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纽带，而钱币则是构成丝绸之路交流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丝绸之路不仅用于丝绸交易，一切东方异国能够提供的奇珍异宝都通过这一纽带进行交易，包括香料、宝石以及自然资源等。除了物质财富，还有文化、宗教和艺术等各方面的精神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在地图上很难指出一条固定的道路认为其就是丝绸之路，因为交通道路的形成仰赖各方面因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地理因素。这些因素之一就是自西向东的商队所遵循的方向和路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沿着这些道路我们发现了包括拜占庭钱币的各种货币。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代，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早期（330-717），丝绸之路上西边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君士坦丁堡，东方则是隋唐时期的长安（西安）。在这两个伟大帝国，拜占庭帝国和中国之间有无数的政治体，城邦，绿洲等，他们的存在增强了丝绸之路的活力。

从丝绸之路出现开始，沿着这条贸易通路，共存着各种各样受到了中国和希腊影响的货币传统，通常刻写着当地的独特文字。其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钱币，最初由罗马帝国发行，在分裂之后则通行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在亚洲发现了大量的拜占庭钱币，至于我们所关心的丝绸之路的拜占庭钱币，在考古和历史方面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亚西部和东部的发现，在喀什噶尔以东和喀什噶尔以西发现的钱币之间有一条明确分界线，这成了全面考察这一课题的障碍。大部分人主要研究中亚东部，即喀什噶尔以东地区的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

本文主要梳理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准备的另外一篇文章则详细考察亚洲发现的拜占庭钱币。

关于中亚西部（喀什噶尔以西）所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主要参见Michail E. Mansson(1951; 1972), Eduard Rtveladze (1996), Valentina Raspopova (1999)和Alexander Naymark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Michail E.Masson是首位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他写了一篇从钱币史料的角度研究中亚和拜占庭帝国关系的专题论文（1951）。他通过对可用材料的分析，把拜占庭钱币流入中亚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395年之后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开始，到突厥人于6世纪中期在中亚建立政权为止(1951, 94)。第二阶段从6世纪下半叶突厥人在中亚建立突厥帝国开始，直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入侵此处为止(1951, 98)。第三阶段从8世纪初开始，持续到9世纪发生的银币危机。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一直到12世纪。M.E.Masson认为拜占庭钱币构建了一个模式，各种当地货币系统都乐于效仿，并在此基础上或精细或粗略的对其进行复制。支持这一产生于1950年代理论的，是发现于Ahangaran（塔什干Tashkent地区）的独一无二的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的古罗马金币（solidus）。Masson在1972年的论文中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Masson这一看法，即拜占庭钱币对中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被之后的学者接受并进一步发展。

Eduard Retveladze有两篇关于丝绸之路和中亚拜占庭钱币的文章，写于1990年代。第一篇文章中，他介绍了对于沿丝绸之路中段所发现的钱币进行的新的时间分界，他把钱币流入中亚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3世纪，第二阶段为4-7世纪，这个阶段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4-5世纪和晚期的6-7世纪，第三阶段为7-8世纪。拜占庭钱币主要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出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先简短地介绍了钱币发现的背景，他倾向于这些钱币用于货币流通，因为他们没有孔洞，也没有其他用于装饰作用的因素。金币被用于货币流通，这是已经由中文史料中对东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记载所证实的，尤其被阿斯塔纳墓葬中的发现所证实，这一发现由Lubo-Lesnichenko发表。根据Retveladze，文献中提到的金币主要指拜占庭的古罗马金币solidi以及萨珊王朝银币迪拉姆dirham。还有与此类似的论文，作者是Helen Wang(2002, 2007)和林英(2003a)，本文中还会进一步介绍。Eduard Retveladze (1999, 25)总结了拜占庭钱币对中亚的影响，他提出四点：第一，拜占庭的古罗马金币solidi填补了中亚市场上没有金币这一空缺，因此是真正的支付手段；第二，它成为当地金币的模型，而当地金币最终也进入了货币流通；第三，它成了制作仿制品的灵感来源，这些仿制品用于首饰或护身符，亚洲的基督徒移民亟需此类装饰物；第四，拜占庭钱币的图形对于Sogd，Chacha和Čagīnīgān硬币的图像有很大冲击。最后作为总结(1999, 25-27)，他还提出了钱币流入中亚西部特定地区的三种方式。第一种被称为草原路线，从黑海地区开始，经过伏尔加河下游，花剌子模，哈萨克斯坦南部直到中国。沿着这条渠道，硬币流入哈萨克斯坦南部，吉尔吉斯和东突厥斯坦。第二条则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部分，从拜占庭帝国出发，经过地中海东部，伊朗，中亚直到中国，沿着这条路，最早的标明为5世纪中期和6世纪的拜占庭钱币流入中国。第三种是所谓的高加索丝绸之路，连接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主要经行粟特商人，主要有Moshtcevaya Balka(Мощевая Балка)墓葬的发现作为证据支持。

