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罗唐战争是三国统一战争的最后一幕，其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也有待深入的地方，比如罗唐关系与罗倭（日本）关系的相互关联。663年，倭为了支援百济复兴运动出兵韩半岛；高句丽灭亡以后，倭的动向与半岛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首先考察罗唐战争的爆发与罗日关系。即罗唐战争爆发前夕，相互对立的罗日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集中考察一下668年9月新罗使臣的渡倭。

其次，罗唐战争期间，新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唐帝国展开决战，676年战争似乎已经停止，但是，罗唐对立一直持续到7世纪末，此时，新罗和日本关系如何呢？它对罗唐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到了8世纪，罗唐对立逐渐消除，罗日关系出现哪些新的迹象？通过以上问题，探讨罗唐战争以来新罗对外政策的取向。

01 

新罗、倭复交和新罗、唐开战 

1、 668年9月新罗使臣访倭 

668年9月12日（癸巳），新罗使臣沙喙部汲湌金东岩访倭。有关新罗使的到来，《日本书纪》有如下记载。倭朝廷重臣中臣内臣（镰足）于26日（丁未），派僧侣法办和秦笔到金东岩处，赠送一艘船给新罗上臣金庾信。29日（庚戍），倭天智王派布势臣耳麻吕到金东岩处，赠送一艘船给新罗王。11月1日（辛巳），赠送新罗王绢50匹、绵500斤、韦100张，对金东岩等赐物有差。11月5日，金东岩归国，以小山下、道守臣麻吕、吉士、小鲔为送使。

史料上没有记载金东岩此次访倭的目的，以及他在倭说了些什么，倭朝廷的反应如何等等。但是，从倭朝廷对待金东岩的态度来看，倭对新罗十分友好。我们无法猜测双方的谈话内容，不过，可以断定倭同意和新罗复交。这以后，两国开始交往，使臣频繁往来。此前，657年新罗和倭断交，663年双方发生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金东岩访倭之时，正是高句丽灭亡前夕。高句丽灭亡是在668年9月21日前后。金东岩从倭起程回国是在11月5日（乙酉），约在11月底到达庆州。此后，发生了罗唐战争。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推测金东岩使倭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唐开战，试着和背后的倭建立和平关系，以解除后顾之忧。663年白江口战斗失败后，倭一直担心罗唐同盟军进攻日本，利用百济流亡贵族在西日本建筑朝鲜式山城，以加强防备。666年1月和668年7月，高句丽曾两次派使到倭请求援助，倭了解到高句丽处于困境，另外，通过百济流民集团倭也得到相关情报，因此，预料到高句丽不久将灭亡。进一步，倭不得不考虑平壤城失陷以后，说不定会到来的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倭十分欢迎金东岩带来的新罗朝廷的建议。学界以往对金东岩出使的目的也是这样猜测的，即以反唐为前提，两国建立和平关系和复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金东岩出使的目的，是借助罗唐同盟的威力，实现罗日复交。这两种解释中，哪一种更接近历史事实呢？韩日双方史料没有可资证明的，只能从以后发生的历史中寻找答案。罗唐战争的开战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668年9月底平壤失陷后不久发生了罗唐战争，那么，同年9月新罗与倭复交，可能是以反唐为前提的，因为新罗不可能在背后放着长期和自己为敌的倭对唐开战。

2、罗唐战争的开战时间 

有关新罗和唐的军事冲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年条，有如下记载。

三月，沙湌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度鸭绿江，至屋骨□□□， 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对战，我兵大克之，斩获不可胜计。唐兵继至，我兵退保白城。

即文武王10年（670）3月，新罗军与高句丽遗民军一起进攻鸭绿江以北的乌骨城，大败靺鞨兵。其实，罗唐之间的军事冲突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文武王9年（669）5月，新罗派遣以角干金钦纯和波珍湌金良图为首的“谢罪使”入唐，史料没有记载新罗向唐谢罪的内容。下面一段记载，提供一些线索。

