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世人讳言讲学，无论官修史书《明史》，还是私撰野史，无不尽可能略去明末东林党人讲学事迹。然而江阴人陈鼎却一反时忌，他在康熙朝所著《东林列传》一书，“独以褒集记述”。陈鼎在《自序》中指出：
盖自东林讲学以来，风气顿回，贤良迭出，奈崔魏煽祸，逆珰炽虐，继之逆案诸奸，反指东林为邪为党，终之熹、思两朝，斩艾放逐，殆无虚日。至于国亡之后，学者竟以东林为祸源，缄口结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齿及者，后生小子辄摇手顿足，其畏也若洪水猛兽決逸而来，逃死不暇，局势之变，乃至于此。[1]
为了“俾读者论世知人，得以辨别贤奸，而深思其薰蕕杂廁之所以然”[2]，《四库全书》收入了该书，然而陈鼎的议论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他特为此书作了御题。他说此书“虽可资论世之助”，“故录而存之”，但陈鼎“其邪说背理，则不可不揭正以诏为政者”。清高宗借《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此公开、明确地否定了东林书院讲学的积极意义，他说：
盖有讲学必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鉴也。夫致国破家亡，黎民受其涂炭者不可胜数，而方以死节殉难者多为有光于古，收讲学之效；则是效也，徒成其为害。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已。[3]
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看法是清朝统治者公开明确的政治表态，影响深远。遵循这一评价标准，这一时期纪昀等撰写的《四库全书》各书卷首提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涉及东林讲学及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评价时，均与乾隆帝的御题如出一辙。《四库全书•东林列传提要》这样贬低东林诸儒：“非但难语于宋之道学诸儒，亦未可拟于汉之党锢”[4]。在《四库全书•泾稿藏稿提要》中这样责备顾宪成：
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詬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憾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5]
他们说东林讲学“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互相标榜，自立门户，流品亦遂糅杂”。又说及至魏忠贤乱政之初，“诸人力与搘拄，未始非谋国之忠。而同类之中，奸贤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于是党祸大兴，一时诛斥殆尽，籍其名颁示天下。”还说崇祯朝，“权阉既殛，公论始明”，而阉党“余孽尚存，竞思翻案，议论益纠纷不定。其间奸黠之徒，见东林复盛，竞假借以张其锋。水火交争，彼此报复。君子博虚名以酿实祸，小人托公论以快私仇。卒至国是日非，迄明亡而后已”。虽然他们承认东林中“硕士端人，固所不乏”，但“依草附木者，实繁有徒。厥后树帜分朋，干扰时政，祸患卒隐中于国家。足知聚徒讲学，其流弊无所不至。虽创始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祸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6]。在《四库全书•少墟集提要》中，批评冯从吾与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争论首善书院讲学一事“颇为固执”，说：“士大夫自甲科通籍，于圣贤大意不患不知，顾实践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讲也。”又说：“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揖盗也。”[7]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不断深入诠释乾隆帝的“圣”意，将国家衰亡归罪于讲学，而作始之人顾宪成与高攀龙难辞其咎，这样，顾、高实际上成了导致明朝亡国的历史罪人。如此评价标准，已与清朝官修史书《明史》所体现的褒贬原则大有出入。自此之后，崇祯帝对顾宪成等人的褒扬又被否定和怀疑所代替，明末经过拨乱反正而澄清的问题再次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政治反复扰乱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高宗枉顾历史事实，继续编造政治谎言。为了揭示东林党人讲学的积极意义，笔者依据现有材料，对东林党人的理学气节及政治宿求做一考述，还“讲学”以清白，还历史以真实。
一、
顾宪成等初开东林讲堂者人数并不多，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或因削籍，或因遭贬，或被迫引疾归里，他们都是在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以后被排挤出朝廷的。诸君子立朝期间的政治主张及其不屈的斗争，是东林书院讲学兴起的重要政治背景，讲学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继续。
明代六年一次的京察，决定官员的进退，因而每临计典，朝中斗争便十分激烈。明神宗在万历十年以后虽然大权独揽，却不辨是非，加上怠于政事，于是对臣僚之争“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这就使丁亥以后的京察一波三折，斗争尤为残酷。为防止大权旁落，神宗尽挑“软熟”之人为阁臣，故张居正以后的内阁，以逢迎帝意为根本。这一时期“言官多佐内阁，攻铨司”[8]，正如时人所言：“昔之给事，给黄门事；今之给事，给相门事。”[9]到四十五年京察，官员去留已完全为齐、楚、浙三党所控制，或者可以说为依附于三党的言路所控制。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及言路的交战，从根本上说是与君主的抗争，斗争的实质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分配。顾允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内阁专权的危害：“居正之专尚与皇上为二，此辈之专且与皇上为一，救之难为力也，不更倍乎。”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内阁与皇帝合二为一，其专权的程度较张居正在世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林党人主张限制内阁的权力，还政于六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消弱过于集中的君主权力，保证行政运行的合理和有效。而神宗则要求内阁无条件地依附于他，以避免张居正当国的局面再现，因而庇护以内阁为代表的保守派而排斥主张分权的东林党人就成为一种必然。在万历朝长达近三十年的纷争中，自癸巳京察以后，一批又一批东林党人相继被罢官，政治的天平不断向朝中的保守势力倾斜，随之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朝的执政势力与在野的反对派的政治分野的出现，以及二者之间长期的对立与斗争。
最初参与东林讲学的官员，他们的政治宿求一致，境遇相同，这种背景构成了讲学的政治基础。有人针对东林书院讲学发难，说“人伦有五，君喜臣起，是君臣相悦也；父慈子孝，是父子相悦也；夫唱妇随，是夫妇相悦也；兄逊弟恭，是兄弟相悦也。单举朋友讲习何居”？顾宪成回答道：
惟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有专主，而朋友则无所不摄。君臣之一，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兄弟之序，各有专属，而讲习则无所不贯。况事变之来，千头万绪，尽有上不可言于君亲，中不可言于兄弟，下不可言于妻子，而独可从容拟议于朋友者。人情之蔽，千态万状，尽有上之君亲莫能论，中之兄弟莫能论，下之妻子莫能论，而独朋友能因机转移者。论至此然后知非朋友，无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非讲习，亦无以成其朋友也，非徒然也。君臣之相与也，以敬胜；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与也，以爱胜。胜则偏，偏则弊，亦必以朋友之道，为之调燮乎其间，乃克有济。[10]
不难看出，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关系之外，顾宪成等人在一般意义的朋友关系之上，形成了独立的社会政治群体意识，而讲学不仅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也提供了“卫道救时”的舆论阵地。正如顾宪成所说：“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此圣贤事也。”[11] 由于讲学的政治意向，缪昌期在顾宪成、高攀龙初辟讲堂于东林庵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东林讲学的风险，他说：“诸君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12]
（一）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登万历八年进士。万历十五年大计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计事，尽丧内阁私人，其中工部尚书何起鸣被劾，在拾遗中。给事中陈与郊并论二人，意在庇护何起鸣而攻辛自修，结果有旨，二人并罢，“并责御史纠起鸣者四人”。吏部验封司主事顾宪成不平，上疏说，“何起鸣讦自修，既罢自修，谢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是欲缄天下人之口也”[13]，还语侵阁臣，说：“皇上亦尝谋诸执政大臣欤，其谋之而不以告欤，其告之而不以听欤？”他要求大臣、言官“莫若务自反而已”[14]。明神宗是一个是非不明的皇帝，下旨切责顾宪成，将其贬为湖广桂阳州判。十六年顾宪成迁处州府推官，十七年丁母忧，十九年服除，再补泉州府推官。二十年计群吏，“举公廉寡欲”者，宪成从人望，列“天下推官第一”[15]，于是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从来没有出而复入者，宪成为明代第一人。三王并封诏下，顾宪成倡吏部四司上言，强调明朝建储家法：“东宫原不待嫡，元子并不封王”；又批评辅臣王锡爵，“夙夜趣召而来，正欲为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群议而顺上旨，非所谓担当，岂其愿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积诚，必欲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16]随后致书王锡爵，反复辨论。并封之事在顾宪成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被制止，从而避免了有可能引发的混乱。
二十一年癸巳京察，顾宪成力佐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内阁私人。赵南星被罢官，顾宪成也疏请同罢。接着孙鑨被罢，吏部尚书缺人，王锡爵为“尽揽其权以归政府”，推礼部尚书罗万化为冢宰。罗万化出身翰林，与王锡爵串通一气，如若执掌吏部，后果又不堪设想。顾宪成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17]。顾宪成具有敏锐的政治目光，对六部与内阁权力消长的利害关系有深刻认识，他说：
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私，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个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安危大机于是乎在，……况往者内阁之推，往往用各衙门，不专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也得；今不能以内阁与各衙门共，而更以冢宰与翰林共，其亦颇矣。故论用人之大道，止当问其孰可内阁，孰可冢宰，不可问其孰为某衙门。论救时大机，通冢宰于翰林，其势易；通内阁与各衙门，其势难，不可不深计也。
又说：
吏部、内阁合为一家，其祸不可胜言矣。昔高中玄（高拱）以内阁兼冢宰，一日进阁，一日进部，是以全身为分身也；今内阁用其本衙门为冢宰，是以分身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则一。窃恐日囿其彀中而不知耳。[18]
在顾宪成的强烈反对下，吏部尚书由陈有年出任，王锡爵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不久，会推阁臣，吏部举七人，以王家屏为首，而仍无礼部尚书罗万化。王锡爵更为不满，扬言：“前推罗君冢宰，君谓翰林只宜推内阁；今推内阁又不可，何耶？”顾宪成的回答合情在理，说：“前论事，后论人。”王锡爵不死心，又贻书吏部尚书陈有年，有年坚持公正。而此时谏臣弹劾罗万化的奏疏又至，王锡爵的目的又没有达到。不过王锡爵已经不能再容顾宪成了，于是罢陈有年，削顾宪成籍。自顾宪成去国，“怀忠持正者充塞林下”[19]，此时顾允成也得罪归里，自此，二人集同志数人重修东林书院，大会吴越之士讲习其中。
顾宪成“居官虽未得究其用，而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国本重计，宗社远猷”[20]；归里讲学，乃是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继续思想斗争的一种方式，如其所倡赞的，“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21]
（二）顾允成
顾允成，字季时，号泾凡，顾宪成之弟，万历十四年进士。顾允成在万历十四年赴殿试，对策切指时政，其中有“内宠将盛，群小将逞”，语侵郑贵妃；又有“人主虽甚神圣，其聪明不足以遍天下，将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非细故也”[22]之语。又说，“皇上惩居正之专，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辈，则居正之专尚与皇上为二，此辈之专且与皇上为一，与皇上为二，则救之也尚易，与皇上为一，则救之也倍难。”读卷官认为该锁榜，主考官将其抑置第三甲第二百一十三名。允成却“自伤以为不幸不达皇上。即达，死不恨矣”[23]。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屡遭督学御史房寰攻诋，顾允成与同榜进士彭遵古、诸寿贤合疏列数房寰欺罔之罪，结果三人俱被削籍。顾允成学行双修，在廷臣的推荐下，万历十六年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因母病未赴职；服除，再起保定府教授，累迁礼部仪制司主事。三王并封议起，内阁首辅王锡爵表示同意，允成与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等合疏力陈不可。癸巳京察，孙鑨和赵南星被谴，允成揭发阁臣张位实为之，“上疏力诋位，因及锡爵”[24]，结果贬为光州判官，立朝仅六十日，辞光州职，自此不再复出。东林书院重修，允成与兄顾宪成讲学其中。
（三）高攀龙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出赵南星之门。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吏部尚书孙鑨与考工员外郎赵南星主计，所排斥者，尽为内阁私人。“时言官多佐内阁，攻铨司”，神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王锡爵在言官的佐助下，将孙鑨，赵南星，郎中于孔兼、主事顾允成、薛敷教、侍郎赵用贤等先后罢去，吏部为之一空。都御史李世达为之疏救，复为户部郎中杨应宿所攻。这时高攀龙奉诏南京揭孝陵归京，即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云：
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与空间、贾巖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常人有为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为恶之志而欲决，世道人心何可胜慨！……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25]
疏中还揭露杨应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内阁之实”，指出“其说愈佞，而其为害愈深。阁臣不当阴除异己，锄善类以空人国”。高攀龙的上疏，几如质问。杨应宿再劾赵南星等赃私，又言高攀龙与顾宪成联姻，高攀龙的上疏，即是“阿吏部之实也”。接着都察院左都御史孙丕扬又劾杨应宿。神宗有旨“着部院会同该科从实究问”。会勘结果：“薄罚两臣，稍示惩创”。疏上，杨应宿因有奥援，只降级调湖广按察司经历，高攀龙则谪广东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抗章论救，也被夺职。万历二十七年高攀龙途径浙闽去广东，“渡钱塘，登严光钓台，所至亦讲学不辍”。抵达揭阳后，潮州人士“皆从之游，经其指授，皆知向学”[26]。