拜占庭钱币和中亚仿制品（薄片币）也出现在Vladislav V. Kropotkin的文章中，他严谨地证明了Masson1951年论文中的观点，并且提供了更多发现。在老马鲁发现的罗马晚期和拜占庭早期的硬币以及一个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的金币，这一发现由Richard Hobbs (1995, 97-100)进行了发表和讨论。Natasha Smirnova也提到那里的青铜币：一些罕见的拜占庭青铜币发现于马鲁(2004, http://www.britac.ac.uk/events/2004/asia-smirnova.cfm)。

Valentina Raspopova在《Pendjikent 的金币和薄片币》Gold Coins and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 (1999)一文中批判性地回顾了对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城市遗址中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在细节分析的基础上，他发现八枚金币中只有两枚是正品，其他都是薄片币和仿制品。作者认为，后者的原型是629年之前发行的真正的拜占庭钱币。大部分情况中，现存金币都发现于寺庙或私宅中。某些情况中它们是一些相对比较简朴的墓葬供品的一部分。Valentina Raspopova认为，仿制品说明只有很少的正品流通，或者压根没有。而仿制品的出现证明了中亚地区对此有需求。中亚地区仿制的可不仅仅是拜占庭钱币，在不同的时期这里都仿制中国硬币，中国硬币还作为当地青铜币的模型。开元通宝币就是一例，从7世纪中期开始，在粟特就仿制和流通这种钱币，后来他们自己的钱币也在此基础上铸制，带有文字印章和铭文。V. Raspopova(1999, 457)批评了Evgenii V. Zeimal的观点(1996, 174)，后者认为拜占庭钱币主要是粟特的基督徒带去的，他们特别喜欢它因为它可以作为宗教象征，与此相反，她认为聂思脱里教徒“移居到粟特，仇视拜占庭皇帝，因此他们很难喜欢后者的肖像” (Raspopova 1999, 457)。上文提到的Masson的1951年文章(1951, 96, 101)首次把拜占庭钱币及仿制品和中亚的基督徒群体联系起来，并且将其消失与基督教社团数量的减少相联系。Valentina I. Kozenkova也把拜占庭钱币的扩张与中亚的基督教移民群体相联系。在她1967年的文章里，讨论了一个出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赫拉克利乌斯和赫拉克利乌斯·君士坦丁尼（君士坦丁尼三世，613-641）的仿制金币，这个金币发现于Andizhan，在费尔干纳河谷，靠近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地方，出土地层显示属于10到12世纪。学者认为，除了交易途径外，还有一种这些硬币流入中亚的可能性，即拜占庭钱币可能被基督教商人群体借贷，用于在6到13世纪建设他们的社团。Valentin G. Shkoda研究过一个仿造拜占庭金币制造的铜币，他着重于讨论硬币表面的三个十字架与东基督教文化圈的相似性，他把它考定为叙利亚-巴勒斯坦6-7世纪出品。他接受Kozenkova的解释，引用了Masson文中的例子(1951, 103)，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住在Semireche（zhetysu）的基督教农民与拜占庭钱币上特殊的基督半身像相联系。他相信纪念的功能是次要的，因为拜占庭钱币流入的直接原因还是与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往来，硬币本身和他们的仿制品连同萨珊硬币构建了国际化通货。

V.Raspopova总结了上述文章，倾向于认为金币使用于货币流通，这一点被与德拉克马和第纳尔有关的Munchak-tepe银器上的铭文所证实，该银器系6世纪物品。V.Raspopova认为上述第纳尔即拜占庭金币或其仿制品。在综述了中亚的其他发现物后，作者指出这些发现物缺乏考古背景，说不好是从亚洲其他地方带来的。在Pendjikent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所在时段是皇帝狄奥多西二世（401-450）统治时期和赫拉克利乌斯与赫拉克利乌斯·君士坦丁尼共同统治时期。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具有长期流通的特点，因为在发现它们的墓葬中，铸币时间和放置时间可以相差二百年之久。

