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但长期以来并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以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义存在。1935年，当时在北平出版的《禹贡半月刊》才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文译名，直到1950年才形成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发展规划。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学科框架已基本形成，各分支的成果已大致具备。此后又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一批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回顾发展历程，创新与求实始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之道。

　　创新精神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不断发展

　　坚持创新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不断发展并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重要原因。以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例，它就是一个坚持创新的成果。编绘历史地图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公元3世纪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18篇（幅）已经具备历史地图的要素，公元8世纪末的贾耽已以“古墨今朱”（以黑色标志历史内容，以红色标志当今内容）为方法绘成了全国性的《海内华夷图》，传世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问世于12世纪初。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筹备禹贡学会时，就将研制一套中国沿革地图列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55年，毛泽东同志要求为学习历史提供实用的历史地图，谭其骧受命主编，数十位相关学者参加。开始确定的方针，是以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为基础进行重编改绘。但他们很快发现，传统的编图原则和标准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如《历代舆地图》只画中原王朝，不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聚居区域；采用大致相同的比例尺，无法适应历史地名和其他要素相差悬殊造成的疏密不均；因采用的底图精度有限，古今对照往往很不精确。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最终决定将“重编改绘”变为新编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

　　《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都毫无例外绘入图中。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错更难避免。《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空白。如对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由于广泛收集了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丰富准确。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不少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的结论。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和线，也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图集》都确定标准年代，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图集》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图，彻底解决了图面疏密不均、内容相差悬殊的难题。

　　但严格说来，《图集》应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图，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历史地理学界数十位学者合作编纂了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已于2013年出版，后两卷将于近年问世。这无疑也是坚持创新的成果。

　　另外，《图集》采用标准年代，这固然使重建的历史景观更加科学，但也带来新的矛盾。比如，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图集》一般只能选与正史《地理志》或补志所取的年份作为标准年代。但从历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份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难反映出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地理志》所载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极盛疆域，选择这些年代编成的疆域政区图必然会给多数读者造成一个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强盛广大的错觉，不了解历史上同样存在过的另一面。以唐朝为例，尽管总图已增加至3幅（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大致显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变化，但分幅图基本是以唐朝极盛的开元二十九年为标准年代的，因而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这150余年的疆域收缩和政区变革就得不到反映。

　　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反映历史地理动态变化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另一个难题是文字考证与地图的结合。即使是一般读者，也希望知道历史地图制作的根据，例如为什么某地要定在这里，某条线要画在那里，都需要了解具体的史料根据；更不用说专业研究人员。当然，可以在地图后面附上解释文字，或在地图集以外出版文字考释的专著，但都很难避免查找不便、无法与地图上的点线对应的缺点。而且，考释文字的详略也不易掌握，简略了虽能节约篇幅，但满足不了专家学者的需要；详尽了则往往数量太大，使用的人却相当有限。

　　当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本世纪以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通过国际合作，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一旦这一系统全面建成，只要信息具备，任何时间空间的历史地图和相关的信息都是模糊检索、任意获得，任何具有时间和空间指标的信息都能利用这一平台。这一系统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加上中国拥有持续年代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因而这一系统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先优势。

求实学风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坚持真理中经世致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求实学风体现在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经世致用，服务社会。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需要地理学的科学原理和精神，也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但其研究结论有时会与已有的其他研究成果不同，或与当时的政策相悖。如1962年谭其骧先生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要根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必须充分注意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建议要积极地综合性发展农、林、牧，逐步转移或减缩耕地，变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为合理利用。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下，他的结论和建议非但得不到重视，以后还成了他反对“以粮为纲”的罪状。但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和实践早已肯定了这篇论文的价值，他的建议已成为事实。

　　1980年，谭其骧先生在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方案中提出，唐时期的吐蕃分幅图采用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为标准年代，以显示吐蕃的极盛疆域。一些学者担心这样的画法会被敌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者往往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不敢越雷池一步。谭其骧先生认为，“中原王朝管到边疆非汉族地区应该画，边疆民族政权管到汉族地区也应该画。只有一视同仁，才能消除民族隔阂，体现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他的坚持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支持：“我认为谭其骧老教授的意见是客观的和公正的”。

　　经世致用、服务社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坚持的重要原则。禹贡学会筹备期和成立之初，正值国难深重之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边疆史地研究、内蒙古考察、相关沿革地图的编绘成为学会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后，侯仁之先生长期从事北京历史地理和沙漠变迁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长期深入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开创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谭其骧先生对黄河、海河、长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区海陆变迁等进行研究，并以数十年时间、合全学科之力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些都对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融合、社会和谐、人口控制、环境保护、防灾抗灾、城市规划、文化传承等领域，都不乏历史地理学者的声音和影响。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属于中国、热爱中国，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的研究没有禁区，研究者享有充分自由，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或见解，但在发表或运用这些成果时，会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尊重民族感情、遵守社会公德。

　　不过，中国历史地理学得以顺利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分支的空白还有待填补充实。我们要继续坚持创新和求实的传统，抓住科技发展的新机遇，争取新的突破。如原始资料的一部分空白或不确定，有望通过大数据处理填补和共享，“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成和不断充实完善能更广泛有效地服务国家，成果的深化和运用将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作者：葛剑雄，原刊于《人民日报》2015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