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汉人世侯张柔与金元之际北方的军事筑城
发布日期：2020-11-09 原文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六辑
周思成
一、 引子：元大都营建中的张柔身影之谜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的黄道吉日，后来以“汗八里”之名蜚声世界的元帝国首都——大都，在忽必烈的亲信幕僚刘秉忠的“经画指授”之下破土动工。为了修筑这座颇具传奇色彩的“哪吒城”，忽必烈不仅亲自过问都城的规划（“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还为精通天文地理和阴阳数术的刘秉忠组建了一个群英荟萃的工程领导小组，负责将图纸上那些“以王气为主”、“匡辅帝业，恢图不基”的精妙设计一丝不苟地付诸实施。这个领导小组的人事安排显然也是颇为讲究的，参与其中的包括汉人将领张柔（判行工部事）、张弘略父子，段桢（行工部尚书），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觿、色目人也黑迭儿等。元大都的研究者通常认为，刘秉忠及其助手赵秉温主要负责都城的选址与设计，段桢长期参与了都城的修建及维护工作，后来还出任大都留守，甚至也黑迭儿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元初的汉人世侯、安肃公张柔（字德刚，1190-1268年）为何也跻身于元大都的主要营建者之列？一想到这位号称“拔都鲁”（Ba'atur，勇士）的汉人将领生平攻略城寨无数，且好“被重铠”，“率锐卒先登”，他的名字出现在修筑城池这种场合，似乎是有些奇妙的。在旁人看来，不论是南北征战的鞍马劳顿，还是中统初年诡谲的政治风云，都不太适合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功成身退，含饴弄孙，才是这位骁将最终的归宿。张柔自己或许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故，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他就将自己从金末战火中精心保护下来的《金实录》“献诸朝，且请致仕”，受封安肃公，而他的官职则由第八子弘略承袭。事实上，今天的元大都和张柔生平研究者多数对张柔曾受命参与营建大都一事表示沉默，或许也稍感困惑。在《为大汗效劳》（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一书中为张柔作传的萧启庆先生则认为，这个插曲不过是忽必烈对老臣的最后“尊宠”（the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侯仁之先生甚至指出，包括张柔父子和段桢等人在内的“领工修建的官儿……很难说这些人是懂技术的”，他们的贡献尚且不及石工杨琼和西域人也黑迭儿等；只有孟繁清先生和王健丁提到，张柔受命修筑大都，“或许与他对保定城的建设卓有成效有些关系”。上述说法，以孟说较接近真相，然而，这一问题尚有颇多未发之覆——我们认为，张柔封爵致仕六载之后，忽必烈再度起任他以一品散官（荣禄大夫）临时主管（判）行工部事务的原因别有所在：在近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张柔早已积累了成功主持永备和野战城防工事的大量实际经验；虽然在大都城完工之前，张柔早已谢世，然而，毕竟与我们素来的印象相反——在忽必烈精心为刘秉忠挑选的第一批工程主持者中，张柔或许才是唯一一位具备大规模筑城必须的技术知识和实际经验的高级官员，更重要的是，这一插曲为我们揭开了金元之际被遗忘的军事技术史的一页。
