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众所周知, 中亚的萨曼王朝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9～10世纪,该王朝的众多成员统治着首都布哈拉、其他一些城市以及呼罗珊和马维拉纳赫尔（Мавераннахр）地区[Frye 1993:136-161;博斯沃尔特1971：145-147；涅戈马托夫1977]。尽管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讲述萨曼王朝代表人物的统治情况，描述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但时至今日，我们对该王朝的起源仍一无所知[Frye 1993:136]。许多研究者认为源于波斯的萨满王朝[Bosworth 1995:1025; 别列尼茨基1999:19-24；Browne 1997:207,352; 雷恩-普利1899:107] 还与萨桑王朝有关[阿兹-济利克里Ⅰ：290；加富罗夫1958：51-55；Gafurov1957:2-3;Mercil1994:253]。因此，为了确定萨曼王朝的真正起源，运用更广泛的文献进行补充研究，仍然是最现实的史学问题之一[特列德维尔1999：88-89]。

在8世纪的前1/4，该王朝的创始人萨曼－胡达特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从巴尔赫来到梅尔夫拜见呼罗珊的阿拉伯地方行政长官阿萨德·伊本·阿卜杜拉·阿尔－卡斯里（或叫阿尔－库沙伊里），请他帮助抵抗自己在巴尔赫的敌人。得偿所愿后，萨曼－胡达特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他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为表示尊敬，萨曼－胡达特把自己的儿子也叫做阿萨德。稍后，他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呼罗珊的阿布·穆斯林运动[阿兹-济里克利Ⅰ：290；Frye 1993:136]。后来，当阿尔·马穆恩在梅尔夫担任呼罗珊的地方行政长官时，萨曼－胡达特的儿子阿萨德曾在前者的官邸里服务。萨曼－胡达特的孙子，也就是阿萨德的儿子们——努赫，艾哈迈德，亚赫亚和伊利阿斯参加镇压了拉菲·伊本·阿尔·拉伊斯（190-195/806-810 年）在中亚[纳尔沙希：69]领导的起义，并说服后者放下了武器向当局投降。由于他们的这些功绩，阿尔·马穆恩从梅尔夫动身去往巴格达之前，下令任命他们为行政长官。于是，在204/819-20年，他们被任命为马维拉纳赫尔地区一些城市的地方行政长官：努赫在撒马尔罕，艾哈迈德在费尔甘纳，亚赫亚在阿什沙什和乌斯特鲁善，伊利阿斯在赫拉特[涅戈马托夫1977：18]。伊利阿斯·伊本·阿萨德是他们中间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曾在塔黑尔王朝的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212/827-28年，他被任命为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地方行政长官。

巴赫拉姆·丘宾 

关于萨曼－胡达特的出身问题，文献中的说法各异。按照某些资料[Macoudi Ⅱ:5;al-Moqaddasi:337-338;Jacut Ⅲ:13]，他是萨桑王朝的沙汉沙赫（封号，意指王之王——译者注）巴赫拉姆·古拉（420-438年执政）或者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531-579年执政）[阿兹－济里克利Ⅰ：290]的后裔。但是，大多数文献追溯他的家谱至巴赫拉姆·丘宾（6世纪）[Hudud al-‘Alam:102;al-Istakhri:143,292;Ibn Haukal:468;纳尔沙希:133; Mirkhond : 113;加富洛娃1992:63]，后者是萨桑王朝沙汉沙赫胡尔马日德四世（579-590执政）的统帅。巴赫拉姆·丘宾最先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马尔兹潘（中世纪伊朗的行政长官——译者注）[ad-Dinawari: 81]，后来担任列伊和呼罗珊的行政长官[Macoudi Ⅰ:213]。也有一些资料说巴赫拉姆·丘宾出身突厥，来自在萨桑王朝任职的突厥-奥古兹人[古米廖夫 1967：162；里佐1955：152]。

萨桑王朝也像安息人那样，在实践中广泛利用邻近“未开化”部落的军事力量。利用游牧部落的军事潜力同时也保障了对他们的长期控制[Wright 2005:15-31]。有资料表明，还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突厥人就站在伊朗人一方参加过军事行动。在4世纪时，萨桑王朝曾利用希奥尼特人在战争中对抗拜占庭。502年，柯巴德（波斯萨桑王朝国王——译者注）与白匈奴结盟，再次进军拜占庭。503年，白匈奴在高加索与匈奴作战。527-532年，萨桑王朝利用萨维尔人与拜占庭作战。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还让英勇善战的部族在边境上广泛屯居，为游牧民族建立永久的屏障[科列斯尼科夫1981：53；季亚科诺夫1961：312]。因此，根据阿尔-马苏第的资料，这位国王兴建了巴布·阿拉布瓦布城，以及抵御异教徒的长40法尔萨赫（古代东方国家的长度单位，1法尔萨赫约等于3～7公里。——译者注）的城墙，并让哈扎尔人、阿兰人（操伊朗语的游牧部落，源于萨尔马特人。——译者注）、突厥人的各个氏族和萨维尔人的各部落在每座城门附近居住以保卫城墙[Macoudi Ⅱ:2]。

大多数由非伊朗民族代表（希奥尼特人，白匈奴，哈扎尔人，突厥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等）构成的边区行政长官都拥有崇高的封号——马尔兹潘，意思是“保卫国界的人”，并位列萨桑王朝宫廷最高的军事阶层[科列斯尼科夫1981：49，54，55]。一位名叫卡图利夫的白匈奴就曾是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亲信之一[特雷韦尔，雅库鲍夫斯基，沃罗涅茨 1950：141]。在他宫廷服务的有各国皇帝的代表：突厥人，中国人，哈扎尔人[at-Tabari Ⅰ:899]。

