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近年来，随着《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展示了他在明清史研究领域以外的史学成就。全面检查所遗留下来的学术卡片与遗著，近来又发现了两部历史地理学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进一步检索，则发现了更多资料，体现了郑天挺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成就。检视他的学术轨迹，甚至可以说，在郑天挺早年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一度是以历史地理学作为主攻方向的。只是在西南联大期间的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因为教学需要转向明清史，研究的重心也随之转移，才使得他原先用力甚笃的历史地理学领域，渐渐被明清史所取代。即便如此，在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依然还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成果，如“文革”期间，他曾致力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留下了数百张关于丝绸之路的学术卡片；"文革后期，亦参与审阅《中国历史地图集》。本文试图梳理郑天挺的学术轨迹，并就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略加探讨，希望有助于全面认识其学术成就，亦希图有助于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认识。
一、西南联大前郑天挺讲授历史地理学课程
郑天挺，原名庆繰，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1年大学毕业后南下，参加厦门大学的筹建工作。1922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并参加大内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从此时起，郑天挺开始在各大学兼课，所教授的课程就是国文与人文地理。郑嗣仁编《郑天挺教授大事记》中载，1922年郑天挺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女高师）、北京市立一中等学校教书。“1923年左右，经他（郑奠）介绍，郑天挺到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讲授人文地理”。1924年秋，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授人文地理及国文课，仍兼女师大讲师。“当时《预科规则》第三条规定：‘乙部以国学论著集要、国文（文论集要）、第一、二种外国文、历史、地理、伦理学大意、公民学、数学、体育为必修科。’中外地理每周三小时，一学期教完，注重人文方面，蔡孑民（元培）校长聘郑先生讲授”。到1934年，郑天挺已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他仍为国文系同学讲授古代地理学。可见，在郑天挺学术生涯最初十余年间，尽管曾辗转于北平、厦门、广州等地，但历史地理学始终是他讲授的课程，未曾离开他的学术视野。
《郑天挺日记》清晰地记载了他教授历史地理学的情况。《郑天挺日记》有个特点，每年日记开篇前，首先记录这一年的年岁、寓所、任职、教课等基本情况，所以我们能很清晰地把握他的学术历程。他现存日记手稿从1924年开始，开篇即写道：“二十五岁，寓北京西城辟牛胡同内南千章胡同五号。任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一年级国文教员、国立北京法政大学预科一年级中国人文地理教员、公立京师第一中学校三年十五级、二年十七级国文教员。”可见他身兼数职，教课以国文和人文地理为主。1926年日记开篇亦曰：“寓北京西城西斜街内后泥洼八号。充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调查法权委员会秘书。国立北京大学讲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员、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员，皆任人文地理。”开始只是在北京法政大学教中国人文地理，到了1926年，则到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外国语专门学校，全都教授人文地理课。可见，郑天挺兼课的大学虽越来越多，但所教授的课程却都是人文地理。1927年日记开篇曰：“二十八岁。寓北京西城后泥洼八号。任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北京大学讲师，授预科一年级地理。”地理依然是郑天挺所教的课程。
《郑天挺日记》还记录他给新生地理科目阅卷的情况。1926年8月1日载：
晨七时，兴。八时，赴北大第二院阅试卷。新生复试地理卷共四百十本，阅三日，今始毕矣……成绩之差，可为浩叹……本科地理卷共百七一本，及格者二十三本。
郑天挺被安排阅地理卷，也说明当时北大有关方面，将他视为地理课的教师。
教学以地理课为主，在郑天挺日常阅读与研究中，地理类书籍也是他用力最勤的，这似乎与其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亦有关系。1934年5月31日载，他当夜检视书架，于旧纸堆中得其父随带书籍目录一册，“盖清光绪二十八年先公视学奉天时随带备览之书籍也。中多实用之书，于地理书有：《一统志表》《李氏五种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西征纪程》《禹贡班义述》《通鉴地理通释》《元史山川考》《渐学庐丛书》《瀛寰志略》《地理略说》《万国舆图地理全志》《谈瀛录》《泰西采风记》《满洲旅行记》诸书”，当即慨叹，“三年来小子专治舆地之学，不知先公早留意及此。生年三十有六，既不能尽读父书，复不知先人潜研所至，真不孝之至矣。”因此就使得他更专注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郑天挺有订计划的习惯，1935年1月1日写道：
本年治学治事计划：本年治事应再加勤加平，待人应再加诚加和，治学应再加恒加专。
本年必完之业：《世说新语校记》《说文地理考》。
本年必读之书：诸史地理考。
本年必办之事：编次先君遗集付印。
日课：英语、习字（晨）、读杂书（日中）、读地理学书（晚）。
郑天挺时年36岁，其计划中特别说明必读之书是“诸史地理考”，必完之业是“《世说新语校记》《说文地理考》”，每晚必读地理学书。可见，历史地理学是他当时最为看重的领域，也是他决意要下大工夫的学科，这充分说明他当时主要是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1936年1月18日日记中载有更为具体的研究计划：“今日偶思裒辑《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水经注》《世说新语注》、诸经注疏、诸子等书所引古代地理记载，以成《古地理钩沉》。然后以《汉志》《隋志》为纲，比较其异同，此一事也。又思掇拾《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史列传体例，以成史传纂例，此又一事也。务必于今年成之。”尽管他想编纂的《古地理钩沉》一书，最终并未完成，但还是留下了为编纂此书所作的《古地理学长编》等手稿。
