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年)系清朝的“开国儒宗”①，被称作清代考据学派的“不祧祖先”，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了有清一代很多学者。清代学者认为：“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②，“炎武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③。有关地理考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日知录》。他的代表性地理著作还有《历代宅京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营平二州地名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六种。《历代宅京记》为古都学的开创性著作，“前为总论二卷，后十八卷则各按时代详载始末，征引赅洽，考据亦颇精审”④，时代截至元朝，内容限于历代都城、且上古传说时代的都城占了很大篇幅，著作形式为系统地辑录历代史料，寓建都思想于叙事中，而实际上地理考据无多⑤。《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为未定稿，《营平二州地名记》“全文当是随笔杂钞，失于删削，不但非其完书，并为未定之稿本”⑥，即使较为成熟的《山东肇域记》亦为完整的明代地理志书式样，均鲜有考证，故地理考据反而罕见。至于《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两书，内容多与《日知录》重复⑦。所以，要评价顾炎武的地理考据，当首推《日知录》⑧。

一 地理考据的学术贡献

    顾炎武尝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⑨。后人有云：“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⑩。该书在作者生前仅刊刻过8卷，作者去世13年之后，弟子潘耒始刻32卷足本于福建。该书卷三十一的51条札记全属地理内容，卷三“韩城”、卷四“地名”、卷八“属县”与“府”、卷二十“史书郡县同名”与“郡国改名”、卷二十二“四海”、“九州”、“郡县”、“图”等条目也都涉及舆地。

    顾炎武在沿革地理各个方面均有他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如：卷二十二解释了历代疆域中的“四海”、“九州”概念，卷八“属县”与“府”、卷二十二“郡县”等笔记研究了政区制度沿革。

    中国疆域范围，古籍往往以“四海”为言。顾炎武认为，“四海”并非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一下子就点透了；即使是大海，他认同洪迈的观点，也认为只是一个，因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顾炎武也探讨了九州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还停留在相信经书的阶段。

    政区制度体现在地名上，就是政区通名问题。他总结了“府”作为政区通名的历程，探讨了“郡县”、“都邑”、“图”等通名之始。《日知录》卷八“府”条谓：“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犹以州名”，从而造成了“体统乖而名实淆”的局面，因此他建议：“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都乃称府焉，岂不划一而易遵乎？”这一主张以唐代为标准，虽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但提出政区通名应该划一的见解是很有价值的。郡、县是最常用的政区通名，《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条云：“《汉书·地理志》言秦‘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他列举了《左传》、《说苑》、《战国策》中晋、楚、韩、蔡、齐、秦、吴等国置县的大量事实，又列举了《史记》所载楚、秦、赵、燕、魏等国12个郡名后，说道：“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安得谓至始皇而始罢侯置守邪？”将郡、县通名始于秦始皇之说驳得体无完肤。“都邑”、“图”是古代基层政区的通用名称，《日知录》卷四“筑郿”条引《左传》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卷二十二“都”条：“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卷二十二“图”条云：“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啚’。”

    舆地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地名要素的辨析，顾炎武贡献颇巨，例如：

(1)地名用字方面，他论述了“胥门”、“潍水”、“涂水”、“劳山”等地名的用字。苏州古称姑苏，如《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但《淮南子》云：“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日知录》卷三十一“胥门”条谓：“古‘胥’、‘苏’二字多通用”(11)。今山东半岛有条河流叫“潍河”，《日知录》卷三十一“潍水”条云：“其字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或又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当作‘潍’。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后人误读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与此相似，《三国志》、《晋书》中恒有“涂塘”、“涂水”、“涂中”等地名，顾氏判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韻书并不收此二字。”(12)崂山乃一方名胜，《日知录》卷三十一“劳山”条云：“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按：指丘处机)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

(2)地名读音方面，他详细注明了“徐州”、“东昬”的读音。《史记·鲁世家》：“顷公十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录》卷三十一“徐州”条原注：“《索隐》曰：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说：“《说文》：‘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余阝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汉陈留郡有东昬县(治今河南兰考县北)，而山阳郡有东缗县(治今山东金乡县)，“昬”、“缗”二字形近易混，《日知录》卷三十一“东昬”条特别注明：“属陈留者，音昬；属山阳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经注》引《王诲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昬司马登’，是以‘缗’为‘昬’，误矣。”(13)