十年春正月，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

这里所说的“再留使者”，是指金钦纯等以谢罪使入唐一类事，还是另一类事呢？总之，670年1月，唐高宗得知新罗攻取百济土地，所以采取了如上报复措施。如果把新罗擅取百济土地的消息，到达唐朝廷的时间计算在内，那么新罗至迟也要在669年底开始进攻百济。前述670年3月薛乌儒与高延武向鸭绿江以北进攻，也要在669年底进入准备阶段。由此看来，669年5月新罗派贵族角干和波珍湌向唐谢罪，除了新罗进攻百济这类重大事件以外，不会有其他事。新罗试探性地攻取百济土地，结果引起唐的抗议。为了安抚唐，缓冲一下唐的反击速度，同时缓解新罗所受到的冲击，进而为大规模进攻赢得时间，669年5月，新罗派出以金钦纯为首的谢罪使入唐。

这以后，新罗军仍在行动，熊津都督府的唐人不断向唐朝廷报告，唐高宗再次扣留了新罗使者。670年1月，唐高宗允许金钦纯回国，让他转达新罗应行的改善措施，而金良图仍被扣押在狱中，直到新罗忠实地履行这些条件。670年7月，金钦纯转达了唐高宗之命，其内容载于文武王致唐将薛仁贵书中，即要求新罗将百济的旧领地全部交还百济（熊津都督府）。

由上可知，到669年4月，一部分新罗军已经潜入百济地区作战，或者说制定了具体的进攻计划。这距离668年11月5日，新罗打败高句丽，文武王凯旋只有五个月。此间，新罗和唐并没有发生大的纷争和矛盾，可见新罗在攻陷平壤城之前，已经做好进攻唐的准备。

669年5月，新罗派出以金良图和金钦纯为首的谢罪使之前，罗唐战争已露出端倪，那么，准备工作之前就该做好。这样一来，668年9月新罗派金东岩出使倭的目的自然明了，新罗预料到攻陷平壤城后，和唐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为了了解倭的态度，同倭实现和解和复交，派出金东岩赴倭。长期对立的新罗和倭，因何而和解呢？新罗提出什么条件说服倭国呢？

3、新罗、倭和解的背景 

两国和解的契机和动因是共同面临着唐的威胁，这是两国统治者所熟知的。罗唐战争期间，文武王在致唐将薛仁贵的书中，一方面为新罗对抗唐进行的战争辩护，另一方面强调唐对待新罗就如同被征服的百济一样，换言之，抗议唐吞食百济以后，企图将新罗编入其羁縻州。白江口战斗后，唐封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文武王为鸡林大都督，并使二者在唐将面前举行会盟。这些举动刺激了新罗，使新罗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实际上，唐企图将周围所有的邻近国家和种族纳入羁縻体制，新罗一旦了解唐的意图，双方的冲突是难免的。百济灭亡以后，盛传唐不久将要进攻新罗的消息，新罗着手各项防御措施。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传闻，却使新罗不得不考虑唐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下面的事例，也使新罗的疑虑加重。

位于长安的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昭陵司马门内，立有贞观年间（627-649）降服后归化的14位蕃长的石像。这是永徽年间（650-655）唐高宗立的，为纪念先帝的功德。其中，有“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的石像。真德女王没有到过长安，所以石像可能不是真人像。问题在于，新罗王同被唐朝征服后领土和人民都被编入唐羁縻州的，游牧民族的国家和集团酋帅一样对待。昭陵是唐皇室的圣所，高宗时期许多被俘虏的异民族酋长，都被带到这里献纳。高句丽宝藏王被俘后，也在这里接受献纳的耻辱。总之，真德女王的石像被列入昭陵的事实，肯定由金仁问等在唐皇室宿卫的新罗贵州传到新罗。新罗王室和贵族逐渐懂得其现实意义。另外，约在668年，熊津都督府的百济人风传：“唐正在修理船只，表面上是要攻打倭国，实际上是要攻打新罗”，这使新罗人非常不安。

新罗曾与唐结盟打过仗，战后感受到唐的进攻威胁，而日本曾被罗唐同盟军打败过，更会感受这种威胁。高句丽曾是抵御罗唐联合军的重要力量，而现在高句丽命运将尽，倭在回绝高句丽救援请求的同时，静观事态的发展。倭日益感到威胁逼近，倭朝廷内危机意识也日益高涨。此时，新罗使臣来到倭国。

