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钜野县志·金石》所载蒙元弘吉剌部史事考
发布日期：2020-11-09 原文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六辑
康建国
山东省菏泽市下辖县的巨野县，在元朝为济宁路治所，济宁路正是弘吉剌部在山东的分邑。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钜野县志》计二十四卷，其中《金石》部分共收录元代碑文十九篇，内容涉及元代的政治、军事、宗教、民族等诸多方面。其中七篇碑文所载内容与蒙古弘吉剌部关系密切，弥补了《元史》记载缺漏，为我们了解蒙元时期弘吉剌部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目前，对这些碑刻学界也给予了针对性的关注，其中周峰利用《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先茔神道碑》考证了生活在山东的西夏移民秃满台家族。张佳佳利用其中与按檀不花家族有关的几篇碑文以及其他碑刻资料，考证了元代山东济宁路特别是按檀不花家族的景教信仰状况、原因及其演变。笔者曾利用《大元加封洪吉烈氏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的内容重新考订了弘吉剌部万户的家族世系。但总体来说，学界对于县志所载的碑文资料尚未充分利用，尤其是有关弘吉剌部的诸多史事，丰富的碑文资料可补《元史》等基本文献记载阙漏。故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钜野县志》中收录的七篇与弘吉剌部有关的碑文，并结合其他碑刻资料与《元史》等基本文献对蒙元时期弘吉剌部相关史事进行考订。
一、《钜野县志》与弘吉剌部相关七篇碑文考述（一）碑文所见按檀不花家族事迹《县志》中与按檀不花家族有关的碑文主要是《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陈辛氏合葬神道碑》、《驸马陵表庆之碑》、《乐善公墓碑》、《济宁路达鲁花赤睦公善政颂碑》。按檀不花家族为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人，其先祖在蒙古西征花剌子模时就随军作战，属于较早投靠成吉思汗的家族之一。按檀不花的祖父岳雄居住在元代松州（今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家族后人几乎全部为弘吉剌部的臣僚。岳雄在弘吉剌部享有较高的地位，他“班济宁忠武王下，诸驸马皆列坐其次，事无巨细，一听裁决。”所谓“济宁忠武王”指的是弘吉剌部首领、国舅按陈，因弘吉剌部拥有“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的权力，岳雄的长孙就在松州紧邻的弘吉剌部全宁路任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则得到了赴弘吉剌部分邑济宁路出任达鲁花赤的机会。（二）有关秃满台、桑哥不剌事迹的碑刻1.《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先茔神道碑》。是碑立于元统二年（1334），碑文由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胡祖广撰写。内容主要是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知河南事秃满台及其先祖事迹。其先祖为西夏人，蒙古灭亡西夏后，其家族生活于弘吉剌部封地应昌路，后跟随纳陈驸马平定河南、山东后，留守巨野，其家族由此生活于山东济宁地区，至秃满台已历三世。2.《大元加封洪吉烈氏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相哥八剌（《元史》作“桑哥不剌”）为弘吉剌部第九任万户，是第七任万户鲁王琱阿不剌之弟。此碑是传主专门追述先祖功绩的一篇记事碑，主要内容是弘吉剌部历任万户世系关系及功绩，但其世系说法同其他出土碑刻存在重大差异。（三）《济宁路总管府记碑》该碑为少中大夫、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铁木儿不花，立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七月二十日。碑文为元代著名文人、时任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的少中大夫胡祗遹撰写。胡祗遹有个人文集传世，但此碑并未收录其中。此碑详细记述了弘吉剌部纳陈驸马建议复立巨野县，复立以后又成为济州治所，设立济宁府以及升为济宁路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都与弘吉剌部息息相关，既反映了元朝对山东济宁地区的管理，也反映了弘吉剌部族的发展变迁历程。