众所周知，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与突厥可汗的女儿[at-Tabari Ⅰ:899]——突厥公主凯恩结了婚[捷尔-姆克尔季昌1979：57]。这桩婚姻是在554年由于波斯使团的到来而缔结的[莫克雷宁 2004：72]。这位汗王的名字在文献中被叫做库克姆·哈康[Ibnu’l-Balkhī: 24，94，98]，与西突厥汗国第一位可汗的名字一样，后者是568年曾派使团前往拜占庭的伊斯塔米汗·迪扎武尔。剌失德丁提到这位可汗时用的是库克姆·亚弗库伊的名字，而阿布-尔-加济叫他库克姆·巴库伊[科诺诺夫1958：69]。与自己的前任不同, 阿努什尔万不接受占优势地位的正统拜火教的宗教狂热思想，对基督教徒、马兹达克的追随者和其他宗教流派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萨桑王朝阿努什尔万的王位继承人——王子胡尔马日德四世是半个突厥人,因此绰号“突厥扎德”,也就是突厥人的后裔。他继续采用自己父亲的政策,同伊朗贵族和祭司阶层进行残酷斗争,对基督教徒实行和平政策,依靠绝大多数由白匈奴、突厥人和其他非伊朗民族组成的民众[皮古列夫斯卡娅1946:84-85]。

588年,巴赫拉姆·丘宾大胜白匈奴和突厥人的军队之后,萨桑王朝的沙汉沙赫胡尔马日德四世就把巴尔赫和整个呼罗珊赏赐于他。乔尔·哈康被杀之后，他的儿子埃尔-捷金在派康德要塞加固了防御工事。巴赫拉姆·丘宾围攻他并迫使其投降,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但他只送了一部分给胡尔马日德，其余全部据为己有。这让沙汉沙赫十分愤怒，就解除了他的职务[Macoudi Ⅱ:213-214;ad-Dinawari:84-85]。巴赫拉姆·丘宾与突厥人订立同盟，亲自指挥突厥志愿军团和联军一起向萨桑王朝首都克特西丰城推进。他宣布萨桑王朝是篡位者，合法政权理应属于帕提亚的阿尔沙克王朝，而他本人是阿尔沙克王朝政权的合法继承人[Shahbazi 1989:521]。胡斯拉夫二世帕尔维日从自己的首都逃到拜占庭皇帝马夫里基那里。巴赫拉姆·丘宾篡夺了萨桑王朝的最高权力后，执政1年并发行了铸有自己肖像的硬币。591年，仍然效忠胡斯拉夫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拜占庭和波斯联军在亚美尼亚的巴利亚拉特河旁打败了巴赫拉姆·丘宾的军队，抓了很多突厥人当俘虏[西莫卡塔：131]。这之后，巴赫拉姆·丘宾被迫逃往东方的费尔干纳，逃到突厥人那里[古米廖夫1960：229-230]，成为了突厥可汗帕尔穆德（埃尔·捷金）的朋友和谋士[Mustawfi-iQazwini:121]，并与这位汗王的女儿结了婚。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胡斯拉夫二世帕尔维日暗中雇来的杀手所杀死[Chavannes 1903:242-245;古米廖夫1967：131-132；乌萨诺娃1995：29]。

萨曼-胡达特 

萨曼-胡达特正是出自这桩婚姻的后裔。其家谱中的某些名字,包括坦加奇(坦加斯、坦加斯普、塔格马斯、坦加尔斯、坦加特、萨姆塔甘),都可能具有突厥起源。在援引其家谱上萨曼-胡达特祖先的其他名字中，绍尔（شاول）、塔甘（طغان） 和贾巴（جبا）可以与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人中十分流行的名字或尊号苏尔(萨乌尔)、图甘和贾布古相对比。此外，众所周知，突厥人广泛使用伊朗族系的名字。

萨曼王朝世代相传的名字与萨曼-胡达特祖先的名字和尊号有关。根据文献，其是位于巴尔赫[Hamzae Ispahanensis:237;纳尔沙希：56]、撒马尔罕[al-Moqaddasi:337-338;JacutⅢ:13]或铁尔梅兹[谢苗诺夫1955：3-11]地区的萨曼村的建立者和统治者。

有关这个名字或名称的词源存在各种观点。在关于萨曼王朝起源的传说中，“萨曼”一词被赋予“完善”的意义[谢苗诺夫1955：4]。在来自波斯语的译文中，萨曼（سامان ）一词意味着“秩序”、“协调”、“福利”和“财富”[ПРСⅡ：13]。在巴列维语（中世纪的波斯语。——译者注）中，“萨曼”的意思是“边界”、“地区”[Anthologie:424;Dencard:160,164;Dadastan i Denig:244,281]。也提到了专有名词“萨曼Sam(an）”[Dencard:24，160；Dadastan i Denig:107]或“萨曼人（Thamanaois）”,以及Harahvatiš地区的居民[Herzfeld 1947: II: 708]。根据某些资料，伊朗白益王朝也源于某个萨曼，后者出自萨桑王朝巴赫拉姆·古尔的后代[比鲁尼1957：51]。但我们认为，词源上的这一切没有说服力，而且多半不符合事实。

