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的“可汗”与“汗”
发布日期：2020-11-09 原文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七辑
宫海峰
有关大蒙古国时期最高统治者的蒙古文称号，学界讨论已近一百多年。学者们一般把“可汗”（又作“合罕”）归为一类，把“汗”（又作“罕”）归为一类。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提出：“成吉思汗并未加有‘合罕’之最高尊号，此号仅由其继承人窝阔台开始冠之。”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简称《秘史》—引用者）中称呼“成吉思合罕”、“合不勒合罕”、“忽图剌合罕”“一定是后来合罕在蒙古人心目中已经代替汗的称呼之后才有的。或可上溯到1240年成书的《秘史》的编撰者，或更可能是较晚的传抄者。”“无可否认的证据…表明成吉思汗未称合罕”，那就是“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所谓‘成吉思汗石’（又称也松哥碑—引用者）开头就称呼Činggis qan-i。”继伯氏之后，相继有世界各国的多位学者参与讨论。伯氏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也基本延续了伯氏的观点，韩百诗认为：“成吉思汗不享有‘合罕’的尊号，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于1368年被用汉语方块字对音，在此期间，习惯发生了变迁，因为1362年的碑文（当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引用者》）赋予了成吉思汗以‘合罕’而不是‘汗’的尊号…对《蒙古秘史》文献进行对音时，凡是提到成吉思汗名字的所有段落都被修改了，由于遗漏…一处仍留下了原来的形式”。后来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就“汗”、“合罕”进行了一次总结性的描述，概括其大意为：蒙古大致以1229年为界，此前蒙古人只用“汗”（qan），不用qa'an和qaɣan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们采用了古代突厥的“可汗”（qaɣan）称号，首次大约在1229年，窝阔台成为采用“合罕”（qa'an）称号的第一位统治者，以后这一称号又成为成吉思汗一系历代统治者的称号，成吉思汗和他直接与间接的祖先如合不勒、忽图剌、俺巴孩和也速该等后来被追认为“合罕”，时间大约在1266年前后，1368年以后该称号不再使用。本文简称以上为A观点。但也不是没有不同见解，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认为，无论突厥帝国或蒙古帝国，qaɣan（可汗）与qan（汗）都意义相同，没有区别。法国学者哈密顿（James Rusell Hamilton）也认为“可以说是‘Xan’或‘Qan’即‘Qaɣan’的一种缩写形式。”罗新教授从突厥语的角度认为，“可汗与汗源于同一个词汇，至少在突厥史料中看不到以二者区分多汗制下不同可汗等级的用例。”本文简称后者为B观点。由于伯希和的权威以及众多著名学者的支持和推动，现在A观点在学界占据很大优势，近年又不断有学者撰文进一步阐发A观点，而赞成B观点的学者似乎已很少。从学术角度来说，学者们各有见地，无论支持前者或是赞成后者，都无可厚非。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A观点中还有很多疑问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本文试就这些疑问谈一点粗浅的看法。蒙古语中qan与qa'an称号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至少可以说与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使用的“可寒”、“可汗”、“哈安”、“汗”等称号有继承或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十三、十四世纪（即蒙元时期）蒙古语中qa'an与qan的语义、相互关系及使用情况。因本人能力和水平有限，不妥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指正。