二、弘吉剌部与济宁路的建立与管理成吉思汗西征时将南下攻金的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及其统领的探马赤军，弘吉剌部即为五探马赤军之一。“（木华黎）攻下单州，围东平，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戒之曰：‘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辑之，勿苦郡县，以败事也。’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军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鲁忽秃邀击之，斩七千余级，忙古引数百骑遁去，实入城，建行省，抚其民。”梭鲁忽秃，《特薛禅传》写作“唆鲁火都”，为按陈之子，这也是弘吉剌部最早在山东建功的记载。元太宗窝阔台在金朝灭亡之后对中原地区也进行了分封，其中有关弘吉剌部成员的有驸马赤苦（赤古）、按赤（按陈）那颜和圻（册）那颜，均封邑于东平府，主要地区有济州、兖州、单州及其属县钜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等一十六县。巨野县地处鲁西南大平原腹地，历史上一直是黄泛重灾区。金朝“天德辛未，河水为灾，东徙属县任城。”巨野县因此撤销。纳陈驸马统兵南征经过已毁于黄河决口的巨野故城时，认为“此地河久南移，不复为害。是城四维皆完，且居属邑之中，会当复立。”至元六年（1269），州人敬述遗命，请于斡罗陈驸马、囊家真公主重立巨野县，即《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六年，以济州还治巨野，仍析郓城之四乡来属。”恢复巨野县后，迁往任城的济州治所也随即迁回。至元八年（1271），升州为济宁府，至元十六年（1289）六月，济宁府升为济宁路总管府。关于济宁府的建立，《相哥八剌世德碑》记载此与弘吉剌部第五任万户帖木儿有关。纳陈子斡罗陈万户死后，由帖木儿继任万户。帖木儿南征路过巨野，大军营帐驻在巨野城南，帖木儿认为这座城“雉堞完固，土沃俗淳”，于是他说：“此州可为治郡之总。”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济宁路总管府记碑》未提及此事，只说至元十六年（1289）济宁府升为济宁路。同时，帖木儿及其弟蛮子台为万户时，济宁路的管理者亦发生了变化，原来代表弘吉剌部管理济宁的西夏赫思家族被来自西域阿力麻里的按檀不花家族取代。赫思随军参战，为纳陈驸马出谋划策，深受信任。大军驻扎巨野时，纳陈因感局势不稳，把赫思留在其封邑巨野以稳定局势。赫思在此地居留期间，深受当地民众信赖，追随者纷纷担心其重回北方草原，为了稳定人心，尽管“北使屡促召”，赫思“竟不往”，由此该家族世代在济宁定居下来。其孙秃满台不仅精通诗书，还熟悉蒙古语，因此被选到鲁王身边任职，“鲁王嘉其□，以书达于朝”，推荐他做了济宁路的达鲁花赤。上文已提，按檀不花的祖父为岳雄，他“佐太祖特授□睦哥职事，佩金虎符。”岳雄之子别古思袭其父职，仍佩金虎符，按檀不花为别古思次子，他于至元十年（1273）三月受命为济宁府达鲁花赤，此后屡有升迁：“至元十有六年改□□□□少中大夫、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本路诸军奥鲁，兼内劝农事。元贞改元升□□大夫。”按檀不花家族自至元十年（1273）开始一直代表弘吉剌部管理济宁路分邑，按檀不花本人“在任四十余年”，之后其家族世代在济宁任职，直至元朝末年，颇有政绩，为元朝管理济宁路做出了贡献。