也有人尝试把名字“萨曼”的起源与“沙曼”（šaman）一词相联系[Günaltay 1938: 77]。在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乌拉尔-阿尔泰民族中常常能遇见萨曼/沙曼/萨马伊/萨马尔民族，其族源和南部地区有关，在同操阿尔泰语的远古时期，这个民族从南部被带到前者的生活环境中[瓦西列维奇1965：139-145]。别鲁尼(原文是Беруни)把中亚的一个宗教团体叫做阿什-沙马尼亚（الشمنية），该团体的信徒是多神教教徒，但对婆罗门深恶痛绝[比鲁尼1963：66-67]。呼罗珊的居民把佛教徒称作沙马尼因（شمنيين）或沙曼人（波斯语中“沙曼”一词的复数形式）（شمنان）[al-Biruni: 206;比鲁尼1957：204]。伊本·安纳季姆称佛教徒为阿斯-萨曼尼亚（السمنية）[Flügel 1862: 76, 105, 385]。

在印度神话中，šamana的意思是“统治者”，是伊玛的名字之一；而在佛教传统中，šramana的意思是“那个努力的人”，是佛教等级中的第二级。“沙曼”一词可能正是源于这个词[Louis VIII: 41, 344]。在中世纪的印度提到过萨曼城（سامان）[吉阿萨丁：186]。

在拜火教的宗教文献中，名字“萨曼”是与这样一些魔鬼及人物的名字一起 被同时提及的，如阿卡塔什（Akataš），阿科曼（Akoman），阿拉斯泰（Arastay），瓦兰（Waran），纳哈伊斯（Nanhais），萨布克（Sabuk），塔乌列奇（Taureč），希奥（Hyon）和扎列奇（Zareč）[Anthologie: 395, 414, 430; Dencard: 24, 160; Dadastan i Denig: 107]。在拜火教教徒看来，佛教的神和神职人员可能犹如“魔鬼”一样，而在其中一些人名的构成中可以见到突厥语词和突厥的族名：阿瓦尔、库曼、泰、塔什、图尔和希奥。巴列维语词“萨曼”（Sahman）出自梵语，意指“给予关怀的人”[Dehkhoda VIII: 11769]。

突厥的最高可汗埃尔-捷金(帕尔穆达)是一位佛教徒，巴赫拉姆·丘宾娶了他的女儿。588年，巴赫拉姆·丘宾被任命为吐火罗和犍陀罗的统治者，这两个地方都是突厥汗国的组成部分[Chavannes 1903: 157]。克什米尔的寺庙建筑与佛教在布哈拉的传播都与他有关[斯塔维斯基1960:115]。759-764年间，中国旅行者吴空在克什米尔和犍陀罗的佛教圣地看见过几座6～7世纪由突厥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兴建的寺庙,这些建筑已经上百年了。克什米尔有一座突厥人时期建造的“哈通神庙”和以突厥最高统治者的儿子埃尔-捷金命名的寺庙(Ve-li-te-le或 Vе-li-tegin神庙)。在犍陀罗有一座捷金-沙神庙(храм Tegin-cha)，是“突厥皇帝的妻子”哈通修建的[Chavannes 1903: 198,242-245;利特温斯基，赛马利1971:120]。通·亚布古汗也是一位佛教徒，约630年,他亲切接见了玄奘并听过后者宣讲佛法[Beal 1990: 42–44]。

300-351/912-962年，萨曼王朝在喀布尔和加兹尼地区发行的迪尔亨姆银币上有牛和骑士的图案(Av)，以及用古印度音节文字表述的印度铭文（Rv），读作“纪念Sri Khudavayaka神”。这些银币的另一种样式上是牛、Sri Khudavayaka神(Av)和骑士（Rv）的图案[Mitchiner 1977: 132]。

在撒马尔罕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所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费尔斯铜币，是359/969-70年在费尔干纳以萨曼国王阿尔-曼苏尔·伊本·努赫和他儿子阿赫马德·伊本·阿尔-曼苏尔的名义由萨曼王朝的地方行政长官克雷奇·阿尔-哈吉布·阿赫马德·伊本·阿里铸造的[КИ II: 102]。在这种铜币的Av上是经典的佛教图案（围成圆圈的8瓣花结，里面套一个围成正方形的花结，再里面是又一个圆形花结），这是北派佛教（如大乘佛教和密宗）公认的太阳和宇宙的象征，中世纪时该佛教在中国（尤其是西藏）、中亚和东突厥斯坦非常流行[托波罗夫1991：101；Mandala: 767]。中间有8瓣花结的经典曼达拉图案也是佛陀的象征，这个图案恰好出现在8～9世纪，也就是佛教密宗形成的时期[阿拉波夫2002：12-16]。在塔什干艺术画廊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银行古钱藏品中，珍藏着哈拉汗王朝的某些铜币，其上面也可以见到这种曼达拉的图案（#41, #42, #43）。

在布哈拉的萨曼王朝陵墓外墙上，描绘着中间是正方形和圆圈交错组合的复杂几何图案，这一标志是萨曼王朝与佛教有关的又一明证[普加琴科娃，列姆佩尔1960：67；普加琴科娃1968：121；布拉托夫1976：85]。中世纪初期，在中亚和东亚最大的佛教祭祀中心之一——敦煌石窟中描述佛教故事情节的壁画上，绘刻的正是这种标志[阿拉波夫2002：120-125]。