《郑天挺日记》对每天所读与所买之书多有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践行学习与研究计划的，尤其是1934年到1936年间，对于地理类书籍，用工甚笃。琉璃厂的书商清楚地知晓郑天挺对历史地理类书籍的嗜好，一旦有合适的书籍，即送到郑天挺家里，由他挑选购买。下面以其日记为线索，梳理他购书及阅读情况。
今日琉璃厂群玉斋书贾送来《禹贡》书四种。（1934年4月12日）
检《禹贡新图说》。前有同治六年三月陈兰甫（澧）序及自撰序录各一篇。（1934年4月14日）
是书（杨懋建之《禹贡新图说》——引者注）刻于同治六年，盖与魏默深《禹贡说》同时。均广东布政使方子箴所出赀也。案：杨懋建，字掌生，广东嘉应人，举人。（1934年4月14日）
读方溶《禹贡分笺》。溶，字容甫，浙江海盐人。书凡七卷。（1934年4月29日）
读《明贡举考》《禹贡汇览》《禹贡古今注通释》《山海经地理今释》。（1934年6月13日）群玉斋送来《外藩纪略》《西域纪要》《研经室训子文笔》三种。（1934年7月26日）
群玉斋书贾送来《禹贡今释》一部，与前送之《甘泉乡人稿》，同出屈家。（1934年9月13日）
群玉斋书贾送来《禹贡新义新参》一部、《禹贡示掌》一部。（1934年10月14日）
群玉斋送来陈石遗（衍）《考工记辨证》一部、严九能（元照）《娱亲雅言》一部、方冉亭（堃）《禹贡水道考异》一部。（1935年1月9日）
读孙乔年《禹贡释诂》。此书于地理，一未诠释。盖亦启蒙书也，负此美名矣。《禹贡》之书，汗牛充栋，大抵便蒙者多，考订者少。而书名之美，莫逾《释诂》。（1935年3月3日）
读《黔南识略》《琉球国志略》《筹海图编》等。（1935年3月11日）
德友堂送来《水经注删》《舆地纪胜》《河防通议》《防河要览》《治河方略》《畿辅安澜志》等多种。（1935年3月22日）
德友堂书贾来电话谓得有《二十一史方舆纪要》，极罕见，命即送来，凡五册。（1935年3月29日）
读《越南辑略》《松厓文钞》《甬上水利志》《热河志》。（1935年4月1日）
书贾送来《六河总图说》一册，清黄士杰撰。（1935年4月24日）
书贾送来《黄县志稿》《豫河续志》《江北运程》诸书。（1935年5月13日）
书贾送来张荫桓《三洲日记》二册，光绪十一年出使美日秘诸国是日记也。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刻本。又送来《山海经释义》十八卷。明澶渊王崇庆（字德徵）释义、董汉儒（字学舒）校订。有王氏自序、董氏重刻序及蒋一葵跋。（1936年1月19日）
上午宝铭堂书贾送来《水经注》王氏合校本十册，题识甚多。谓系姚大荣批校，索价殊昂。（1936年3月1日）
宝铭堂书贾送来《昆舆考略》正续编稿本两册。云系得之南方吴锦章家。吴氏手稿也。（1936年5月17日）
可见，在1934年到1936年《郑天挺日记》中，有关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与阅读资料，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他教学以历史地理为主，他的研究也就围绕古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展开，教学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后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涉及郑天挺讲授人文地理课程情况的。1923年傅振伦入北大预科，曾听过郑天挺的人文地理学课程，他深情地回忆当时的课堂情况：
郑先生通英文，浏览很广，所授人文地理一科即参考外文专业图书，编印讲义。郑先生讲人文地理，我受益很深，一九二六年开始研究中国地方志学，即启蒙于先生。人文地理的课堂在沙滩红楼北大第一院第二层西头南端路西第一教室，这个大教室可容百余人。郑先生熟习地理，侃侃而谈，条理清晰，口齿流利，发音洪亮。当时尚无广播设备，而他的一字一句，无不灌注到学生之耳，听众自始至终毫无倦容，深受欢迎，座无虚席。北大各科教师有个习惯，上课钟敲了十五分钟之后，才结束了聊天，姗姗地走入教室。郑先生一向爱惜时光，上课钟声一响就走到教室，他深深体会到耽误百余人的几分钟，就是时间的巨大浪费。先生教学循循善诱，且尽其所能奖掖后进。
傅振伦后来在方志学、博物学等领域成就斐然，他把听郑天挺人文地理课程视作他方志学上的启蒙，亦可见该课程影响之一斑。
对于郑天挺早年授课情况，郑天挺的子女们回忆道：“1930年代，他在中文系讲授古代地理学、校勘学等课程，继又在史学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不仅讲课且大多编有讲义。1938年后，他即侧重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很为当时学人所称道。”在1939年之前，虽然郑天挺讲课很多，门类很杂，但人文地理与古代地理两门课程，是他一直在教授的课程。为了配合教学，其阅读与研究，也以地理学为主，直到1939年改授明清史以后，历史地理才被取代。
二、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对西南史地之关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陷落，时为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在处理好师生南撤事宜后，11月与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等，最后一批南下，奔赴长沙临时大学。12月，郑天挺在临时大学由中文系转至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1938年2月，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和当时很多史家一样，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也涉足了西南史地研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制定日课，大量收集、购买和阅读西南史地方面的著作，为研究西南史地打下文献功底，并准备撰写一部《南诏书》。1938年1月21日日记载：“六时，张怡荪(按：张煦，字怡荪，1893——1983)约在民众菜馆便饭。座凡莘田、建功、矛尘、膺中宾主六人。以吾侪将往昆明，劝余留意南诏史料，余方治隋唐史，闻之欣然。座中默拟一目：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名曰'南诏书'，更定后，再与怡荪诸人商之。”因为郑天挺对于历史地理学有深厚的功底，所以一经提醒，当即就有想法，由此开启了他对西南史地的探索。
1938年上半年，日记中载有两个日课，是他研究西南史地的计划。3月30日载：
今略师求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
史书，五叶至十叶；
杂书，五叶至十叶；
习字，一百；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
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有恒。史书尚未到，先以《云南备征志》代之。习字俟有纸，写寸楷。
此乃《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首次谈及日课，以读《云南备征志》为主，是因为他要以西南地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1938年5月3日，再次谈及日课：“自明日始，参酌前定日课，改如下表：晨：小字一百钞古人文字，不临帖。大字五十临汉碑。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可见，自从在长沙经张煦提醒后，撰写一部《南诏书》，就成了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学计划，因而研读西南史地书籍，也就成了1938年其日课的主要内容。