(3)异地同名方面，他也有创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古代曾经有不少异地同名现象，《日知录》卷四“地名”条指出：先秦时有两个鄢陵、两个棫林、两个重丘、两个姑篾、两个州国、三个丘舆、五个盂，卷三十一“石门”条指出营州、蓟州各有一石门，“瑕”条指出仅晋国即有两处地方名“瑕”，“楚丘”条指出有两个“楚丘”，而“昌黎”条指出昌黎多至五处。对于如何区分异地同名，《日知录》卷二十“史书郡县同名”条总结了一条规律：“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4)方位地名方面，《日知录》卷三十一考证了许多方位地名、特别是省名的来历，如陕西、山东、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陕州有陕陌，以东称陕东，以西称陕西，“陕西”条谓史书所载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古人的“山东”是什么概念？“山东河内”条云：“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而非今之但以齐鲁为山东也。”以上二省均在北方，南方各省也多系方位地名。“江西广东广西”条云：“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该条又云“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南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四川省今已析为四川省、重庆直辖市两个省级政区，四川盆地分属不同的大政区早有先例，顾氏指出：“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14)

(5)具体地名定位方面，顾氏考证了向、韩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谦泽、绵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义和位置。例如《春秋》隐公二年“莒人入相”，杜预注：“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预注：“向，莒邑，东海氶县东南有向城。”《日知录》卷三十一“向”条写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氶县今在峄。”(15)顾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实，考证了“向”地名的来龙去脉。又如夏谦泽，见于《晋书·载记》及《通鉴》卷一○九，《日知录》卷三十一“夏谦泽”条云：“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迳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16)，旧有驿，鲍丘水迳其下，而泃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者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在这里，地名方位的考证还结合了顾氏在京东实地考察的体会。再如绵上、箕、唐的位置，传统认为分别在山西介休、阳邑、晋阳，《日知录》卷三十一“晋国”、“绵上”、“箕”、“唐”诸条从晋国疆域逐渐扩展而作出论证，“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认为绵上、箕“必在近国都之地(17)”、“必其近国之地也”，“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18)”。这些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失为一家之言。

(6)地名辨误方面，顾氏对史籍记载地名讹误的辨证不遗余力，花费了大量精力。《日知录》卷三十一既力辨《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之误，又告诫《汉书》“邹平台”二县易发生句读错误，还指正了《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他认为，汉时薛县既不属齐国，也不属菑川国，菑川故地在临淄之东，而薛县故城实在滕县南40余里处。“邹平台二县”条写道：“《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曰邹平，三曰台，四曰梁邹……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谓‘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顾氏中年时旅居山东十一年，所以对齐鲁地形了如指掌，他说：齐地东环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或作盛)二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顾氏论证道：“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19)

    另外，《日知录》所附《谲觚十事》，顾炎武尝考辨孟尝君封邑、太公封营丘、“潍水”用字、孔子吴门、齐景公墓、临朐逢山、劳山、泰山无字碑、以丈人为泰山等十事，多为关于山东的地理考据，亦颇有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括了顾炎武《日知录》的舆地考据之成就。顾氏学问博大精深，于清人学风影响甚巨，在舆地学方面的模范作用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所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左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20)

二 批评《明一统志》之风

    《明一统志》编纂有欠严谨，明代学者即已指出。如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东山李白》条指出，杜甫诗有“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的赞美，“东山李白”是李白自称，杜甫只不过是借用了而已，而俗本妄改为“山东李白”；可是，“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21)因而杨慎感叹：“噫，寡陋一至此哉”。(22)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于卷三十二指正《明一统志》一误。明末张天复撰《皇舆考》“其大意在规《明一统志》之失”(23)，王世懋撰《读史订疑》也是要“纠《明一统志》疎漏”(24)，王世贞撰《弇山堂别集》提及《明一统志》之误八处。徐霞客并非人文学者，却以实地考察证明《明一统志》某些记载之误，例如他认为永宁州的“安笼”写法正确、但普安卫下的“安笼”应正作“安隆”(25)，对广西府治东二里广福寺位置载为“弥勒州东九十里”也提出疑问(26)。

