朝更合法的统治地位和重建伊朗的逊尼派统治希望破灭之后，这一王朝的可汗们花费大量精力重建在河中地区、费尔干纳、呼罗珊东部的统治地位。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轮流或共同作为统治家族的都城，而巴里黑（Balkh）变成王储的驻地，塔什干作为四个主要封地的中心。大多数可汗们致力于通过修建新的灌溉工程和大坝而刺激农业发展，建造更多的驿站和桥梁以鼓励手工艺和贸易的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们也被证明是书籍艺术上值得尊敬的赞助者。自帖木儿王朝的赫拉特破败以后，大不里士（Tabriz）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比赫扎德（Bihzad）和其他工匠加入了萨菲君主的画室，而昔班尼王朝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各自分得一杯羹。在这一王朝的可汗们中，有三人因特别杰出而值得一提：王朝的开创者穆罕默德·昔班尼汗（Muhammad Shaybani Khan），其侄奥贝都剌汗（Ubaydallah Khan），阿卜杜拉汗或阿卜杜拉二世[Abdallah Khan（Abdallah II）]。

尽管中亚处于帖木儿王朝和昔班尼王朝的黄金时代，苏塞克也以全球史视角审视这一时刻。他指出，在其它方面，变化的确在发生。最富有戏剧性的、激进的变化正在世界其它地区积蓄势能，尽管在地理上相差很远，它们将最终对中亚或内亚很多地区造成冲击。首先，贯穿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穿过新疆和河中地区，但现在有着来自欧洲海上长途路线的竞争，说到底，这种变化的后果可被视为将一度繁忙的世界贸易中心地带退化为内陆的一团死水。这种新型的竞争开始影响内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的程度和速度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对传统上认为这是造成这一地区衰退的原因的看法也需要修正。衰退的确是在逐渐地、不均衡地发生着，这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所交织引起的一个漫长的进程，其中海上贸易路线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在经济上，中亚在公元十六世纪，甚至在十七世纪，实际上看来经历着一定周期的繁荣发展，这得益于当地农业和商业人口的内部活力，而由像阿卜杜拉二世（Abdallah II）这样的昔班尼汗制定的政策，以及印度莫卧儿帝国和沙皇俄国这样的贸易伙伴的出现而推动着。然而这一最终变革的一些种子萌生于十六世纪。如果我们将“东方衰落”的说法替换成“西方崛起”的话，这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一方面，欧洲包括俄国开始经历技术和经济革命，紧随其后的就是工业和军事革命，那将大幅度地增强他们的实力，但这一切被世界其它地区所错过；另一方面，在中亚和波斯之间新产生的意识形态对抗（即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将逐步导致这一内陆地区文化地方主义的萎缩，昔班尼王朝统治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却被逃离萨菲王朝（Safavid）迫害而涌入的杰出人物所掩饰。

由此中亚与西方对比进入彼此消长阶段，遂逐渐进入俄国征服中亚时代。

根据沙俄征服中亚的时间、方式和目的，苏塞克将其分为两个周期：第一周期沙俄夺得了相当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大部，除了其南端的七河地区（Semireche）和锡尔河地区；第二周期擭取了七河地区和锡尔河以及中亚其它地区，因此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第一周期持续较长并采取较渐进方式（1730–1848年），在结构上某些方面类似于此前获取的西伯利亚（于是也可被视为类似于“美国西部开拓”）；第二周期相对较短，从公元1864年持续到1884年，不过决定性的阶段可压缩为1865-1868年之间的几次战役，因此也处于其欧洲殖民同行们“争夺殖民地”心理背景之中。它具有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所有特征：诸如擭取丰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给俄罗斯纺织业的棉花的动机，以及为沙俄贸易获取特权的动机；在轻便快捷的军事行动中，现代欧洲强国少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战胜了具有人数优势的土著部队，随后以务实路线清剿残余势力和管理征服地区从而大体上符合殖民者的利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殖民地人民受益。