在云南期间，尽管经济贫困，手头拮据，郑天挺还是尽可能购买西南史地相关书籍，其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38年1月18日“游玉泉街书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经注》一部，价一圆二角”；3月3日“以国币三元购《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3月15日“至昆华图书馆，意在购《云南丛书》……十二时售书者至，乃选《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志》《南诏野史》，三种均无装整者，约明日往取”。1939年1月29日“至商务印书馆购《星槎胜览校注》一册”；5月14日“至商务印书馆购《诚意伯集》《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各一部”。1940年5月12日至“商务印书馆，报载冯承钧《诸蕃志》出版，求之未得5月18日至商务印书馆购《诸蕃志校注》”。在云南期间，不像北平有书商送书上门，郑天挺需亲自前往书店购书，而且有时为了购一书，更不惜等待很长一段时间，而所购书籍以史地书籍为主。
除购书外，郑天挺所阅读的西南史地书籍更多，其中以《昆明县志》《云南备征志》最为重要，日记中的记录也最为详尽。1938年3月10日，他开始读《昆明县志》，并在日记中介绍此书：“读《昆明县志》，戴炯孙修，［炯孙，嘉庆己卯举人，道光己丑进士，掌贵州道御史，志属辞于道光丁酉，脱稿于辛丑。］炯孙，字筠帆，昆明人，官至御史。书凡十卷，为目十八，成于道光辛丑，迄光绪辛丑始付梓。余择其有关南诏者别录于册” 。3月12日载：“读《昆明县志》。九时诣莘田……下午读《昆明县志》。”3月14日载：“十一时半读《昆明县志》，竟之。其引用书凡七十二种，辑录于次。”可见，郑天挺用五天时间读完了《昆明县志》。尽管这期间他也关注其他相关书籍，但《昆明县志》是其必读之书。而读完之后，特别抄录此书所征引的72种参考书目，说明他很注重史料的来源。
1938年3月30日，郑天挺在日课中列出每日必读《云南备征志》。《云南备征志》共21卷，云南名儒王崧(字伯高，又字酉山，号乐山，嘉庆四年进士）于道光年间纂成，辑录《史记》以下至清初有关云南史料诸书，尤重正史及相关地理志书，并全文收录如《南诏野史》等62种史籍，是非常重要的云南史料。《云南备征志》较之《昆明县志》更为重要，郑天挺研读时间也更长，前后近三个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有详细记录，不再枚举。下面仅述其主要特点，即郑天挺在阅读《云南备征志》时，常与相关史籍比较阅读，同时，因为他有志于编纂一部《南诏书》，故尤为重视其中的南诏史料。1938年5月13日载：
晚读《云南备征志·南诏野史》七叶，本欲用武陵胡氏增订本互校，不惟文字不同，编次亦异，竟无从着手。袁树五《胡本书后》云，《南诏野史》凡五本：一曰倪本；二曰杨本；三曰阮本；四曰胡本，武陵胡蔚据杨本而订正之，分上下卷；五曰王本，浪穹王崧得阮本之传钞者，数本而参互考订，勒为一编。是两本所据不同，而又参以各人考订，宜其不相蒙也。窃疑此书本好事之徒取《唐书·南诏传》及宋明以来记载杂糅而成，后人屡有增益，故或题倪辂撰，或题阮元声撰，或题杨慎撰，实则均为增润之人也。每经一手，编次文字即为之一变，并传至今，几不能辨其是一是二矣。
自长沙立下研究西南史地志愿后，经过近半年的准备，终于在1938年5月16日日记中出现了“余拟草《南诏疆域试探》一文”的记载。然而，由于西南联大教学任务的调整，郑天挺编纂《南诏书》的计划，亦随之搁浅。7月15日载：“四时半史学系开教授会，余下年决授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其南诏史从缓。”7月19日载：“拟自本日起改订读书日程如次：字：百。《唐书》《汉书》：一卷或二卷；《通鉴》：一卷或二卷。杂书：十叶至二十叶。写作：五百字至千字，专题或读书札记。月课：月初定之，月终检结。”这个计划和前述5月3日计划相比，最大区别就是删除了“备纂辑《南诏书》”，亦即撰写《南诏书》已不再是近期目标了。为了清史教学，而将既定的研究课题推迟，体现出郑天挺以教学为上、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思想。
其次，对西藏史地的研究。1938年7月，郑天挺虽因教学任务转向明清史，暂时搁置了编纂《南诏书》计划，但他并未搁置对西南史地的关注。当时，他还教授隋唐史，并结合教研内容，在1938年6月至1946年9月间，撰写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三篇重要论文。关于论文的撰写动机与经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有清晰的记录，现略述于下。
关于《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道：
二十七年六月，余草此文毕，就正于陈寅恪、罗莘田、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心恒、邱大年诸公。此文原题曰《发羌释》，继改今名，遵莘田、雪屏之教也。余初以“失花延”与“帆延”为古今地名之异，心恒据伊兰语为正之，译文以f对t。从吾举佛陀为证，稿中笔皆莘田所改。其反切及声类所属，皆傅君懋绩所查。此文缮正后，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大集经·月藏菩萨分》文中误作《月藏经》多处，此稿不能觅也。寅恪对此说深赞许，尤增余兴趣与努力，并识之。
对于此问题，郑天挺最初萌发想法是在1938年6月9日：“晚读《通典》及隋唐史《四裔传》。余前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近日思之，觉其理颇长，因拟参考群书，作为论文。6月13日写成初稿，大抵以地理证发羌之地望与西藏相当，以古音证，发，字与Bod可相对。”完稿之后，经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等人建议，郑天挺进一步修改润色，最终刊出。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在《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完成之后，几乎马上就开始酝酿。日记载：“此稿起草于二十七年六月，时居蒙自东门外歌胪士洋行楼上；二十八年二月改作于昆明柿花巷；二十八年八月又改作于才盛巷；今年一月三十日又改作于靛花巷。携之来乡，于今日始成。今日为亡室三周年忌日，不禁凄然。此文本以祝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日，兹更以纪念吾稚眉也。”1938年7月26日载：“近日读书较少，亦未作文，姑负此清闲永昼矣。今日拟将前数日心中所想作之论文，于旬日内作毕，以为四十自寿。一《附国与发羌》，二《唐代之律令格式》，三《读史札记》三五条。”可见，郑天挺原想以此文庆祝北大成立40周年及40自寿，但因行政事务繁杂，几度动笔，几度迁延，至1940年2月14日才最终完稿。而从郑天挺欲以此文庆祝北大成立40周年、40自寿及最终悼念发妻，可见他相当看重这篇文章。1940年9月，郑天挺将此文给张政烺看，张政烺回信曰：“承示大文，敬读三过，获益实多，辞义周密，不能更赞一词。附国吐蕃，隋唐异称，容有部族消长、种姓更代之事。要之附国之当为发羌，当在康藏，今后自可无疑义矣。”可见，时人对此文甚为称颂。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之成文，则与《〈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文相关。1942年9月13日载：“整理《附国地望与对音》文稿，以其中‘薄缘’一段，别成《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文，以纪念先君八十生日。两稿同付油印，为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六与十九。”故这两篇文章同刊于《国学季刊》6卷4号。