    顾祖禹虽主要生活在清初，却以遗民自居，对《明一统志》颇有微词，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27)。

    顾炎武重点指出了10处《明一统志》之误(28)：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泃县地。”(29)顾氏则云：“今考两《汉书》，并无临泃县”；在弄清了临泃、三河两县沿革后，他才指出：“先分为临泃，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30)

顾氏认为：“《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因为据《晋书·石季龙载记》，在密云山是段辽与燕(慕容皝)合谋而败赵(石季龙)之众，《明一统志》于密云山下则云：“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31)顾氏因而嘲笑道：“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明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祀宋杨业。”(32)顾氏查考了杨业一生行迹，结论是：“是(杨)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杨)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指《宋史·杨业传》)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

《明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33)顾氏认为：“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明一统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西大房山东北。”(34)顾氏遍考金代诸陵，总结性地写道：“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被弑者一帝……追谥者二帝……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又跻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乐浪郡有朝鲜县，箕子所封，故地在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顾氏云：“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35)，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36)，但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37)。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之太息。”

《明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封东牟侯，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祀不绝。”(38)顾氏考证了刘兴居事迹，结论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尚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安石《虔州学记》有云：“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分别以“旷”、“谷”、“阻”字后为一句，文理甚明。顾氏论到：“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39)

    顾氏云：“《一统志》采辑诸书，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废县，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于土产则云：‘人参、麝香、豹尾，俱废柳城县出’。今府西二十里，乃滦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按《唐书》：营州柳城郡，贡人参、麝香、豹尾、皮出。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废柳城县之误也。”(40)

顾氏又云：“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以谬欤？”(41)

    因顾炎武的提倡，四库馆臣、胡渭、阎若璩、《大清一统志》作者等群起而响应，于是形成了一股批评《明一统志》之风。

    四库馆臣评价《明一统志》时所举六例舛误，均为顾炎武上述列举的：“其时纂修诸臣旣不出一手，舛错、抵牾、疎谬尤甚，如以唐临泃为汉县，辽无章宗而以为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为陵在房山，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俱乖互不合，极为顾炎武《日知录》所讥；至摘王安石《虔州学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之语，则并句读而不通矣”(42)。可见，顾炎武的学术影响之大。

    胡渭《禹贡锥指》指出《明一统志》之误颇多。例如《明一统志》卷二十二济南府《山川》记载：“漯河在章丘县东北七里，源出长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43)。胡渭指出：“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于章丘县北入小清河”(44)。又如，《明一统志》卷十三淮安府《山川》记载：“羽山在赣榆县西北八十里，即舜殛鲧处”(45)。胡渭详细考证了羽山位置，认为“此山在沂州之东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东北，实一山跨四州县之境也”，指出：“《明一统志》云在贛榆县西北八十里，则误矣”(46)。胡渭指正《明一统志》之误，至少还有三处(47)。

    关于南直隶如皋县的沿革，《明一统志》卷十二扬州府载：“本汉广陵郡地，晋分广陵五县置山阳郡时，已有如皋县，莫知为县之始。隋初省入宁海县，属江都郡；唐析海陵地置如皋镇，南唐复升镇为县，属泰州”(48)。阎若璩觉得“莫知为县之始”之语非常奇怪，虽然《晋书》记载不细，但《宋书》记载得明明白白：海陵太守“晋安帝分广陵立，《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六”。这六个县是：建陵，晋安帝立；临江，晋安帝立；如皋，晋安帝立；宁海，晋安帝立；蒲涛，晋安帝立；临泽，明帝泰豫元年立(49)；紧接着海陵后面的山阳郡，“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领县四，曰山阳、曰盐城、曰东城、曰左乡，无如皋属山阳之文”。因此，阎若璩写道：“沈约明云‘如皋，晋安帝立’，安得云‘莫知为县之始’”！进而阎若璩批评“天顺朝臣”，缺乏“披寻全史地志之理”。(50)