二以上所提A、B两种观点的最基本分歧在于“可汗”与“汗”是否相同这一点上。前者认为“可汗”与“汗”是两个不同词汇，表达不同的概念，“可汗”（合罕）为最高尊号，言外之意，“汗”（罕）为小的，普通称号。由此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如：“蒙古人在1229年前不知道‘合罕’（qa'an）称号”，“只用qan”，“成吉思汗及部分先人后来被追认‘合罕’（qa'an）”。也就是说，直至成吉思汗去世，蒙古人（包括成吉思汗统治帝国内的所有人？）只知道有“汗”这个“小”的称号，成吉思汗称帝时也只用了这个小的“汗”。这样一来，被称作“世界征服者”的铁木真的帝号“成吉思汗”，只表示是个小“汗”，算不上大“汗”了。这自然会产生一些疑问。首先，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一直生活在蒙古高原，据文献确切记载，至少十世祖孛端叉儿（Bodončar）时代就游牧于斡难河（Onan müren）源头，其后人中有多人为蒙古部的部落首领或君主，他们有时相对独立，有时被更大的政权所吞并。总之他们是草原的精英阶层，应该了解蒙古高原上的政治制度。如果高原上分别有qa'an和qan两个完全不同的帝王称号，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其次，众所周知，与蒙古各部关系非常密切的辽、金两朝均使用“可汗”这一称号。蒙古部先人斡勤巴儿合黑、俺巴孩被金国皇帝杀害，可以说蒙古与金是世代仇敌，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蒙古人不可能不知道金国皇帝使用“可汗”称号。其三，成吉思汗一生征战欧亚大陆，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灭国四十”，征服过亚欧大陆上的无数个大小政权，不可能对蒙古高原上已使用千年之久的“帝号”一无所知。而且，在他身边有为数众多分属不同族群的精英人物，如契丹人耶律楚材、耶律秃花，汉人丘处机，克烈人镇海等等，这些人不可能都不了解“可汗”这一称号。史料文献中找不到窝阔台在何时、何地、为何起用qa'an这一“新称号”的证据，从早期蒙古文的信件及圣旨等文献中也看不出qa'an与qan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蒙古人从窝阔台时代才开始知道“qa'an比qan大”，而且窝阔台已放弃qan，并起用了表示“最高尊号”的qa'an这一新称号，那么蒙古的大汗从此就没必要也不该再称qan了，否则就等于给自己“降级”了，“起用”qa'an称号也变得没有意义。窝阔台的继承人贵由（Güyük）于1246年曾用几种文字致信教皇因诺曾爵四世，其中拉丁文的信中称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为Cyngis-Chan和Chan。这里的Cyngis-Chan转写的应是蒙古语的Činggis qan，而后一个Chan转写的应是qan，指窝阔台。还有，在波斯文信件的突厥语冒头中，贵由自称talui nung khan，即“海洋之汗”，而且他玺书中的蒙古文为dalai-yin khan“海洋之汗”。 也就是说，贵由在这封用不同语言书写的重要信件中，不仅对成吉思汗，还对乃父窝阔台和刚继承大位的自己都用了khan（qan），没有用qa'an。如果qan与qa'an有不同，不久前窝阔台“放弃qan而启用了qa'an”，他不会如此健忘。贵由自认为是继成吉思汗、窝阔台之后大蒙古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在信中高傲地称自己是“全人类的皇帝”，对教皇讲话的语气非常强硬，并要求他们无条件归顺。倘若蒙古人认为qa'an比qan大，贵由为何偏偏舍大而取小呢？这未免有些不可思议。只能说明，在贵由看来qa'an与qan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并不意味qan比qa'an小。在贵由的信中，称呼窝阔台时仅用了Chan（Qan），这可能是他有意回避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原名为“铁木真”（Temüǰin），“成吉思”这一称号是他在称帝时孛额（bö'e，意为“巫师”）帖卜· 腾格里（Teb tenggeri）授予的。帖卜· 腾格里还对成吉思汗说：“神降旨说，你的名字必须如此！”。这个被授予的“成吉思”称号，后人用来称呼他是没有问题的，但窝阔台只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位”，在生前没有称号，此时也没有谥号。其子贵由不可能直呼其名，所以权且用了Chan（qan）来称呼他。这一称呼方式一直被后世沿用，入元后，直至忽必烈（Qubilai）去世都用qa'an，汉语一般作“合罕皇帝”。但qa'an不能算作窝阔台的新称号，也不是他个人的专称，只因一时没有合适的称谓才用qa'an来替代而已（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讨论）。提出“成吉思汗未称合罕”，“窝阔开始起用qa'an”的另一个依据是“成吉思汗石”（又称“也松哥碑”）开头的一句为“Činggis qan-i”。