这三篇文章乃是搁置《南诏书》之后，郑天挺结合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而撰写的重要论文。从方法论与问题关怀上，都表现出郑天挺作为杰出史家的问题意识，同时又有着重要的现实关怀。
最后，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因而郑天挺治学，并非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西南史地的关注，正是这种现实关怀的体现。这一时期，他尽可能加强与云南地方有关方面的合作，经常调查西南史地、金石情况，参与云南地方修史事务，给当地市民、学生开设讲座，传授西南史地知识。
1938年2月9日，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这充分显示了他当时治学的现实关怀，激发民族意识，激励正气，振发信心，为民族复兴服务。
西南联大期间，尽管郑天挺行政、教学等事务都很繁重，但他还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对昆明、大理、蒙自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名胜、金石碑刻、名人掌故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对此多有记载。1938年3月3日载：“九时偕建功、从吾、矛尘同出早餐，餐毕，往观聚奎楼。楼在全蜀会馆东，俗称状元楼，清末滇人为袁嘉榖所立也。云南无状元，惟光绪甲辰经济特科袁氏一等第一，乡里荣之，为立此楼。”1939年3月13日载：“午间，偶检李印泉先生《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卷二，五十二叶有《圆通寺观音阁碑记》，题崇祯二十年，大奇之。下午三时偕少榆往圆通公园，意在访碑，竟不得其处。除摩崖外，仅见嘉靖丙申《圆通寺祖师殿记》一碑，嵌之殿外壁间。寺门有一碑，仆地上，视之无字，此外无所见。现园之西部辟为警备区，游人不得至，岂即藏其处欤？”6月23日载：“上午改作《乐山凌云寺碑记跋》，记中衔名原有‘□王驾前’之文，前定为秦王。近详察石刻，‘王’字甚似‘主’字，当为‘国主’也，补订之。”《乐山凌云寺碑记跋》即《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该文结合南明史，详细考订，不仅得出原“□王驾前”即“国主驾前”的结论，而且考订出国主即孙可望。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学界一时之风尚，郑天挺也曾参与相关学术研究活动。1942年2月1日载：“三时莘田自乡入城，相唤始起。莘田拟边疆语言研究所计划相示，余贡两议：一、范围宜及马来、台湾、朝鲜、波斯、印度；二、宜以学习语言之训练班附属于所，不宜以所附属于语言学校。莘田亦以为然。”1943年6月4日载：“莘田相告，徐梦麟谈兴文银行向与教育界有关，近欲请云大、联大教授热心研究云南文献者二十人，月致俸千元为研究费，资其研究。以余尝有《云南通道》之作，意欲使余为二十人之一。余闻其未有成书之意，盖藉此以资助同人耳，婉辞之，并建议莘田必以云南文物研究机关名义乃可受。若受之兴文银行，未安也。余非不穷，但滥受于人，不愿且不敢也。”这里，郑天挺认为“以云南文物研究机关名义乃可受。若受之兴文银行，未安也”，一方面体现出他的品格高尚，另一方面说明云南有关方面对于他们研究云南史地之支持。
郑天挺对西南史地的关注，曾引起当时人的注意，有关机构经常邀请他去演讲。1942年7月29日给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此约本在两周前，题由团中拟定，日期原在十五日，余辞之，乃改二十九日，不得不允。‘开拓’二字易起误会，余意改‘发展’，商之锡予，改‘发达’”。演讲具体情形，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四时到华山小学讲演，招待甚殷，但时间较余表迟十余分钟。听者约三百余人，长幼男女均有之。所讲之纲目如下：一、叙论：1.专就历史眼光来看；2.明清以前滇黔之发达；3.道光以后其发达与前不属从略。二、区域之分合：1.滇黔之名称；2.省区分合之变更：a.播州，b.东川，C.安顺，d.乌撒。三、人口。四、土田：1.垦田之增加；2.提倡辟田之人：a.沐春，b.陈用宾，C.高其倬，d.清世宗，e.清高宗。五、交通：1.古代入滇之路：a.庄硚，b.南越，C.司马相如、诸葛亮；2.唐代之南北二路；3.明清之官道：a.明初入滇之道，b.驿道；4.万历时欲开之粤路、川路：a.闵洪学，b.王元翰；5.运铜之四路。六、矿产：1.诸矿；2.铜：a.铜之产地，b.铜之产量，C.鼓铸与铜；3.雍乾时滇铜与洋铜之竞争。七、盐：1.滇盐之行销地；2.嘉庆时滇盐之改革。八、科举：1.乡试：a.名额，b.应考额，C.黔试之并滇；2.会试：a.明清会试取录之统计，b.钱沣之改革建议。九、改土归流：1.流土之解释；2.原因；3.理论。十、结论：1.滇黔之发达在明清较前代为胜；2.明清滇黔之发达较之他省有过之。六时讲毕，并有茶点，稍坐而归。
这次并无演讲稿留存下来。但从上引大纲可见，其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滇、黔两省之政区沿革、人口、土田、交通、矿产、盐业、科举、改土归流等问题，全方位介绍了滇、黔的历史与现状，充分体现了郑天挺对滇、黔史地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演讲可以说是郑天挺对西南史地研究的一次总结汇报。
与这次演讲相关的，还有1945年1月18日受邀在云南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所作题为“明代之云南”的演讲。日记对这次演讲记录很简单，曰：“七时至省党部讲演‘明代之云南’，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结论十节，七十五分钟而毕。”不过，日记中夹有题为《郑天挺昨讲“明代的云南”》的剪报，曰：
（云南社讯）文化运动委员会学术演讲，昨日举行第六讲，由联大教授郑天挺先生演讲“明代的云南”。由洪武十五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入滇，至顺治十五年吴三桂入滇，二百余年间云南之政治制度、地理环境及交通、经济、文化等问题，均有精辟之分析。并谓云政治进步、文化发达及经济之负担，绝不弱于他省。至八时许始毕云。
在一定意义上，这次演讲是“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的继续和深化，着重讲述明代的云南，范围虽小，但讨论更为深入。这两次演讲的听众都是云南省政府官员，这有助于他们认清云南、贵州的历史与现实，对他们坚守西南阵地，抗击日本的侵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郑天挺发表过另外一些演讲。如1942年8月，在“云南省三十一年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席讨论会”上，先后作了“隋唐大势”“明清大势”“隋唐与明清制度比较”三次演讲以及一次“史地教材之补充与当前课本缺乏之救济”的专题演讲。1944年暑假，在昆明的大理人士为编辑大理方志，约请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部分教授和青年教师，前往大理进行实地考察，往返34天；9月18日，应何炳棣等人邀请，郑天挺在十一学会上以“大理见闻”为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介绍大理考察事宜。
综上可见，即便在1939年以后，郑天挺的教学以明清史为主，但他对西南史地的关注并未停止：他结合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数篇颇有分量的有关西藏史地的论文；他关注西南史地，开展学术演讲，传授相关知识，并与西南地方政府合作，指导帮助编修西南地方史，发挥他对西南史地研究的实际作用。