我们认为，这些资料对于确定萨曼王朝的起源有很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萨曼-胡达特可能不是拜火教教徒，而是如文献中所讲述的那样[加尔迪济：62]，是一位佛教徒，这与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佛教在他出身地——巴尔赫占主导地位是相符的[Barthold 1945: 48]。也不排除，萨曼-胡达特可能是摩尼教信徒。强大的摩尼教村社在巴尔赫及其附近地区也存在了几百年（3～8世纪）。6世纪时，一种体现摩尼教徒与佛教徒密切联系的、神奇的安息摩尼教文字被记载在这里[斯塔维斯基1977：178；利特温斯基，赛马利1971：115]。我们从文献中得知，在7～8世纪的吐火罗，包括恰加尼昂，摩尼教信徒的作用相当大。佛教和摩尼教在中亚并存了很长时间，佛教对摩尼教东支的影响十分巨大，在摩尼教文字中，“摩尼”就被叫做“佛陀”[东突厥斯坦1992：526]。根据伊本·安纳季姆的资料，除了萨曼尼伊（阿斯-萨曼尼亚），也就是佛教徒，最早从吐火罗迁移到马维拉纳赫尔的人就是摩尼教信徒[Flügel 1862: 76, 105, 385]。

贾巴汗 

按照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说法，萨曼王朝和巴尔马克家族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是某个叫贾巴汗的后裔[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15a]。萨桑王朝沙汉沙赫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531-579年执政）的军队占据巴尔赫城时，吐火罗贾布古王朝的贾巴汗是该城的统治者，也是中国玄奘大师的同时代人（630年）[Togan 1969: 282]。6世纪80年代，巴尔赫的行政长官贾布古汉是萨桑王国的藩臣，他和胡尔马日德四世派来的、巴赫拉姆·丘宾的军队一起反击过由巴米扬的统治者和其盟友卡布尔沙赫组成的、进攻巴尔赫的联军[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12б-313а]。根据法扎伊利·巴尔赫（Фаза’ил-и Балх）的资料，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巴尔马克家族作为创建纳乌巴哈神庙（храм Наубахар）的人，在位于巴尔赫西部边界的贾巴汗地区拥有住地，该世系也由此而来[阿尔-巴尔希：19，37]。

巴尔赫的白匈奴统治者和突厥统治者使用的钱币很有名，它是按照萨桑王朝钱币的样式铸造的，上面铸刻着王朝的尊号“亚布古”——yabguBahlikano，也就是“巴尔赫的亚布古”或“亚布古·巴克特里斯基”[Göbl 1967: 141, 182;尼基京1986：82，87]。6世纪下半叶，曾以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名义在巴尔赫铸造过钱币[尼基京1986：50]，而从7世纪前1/4起，又以巴尔赫的突厥亚布古的名义重新恢复铸造[Walker 1941: 14]。中国的玄奘大师，7世纪时曾到访巴尔赫，他把巴尔赫称作“小皇城”[Julien 1857 I: 29 ]。

12世纪，阿斯-萨马尼提到位于巴尔赫城门附近的贾巴汗村，并指出其存在于9～10世纪[阿斯-萨马尼Ⅲ：171；JacutⅡ:14]。根据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资料（17世纪），从老“艾德加赫”（或叫“穆萨拉伊·卡季姆”），也就是举行全民祷告和宗教节日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新“艾德加赫”（穆萨拉伊·贾季德）的地方，被叫做贾巴汗纳巴德[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17б]。在巴尔赫城外商业区的城墙边，座落着高墙围绕的卡莱·贾巴汗要塞和贾巴汗本人的宫殿[Togan 1969: 281 – 282]。位于西墙（沙赫里·别伦）的大门（达尔沃扎），也就是新老“穆萨拉”之间外城的城门[哈菲日·塔内什：317а-317б]，也叫贾巴汗大门（或叫“Дарб-и Ваки‘а”）。在这座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并不存在、而于17世纪修建的大门旁边[Togan 1969: 282, 283]，有一个街区叫古扎里·贾巴汗，一直延伸到中心沙赫里斯坦[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07б]。也不排除，伊斯兰教之前的巴尔赫大门巴布·阿特-图尔克（达尔瓦扎-伊·图尔克）就坐落在这里，在贾巴汗大门所在的地方[卡马利丁诺夫1996：317]。

17世纪，在沙赫里斯坦西部还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公园——巴吉·哈尼公园，属纳德尔·穆罕马德汉所有。它从东边的占克尔季比亚清真寺延伸到西边的达尔瓦扎伊·贾巴汗，从南边的吉赫·沙伊赫大门到北边的贾巴汗城门塔楼。公园里有几座高大的建筑，一些美丽的城堡和花坛[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06б]。这座花园在11世纪也被称作巴吉·布祖尔克花园。按照阿布-法兹尔·拜哈基的说法，当阿米尔(统治者,亲王或大公。——译者注)马苏德·加日纳维逗留巴尔赫时，曾3次带着自己的随员和长椅在这座位于沙赫里斯坦的花园里歇息。因此可以说，这座花园是在伊斯兰教之前由巴尔赫的突厥统治者贾巴汗建造的，此处还有他的府邸。