这一推测也似乎证据不够充分。首先，该碑文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在世时的一件畏吾体蒙古文的原始资料，的确十分珍贵。但不能以这唯一的资料中使用了qan（假如确实为qan），就肯定蒙古人此时不知道有qa'an的存在，就认定成吉思汗没有用过qa'an。其次，到目前为止，有多位学者对该碑文做过解读，几乎所有人都将开头一句读作Činggis qan-i。可是，由于碑文经过了800多年岁月的浸蚀，残损严重，已变得完全模糊不清，尤其是畏吾字的“牙”已经难以辨认。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Činggis之后的部分就是qan。从字体的形状和长度考虑，也不能完全排除如读作Činggis qa'an-i的可能性。近年出现了该碑的复制品，开头部分被很清晰地制成了Činggis qan-i，但复制品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三提出“窝阔台第一个开始起用qa'an这一最高尊号”，“蒙古人在此之前不知道有qa'an，只用qan”的另一个依据是，元代圣旨、令旨、懿旨等碑刻文献中称呼窝阔台时，与其他皇帝有些不同，一般称qa'an。 诚然，我们能看到元代很多汉蒙合璧的碑刻，其蒙古文部分多称窝阔台为qa'an，汉文部分则称“合罕皇帝”、“哈罕皇帝”、“匣罕皇帝”，或直接称为“皇帝”。但我们发现，对窝阔台的这种称呼方式多集中在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我们知道，忽必烈称帝后，对各种公牍文体进行了规范和统一，其中包括对圣旨、懿旨等文献中使用的硬译文体的格式化。窝阔台是成吉思汗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为蒙古帝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很大，在后来的继承者中有很高威望。不过如前所述，他生前没有称号，死后一时也没有谥号。早年就深受中原制度和文化熏陶的忽必烈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一时又没有合适的称呼可用，所以就仿照贵由直接用政权最高首领的称呼来代称，只不过贵由当年用的是qan，而忽必烈用的是qa'an。起初这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后来就成为了一种“定式”，一直延续到世祖去世。成宗即位之际，当时大概已不太理解窝阔台被称为qa'an的缘由，一改前代习惯，几乎都是在qa’an的前面加上了窝阔台本人的名字，称Ögedei Qa’an(‘eo-k‘eo-deė q·n)“月阔台皇帝”等。自他以后的圣旨碑汉文中，太宗的名字被译写成多种形式，如窝阔台、月古台、月古歹、月古䚟、月哥台、月可䚟、月阔台、月阔歹等等，后面有“皇帝”。如果窝阔台曾有qa'an这一专有称号的话，成宗及以后的皇帝不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可能弃专有称号qa'an，而改用他的名字＋qa'an的形式。汉文和八思巴文合璧的圣旨碑也同样有这一特点，从传世文献来看，世祖时期的多为qa'an，从成宗时期的《1294年完者笃皇帝马年圣旨》开始，在‘eo-k‘eo-deė 后面一般都有q·n。成宗铁穆耳（Temür）长年生活在漠北，对中原文化的理解远不如其祖父忽必烈，所以他上台后的各种公牍变得有些混乱，从他及他以后皇帝颁布的圣旨中对窝阔台名字五花八门的翻译就可见一斑。史料中无法找到窝阔台特别开始起用qa'an称号的证据，qa'an更不是窝阔台一人的专称。我们继续探讨蒙古文碑刻文献，先看畏吾体蒙古文的：《1254年蒙哥皇帝圣旨碑》蒙古文第二行蒙哥自称Möngke qan；而《1257年释迦院碑记》中的蒙古文部分则称蒙哥为Möngke qa'an。《1261年忽必烈皇帝圣旨碑》畏吾体蒙古文第二行忽必烈称自己为qa'an ；而在第8行中称成吉思汗为Činggis qan；第18行又说qan-u sang amu，意为“皇帝的仓粮”，这里的qan应指忽必烈自己。《1268年忽必烈皇帝圣旨碑》第3行忽必烈自称qa'an，第10行称成吉思汗为Činggis qan，称窝阔台为qa'an。《1362年忻都公神道碑》第4行，又称成吉思汗为Činggis qa'an。再看八思巴字蒙古文碑刻中对成吉思汗的称谓：《1277/1289年薛禅皇帝圣旨碑》（太原府石壁寺）第8行作ǰiŋgis qan；《1277/1289年薛禅皇帝圣旨碑》（甘肃泾州水泉寺）第9行作ǰiŋgis qa'an；《1280年薛禅皇帝龙年圣旨》（陕西周至）第8行作ǰiŋgis qan；《1294年完者笃皇帝马年圣旨》（北京平谷）第5行作ǰiŋgis qan；《1298年完者笃皇帝狗儿年圣旨》（宝严禅寺）第9行作ǰiŋgis qan；《1314年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元氏县开化寺）第7行作ǰiŋgis qa'an；《1314年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善应储祥宫）9行作ǰiŋgis qan。