三、郑天挺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学术特色
以上我们梳理了郑天挺早年关注、研究历史地理和边疆史地的大致历程，下面拟分析其研究的学术特色，以见郑天挺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和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地位与贡献。
首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看，郑天挺应有一定地位。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并无“历史地理”，传统舆地之学及沿革地理都附于史学之下。“历史地理”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是随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在1901-1904年间由日本传入。此后，张相文等组织“中国地学会”、创办《地学杂志》，南京高师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等组织“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地学报》等，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早期发展有推动作用。而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等着手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郑天挺在大学讲授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学，是1923-1934年，正值历史地理学在中国逐渐建立时期，也就是说，他是较早关注并讲授历史地理学相关课程的学者之一，因而，他对该学科相关问题的认识值得关注。
在历史地理学草创时期，人们对其学科属性、定义、范畴、对象等认识，尚未形成一定之规，最为明显的，如对历史地理学应属地理学还是历史学，学界意见都不一致，甚至于对地理学的认识，亦无定论。郑天挺认为，当时地理学定义有二途：“一则以为地理学为辨明宇宙各种形势之学，一则以为地理学为研究大地与人生关系之学。由前之说，则是地理学将为记诵山川方位之学，而不必求其相互关系，与人生状态。由后之说，则是地理学为阐明人地相关之理，与进化之由”。其中，他认为人地“两者相关，若表与里，则依后说似为稍胜矣”，所以更倾向于将地理学定义为“研究地与人之关系之学也”。
基于此，郑天挺把地理学分为三类：“一曰天文地理，或称数理地理。论地球与天体之关系，及其形状运动，并确定表面各方位之法。二曰地文地理，亦称自然地理。论山川水陆自然之形势，与空气之变化，气候之异同，生产之分布。三曰人文地理，或称政治地理。论邦国都邑之疆域，及文明之进化，农商之发达，与夫种族、语言、宗教、政俗之不同，并各地交通之情况”。“三者间，以地文地理为基本，人文地理由其发生”。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大体亦分为几大体系：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区域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研究等等。尽管与郑天挺的分类不尽相同，但还是能看到彼此的关联性。三者之中，他最重人文地理，这也是他教授地理课最重要的方面。就人文地理范畴而言，郑天挺有精辟的论断：
举凡一切人事莫不属之。而为一班学者所论列者，约如下数：一、疆域，各地区之沿革兴废。二、人口，各地人口之多寡数目。三、种族，各地民族之类别及特征。四、政体，政体之类别。五、风俗，各地社会状况与风俗情形。六、宗教，宗教之类别与各地之分配。七、语言，各地语言之类别及其兴废。八、文字，各地文字之类别及其兴废。九、军备，各地军备情形及要塞之有无。十、土地，各地山川方位、土地肥瘠。十一、生产，各地生产之种类多寡，输出所在。十二、交通，各地交通情形。
此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天挺对人文地理学范畴的界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当今人文地理学已经成为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高教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其基本的定义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着重研究地理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地表各种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人地关系的空间分布或地域系统”。尽管论述更为系统化、理论化了，但是核心问题并未超出郑天挺所界定的范畴。目前，学界对于张相文、翁文灏、竺可桢、胡焕庸等人在民国时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几乎无人注意到郑天挺曾经就此问题，亦有过相当重要的论断，他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从《尚书·禹贡》开始，地理类著述逐渐丰富。自《汉书》创《地理志》以后，地理类志书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受《汉书·地理志》影响，中国古代官修、私修方志数量，自魏晋南北朝以降，更是汗牛充栋。唐宋以降，更涌现出大量“地理学”名著，如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徐霞客《徐霞客游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等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科与文献基础。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等学者创立《禹贡》半月刊，开启了对中国古代地理的现代学术研究。郑天挺后来亦参与禹贡学会的相关工作，以实际的学术活动，促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他不仅讲授历史地理学课程，更有意编纂《古地理钩沉》《古地理学长编》，尽管最终并未完工，但释读《禹贡》部分得以完整保留。
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过程中，《禹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禹贡》发刊词宣称：“《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在某种意义上，对《禹贡》的研究，就成为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诚如顾颉刚所言，《禹贡》和《山海经》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两条路径，前者是证实的，后者偏神话色彩。对此，郑天挺下了很大功夫，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释读《禹贡》全文的学者之一，颇具学术意义。从文本中显示，他对《禹贡》的释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禹贡》全文，给予分句分段；对于字词音义，进行考订解释。《禹贡》全文不长，1193个字，晦涩难懂，郑天挺将其分为260个字段，进行释读，释读文超过5万字。每一个字段中，首先解释字音、字义，进而对《禹贡》篇的内容，给予论定，即如开篇解释“禹贡”二字：