二、永备筑城：张柔与保州城之营建关于宋元时代军事筑城历史的研究并不多见，且聚焦于南宋的军事防御性筑城，这并非偶然：在北方中原地区，贞祐南迁（1214年）造成的权力真空，逐渐演化为大小地方武装集团即所谓“屈伏草莽者，齐举并起，云会相应”的局面。这些地方武装大多“依靠山水深阻的复杂地形，建立山砦水寨”，“有事入守，无事出耕”。事实上，造成北方地区砦寨林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末的城壁壕隍在连绵战火中损毁严重，楼橹不完，而地方武装又多缺乏中央集权制下可支配的人才物力储备和成熟的赋役组织体系，无力大规模修浚和守备原有城池。这样一种地域生态孕育出的军事筑城技术，宜乎不应有多大建树。所幸的是，张柔主持的几次主要筑城活动，均有碑传史料传世，极大地纠正了这一误解。张柔主持的第一个或许也是最为时人称道的大型筑城工程，就是营建保州城。1227年（金正大四年，元太祖二十二年）春，在与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混战中逐渐壮大的张柔军团，因老根据地满城（今河北满城县北）格局逼仄，移镇南北要冲保州。据元好问详载此事的《顺天府营建记》，保州治所清苑县城（今河北保定市东北）因兵火“为芜城者，十五年矣”，“无寸甓尺楹之旧”，而张柔：置行幕荒秽中，披荆棘，拾瓦砾，力以营建为事。……由是营守备，以甲乙次第之，则为北衙，为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资于官，役夫则以南征生口为之。至别第，悉然。为南楼，因保塞故堞为之，位置高敞，可以尽一州之胜。……为驿舍，为将佐诸第，为经历司，为仓库，为刍草场，为商税务，为祗供所，为药局，为传舍暖室，为马院。……为坊十，增于旧者七，曰鸡泉、吴泽、懋迁、归厚、循理、迁善、由义、富民、归义、兴文。为桥十，而起楼者四，西曰来青，北曰浮空，南曰熏风，东曰分潮。为水门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为谯楼四，北曰拱极，南曰蠡吾，西曰常山，东曰碣石。云云保州城迭经修浚，今已面目全非。然据较早的弘治《保定郡志》载，建文四年（1402年）重修之前的州城是“土城，周围一十一里零一百七十四步，阔二丈五尺，城濠阔五丈，深二丈，岁久湮塌”，可见其筑城之法与大概规模。作为顺天万户的根本之地，保州城多半也会修筑女墙、羊马墙、马面、敌楼或瓮城一类常见的防御工事，因为张柔军团离开满城的重要原因正是“满城小而缺，且无御备”，可惜《顺天府营建记》并未提供相关信息。倒是《记》中提到，除由幕府计议官毛居节（字正卿，大名人）“兼领众役”外，“侯心计手授，俱有成算”，“市陌纡曲者，侯所甚恶，必裁正之”，可见张柔本人在工程中发挥了颇为积极且重要的作用。营建保州城，或许是张柔在永备工事修筑上第一次较彻底地贯彻自己的意志，然而，接下来我们不难发现，这显然并非最后一次。
三、 张柔与亳州城的砖包砌墙1254年（元宪宗蒙哥四年，南宋宝祐二年），张柔奉命移镇与南宋交锋的前线据点亳州（今安徽亳县）。《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张柔以连岁勤兵，两淮艰于粮运，奏据亳之利”，可见驻防亳州是张柔军团为改善对南宋战争的后勤补给形势做出的主动抉择。据《元朝名臣事略》引王鹗所撰张柔《墓志》，亳州是时“四面皆黄流，非舟楫莫能至。公至之日，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宋人睨视莫敢犯”。在嘉靖《亳州志》卷一《建制考》中，还保留有张柔城亳州的珍贵记载，《建制考》叙城郭之属，首言：按：州城旧址即楚平王所筑谯陵城也。元汝南忠武王张柔镇杞，第八子弘略从柔自杞徙亳，奏据亳州之利，从之，命柔率山前八军城而戍之，因树之碑。继而以双行小字节引碑文：甲寅，诸侯之师，毕集城北。柞谷棫朴，翳不克入。刊而后可次。穴城，鹿豕获千计，三日而后已。诸将私相谓曰：“此役徒劳，此城难守。”意欲弛役，张介然不动。三月稍完，丁巳岁克成。这三条记载虽然极简略，仍然透露出了几点关键的信息：首先，从筑城技术上看，亳州城的修筑，不再是单纯地夯土作城，而是“城壁悉甃以甓”，也就是采取了城垣中间是夯土建筑，而内外两壁以砖、灰包砌的做法。据黄宽重先生考证，这是五代和北宋开始出现、至南宋时期在南方逐渐通行的筑城法，主要针对江南地区降雨偏多、土城易塌陷的特点，同时也能较好抵抗新式攻城器械如火器的打击。即使在金朝的极盛时期，这种筑城方法也不太常用：金世宗“欲甓上京城”，遭到臣下的劝止，理由是财政负担太重，并且北方“土性疏恶，甓之恐难经久，风雨摧坏，岁岁缮完，民将益困矣。”张柔在亳州尝试以此法筑城，十分值得注意。其次，从嘉靖《亳州志》的记载看，彼时亳州的地理环境显然比保州愈加恶劣，不仅“四面皆黄流”，且原有城郭废为虚落，成为野兽巢穴，仅是粗粗清理施工场地，就耗费了整整三日。更重要的是，采用砖包砌城之法需要烧制运输砖石、耗费大量灰泥等物资和工役夫匠，这对于社会、经济条件和专门技术的要求是颇为苛刻的。即使亳州城的规模远小于同时期的南宋重要城市，这一工程的难度也决不容小觑。