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末，我完成《合集释文》后不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室主任的李学勤先生找到我，说所里决定让我和齐文心参加《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后定名为《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本来是我所历史地理组的事，估计是组里没有人搞甲骨金文，而我与齐先生在编纂《合集释文》的过程中，写过一些甲骨金文地名的研究文章，所以把我俩选上了。
《国家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编委会成立于1982年，主任委员是张友渔，副主任委员兼总编辑是谭其骧，秘书长是高德，下分20多个专题图组。《图集》的要求是：全面呈现我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之间的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计划全《图集》编图1300多幅。
历史所的“先秦专题图组”是20多个专题图组之一，由李学勤先生担任编纂组长，又分为三个小图组，“商周图组”是三个小图组中的一个，成员除了我和齐文心外，后又增加了新来的研究生曲英杰和郑超。
我们“商周图组”的工作由李先生直接抓，1985年他担任副所长后，因工作繁忙，图组的事多由我和齐文心来做。组内有关简报、总结、信函处理、经费报销等事务工作由我负责。我作为图组成员、一名新党员，李先生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图组的事当然要多干。
说实话，李先生富有才华，学识渊博，他的脑子像百科全书一样，文史哲、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样样精通，对人亲切和善，自从来我们室当主任后，大家都很佩服他。我一直把他视为同事、同志、师长和朋友，他让我做的事，我从不推却，总是尽力去做。
工作之初，“商周图组”先由李先生拟定了18个图目，再由我们看有没有要补充的，议论后初步定下20多个图目。这些图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商的兴起和伐夏图》《商王国形势图》《商的迁徙图》《周的兴起图》《武王伐商与牧野之战图》《周初分封图》《西周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穆王西征图》《逸周书·王会篇所见方国图》《宣王与猃狁、淮夷的战争图》《春秋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等。
这类图的内容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编纂者必须对每一处地名做深入研究。我们知道，一幅图中的一个地名，往往也就一两个字，最多三五个字，但要确定下来，却要查阅很多材料，写出少则数十至数百字，多则上千或上万字的材料，实际上就是写一篇地名考证文章。
我做过的《武王伐商与牧野之战图》，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幅图， 图中要素不多，也就十来个地名，但我为此写出了上万字的材料，费了很大劲，编出草图，终因地点多难肯定，最后也没有纳入到《图集》中。后来，我以此材料整理成《武王伐纣探路》一文发表在1990年《中原文物》上。
类似这种收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究比勘而最终被拿掉的情况， 别人也遭遇过。如《穆王西征图》《逸周书·王会篇所见方国图》《宣王与猃狁、淮夷的战争图》，虽然编稿的同志已收集了大量材料，但还是由于资料所限，图中地点的古今地名沿革变迁难辨是非，故最终没有采用。
第二类是根据甲骨金文资料确定的《殷墟卜辞地名图》《西周金文地名图》。甲骨金文地名有上千个，很多都难以和文献记载对上号，学者考证的也不少，但众说纷纭，能确知为今何地的不多。我们的取材原则是：以甲骨金文为依据，文献记载作参考，考古文物材料为佐证，同时考虑学界认同度。最后，只选取了甲骨地名50多个、金文地名80多个，编成了两幅地图。
第三类是商与西周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情况图。这主要根据全国各地1991年8月以前公布过的历年考古文物资料来编制，如《商遗址和遗物分布图》《西周文化遗址和遗物分布图》《周原文化遗址和遗物分布图》等。制作这类图，需要查阅历年的《考古》《文物》等刊物，也很费时间和精力。总之，要在图纸上确定一个点，并把它准确地标出来，都是要再三斟酌的。
还有第四类，就是根据商、周考古发掘的实测资料绘制图，如《偃师商城遗址图》《殷墟遗址图》《盘龙城遗址图》《郑州商城遗址图》等。这一类地图，我们可以与参加过实地考古测绘和发掘的单位联系，约请他们合作。
“商周图组”初步确定下图目后，李先生把我们召集在一起，采用“自我认领”的办法，分题编稿。齐文心认领《甲骨地名》和《商遗址和遗物》两幅；曲英杰认领《西周文化遗址和遗物》《周原文化遗址和遗物》分布图；商、周考古发掘的古城遗址实测资料图，由我负责联系相关单位协作。还剩十几幅图没人做。
最后，李先生说：“《金文地名》和《西周春秋黄河长江中下游图》我做。邦炯，余下的你就多做点，相信你有能力做好。”接着，他又说，《穆王西征》《王会篇所见方国图》两幅，多是传说，难以落实，就不要了。《宣王与猃狁、淮夷的战争》由李先生的学生郑超先把问题摸摸看。后来，郑超调走了，这个图也取消了。
我的工作除了要完成余下的七幅图、统筹各图稿进度等，还要按《图集》的统一要求，定出编例，最后复制加工，与协作者联络，定时向总编室汇报。记得我先后给我院考古所的赵芝荃、刘忠福、陈志远、郑振香，河南省考古所的裴明相、杨磊，湖北省考古所的陈贤一等同志，多次以书信联系协商。当时，通信手段不发达，一切都靠手写或复写纸反复抄录寄出。
当时的经费十分有限，只可用于订购底图、必需的绘图仪器、文具参考书和印制编稿表格等，处处都要精打细算。出差经费更紧张，我们只能利用参加别的学术会议的机会，顺便去办理《图集》的事。当时更无电脑、电传、打字复印的条件。
在《图集》第七次编委会上，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决定对提前完成初稿，并经审查合格者给予奖金。我们组只有陈贤一的《盘龙城图》提前完成并审查合格。申报后，奖金只有30元，但他回信给我说还是很感谢。1995年，所有的图稿终审合格通过。同年5月，第十次编委扩大会决定先发给70％的稿费，按图的繁复等级，我组最高等级图可得350多元，最低107元，全组采用15幅，共有稿费3070多元。我想，大多数参加者都不是为了名和利。
1993年，“商周图组”图稿全部编完，经李先生亲审修定，6月交《图集》总编室，初步告一段落。1996年9月，我受托写《商周图前言》初稿，经李先生与《史前组前言》合并为一后，我再将其打印好，交总编室刘宗弼先生。至此，这个项目算完成了。高德、宗弼老先生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的态度，确实使人感动，总编室终审到我组各幅图稿时，高德、宗弼先生还不忘拉我参加终审会。直到本世纪初图稿交出版社清绘前，我已退休十多年了，高德先生还让我把本组各幅图稿审阅一遍，时至今日也已15年了。
如果从1983年开始接受任务算起，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去年，《图集》中别组的一册出来了，我们总算是看到了希望，相信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那册。
作者：彭邦烱，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