《广雅.释言》曰：“贡，功也。” 《说文解字》曰：“贡，献功也。” 《曲礼》曰： “五官致贡曰享。”郑玄注曰：“贡，功也；享，献也。致其岁终之功于王，谓之献也。” 王筠《禹贡正字》曰：“《禹贡》者，谓禹献其治水之功于尧也。”
禹是人名，即大禹，无需解释。对于“贡”字，则从文字学上，征引《广雅》《说文解字》《曲礼》等说法，将古人相关论定，全部列出来，最终得出古人所谓“ 禹贡”，就是 “禹献其治水之功于尧之意”。先释字义、字音，再释内容，成为郑天挺释读《禹贡》的基本思路。
第二，征引宏富，显示出郑天挺对古代地理文献，相当熟悉，对古代地理学的既有成果，有通盘的了解。《禹贡》开创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之先声，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有着深远影响。但其年代久远，文字艰涩，加之其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地位特殊，历代学人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所以要对其进行释读，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底。前面提及过1934年到1936年，郑天挺购买古代地理志典籍的情况，或许正是为释读《禹贡》所作的准备。郑天挺释读《禹贡》所征引的文献，种类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类：（1）文字学与音韵学典籍，如《广雅》《尔雅》《说文解字》等及相关注释类典籍；（2）古代研究《禹贡》的各种典籍，如《禹贡锥指》《禹贡班义述》等；（3）诸正史及其相关补充、注释典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注释类书如《史记正义》《史记集解》《汉书注》等；（4）古代各类经书及其释义之典籍，如五经及《尚书今古文注疏》《尚书集注音疏》等；（5）各种类书与典志体书，如《太平御览》《通典》等；（6）古代各种地理志典籍，如《水经注》《山海经》以及《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等，还有其他相关的文集、史料笔记等著作。从时间上看，既有先秦典籍、秦汉以来经史著述，也有清人对于地理学的研究著作，显示出郑天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地志学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
第三，见解独到，表现出郑天挺学养深厚，见识超群。古人对《禹贡》研究，著述甚丰，但各种学说，彼此牴牾，互相拮抗，学术疑案之事常有发生。如九河之说，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郑天挺在综合考察各种说法之后，作出判断曰：
九河所在，西汉时已聚讼莫定，汉、晋、宋、隋诸志，亦略而不详；唐、宋而后，杜佑、李吉甫、乐史、王存之流，始渐指实。或新河冠以旧名，或一地互为两说（蔡沈《书集传》语），凿空悬拟，附会为多，非真其故渎也。兹略录前说，以备探究之助。要而言之，旧说以许商为简而近实，郑说小有歧异，尚不相远（阜城与交河接壤），惟信齐桓堙塞之说，尊守纬书（说出《尚书中候》、《春秋纬宝乾图》），有足议耳。洪亮吉曰："九河故道，断在今直隶沧景（今河北沧县景县）以南，山东武德今山东惠民德县以北，堙塞已久，不当案名以索。其言是也。
对于历史上关于“九河所在”的分歧，郑天挺了如指掌，在比较各家观点后，认同清人洪亮吉对“九河所在”及“不当案名以索”的看法。九河故道“不当案名以索”，实际也是顾颉刚、辛树帜等人的看法。对此，正如刘起荱所说：“在未得到该地区有九条河道带的资料前，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禹贡》而外，郑天挺对于古代地理学有通盘了解，对于古代地志学与现代地理学之关系，他亦有精辟之论断：
吾国地志，既分载方域、山川、人口、风俗、物产，故其书之分类亦不相远。清代《四库》收书，列地理类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十目；是为地书部居厘定之始。其后毕沅、章学诚、张之洞续有分合，终不逾其范。此虽书录之部居，然潜研地理学者，固可循而求之也。
寥寥数言，既概括性地叙述了古代地志学著作的内容、分类及清代主要代表人物，亦指出其对当下地理学研究者之作用；同时说明，古代地志学与现代地理学之渊源关系，言简意赅，立意深远。郑天挺指出“大抵地理之学，愈后而愈精。若夫考求一代因革，辨究经文史事，则前代地书有足取焉”，既概括了古代地志学的特点，亦指明古代地理学书籍的学术价值。在残存的《古地理学长编》中，尽管仅万余字，但涉及面相当广泛，先对地理名称加以解释，接着论述古代地理学的分类、历代史书中有关地理之篇目、古代地理书之内容、主要书名、古代地理书之馆藏以及清代主要的地理学家及其著作简介等等问题。其还提及古代地理学整理之范围有三：整理西汉以前之地理书籍（辨明何者为地理材料，何者为神话）；解决古代地理上之问题；就古代地理之记述，推究古代之方域及古代所知四裔之略限。论及古代地理学之书籍、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古人所了解的世界情况，已经涉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本问题。
总之，郑天挺《世界人文地理》虽是以传授知识为主，但他对于地理学的定义、范畴与特征，都有清晰的介绍，对历史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定位，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立过程中，应有一席之地，值得肯定。《古地理学要略》以《禹贡》释读为第一节，其余部分未见刊出，或是未能完成，或是完稿已经散佚，具体如何，不敢妄断。但即便是这样一部残稿，已经可见郑天挺在古代地理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对《禹贡》的释读文，对古代地理学有关问题的探讨，反映了郑天挺广博的学识，尽管历经近一个世纪，但依然有其学术价值。
其次，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关注西南史地，虽是时代环境使然，但其相关研究却具有明显的国际性与前沿性。回应国际学界的相关论题，是这一时期郑天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国边疆史地问题，是20世纪初期东西方汉学家研究的热点。郑天挺在其西南史地研究中，对于当时国际上盛行的相关学说，亦有所关注。1938年5月21日载：
读《西域研究》，日本藤田丰八著，杨炼译，凡论文十一篇，多引伯希和（Pelliot）、斯坦因（AurelStein）、赫尔门（Herrmann）、格伦那尔（Grenard）、沙畹（Chavannes）、克银汉（Cunninghan）、戴孚礼（Deveria）、劳菲耳（Laufer）、洛克喜尔（Rockhill）关于西藏，多玛(Thomas）、古诺(Sten Konow）、斯太因格斯(Steingass）、瓦特尔(Watters）、马贵特(Marquart）、华台尔(Waddell）、斯匹许特(SpeCht）、斯特伦格(LeStrange）、霍尔恩拉(Rudolf Hoernle）、烈维(S.Levi）、罗林孙(Rawlinson）波斯、贝尔(Beal）、拉格(Legge）、沙乔(Sachau）关于印度，缪纳(Muller）波斯、戈比奴(Gobineau）波斯佛教、赖鲁(Reinaud）关于波斯、羽溪了谛、三宅米吉、内藤湖南、桑原、白鸟、羽田、箭内、井上诸家学说而加以辨证，其中有论吐谷浑一则，别录于册……阅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及《续编》《三编》，凡P. Pelliot伯希和、Gabriel Ferrand费琅、Godard、Hackin、Georges Maspero马斯帛洛、Gabriel Ferrand重见删，G. Coedes戈岱司、Aurousseau鄂卢梭诸家论文三十篇。《正》十二、《续》十三、《三》五。