从这些碑刻，尤其是圣旨碑中我们见到的是，用qa'an还是用qan，似乎不受什么限制，甚至给人的感觉是想用哪个就用哪个。就以上碑刻中时而ǰiŋgis qa'an，时而ǰiŋgis qan的现象，有学者认为“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由于成吉思汗的qaɣan称号是追封的，追封后两种形式并存了。还因为蒙古官方机构缺乏管理这方面事物的能力，所以在他们的书面语言中还无法产生有效严格的强制性的统一形式和用法。”可是，元代皇帝，特别是忽必烈身边是不乏精通蒙汉语人才的，元代还专门设有负责书写圣旨的扎里赤和必阇赤之职，如果在蒙古语中qa'an和qan有重大区别，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这样“随意”在圣旨中滥用，皇帝也不可能不过问。在蒙古语中对qa'an和qan的使用如此之“混乱”，那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它们在汉语或波斯语中用得“很准确”，因为汉语或波斯语都是从蒙古语翻译过去的。汉文史料中就有不少以“可汗”来称呼成吉思汗家族以外部族联盟君主的情况。如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诞膺景运，龙奋朔方，灭克烈主王可汗，迺蛮主太阳可汗。”刘敏忠《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太祖皇帝于飞龙见跃之际，知可汗将袭之。”这里的可汗指克烈部君主汪罕。《元史》中也有多处称汪罕为“王可汗”，称塔阳汗为“太阳可汗”的例子。《亲征录》等书中的使用更加没有规律。这些似乎无法用“错误”或“滥用”能获得完满的解释。
四《元朝秘史》中对成吉思汗的称呼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用“成吉思合罕”（Činggis qahan），旁译多作“太祖皇帝”。即汉语“皇帝”部分对应的蒙古语作qahan。第255节有一处作“成吉思罕”（Činggis qan），且全书仅此一处。此外，有关成吉思汗先人，有“合不勒合罕”、“忽图剌合罕”等记载。据此，持A观点的学者认为，以上的“合罕”（qahan）是有人有意将原本的“罕”修改成了“合罕”，仅有一处的“成吉思罕”是漏改造成的。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后人有意将“成吉思罕”修改为“成吉思合罕”的可能性不大。《秘史》的史料价值是学界公认的，但《秘史》又非一般“史书”。《秘史》是一部“不得外人窥见的内廷秘藏”，是“为了记载成吉思汗家族的遗训和事迹而做的。”写此书的意义贵在记载的真实和不加曲笔。《秘史》中详细地记录了蒙古各部的早期历史，同时也如实记载了不少看似对成吉思汗家族“不利”的事情。例如，成吉思汗早年曾因钓鱼产生矛盾射杀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帖儿，又对同母弟哈撒儿极度猜忌，甚至曾把他抓起来要严刑拷问，虽然受到母亲的严厉斥责，但最终还是夺走了哈撒儿的大量百姓。这些事情对成吉思汗来说都不太“有利”，他书中均未记载，而《秘史》中却毫无隐晦且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如果要“修改”的话，这些内容是最先应想到的，可是均得到如实的保留。《秘史》在撰写时采用了蒙古语特有的叙事诗般的文体，流传过程中难免有个别时间的错位和人物的张冠李戴，这似乎不能看作是有意为之。《秘史》撰写的初衷是为了让蒙古人知道自己的系谱和祖先的事，“书”要严加保密不得外人阅视，更不可能想要广泛传播，所以我们似不能把《秘史》和一般意义上的“史书”等同起来。这样一部“写祖先事的书”是不能随意“修改”的，也不可能随意拿出来传抄，如若修改内容，应有皇帝的批准。入明后汉字音译时特意将“成吉思罕”改成“成吉思合罕”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其次，“漏改”和“错误”过多。假如说《秘史》全书中“成吉思合罕”（Činggis qa'an）是由原来的“成吉思罕”（Činggis qan）改成的，“漏改”造成仅有一处仍为“成吉思罕”（Činggis qan）有可能的话，那么对于“忽图剌”，在第48节、51节中称“忽图剌合罕”，而在第179节、206节、122节均称“忽秃剌罕”。同样，对于“合卜勒”在第48、52、53等节中称“合罕”，而在第139、140节中还有三处称“合卜勒罕”。这未免“遗漏”过多。在150节中，有一处称王罕为“王合罕”（Ong qahan），这岂不是给王罕“升格”了？