高攀龙为官仅七个月，便被政敌挤出朝局，不久连遭生父母丧，自此徘徊家居三十年。万历三十二年，高攀龙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偕同志讲学其中，四十年顾宪成病逝，高攀龙专主讲席。天启初起废进光禄寺少卿，参与首善书院讲学。
高攀龙为天启朝罹难的东林后七君子之一。继杨涟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他首劾阉党二号人物贪污御史崔呈秀，结果被罢归削职。魏大中被逮过无锡，高攀龙操舟送之高桥，此举更加触怒阉党，于是阉党矫旨将高攀龙与周顺昌等人一起逮至京师。高攀龙不受其辱，投水而死。
（四）钱一本
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万历年，神宗借口大礼仪物未备，将皇太子册立改期，时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不敢抗争，御史钱一本上论相、建储二疏。其中论相，可视为东林党人对明代内阁权力定位的代表性看法，也是东林党人政治分权意识的体现[27]，值得我们重视。他说：
夫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也谓之圣旨？┄┄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资躡级，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引内推，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相道终未可言。[28]
当时廷臣上疏争国本的不在少数，其中以钱一本的上言最为“憨直”。他说：
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戏如今日者，亦未有皇言之如纶如綍乃转展靡定反复不一如此者，匹夫无信不能自立，矧在万乘？……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予设机井，以御天下言者乎？……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机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妇，顾欲以欺天下万世耶？[29]
钱一本的话，句句切中要害，虽然疏入留中，但神宗却忌恨在心。不久给事中孟养浩也因争国本而被廷杖，中旨以孟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终于将钱一本削籍为民。罢归后，一本潜心六经、濂洛诸书，尤精易学。这时常州府“郡守欧阳东凤建先贤祠，旁构经正堂”[30]，共推钱一本讲学；宜兴有明道书院，史孟麟主持；而无锡有东林书院，顾宪成主持，三人往来讲习，钱一本还与顾宪成分主东林讲席。
（五）史孟麟
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出于东林王永图门下[31]，登万历十一年成进士。张居正当国时，吏部权力被消弱。张居正病逝后，宋纁、陆光祖相继为尚书，“稍自振饬”，到孙鑨、陈有年时，内阁已经不能再侵越部权，“而统均之以体肃”[32]。阁臣赵志皋、张位“欲夺其权”[33]，万历二十年，他们建议，“凡会议会推，并令廷臣类奏，取自上裁，用杜专权”。他们表面是为了防止专权，实际是由皇帝一人决定，或者由完全依附皇帝的内阁决定，结果权力反而更加集中。孙鑨力争反对，却毫无效果，自此吏部权力又散之九卿。身为兵科右给事中的史孟麟意识到这一做法的危害，上疏抗辩：
自臣通籍以来，窃见阁臣侵部院之权，言路希阁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责久矣。陛下更置辅臣，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罢中书省，分设六部，恐其专也；而官各有职，不相侵越，则又唯恐其不专。盖以一事任一官，则专不为害；即使败事，亦罪有所归。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令今诸臣各书所见，类奏以听上裁，则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于诸司；究以诸司之权，合而收之于禁密。事虽上裁，旨由阁拟。脱有私意奸其间，内托上旨，外诿廷言，谁执其咎？┄┄臣窃谓政权分职六部，不可以为专。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是乃收揽威权之渐，必不可从也。[34]
赵志皋与张位所倡言大僚缺选，九卿各举一人，类奏以听上裁，是将吏部职事扩大由诸司商议，然后再由内阁或皇帝裁决。如此，吏部的人事任免权，将随之被剥夺，内阁和君主的权
力更为膨胀，确切地说是君主的权力膨胀，即如史孟麟所说“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议政的范围似乎有所扩大，实质上权力却更为集中。从行政的角度看问题，六部具有的一定的决策职能，属于分层的二次决策，如果将其剥夺，则完全违背行政管理规律，将导致国家政务混乱。阁臣的建言虽然光冕堂皇，暗中却包藏祸心，史孟麟深知其弊，但建言却不被神宗所接受。
三王并封议起，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到阁臣王锡爵家中争辩，又进《或问》一篇。癸巳京察中，史孟麟以吏科都给事中力佐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激浊扬清。赵南星被削籍，“凡救南星者，皆放斥有差”[35]，史孟麟亦被迫引疾归。据此可知，史孟麟归乡，与万历癸巳京察有直接的关系；以后参与东林讲学，时望益重。
（六）叶茂才
叶茂才，字参之，号玄室，晚年更号闲适，无锡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叶茂才于万历四十年起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时宣党汤宾尹、韩敬已败，虽居家却遥执朝柄，“其党犹力庇之”。韩敬为汤宾尹的门生，“在礼闱越房拔为第一”，成为新科状元，该人“恣色货之好”[36]，在万历三十九年京察中，他们的科场舞弊案被揭露，但其同党御史汤世济、金汝谐、牟志夔，给事中官应震等极力予以包庇。叶茂才上《国事宜参公论》、《早赐褫斥以释群疑》二疏，官应震、汤世济、金汝谐、牟志夔对叶茂才攻之不已。神宗昏庸，对朝中的是非对错不置可否，对叶茂才的上疏均不表态，这就给了宣党以可乘之机，“更攒集攻公”。叶茂才自请告归，并遗书阁臣：“今已决意入山，无烦再计。然公论明则治；不明则乱。明于上则治，明于下而不明于上则乱，此理乱大机也。”[37]当时浙、崑、宣三党之人占据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对此叶茂才又作《旁嚣说》和《止嚣说》予以反驳。他在《旁嚣说》中说：“官台谏者，自为天子耳目臣。他曹出位建白，即目之为旁嚣。不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议，何正何旁，期于至当而止已。”叶茂才一去，朝中再无操异议者，三党之人更加专横，为此叶茂才有寓时事诗，云：“三党存亡宗社计，片言曲直咎休占。”[38]以上事实表明，万历四十年以后，三党“悉踞言路”，叶茂才告归，俱由四明、崑、宣党人恶意攻击所致，也是神宗“不明于上”的结果。万历中期，同邑顾宪成、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高攀龙均以建言去国，直声震一时；此时，叶茂才在“清流尽斥，邪议益棼”[39]的局面下，继而奋身与抗，时人无不服其勇。天启二年，姚希孟入京路过无锡，与希孟相顾于舟中，叶茂才忧国忧民，颇有远见地嘱咐希孟，入都后联络官员，“请信邸（朱由检）出阁讲学，此今日本计也”。叶茂才之学以洛闽为正宗，与顾宪成、高攀龙“一德相成，终始无间”[40]，归里后讲学东林，时称“东林八君子”，即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以及叶茂才。
（七）薛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武进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薛敷教与高攀龙同出于赵南星门，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敷教因支持赵南星而被夺官，与于孔兼、陈泰来、贾巌、顾允成、张纳陛合称朝中六君子[41]。张居正当国以后，吏部权力被消弱，“内计去留，先白阁臣”；此次京察，“鑨与南星力矫之”，而且不徇私情。“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谪殆尽”[42]，其中包括赵南星的亲戚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吏部尚书孙鑨的外甥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在其中。内阁首辅王锡爵刚刚还朝，虽想庇护自己的私人，但吏部的察疏已上，于是借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反对孙鑨留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杨于廷一事，与阁臣张位合谋，将孙鑨夺俸三月，贬赵南星鐫三秩调外，舆论因此而大哗。时任国子监助教的薛敷教与左佥都御史王汝训、通政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吏部郎中于孔兼、礼部员外郎陈泰来、礼部主事贾巌、顾允成、张纳陛[43]等纷纷上疏论救。阁臣王锡爵等更为恼怒，夺薛敷教、于孔兼、陈泰来、贾巌、顾允成、张纳陛六人现任官职；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三人谪外，薛敷教被贬为光州学正。薛敷教在光州，有德于百姓，“光人谓以身宁独师保我，实父母我也”。万历二十八年，归乡省母，三十一年其母逝世，从此不再返官。东林书院讲学开始，薛敷教“自是恒居东林，所与知交，必劝之讲学”。他曾说：“天生英隽，绝不欲其斤斤结裹。自家闺闥，撿柙祗贤，落魄尔日，脚跟站定，眼界放开。静躁浓淡间，正人鬼分胎处。”[44]
（八）安希范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以弱冠登万历十四年进士。人称安希范“生平无皱眉之事，世上无切齿之人”，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也因不满神宗的昏庸和王锡爵的误国而遭削籍。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京察后，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右侍郎赵用贤、考工郎中赵南星、礼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贾巌、文选司孟化鲤等均被罢斥削籍，行人高攀龙上疏为赵用贤等人争辩，被谪广东揭阳县典史，御史吴弘济复又上疏抗争，也被罢黜。时任南京吏部主事的安希范继续上疏说：“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敢言之士削跡于朝。┄┄辅臣误国不忠，无甚于此。乃动辄自文，诿之宸断。坐视君父过举，弼违补衮之谓何。苟待降斥之后，阳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乞陛下力持应宿、材，为小人媚竈之戒；复攀龙、弘济官，以奖忠良；并严谕阁臣王锡爵，无挟私植党，仇视正人。”[45]这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刚刚因疏劾王锡爵而被罢官，神宗又见安希范的上言，怒不可遏，遂将安希范削籍为民。安希范回到无锡，参与东林讲学，泰昌元年九月，正在讲会中的安希范，闻光宗皇帝之变，“惊迷痛愤，搥手顿足者终日”，做诗有“执简定应书赵盾，举朝谁请讨陈恒”[46]之句。
（九）刘元珍
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事，升郎中，又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在南兵部，元珍“核假冒，黜羸弱，裁冗滥，岁省金钱二万有奇”[47]。刘元珍罢归与乙巳京察有直接关系。万历三十三年正月考察京官（乙巳京察），由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与都御史温纯主持，二人主持公道，将沈一贯的同党给事中钱梦皋、御史钱一鲸、张似渠、于永清等定为不称职，“沈一贯大愠，密言于上，留察疏不下”[48]。在吏部的反复催促下，直到三月，才有中旨出，认为计典不公，严厉诘责杨时乔与温纯等人，云：“京察科道不称职者甚众，岂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无疑”。至是特留钱梦皋，时隔不久，又尽留科道官中被察处之人。其实以往在京察中科道官被察处是常事，万历二十一年，察处给事中七人，御史七人；二十七年又察处给事中五人，御史九人；而这次京察，不称职的给事中四人，御史七人，“皆参重矢公” [49]，并无偏颇之处。当时，对沈一贯阳施阴设，欺罔误国的行径，“人人愤甚”，却“莫敢先发”。南京职方司郎中刘元珍首先抗疏，揭露沈一贯自柄政以来，“不闻辅佐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摈扼者何人，年来比昵憸人，乖谬尤甚”[50]。并指出沈一贯在京察中“曲庇私人，为术甚巧。内则假公以朦上，外则挟威以箝下”；“一贯之敢于欺罔如此，所关治乱安危之窽会，良非细故”[51]。疏上，神宗令公卿议处，于是沈一贯及其党人叫嚣“不廷杖（刘元珍）公议不可息”。自刘元珍上疏后，兵部郎中庞时雍、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朱吾弼、陈嘉训、孙居相等相继上疏论察典，指出“二百年来计典，无留中者”。然而神宗是非不分，先将元珍等贬秩、调极边，后索性削籍除名。刘元珍因反对专权而被罢官，在当时“直声震天下”。归乡后与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又与钱一本建同善会于毗陵。
（十）于孔兼
于孔兼，字元时，金坛人，登万历八年进士，累迁至礼部仪制司郎中。十六年，“磨勘戊子试录，疏发其可疑者数人”，皆当权者子弟。驳都御史吴时来晚节不终，不当谥忠恪。大学士王家屏以争册立求去，孔兼上言：
陛下徇内嬖之情，而摇主鬯之器，逐敢谏之臣，天下万世不识，谓陛下何如主？┄┄且贵妃一时之狐媚，虽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爱既驰，必兴怨艾。奈何不纳辅臣之言，反重谏官之罚，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自陛下有近日之举，而善类寒心，邪臣鼓掌。将来逢君必巧，豫教无期，申生、杨广再见于今，此宗庙之不利，非直臣等忧也。[52]
神宗阅后甚怒，疏虽留中，却已忌恨于心。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有三王并封之意，以手札咨之王锡爵，王锡爵首鼠两端，“两谕并拟”，“以凭採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神宗。于孔兼与员外郎陈泰来上疏争辩，并严厉批评王锡爵：“锡爵之两谕并拟，其负国误君大矣。既不能转移君心决计于初，遂乃以杜门求去为计。夫前无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后争，争而不得，虽去不足塞责矣。┄┄坐视君父之过举，锡爵纵不为宗社计，独不为身名计乎？”[53]神宗更怒，并封三王之意如故。于孔兼与工部郎中岳元声，礼部郎中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等人面诘王锡爵于朝房。在巨大的压力下，神宗不得不命三皇子俱停封。接着，吏部考工郎中赵南星因京察（癸巳京察）被削籍，于孔兼疏救，神宗积于前恨，谪孔兼安吉州判。孔兼赴任即投牒归，从此家居二十年。他在家乡金坛西郊建志矩堂，筑八卦亭，“偕士友讲肄其中，而时过锡山与东林讲席”[54]。从于孔兼对其子的家训中可见其政治操守：
士君子能于群讥众诋时，立得脚定，才见坚贞。能于尊官厚禄时，回得头早，才见知几。能于主少国疑时，看得命轻，才见节概。能于从容谈笑时，解得急难，才见才识。能于淡泊寂冷时，无歆想心，才见志趣。能于风波震撼时，无惊恐心，才见器度。汝曹识之。[55]
以上为最初参与东林书院讲学官员的政治背景，他们无一不是由于政治倾轧而被罢斥。
顾宪成与高攀龙讲学的宗旨，正如《东林书院志》中所表，“全在揭出‘性’、‘善’二字，以砥‘无善无恶’之狂澜”[56]。针对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务虚不务实的社会风气，高攀龙指出：“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分两歧。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返之于实。”因此他说，“天下事败于邪见之小人，无见之庸人，偏见之君子”。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天下不患无政事，患无学术。学术者，天下之大本也。学术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讲学为讳，如政事何”[57]？