不过，在沙俄征服中亚方面，苏塞克指出，所有这些征服战役的原因和目标是复杂多变的，但有两个催化因素可以点明：其一，当地世俗和宗教方面的领袖不切实际地试图收复被异教徒所夺取的领土，因此激怒了俄罗斯人采取本该他们不想如此迅速推进的行动（尤其是对于布哈拉而言）；其二，浩罕汗国政府实质上的垮台，这起源于公元1842年玛达里汗（Madali Khan）之死，并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恶化，俄罗斯人在好几年里竭力与浩罕统治者建立关系，但最后作罢而实施吞并计划。另外的因素也许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给沙俄带来矛盾的影响：许多俄国人，尤其是军队中更暴躁的成员试图通过在其它地区扩张来寻找心理上的慰藉，在中亚这意味着通过阻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殖民强国和沙俄帝国的对手——大英帝国的真实或想象中的征服计划而得以安慰。最后这也当然也是殖民动机：为沙俄发展中的工业产品获得市场，同时为工业发展而获得原材料基地。

接替沙俄统治中亚的苏联。最受学者关注的是苏联对于中亚的民族识别及划界。苏塞克指出，识别中亚当地的语言和民族，将他们分类，以及随后他们的民族国家划界这些工作更像是研究动植物的科学家们被委派到公园或植物园所做的工作，由此导引出影响今日祸乱不断的中亚边界纠纷。民族国家划界而形成的边界线是“人为的”，中亚很多地区存在着的少数民族飞地被提出作为佐证。此外，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Osh）地区1990年6月最大的少数民族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的流血冲突这类事件，也可作为引证预示着不久将会爆发灾难性的巨变。那种解决方案，即只有纯粹的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人口的地区才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和处于政治支配地位的情况，在世界任何地区都很少见，因此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对于如何处理国内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问题，都必须设计出一种折衷方案。与官方语言对应着的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问题也被提及，以证明边界线是 “人为的” 。我们知道，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真正遍及着大量不同当地突厥方言的地区。官方或“准确”语言与除了少数民族语言之外的形式各样的地域或社会方言的二分法，不只局限于乌兹别克斯坦，也可以从德国和英国的方言到美国的黑人英语（Ebonics）和西班牙语那里找到无数的例子。

在苏联中亚方面，苏塞克也非如当世众多学者那样一边倒地加以批判。他指出，在中亚，不论政府官员还是精英，也受益于苏联政权的光明一面，在那涌现出了全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人才。他们自己在政府大力推广的免费教育中把握住了机会，然后开始从事自己选择的职业，但尤其是在那些他们最喜欢的职业如记者，或在不断增加的学校、学院和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经济方面，中亚以由莫斯科规定的低于市场价格提供棉花和其它原材料，作为回报，获得了食物以及诸如能源供应这些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中亚人民可能吃亏，但至少这一体制通过提供他们食物和其它必需品——这些我们已经提过也是以人为压低的价格，从而拯救中亚免遭不可预料的、衰弱的短缺。很多俄罗斯人将无疑会指出低于市场价格体系是相互的，并在某些方面，中亚对于俄罗斯经济来说，与其说是资产，还不如说是负担。当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不断地面临着这样的短缺，而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当局和他们最雄辩的批评家，新闻界和政治反对派之间关系紧张，此外还有公众不满和老调重弹的“还是过去好”呼声。