新罗以反唐作为和解的条件，那么以何为根据说服倭国呢？有些学者注意到唐进攻日本列岛的情报。663年白江口战斗时，大伴部博麻等5人被唐军俘虏，停留在唐。670年，他们探听到唐进攻倭的计划，于是，由大伴部博麻卖身筹措经费，让其余的4人回国通报消息。这一事实与前述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中，“唐正在修理船只，表面上要攻打倭”云云，有相通之处。因此可以认为唐做好了远征倭的计划，新罗将这一情报通告倭，说服倭共同抗击唐。在这里，我们无法断定是否真的有一个攻倭计划，不过，当时盛传这类消息是肯定的。白江口战斗后，由于留镇军的兵力交替，物资的输送，以及官员往来等，唐和熊津都督府之间船只往来频繁。664年以后，唐、熊津都督府和倭之间有过使节往来。665年，以刘德高为首的唐使254人入倭。人员往来如此频繁，自然会有各种消息传出，这些消息又会通过在唐倭人、百济人、新罗人等传播开来。668年9月，新罗希望和倭复交，自然会利用这些传闻。

倭朝廷之所以接受新罗的复交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新罗的提议对倭很有吸引力。如果新罗和大唐帝国交战那是极好的事情，即便不交战，与唐交恶，倭也不必反对。第二，倭认定新罗使的提议，是经过新罗朝廷合议的。倭重臣中臣镰足赠送金庾信一艘船，表明倭重视金庾信为文武王的外叔父，且为新罗朝廷实权人物这一事实，同时表明金庾信参与同倭复交的事项。668年6月，文武王亲临指挥同高句丽的决战，大总管金庾信留守首都。9月，金东岩虽以王命出使，实际上是金庾信派的。由于新罗使的建议，是经过新罗王和重臣金庾信合议的，自然得到倭朝廷的信任。

新罗的反唐和解建议是倭国“不敢请固所愿”的，新罗了解倭的心思，所以采取了主动。以后的罗日关系就朝着这一方向展开。

02 

罗唐战争的进程和罗日关系 

新罗和倭和解以后，第二年669年开始试探性地攻击唐。669年9月，新罗再次派使入倭，大概是为了重申新罗的立场和确认倭的态度。670年，罗唐战争全面展开。

670年3月，越过鸭绿江作战的新罗军和高句丽复兴军，受唐军压迫不得不后退，唐军逼近大同江流域。高句丽复兴军剑牟岑一派在南撤过程中，在史治岛拥立安胜为王，并向新罗求援。6月，剑牟岑与安胜之间产生矛盾，安胜杀死剑牟岑，转向新罗一方。

从表面上看，从这一年年初开始的新罗军和高句丽复兴军的作战，似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前述新罗在半岛西北部以及鸭绿江以北的作战，并不是为了向这些地区扩张，而是佯动战。新罗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控制旧百济地区。670年3月，为了束缚住驻在新城（抚顺）安东都护府的唐军，新罗军渡过鸭绿江作战。唐军受到新罗军的突袭后非常恐慌，很快采取攻势，将新罗军和高句丽复兴军赶出鸭绿江以北，同时，增派由高侃和李谨行率领的汉军和靺鞨军共计四万人。唐军当务之急是镇压安市城附近的高句丽复兴军，所以暂缓南下步伐，671年7月，唐军攻破高句丽复兴军控制的安市城。672年7月，高侃和李谨行率领唐军再次进驻平壤，设置8个营。此前，到670年7月，文武王指挥新罗主力席卷旧百济大部分地区，唐无力再派大规模兵力支援熊津都督府，除了高侃和李谨行率领的四万唐军以外，670年4月由薛仁贵率领的十万唐军正在和吐蕃作战。同年8月，唐军在吐蕃战中失利，唐关中地区处于吐蕃的军事威胁。671年夏，唐重新起用薛仁贵，企图从海上支援熊津都督府。同年10月，唐70余艘送粮船被新罗水军击败，唐军受到很大打击。薛仁贵除了和文武王交换书信以外，没有多少战果可言。

如上，新罗在罗唐战争初期，采取主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与此同时，670年8月，新罗册封金马渚的安胜为高句丽王，以安抚高句丽遗民集团。

669年底，日本派遣以河内直鲸为首的使节入唐，表面上是为祝贺唐平定高句丽，实际上是为了解高句丽灭亡后唐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日本和新罗的政策。670年9月，日本向新罗派出以阿曇连颊垂为首的使节，估计是为了了解战况，他们目睹了罗唐之间进行的战争。通过使臣的报告，日本了解到罗唐战争的激烈程度，以及新罗对唐作战的规模等等。