本末之说，出自于《大学》“始终本末”四字，高攀龙认为四字括尽经世之术。然而何为本，何为末？他阐述说，“以一身言之，心为本而身为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为本而家为末，能修其身而家齐矣。以一国言之，家为本而国为末，能齐其家而国治矣。以天下言之，国为本而天下为末，能治其国而天下平矣”[58]。端本清源，“鼓舞善类，讲明正学”[59]，正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下野官员讲学的初衷。例如在做官与做人的问题上，东林人主张做官先做人，做人为本，做官为末。《东林书院志》《会语》中记有高攀龙与其丹阳门人周季纯的对话：
有友言，某真可为民父母。先生曰：“真是清、慎、勤，但非君子也，反与君子作敌。”参夫曰：“既能清、慎、勤，何不为君子？”先生曰：“要晓得，自来有清、慎、勤的小人，君子以清、慎、勤做人，小人以清、慎、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清、慎、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清、慎、勤也。[60]
东林讲习者反对释、道二教宣扬的逃世思想，顾宪成曾在《读钱渐庵先生〈空说〉请正》中问难说：“且佛氏之空，果与吾儒不异，乃其弃家入山，等三纲五常于声色货利，一概而扫之，何也？”[61]高攀龙则批评，“二氏离事养心，便是讨便宜。吾儒须事事中节，才算得所以贵乎学也”[62]。他作《心性说》，指出“圣学从穷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穷理，故是心非性”；于是“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得世界？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63]。东林人提倡穷理尽性，“要认，认便是穷理，愈认愈有滋味”。但“认”不是口头上空谈，而是一切与人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人的行为道德相统一。如对“仁”的认识，高攀龙说“仁都在事上，离事无仁”。又说“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闻目见，未是耳目之德，聪明是耳目之德也。爱未便是仁，爱之理，方是仁。如仁民爱物是爱；‘民吾同胞，物吾与’，是爱之理也”[64]。如此，将“爱”穷理到“民吾同胞”的认知层面才是真正达到了“仁”。正如他所言，“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65]。
高攀龙认为人们不识这个“理”字，只是因为不识性。这个“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身体的躯殼，内外只是这个理，程子说“性即理也”，如今翻过来看，“理即性也”。他接着解释说：
夫人开眼天地间，化化生生，充塞无间，斯理也，即吾性也。人只为有了这个躯殼，便隔礙了。且将吾身四体观之，譬之耳目手足，随处有伤，便浑身俱痛，何也？以一体故也。程子以医者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最善名状。吾人与人痛痒不相关，都是不仁。既知万物一体，人之疾痛苟痒焉，有不相关者乎？只为有了私意，便与人隔绝，如赤子无知将入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以此时无私故也。此处识仁，方有入处。[66]
有了耳目手足为一体，万事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那么推而广之，国家、天下自然也是与己息息相关的一体，而并非是与己无关的身外之物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林党人不论居官还是在野，于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甚至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及国事，高攀龙曾说：“若凡事料其不可与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虽否塞，全赖正人君子之言。”他承认东林人所言，“岂能必人之听且行”，即使如此，“亦欲存此公论耳”[67]。
因此，东林自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后，锋镝纷起，绝非偶然。刘元珍当时说：“此我辈一大鑪□，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高攀龙在为他所做的《祭文》中也称：“东林之学，礙人私邪。人思斩伐，绝其萌芽。兄益翩翩，引为己肩。庄严正色，四座懍然”。丁元荐则说：“吁嗟东林，横罹世网，兄贾后劲，而气独往。”而晚明著名词人夏树芳[68]更将东林讲学的政治意义说得一清二楚：“时有泾阳，倡道东林。左提右挈，公则同心。如握天杓，以揭斗英。两越三吴，贤士響臻。实心为道，岂曰逃名。”[69]许献在《东林书院志》中的这些记载表明，东林人毫不掩饰他们所倡导的“正心术”、“正学术”，乃是为了“救世”，他们的讲学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因而小人奸党欲将其一网打尽、“绝其萌芽”，也属事理之必然。这种讲学，非但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恰恰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二、
东林前六君子为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后七君子为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他们的烈烈风范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有人直接参与讲学，有的曾受教于东林先哲，高攀龙前已有述，现将其他与讲学有关人物的事迹略陈于下。
（十一）缪昌期
缪昌期，字当时，先为常熟人，后徙江阴，万历四十一年成进士。东林后七君子之一缪昌期，早在东林书院讲学之前就已受教于顾宪成。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革职为民后，课士于家乡泾里，构建书室数十间供弟子们住宿，“缪昌期当时久困诸生”[70]，他与马世奇均被顾宪成“延致家塾”[71]。因此缪昌期在其文集《从野堂集》自序中说：“顾泾阳先生知我，以小友近我，我真东林也。”[72]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梃击事起，巡城御史刘庭元为阿后宫，以疯癫蔽其狱，提牢主事王之寀力主抉摘主谋，另一御史刘光复上疏支持刘庭元，诋毁王之寀不当“诧之为奇货，居之为元功”。缪昌期愤怒已极，对朝士说：“一御史以疯癫二字出脱乱臣贼子；一御史以奇货元功抹杀忠良义士。”刘庭元之流闻其语，从此深恨缪昌期。随后工科给事中刘文炳又疏攻缪昌期，致使昌期称病归乡。四十五年京察至，刘庭元等人继续盯住缪昌期不放，幸有翰林院学士刘一燝力护才免于处罚。
天启元年缪昌期补原职，主湖广省试，“试录中有赵高、仇士良等语，大触时忌”[73]。叶向高还朝，缪昌期出自叶向高门下，二人关系一向十分友善。朝中奸党为阻止叶向高再度入阁，曾离间叶向高与刘一燝之间的关系。此时，给事中孙杰受魏忠贤指使，疏劾次辅刘一燝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魏忠贤随即传旨允放，缪昌期正告叶向高：“内传不可奉，顾命大臣不可逐，明公三朝大臣，当以去就争之，力遏其渐，无令中人手滑。”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对缪昌期格外看重，当时东林众正盈朝，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澄汰流品，辨别邪正，缪昌期每每参预其议，“朝右皆侧目”。杨涟二十四罪疏未上之时，缪昌期告诫左光斗：“内无张永，外无杨一清，一不中，而国家从之，可侥幸乎？”疏上之后，叶向高言于缪昌期，“此竖在君侧小心，一旦去之不易得”[74]。缪昌期勃然道：“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75]叶向高为之色变。叶向高去国后，韩爌为内阁首辅，缪昌期“亦雅意向之”[76]，魏忠贤驱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韩爌皆具揭恳留”，魏忠贤及其同党都认为缪昌期从中左右。正人次第削夺去国时，缪昌期“率送之郊外，执手太息”[77]，魏忠贤由是更加恨之不已。不久会推缪昌期掌南翰林院，魏忠贤遣小珰至内阁厉声说：“缪昌期仍留之送客！”缪昌期知势已不可留，乞假归乡，于是内传落籍闲住。
天启五年春，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被削籍逮问。赴逮之日，“士民哭遮道”[78]。缪昌期慷慨上路，说：“早知此矣，与应山（杨涟）同事，应与应山同祸。”面对阉党侩子手许显纯的严刑拷打，缪昌期并不否认与杨涟同谋，也不否认“二十四罪疏”为自己代草，他说：“杨涟职司风纪，某系词臣，平素交好，同谋是实；且某既为词臣，是是非非应得执笔为皇上谋，为二祖十宗谋，死无悔也，草疏是实。”阉党始终怀疑缪昌期为杨涟代草，因此恨缪昌期实过于杨涟，指使狱吏加梏拲，将其十指夹断；昌期不胜酷刑，被迫害致死，“敛之日，这位“江南第一才子”十指坠落，捧掬置两袖中”[79]。
（十二）魏大中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成进士。魏大中少年时“负笈从高攀龙游，即以正学相劝勉”。任工科给事中，“搏击无所避，权贵敛手”[80]。天启初年，东林众正盈朝，赵南星为吏部尚书，深知魏大中清操卓识，“特心折公，每事必就咨，亦时时有所汲引，皆海内人望”[81]。转礼科后，见当时乞恤赠养之事已滥的不成样子，于是将不符合《会典》条例的全予裁革。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后，更是以激扬流品为己任，“发露馈遗，仕路益肃”。魏大中与杨涟、左光斗首击魏忠贤后，南北各衙门交章回应。大中被逮下镇抚狱，搒掠备至，被“诬赃三千三百金”；魏大中历官十年，“贫不减诸生”[82]，即使有不少亲友捐助，仍不能如额。阉党五日一讯，加全刑拷打，大中惨死狱中。
（十三） 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成进士。杨涟做常熟县令时，正值东林讲学兴起，每遇讲会，必至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政暇之时就与士子们相勉励，“讲道论德无虚日”。常常徒步行于乡间问民苦疾，由是遍知闾里利病，有当代“神君”之美称。在常熟任职五载，举循良第一。任科臣后，“四方货贿不敢窥其门”[83]；曾上疏神宗，预言边事必大坏，应该简选可堪此任之人，更置经略。天启时起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力引东林诸正人以进，为打击以魏忠贤为首的日益嚣张的阉党势力，杨涟以大无畏的精神上二十四大罪疏。天启四年十一月，阉党大兴诏狱，杨涟与左光斗等六君子同死狱中。
（十四）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初冯从吾、邹元标等人决定在京师建首善书院，负责督建之人就是时任监察御史的周宗建。周宗建中进士后，授武康知县，又改调仁和，因政绩显著以卓异擢监察御史。这时魏忠贤开始弄权，最早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东林党人并非杨涟，而是周宗建。天启元年四月，京师大雨雹，宗建上疏说：“害正不诛，兹谓养贼。近见朝廷处分章奏，始于害正之渐。”又说：“进忠（魏忠贤）目既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渐与相亲，必酿隐祸”[84]。又上疏抗论客氏不得再入宫，被罚俸三月。魏忠贤指使户科给事中郭巩，借内察欲将东林诸臣尽逐出朝，数月间，王纪、满朝荐、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等正直官员一一被罢斥，周宗建深知罗网既成，祸已不远，仍然冒死上疏力请诛魏忠贤与郭巩。他说：“巩横行愈甚，奸谋愈深，既有忠贤为之指撝，有客氏为之操纵，有刘朝等为之爪牙，而外复有巩等蛾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道哉”，并指出“权珰之报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声势假中涓以重”。在叶向高的申救下，周宗建免于廷杖，诏改夺俸一年。不久，魏忠贤又遣刘朝等分率内操，派诸中官巡视榆林各边，周宗建亟陈内官典兵，自古有“三不可”“九害”之状，虽然疏入不报，但此事也不了了之。“巡视光禄寺，清理诸弊，岁省金钱数万”。又纠大珰王体干，更加触怒了魏忠贤一伙。宗建为德于乡，天启四年丁外艰期间，逢江南水灾，“为请折以省民困”[85]。以后东林与阉党的矛盾空前激化，杨涟、左光斗交章疏劾魏忠贤，“凡所指摘，必缘宗建前疏”[86]，由此可见周宗建的胆魄。天启六年，魏忠贤 大兴党狱，周宗建与周起元、缪昌期并逮，“吴江士民拥攀万人”。至京后下北镇抚司，前后坐赃银一万三千余两，阉党刽子手许显纯搒掠无虚日，“海内怜宗建清素，割俸助者至数千金”。[87]
（十五）周朝瑞
周朝瑞，字思永，号衡台，山东临清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据《东林列传》载，天启时，“邹元标、赵南星在京师设馆，与天下名宿讲孔孟之学”，周朝瑞与同年好友夏之令“皆予焉”[88]。所谓“京师设馆”，从时间上看，应为首善书院，亦即赵南星、周朝瑞、夏之令都参与了首善书院讲学[89]。赵南星被阉党迫害致死，这里不必多言。夏之令“以直言忤崔魏并逆珰”，与同年进士周朝瑞、袁化中为莫逆之交，三人“每见时事日非，珰焰日炽，无不扼腕椎心，仰天泣血也”[90]。天启四年，三人先后下镇抚司，被阉党拷掠而死。
（十六）李应升
李应升，字仲达，号次见，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成进士。虽然无记载证明李应升直接参与东林讲学，但他曾师事东林吴钟峦却是事实。出任江西南康司理时，兴复了久废的紫阳白鹿洞书院，“立馆舍，召集人士，旬有小会，月有大会，会期亲诣洞宿，与诸生质疑问难，推明紫阳之教。一时从游学者千里应之，成名于世者指不胜屈”[91]。升为福建道御史，更以激扬为己任，多言人所不敢言，如请停内操、恤饥民、勤召对等；大快公论者，如紏魏广微有疏，紏魏忠贤有疏，救万燝有疏，代总宪孙玮救林汝翥有疏，代总宪高攀龙参崔呈秀有疏[92]。李应升被逮时，扬州“士民数千人恸哭遮留，几至攘臂，甘心旂尉，如周顺昌故事”。[93]
三、
参与东林讲学或积极倡导讲学的东林党人为数众多，由于明末“多以讲学为讳，甚至以东林为阱”[94]，进入清代，人们更加忌讳言党，特别是乾隆皇帝将东林讲学上升到导致国破家亡的高度，故治史者，不论私修官修，尽量回避东林党人参与讲学或曾经受教于东林这一事实，因此见之于文献的往往也只存只言片语，笔者根据所见记载，对参与讲学的东林官员的政绩以及临难时的表现做一简述。
（十七）郭正域
郭正域，字美命，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二年进士。著名的东林党人郭正域，一向以敢言任事著称，他的馆师是内阁首辅沈一贯，但二人道不同，政见相左，以至于郭正域见沈一贯“不复执弟子礼”。当时沈鲤为内阁次辅，声望实出首揆沈一贯之上；而郭正域为礼部右侍郎，与沈鲤关系友善，事事与沈一贯相抵牾，沈一贯对郭正域愈发恨之不已。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华赿联合宗人二十九人上奏，告楚王华奎、宣化王华壁非楚恭王之后，皆为异姓子，二人嗣楚封王实属冒爵乱宗。沈一贯受楚王重礼，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不上；六月，楚王劾华赿疏亦至，其案难以掩盖，于是事下礼部定议。礼部右侍郎郭正域请勘虚实以定罪案，沈一贯曲庇华奎，说亲王不当勘，但宜体访。郭正域认为，事关宗社，不经勘问，是非难以辨明。华奎惶恐不安，献百金为正域祝寿，并许诺“毋竟楚事，当酬万金”[95]，遭到正域严厉拒绝。郭正域请敕抚按公勘，不久，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言详审无左验，乞请朝廷遣官再问。廷议建议复勘，于是诏公卿三十七人集议于西阙门，由于意见不统一，仍无结果。礼部节略公卿众议以进，沈一贯指使御史康丕扬劾郭正域“党楚宗，匿议不以实闻”[96]。郭正域揭发沈一贯“匿疏沮勘”及纳楚王重贿之事。沈一贯又诬告正域“遣家人导华赿上疏，议令楚王避位听勘，私庇华赿”[97]。当时沈一贯右华奎，“正域右宗人，而沈鲤又右正域”[98]。给事中姚文蔚、杨应文、钱梦皋先后各疏郭正域，并及次辅沈鲤。神宗一向昏庸无能，是非不辨，认为“楚王袭封已二十余年，何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不足凭据”[99]；于是下旨降华赿为庶人，锢之凤阳高墙，勒令郭正域回籍听勘，至此假王之狱竟不了了之。但宗藩难服，楚府东安王英燧、武冈王华增、江夏王华煊等再请复勘假王，神宗置之不理。 这时沈一贯、沈鲤引嫌不出，票拟楚事俱由阁臣朱庚一人职掌，而朱赓与沈一贯、张位均为嗜利好货之徒。