大概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城亳州碑》中描述诸将（应即“山前八军”的统兵官）表现出畏难情绪、倡言“此役徒劳，此城难守”的情况；事实上，亳州城的修筑，自甲寅（1254年）至丁巳（1257年），持续了四年之久。在克服这种种不利因素、最终完成城池修筑上，工程主持者张柔个人的坚韧心性和意志，无疑再次起到了关键作用。碑文强调张柔在麾下诸将“意欲弛役”之际能“介然不动”，这与元好问叙述营建保州始末而特意提到柔“心计手授，俱有成算”一样，不能简单视为文人的溢美之辞。最后，我们还发现，城亳州的动议很可能始自张柔第八子张弘略。在亳州城的整个修筑过程中，张弘略也应该一直留在张柔身边充任其主要助手。《元史本传》并未提及此事，却记载在中统初年张柔致仕后，张弘略仍然“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驻防亳州地区。由此可见，后来在营建大都之际，忽必烈委任他为“筑宫城总管”，协助乃父（在张柔殁后又“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这对父子搭档在筑城工程中崭露头角，必须远远追溯到十余年前的城亳州之役。
四、永备筑城与野战筑城之结合：杞县筑城及后续活动自保州至亳州，张柔军团的驻防和作战地点，随着蒙元帝国与南宋政权之间战事的发展而不断南移。其实，在移镇亳州之前，张柔还主持了另一次影响或许更大的重要筑城活动，那就是北距亳州约五百里的杞县（今河南杞县南）水陆综合防御体系的构建。张柔的各种传记资料记载城杞一事大都比较简略，其中最为详尽的《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也仅提到“甲辰岁”（1244年），张柔“被朝命节制河南路军马。因地之形，杀水之势，筑为连城，分戍战卒。冲要既固，奸谋坐屈。艟艨有横截之阻，而走舸无奔轶之便。北安濮、郓，西固梁、豫，公之力为多”。至于“因地之形，杀水之势，筑为连城”具体如何体现，碑文并未详述。所幸的是，杞县现存最早的方志嘉靖《杞县志》八卷虽仅存其四，然而卷八《杂述》中的《遗文》却全文保留了刘方所撰《万户张公城杞碑铭并序》，详细记载了筑城经过。《元朝名臣事略》引张柔《墓志》勾勒了蒙、宋双方在杞县一带的地理和军事对抗形势：当时，黄河“自汴已失堤障，南放分流为三，杞为中潬，南接涡、涣，东连淮、海，浩瀚无际。宋人恃舟楫之利，驻亳、泗，犯汴、洛，以窥河南”。而据《万户张公城杞碑》，南宋水军在该地区实已达到“舳舻千里，逆流而上，今年焚宋门，明年剽平阴，至攻孟津，俘陈留，自庚子以来无宁岁”的地步。蒙古军虽沿河上下“逻戍万骑，号劲利”，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敌军“方且四顾，中流彷徨，饱载鼓枻而下”。结果是“梁郑骚动，父子夫妇不能相保守，多流离远方，山东亦为之震骇”。待到秋水方涨，“三河合而为一，环城为海，巨浸稽天”，南宋军队甚至可以“千樯万艘，蔽川飞进”，直抵杞县城下，肆意挑衅。而张柔在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制定出的对策如下：视中流荡杞北雉而东且南，北河决汴北堤而且东，南河循杞西城而且南，以南河之西，重地也，因西山为垒，而亲压之；以南河舟楫所利，荐两桥以限之；南河之东，中流之南，战地也，列布三垒，实以濒河濒海善战善泅者，使彼舍舟而陆不能军。其中流则造舟为梁，以备冲突，列岸劲弩飞石，以给水攻。中流之北，北河之南，善地也，亦成城，时使四方百工商贾沽肆，优狎毕至，以通有无，以佐军用。……北河之上通桥一，以济南北之往来。整个工程完成的进度据说是“再月而成市，三月而成城，五月屯戍”。据《蔡国公神道碑》，防御体系的主体部分就位于“当三河之口”的“杞县旧治”，在《元史》中又称“三叉口”（见下）。不过，张柔显然并非只是将杞县城濠加深加固或在其上敷设防御工事，而是以杞县为轴心，凭借破碎的河流形势，以城墙、营垒和桥梁为介质，自南向北，构成一个层层掩护的局部防御体系。这道防线将原来的河道封锁并控制起来，迫使南宋军队上陆寻求决战，同时确保了己方军队和人口在战线后方的最大活动自由，掩护了北面的纵深地域。从时人的印象看，“三叉口”局部防御体系的效果是不错的。《万户张公城杞碑》记载，南宋军队在当年秋天的大举入侵中，“才数合即退，舣宵无声以遁。谍人云，彼视吾垒，乘水连列如砥柱，滟滪布为鹅鹳鱼丽，遂此气夺”，此后，“南师乘虚四来，辄四北”。不仅如此，张柔还适时将他的筑垒防线进一步推向南宋境内：《元史》记载，李进“初从万户张柔屯杞之三叉口。时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龙冈者，宋境也。