    北宋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元丰时，知州杨希元因其祖于淳化中为舒州知州，其父于天圣中为舒州通判，三代为官于此，故建“三至堂”。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舒州升为安庆府；端平三年(1236年)，府治迁往一百四十里开外的江边，那么三至堂就不再位于府治了。可是，《明一统志》仍曰：“三至堂在府治东”(51)。因此，《大清一统志》作者指出，《明一统志》错了(52)。又，广西灵山县北一百里的西灵山，一名丰子岭。《元和郡县志》有丰子岭、峰子岭的不同记载，《九域志》灵山县下作丰子岭，《舆地纪胜》记载峰子岭为县主山、又曰西灵山。据考，实为同一处山。《明一统志》卷八十二廉州府山川：“西灵山，在灵山县西百余里”；“峰子岭，在灵山县东北二十五里，县之主山也”(53)。《大清一统志》作者指出，《明一统志》误将一山分作两山(54)。

    正因为《明一统志》错误多多，成为清人纂修全国总志和地方志的鉴戒，以至于清代地方志书也时时纠正其失(55)，从反面来促进了地理考据的进步。

    受顾炎武影响，道光二十八年沧州叶圭绶所著《续山东考古录》之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分别是专门针对《大清一统志》初修本山东沿革、山东古迹的辨误，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56)。

三 顾氏之失

    千虑一失，顾炎武也有不足之处，学者们已指正不少(57)，今另举两例。

    《日知录》卷八“属县”条云：“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无过十县者。”今按：此说不尽然。据《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河南府“天宝领县二十六”，河中府“天宝领县八”，太原府“天宝领县十三”，魏州“天宝领县十”，广州“天宝领县十三”，镇州“天宝领县九”，桂州只领十县。除太原府与广州外，各府州领县数均与顾氏异。并且，《旧唐书·地理志》豫、兖、相、沧四州下俱云“天宝领县十一”，定州实际领县也是11个，而幽州则领有12县，此六州所领均已超过10县之数，却为顾氏所脱(详见表1)。顾炎武仅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数字为据，故差失如此。

    又，《日知录》卷八“府”条叙唐代府制云：“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今按：这段叙述，有四处疏误：

(1)京兆、河南二府始置于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公元712年12月22日)，时距李渊建国已近百年，不得谓为“唐初”；并且，此二府与河中府、成都府同为玄宗所置而又分书，误置于武后之前。

(2)太原府始置于开元十一年，见于典籍记载(见表2)。

可见，《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本纪》及《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均无异辞。顾氏以为太原府为武后所置是错的，其错误来源于误信《唐会要》卷六十八太原尹之记载：“长寿元年九月，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此条《唐会要》为孤证，实际上武后时只置北都、未改太原府，且《旧唐书》卷七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九崔神庆本传未见太原尹之说。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接任崔神庆而主政太原者是韦安石，而《旧唐书》卷九十二韦安石本传则载其约于证圣元年前后“拜并州刺史”，并非太原尹，《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本传未及之，故《唐会要》此条记载不可信。

(3)顾氏“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一语亦不甚确切。据《元和郡县志》卷二、《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三○载，天宝元年改岐州为扶风郡，至德元年改郡名为凤翔，至德二年年末十二月(或作乾元元年)改凤翔郡为凤翔府，《唐会要》卷六十八《凤翔府尹》条的记载最为完整：“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年七月，改为凤翔郡；二年十二月，改为凤翔府，称西京，李晔为尹；元年建卯月，改为西都；上元二年九月，停西都之号”。可见，岐州于天宝元年改名扶风郡，至德元年改名凤翔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始改凤翔郡为凤翔府，非若顾氏所云直接改岐州为凤翔府也。

(4)唐末，乾宁四年升华州为兴德府、天祐元年升陕州为兴唐府，均见于《旧唐书·本纪》、《新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著录，俱为皇帝出狩而置，顾氏失书。

    上文辨析了顾炎武“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之言有误，其实在《日知录》卷八《府》条内，“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也属语焉不详。唐代置河中府，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先是，玄宗开元初置，当年即罢；肃宗乾元三年复置，直至唐亡。关于前一次设置河中府的时间，顾炎武既没说清楚，学术界也一直没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已有考证(58)。