十一月“妖书案”又发，沈一贯同党聚谋，认为“楚事方殷，而妖书踵作，可一网尽也”。巡城御史康丕扬上奏，说“妖书、楚事，事不相侔，实一根柢”；给事中钱梦皋也诬奏“妖书实出郭（正域）某，而沈鲤为乱臣贼子，实与同谋”。首辅沈一贯拟旨穷治，申诫“务得真贼”[100]。他们一是要逼死阁臣沈鲤，因为沈鲤与沈一贯议税矿不合；一是要逼死郭正域，因为正域曾揭发过沈一贯受贿于楚王。接着沈鲤的第宅被围，家仆下狱；郭正域“行至杨村，复以重兵守之，不得去”[101]。沈一贯还使人放言，郭正域将被逮，以迫使其自裁。正域不肯屈服，说：“大臣有罪，当伏法死都市，何为自屏草莽！”郭正域自守介然，人望归之，群奸虽极尽诬陷之能事，但了无凭证；又由于东宫朱常洛的干预，最终幸免于难。郭正域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然而基于与沈一贯的矛盾，一生仕途短暂，“功名遂以坎壈终”。正域去国后，家居十年，“甞乘小舟往来东林，以《十三经补注》商于顾宪成昆季”[102]，而得程朱主敬之学，遂视富贵如浮云，不与两京权贵通一字。
虽然郭正域为官时间不长，但是在世人的眼中威望却有增无减，人们“冀其旦夕柄用”。他死后，有人曾这样评价：“域生平励清操，有器局，遇大事能担当，且谙练国典朝常，与叶向高均抱公辅之望。廷臣亦辄疏荐，然向高大拜，而域竟不用以死，天下惜之。”[103]陈鼎在论述郭正域等东林党人在万历朝政治作用时说：
沈一贯、张位、朱賡之徒，嗜利好货，鼠窃狗偷；然有郭侍郎辈忠良在朝，惟恐其或知之，清流之议即随于后也。呜呼，端人直士朝廷岂可一日少哉！夫通判佐贰之卑员，也敢于面折尚书，可以想见当年气象矣。[104]
（十八）陈幼学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晚年讲学东林，且“为东林长”的无锡人陈幼学，成进士后官確山知县，教民垦田八百顷，通河道一百九十余丈，节省杂支银六百两抵正额，“三年民以殷富”。因政绩突出，抚按上报朝廷，于是调繁中牟县。到任后救活饥民无数，又下令“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数月后城南荒地草尽，“辟膏腴二十里”；又筑堤十三道拦河，保民田不弃；“其贫不自给者，男一牛，妇车一辆，分母面数十斤佐纺纴”。时恰遇荒年，中牟县“独无流殍”。任刑部员外郎时，奉旨录囚畿辅，释疑狱三百余人。后知湖州府六载，“政睱之时于士大夫讲性命之学，执经问道者以千计”。万历三十六年江南水患，“召父老议赈劝籴”，立粥场，“又置义田三百亩，移饥民修塘就食，为从来救荒第一”。陈幼学家境贫穷，这使他为官后“视吏事如家事，经营纤悉”，其政绩之良，至清初“郡人犹能道之不衰”[105]。
（十九）刘铎
刘铎，字洞初，江西庐陵人，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与刘铎同乡同年的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性格倔强，尚气节，遇事敢言，与东林在朝诸贤交往最密。刘铎知扬州，万燝写信给他，让他赴东林参与会讲，书中说：
我以京官羁縻不得与此斯文之盛，足下咫尺梁溪，可坐失机会耶？人生于世，不闻至道，枉读书；置身科第，如入宝山，空手而还，人莫不笑之也。朝闻夕死，学者夙愿，可因循自委乎？
刘铎得书后，立即请假飞棹过无锡，与东林诸君子讲学，有所得而还。归后他告诫其子及门人说：“读书自有向上路，至于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第以文辞为进身之计，而不求圣贤至道，纵富贵而至将相，则亦管晏之流耳，乌能曳登孔孟之堂哉！”天启初年，万燝因言事忤珰，魏忠贤矫旨廷杖，结果竟死于仗下，举朝为之震惊。六君子被杀后，缇骑四出，刘铎也因诗箑有讥刺之意而被逮。后“复坐咀呪论辟”[106]，扬州市民闻讯后，“为之罢市，巷哭者七日夕”[107]。
（二十）成勇
成勇，字宝慈，山东乐安人，天启五年进士。成勇八岁时即对塾师说：“愿习濂洛之学，他非所好也”。及长，“闻无锡顾泾阳、高景逸两先生讲学东林，时相过从，且愿受教”[108]。天启二年会试答策，极言宦官之祸，落第，三年后再试成进士。当时阉党气焰嚣张，同年中有人邀成勇一起拜谒魏忠贤，被他拒绝。不久授饶州府推官，又有媚珰之人叮嘱成勇：“邹元标东林党魁也，往当困挫之。”成勇不听，一到江西便赴吉水拜访邹元标，且尊其为老师。中使过饶州，知府率僚属出郊迎接，“（成）勇独不往”。“中使怒，索供具，谇知府，群吏走匿”，一郡骚动，成勇毫不畏惧，派人将中使的爪牙抓来当厅怒打，大快人心。中使踉跄而去，扬言必将“朔之忠贤”，“扑杀此吏”，成勇却闻之怡然。崇祯改元，魏阉被诛，成勇得以获免于难。成勇曾三任推官，他认为“吏治以讲学为先”。任归德推官时，李自成军数十万人围城，成勇于城上誓言：“今日胜则生，不胜则死，死生皆臣职耳。”农民军攻城受阻，不得不放弃归德。成勇因政绩有声，举卓异第一。崇祯十一年，升南京监察御史。杨嗣昌夺情入阁，黄道周等人上疏参劾遭谴责，成勇继而上疏申论，言辞甚峻，崇祯帝大怒，命削籍提讯。就道时，南京太学六堂生数千人集于江干哭送；下狱后，有旨严鞫主使之同党，在审讯毫无结果的情况下，遇赦遣戍宁波卫。
成勇素以刚正闻名，充军后，中外官员上疏荐用者不断，最后在刘宗周等人的建议下，崇祯帝勉强同意起用，但“不当复职，命以他官用”，而闻命之时，京师已陷。史称成勇“历仕宦，履艰危，一皆身体力行，致死未尝少懈，可谓得理学之实者矣”[109]。
（二十一）石有恒
石有恒，字伯常，湖广黄梅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与邹元标关系密切，“尝持其书来东林，纳交于诸君子”。石有恒初任浙江遂安知县，誓“以程朱正学课士训民，输运不任里甲羡缗，公贮之充运费。督僮仆种园蔬，躬自灌溉，不用民一物。士绅餽遗，悉辞不受，岁灾亲履荒瘠地，问民疾苦。监司檄郡县遏籴，抗议力争，出帑金市粟，民赖以济”[110]。由于政绩突出，调繁长兴县，再调常熟，长兴百姓吁请得留。天启三年正月，岛寇夜入城中，“有恒不肯离县门一步，引颈受戳”。寇入官署搜其私物，“仅得葛布一疋，俸银二两”[111]，相顾惊叹，称真正清官。由于他在东林党人中遇难较早，且视死如归，陈鼎对其评价甚高，云：“先生为东林树赤帜以先声者乎，如不死于贼，入则必与杨左诸君子先后同声相应者也”[112]。
邹元标在给石有恒的信中，检讨了自己前学稍偏，而赞扬了石有恒得圣贤之正：
余少以王陆之学既为正道，及晚与东林顾泾阳交，得程、朱诚敬之理，乃悟前学之稍偏也。足下穷理尽性，一本程、朱，其得道之正乎。[113]
（二十二）张振德
还有两个忠心报国、从容就义的东林党人，一个是张振德，另一个是王焘，二人同为崑山人，且均参与东林书院讲学。
张振德，字季修，“弱冠即从东林顾宪成、高攀龙游”，以万历四十四年选贡授四川兴文知县。兴文为九溪蛮地，土墉三尺，户不满千。张振德“日与士民讲学，明忠孝大节，人皆化之”[114]。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崇明发动武装叛乱，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115]，不久兴文被围，张振德督乡兵守城，力尽援绝；家人顾美、严英巷战而亡；妻钱氏，二女淑昭、淑庆，及仆妇苏沈等长幼九人自焚于火；振德入官署自刎以明志。叛军首领胡宗禄见张振德虽死仍握刀如赴敌状，惊叹“忠臣”，罗拜而去。
（二十三）王焘
王焘，字濬冲，万历四十六年举于乡，先授海门教谕，又补仪真，后升解州知州，丁祖母艰而未任，这期间在东林书院讲学三载。崇祯九年补随州，当时随州战乱频频，有人担忧他此去凶多吉少，而王焘却说，“臣子敢择地而蹈乎”，星驰赴任。在随州“练乡勇、审侦探、厘马政、设欓木”[116]，计歼土寇李良乔。后来张献忠的农民军猝至攻城，王焘于城破后自经而死。
张振德与王焘面对生死，大限不踰，显然与东林学派的熏陶有关，故后人有言：“当仓促之时而从容就义，非养之有素，乌能至此”[117]？
（二十四）许文岐
许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弱冠偕其伯父赴东林会讲，即有省，曰：“读书以利禄为者，非夫也，当向圣贤路上行乃可。”崇祯七年中进士，历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崇祯十年出为黄州知府，黄州也是战乱之地，户口凋残，人多逃匿，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认为南京为根本重地，希望他留下，徐文岐说：“事不避险，臣职也。”到黄州之后，“捐俸制火器，严斥堠，募丁壮集父老谕之”十三年任江防道副使，驻蕲州。张献忠陷蕲州，徐文岐自经未遂，拔刀复杀数人而被俘，农民军赞叹道：“好许参政，不爱钱爱百姓。”[118]张献忠闻其清誉，以礼待之，无奈许文崎只求速死，张献忠仍不忍将其杀害，把他与一些读书人押在后营，后终因策划起事而被杀于麻城。
（二十五）邵宗元
邵宗元，字景康，号又芝，徐州砀山人，“少在东林讲学，长于京师”[119]，与黄道周、刘宗周结为忘年之交，由贡士官保定同知，掌府印。北京被攻破，农民军统帅刘芳亮射劝降书于保定城上，督师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企图夺印而未成，邵宗元发誓“与印同死”。城陷日，携印跳城，死后手仍持印不放，农民军不得不断其两指而取印。
（二十六）沈云祚
沈云祚，字子凌，太仓人。太仓人沈云祚，“弱冠即同其父谒高攀龙于东林，求程朱正学，得主静主敬之理而归”，[120]自此以圣贤自励，崇祯十三年成进士，授华阳知县。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攻破夔门，成都大震，沈云祚请见蜀王陈守御之策，遭到拒绝；又以言激内江王，希望蜀府早捐财货，招募死士东向御敌。内江王闻后心动，入告蜀王，而蜀王却以祖制为由不予采纳。五月重庆陷落，成都城内一日数惊，蜀王悔不用沈云祚之言，于是出财佐军，但为时已晚，张献忠破城后，沈云祚被俘后绝食半月不死，农民军诱降而无结果，被杀。
（二十七）吴尔埙
吴尔埙，字介子，号以白，浙江嘉兴石门人。天启朝，东林书院被毁，崇祯初年拨乱反正，东林讲学复盛，吴尔埙“每岁春夏必携笥笈读书听讲于中”，崇祯十六年成进士，授庶吉士。京师破，尔埙降，李自成退出北京，吴尔埙南归见督师史可法于扬州，请从军赎罪，并断一指畀故人祝渊说：“君归，语我父母，速出家财畀我饷军。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121]他曾对同志说：“大丈夫不能深造圣贤之域，亦当効圣贤或忠或孝之一节以成仁。”[122]顺治二年，与史可法同死于扬州，可谓以死明志。（二十八）陆培
陆培，字鲲庭，浙江仁和人，崇祯十三年成进士。陆培与钱塘人王道焜曾同赴东林讲会，陆培听讲学后飜然大悟，曰：“原来吾生平所为，皆圣贤所不屑也”，“遂一意诚敬而轨于道”[123]。福王即位南京，陆培就选行人，奉使与熊汝霖祭奠淮藩。知国事已去，“便道归家，与其友陆彦龙结壮士数百人”[124]保土抗清，誓以死殉国。南京不守，陆培从容自缢而死，时年二十九岁。死前，家人解劝，“行人无守土责，如必不得已，盍少待以观变”。陆培仰天长叹说：“主辱臣死，陆生男子，忍复须臾苟活耶！”[125]
（二十九）王道焜
王道焜，字昭平，钱塘人，举天启元年乡试，与陆培同赴东林讲会，曾历南平知县，南雄、邵武同知，又摄光泽县事。“崇祯帝破格求材，尽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抚按官推荐王道焜入京备考，吏部却以郡丞例不与选为由，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不平，上疏抗言说，“皇上破资格以待非常，铨臣援故例而靳考选，非陛下搜罗贤豪之至意”[126]，于是得旨许其候选。金陵陷落后，闻陆培殉国，也自经而死。后杭州人将王道焜与陆培并称。
（三十）张国维
张国维，字玉笥，东阳人，少年时即以理学自励，“慕东林名走数千里来会讲”[127]，中天启二年进士。先为广东番禺知县，以卓异擢刑科给事中，迁礼部，改太常少卿。朝廷命以佥都御史巡抚南直隶，在吴七载，威惠大行，御海寇，请蠲免，亲自遍探河渠，悉为图说，辑为《三吴水利全书》三十卷上于朝，疏请修治河湖，明廷以兵、工二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命其督理河道。崇祯十五年，擢为兵部尚书，论劾督师范志完、巡抚、总兵以下数十人，急调天下援师入京。鉴于内外交讧，形势危急，国维又请亲临军前，崇祯帝因兵部机务重大而未许。福王立南京，为京营尚书，马士英、阮大铖以其为东林党人列入《蝗蝻录》。南京陷落，张国维起兵乡里，协助鲁王抗清。不久隆武帝命给事中颁诏浙东，张国维正确分析形势，上疏闽中，劝唐王请以大局为重，“成功之后，入关者王”[128]。但马士英、阮大铖指使方国安杀闽中犒师佥都御史陆清源，夺其饷，致使鲁监国不得不虑闽中问罪，命张国维抽师西御，分散了抵御清军的兵力。顺治三年六月，马、阮又与方国安密谋将挟鲁监国北降。不久，义乌被清军攻破，张国维投水死，其子也遭杀戮。
（三十一）陈龙正
陈龙正，字惕龙，浙江嘉善人，“少师事梁溪高忠宪先生，而与同里魏中节大中同学”，登崇祯七年进士。崇祯十三年，应诏条奏，建议崇祯帝“听言用人”，鉴于当时中原残破，田地荒芜，又请垦荒。有言“屯田不足以生谷，惟垦荒足以生谷；起科不可以垦荒，唯永不起科可以垦荒，而五谷始足，加派可罢，民生可安。”[129]洋洋数千言，海内传诵一时。给事中黄云师、御史黄澍却诋为伪学。而御史叶绍容则认为龙正堪任督、辅之职，主事赵奕昌也举其为真贤才，但崇祯帝置之而不用[130]。崇祯十七年，调南京国子监丞，“闻国变，惊——屡绝，遂得疾”[131]。南京失守，得刘宗周殉节状后，也绝粒而死。
（三十二）陈潜夫
陈潜夫，字元倩，钱塘人，“闻诸君子于东林讲程朱之道，乃泛舟问学焉”，崇祯九年举孝廉。十六年，刚任开封府推官，就抗疏言时势，请天子召对。李自成进入河南又入关中，准备进军山西。陈潜夫飞章上疏，说：“河南尚有可图之势，河北实有累卵之危”[132]，愿请重兵守覃、怀，以遏制农民军。福王立南京，授巡按河南监军、监察御史，又上恢复大计，奏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133]，遭马士英力阻，“凡所请兵饷，乞随征文武官吏及联络战守诸大计，率不相应”。后金陵不守，助鲁王抗清，监军浙西，乃自募三百人，与诸家军列营江上[134]。清军下绍兴，潜夫与妻二孟氏投化龙桥下死，年仅三十七岁。
（三十三）吴锺峦
吴锺峦，字峦穉，号霞舟，武进人。吴锺峦“始读王守仁《传习录》悦之，继读释氏坛经、闻养生家言，又皆悦之”。后受业于顾宪成，宪成“亟赏其文，每课士必列第一”。又从高攀龙游，“闻其讲论，始悟向来所悦之皆非，学术一轨于至正”。一时与与名彦缪昌期、马世奇等人相得甚欢，李应升也慕名从其学。“出入文社讲会四十余年，海内推为名宿”[135]。李应升被逮路经锺峦家，吴锺峦“乃与议论今昔，又以《读易》袖本视之曰:‘母乱方寸’”[136]。这时锺峦还未登科名。崇祯时以贡试入京，黄道周一见喜曰：“吾雅重李仲达，恨不得见，今见霞舟，如见仲达矣。”崇祯七年中进士，选长兴县令，崇祯十二年中使崔辚巡察盐粮，命地方官依巡抚、巡按御史礼谒见，锺峦因不肯屈膝而被罢官。国变后坚持抗清，顺治八年，舟山师溃，吴锺峦慷慨对人说：“昔吾师高忠宪公、吾弟子李仲达死珰祸，吾友马君常死国难，吾皆为诗哭之；吾门生钱希声从亡死，吾子福之倡义死，吾亦为诗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时寻一块干净土，即旦夕疾病死，无何以见先帝、诸君于地下哉？”于是渡海入滃州，与张肯堂诀别，说：“吾于前途待公。”顺治八年九月清军渡海至昌国卫城，锺峦积薪自焚于文庙左庑楼下，死前赋绝命诗云：“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137]时年七十五岁，全家俱死。与其它东林党人一样，吴锺峦以理学气节自负，他说：“大丈夫不能为大圣大贤，亦当作忠臣义士，岂可依回庸碌哉！”[138]
（三十四）潘永图
潘永图，字君怀，金坛人，自幼嗜学，“切求程、朱正脉，闻白沙、新建之谬，因走梁溪，求正于高攀龙。攀龙与之讲论累日，遂有得而归。”崇祯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转员外、郎中。因与黄道周、刘宗周相友善，被小人视为东林余孽。温体仁入阁后，欲逐清流之士，将他列入《蝇蚋录》中，欲除之而后快，并使人每每言于思宗：“门户之害，将亡宗社，若不除之，恐祸蔓矣。”而崇祯帝不听。潘永图在户部掌管太仓银库，“厘剔奸弊，屏除扣减陋规”，博得了六部尚书们的交口称赞。不久，崇祯帝复用中官张彝宪为耳目，总理户工二部，“部臣皆为之下”，潘永图因刚正不屈，被外派为商丘知府。李自成大军攻商丘，潘永图积薪署门，对家人说：“设有不测，举火自焚”。大军压城，文武官吏相顾失色，永图却举止自如。后升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八月上任，十一月蓟州失陷，崇祯帝不问青红皂白，以失封疆罪论死，而舆论均认为永图“受事日浅，饷匮兵单，事多掣肘”[139]，责任不应全由永图一人承担。
（三十五）文震孟
文震孟，字文起，长洲人，万历二十二年以弱冠登贤书，天启二年成进士，廷对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当时魏忠贤渐窃权柄，外廷相与应合，正直大臣开始被斥逐。震孟愤而向熹宗上《勤政讲学疏》，魏忠贤以疏中有“傀儡登场”语激怒熹宗，传旨廷杖八十，在叶向高、韩爌的力救下，被“罚俸一年，以中旨落职回籍”。南居时与姚希孟往来东林讲学。崇祯改元，复原官，充日讲，利用日讲的机会启发思宗“培养士气”，“辨贤奸，酌用舍”，崇祯帝果然在讲筵后传旨释放刑部尚书乔允升、副都御史易应昌于狱。在春坊时，疏劾吕纯如罗织诸贤，私借边才起用；吏部王永光变乱祖制，考选摈斥清才，不久，王永光被罢。八年，震孟以少詹事超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震孟“自恃特简”入政府，“于体仁无所依附”[140]，不料仅三个月就被首辅温体仁排挤出内阁，然而“撤镇守中官，罢内操，外廷多归功于震孟”[141]。
（三十六）姚希孟
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文震孟的外甥，登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希孟与周顺昌友情甚厚，并同举乡试。成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为教习，二人对希孟十分器重。神、光两朝交替之际，刘一燝与韩爌同时执政，“希孟左右其间，一时名贤布列满朝”。给事中杨涟论劾崔文升、力主“移宫”，“皆希孟赞决之”。他还深重熊廷弼之才，当廷弼被逮时，希孟亲自“出郊唁之，慰劳良苦，且为白之公卿间”。姚希孟与邹元标、冯从吾、王纪等人不仅关系密切，还共同参与了首善书院讲学。后邹、冯、王等先后去国，希孟也南归，与其舅文震孟“往来东林讲学二年”。崇祯改元，与文震孟同为日讲官。不久，韩爌复出为内阁首辅，定逆案，拨乱反正，史载“凡政出自爌者，皆希孟力也”，还积极呼吁朝廷对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等人予以赠谥恩卹。姚希孟在讲筵四载，官至詹事府正詹事，兼侍读学士，颇受崇祯帝重视，时时向其“谘访政治得失”。虽然周延儒有意荐引，但温体仁却“深险忌希孟英果，时思以事中焉”[142]，终于在崇祯三年，借顺天府乡试误取武生一事[143]，谪希孟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