Aleksandr Naymark在他的博士论文(2001)里有一章专门分析拜占庭钱币的发现。有目录和学者对中亚西部发现的银币地点的分析，林英在她的文章(2003a; 2003b)中引用了这部分，这份目录在她的书(2006, 116-134)里重印了。书名是《唐代拂菻丛说》。Naymark文收录了41个来自中亚的硬币和薄片币，其中28个是金币，6个是铜币（其他的无法确切知道质地），金币中22个是古罗马金币solidi的仿制品，还有一个是铜币的仿制品。

在中亚东部（喀什噶尔以东地区）和中国北部，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拜占庭钱币，并且研究越来越深入广泛，出现了大量成果。讨论在现代中国地区的拜占庭钱币发行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成果如下：西方学者有Gerd G. Koenig (1982), François Thierry和Cecile Morisson (1993, 2001), François Thierry (2000), Evgenii V. Zeimal’ (1995; 1996), Valerie Hansen (2012), 中国学者有: 夏鼐，徐苹芳，罗丰，康柳硕，郁离子，陈志强，林英。

在欧洲，Gerd Koenig是首位研究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本土出现和发行的学者，他将其与广泛分布的萨珊帝国银币相比较(1982)。在硬币分布的基础上，作者再现了这些硬币流入的可能状况，并且关注了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和萨珊银币在数量上的差异。他还注意到把硬币放在死者口中的现象，并且同意夏鼐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风俗。

Hisayuki Miyakawa和Arnulf Kollautz (1984)的文章表达了另一个历史视角的观点，作者倾向于认为存在拜占庭帝国和中国的长距离贸易，证据就是在政权中心发现了大量拜占庭钱币(1984, 15-19)。然而这种贸易被认为是通过中亚的商人——粟特人而实现的，这种观点被另一事实所证实，即在阿拉伯入侵之后，硬币的流入就中断了。另一个在论文中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柔然公主叱地连的墓葬中出现的拜占庭钱币，这一问题主要在拜占庭帝国，西突厥帝国和中国在6世纪中期的相互关系背景下讨论。

François Thierry有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2000b)，详细讨论了所谓的“冥河司渡卡戎的金币”（Charon’s obol）之风俗，即把硬币放在死者口中，主要出现在中国西北部。作者不同意夏鼐的汉文化圈传统风俗说，他指出，虽然在中国本土会在死者口中放置玉石，甚至珍珠、中国硬币、金片和银片，但除了拜占庭钱币外，从未有过放置金币或外来硬币。这种风俗叫做“饭含”，意思是放在口中。法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考察，他对比了阿斯塔纳墓葬群周边地区居民的仪式风俗，在突厥人、高车人、嚈达人和柔然人中追索这一现象的根源，但都没有发现。根据F. Thierry，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放置金币在死者口中的现象为当地特有，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但由于缺乏5世纪之前的资料，所以不能明确这个现象的来源。

François Thierry还和Cecile Morrison合写了一篇专题论文，细致讨论了在今天中国地区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作者在1994年列出了一个包含27枚金币的目录，到2001年出版的中文本中已经增加到36枚。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详细的展现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在欧亚大陆上的东西交往，指出了拜占庭钱币流入今天中国地区的多种可能途径。

文章认为在今天中国地区发现的有限的4至7世纪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不太可能与两个帝国的直接贸易有关，在这条分布线上的中间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太重要的交易。与之相比，萨珊钱币被大量发现，尤其是在中国西北部的大量出现显示出萨珊钱币与拜占庭钱币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大多数出土于贵族墓葬，因此这篇论文认为其作用主要是作为装饰品、舶来品、名望的象征而非直接用于交易的钱币。Zeimal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分析了东突厥斯坦的钱币流通，强调出土于塔里木盆地的拜占庭钱币并不具备通货功能。

中国学者中，夏鼐、徐平方、罗丰、康柳硕、郁离子、陈志强、林英等都讨论过拜占庭钱币这一课题。本文只列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成果。