按照阿尔-霍列兹米的说法，古兹人和葛逻禄人(8～10世纪居住在中亚七河流域的突厥部落)的统治者叫贾布亚[al-Khowarezmi: 120；阿尔-霍列兹米：219]。7世纪的巴列维语文献中说，萨桑王朝在巴尔赫有一个反对者叫亚布-哈康[Markwart 1931: 10]。根据亚美尼亚文献，西突厥汗国的行政长官叫杰布-哈康，也就是可汗贾布古[古卡相1971:247]。西突厥汗国最高的可汗图恩·贾布古汗(618-630年执政)也带有贾布古汗的尊号[古米廖夫1967:159]。为纪念自己的父亲，图恩·贾布古的儿子塔尔杜-沙德(625年被任命为吐火罗和犍陀罗的统治者)发行了一种饰物，在这个饰物上，图恩·贾布古被称为jeb MLK’n MLK，也就是“杰布(贾布古)·沙汉沙赫”或“杰布(贾布古)王之王” [Harmatta 1982: 167 – 180; Harmatta, Litvinsky 1996: 370]。中世纪时，在与克什米尔交界的地方提及过贾巴汗地区[绍米:271]。

因此，从上述各种文献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贾布亚、杰布、亚布和耶布都是描述突厥尊号“亚布古”或“贾布古”的不同形式[Bosworth, Clauson 1965: 9–10]。前面提到的巴尔赫统治者贾巴汗的名字也属此列[Togan 1969: 282]。这个具有不同读音的名字(贾巴、朱巴、朱塔、贾姆昌、贾西曼、吉斯曼、朱斯曼、哈米塔恩、胡达特、胡塔、哈曼、萨桑等等)在中世纪的文献中被当作萨曼-胡达特父亲的名字。毫无疑义，贾巴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在几种互无关联的文献中都记载着他的名字：阿斯-萨马尼(12世纪)，亚库特(13世纪)，伊本·塔格里巴尔季(15世纪)，哈菲济·塔尼什(16世纪)和马哈茂德·伊本·瓦利(17世纪)。可以设定，贾巴汗的名字实际上是统治者托戈鲁尔的尊号，这是萨曼-亚布古的父亲，在伊斯兰教最初流行时统治过巴尔赫[阿尔-拉里:234а]。

在牛津大学的古钱币藏品中，珍藏着一枚萨曼国王曼苏尔一世伊本·努赫（350-365/961-976年执政）于358/968-69年发行的银饰。其正面右首铸有该统治者肖像，两句巴列维语铭文分别排列肖像两旁。右边的铭文读作MLK’’n MLK’，意思是“王之王”，也就是“沙汉沙赫”，左边的铭文读作ŠHN。饰物背面除了通常的穆斯林用语（لا الاه الا الله وحده و لا شريك 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外，还刻着他带有沙皇尊号的名字阿尔-马利克。这位统治者的肖像令人很感兴趣。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的脸型混合了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特征，且后者的特征居多。凸显的鼻子是西突厥人、包括呼罗珊的突厥——奥古兹人所特有的。脸的上半部骨头突出是蒙古钦察人的典型特征。巴旦杏核状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皮十分肿胀。头上那顶独特的帽子，有点像构成复杂的王冠。右耳上戴一只球状的耳环，王冠下有一条浓密的卷发辫，垂在背后。

从肖像研究的角度看，它与7～8世纪吐火罗、喀布尔和犍陀罗的突厥统治者肖像有相似的血统，后几位统治者模仿萨桑国王胡尔马日德四世发行的德拉克马币，在他们自己发行的钱币上铸刻本人的肖像[www.zeno.ru]。但625年左右，塔尔杜-沙德在昆都士发行的纪念币就与它完全相似了。塔尔杜-沙德是最高突厥汗图恩-亚布古的儿子，以及吐火罗和犍陀罗的突厥“亚布古”王朝创始人，因彻底战胜白匈奴而发行了这枚纪念币。对饰物的肖像研究，就像研究吐火罗突厥“亚布古”的某些钱币一样，一方面能发现它对沙汉沙赫胡尔马日德四世的德拉克马币有模仿，另一方面还发现它对印度宗教传统的仿效[Harmatta 1982: 168]。这枚饰物上铸有图恩·亚布古汗的肖像，他被称为jeb MLK’’n MLK’，也就是“耶布(亚布古)沙汉沙赫，意思是王之王”[Harmatta, Litvinsky 1996: 370]。

我们认为，这枚饰物的正面是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正面的原型。两幅肖像的相似几乎表现在所有的细节上——同样是巴旦杏核状的大眼睛和垂在背后的辫子，同样的服装和以牛角为翼的王冠。区别只是，萨曼王朝饰物上的肖像更明显地表现出蒙古人种特征，耳朵上戴的耳环是由一块石头构成，而不是像图恩·亚布古汗肖像上的耳环由三块石头组成。肖像的左右两边也同样有波斯中部的铭文。图恩·亚布古汗饰物的背面铸有一个祭坛和两位祭司，以及头发呈火焰状的湿婆神像。而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背面没有这些标志，只有阿拉伯铭文。

毫无疑义，饰物上的这两位统治者都是突厥人，他们的人类学特征，一只耳朵上戴的耳环，最主要是束辫的发式都能证明这一点。两位统治者肖像的特点是没有胡子，这与对萨桑王朝沙汉沙赫和白匈奴统治者所发行钱币上的肖像研究有矛盾。萨桑王朝的沙汉沙赫长着独特的大胡子和小胡子，头发在头顶上卷成一团。白匈奴的统治者长着小胡子，头发从后面剪得很短。两位统治者头上的王冠也和萨桑国王的王冠不同，而是与突厥喀布尔沙赫及片吉肯特的突厥统治者的王冠十分相似[Harmatta 1982: 169 – 170]。众所周知，在采用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字之前，前两位可汗使用的是粟特文字，更早些时使用巴列维文字。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假定，伊斯兰教之前的萨曼王朝先祖，包括萨曼-胡达特，正好都属于吐火罗的亚布古王朝，其创始人就是最高突厥汗图恩-亚布古的儿子塔尔杜-沙德。А.З.瓦利季·托甘同样提出一个假设，认为萨曼-胡达特的先祖不仅属于吐火罗的葛逻禄贾布古王朝，还是最高突厥汗之一——库克姆汗的后裔，并以库克姆汗的名义统治突厥-奥古兹人[Togan 1981: 112]。统治吐火罗150多年的突厥亚布古王朝，其创始人出身于领导过第一个突厥汗国的突厥-阿申人[博博约罗夫2003:3-12]。