（三十七）丁元荐
丁元荐，字长孺，号慎所，浙江长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万历七年，丁元荐“时甫弱冠”，即开始问学于顾宪成。顾宪成病逝，他在《祭文》中说，“荐游先生之门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144]。万历十四年成进士，丁外艰，家居八年后，选为中书舍人，上任仅一个月，就上封事万言，极陈时弊，指出“可寒心着三，可浩叹者七，坐视而不可救药者二，皆关天下大计”，其中对首辅王锡爵多有责备，而王锡爵乃为丁元荐的座主。二十七年己亥京察，以浮躁落籍。三十八年起广东按察司经历，移礼部主事。逾年抵京后，正值京察（是为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东林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吏部尚书孙丕扬力清邪党，反为其党所攻，当时“举朝鼎沸，度无能解之者”[145]。丁元荐起而抗疏，洋洋数千言，尽发诸奸罪状；于是邪党又交章转攻元荐无虚日。五月，给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在崑、宣两党的合力攻击下，丁元荐不得不引疾归乡。尔后“邪党愈炽”，孙丕扬等相继去国，“正人屏斥殆尽”，国事日非。四十五年丁巳京察，吏部尚书郑继之主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佐之。当时齐、楚、浙三方鼎峙，把持朝局，徐绍吉附楚党，韩浚为齐党。郑继之年过八旬，“耄而愦”，完全被三党所左右。神宗于廷臣是非“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被纠之人往往不待下旨而自罢去；“于是台省之势积重不返”[146]；官员去留悉出徐绍吉等人之意，“一时清流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即在籍不免，大僚则中以拾遗”。此次京察过后，朝中复又善类一空，“庙堂之上无复以国事为虑者矣” [147]。元荐虽然家居，却未能免遭波及，仍以“不谨”削籍。天启初，大起废籍，独不召丁元荐，在东林诸臣的反复要求下，于天启四年起刑部检校，晋尚宝司少卿，然而此时元荐已病；第二年朝局大变，因其为顾宪成门人，复被削籍，列入《东林党人榜》。
丁元荐不愧为顾宪成的高弟，为人“慷慨负气，遇事奋前，屡躓无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后服官不满一载”，仕途中几起几落，均因疏陈当世之弊而被斥归乡，曾言“大丈夫宁璧碎，毋宁瓦全”[148]。当东林与浙党对立之时，“浙党所弹射东林者，李三才之次，则元荐与于玉立”[149]。丁元荐自二十七年以后家居十二年，集同志讲学谈道；这期间东林讲学正盛，“甞过无锡赴东林会讲”。顾宪成曾致书于他，云：“东林之会，风色蒸蒸，座上发贫贱富贵一则，尤令听者竦起，足下之功，于是乎大矣。”[150]
（三十八）张可大
张可大，字观甫，号扶与，应天人，祖籍湖广孝感，因先世功，世袭千户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万历二十五年中武进士。登第后，先授建昌守备，后升浙江都司佥书，分守瓜州、仪真。两淮税监鲁保多年搜刮民财，为害一方，死后，淮抚李三才命张可大清查家财，鲁保家人向其馈赠重贿以求庇护，可大不为所动。叶向高此时应召北上过仪真，“见而异之”，称：“此不特良将，且良吏也。”[151]因捕获江洋大盗有功，升任刘河游击。驻刘河时，正值顾宪成削籍里居，课士于泾里同人堂，可大慕名前来问业，受知遇，成为顾宪成私淑弟子[152]。身为武臣而如此向学，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万历四十四年，张可大在任舟山参将时，倭寇进犯五罩湖，他亲率中军吴善道等“以舟师进击，斩首四十余级”。第二年倭寇又犯白沙港，可大再率众将“击敌于茶山、潭头，斩首百级”[153]。升任副总兵以后，督工重筑舟山城，仅用两月即完工。为防止“海潮害稼”，又捐金于城外 “筑碶蓄淡水”，使数千亩地“遂为膏腴”，百姓称之为“张公碶”[154]。到万历末年，南京锦衣卫已百务废弛，张可大于天启初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使后，“凡户口之消长，洲场之坍涨，黄船只户丁，屯田之子粒，无不清核”，还“与勋臣轮值皇城，以勤恪闻”[155]，政余之时还撰有《南京锦衣卫志》二十卷。魏忠贤乱政，刑部主事欧阳晖被贬为南京锦衣卫知事，他曾赋诗，中有“阴霾国事非”句，东林党人扬州知府刘铎又将该句书于扇面赠人，于是欧阳晖、刘铎俱被逮。张可大“约束旗尉，捐奉助之，卜室处其妻子”[156]。由于治绩卓著，六年擢为南京右府佥书，总理水陆军务。
崇祯元年，张可大被命镇守山东登莱，兼防海总兵官。此时的登莱，“主客兵杂处，新旧饷兼支”，军政“繁猥无序”；可大到后，重定经制，汰革无用之兵，“岁省金钱二十万”。朝鲜贡道旧由山海关入京，辽阳失陷后，改走登莱，可大认为，“外国往来内地，奸宄易生，请令从觉华岛（今菊花岛）登陆，仍由关门入”[157]。为筹画海防，可大亲自巡海至沙门、鼍矶、皇城等岛，成《海防图说考》，上呈朝廷。二年春，总兵毛文龙与兵备道有隙，以索粮为名，率三千降丁抵登州界，可大曾单舸出海却说。这年冬，有“白莲贼”万人围攻莱阳，可大率都司王振基等救援破敌，稳固了海防。不久清兵入关，张可大率山东兵七千勤王，奉诏守西直、广宁等六门。因勤王有功，三年升都督同知。刘兴治反东江，可大奉诏还镇，四年七月进右都督。
十一月改南京左军都督府，管府事，未及行，游击孔有德、参将耿仲明率增辽援军八千人于吴桥兵变，攻破凌县、临邑、商河等六城，直趋登州。此时张可大已谢事出署，闻变，率兵至登州，请登莱巡抚孙元化讨伐，元化不出兵，认为“一抚便了”。可大军至莱州，“复为所阻，乃还镇”。四年岁末，孔有德残破几百里，兵临登州城下，张可大欲出兵急击，孙元化不许，仍坚持抚议，可大反复向其陈述利害，决定元日发兵合击。而至期，元化兵又不发。迟至元月二日，才合兵战于东门，元化部将张焘军中多辽人，与孔有德暗中有通，交战中举红巾为号，倒戈反攻官军，于是可大兵败，中军管维城，游击陈良谟，守备盛洛、姚士良皆力战而死，可大被迫敛兵保城。随后，有辽兵二百人求入城就抚，实为“遣归为内应”，巡抚孙元化不听可大劝谏，开门招抚。夜半二更，就抚者果然开门迎敌，“内外相应而城陷”[158]。张可大知事已不可为，“辞其母，解所佩虎符授旗鼓吴振娅，令间道走济南上之”，杀其妾陈氏，自经于蓬莱水城太平楼，其母闻讯后亦感愤而卒。朝廷卹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子少傅，谥庄节；并赐祭葬，荫一子，建祠曰：“旌忠”。
张可大“好学能诗，敦节行，有儒将风”，虽未隶《东林党人榜》，却受教于顾宪成，秉承东林先贤之风节，生死之际，计决捐躯，从容就义，可谓国之栋梁。崇祯帝在《谕祭文》中说：“兹伤上将之沉星，宣慰英灵之泣月。特颁谕祭，且治归藏，永祠祀以旌忠，靡祗承于靡间。”[159]
（三十九）马世奇
马世奇，字君常，号素修，常州无锡人，马世奇自弱冠即受知顾宪成，“并留之家塾”[160]，故有顾宪成“同邑门人”之称，他曾说：“余少荷先生提奖惓惓，以夹护桑榆相属”[161]，登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此时周延儒正居首揆，延儒既是世奇同乡，又为世奇座主，“至是以得借公出门墙为幸，每倾心于公”，但马世奇“引大义，明国体，推引同志，爱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崇祯十一年，崇祯帝因频年用兵，海内劳苦，欲与民休息，命词臣分谕诸藩。马世奇奉敕出使山东、湖广、江西诸藩府，行程二万里，宣谕二十五道，诸藩赐予甚厚，而世奇“却金凡数千”[162]。丁父忧期间，门人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锾三千金助丧”，当时苏州地区饥荒，马世奇建议“留此赈民”，于是，倪长圩“以三百金犒从者”，其余部分全送所司“为乡邑修学费”，史评：“其疏财乐义如此。” [163]
周延儒再召入阁，路经无锡咨以时务，世奇极言东南民力已竭，“请急急蠲逋以苏民困”，周延儒入朝，“以其议首奏行之”[164]。马世奇服除后，“远权势，不入都”[165]，及进左庶子还朝日，周延儒已被崇祯帝赐死，门生故吏惧怕“余波相及，争避匿去”，唯有马世奇全力为其经纪其后事，毫不退缩。
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马世奇自缢尽节，二妾朱氏、李氏从死。马世奇不仅自己从容就死，还“为手书约同年成德同死”。日后他的学生龚廷祥、堵胤锡、蔡凤、戚勋、萧琦、王汉、万发祥、刘渤、刘日杲等皆先后死节，不愧师门。后人有评：“先生当国家沦丧之时，从容赴死，不肯有所瞻顾，其诸门人先后死节者不一其人，皆先生一人倡之也，俾三百年之纲常名教不坠于社稷沦亡之后，所係岂浅鲜哉！”[166]
（四十）华允诚
华允诚，字汝立，号凤超，常州无锡人，天启二年殿试对策，极陈阉寺之害，主试者不敢进呈，后置于二甲。允诚年少时从钱一本学《易》，“为诸生时听讲东林，得先忠宪心性、静坐诸说”[167]，登第后成为高攀龙门人。天启初，高攀龙起废入京，华允诚一路从行，授官工部都水司主事，时见魏忠贤乱政，欲诛逐东林官员，于是请告归。崇祯改元，起营缮司主事，进员外郎。“督琉璃厂，减经费银数万两以缮城工”[168]。二年冬，清兵入塞，京师戒严，各曹郎分守城门，多以守御不备而遭廷杖，至有毙命于阙下者，而独华允诚“守德胜门，四十余日不稍懈”，为此崇祯帝赐白金予以嘉赏、叙功，又加俸一年。后改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五年六月，上“三大可惜四大可忧”[169]疏，直纠大学士温体仁、吏部尚书闵洪学阁部朋比，阿党市权。崇祯帝下旨切责，令其回奏，允诚于是尽发闵洪学结党营私、冒功冒荫诸弊；温、闵上疏辩解，允诚复上第三疏。华允诚以小臣指斥阁部，自觉无再生的可能，以十二金治棺停于锡山[170]。然而崇祯帝终于领悟温、闵二人同里有私，仅夺允诚俸半年，罢闵洪学。不久允诚以省亲归里。在兵部时，华允诚还拟上《崇祀真儒疏》，提出应比例前朝薛瑄之故事，将其师高攀龙从祀孔子庙廷，“使天下晓然知正学之所在”[171]，并请将东林及各处书院及时修复，以唤醒世道人心。
弘光政权覆灭后，屏居墓田，杜门读《易》，不肯薙发。顺治五年，允诚因不薙发而被逮至江宁，他向劝降的清朝满汉官员慨然表示，“发不可去，身不可降”[172]，并赋绝命诗。从孙华尚濂也因违制[173]而一同被执，巡抚令其归家，尚濂不肯，愿与华允诚同死。华允诚的两个仆人薛成、朱孝，也长恸、号泣而死。
（四十一）刘宗周
刘宗周，字起东，绍兴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刘宗周在万历四十年起官道经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相与讲论。当时东林大会四方同仁，讲学不辍，“京中人目为钩党，将构大狱”。刘宗周上书说，“顾宪成之学归于自反，请各思自反何如”，但时论却不以为然，不久告病归乡。天启元年，起礼部仪制司主事，这时魏忠贤初用外廷，未有言者，刘宗周首发其奸，以后果然窃柄乱政如所言。又迁光禄寺丞、太仆寺少卿，因病归。四年又起右通政，未上任，赵南星等东林党人一一被斥逐，刘宗周也上疏辞，有旨削籍。归乡后，潜心理学，与高攀龙书信往来不断。崇祯初复官，又因直谏被斥，这期间曾于陶石篑祠集绅儒会讲。崇祯九年起为工部侍郎，屡次上书论劾温体仁，又言任用中官之弊，被崇祯帝怒斥为民。归家后建蕺山书院，“从游累千人”[174]。十五年又被起用，官至右都御史，上言请复首善书院及社学，罢厂卫，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六事。因救熊开元、姜采而再被削籍。弘光朝上疏请诛误国诸臣，表劝福王亲征，弹劾四镇、淮抚战守失宜之罪，因大违马士英、阮大铖之意，又被逐出朝局。不久南都被攻破，刘宗周居山中不食而死。
（四十二）祁彪佳
祁彪佳，字幼文，浙江山阴人，天启二年进士。祁彪佳与刘宗周“同讲学，同死难”，是东林党中不可不提的人物，崇祯四年京营操兵，思宗遣七太监主兵政，时为御史的彪佳上疏切谏。后巡按苏松时，“定解额，清隐租，平漕兑，革行馆，置役田，禁贪脏，诸事皆实实裨民者”。家居养病期间，从刘宗周游，其学益进。又立赈灾之法赈济东南，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十九县皆仿行之”。国变后，有人援引宋高宗故事，拟以福王为兵马元帅，彪佳反对说：“监国本朝故典也，何远引为议？”很快又有人提出福王应正大位，彪佳也曾抗言反对。事实证明，南明小朝廷是一个腐败的政权，祈彪佳的慎重自有其道理。阉人提出恢复厂卫，彪佳上疏，言“诏狱”、“缉事”、“廷杖”为弊政三事，“当永行禁革”，大学士姜曰广等人也支持彪佳，阉人的建议终于没有实行。
甲申之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此时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奴变却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北都之变后，明朝官员受大顺官职者，乡邑各出檄文讨之，于是有“奸人因之择其众所怨者，劫掠以为利”[175]。苏州詹事项煜、大理寺正钱位坤、通政司参议宋学显、礼部员外郎汤有庆四家，被荡洗无遗；乡人又焚常熟给事中时敏家，三代四棺俱毁；“而嘉定华生家，句合他家奴及群不逞近万人，突起劫夺，各暴其主，且踞坐索身券，缚而杖之”[176]。如不及时扭转形势，将严重影响抗清复国的大业。彪佳审势度势，上疏说：“民情嚣动，借名义愤，与其震之使惧，不如感之使伏。”由于祁彪佳在苏州地区素有威望，被命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所到之处，谕以大义，说：“中原已无贼，国有长君”，又揭榜于路，告诫百姓：“叛逆不可恕，忠义不可矜。勿借除逆报仇，勿假勤王造乱。”[177]对那些肇事者予以法办。日后清军下江南，对造反的奴隶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证明祈彪佳当时对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有人评价“虎子经济似过念台”[178]，而马士英、阮大铖却“以祁彪佳与刘宗周同乡同住丹阳，遂为同恶，不去之不快”[179]，为驱除异己，令张孙振上疏攻劾彪佳“沮登极，有二心”，彪佳于是告病归乡。南都不守，清廷曾以书币聘刘宗周及祁彪佳出仕，彪佳从容尽节，投水而死。
（四十三）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镇海卫人，天启二年举进士，选庶吉士。当时魏珰虐焰方炽，道周与同年文震孟、郑鄤相约疏劾魏忠贤，只因老母将至，三疏而三焚其稿。天启五年充经筵展书官，按惯例，展书官要跪行数步奉书，黄道周却以“讲筵道尊”，认为“膝行非礼也”，于是平步进书。为此魏忠贤“连日慑之”，道周不为所动，就这样，“侍筵仅一日，忤党而去”。黄道周归里后遭母丧，守墓三年。天启六年，东林后七君子之一周起元被逮，道周于家“倾凑得数千金，随众捐助，而太夫人犹恨薄酬也”[180]；周起元死后，黄道周还亲撰《周忠愍公墓志》。
崇祯二年冬，后金兵入关，黄道周怀报国之志，慨然出山。这时阁臣钱龙锡因主持定逆案而遭邪党忌恨，袁崇焕蒙冤入狱后，杨维垣同党御史高捷、史□指钱龙锡为同谋，“意欲罗织多人”，史□还诬称龙锡曾受袁崇焕巨贿，崇祯帝偏听偏信，震怒之下，将已经致仕的钱龙锡追逮下狱。当时在廷之臣均惴惴不自保，即使深知龙锡之冤，却不敢颂言。黄道周连上四疏申救，虽然崇祯帝怒不可遏，将其削籍为民，而龙锡却得以免死而改戍定海卫。
崇祯五年离京后，黄道周更加注重著书讲学活动，归途中在浙江余杭创建了大涤书院。回乡后在漳浦北山墓庐著书讲学，七年五月受漳州推官曹惟才敦请至紫阳学堂讲学，即所谓的榕坛讲学，道周在榕坛的讲学持续了两年，问业弟子众多。[181]
崇祯九年七月，清兵入侵，连下昌平、宝坻及近畿州县。在台省的不断推荐下，复黄道周故官，道周忧国忧民，又一次毅然出山，十二月抵京。时值四海多故，崇祯帝临朝叹咤，忧形于色，首辅温体仁说：“灾眚、兵戈，皆郡邑无状所致。”建议“非重治无以惩后”，于是崇祯帝听信其言，屡起大狱。黄道周上言反对，指出“天下神器，为之有道。簿书刀笔，非所以绳削天下之具也”，“夫郡邑之吏，犹之坌土，所应不过数十里之内，非所以广召祲 氛。天下阴阳风化，皆视当宁之心气，与二三元老刻责自励而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182]十年，进左春坊左谕德，十一年，进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此时黄道周学行均负重名，天下望以入阁为相，只是因为性格过于憨直而不被简选。不久杨嗣昌夺情入阁，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方一藻以辽抚议和，黄道周同日上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崇祯帝贬道周六级，降为江西按察司都事。去江西上任途中，又入大涤书院，陈子龙、曹振龙等弟子相从问业。[183]