三、碑文所载弘吉剌部若干史实考辨（一）弘吉剌与蒙古皇室的婚约圣训《元史·特薛禅传》记载：“丁酉，赐钱二十万缗，有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丁酉年为太宗九年（1237），“赐钱”者为太宗窝阔台汗，而“有旨”之人是谁，前人曾有辨析：“旧传编此旨与丁酉赐钱二十万缗句下，有似太宗旨者，其实成吉思汗之旨也。若旨出太宗，岂能强世世子孙遵之耶，今改正。”可见屠寄先生认为“有旨”之人应为成吉思汗而非窝阔台，但并未列出根据，未免有臆测猜想之嫌。而今据《钜野县志》按檀不花家族碑文所载内容，可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证实。按檀不花祖父岳雄“入侍密近”，获得成吉思汗的信任，故得以“授玺书虎符，岁时持圣训谕宏吉烈部”。再据《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陈辛氏合葬神道碑》所载可知，此“圣训”即弘吉剌与皇室的婚约：“……圣朝既与洪吉烈氏约□□□□□□□□职事配金虎符圣训，四时聚其族属读示戒……”。可见此与《元史》所记如出一辙，屠寄所言切中要害。（二）《元史·特薛禅传》有关按陈事迹辨正关于济宁忠武王、国舅按陈那颜，《元史》中关于其人事迹主要见于《特薛禅传》中，仅有“从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战，平西夏，断潼关道，取回纥寻斯干城，皆与有功”寥寥数语。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对这段话作了修订，增补了“从皇弟合撒儿徇地辽左，招降契丹人耶律留哥。又从木合黎国王经略中原，为十提控之一”等活动，同时删去“取回纥寻斯干城”内容。屠寄在这里的观点是，按陈率领弘吉剌部族跟随木华黎南下攻金，并未跟随同时亲率大军的成吉思汗去西征中亚，因此他认为按陈参与“取回纥寻斯干城”等军事活动是错误的，故将其删掉，但并未说明依据。121年，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伐金，同时部署弘吉剌等诸部族均随木华黎南下，成吉思汗则同时亲率蒙古大军西征。那么，按陈到底是南下还是西征？查得成吉思汗两次攻破寻斯干城分别是在1220年和1221年，而《元史·木华黎传》中记载木华黎于1222年“遣按赤将兵三千断潼关”。可知此时的按陈正在攻打金朝的前线上，西征破寻斯干城与断潼关道必有一件事是不可能。据张藻《评事梁公之碑》记载：“乙卯（1219年）之秋，又按察那延总军，与公南向征伐”另《元史·刘黑马传》亦载：“甲申（1224），从按真那延攻破东平、大名。”的记载。而据《元史·杜丰传》：“丙戌（1226），（杜丰）从按赤那延（按陈那颜）攻益都（山东青州）”文中的“按察那延”、“按真那延”均应为按陈，可见关于按陈从1217～1226年一直在攻打金朝的前线的记载居多，推测屠寄删去《元史·特薛禅传》中的“取回纥寻斯干城”当是根据《元史》其他有关记载而做出的判断。《元史·特薛禅传》对按陈“平西夏”亦未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记载。而《钜野县志》中的赫思家族是西夏贵族，该家族应是按陈平西夏后带到封地的，可以作为一条旁证。对于屠寄新增加的徇地辽左、经略中原的记述，按陈徇地辽左，《元史》本传虽无，但在《耶律留哥传》中记载详细，可补不足。经略中原的事迹《元史》中的《木华黎传》、《杜丰传》、《刘黑马传》有迹可循，同时《钜野县志》中按檀不花之祖父岳雄追随按陈，曾“命摄忠武王职统洪吉烈一军下河南”，此可证按陈经略中原之功。（三）碑文中几处疑点及其与弘吉剌部史实之关系1.诸碑文对若干史实的曲笔与回避。《济宁路总管府记碑》言：“州人敬述遗命，请于斡罗真驸马囊家真公主。……立鉅野县事，且移置济州总司于此，故州治复西迁……乃请于省廷奏闻升州为府，名曰济宁。”该碑立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但据《元史》记载，斡罗陈万户早于至元十四年（1277）就已去世。立济宁路总管府碑时，驸马应为帖木儿或蛮子台，为何碑文中不提现任驸马？对这一问题，清代文人阮元也有所注意，但并未找到其中的缘由。实际上斡罗真（斡罗陈）驸马先尚完泽公主，后尚囊加（家）真公主。囊加真公主初适斡罗陈，后适帖木儿，再适蛮子台。这里我们还发现《钜野县志》碑文中在记述纳陈、斡陈与帖木儿、蛮子台等人的事迹时，如记述纳陈事迹的则无帖木儿与蛮子台事迹，如记帖木儿事迹的则无纳陈，且凡有纳陈与按陈同时出现的地方，均未写清二者的亲缘关系，尤其是《济宁路总管府记碑》更不提立碑时的驸马，以上种种均表明对当时弘吉剌部族诸人关涉的重大历史事件只儿瓦之乱的刻意回避，这与《张氏先茔碑》碑文记载具有相似之处，而在《敕赐应昌府罔极寺碑》和《应昌路新建报恩寺碑》中则认为帖木儿为纳陈之子、按陈之孙。