处于孤立状态的熊津都督府（唐势力），开始和日本接触。《日本书纪》有如下记载。671年1月13日，熊津都督府向日本“派出李守镇等，上表”。2月22日，“百济派台久用善等，上调”。6月4日，日本王“宣，百济三部使人所要求的军事。”“15日，百济派羿真子等，上调。”“7月11日，唐人李守真等，同百济使人一同回国”。

这里的“百济”，不是指反唐的百济复兴运动势力。从上面一段，熊津都督府的“唐人李守真”与“百济使人”一同回国的记载看，似指熊津都督府之下归属唐的百济人集团。显然，唐通过这些百济人向日本寻求援助。此时，日本已经了解到罗唐战争的进展情况，所以不愿帮助唐攻击新罗。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愿公开标榜与唐为敌。

671年11月，唐人郭务悰一行到日本请求援助，日本没有提供兵力援助，只送给一些军需物资，672年5月30日郭务悰一行离开日本。直到702年，日本再次派遣唐使为止，两国之间公开的交往断绝。

671年1月，高句丽使臣来到日本，这个高句丽应指金马渚的小高句丽国。直到684年小高句丽国灭亡为止，它同日本的交往一直不断。小高句丽国在金马渚建国不到一年，就向日本派遣使臣，恐怕不是自身的意志和能力所及，估计是按照新罗朝廷的要求做的。此时，熊津都督府正动员“百济”，向日本展开外交攻势，新罗则通过高句丽遗民集团，将罗唐战争的情况，以及高句丽遗民支持新罗的事实告诉日本，争取日本站在新罗一边，至少阻止日本和唐联合。671年6月和10月，新罗使臣到日本。日本一旦通过小高句丽国和新罗使了解了战况，就不会在唐的外交攻势面前产生动摇。11月29日，日本天智王向新罗王赠送绢50匹、棉1000斤、韦100张，表示日本对新罗的信义。同年10月，以郭务悰为首的唐使，带着载有2000多人的船队来到日本，就有关事项与日本交涉。当时新罗使还在日本，见到此情此景难免心生疑虑，为了安抚新罗，日本送礼物给新罗王。这一时期，日本虽和唐交往，却没有向唐提供兵援，也没有介入罗唐战争的意思；日本注意不因拒绝唐的军援，而与唐发生冲突和矛盾。与此同时，日本和新罗保持友好关系，不阻挠新罗对唐进行抗争。

总之，在罗唐战争中，671年，新罗和小高句丽，唐和“百济”，为了使形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向日本展开外交攻势。日本则采取谨慎观望的态度，谋求自身的安全。日本逐渐摆脱自白江口战役以来，对自己不利的形势。罗唐战争已经使新罗、唐关系变得无可挽回，罗唐联合军对日本列岛的侵略威胁不复存在，日本可以在观望半岛情势的同时，致力于内政建设了。

再看一下672年以后罗唐战争的进程。同年7月，唐军进驻平壤，设置8个营。之后，唐军转入攻势，向黄海道进攻。新罗军和高句丽复兴军在白水城迎击唐军，取得胜利，但在石门却遭到唐军反击，大败。这是罗唐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使新罗朝廷十分恐慌，谋求抵御唐军的策略。在军事上，新罗军避开野战，注意防守要冲。在外交上，新罗向唐派遣谢罪使，返还一部分俘虏，朝贡物资，以减轻唐的压力。

673年，唐军加强攻势。9月，双方在临津江附近激战。对于此役，唐、新罗史料都记载自己一方胜利。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有关唐军司令官高侃的记载中，避而不谈他参加此役，战事结束后他的活动也减少，表明唐军战败。也有学者认为，记载高侃和其他唐将的资料不多，是唐朝内部各派对立和斗争的结果，此役仍为唐军胜利。从古到今，在谈论战争胜败时，交战双方各执一词是常见的。如果从此役结局来看，高句丽复兴军在此后的战斗中消失，按照《新唐书》高丽传的说法，此役平定了持续4年的高句丽遗民的反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唐军胜利。再者，按照《三国史记》的说法，新罗军击败了企图越过临津江进入汉江下游的唐军，使唐军南下势头受挫，即在临津江一线阻止了唐军攻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罗军胜利。