还需要弄清楚的是，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上铸刻的到底是哪位统治者？可能是图恩·亚布古汗或另一位最高突厥汗，因为他拥有“王之王”或沙汉沙赫的尊号。曼苏尔·伊本·努赫饰物上的肖像图案表明，萨曼王朝把他尊为本世系的最高先祖。他与巴赫拉姆·丘宾可能有亲属关系，因为根据文献，后者与图恩·亚布古汗年长的同辈、扬格-索乌赫-捷金(萨维沙赫)的儿子——埃尔-捷金汗(帕尔穆达)的女儿结了婚。也不排除，萨曼王朝的饰物上铸刻的正是这位可汗——萨曼王朝最高先祖的肖像。

但是，“王之王”的尊号也以古印度音节文字的形式shaonanoshao被铸刻在贵霜王国统治者的钱币上。因此，拥有这个尊号的可能不仅是最高突厥汗，还包括认为自己是贵霜国王后裔的、吐火罗的突厥亚布古。这说明，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上铸刻的统治者可能是萨曼王朝血统较近的先祖之一——贾巴汗或萨曼-胡达特。

汉文献中引用的是588～750年在吐火罗执政的突厥亚布古们的名字。他们的府邸一开始在昆都士，后来在巴尔赫。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他们的王朝迁移到巴达赫仍继续存在[比丘林Ⅱ:321-322; Chavannes 1903: 156–158]。应当说，萨曼-胡达特的父亲贾巴汗与这个王朝最后一批代表中的某一位是相符的。吐火罗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埃尔-捷金(帕尔穆达)(588-590年)，然后是图恩·亚布古汗的儿子塔尔杜-沙德(618-630年)，再往后是伊什巴拉·亚布古(660-700年)，纳杜尼利(700-720年)，库特鲁格·图恩·塔尔杜(720-730年)，希利曼·加罗(约750年)[ 博博约罗夫2003:6]。贾巴汗与萨曼-胡达特的执政时间与这个王朝最后3位代表的执政时间是一致的。

萨曼-亚布古 

因此，某些中世纪的传说，提及萨曼-胡达特是古代突厥-奥古兹人的传奇君主，令人很感兴趣。于是，按照拉希德·阿德丁的说法，继一位名叫托库兹·亚弗库伊(或杜库尔·亚弗库伊)的传奇可汗在马维拉纳赫尔的统治之后，是一位名叫萨曼·亚弗库伊(也叫萨曼-胡达特)的贵族(阿斯尔扎杰)汗王执政，后者是整个萨曼王朝的先祖[拉希德·拉德丁1987:94;Togan 1972:112]。在阿布-加济的著作中，这位汗王(也就是萨曼·亚弗库伊)叫“阿斯尔扎杰”(“贵族的”)，并指出他执政了20年。根据这份资料，他是在阿尔斯兰汗执政10年之后，又是在塞尔柱王朝的先祖阿尔斯兰汗和名叫库克姆·亚弗库伊的汗王之前执政[科诺诺夫1958:69]。根据在伊本·阿尔-巴尔希的著作中也提到的这位库克姆·亚弗库伊的情况，他的女儿就是萨桑王朝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妻子和胡尔马日德四世的母亲。根据这个故事稍后的版本，“亚弗库伊”一词的意思是“部落首领”，也是朝代的名称[穆罕默多娃1978:169-171]。
 

穆斯利赫·阿德丁·穆哈马德·阿尔-拉里(15世纪)在自己的著作《时代的镜子和变动的车轮》(Мир’ат ал-адвар ва мирхат ал-агйар)中也引用了拉希德·阿德丁关于萨曼王朝奥古兹起源的报道，他援引的是拉希德·阿德丁的文章《大事汇编》(Джами‘ ат-таварих)[阿尔-拉里:234а]。根据穆哈马德·阿尔-拉里的资料，萨曼王朝的先祖萨曼-亚布古(也叫阿希尔扎杰)出身于奥古兹人的突厥世系。在伊斯兰教流行初期，该世系有一位统治者叫托格鲁尔，萨曼-亚布古在他之后开始执政[阿尔-拉里:234а]。我们认为，这位名叫托格鲁尔的统治者，在拉希德·阿德丁的著作中被叫做托库兹(杜库尔) ·亚弗库伊。穆哈马德·阿尔-拉里补充道，当萨曼-亚布古来到梅尔夫时，塔希尔·祖尔-亚米纳因时任阿尔-马蒙的阿米尔，就负责教育他[阿尔-拉里:234а]。