夏鼐关于中国的拜占庭钱币的文章为这一领域打下了基础，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提到他的文章。在他首次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夏鼐就倾向于讨论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早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的证据就是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在他的文章中讨论了关于这些钱币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其铭文、年代以及盖印的地点。他还试图讨论中世纪早期钱币流入时的中国-拜占庭关系，并且探讨现代中国地区的西北部区域出现的把钱币放在死者口中的风俗来源。

2003年，林英发表了两篇文章，分析今天中国地区发现的拜占庭钱币流入的两个渠道，第一是西突厥帝国，第二是粟特。根据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分析，他认为部分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拜占庭钱币是作为外交礼物，由西突厥帝国赠送给高昌国的(2003a, 5)。它们并非用于交易的通货，而是作为收到礼物者的政治地位的象征(2003a, 5)。作者还分析了拜占庭帝国和西突厥帝国之间的来往，并且重构了硬币流入的图景。她提出突厥人控制的欧亚草原是一条非常便捷的运输带，而且他们对金子的特别嗜好进一步推动了用贵金属制作的硬币的流入(2003a, 8)。林英还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拜占庭钱币出现的背景，即粟特商人的活动。这一论题在她的《粟特商人和来自中原的拜占庭银币仿制品》”Sogdians and the Imitation of Byzantine Coins from the Heartland of China”（2006）一文中得到了更详尽的阐述，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和Aleksandr Naymark类似的观点，包括后者对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在喀什噶尔以西的发现的分析。

林英的观点之一是，把金币放置在墓穴中或死者口中这一传统在粟特人中也有，跟中国本土和喀什噶尔以东的情况相同，这一点很难让人同意。作者从Naymark的中亚西部的41枚发现物目录中引用了三例说明这一点，但这三例在当地并不典型。这里我们应该提到上文引用过的F. Thierry的2000年的论文，其中说明在中亚以西，古代及中世纪早期墓葬中，把硬币放在死者口中这一现象极为少见。

林英的另一篇名为《中国的古罗马金币及丝绸之路沿线的货币文化》”Solidi in China and Monetary Culture along the Silk Road”(2005)的文章总结了关于硬币的研究，她把丝绸之路东段和中国本土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的古罗马金币solidi，表面有可辨识的肖像和符号，重量在4.4-4.54克之间；第二类是古罗马金币solidi的仿制品，特点是重量和肖像等都与所仿正品相似；第三类是金薄片币，一面有印章，特点是非常薄，重量不到2克。然后她从发现地点和年代等角度分别讨论了三类钱币。第一类由于是真正的古罗马金币，因此埋藏于公元576-612年之间（北齐末年到唐代初年）。这一类全都发现于墓葬。第二类和第三类从6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北齐末年到唐代中期）。发现地点和第一类相似，但何家村窖藏金币除外.

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的发现集中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尤其是靠近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周边地区。最常见的是单独发现，不过宁夏固原史家墓的不一样，这里一下子发现了5枚。中国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上的这些拜占庭钱币并不是用于长距离贸易的通货，与之相反，只不过是用于政治宣传的工具。不同种族的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钱币，他们在其中加上了他们自己的象征性含义，然后这些含义又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在最后的舞台上有了独特的意义（2005,390）。这些文章有的是英文发表的，连同Naymark的目录和A. Kiss的文章都在林英（2006）书中以中文版出版。

2004年，两位中国学者关于在今天中国地区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和仿制品的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最详尽也最具批判性的文章由罗丰所写，收在他的名为《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的书中。这部书包括了作者之前关于硬币和仿制品的研究。在他2004年的著作中，他详细综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列出了详尽的目录和具有图像研究意义的材料。他认为已知历史背景的金币数量共为48枚，其中11枚发现于中国新疆，其他的是在中原地区。除此之外，作者还试图考订32枚正品金币和15枚薄片币。在喀什噶尔以东发现的仿制品与正品的主要区别是重量不足古罗马金币solidus的4.5克，此外印制的皇帝肖像颇为拙劣，不似模型，或有错误拼写显示出仿制者对拉丁字母的无知。罗丰认为，中原地区和新疆的拜占庭钱币是作为装饰用来避邪的，这一点由其上多至三个的空洞证明，这些硬币并不用于交易通货。