更有意思的是，对“古儿罕”（Gür qan），也就是志费尼解释的“即众汗之汗”，只称“罕”（qan），而没有一处称“合罕”。显得“修改”的人过于“不明智”。问题还不止这些，在《秘史》第269节中谈到察合台等人推举窝阔台为大汗时说：“斡歌歹 合罕泥 罕 额儿古罷”（Ögedei qa'an-i qan ergü-be）意为“将斡歌歹合罕推举为罕”；同节中窝阔台谈到被推举为大汗时说：“斡歌歹 合罕 斡里颜 罕 额儿古兀勒周”（Ögedei qa'an ȫr-iyen qan ergü'ülǰü），意为“斡歌歹合罕自己被推举为罕”。再如，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称呼成吉思汗，有时说“合罕额赤格”（qahan ečige），有时又称“罕 额赤格”（qan ečige），旁译多作“皇帝 父”，意为“罕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用前者的有10次（见255、271、278、279、281等节），用后者的也有7次（见254、255、257、269、281等节）。这两种用法常常是交叉出现的，且很多是在同一节中同时出现。第200节中札木合称呼成吉思汗时有两次说“合罕安荅”（qahan anda），旁译“皇帝 契合”，anda意为结义兄弟。而紧接着在201节有两次又作“罕 安荅”（qan anda）。按理说，以上这些“罕”（qan）都应改作“合罕”才对，可是《秘史》中多处都保持了“罕”的形式，所有这些仅用“漏改”似乎无法解释。因此“《秘史》中的‘合罕’都是由原来的‘罕’修改而成”的观点很难成立。不光《秘史》中对qa'an（qān）和qan的使用不以区分，西方的文献中也是如此。据学者研究，《穆卡迪玛特词典》中的蒙古语是记录了十三、十四世纪时期的口语材料，该书第117页收录了 خان （xān），第137页又收录了خن （xan），两种形式都有“苏丹”、“汗”、“可汗”的含义，使用时也没有进行特别的区分。
五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到，无论在蒙古文（包括畏吾体蒙古文、八思巴字、汉字、阿拉伯文字译写的蒙古文），亦或在汉文（如元人文集、《元史》、《亲征录》等）乃至波斯文（如《史集》）文献中，我们所见到的几乎所有材料中对qa'an和qan的使用都是不太“规范”的，这不是什么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问题。既然是普遍的问题，用“漏改”、“错误”或“管理机制不完善”似乎无法说通。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在当时的蒙古人看来，qa'an和qan可能是没有区别的。当然，这自会产生另一个疑问：既然qa'an和qan没有区别，为什么在文献中时而用“合罕”（qa'an），时而又用“罕”（qan）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只能从蒙古语中寻找答案。有时我们过于关注被音译后的“合罕”、“可汗”和“罕”、“汗”，反而会忽略这种表象后面的实质—-蒙古语（或突厥语）。蒙元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期，也是蒙古语发展变化的重要阶段。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打破了各部落及部落联盟间的壁垒，使操各种不同蒙古语方言的人们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直接对话”，各种方言实现了大聚会。可以想象，虽同属蒙古语族，但在地域上相距较远的各种方言之间的差别一定会存在，有的还会不小。出身于乞颜氏的成吉思汗家族使用的仅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不仅如此，若以使用人数来说，应属于较少者。在当时没有“共同语”的情况下，从回鹘人那里借用畏吾字书写蒙古语时以哪种方言为基础呢？现在我们很难知道。有种可能是较早接触回鹘人的那个部落的方言，弗拉基米尔佐夫推测有可能是克烈方言。从蒙古语语音发展的角度来说，如像aγa/ege这样，以两个元音中间带有γ、g辅音的语音单位为例，早期是带有γ、g的，后来这两个辅音逐渐消失，直至形成了长元音，十三、十四世纪时期的蒙古语就已发展到这一阶段。如：“奴婢”，畏吾体蒙古文中作BOQOL（*boγol），《秘史》为“孛斡勒”（bo'o l），而在《元史》中作“孛鲁”（bōl）。元代汉文文献音译用字与《秘史》有些区别，《秘史》更偏重书面语一些。又如：“衣”，畏吾体蒙古文作TAKAL（*degel），汉字音译作“迭延”（de'el）。这两个例子中的Q（q=γ）、K（g）是不发音的。