四 结语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要特征，地理考据蔚为大宗。本来，“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59)，然而意想不到竟然会发生上述那些并不高深的失误。由此想到，今天如何评价清儒考据的地理成就？愚以为，应该深入到他们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可信的实在结论，以免浮在表面。清代地理学家群星璀璨，治沿革地理者除了顾炎武之外，还有顾祖禹、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梁份、赵绍祖、吴卓信、徐松、张穆、何秋涛、沈垚、李兆洛、焦循、沈钦韩、汪士铎、阮惟和、施世杰、丁谦、杨守敬等，还有一些虽非专门、但也兼治沿革地理的学者如刘献廷、齐召南、王昶、江永、戴震、赵翼、洪颐煊、刘文淇、陈澧、李慈铭、俞正燮、曹廷杰等。与此同时，清代还有一批专门从事地理典籍辑佚、校勘、诠注的学者群，如王谟、孙星衍、张澍、陈运溶、黄奭、马国翰、缪荃孙、王锡祺等。因此，清代地理考据的研究，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学术界十分推崇顾炎武，研究顾氏论著丰富，年谱、传记、著作很多(60)，论文也不少(61)，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评价非常的高，鲜有指陈其谬误者(62)。笔者认为，顾炎武在地理考据方面的贡献在于开创风气，试图扭转明末“游根无谈”的习气，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主流。但不容否认的是，他对于具体地理考据不是很深入，有些地方还发生了错误，因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他的示范意义大于实际成就。作为今人，评价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今年是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谨撰此文，以志纪念。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篇”。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67《〈昌平山水记〉提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68《〈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⑤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77《〈京东考古录〉提要》：“旧本题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其文皆见炎武所撰《日知录》及《昌平山水记》，殆震方剿取别行，伪立此名也”。朱莎莎：《顾亭林〈山东考古录〉考释》，《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⑧《日知录之余》4卷，没有地理考据的内容。

⑨《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门人书》(四部备要本)。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119《〈日知录〉提要》。

(11)此说颇得全祖望肯定，见其《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鲒埼亭集外编》卷45，收入《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日知录》卷31“潍水”条。所据《日知录》为陈垣校注本，见《陈垣全集》第14～16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其中，《陈垣全集》第14册为《日知录校注》卷1—9，《陈垣全集》第15册为《日知录校注》卷10—22，《陈垣全集》第16册为《日知录校注》卷23—32。下同。

(13)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卷7《济水注》已正作“山阳东缗司马登”，并云：“官本曰：案缗，近刻讹作昬。案：朱讹，赵改”。赵一清所改系据《日知录》此条，见其《水经注笺刊误卷三》。王氏合校本从之。《水经注》合校本，系巴蜀书社于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影印。

(14)《日知录》卷31“四川”条。

(15)向，故地在今山东苍山县西的向城镇。今地以2012年底的政区为准。

(16)按：今为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北夏垫镇。

(17)指故绛，在今山西襄汾县西南。

(18)今山西翼城县。

(19)《日知录》卷31“劳山”条。

(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清代经学之建设”。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1)查《大明一统志》原文，只是在卷22济南府下将李白列入了“流寓”而已，并注明“李白，蜀人”。《大明一统志》版本为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3月影印。又，清编四库全书时去掉了“大”字，故本文中的《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指同一部书。

(22)对此，王世贞有异议，认为：“此山东乃关东，非今之山东也。《一统志》固已俗，然用修亦所谓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说见其撰《弇州四部稿》卷163《说部·宛委余编八》。《四库全书总目》也有异议。

(23)《四库全书总目》卷72《〈皇舆考〉提要》。

(24)《四库全书总目》卷126《〈读史订疑〉提要》。

(25)[明]徐弘祖等著：《徐霞客游记》卷4下《黔游日记》，象鼻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永宁州安笼菁山，见《大明一统志》卷88，(西安)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3月影印，下册，第1358页上。普安卫安笼守御千户所，见《大明一统志》卷88，三秦出版社影印本下册，第1357页下。

(26)[明]徐弘祖等著：《徐霞客游记》卷5上、第690页，滇游日记。广福寺，见《大明一统志》卷87，下册、1328页下。

(27)[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8)下文前八处见《日知录》卷31“《大明一统志》”条，后两处分别见同卷“柳城”、“石城”二条。

(29)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3页下。

(30)《辽史·地理志》：“三河县，本汉临泃县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指出：“临泃，唐县，非汉县明矣。《明一统志》又承《辽志》”。厉鹗指出《明一统志》之误，亦沿袭《辽史》耳，说见《辽史拾遗》卷14“三河”，可供参考。