十三年江西巡抚东林党人解学龙擢南京兵部右侍郎，解任前，循例举荐僚属，上疏黄道周堪任辅导。崇祯帝却怒学龙、道周有结党之嫌，逮二人入京，廷杖下狱。户部主事叶廷秀、太学生涂仲吉疏救，也被廷杖。黄道周在狱中向人传授《易》象数学，同狱来问学者，有方孔炤、方以智、孙嘉绩等人。当时方以智之父方孔炤因被杨嗣昌所劾也在刑部白云库狱中，二人“朝夕讲《易》”，“翛然相得”[184]，方以智说：“漳浦公衍《天方图》，尤为绝学，旷代始闻。”[185]于是又有侦事者奏闻崇祯帝，词连黄文焕、陈天定、文震亨、孙嘉绩、杨廷麟、刘履丁、董养河、田诏多人，“俱下镇抚司杂治之”。此时小人创立福党名目以激怒崇祯帝，必欲杀黄道周而后已[186]，十五年正月，道周竟因莫须有罪名被永戍烟瘴之地。四月，往戍途中，取道余杭，诸友、弟子如张履祥、陈之遴、翁吕宗、孟应春、陈子龙、何瑞图、曹振龙等先后到达，继续讲学于大涤书院[187]。
周延儒在复社的支持下再召入朝，“天下以出道周望之”，一日崇祯帝御经筵，叹讲官无学，周延儒乘机说：“惟黄道周，识虽偏而学则长。”[188]次辅蒋德璟也言黄道周贫且病，乞移近戍。第二天崇祯帝传旨复道周原官[189]。黄道周于十五年十一月接旨，在返回福建途中又经大涤书院。
十六年三月至十七年八月，黄道周在家乡漳浦建明诚堂、邺山书院，其间多次举行讲问大会，与会者多至上百人[190]。
福王立南京，起黄道周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马士英、阮大铖用事，时政日非，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徐石麒等相继去国，黄道周上攻取之策也不被采纳。南都覆灭后，唐王建号于福州，召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参赞机务。鉴于郑芝龙集团以粮饷不足为由，不肯出师北伐，黄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他组织的抗清队伍多以“七闽及江浙诸门人、子弟”[191]为骨干，麾下兵力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尽管“已死之灰”，难以复燃，他却表示：“一息尚存也，乌容已耶！”[192]道周于顺治二年七月启程北伐，计划从广信出衢州，经婺源、徽州，直取南京。十二月进至婺源，遭清军四路围攻，战败被俘。在狱中，洪承畴以同年同乡身份亲自劝降，遭道周痛骂。顺治三年，抗节不屈，慷慨就义于南京。
黄道周自崇祯五年以后直至十七年的十多年间，广泛开展讲学活动，“海内从之问业者几千人”[193]，曾先后创建了漳州的紫阳书院，浙江余杭的大涤书院，漳浦的明诚书院（明诚堂），邺山书院，他的讲学规模逐渐扩大，在东南地区影响尤为深远。黄道周可谓东林与复社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东林书院志》与《东林列传》均列有黄道周传；复社名士中有许多是他的弟子，其中著名者如方以智、陈子龙、曹振龙、杨廷麟、林逢经、艾南英、孟应春、洪京榜、吕士坊、张瑞钟、朱金芝、钱朝彦、陆鸣煃、钱格、冯京第、李世熊等等[194]。
东林倡导讲学，探究性理，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高攀龙说，“程朱之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得，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何为理学真谛？成勇认为，“理学在实践，不在空言”[195]。顾宪成认为“无求饱，无求安，本领也”，学者若跳不出“安饱”二字，而妄图插脚道中，“此正讨便宜的学问”。他说：“本领不清，食便要求饱，居便要求安，满腔子都是俗肠，何缘得有佳处。纵去敏事，也只是义气上激作；纵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纵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响上步趋。其与不学者亦何异！”因此他同意陆象山所说的“我这里是鼎镬刀锯的学问”，故“仁实不能不以生死繫念”，“志实不能不以在沟壑繫念”，“勇实不能不以丧其元繫念”。然而何为“仁”？高攀龙说只有义尽才能仁至，即所谓仁至义尽。如“比干谏而死，亦是义尽处，故夫子称其仁。道理只是一个，义尽处即是仁，除义无仁”。那么何以造成不仁，高攀龙说“只是一个‘难’字阻礙了，必将此‘难’字打透，方可言仁。难者何？仁是也。天理必与人欲相逆，才去做难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随之，又要獲了”。
东林讲习之人所倡导的“穷理尽性”，既是一种道德的修养，又是行为做事的准则。如高攀龙说：“圣人正脉，只以穷理为先。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苟不穷理，便有破绽。朱子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处，恶即生焉，以为自欺之主。”他举例说，比如一张桌子，擦洗时必须四隅皆见，不然一隅有污秽便不知。又如一间屋子，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贼也不知。关于讲学与做事，高攀龙说:“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精察明辨，的确处之，事事合理，物物所得，便是尽“性”之学”。他鄙视腐儒，“不通世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因此他认为“大学之道，先致之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乔可聘晚年总结道：“始读王文成公全书，奉教于刘念台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学”[196]。许献评缪昌期：“先生不激不随，不借明哲保身之智以避祸，正先生合义处。至被逮后，从容赋诗，字字从性体中流出。而与高子手札，尤见一时同志，不以患难撄心，只求学问进步。孰谓气节不由学问中来哉！”[197]启祯之时,“四郊多壘，士争谈经济”，吴锺峦则指出：“不明于死生，必不能忠义；不知忠义，必无经济”[198]。按照陈鼎的说法，石有恒等人之所以能够“课士训民”、“临难不少挫”，全在于“穷理尽性”，得圣贤之正。[199]
四、
东林书院讲学兴起后，有几位先后在无锡地区任职的的官员不仅支持讲学，还亲自主持讲席，他们受东林学风的影响，躬行实践，廉政为民，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其中有的人不屈服于阉党的淫威，坚持正义；有的于亡国后长期抗清，不负理学气节。
（四十四）李复阳
李复阳，字宗诚，江西丰城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无锡县令，莅任后“编役最均，催科有法”。李复阳本为江右李材（李见罗）门人，传“止修”之说，学者称“元冲先生”；十四年顾宪成应其所请，讲学于泮宫，每临朔望，“绅士毕赴”[200]，“听者云集”。当时高攀龙二十五岁，也去听讲，作《困学记》，云：“闻令公与顾先生讲学，始志于学。”又在日记中表示要“终身师事顾先生”。[201]万历十六、十七年无锡地区闹灾荒，加之疾病流行，李复阳捐俸出锾，以苏民困，不仅如此，还深入田间访问疾苦，“乡老莫不乐亲焉”。复阳在无锡任职三年，四境大治，直到清初，其功业仍被当地百姓追颂不已。由于政绩突出，三年后升吏部考工员外郎，与顾宪成同佐计典。考功郎赵南星被降调，李复阳与顾宪成上疏，要求将自己一并罢斥，“无令南星独蒙其责”[202]。天启时崔、魏一伙因其疏救赵南星而斥为东林党人。陈鼎认为“非得学问之正，曷至此”[203]！
（四十五）欧阳东凤
欧阳东凤，字宜诸，湖广潜江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欧阳东凤于万历二十九年守常州，复龙城书院，每以春秋讲学问政。“凡农桑水利，人才赋役，无不咨究”[204]。万历甲辰东林书院落成，身为常州知府的欧阳东凤为文以记之。又建“传是堂”于毘陵以供讲学，“建‘取斯堂’于先贤祠之东，与多士论学，取‘鲁多君子’之义”。他任常州知府四年，已历官二十载，“菲而食，敝而衣”，所居萧然如旅舍，宛然如一书生。在常州，他“以学为教化，而合郡渐之”[205]，时至清初该郡流风余韵犹存。顾宪成曾评价：“公之守吾常也，以公清为体，以张山瘅恶为用，其要归于敦教化，正风俗，跻诸荡平而止。于是一年而喻，二年而齐，三年而孚郡之人莫不欣欣爱戴，意遂欲长有公而后为快。”[206]天启时魏珰毁书院，见欧阳东凤《重建东林书院记》，斥为东林党人。
（四十六）林宰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登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任无锡县令时，正值东林方兴讲学，于是捐俸五十金复建讲堂；道南祠成，又为之作记；开讲后，“每月朔望，主东林文会”。他在任七年，“尽革其烦费，积困以苏”；铺行物价，原官府采买只付其半价，改为一概予以全值；“又革火耗以劝输，蠲罚原以止讼，省签票以息芬，捕盗贼以靖乱，毁淫祠以斥邪，除豪猾以诘奸”；遇灾荒，“虽穷乡僻壤必躬行踏勘”[207]；所取之士，如顾宪成弟子马世奇、高攀龙门人华允诚皆为节义文章之流。此外，据说这位县令处理民间之事，剖断如流，按律得情，胥吏不得上下其手，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无锡人还称颂着这位“林青天”。林宰赴召之日，“黄童白叟相与攀辕、卧辙、拥传而不得行”。顾宪成评他“宁静澹泊，萧然与书生不异，独于四境之疴疾痛痒最为兢兢”[208]。死后，学者称“平华先生”，天启时阉党毁天下书院，见东林有林宰《重建道南祠记》，遂将其列入《东林党人榜》。
（四十七）曾樱
曾樱，字二云，江西峡江人，万历丙辰进士。曾樱师事邹元标，万历朝为常州太守，“清操正气闻于海内，其治行为天下第一”。曾过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讲论道德，被群推为主席。江阴缪昌期、李应升被逮，曾樱助其赀；宜兴毛士龙遭遣戍，又婉言暗示其逃去；武进孙慎行也被发充军，则有意缓其行，待魏忠贤败亡，毛士龙与孙慎行得以幸免于难。高攀龙止水，为避免株连，曾樱全力保护攀龙长子及童仆，“匿公子一室，请以身当之”[209]，“使覆巢之下，得有完卵，非东林人物无此担当也”[210]。史评，苏州民变后，“官旗受吴门五人之厄，过梁溪，不复大恣。而世儒得倖免，皆樱力也”[211]。国变后曾樱坚持抗清，唐王时，起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留守福州。清军破福州，“浮家厦门岛中，陈泰、阮文锡从樱讲心性之学，躬行实践，终日无倦容”[212]。顺治八年，兵败自缢，四子俱完节不仕新朝。
欧阳东凤、林宰、曾樱三人均列入《东林党人榜》，他们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不仅支持修复东林书院，参与讲学，还在东林党人遭到迫害时奋不顾身，保护东林后裔。东林后人认为“三公之重有造于东林”并“与东林相为始终”[213]，故高攀龙之侄高世泰，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特建“三公祠”予以专祀。
（四十八）姜习礼
姜习礼，字素臣，浙江遂安人，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先知湖广沅陵县，又补泾县，因勤政爱民有声，调繁无锡。在任期间“昼夜判决无留牍”；政事之暇，往复东林书院“讲论无虚日”；所拔马世奇等人，皆为一代名臣。魏忠贤擅政，姜习孔“疏论魏良卿等世袭，又荐高攀龙、文震孟、孙慎行等”，直言抗疏反对客氏再次入宫。姜习礼“立朝直言，侃侃为东林表率，一时宵小无不畏惮”[214]，也被列入《东林党人榜》。
（四十九）周孔教
周孔教，字怀鲁，江西南昌人，登万历八年进士。周孔教巡抚江南，恰逢顾宪成、高攀龙兴复东林书院，“公偕督学杨公、观察蔡公过东林，率诸士大夫讲‘正心修身’之学。遂与顾端文、先忠宪订为石交。”周孔教每事向顾、高咨询，给皇帝的奏疏多由二人鉴定，从而善政满江左。如举劾下属贤否，请停织造止派，戊申救荒、请蠲、请赈诸事，无一不殚精竭虑。升任总河，吴中士民“日夜北走叫阊阖”，请求继续留任，疏上，神宗不允，但特加慰勉曰“大得民心，久着劳绩”[215]。顾宪成评周孔教：事关国本，则有请建储之疏；事关国体，则有东封之疏；事关国脉，则有崇道德、重节义、优录贤能之疏；事关国宪，则有举劾各属贤否之疏；事关国计，则有请停织造、止派之疏。万历三十六年为救荒请蠲请赈，“尤不胜苦心，为之踌躇四顾，为之拮据万方，为之寝食俱废，为之披肝胆、沥肾肠”。“非夫正直忠厚，合而为一，其孰能几焉？是足以观公矣。”[216]周孔教离任时，顾宪成、高攀龙扁舟卮酒以送行。不久有人诬劾“吴中士民请留孔教”，乃“为孔教阴使之”，孔教由此而去国[217]，仕途就此而终。再以后，魏忠贤擅政，被斥为东林党人而遭削夺。
五、
以下东林党人或亲身参与首善书院讲学，或追随邹元标，刘宗周等人讲学，或本人热衷于讲学，他们直言敢谏，从容殉国，可谓“不愧理学科名”，正如高攀龙在东林论学时所说，“金一出矿，千古不变，吾人学问亦如此。苟能炼矿为金，始能不变，无他真而已矣。”[218]
（四十九）邹元标
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后，恰遇张居正夺情，元标上疏说：“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219]对张居正的这番评价不能说不客观。神宗大为震怒，说：“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下旨廷杖八十，谪元标戍贵州都匀。都匀卫地处群山之中，属古夜郎之地，环境险恶，而元标却“处之怡然”。当地文化教育落后，元标于都匀府城南“集诸生讲业”[220]，“从者日众”[221]。在黔六年，向他问业者达数百人之多。回朝后，“其门人给事中陈尚象、举人徐顯凤、吴鋌等于其讲业处创建书舍”，巡抚江东之题“南皋书院”为之记[222]。
万历十年，张居正歾，第二年元标得以召还，授吏科给事中。在吏垣，他仍然知无不言，不畏权势。他疏陈五事，要求神宗“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随后又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二人并罢而去。徐学谟先追随张居正，官至礼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学谟为求自保，与继任首辅申时行结为儿女亲家。元标又举荐耿定向、罗汝芳、许孚远等十余名官员，“皆名儒夙望，举朝为之色动”。政暇之时，“约同志讲学演像所”[223]。万历十二年（1584年），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借机上疏，痛言“保圣躬、开言路、节财用、拔幽滞、宽罪宗、放宫女”六事。所言刺中神宗要害，朝士扬言，“上怒，欲杖杀邹给事”。元标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说：“予筋骨虽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224]经大学士申时行数请曲贷，谪邹元标南京刑部照磨。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月，邹元标调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让吏部尚书杨巍对国事发表意见，邹元标代为起草，告诫神宗“养君心”、“辩政体”、“清钱粮”、“涤橐根”、“筹客兵”、“禁骚扰”，于“养君心”中，明言：“今闻陛下后宫有专房之宠，十俊有燕游之好。”希望神宗“割衽席之爱，严便嬖之禁”[225]，所陈皆时人不敢言之弊。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擢刑部右侍郎，因丁母忧，未上任而归乡。早在万历十一年，元标在吉水知县徐学聚的支持下，于南皋文江书院旧址上重建仁文书院，此次归乡后谈道讲学长达三十余年，名扬天下。他在《仁文书院记》中申明讲学宗旨：“元标进未得行斯道于朝，退愿得明斯道于野。俾乡子弟、孝友、忠信、雍雍翼翼，庶上不负圣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负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睠睠欲开斯道之意，庶几其不孤也欤。”[226]邹元标弟子众多，康熙六十年时，吉水仁文书院祀邹元标及弟子多达108人。李邦华、李日宣、刘同升等许多气节之士都出自邹元标门下。李邦华生前有诗赞书院，从中可见讲学与政治抱负之关系：
院创仁文久，师门道自尊。珰氛秦焰烈，堂卷宋云屯。狐兔悲栖宿，衣冠废讲论。何期来茂宰，重整旧乾坤。”[227]
光宗即位后，邹元标召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刑部右侍郎。光宗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就病逝了，元标还朝之时，已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当时辽东危机，敌在门庭，他有感三十年来朝中大臣只顾门户之争，而不问封疆之事，致使祸见于今日。于是首倡和衷之说，建议简用涂宗睿、李邦华、熊明遇、刘宪宠、陈大受、周起元、汪应蛟、吴达可、俞懋衡等十八人；两天后，又请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罗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天启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请收录章家顺、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万历朝被罢免的诸臣都获得了昭雪。他还举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争议而未果。尤为可贵的是，他不记私怨，称赞张居正当年的政绩，提出应恢复居正故官，予以葬祭，这一建议也得到熹宗的同意。当时“朋党方盛，元标“思矫其敝，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228]，但均为万历以来被排挤之正直官员，他的这些努力，对促成天启初年“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形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时，“客、魏用事，惮其方严，尚未一决”，而元标“所汲引贤达，皆与客、魏水火”[229]。