畏吾体蒙古文是以一种书面语的形式存在的，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活的语言（各种方言）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的，从语音发展的角度来说，各种方言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时常在同一文献中体现出来，有时同一个词会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形态。还想补充一句，反过来活的语言不可能不对书面语产生一些影响。其实在《元朝秘史》中，被汉语旁译为“皇帝”的蒙古语就是以多种形态出现的。例如：第57节中为“合”（qa）；第74节中为“合惕”（qat），后者为前者的复数形式。第123节中为“罕”（qan）。qa为qan的音节末辅音-n脱落形式；第146节中为“合阿纳”（qa'an-a），去掉时位格-a，就是qa'an；第53节中为“合罕”（qahan）。即有qan（qa）、qa'an、qahan三种形式，旁译则一律作“皇帝”。对《秘史》“合罕”的拉丁转写，有学者写作qahan，也有的写作qa'an，而在蒙古文中的实际读音应相差无几，就本文讨论的范围来说可忽略不计，不过为了和前两种形态有所区别，暂时采用qahan。但不管怎样，在蒙元时期的各种蒙古语方言中，几乎已没有qaɣan这个读音了，也就是说像aɣa、ege这种语音单位中的辅音ɣ、g已经消失，《秘史》及八思巴字文献以及稍晚一些的《华夷译语》都能证明这一点。问题是，以上出现于《秘史》中的qan、qa'an、qahan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此不得不再次提到伯希和与罗依果。罗依果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中，就伯希和1930至1945年间关于qa'an和qan的见解进行了总结分析，其中提到伯氏在晚年不很确定地提出了一个观点：“qan是qaɣan通过夹在中间的软塞音（指两个a之间的ɣ辅音——本文笔者）停顿之消失后和其后面的元音收缩演变来的。”即：qaɣan（～xaɣan）﹥qa'an（xa'an）﹥qān（xān）﹥qan（xan）。罗依果认为伯希和未曾对这一见解进行推敲，还指出“qaɣan（～xaɣan）﹥qa'an（xa'an）﹥qān的过渡是正规的，不成问题，然而qān（xan）﹥qan（xan）却有问题。”“如果伯希和所说的qān﹥qan（xān﹥xan）是对的，那如何解释今日两种形式并存的现象呢？”然而，在文章的最后他又说了一句谨慎又留有余地的话：“虽然伯希和并非绝无谬误，但我相信我们不能忽视他的看法，在这一特殊领域中他被赋予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罗依果似乎是说伯希和模糊提出的qān（xan）﹥qan（xan）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是顾虑今日有两种形式并存的现象，这似乎说明，罗氏也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产生了一些怀疑。就上文提到《秘史》中的qa、qan、qa'an、qahan来说，笔者理解若按照罗依果教授的观点，qahan（﹤*qaγan）﹥qa'an（qān）没有问题，所顾虑的是qa'an（qān）﹥qan（qa）。那么，qa'an（qān）﹥qan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六 前文提到，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期，畏吾体蒙古文是以书面语的形式存在的，而各种活的蒙古语方言又在现实的言语生活中被使用着。蒙古人起初用回鹘字母（即后来的畏吾字）书写蒙古语时，由于各种方言之间存在差异，一时可能无法选择以哪种方言作为标准，所以采用了一种古老的方言，以它作为对各种方言来说都“不偏不倚”的书面“标准语”在蒙古帝国内推广。所以，在使用畏吾字之初就形成了蒙古语的“言文不一致”（“言”指活的语言，“文”指畏吾字书面语）现象。由于活的语言中各种方言的现实存在，操不同方言的人在见到畏吾字书写的“标准语”时很容易会按照自己的方言去阅读，“言文不一致”又呈现多变复杂的情况。反过来，操各种不同方言的人在书写畏吾字书面语时，又难免或多或少对书面语产生影响。 《秘史》第124、132等节：阿都兀（adu'u），旁译“马群”、“头口”；第272节：阿都兀孙（adu'usun），旁译“头口”；第169等节：阿都兀赤（adu'uči），旁译“放马的”；第118节：阿都兀臣（adu'učin），旁译“放马的”。但是，在第23节：阿都孙，旁译“头口”。“阿都孙”如果按照拉丁转写应作adusun，这明显比前面所举的“阿都兀孙”少了一个 “兀”，即元音’u。那么“阿都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亦邻真先生将该词还原为AADOQOSON（adu'usun）的形式，但在注释中怀疑有AADOSON（adusun）的存在。