陈志强收集了所有已知的中原地区钱币，包括并不清楚其发掘背景的那些，一共有56枚硬币和仿制品。其中53枚是金币，两枚银币还有一枚铜币。作者在文中简要论述了对硬币的研究，还有目录和他们的分析。他认为这些数量有限的拜占庭钱币只能展现出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交往关系史上非常有限的一角，我们不应该因为发现的硬币数量不多而忽视其对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实际上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可能频繁得多。然而他倾向于拜占庭金币及薄片币确实用于国际贸易。

郭云艳于2007年发表了一篇比较新的关于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成果综述。作者提到中国发现的90枚硬币和薄片币，不过其中半数并无发现背景。在综述了最重要的一些关于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论著后，作者认为对于这个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对中亚东部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的背景解释的研究。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一论题。林英分析了多件吐鲁番文书，考定了和拜占庭金币同时出现的Jingian一词，例如大谷文书1040号。Helen Wang (2007)注意到在551年前后，阿斯塔纳墓葬中有一份清单中，金子和银子首次以钱币形式出现，她认为这一现象与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有关。567-590年间，墓葬清单中此类钱币逐渐消失并且被各种类型的纺织品替代。

总结 

中亚和中国中原地区发现的拜占庭钱币是罗马帝国与亚洲国家在公元1世纪中持续交往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金币aurei和银币denarii在亚洲不断发现，在印度半岛发现的尤其著名，在亚洲其他地区也有较少数量的发现品，在这些区域，它们被用来交换像丝绸、宝石、香料这样的奢侈品。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罗马金币的最远东端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一个叫做Mudzum的地方（该窖藏包括300罗马denarii，所属时代可上述至公元1-2世纪，属于维斯帕先Vespasian到科莫多斯Commodus时期），和中国中原地区山西省（是19世纪末发现的，包括枚25罗马钱币，属于公元1世纪）。

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后，金币持续不断的通过丝绸之路流入周边国家，拜占庭帝国还延续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传统继续向东扩张。

拜占庭钱币流入丝绸之路西部和东部的节奏是一样的。喀什噶尔以西（中亚西部）发现了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1-450）到提比略三世Tiberios III (698-705)期间的钱币。我们可以观察到，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在这些地区长时间流通，因此钱币的发行时间和他们放入墓葬的时间可以相差200年之久。

在中亚东部，最古老的古罗马金币solidi可以追溯到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Theodosius II (408-450在位)，最新的则属于8世纪中期。值得注意的是，最旧的钱币在被放进墓葬之前已经使用了超过100年，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金币在这位皇帝活着的时候就被放进墓葬了。

很难精确回答，拜占庭钱币流入中国是因为两国的直接贸易，还是因为粟特商人把他们带到了四面八方。如上文所述，的确有一些学者同意前一种观点。但目前为止还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即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易中起到了通货作用。绝大多数钱币看上去修饰过，或者特意打了孔，从一个到三个都有，这显示出这些金币有超出通货之外的功能。金子是一种非常值钱的贵金属，同时它还是舶来品，表面有异国符号，与中国钱币不同，这些都给这些钱币增加了象征性意义。

在中亚西部，有大量拜占庭钱币的仿制品，这显示当地出对拜占庭金币的需求。中国中原地区发现的金币和薄片币主要是发现于粟特贵族的墓葬中，范围不广，限于皇族高官。在今天中国的西北边境之内，阿斯塔纳墓葬群中，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在比较简朴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并不只限于在粟特移民社群中。看起来它们具有舶来品的特征，具有象征性意义，或源于相信金币可以用来辟邪，或用于宗教实践，但我们只能猜测，因为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们都被复制。

发现钱币和薄片币的地点根据丝绸之路的不同段落有所区别。在喀什噶尔以西，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在以下地点被发现：房屋、寺庙、文化设施或藏骨堂。在喀什噶尔以东，主要发现于墓葬，在塔里木盆地的墓葬中它们大多数被放置在死者口中。在中国地区它们通常是陪葬品，不过何家县例外。整个丝绸之路上都没有发现多少银币，喀什噶尔以东只有一枚铜币。不过最近在山西发现了一枚银币，但这枚银币并没有考古学背景。拜占庭银币数量很少可能是因为萨珊银币太多了，因此对拜占庭银币的需求就没有金币需求那么大。

在这片简短的综述中介绍了一些关于丝绸之路上的拜占庭钱币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关注最多的问题是：钱币流入亚洲的渠道，对其作用的解释。大多数观点是一致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以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整个亚洲的历史交流和长距离政治经济交往为背景来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