邹元标回朝后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天启帝即位后，根据神宗《遗诏》、光宗《登极诏》和《遗诏》，先后追谥赠谥了八十四位名臣，然而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卹典中，却将顾宪成排除在外。邹元标十分关注此事，天启元年八月，以刑部右侍郎的身份再次奏请卹录遗贤，首推顾宪成。他说“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诐淫之藩，所当即与赠谥，以昭来禩者也”[230]。在邹元标等人的推动下，天启二年六月，吏部尚书张问达尊光宗遗诏卹录先朝遗忠，得到熹宗批准。这次赠官分为二等，共七十五员，顾宪成名列二等第一人，赠太常寺卿，给三代诰命[231]。顾宪成长淹于田里，至此才得以盖棺定论，此次赠官为崇祯朝赠谥“端文”及议拟从祀文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万历末年以后，天下重赋，辽饷尤急，元标指出“不可以一辽失天下心”，请蠲辽饷，而以盐课、鼓铸、税契、义助诸策为之补救。东事未宁，而黔苗复乱，元标熟悉当地情事，上议反对用兵，说：“患不专在苗，为道路梗者，苗止十之三，而播弄可恨者盖有数端。”[232]指出“兴师动众非良计也”，关键在于“处置得人，节制有法，正当以不治治之”[233]，他还盛述万历时巡抚郭子章与安酋歃血为盟之事，但朝廷并不采纳。天启元年冬迁都察院左都御史
天启二年初，明朝九边重镇广宁失陷，举国震惊，人心浮动。为了激发忠义，邹元标、冯从吾等决定建首善书院，他们上疏十三道后获得批准。在御史周宗建的亲自督理下，书院很快竣工，上梁文为左通政何乔远所作，内阁首辅叶向高特为撰写碑记，太常寺卿董其昌书丹并撰额[234]。在首善书院建立之前，邹元标、冯从吾、钟羽正、曹于汴、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已于闲暇之时讲学于城隍庙百子堂，上自高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每次听讲者多至上百。首善书院开讲后，影响越来越大，且与“三千里外”东林书院的讲学“遥相应和”。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持首善讲席之人，或支持东林讲学，如邹元标曾为东林书院作《依庸堂记》及依庸堂楹联；或本身即为东林之人，如高攀龙；或与东林有师弟名分，如冯从吾。参与讲学或听讲之人，或为东林弟子，如华燕超、华凤超等。参与首善讲学之人，日后临大节，无不将生死置之度外。
由于首善书院与东林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日益扩大的影响，朝中“群小惮先生严毅，恐明年大计，不利党人”[235]，给事中朱童蒙、郭兴治、郭允厚，御使倪文焕等先后发难，攻讦不已。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赵南星、叶向高、钟羽正等反复上疏抗辩，叶向高还特别指出“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讲学，而在于明岁之考察，恐元标有所左右其袒”[236]。然而天启皇帝逐渐被阉党所控制，元标归意已决，临行前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时间天下传诵。辞朝后仍荐朱燮元、林宰、熊德阳等可大用[237]。
邹元标自入仕后，“历三朝垂五十载，天下观其进退以为治乱”，然而因“见忌时相，不得一日容于朝”[238]，虽位列九卿，而计其前后立朝，却不满数载，陈子龙对此非常惋惜，愤怒地说：“何用之之难，而舍之之易也！”他认为：
以公之纯忠一德，道术通明，使人主乘壮盛时，置于寅亮之地，责以辅弼之任，必能彙升众正，咸熙庶绩，以尊本朝，万历之末可无嚣凌废弛之患。及公之既老，使能置之三公论道之位，皤皤黄发，日与人主起居，则天启之际，奸人近倖尚有藜藿不採之忌，而不敢乱政。而乃前厄于绛灌，后阻于弘石，至不能一日安于交戟之下。嗟乎，难进而易退者，君子之节也；文与而实不与者，狐疑之情也；阳推而阴排者，谗间之口也。……神宗、熹宗知公不可谓不深，而小人害之，未竟其用。今天子……庶几用公之遗言，而求如公之人，而公虽殁而道益彰……[239]
（五十）冯从吾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冯从吾早在万历十年为太学生时，就曾问学于顾宪成，成为宪成“受业京邸”[240]的弟子，归里后为陕西提学副使许孚远所器重，“入正学书院从许敬庵讲学”[241]。十六年举于乡，第二年成进士。观政礼部时，对人说：“士君子即释褐，不可忘做秀才时书壁自警。”当时官场风气，“朝会多饭中贵家”，从吾“独携茶饼不与往”[242]。后选庶吉士，在翰林院，除应馆课外，“一切翰苑浮华徵逐，盖谢绝不为。惟与焦漪园、涂敬源、徐匡岳诸公立会讲学”。授山西道御史，巡视中城，“司城者结首揆，纲纪为属，从吾疏斥之，权贵敛迹”。[243]自万历中期以后，神宗怠于政事，“经筵几席尘封”，从吾上《请修朝政疏》，毫不隐讳地指出所谓“静摄”之后果：
今当入觐之期，万方毕集，咸欲一睹清光而不可得，则必疑而相议。不曰皇上困于面药而欢饮长夜，必曰倦于窈窕而宴眠终日。虽近颁敕，谓“圣体违和”，冀可借以自掩，不知钟鼓于宫，闻声于外，天下人岂可得而欺哉！望皇上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卹，勿以目前之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之离乱为勿虞”[244]。
由于措辞激烈，神宗震怒，传旨廷杖，“会是日为仁圣皇太后（神宗嫡母）诞辰”[245]，即所谓的“长秋节”，阁臣赵志臯具揭上请，认为不宜有此举，于是从吾得以幸免于祸，而其“披肝露胆”之举，却直声震天下。万历二十年，大计外吏，从吾负责侦逻风纪，“入觐者不敢通苞苴”[246]，人目为“秀才御史”。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乃执政狎客，为人“倾邪狡猾”，“前后疏参者，神庙皆留中”，从吾上《论劾险佞科臣疏》，一一列其状，请求“速赐罢斥以杜衅端”[247]，疏上得旨，调胡汝宁外任。又命巡抚宣大，因病告归，于家与萧茂才等人会讲于城南宝庆寺。不久起河南道御史巡盐长蘆，到任后“洁己惠商”，“清国课，除积弊，行部所至必进讲诸生”[248]，于是盐政大饬。二十四年，神宗以军政怒南北言官，凡科道掌印者，尽斥为民，冯从吾因前疏之故，也被削籍。
归里后，从吾继续与张舜典、萧茂才、周传诵等人讲学宝庆寺，问业者日众，以致“联鏕会讲同志几千余人”。由于寺地狭窄 ，三十七年，在陕西右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副使陈宁，提学副使段猷显等官员的支持下，于寺东小悉园创建关中书院[249]。冯从吾在关中讲学数十年之久，弟子甚众，据说“从其门者五千人”[250]，每至讲会，“同志川至云集”[251]，“北面而事者，尝数千人”[252]。
天启二年（1622年 ）进封为左副都御使，从吾目击时事，见内忧外患，“复与同官邹南皋、钟龙源、曹贞予、高景逸书先生约会讲都城隍庙”，这是首善书院讲学的前奏。冯从吾为什么一定要讲学？清人王心敬的分析十分透彻，他说：
初熹庙之立也，先生目击时事。内则旱荒盗贼连绵纠结，而士大夫咸怀一切不肯顾虑，日惟植利结党为汲汲。外则辽左危机，祸且剥床及肤，而有事将帅辄弃城逍遁，不知有死绥之意，无事则本兵轻抚，各自结党，互相排陷，不知和衷共济之道。于是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义挽回其间。及出，则权所不属，势不可维，徒蒿目而视，殊无救济之良策。于是遇可言处，则明目张胆，纠弹不避，亦一身彰宇宙之公道。
冯从吾的官职是左副都御使，无法过多干预国家行政决策，故“权所不属，势不可维”，那么除了“纠弹不避”，恪尽职守外，就只有讲学一事可做了[253]。因此他认为，讲学就是要“发明人性本善，尧舜可为之旨，以启斯人固有之良。冀以作其国尔忘家，君尔忘身之正志”。另一目的则是“兼欲借此联络正人同志济国也”。城隍庙地方有限，“缙绅士庶，环听者至庙院不能容”[254]。广宁陷后，经抚入关，从吾说：“国家无事，士大夫不知节义；临难，抱头鼠窜者踵相接。为唤起亲上死长之心，非讲学不可。”于是与邹元标上奏疏十三道，被准建首善书院。
首善书院讲学遭到非议后，从吾乞休回籍，不久首善书院被毁，从吾也被削籍。阉党人物山西巡抚乔应甲又毁关中书院，“借从吾以媚阉，日以窘迫为事” [255]。从吾见一时“逮系相连，诛锄相继”，孔子像也被暴露城隅，不禁“惨然内伤，衄血数升”，终至“饮食俱废，趺坐榻上昼夜不眠者百余日”[256]而逝。
冯从吾被认为是顾宪成“去师门最远”的弟子，清人张纯修曾说：“冯恭定，则端文之徒也”[257]。万历三十二年以后，东林讲学风生水起，顾宪成特寄《小心斋札记》十八卷给冯从吾，从吾对人说：“近世学者病支离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于为无善无恶之说，所误良可浩叹。顷得顾泾阳先生《小心斋札记》，读之如门下所提数款，皆大有关系。至于辨无善无恶之说，尤为痛快、的确。不佞向从先生游，别来近三十年，所见不约而同，可谓甚奇。”[258]从吾之学，“言行相顾，知行合一”[259]。他虽重讲学，但担心“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厉闇修，躬示之鹄”[260]，他说：“近日学者多侈异说，而略躬行，妄欲以身挽之，而力未逮。” 叶向高则说：“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程。其识力所至，又若举柱下竺乾悉驱于教外。……于世之高谈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径庭。”[261]
（五十一）曹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号贞予，山西安邑人，中万历二十年进士。于汴幼年读书时，即“以圣贤为必可至，刻谨言慎行牌悬之腕间，究天人性命之奥，旁通经世之学”[262]。为诸生时，致力探究“兵农钱赋，边防水利之要”，并与好友冯应京订《经世实用书》，书中韬略，“强半出诸腹笥”。登进后，又与同年冯应京“以圣贤之学相镞砺”。初仕淮安府推官，“执法明刑”，“护陵寝、禽剧盗，爬搔淮泗间利病，起举而措之者也”[263]。万历二十年，日军大举进攻朝鲜，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为防倭寇，朝廷下令“边海戒严”；淮安地近海滨，于汴未雨绸缪，“添建敌台”以防不测。在淮期间，他曾“五摄守篆”代行知府事权，“布衣蔬食，带星出入以为常”；关切民生，“疏涧河以通百货”；安定社会，移风易俗，对淮地旧有恶习，如“匿名陈辞，借人命抢掠，伪造假银，婚丧过侈”等，一律严加禁止；作为推官， “决狱明，恕平反甚多”；“清理刑狱，狱常为空”，他还著《署淮兴革录》记其施政举措。于汴去官时，“百姓泣留不得”，置“肖像于节孝祠祀之” [264]。他晚年回忆说：“余在淮七年，凡有禆于地方者，颇皆殚力，有二事未及图，至今衷歉。”一是淮安府乃大郡，人口众多，而该地却无良医，他计划“聘镇江良医数人，令淮医师之”，如此“闾閻有疾，不至死庸医之手”。二是创制一部古乐，“令今人宴会，或婚娶、祭祀用之，可挽淫靡之风”。二事未及行，于汴以“治行高第”擢吏科给事中，为此他一直深感抱憾。门人马生问：“爱民有心，恐位卑不能普及。”于汴回答道：“譬之明月，照天下者此月，照一国者此月，照一家一身者亦此月，患吾心之不如月，悉患乎照之不远？”他又强调：“不欺便可洁己，洁己民自沾恩。”[265]
在吏垣，曹于汴参与了庚戌、辛亥两大计典，史称：“澄汰虚平，中外悦服”[266]。万历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曹于汴以吏科都给事中，与吏部尚书孙丕扬主其事。这时崑、宣二党承四明沈一贯之衣钵，“收召党舆”，于汴“屏汤宾尹、刘国缙等，而以年例出王绍徽、乔应甲于外”。史载其党金明时、秦聚奎等群起而攻之，于汴与孙丕扬皆去国，尔后“朝中朋党遂兴”[267]。
光宗登极后，由太常少卿屡迁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协助赵南星主持癸亥京察，力抉善类，进左副都御史。天启三年，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首选冯从吾，其次为曹于汴，而中旨却点用于汴，此乃“小人知君子难进易退，一颠倒而两贤俱不安其位”[268]之计，于汴果然“以从吾名位先己”为由，表示“义不可越”[269]，在四上辞书均不得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引疾归里。不久阉党大起党狱，辛亥京察中被罢归的王绍徽、乔应甲，此时投靠魏忠贤而得志，“必欲害于汴”以图报复，他们指使其党石三畏，劾于汴为东林领袖，”[270]列名《东林党人榜》，遂遭削夺。
崇祯元年，诏拜左都御史，“振举宪规，约饬僚吏，台中肃然”，与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同定逆案，第二年再利用京察机会，将魏忠贤余党扫除殆尽[271]，仕路为之一清。然而好景不长，崇祯二年，温体仁借钱千秋一事巫劾钱谦益，由于曹于汴为钱谦益座主[272]，于汴也被一并讦之。但钱千秋与钱谦益并不相识，审讯无任何结果，即使如此，崇祯帝“终信体仁，谦益竟获罪”[273]。因此钱谦益说：“阁讼之兴，谦益为党魁。公之晚出不为时所容者，亦以谦益故也。追惟今昔君臣师友之间，有余痛焉！故敢牵连书之，庸以徵于国史云耳。”
于汴因参与定逆案，遭到魏忠贤遗党的忌恨，御史高捷、史□为人憸邪，早已“为清议所摈”，阉党漏网余孽吏部尚书王永光又极力举荐。明制，御史起官，必由都察院咨选，“于汴恶其人”，“犹以故事持之”，二人竟“投牒自乞”，于汴坚持不予，然而这时朝廷体制已乱，崇祯帝中旨频出，二人“竟以部疏起官”，自此高捷、史□“遂日夜谋倾于汴” [274]。随后，以捐资得官的中书舍人原抱奇疏劾内阁首辅韩爌、左都御史曹于汴、户部尚书孙居相、工部侍郎程启南、顺天府府丞魏光绪，目五人为“西党”；工部主事陆澄源又复劾于汴朋奸六罪，致使于汴难安于位，不得已而谢事去。
钱谦益总结说，“万历之党议，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然而丁卯之阉祸，即辛亥出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阁讼，即丁卯媚阉之遗种也”。曹于汴自万历至崇祯，仕途四起四落，“进退与党论相始终”，他的出与处在东林党人中具有典型性，从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东林与攻东林者的谁是谁非。钱谦益在其老师的神道碑文中这样写道：
公剪其勾萌，撞其机牙，榰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溃决，不可禁御，乃在三十年之后。公之进也，若南山之起于陇、蜀，天下仰为维首。其退也，若黄河之没于勃、碣，天下犹用为砥柱。而其进而旋退，退而不复进也，山川沸腾，榖、洛交鬭，夷虏寇盗，亦相挻而起。[275]
这似乎也是对东林党人浮沉的整体概括。
曹于汴不仅政绩卓越，同时又是一位热衷于讲学的理学名儒。司理淮阴时，“建志道书院，修安定、节孝及陆秀夫诸祠，朔望集诸生讲实践之学”[276]，《共发编》即是淮士听讲后“汇而锓梓”[277]而成。天启二年，与都察院同官邹元标、钟羽正等“会讲都城隍庙，缙绅士庶，环听者至庙院不能容”[278]，从而拉开了首善书院讲学的序幕。天启三年，东林党人御史李日宣出理河东盐政，在山西运城建宏运书院，于汴此时居乡，不仅“买田取租供赡会事”[279]，还充任主讲[280]。崇祯间辞朝后，仍“设教宏运书院，讲学明道，至死不辍”[281]。于汴讲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他说：“讲学以明道，士农工贾，皆学道之人，渔牧耕读，皆学道之事。”亦即，“盖令其日讲所谓时习，所谓孝弟，所谓性命仁义，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282]。受其言传身教，他的授业弟子中有许多为尽节之士，如郏县知县李贞佐、郑州知州鲁世任等，鲁世任也致力于讲学，知郑州时，“建天中书院，集士子讲肄其中，远近从学者千人”[283]
（五十二）贺逢圣
贺逢圣，字对阳，江夏人，万历三十一年举于乡，任应城县学教谕，日率诸生讲程朱之学及义利公私之辨，四十四年殿试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中允、国子监司业。“与邹元标、赵南星等为首善之会”。虽与熊廷弼不合，却不以私嫌废公议，“援笔属草，淋漓慷慨”，为熊廷弼鸣其冤，“人皆称其公”。当时魏忠贤极恨楚人，杨涟下狱死，熊廷弼被杀，“朝中楚士斥逐无虚日”，只有贺逢圣因清望立朝。魏忠贤好言对其说：“各省直建立生祠，惟贵乡湖广实无功德。”贺逢圣却不买账，说：“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284]不久湖广也建伪祠，逆珰使人婉言邀请逢圣作上樑文，逢圣正色曰：“方为天子讲官，不敢结交近侍，上犯明禁”[285]。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第二天魏忠贤便借故矫旨将其削夺。崇祯八年、十四年，曾两度入阁，又先后与阁臣张至发、蔡国用意见相左而求去。去国前，与诸辅臣被召于御前，逢圣悲国事已不可为，禁不住伏殿大哭不绝。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武昌，逢圣参与组织抵抗，并要求楚王出帑金以募兵，遭楚王拒绝。城破之时，张献忠传令：“必完贺相公，否者斩。”被俘后，张献忠仍称其为“先生”[286]，贺逢圣不为所动，过滋阳桥趁卫士不备投水而死，张献忠亲迎逢圣不得，怒杀卫士。逢圣妾范氏、次子光明、儿媳曾氏、陈氏皆死于乱兵之中，长子觐明不肯受张献忠赠官，后随桂王抗清[287]。陈鼎于《东林列传》中有一酣畅淋漓的评论：