(31)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5—6页。

(32)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3)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4)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5)今辽宁义县北。

(36)今河北迁安市东北。

(37)按：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查《明一统志》卷5永平府，原话为：朝鲜城“在府境内，相传箕子受封之地。后魏置县，属北平郡，北齐省入新昌县”见上册、第97页下。

(38)见《大明一统志》卷25，上册、第416页上。

(39)原文见《大明一统志》卷58，上册、第886页上。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7早已指出，此误实始于南宋王象之，见《舆地纪胜》卷32《赣州》；祝穆因之，见《方舆胜览》卷20《赣州》。

(40)《大明一统志》废柳城县引文见卷5永平府“土产”、“古迹”，上册、第97页下。《唐书》引文见《新唐书·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第1023页。

(41)《大明一统志》此处引文见卷5永平府“古迹”，上册、第97页下。辽之石城县，始置于武则天时，治所在今河北滦县西北榛子镇，元初废。汉石城县，则在今安徽贵池市西南；即使是后燕所置之石城县，治所也在今辽宁建昌县西，其余十多个石城县与此无关。

(42)《四库全书总目》卷68《明一统志》。

(43)《大明一统志》上册、第354页下。

(44)[清]胡渭著，邹逸麟编：《禹贡锥指》卷3“浮于济漯达于河”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页。按：《明一统志》原文作“章丘县东北”，胡渭引作“章丘县北”。

(45)《大明一统志》上册、第209页上。

(46)[清]胡渭著，邹逸麟编：《禹贡锥指》卷5“蒙羽其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47)即把蔡山指实为在雅州东五里，以漳县西北西倾山当《禹贡》之西倾，将无考之太史河臆说在南皮县北。

(48)《大明一统志》卷12，上册，第194页下。

(49)《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5页。

(50)阎若璩：《潜邱札记》卷6《与刘颂眉书》第4。

(51)见《大明一统志》卷14安庆府宫室，上册，第231页上。

(52)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9安庆府古迹“三至堂”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册6、页4743。

(53)见《大明一统志》卷82，下册，第1250页下。

(54)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0廉州府山川“西灵山”条。册29、页23033～23034。

(55)雍正《畿辅通志》卷40“山海关”条，雍正《广西通志》卷44《古迹》“汉丁郎墓”，雍正《浙江通志》卷6武义县“九里潭”条，乾隆《江南通志》卷200《杂类志(辨讹》“相人入下相辨”，叶圭绶撰《续山东考古录》卷32“《一统志》山东古迹辨误东昌府平恩故城”等。

(56)叶圭绶所引的《一统志》，究竟是哪一部？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之标点本《续山东考古录》第847页第1条注释认为是乾隆时所编的《大清一统志》。今按：乾隆初年编成了《大清一统志》初修本，乾隆四十八年编成了《大清一统志》续修本，故所指不明。《大明一统志》尚无“统部”一说，沿革亦无如此细致的分目，可以排除。今查阅叶圭绶所引《一统志》，于山东省级有《统部沿革表》，于各府均有沿革表，各府沿革表与《大清一统志》续修本、重修本有出入，反而与初修本吻合(中国人民大学庋藏乾隆九年武英殿刊初修本之东昌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青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刘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泰安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曹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登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莱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武定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沂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证明叶圭绶所引为《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本。初修始于康熙年间，成书于乾隆初年。

(57)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0《跋金石文字记》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6述及古北口杨业祠一事，谓炎武“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又，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指出顾氏“河东、山西，一地也”之说也不确切。

(58)《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9)《四库全书总目》卷86《〈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60)赵俪生著：《顾亭林与王山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赵俪生著《顾炎武新传》，收入《赵俪生文集》第3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可真撰：《顾炎武年谱》，(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祖武等著：《旷世大儒——顾炎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许苏民著《顾炎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外，陈祖武著：《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5章还专门研究了顾炎武《日知录》。

(61)赵俪生：《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而作》，载《兰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施丁：《顾炎武的史学成就》，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郝润华：《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载《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董平：《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载《学海》2010年第2期；赵旸：《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吴长庚：《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载《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2)笔者孤陋寡闻，仅见一篇，即陈智超：《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载《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作者：华林甫，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