笔者认为，亦邻真先生的还原和怀疑都是有道理的，理由是在《秘史》中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文可能就是AADOQOSON，而活的语言中也有adūsun或者adusun的读音。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字音译的《秘史》应是怎么读就怎么写的。换句话说，畏吾体蒙古文书写的是一种古老的方言，而汉字音译时使用的是活的语言的读音（活的语言中同一个词又常有几种形式并存）。在四夷馆本《华夷译语》人物门中：“牧马人”，汉字音译作“阿都兀赤”，畏吾体蒙古文作AADOQOČI（*aduγuči）。同样为畏吾体蒙古文的吐鲁番文书中也见到写作AADOSON（adusun）的情况。这可能是不太规范的写法，但也说明这可能是受当时口语读音影响所致。前文提到的《穆卡迪玛特词典》，如前述学者公认是十三、十四世纪时期的口语材料，这部词典中也常见一词多音并存的现象。如该书第96页分别出现：ادووسون ；ادوسون 两种形式，前者应该是adu'usun，后者应为adusun。《元史》、《元典章》等汉文文献中往往见到蒙古语口语化程度较高形式的记载。如在《秘史》中常见的“阿都兀赤”均被译写为“阿都赤”（aduči）。八思巴字蒙古文中也有不同形式，如在《1303年小薛大王令旨》第15行：adu'usun；在《1319年东坡先生祠记》的八思巴文署名中有一人名作aduči。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在蒙元时期蒙古语的口语中adu'u、adū，甚至adu是并存的。即*aduγu﹥adu'u﹥adū﹥adu。 类似的情况很多，可再举几例。 史书记载，中统二年（1261）十一月，刚称帝不久的元世祖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两军会战后，忽必烈取得决定性胜利，《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传》记载此次会战之地为“石木温都”。此地名在《元史》中又作失门秃、失木里秃、失木秃、失木土、失畝里秃、昔门秃、昔木土等等。“石木温都”可还原为šimu'uldu＝šimu'ultu，意为“有蝇之地”。在四夷馆本《华夷译语》鸟兽门收录有“石模温”，畏吾体蒙古文作SIMOQOL（*šimuγul），汉义为“蝇”。如果说“石模温”、“石木温”记写的是šimu'ul，那么有理由认为失门、失木里、失木、失畝里、昔门、昔木等记写的是šimul这个读音。即*šimuγul﹥šimu'ul﹥šimūl﹥šimul。参考《穆卡迪玛特词典》：شیمول （šimul）/蝇。 1338年畏吾体蒙古文《竹温台碑》第32行出现一词ČAIAQA（*ǰayaγa）。该词在《元朝秘史》第1节中作“札牙阿秃”（ǰaya'a-tu），旁译“命有的”；第66节作“札牙安”（ǰaya'an），旁译“命”。但在第11节又作“札牙秃”（ǰaya-tu），旁译“命有的”；第197节又出现“札牙阿儿”（ǰaya-’ar），旁译“命里”。洪武本《华夷译语》“诏阿札失里”中既有“札牙安”，又有“札牙泥”（ǰayan-i），旁译“气运行”。《穆卡迪玛特词典》： جایابه تینکری ایرکانی(ǰayaba tengri irgeni)/天造就了人。这里的ǰaya为动词，接后缀γa构成名词ǰayaγa。汉文史料中的蒙古语均以短音形式出现。元文宗的蒙古文谥号为“札牙笃皇帝”“札牙笃”即ǰayatu﹤ǰaya'atu。*ǰayaγa﹥ǰaya'a﹥ǰayā﹥ǰaya。《元史》卷三十七《宁宗纪》：“甲戌，遣宿卫官阿察赤以上皇太后玉册告祭南郊。”这里出现的人名“阿察赤”为蒙古语ačači～ačāči。《秘史》第172节：阿赤阿（ači'a），旁译“驮驮”。洪武本《华夷译语》“囊加思千户状”中作“阿察安”（ača'an），旁译“驮驮”。*ačiγači﹥ačiyači﹥ači'ači(ača'ači)﹥ačāči～ačači。《秘史》第257节：土跶阿罢（tuta'aba），旁译“逃了”；《穆卡迪玛特词典》第356页：توتابه （tutaba）/逃跑；《续增华夷译语》人事门：“逃”作“土塔八”，畏吾体蒙古文作TODABA（tutaba）。*tutaγaba﹥tuta'aba﹥tutaba。 从以上所见例子来看，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期的蒙古语口语语音中，早期的γ、g辅音（指处于两个元音中间的）已经消失，但是两个元音分立、长元音，乃至元音紧缩的现象均并存。即由早期的qaγan发展来的qa'an﹥qān﹥qan三种形式均存在并使用。元音紧缩后，被紧缩的元音变成了重读音节。《秘史》的原文是用畏吾体蒙古文，也就是用古老的方言为基础的书面语写成的，那么汉字音译的今本《元朝秘史》不完全是机械地音译了畏吾字书面语，也记写了当时蒙古语的口语形式，或者可以说是兼顾了两种形式。