这样的读书摘录，并非鲜见。由此可见，郑天挺研究西南史地，除尽力搜求原始史料外，国内外的前沿成果，同样是他关注的对象。
对于这些前沿动态，郑天挺不仅仅是关注，而且对其研究方法有所借鉴，对其讨论的问题亦有所回应。如以古音证地理之法，为当时国际上不少汉学家所采用之方法，正如郑天挺完成《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后所说：“以古音证地理，此法西人若伯希和、沙畹之流用之，已三十余年；日本若白鸟、藤田之流，亦用之二十余年。而中国反无其人，此文岂其嚆矢乎?”有鉴于此，《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三篇文章都以古音证地理之法为主，结合史地之考察，得出相应结论。可见，郑天挺在其西南史地研究中，采用了国际上常用的方法，研究的问题也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西藏史问题。
在借鉴研究方法的同时，对于西方汉学家的结论，郑天挺也有所回应。《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就是质疑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1erre Abel Remusat）、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E. V. Bretschne1der）、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西方著名学者的错误认识。如其自述，“诸家均以为吐蕃之‘蕃'应读为‘波'，以期与Bod之音相对”，“窃疑中国史传之所谓发羌，实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最后他得出结论：“发羌之地望既与康藏相应，而读音又与Bod相合，则发羌之称盖源于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似亦可无疑”。《〈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继续《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之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附国之确属藏地，其名盖取于Bod之对音”。而《〈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则指出，“薄缘之名旧籍未见，窃疑即今西藏南界山国之不丹”。通过语言学之对音，论证薄缘夷就是不丹，然后考订出不丹在清朝进贡之年份。这三篇文章运用历史地理学、语言学、音韵学等相关知识，回应当时西方著名汉学家的论断，既体现了郑天挺深厚的学术功底，亦反映了其广阔的国际视野。
郑天挺对这三篇文章的学术贡献，颇为自信。1943年1月，他将三文送重庆学术审议会，参加评审，得到罗常培与蒋梦麟的支持。5月5日日记载：“得孟邻师三日书，谓学术审议会定余论文为三等奖，并云‘大著之价值，佥认为应得二等，因份量太少，故与他相较只能给三等’云。余能得三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怨。但学术论文而以份量衡量，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当时评审人是陈寅恪和柳诒徵。7月12日载：
余告以并不以得三等而以为屈抑，而不以原审人为何人而介意，况二人皆余所尊，余之论文寅恪曾极赏之，为之延誉于学生中，其人学贯中西，纵列余文于五等，余亦不认为屈抑。余所以不接受者，以学术审议会不能知余论文价值之所在，更不能知余论文所讨论者，乃现在国际学术界所欲解决之问题，而但从篇幅多寡立论。余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也。俊升劝余姑受奖金，再三谢之。余实穷困，然岂能易其操哉！
学术评审会本认为从水平上看，应该给予二等奖，但篇幅过少，最终给予三等奖，郑天挺对这样的理由不能接受，认为学术评审会并不了解论文的价值，故而拒绝领奖。“余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也”，清楚地说明，《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三文所针对的是国际学术界的错误认识，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都具有国际学术的视野。
郑天挺对西藏史之关注，还有其他成果。如《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收录有《西藏名称之由来·长编》，将明清史籍中有关资料全部辑出，而他所针对的则是C.Bell的Tibet，Past and Present(《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之错误说法。此外，他还曾有意开设西藏史课程。由此亦可见，郑天挺对西藏史研究，亦有宏大计划。
郑天挺这一系列论文，影响很大。陈生玺曾指出：“他的这些研究有力地说明了后汉时的发羌，即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与中央政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关于薄缘夷就是不丹的考证，更是开创性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为一些外国学者研究西藏的著作所引用。”冯尔康亦指出：“清代中后期的学者多关心边疆史地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西北史地。郑天挺继承了清人的传统，又赋有时代特色，在联大时期，致力于西南史地的考察，晚年对东北边疆史尤有兴趣，写出一些学者经常称道的论文。”
最后，“文革”期间，郑天挺还对丝绸之路有过专门研究。这是晚年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早年历史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关于郑天挺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委，陈振江有详细说明：1971年秋，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风潮下，出版社也开始致力于出版一些学术性著作，中华书局遂派编辑来南开，约请他撰写丝绸之路的著作。但陈振江感到丝绸之路内容复杂，问题很多，撰写不易，于是，就约请郑天挺“指导和合作”。郑天挺表示同意，于是商定提纲、分工合作。“郑老撰写蚕丝的发现、丝路的形成和变迁，并对丝路沿线的一些地名和丝道作了深邃的考证”；陈振江则写“丝绸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交流、中西商旅和使节往来及其贡献与影响，并绘制丝路及其变迁示意图”。很快他们就写出了初稿，1972年把书稿寄给中华书局，但迟迟未见回复。这是因为中华书局换了编辑，而新编辑认为原稿专业性太强，要求将之改写为符合工农兵兴趣的通俗读物，基本不引史料，全书不得超过两万字，且态度强硬，丝毫不容商量。