根据哈姆德·阿拉·卡兹维尼(14世纪)的资料，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曾是马维拉纳赫尔的统治者，而萨曼-胡达特的父亲是一位将领。阿拉伯人入侵之后，萨曼父亲的处境变得不好，成了一位贵族的骆驼向导。但因其出身高贵且志向高远，他不满足于现状，就去了突厥斯坦当强盗。一段时间之后，他变得相当强大，于是占领并控制了阿什纳斯城，当了城主[Mustawfi-i Qazwini: 379]。洪达米尔(15世纪)也引用这些资料，指出萨曼父亲攻占了沙什城[汉达米尔Ⅱ:352]。

阿尔库克 

《萨季亚》(17世纪)中引用了铁尔梅兹萨伊德家族的家谱，根据该作品，当阿拔斯王朝夺取呼罗珊的政权后，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一个叫阿尔库克或阿尔卡克的人从费尔干纳来到铁尔梅兹。他从铁尔梅兹又来到巴尔赫，在这里从萨伊德的哈桑·阿尔-阿米尔的手中接受了伊斯兰教，后者是伊玛姆(穆斯林国家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阿尔-胡赛因·伊本·阿里的后裔和阿拔斯王朝的亲属。然后他到巴格达找哈里发，后者因哈桑·阿尔-阿米尔的推荐而任命他为巴尔赫的执政者。当哈桑·阿尔-阿米尔决定搬迁到铁尔梅兹发展公用事业和开疆拓土时，阿尔库克(阿尔卡克)和他一起动身前往，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献给他，还亲自参加修复城市。阿尔库克本人在铁尔梅兹周边创办了一座村镇，把它兴建起来，开辟出几个大花园，并移居此地，称之为萨曼。他的儿子阿萨德在这里出生，阿萨德在父亲死后负责管理很多地区。阿萨德有3个儿子——努赫，纳斯尔和伊斯马伊尔。他们长大后，阿萨德任命纳斯尔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自己则去了费尔干纳，直至去世[谢苗诺夫1914:3-20;1955:3-4]。19世纪，铁尔梅兹的郊区就叫沙赫里·萨曼，而在位于古铁尔梅兹以东3公里处的克尔克兹遗址，还能看到萨曼王朝祖遗的城堡残壁[哈基莫夫1983:149-153]。

萨曼-胡达特的费尔干纳家系令人毫不怀疑，因为他的先祖巴赫拉姆·丘宾(娶了最高突厥汗埃尔-捷金(帕尔穆德)的女儿)正是在这里繁衍后代并走完生命的尽头[ad-Dinawari: 98 – 102; Macoudi II: 223 – 224; 古米廖夫1960: 229 – 230]。如果考虑到埃尔-捷金是佛教徒，那就可以设定，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在库巴城拥有居住地，7～8世纪时，那里有一座突厥人兴建的大型佛寺[布拉托娃-列维娜1961:241-250]。

至于阿尔库克(Аrquq)或阿尔卡克(Arqaq)的名字，这是我们得知萨曼-胡达特这一真名的唯一来源。应当指出，Аrquq(Arqaq)是纯突厥的名字，具有突厥名字的典型词尾-aq (-qaq, -γaq)或-uq (-quq, -γuq)[ДТС:653,654]，排列在这样一些名字之中，如Qunaq, Tuqaq, Tutaq, Seljuq等等，从古突厥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顽强的”。在马哈茂德·阿尔-卡什加里的词典中，引用了名字Arquq和词组arquqkiši“顽强的人”[科什加里Ⅰ:109; ДТС:54]。

卡库达尔 

根据这个故事较新的版本(用乌兹别克语记载在18世纪的一份手稿中[阿尔-乌斯图尔拉比])，萨曼-胡达特也有一个外号叫“卡库达尔”，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有辫子的人”(卡库)，中世纪时这样称呼那种男子头上的头发向后梳，编成一条辫子，再用一条小带子在后脑勺旁边扎起来并垂在背后的发式。这种发式在古代是匈奴人的典型特征，而在中世纪早期，则主要是突厥人的典型特征[魏因施泰因，克留科夫1966:179]，汉文献的资料[比丘林Ⅰ:167;Ⅱ:254]和大量造型的[阿尔巴乌姆1960:137，第二幅图;1975:30,31; Esin 1970: fig. 9a, 9b, 10; Rahmonov 2001: 38, 45; fig. 2, 6, 9]、碑文的[库巴列夫2001:103;Tashbayeva 2001: 194–195;波马斯基娜1970:435]和雕塑艺术的文物证实了这一点。

离苏丹-绍达特建筑群不远，在位于铁尔梅兹地区的纳穆恩村，保存着卡库达尔的陵墓（хонако）（16世纪）。这座陵墓中间的厅堂完全为坟场所占据，它的来历就如同这座追悼亡灵的纪念性建筑是为谁而建一样不得而知[阿尔沙夫斯卡娅1982:86-88]。可以假定，这里曾埋放着萨曼-胡达特家族最早的后代的坟茔。于是，就像他本人一样，根据传说，在生命的尽头回到了家乡费尔干纳并埋葬在那里。

关于卡库达尔的民间故事材料有文献证实。上面提到，在萨曼国王曼苏尔一世伊本·努赫（350-365/961-976年执政）于358/968-69年发行的银饰上，正面铸刻的统治者肖像的王冠下就压着一条浓密的卷发辫，垂在背后。也许，这枚饰物上铸刻的就是萨曼-胡达特或他的父亲贾巴汗。