蒙古语的口语中，像qān和qan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发音的长短因说话的语气、语境及方言的不同等因素会有一些变化。如果加强语气、特别强调时听起来会感觉长一些，不特别强调或和其它成分一起连读时会感觉短一些。此外，罗臧丹津《黄金史》抄录有约相当于《秘史》三分之二的内容，《秘史》的“罕”、“合罕”在《黄金史》中都作qaγan。这或许是《秘史》原文的样子。之所以在汉字音译中时而“罕”，时而“合罕”，很可能只是由于读法的不同形成的。在近现代的蒙古语中，xaγan与xan也是可以替换使用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提到在蒙古语纯文学的诗作中xaγan与xan有相互替换使用的情况。在蒙古文书面语形式写作的诗篇中，蒙古人为了遵守韵律而不得不适用一些非古典所固有的省略形式。他例举了如下一首诗：
Manu boγda eǰen xan Manǰuširi-iin xubilγan Manǰu Mongγol irgen-den Maši yeke xaiiratai
符氏指出，第一句中的xan代替了古典的xaγan，第三句中的den代替了古典的degen。说明在清代时的蒙古语中确有xaγan与xan互换使用的情况。其实元代就有人提到过“可汗”与“罕”的转化问题。姚燧《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是为克烈氏达实密（答失蛮）家族所做传记。其中记载，答失蛮的先人在投靠成吉思汗前曾“以百夫长事王汗”。姚燧在谈到王汗时，没有称“王可汗”，只用了“王汗”，紧接着他对这样称呼做了个特别的解释：“可汗之为大号，自唐以然，今惟曰罕。”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唐代时期的‘可汗’，现在（元代）人们只称‘罕’”。《元史》称“（姚）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姚燧在青年时就随其师国子祭酒许衡“教贵胄”。成宗元贞年间曾“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初置检阅官，究核故事，燧与侍读高道凝总裁之。”姚燧虽为汉人，但从他的学识、经历来看，与蒙古人尤其是贵族阶层接触密切，应有一定的蒙古语素养。他在和蒙古人接触时，听到蒙古人称呼汪罕时可能往往为Ongqan，并认为蒙古人此时说的Qan相当于唐代的“可汗”（Qaγan）。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综上，笔者认为：（一）、在蒙元时期的蒙古语文献中，“成吉思罕”与“成吉思合罕”有交替使用的情况，其中的“罕”（qan）与“合罕”（qahan）在含义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似乎只是在发音长短的不同，当时的蒙古人在语义上无区别地使用。伯希和晚年推测的qa'an（qān）﹥qan是成立的。（二）、在今本《元朝秘史》原本的畏吾体蒙古文中，就可能有QAN和QAQAN混合使用的情况了，偏重于口语时用前者，偏重书面语时用了后者。在元代的蒙古语文献中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原来均被写作QAQAN，在汉字音译时按照译写者的阅读习惯有的被写作了罕，有的被写作了合罕。正如亦邻真先生所指出：“《秘史》不是一人一次写成的，每次的撰写者当然都有自己书写原则上的特点。”（三）、蒙古人起初借用畏吾字书写蒙古文时，可能依据是众多蒙古语方言中的一种，这是蒙古书面的基础。后来蒙古人口语虽然发展变化，书面语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忽必烈时期各种蒙古语方言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相对形成了一种“标准语”，这可能是八思巴字蒙古文的基础。（四）、在当时（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语活的语言中，qa'an、qān、qan作为同词几种形式应是并存的，在日常的口语中更多使用的可能是较短的音qan，所以姚燧将克烈部君主脱斡邻勒的称号记作“王汗”。至于《元史》等文献中偶尔见到“王可汗”，很有可能当时使用了畏吾体蒙古文文献或源自畏吾体蒙古文的文献。（五）、畏吾体蒙古文对蒙古语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无论是想了解蒙古语的古老形式，亦或是要探讨蒙古语的发展历史，以及与其他亲属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都有其它文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