但是，郑天挺所作原稿考证精详，发现丝路北道的新资料尤为珍贵，故拒绝重写，并撤回了约六七万字书稿。其结果便是郑天挺退出，由陈振江个人按照要求修改并提交了书稿，出版《丝绸之路》一书。丝绸之路书稿的撰写，历时一年有余，是郑天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部分，可视为其早年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郑天挺撰写的文稿，当年虽未出版，但相关卡片得以保存。后来，部分文稿曾以《关于丝绸之路》为题，收入1980年版《探微集》中。《关于丝绸之路》一文，以“丝绸的出现”“中国的丝绸”“中国古代的丝绸输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横贯东西的内陆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形成”“不断发展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等七个小问题展开论述，约两万余字。从正文表面所呈现内容看，其史料征引不多，参考外国研究成果也有限。但是从遗留下的学术卡片看，郑天挺为写此稿，所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既有中国从先秦以来的历史典籍，又有国际上重要的研究著述，涉及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外文著述，当然，也囊括了当时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如其中一张卡片所写：
“丝路参考书：Richthofen：uber die Zentralas1at.1877; Richthofen：China.1897;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1en.1910;日本安武纳编《古代绢道街》，1944(译）”。
类似例证尚多，无需过多枚举。时当 “文革”动乱年代，郑天挺治学，依然以史料为依据，着眼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研究。这不仅反映了郑天挺治学始终坚持的国际视野，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和职业操守。
虽然《关于丝绸之路》仅仅收录于《探微集》中，并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但依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阎文儒曾说：
近十年，大谈丝绸之路。虽新疆考古者亦有发现，唐诗中亦有诗述及，但我心中实未决此疑难，觉得唐时安西都护府虽在中亚，但丝绸未必俱由中亚运出。今读郑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一文，知班固送弟西域都护班超白素三百匹，又窦宪执政予班超杂彩各色丝绸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代买月氏马及苏合香、毛毡等，从此确信丝绸运出，已自汉时起，当然汉后中西交通更无疑矣!
文章不写一句空，郑天挺治学崇尚实证，更强调创新，要有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他在“文革”期间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亦提出了新的观点。那时候，甚少有人关注这样的学术问题。当今，在 “一带一路”的大潮之下，丝绸之路的研究几成显学，半个多世纪前，郑天挺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显出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革”后期，郑天挺曾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审稿，并致力于清代东北史的研究，写过几篇论文。《清初统一黑龙江》写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柳条边》写于1976年，后来均收入商务版《清史探微》中。《清初满族的统一》（原题《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含五个部分）、《牛录·城守官·姓长》《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亦成稿于 “文革”后期，也是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成就的体现。
结语
郑天挺作为成长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国学人，作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同龄人，带有鲜明的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过渡的时代烙印，在中国现代大学专业体系形成过程之中，有过多方面的贡献。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郑天挺的身上正体现着这样时代的色彩。当今我们评判现代史家时，总是从现有的学术体系中去加以评判，而不是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这样就很可能屏蔽许多重要的层面。就像我们长期以来，只把郑天挺看作明清史专家一样，既忽视他对明清史以外的成就，更看不到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
事实上，郑天挺在最初大学教学生涯中，有长达十余年教授地理学的经验，在很多大学讲授过人文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等相关课程，不仅留下了讲义，更对《禹贡》有深入系统的解读，而且培养了学生（如傅振伦），在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历程中，郑天挺应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西南联大期间，他再接再厉，继续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转向西南史地的研究，视野却是国际性的，撰写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并开展各项学术活动，发表各类演讲，传授西南史地知识。只是1938年7月教学安排为清史，从此郑天挺将学术兴趣放到明清史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才渐渐被清史所取代，他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清史探微》，算作是学术研究转向清史之后的论文之结集。即便后半生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为主，郑天挺还是经常撰写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文革”期间，对丝绸之路与东北史地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地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亦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作者：孙卫国，原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