674年1月，唐朝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都行军大总管，李谨行和李弼为副总管，再次增派远征军。唐取消文武王的封号，册立金仁问为新罗王。此时，唐朝廷内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加强，她提出“息兵论”，反对向东方扩张。此时，唐朝的当务之急是吐蕃的军事威胁。

675年，刘仁轨率领的唐军再次发动进攻。2月，唐军在七重城打败新罗军，但仍不能扭转战局。刘仁轨回国后，靺鞨族将领李谨行被任命为安东镇抚大使，统率唐军。不久，文武王派使谢罪，唐朝接受他的请求，恢复了他的王号。一方面双方通过外交交涉企图安抚对方，另一方面军事较量仍在继续。唐军驻在杨州的买肖城，继续压迫汉江下游。675年9月，买肖城战斗后，形势发生逆转，唐军开始撤退。

676年罗唐战争发生了转机。这一年春天，唐利用吐蕃内部的纷争，准备大规模远征吐蕃。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行，但是，在买肖城战斗中失利的李谨行被调入吐蕃战。也就是说，唐、吐蕃战和唐、新罗战处于一种连动关系。对于唐来说，吐蕃战要比新罗战重要得多，为了全力对付吐蕃，唐必须尽早从新罗战中撤出。据此，人们也许会认为罗唐战争中新罗的胜利，不过是唐蕃战争这一变数带来的偶然的产物，是一场无胜负的战争。但是，它毕竟是新罗正面对抗追求霸权的世界帝国—唐所进行的长达8年的抗争，这一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668年以后，新罗每年都向日本派遣使节。新罗、唐关系中，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新罗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的动向。由于日本和罗唐战场有一定距离，特别是熊津都督府灭亡后，日本和唐朝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因此，日本所感受到的战争威胁不如新罗那样大。随之，罗日和解初期日本给新罗王和上臣赠送礼物的那一幕不再出现，日本对新罗外交呈现出保守的一面。676年罗唐战争告一段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03 

结  语 

657年，倭派使到新罗，要求倭使节、僧侣跟随新罗使节前往唐，这一请求遭到新罗的拒绝。从此，两国断交。当时，新罗与唐结成同盟准备攻打百济，而倭与百济、高句丽联在一起，所以新罗拒绝了倭的请求。以后，新罗和倭在白江口打了一仗。这是新罗、唐关系，影响新罗、倭关系的典型事例。

668年9月，在攻陷平壤城之前，新罗派使入倭，寻求与倭和解。倭做出积极回应，两国复交。新罗解除后顾之忧以后，669年开始进攻唐。

676年唐军撤出半岛，罗唐战争结束，唐拒绝承认新罗对大同江以南的支配地位，唐军再侵的威胁依然存在。新罗在加强军备的同时，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罗日交往密切。此时，日本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视新罗为蕃国，要求相应的礼仪。新罗和唐处于对峙，因此不便公开拒绝日本的要求，新罗使臣以非公开的形式答应日本的要求。在两国频繁交往的背后，隐藏着视对方为邻国和蕃国的认识上的差异。两国之间同床异梦的关系，会随着唐—这一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密的因素发生变化而破裂。表明新罗、唐关系和新罗、日本关系是紧密相联的。

7世纪后期，新罗、唐，新罗、日本关系，在友好和战争两极之间来回变化，表现为向着反方向连动。经过一番激烈的变化，新罗的外交政策逐渐明晰地表现为事大、交邻。新罗和唐，早在7世纪上半叶就结成朝贡册封关系。而唐所追求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天下的羁縻化，这就使二者关系难以维持。只有当受册封国抵挡得住册封国恣意的武力侵略时，两国关系才能稳固下来。朝贡册封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的，是以双方力的折冲为基础的。朝贡国遵守对册封国的礼仪，承认以册封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册封国承认朝贡国的“自治和自主”，在此基础上，寻求均衡的一种关系。

新罗和日本之间，视对方为邻国和蕃国的认识，一直贯穿于两国统治阶层的意识中，并不时地浮出水面引起磨擦。

总之，7世纪后半叶罗唐战争期间，新罗通过一系列对外政策，实现了半岛的统一，确定了事大交邻的对外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