结语 

综上所述，足以假定，巴赫拉姆·丘宾出身于古老的突厥贵胄——贵霜王国或马萨格泰的阿萨息斯王朝的分支。它并入了中亚的西徐亚游牧部落联盟，于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结束了希腊-马其顿征服者在安息的统治，和邻近的其他非伊朗民族的多数代表一样，曾为萨桑王朝服过兵役。

巴赫拉姆·丘宾的家族领地位于巴尔赫地区，在他担任呼罗珊驻巴尔赫的马尔兹潘（中世纪伊朗的行政长官）时被兴建起来。它一直存在到被阿拉伯人占领的那一天，中世纪时以丘宾村或丘宾纳巴德村而闻名。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巴赫拉姆·丘宾在巴尔赫起义反对萨桑王朝，与突厥人订立同盟，占领了萨桑王朝首都克特西丰。590年，巴赫拉姆·丘宾篡夺了萨桑王朝的最高政权后执政1年便被拜占庭军队打败，被迫投奔突厥人。在那里他成为吐火罗第一位突厥亚布古（后来的最高突厥汗埃尔-捷金（帕尔穆达））的朋友和谋士，随后又与之结亲，娶了后者的女儿。巴赫拉姆·丘宾最后住在费尔甘纳的库巴城，那里有他的居住地和与突厥公主成婚的后代——萨曼王朝的先祖。618年，突厥人占领吐火罗之后，其中一些人迁回巴尔赫，并把自己的（早先属于巴赫拉姆·丘宾）家族领地收归己有。贾巴汗和萨曼-胡达特是巴赫拉姆·丘宾的曾孙或玄孙辈。

文献中的某些报道指出了萨曼-胡达特的突厥出身，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评定可信。比如，阿尔-穆卡达西（10世纪）报道的来自萨曼村的突厥人情况，阿斯-萨马尼（12世纪）关于巴尔赫地区贾巴汗村的报道以及几乎在所有文献中都把贾巴汗作为萨曼王朝的先祖（10-12世纪），还有《Фаза’ил-и Балх》（12世纪）中关于贾巴汗村的萨曼王朝与巴尔马克家族起源的报道以及对之进行补充的、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资料《Бахрал-асрар》（17世纪）。在较新的文献中(拉希德·阿德丁，阿尔-拉里，穆斯塔菲-卡兹维尼，米尔洪德，阿尔-乌斯图尔拉比，《萨季亚》和伊斯马伊尔·萨马尼捐赠的文献）记载的有关萨曼-胡达特的父亲、萨曼-亚布古、阿尔库克和卡库达尔的报道十分传奇，但其中某些可以表现出真实事件的余波，且有文献证明——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上刻有图恩·亚布古汗或贾巴汗的肖像。

因此，根据已有资料完全可以证明，萨曼-胡达特是源于萨桑王朝的非伊朗姓氏的代表[加富罗夫1958:51-55;涅格马托夫1977:18;Mercil 1994: 253]，就像他光荣的先祖巴赫拉姆·丘宾拥有奥古兹-突厥出身一样。如果巴赫拉姆·丘宾出身于呼罗珊已伊朗化的古奥古兹人的后代，那萨曼-胡达特就是他与最高突厥汗家族女性婚生的后代，他们在费尔干纳有亲属关系。正因如此，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在文献中被称为马维拉纳赫尔的统治者，而只有最高突厥汗姓氏的成员才能担任这一角色。他的父亲贾巴汗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做过巴尔赫的统治者，拥有突厥的尊号亚布古（贾布古）和突厥名字托格鲁尔。贾巴汗的府邸位于巴尔赫城外商业区西北的贾巴汗要塞，他还在要塞中为自己的儿子萨曼修建了单独的村庄。贾巴汗还修建了一座佛寺和纳乌巴哈神庙，这座神庙的最高祭司——巴尔马克家族也自认是他的后裔。90/709年，阿拉伯人占领巴尔赫并损毁纳乌巴哈神庙之后，贾巴汗动身前往突厥斯坦，夺取了阿什-沙什城的政权。该城原属突厥人，134/751-52年，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战役中打败中国人后，归属于阿拉伯人。

萨曼-胡达特从费尔干纳来到梅尔夫，在塔黑尔王朝创始人塔希尔·伊本·阿尔-胡赛因的协助下接受了伊斯兰教。萨曼-胡达特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像自己的先祖贾巴汗与巴尔马克家族一样信仰佛教。他拥有突厥名字阿尔库克和佛教名字萨曼。他按突厥的习俗把自己的头发编成一个长辫，因此外号叫卡库达尔。和他父亲贾巴汗一样，他也拥有尊号亚布古（贾布古），这是吐火罗突厥统治者的朝代封号。萨曼-胡达特（萨曼-亚布古）在吐火罗的不同地区修建了几个村庄（铁尔梅兹，胡塔兰，萨曼冈），后来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可以假定，他不仅是村庄的创建人，还像他的先祖埃尔-捷金（帕尔穆达）和父亲贾巴汗一样，也是佛教寺庙的创建人。

萨曼-胡达特和其先祖一样，出身于中亚定居的突厥人，具有悠久的农业文化和城市文化传统。中亚古代和中世纪定居的农业居民与城市讲突厥语居民的后裔在20世纪初以“萨尔特人”的叫法而出名，无论是与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还是中亚操伊朗语的定居民族都有区别[Kamoliddin 2004: 63 – 64]。1924年布尔什维克划分行政区划之后，他们构成了现代乌兹别克人的基础[卡莫利丁2004:34-41]。因此，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萨曼王朝在中亚的统治应当被看作乌兹别克人民与国家机构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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