对于哈萨克斯坦从阿拉木图迁都到阿克莫拉，前些年国内学者大多持有这一观点，即哈萨克斯坦认为原首都阿拉木图离中国太近，为避开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锋芒，才被迫迁都。但是苏塞克却提出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呈现的少数民族问题。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带很多与俄罗斯欧洲和西伯利亚部分接壤地区实际上已变成俄罗斯族地区，这是由从十八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代的移民运动所造成的。该地区斯拉夫人口的优势地位加之与俄罗斯毗邻，引发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一地区不该享有特殊待遇，或者甚至与这个共和国分离而并入俄罗斯联邦？这在1992年导致了两国总统，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之间的争论。不过，后来这一紧张状态得到缓和，但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在1993年俄罗斯大选中，这一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像日里诺夫斯基（Zhirinovskiy）[以及更传统的代表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这些民族主义者们要求俄罗斯合并斯拉夫人口所聚集地区，哈萨克总统对此反驳，称这种行为很像希特勒吞并前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苏台德（Sudeten）区。哈萨克人对于他们北方地区忧心忡忡的症状之一就是将政府所在地迁往阿克莫拉，表面上的理由是这座城市与阿拉木图相比，位置不那么偏，但可能也因为其象征性地确立哈萨克对于该国俄罗斯人口稠密的北部所拥有的主权。环视一下地图，我们就知道阿克莫拉，尽管与阿拉木图相比位置不那么偏，但也不位于共和国的中心，却相当靠近俄罗斯边界。如果追求中心是其目标的话，像杰兹卡兹甘（Zhezkazgan）那样的地方应当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中亚地区的展望，苏塞克指出，这一地区有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乌兹别克斯坦的金、铜和锌的储量的价值预计达到3万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的金矿储量也很可观；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水电，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就是其它明证。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素质较高以及有利的地缘经济位置是对于这些自然资产的理想补充。然而所面临的问题也很艰巨，除了要经历新体制的所带来的阵痛之外，这一地区还面临着两大挑战：生态和人口方面。首先，任何接触新闻媒体的人们都开始了解咸海所处的困境，而这只是灾难性滥用水资源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而已，而由化学肥料和农药所支撑的棉花单一种植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变得臭名昭著。完全无视这些危害是苏联时代所具有的特征之一（不只是在中亚，污染地区和人造荒地散布于苏联的其它地区和其在东欧的卫星国），并已成为苏联所遗留的最严酷的问题之一：出于基本的经济和心理方面因素，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长期代价高昂的过程，并且其中解决问题之一就是为了共同利益该由谁承当更大的牺牲。其次，该地区状况因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出生率而加剧恶化。如不加以控制，这也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不断增加的年轻人失去了拥有体面工作的机会，无疑会被逼采取过分草率激进的解决手段。在计划生育方面，中亚有着荒唐的过去和耐人寻味的未来。苏联当局不但不提倡计划生育，而且通常鼓励并奖励多生孩子。在勃涅日列夫时代出现过局部反转，但过于保守地试图在那些最迫切的地区提倡计划生育，但在受传统束缚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效果。展望将来，采纳和实行计划生育也可能进一步受到复活的伊斯兰好战主义运动的打击。

以上撮要介绍了苏塞克在内亚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些主要观点。苏塞克先生精通突厥语系诸多语言及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中亚研究所必备的学术语言，由此从文化及宗教角度以仅三百余页的篇幅一气呵成，勾勒出内亚地区1300多年的历史变迁。更弥足珍贵的是，苏塞克也以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描述沙俄征服中亚及苏联中亚的民族语言及社会状况，这对于我们现处于一带一路大战略大背景之下，了解中亚又具有现实意义。不过，苏塞克因不懂汉语，蒙古语，由此在描述帕米尔以东地区，即中国新疆和蒙古地区之时，只能依靠二手资料，因而出现一些瑕疵。如页104：女真人于公元1125年建立了一个中原王朝，国号为“金”，定都于北京。其实金朝于1115年建立，最初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建都立国，国号大金，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才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页174 ：在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因为共同拥有准噶尔地区而引发了二者之间紧张局势，此处和硕特部应当是绰罗斯部；页173：在准噶尔地区的卫拉特人是和硕特部（Khoshot） ，其实应是绰罗斯部。不过，这些小疵瑕不掩瑜。这部通史对于我们从文化、宗教等方面了解中亚的历史变迁，是必备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