这与县志中《大元加封宏吉烈氏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记载差异巨大，对此将另文探讨。关于在巨野设立济宁府的原因，前已述及在《大元加封洪吉烈氏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中说是帖木儿万户的提议，并明确记述了帖木儿的事迹，但在《济宁路总管府记碑》却未提及帖木儿提议立府之事，只说至元十六年（1289）济宁府升为济宁路，并且在《记碑》中提到的纳陈及其子斡罗陈的事迹却不见于《相哥八剌世德碑》，这明显也是刻意回避之举。此外，《相哥八剌世德碑》未提及帖木儿之弟蛮子台继任万户一事，并将“元贞二年，遣使于朝，请立济宁、大都、池州、安西投下总管府蒙古不加恩，遂分赐汀州、永平、济宁等路以为属郡。”一事列于帖木儿名下。实际上，成宗即位后于元贞元年（1295）春正月就封皇姑囊家真公主为鲁国大长公主，驸马蛮子台为济宁王，故在元贞二年（1296）弘吉剌部万户是蛮子台无疑。这件史实当是确定无疑的，故《相哥八剌世德碑》中的刻意改写，当是桑哥不剌为了回避其母继尚蛮子台一事。2.碑文曲笔原因探讨上述曲笔与回避的存在，归根结底与弘吉剌部万户继承权的争夺有密切关系。桑哥不剌为帖木儿次子，不应对三代之内的事迹记载错误，故一定是刻意为之。仔细分析《相哥八剌世德碑》，其中关于弘吉剌部的世系同《应昌路报恩寺碑》、《敕赐应昌府罔极寺碑》中的记载差异巨大。《敕赐应昌府罔极寺碑》载：“始由按赤（按陈）那演以佐命功显于太祖之世……子驸马纳陈尚主薛赤干……生子驸马帖木儿”，《应昌路报恩寺碑》亦载：“太祖初兴，鲁国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勋……太祖之孙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纳陈。至元八年，始置应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儿，尚帝季女囊加真公主……子弴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相哥八剌世德碑》的作者是胡祖广，《元史》失载。《钜野县志》有其家族《胡氏墓碑》载胡祖广正是山东济宁人，因此《钜野县志》中有两篇碑文为胡祖广撰写，另有一篇为族兄胡祖宾所作。从胡祖广另一篇碑文《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先茔神道碑》中的记述可知，胡祖广对于弘吉剌部家族纳陈的情况甚是了解，但他在《相哥八剌世德碑》中既不提纳陈，又明确说帖木儿为按陈之子，定是刻意曲笔之举。《元史·特薛禅传》记载：“斡罗陈袭万户，尚完泽公主。完泽公主薨，继尚囊加真公主。至元十四年（1277）薨，葬拓剌里。无子。弟曰帖木儿，至元十八年（1281）袭万户。”可见，其中既未交代斡罗陈薨于至元十四年的死因，也没有交代为什么四年之后才由帖木儿继任万户，更没有交代这四年中发生了什么！幸赖《张氏先茔碑》的记载补《元史》之缺：“俄驸马（斡罗陈）之弟只儿瓦叛，挟驸马北去……驸马既遇害。”有关只尔瓦叛乱之事，《元史》中多处记载，只尔瓦响应漠北昔里吉在应昌发动叛乱，直接威胁元上都的忽必烈安全，影响巨大，但在《特薛禅传》中却只字未提。斡罗陈死四年后，忽必烈才封帖木儿为弘吉剌部万户，诸种史料都表明帖木儿之父应为按陈，而非纳陈。可见忽必烈很可能因为纳陈之子只尔瓦的叛乱褫夺了纳陈一系的万户封号，直到四年后才有帖木儿袭封万户。帖木儿所以能够袭封弘吉剌万户，正是其在至元十四年平定只尔瓦叛乱的战功。《元史》只说帖木儿因为功勋卓著，元世祖忽必烈特赐名“按答儿秃那颜，以旌其功”。而这一功勋恰恰是其参加了至元十四年（1277）的北伐“（至元）十四年，帖木儿北征，有大勋，赐号按答儿图那演。”因此可以这样推断，由于只尔瓦叛乱之事被抹除，帖木儿的功绩也就随之含混不清。这也就是为什么《钜野县志》的七篇碑文中有纳陈、斡罗陈则无帖木儿，有帖木儿则无纳陈的不合常理之处。正是基于碑文中一系列疑点的存在，为找寻弘吉剌部一些不为人知的史实打开了缺口。《钜野县志》所载诸碑文的内容极大弥补了《元史》的疏漏与缺载，同时也说明《钜野县志》所录碑刻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