岁庚戌春，张柔引兵筑堡冈上。会淮水泛涨，宋以舟师卒至，主帅察罕率军逆战，进以兵十五人载一舟，转斗十余里，夺一巨舰，遂以功升百户。”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张柔随后在亳州驻防时也部分应用了这一套防御技术，因为《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张柔还“筑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筑，复为桥十五，或广八十尺，横以二堡戍之”，以保护来自东部的军粮漕运。总之，如果张柔在保、亳两地主持的工程可算永备筑城的话，那么他在杞县的筑城则将为争夺战场主动权而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field fortification）与永备工事（permanent fortification）结为一体，尤有研究之价值。这种借助半永久或临时构筑的堡垒和舟桥封锁水道、步步进逼、以守为攻的防御体系，稍后可能被蒙元军队在与南宋争夺淮河和长江流域战略要地的拉锯战中广泛使用（如襄阳围攻战，李天鸣先生称之为“攻势筑城战略”），有效帮助蒙元军队克服了己方水军存在感较弱的劣势。在忽必烈看来，老将张柔无疑可跻身于永备和野战工事构筑的一流专家之列；是故，1259年（元宪宗九年），当忽必烈放弃南伐，匆忙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际，他命令留下的南征诸军在张柔的总领下在白鹿矶（长江北岸浒黄洲）就地构筑防御工事（“城白鹿矶”）。这应该是张柔以判行工部事监造大都之前，史籍中能找到的最后一则关于他的筑城活动的记载。
五、总结张柔是大蒙古国和元初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然而，对其个性特征的分析仍有待丰富。他的英文传记作者萧启庆先生总结说，张柔（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看来）首先是一名军人（mainly a soldier），是智勇双全的骁将；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他兼任了乱世烽火中的文化保护者角色，保存了亡金国史，为多位文士提供了庇护，等等。我们的分析则揭示出，张柔以及他的幼子弘略，还是永备筑城和野战筑城的卓越专家，并且张柔在金元之际北方地区的筑城事业，在多数情况下是在极薄弱的基础甚至零基础之上开始的：当地城池毁于战火或许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不过，有迹象表明，金元之际北方城市沦为邱虚，很可能还是金军在战略撤退前作的系统破坏所致，对于贞祐南迁后的“东平孤城”，金军就计划“焚其楼橹廨舍而徙之”；河中城则先于金军撤退时“烧民户官府，一二日而尽”，后又在激战中“楼橹俱尽”。相反，同时期的南宋筑城多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和加固城墙，并在外围构筑敌楼、瓮城、羊马墙等防御工事。从这一点看，我们对张柔筑城的“壮举”，似乎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张柔人物个性中作为筑城专家的侧面，在同时代人为他写的各种碑传中，从未被刻意强调过。元好问在《顺天府营建记》结尾说：“况乎土木之计，力有可成者，岂不游刃恢恢，有余地哉！”似可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也遵循了中古以降与筑城技术相关的理论著作和记录通常不受关注的传统。不过，武宗时期进封张柔为蔡国公的制书（出自姚燧之手）中，并未胪举这位骁将从军以来在河北河南等地取得的百战奇功，反而较多地渲染了他在“治保州”、“成亳”和“城燕”等三次筑城活动：殄孔山坚壁之贾瑀，抗真定反虏之武仙。徙治保州，斩荆棘以立府寺，徒戎汴关，弃宝玉而收图书。事睿、太、宪之三宗，封易、涞、遂以万户。至世皇移全军以成亳，偃枹鼓不鸣郊垒者三年。惩齐虏削诸侯俾城燕，平板干可壮邦畿于千里。年虽云其耋矣，功谁出其右焉！就张柔在金元之际对北方地区军事筑城历史的贡献而言，这或许算得上是一个更加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