先生痛哭殿前，岂有他哉！于时有不能措一词、置一语者矣。惜乎帝不悟也。而在廷诸臣，无一悟之者。是尽鬼乎，尽蜮乎，尽木偶乎，尽犬豕乎? 彼陈演之豺狼，犹曰：‘无人臣礼’何其愦愦如是耶？至于杀身成仁，在先生分也，余何能赘一辞。[288]
（五十三）李邦华
李邦华，字孟闇，江西吉水人，师事邹元标，登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邦华年少时读史书至诸葛亮、颜真卿、文天祥等传，竟慨然流涕，同邑邹元标见之甚是惊讶，以后便随邹元标讲学。初授泾县知县，“明习吏事，长于决狱”，遇灾荒，“立常平仓，劝民输粟赈饥，活数万人。乘暇与宣城士大夫讲求姓名之旨”。当时皇储未建，福王之国之期一缓再缓，邦华以祖宗分封大典为依据，上疏力争。顾宪成讲学东林，因申救李三才而被劾，邦华“极言顾宪成不可轻诋，于是也被指目为东林党人。四十年，选为山东道御史，上“邪正久淆”疏，指斥内阁及徐兆魁、王绍徽、汤宾尹等人，“请召还邹元标、顾宪成、郭正域等”海内名宿，直声振朝野。巡按浙江，课吏治、察廉能；适逢浙地大旱，“赈贷之备毕具，然后疏闻”。四十三年，疏请停遣中官监织造以去民病，改任贤能官员领其事，但神宗不听。天启二年进光禄寺少卿，收复景、武、邹、滕四地，进俸一级。三年，召为兵部右侍郎，还家省父，天启四年夏抵京，当时朝中东林党人已被驱逐殆尽，只剩李邦华一人立朝。孙承宗督师行边，向其请教韬略，阉党魏广微告魏忠贤，李邦华“所召将不利于君侧”，于是魏忠贤矫旨命孙承宗还镇，第二天李蕃上疏劾奏李邦华，邦华见事已不可为，亟请归养，不久也被削籍。里居时兴复郡邑书院，“与贤士大夫讨论圣学，士多兴起”。
崇祯元年起任工部右侍郎，不久改兵部，协理戎政，十二年任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预感明朝大厦将倾，上疏崇祯帝，认为：“守江东不如守江北，臣请于滁、和、全、椒之间垦田聚众，且屯且练，以固门户。守下流不如守近江，臣请于滁、阳之间开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车兼置，以固咽喉。”又请于徐州设总督，驻重兵，选将训练，“以为神京应援”[289]，疏上后，事情竟不了了之。十五年起南京右都御史，当时左良玉拥重兵，索饷东下，邦华责以大义，“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并“深入其军，开诚慰劳”[290]，于是军心大定。刘宗周被削籍后，李邦华入朝代其为左都御史。十七年春，李自成军大举入晋，形势危在旦夕，邦华“密奏请东宫抚军南京”，说：
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但虑东南患散，收拾无人，宜急仿仁庙故事，抚军南京。钦简亲臣有忠智威望者，耑敕辅弼，凡军国大政，启沃谋断，便宜施行，毋从中制，毋听旁窃，于以振国威，通声援，安祖陵，固上游，此万不容少缓者。[291]
邦华又密请二王分封。崇祯帝见奏有所心动，而内阁首辅陈演却泄漏了此议，崇祯帝顾虑重重，迟迟不能决断，邦华的建议最终没有施行。
李邦华为东林集团中重要人物，为了力挽狂澜，曾屡上方略，所言均高瞻远瞩，后人称其为“愍皇帝之诸葛武侯”[292]，足见其深谋远虑；无奈多次受到小人排挤，崇祯帝又受群奸所蒙蔽，致使其不能安其位，终至与社稷俱亡。甲申三月十六日李邦华率诸御史登城，“城守中官拒以矢石，痛哭而返”，十七日外城被攻破，李邦华移宿文天祥祠，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十九日城陷，自经而死。李邦华师出邹元标，生前曾说：“邦华弱冠从吾师邹先生游，而窃窥先生之学之大也；已浮沉仕籍，每奉先生教，而窃窥先生之学之日化也。”[293]纵观邦华一生行实，可谓无愧于师门。
（五十四）朱之冯
朱之冯和金铉也是两位热衷讲学的东林党人，明亡前后，二人均以理学气节名世。
朱之冯，字乐三，顺天府大兴人，天启五年进士。朱之冯为诸生时既见之于杨涟、左光斗，中进士后，授户部主事，榷河西务，因“却羡金，辞魏珰殿工”被斥为东林党，险遭杀害。天启二年起故官，历刑部郎中，积官至山东副使。因进万寿表入京，寄家眷与济南。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兵攻破济南，之冯母李氏死、妻冯氏“匿姑及子于他所，而自沉于井，姑李闻之，为绝粒而死”。自此之冯“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萧然”[294]。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严核将士，劾庸懦，补虚伍”。当时山西形势紧张，朱之冯坐明伦堂，召诸生讲学以激发忠义。兵部主事金铉上疏说，宣府乃京师屏蔽，应急撤内监掣肘，专任朱之冯，其人“忠勇必足办也” [295]，崇祯帝不听。十七年二月，太原、宁武、大同相继陷落。三月十一日，内监杜勳、王成荫开宣府南门献城，朱之冯登北城楼自缢而死。死前二日之冯曾上遗疏给崇祯帝，说：“收人心，培气节，二者为先务而已矣。收人心在爱民力，爱民力在拔廉吏。此《大学》所以反复于用人理财也。我朝士气，迈于前代。自逆珰摧折，遂至廉耻风微。伏节死义之士，多在敢言直谏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愿皇上鉴之。”[296]又告诫子弟后人，读书当读经世书，吕坤的《呻吟语》不可不读。
（五十五）金铉
金铉，字伯玉，常州武进人，以顺天籍登崇祯元年进士，自以为不习吏事，请改任扬州教授，“日进诸生讲洛闽之学，燕居言行皆有规格”[297]。其时魏忠贤已诛，崇祯帝不信任朝臣，又开始任用内臣，敕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另建公署于京城。金铉首先反对，“此天下存亡之机也，奈何诛忠贤，复任一忠贤！”，抗疏言：“彝宪既有独踞之庭，必强二部郎官匍匐进谒，挫士节，辱朝廷。”[298]疏上之后，崇祯帝置若罔闻。总理公署建成后，果如金铉所言，张彝宪命二部郎官入署行谒见礼。金铉召集郎官约定，公务由户工二部掾吏移办，如有一人登彝宪堂，即为彝宪假子，从此不许再入孔子庙。于是各郎官畏于清议，纷纷向尚书要求因公外出，至张彝宪升堂之日，只见胥吏而不见郎官。事后，张彝宪等发誓必欲杀金铉而后快，然而在工部尚书的力护下，仅被削籍。崇祯十五年冬，因清廉有声，以孙承泽荐，起兵部车架司主事，分守皇城。宣府陷落，朱之冯死，金铉哭与其弟说:“今我哭朱公，数日后，汝曹旋哭我也。”李自成攻进北京，金铉投御河而死，其母章氏、侧室王氏、弟金錝俱赴井随死[299]。金铉的死还影响到内侍，有一内侍，人称吕胖子，见金铉死，说：“是人不以吾辈为人。渠能死，我不能死乎？渠生欲远我，我死故近之。”[300]于是也投水而亡。金铉生平论学，专主程颐、朱熹、薛瑄、高攀龙四家之说，“以修身慎独为本，以改过迁善为工夫”[301]。
（五十六）施邦曜
施邦曜，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邦曜少时喜读王阳明的著作，“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集而读之，及刘宗周讲学蕺山，邦曜往复叩击，及得程朱正学焉”。魏忠贤用事，各部官员奔走其门，此时正值三大殿工兴，工部诸司更是升迁的快捷方式，而施邦曜却守正不阿。太监涂文辅奉命督理户、工二部，“以属礼畜诸司”，“邦曜耻为之屈”[302]，自请降俸，出任漳州知府。在漳州任上，“五百里民情如在庭内”，讨平了为患多年的海盗。在闽八年，历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闽人盛赞：“冰心石画，福庇于兹土。”[303]崇祯时，黄道周因反对杨嗣昌夺情而下狱，太学生涂仲吉上书抗辩，书送银台，时为通政使的施邦曜有意保护仲吉，不为封进，于副封上署语：“书上无益，然此论不可不存。”然而仲吉为救黄道周不顾一切，又劾通政司阻言路。邦曜无奈缴出原疏，崇祯帝见其所批，大怒，令其闲住回籍。
一年后邦曜又被召回，为南京通政使，陛见时，以学术、吏治、兵事、财用四事入告。出京三日又被召还，升任左副都御史，上《实图察吏安民疏》，指出“得一良吏胜得一良将，去一贪吏即去一民贼”[304]。崇祯十七年正月，他见形势紧迫，嘱兵部尚书张缙彦“厉兵固守，飞檄勤王”[305]。城破后施邦曜先自经未遂，继而服砒霜烧酒喷血而死。史评：甲申“自缢诸贤，宛转数四，未免葛藤，惟忠介最为直捷，从容慷慨两兼之矣”[306]。陈鼎认为，崇祯帝若使施邦曜执中枢之柄，则国家“不至即亡耳”，但他又说，即使如此，“小人纷纷于朝，而欲使君子得行其志，是必不可得之”[307]。
（五十七）袁继咸
袁继咸，字季通，号临侯，江西宜春人，天启五年进士。继咸生而英异，有胆气，人称“虎孩儿”，自幼慕文文山(文天祥)之为人，自号“袁山”。登进后，授行人司行人，奉差致祭寿阳王，礼成后“王妃以王所遗名马赠，却弗受”[308]。魏忠贤起东林党狱，继咸“因饷李应升、黄尊素于狱”而激珰怒，“欲并杀之”。崇祯三年，考选广东道御史，因上告颍州同知宋锡尧倚厂珰杀人，遭珰报复，谪为南京行人司副。五年迁礼部员外郎。七年崇祯帝用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怙势凌轢，责觐官册蒲伏”，而“诸郎吏多屈辱”，继咸怒云：“士气尽矣。”疏请“维廉耻，振气节”，指出：“诸臣行已有恥，必不媚珰取容。今未觐天子之光，而先屈膝内臣，非独丧士气，亦伤国体，此臣所为太息也。”[309] 又说：“罪直言而罪及用言官之人，世间将不复有气节。”崇祯帝不仅纳其言，还“切责彝宪，旋收其总理户、工之柄”[310]。
崇祯七年七月，莅任山西按察司提学佥事，九月吴甡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太原旧有三立书院，张居正当国时被废，后山西巡抚魏允贞重新修葺[311]，“择晋士之秀者讲肄其中”，允贞离晋，又因“祀事淆乱”，废置了二十年之久。吴甡见而叹息，建议袁继咸“厘正旧典”，予以恢复。经继咸奏请，三立书院于九年得以修复。据载，书院“课全晋诸生，拔取郭新、曹良直、薛宗周、王如金、崔嗣达、白允彩、曹伟、卫蒿、戴廷栻等三百余人讲肄其中”，而继咸慧眼识金，擢傅山为第一，充任祭酒[312]。他谆谆免诫士子们，“先德行，而后文艺”，并每向人语：“咸他日不为颜平原，必为文文山。”[313]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三立书院培养了如傅山、薛宗周、戴廷栻等许多以气节文章名世之人。由于书院“校士严明，士多嚮学”，崇祯九年秋，乡试登贤书者十居七。巡抚吴甡荐其廉能，巡按御史张孙振却诬劾继咸“赃私数万”，继咸被逮京勘问，下刑部狱。傅山、薛宗周等三晋诸生随行至京，为其“伏阙申理者千人”[314]，成为轰动一时之事，马世奇专为傅山、薛宗周作《山右二义士传》。不久此案昭雪，继咸复原官。
十年，除湖广参议，分守武昌。十三年，升淮扬道副使，袁继咸生性倔强，与专理两淮盐课的中贵杨显名抗礼，“相见时不交一语，惟冷笑半揖”，因而被诬参，降二秩调用。临行，扬州士民“啮齿血，封城竖旗群拥”，阻行三日。继咸无奈，趁夜“从水门登舟，百姓号送，络绎数百里”[315]。督师杨嗣昌出征湖广，引继咸为赞画，寻升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陷襄阳，继咸因“分信房、竹”西界，不能救援，被逮至京[316]。郧、襄两地宗室及士民万人伏阙为其讼冤，继咸不得已，也出杨嗣昌手书以辩白，才得以减罪[317]，仍发贵州烟瘴地充军。
抵戍所一个月，因廷臣交荐，总理河北屯田。未上任，农民军进逼江西，急擢继咸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军务，驻九江。自襄阳失守后，大帅左良玉索饷东下，“兵寝为暴，上下数千里，江帆中断”。不久武昌又陷，继咸至芜湖，见左良玉，激以忠义；左军回师，一举收复武昌。继咸又改屯田。袁州新总督吕大器与左良玉不睦，引起军中大閧，崇祯帝复以继咸督九江军，良玉于是“挈兵还湖广”。南明政权覆灭之前，左良玉扬言“救太子”、“清君侧”，率军东下。兵变之夜，旧疾加剧，此时良玉悔时已晚，大哭说：“我负临侯！”呕血数升而死。左良玉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但后人评，继咸“与左帅调和”，却“有廉、蔺之风”[318]。
福王建号南京，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俱封伯，袁继咸认为不妥，并预测“冬春之间，淮上未必无事”，于是入见面陈：“封爵以劝有功。无功而伯，则有功者不劝；跋扈而伯，愈不可言矣！”又说：“皇帝即位之初，虽以恩泽加人，尤当以纪纲肃下。”南明的结局表明，他的担忧并非多虑[319]。弘光朝一建立，通政使杨维垣等便提出重翻逆案，又请重颁《三朝要典》于天下，袁继咸坚决反对，说：“《要典》一书，先帝特旨焚毁，诸臣非属附崔、魏之人，何必复巡崔、魏罗织之书？臣请此书未进，亟寝之；书已进，亟毁之。”继咸屡疏切直，马士英、阮大铖深恨不已。左良玉之子左梦庚投降清军，袁继咸被劫北上，途中两次自缢被解，清廷反复劝降不果，第二年从容就义于京城柴市。解其衣带，中得诗云：“狡童肆邪说，名教委沉沦。徒有南阳志，东吴不得奔。衰颜哀二老，一死酬至尊。顾蹈文山节，谁招燕市魂！” [320]
后人给与袁继咸很高的评价，戴廷栻说：“先生立朝风采，极似海忠介，而经济韬略，则与李文达、王威宁才相颉颃，岂独节义见长哉！”[321]
（五十八）吕维祺
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初任兖州府推官时，就立山左大会，置学田。后入为吏部主事，熹宗未登极前二日，诸阉曾欲导引熹宗游幸南城，被吕维祺所阻止。随即上疏“请慎起居，择近侍”[322]，说，“近御不得干预政事，防微杜渐，不可一步轻动”。提出“请阁部大臣更番入直，宜于宫门近地，日同科道伺候起居，不时召见，内侍亲近者，须择老成谨慎，以其姓名达之中外，使责有所归。” 实际与杨涟、左光斗相唱和。天启初请假归乡，魏忠贤毁天下书院，维祺反其道而行，立芝泉讲会，与张抱初讲学其中[323]，从游者甚众。又“与关中冯从吾论学，从吾深许之”。阉党指其为东林党人，毁书院，去程、朱牌位，“欲以讲学坐罪” [324]，吕维祺复祀伊洛七贤于其中，仍与李日暄等人讲诵不辍，还劝诫缙绅不立魏忠贤生祠。
崇祯初年起尚宝司卿，转太常寺卿，思宗求治太急，“以刑名操切群下”，维祺指出：“不但声色当远，宴乐当节，宦官宫妾当严；即举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执而不化，也属人心。要使虚明之体常在目前。若综核名实，加意富强，急诚急矣，第恐以一人聪明，事事而核，人人而察，如理乱丝，愈急愈结矣。”崇祯三年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此时南京仓库一空如洗，军粮压欠已有一二年，军队脱巾鼓噪之事一再发生。吕维祺设会计簿，昼夜稽核，“钩考隐没侵欺及积逋不输各数十百万，大者弹奏，小者捕治”。“立法严督屯课”[325]，修建三十六仓五场，清完屯粮八十八万有奇，请开新旧炉鼓铸，获利八万七千二百九十两有奇。三年后，“仓庾渐充”，存粮一百五十余万，可供二年之用，存银二十八万，官府的纸贖公费也积至一万五千余两，一万两用于修仓助饷、学田优赏外，存银五千一百两，分毫不入私囊。又以民力已竭，请将以往托欠的粮赋量折量蠲，又罢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色加赋，改金华、衢州、徽州、绍兴四府水兑折色，百姓无不称便。
崇祯六年，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南京为留都，军政废弛，吕维祺申令整饬，“严禁将官馈送，不受一花一果， 揭示优恤军士十六条，禁革打点需索。┄┄课武艺，勤操练，裁冒军八千余名。察奸吏陈天翥等侵饷一万二千余两，备硝磺二十五万”。在南京期间立丰芑大社，政余之时与弟子杨以任等二百余人讲程朱正学。八年因“剿寇”不力被革职，归居洛阳后，立“伊洛会”，“修复孟云浦讲会”[326]，与同邑刑绍德并弟子姚赓唐等二百余人“开院讲习”。家乡新安城墙低矮，维祺首捐四千金倡修。河南饥荒，维祺号召缙绅士民，出家财设粥，每月大赈四，小赈七，并绘《河洛灾荒图》上报朝廷。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洛阳，福王朱常洵贪财嗜利，纵酒好色，于时局置若罔闻。吕维祺劝福王“散财饷士，以振人心”，福王不听。洛阳城破，维祺被执，农民军有人不想杀他，说：“稔知吕尚书善人，当谋出公。”他却说：“生尚书不值一钱”，主动“引颈就刃”[327]而死。吕维祺一生倡行讲学，“其学原本躬行，多所自得，而以‘遯世无闷’为密切，以‘成仁取义’为显效”,因此后人有评：“观其处死从容，平日之言能以身证之矣”[328]。
（五十九）吴甘来
吴甘来，字和受，号葦菴，江西新昌人，崇祯元年进士，“为外吏，以循卓著。入为户科给事中”，素以敢言著称。崇祯初“奸人有道学之禁，耑攻东林”，甘来请复东林书院，召被斥诸贤。温体仁、沈一贯对其恨之入骨，扬言：“不杀吴甘来无以息党祸也”[329]。甲申三月城破，吴甘来死意已决，遗书兄吴泰来：“弟不死，无以事君；兄若死，无以养亲。古人‘亲在，兄弟同难，必存其一’者。”如此不失忠孝两全之义。随后赋绝命诗一章，自经而死。其诗曰：
到底谁贻四海忧，疾雷悄悄破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晓，狐鼠干戈风雨秋。极目山河空洒泪，伤心离乱此生休。悬知今日难为继，惟取忠魂万古留。
到底谁葬送了大明江山，有人以讲学误国、党争误国的罪名强加于东林党人身上，东林党人至死不受。“到底谁贻四海忧”？即是吴甘来死前愤怒的发问。
（六十）凌义渠
凌义渠，字骏甫，一字茗柯，浙江乌程人，天启五年成进士。崇祯三年考选，授礼科给事中，时有三河知县刘梦炜至任，因境内鞘银被劫，朝廷责偿过急而自缢。凌义渠上疏指出：“比年以来，……催科者注上考，钩索者为能吏，遂至以金钱殒命吏。恐天下妄议朝廷之意重在金而不再官，重在获金不在获盗也。”其言甚为伉直。义渠历礼科、户科左右给事中，主山东乡试，迁兵科都给事中。史载，“在省垣殚思极虑，诸凡边疆清醒、抚镇功罪、东岛叛局、西陲衅端、目灼心衡，口营手画，先后所上疏，洞中窾会”。他天性清约，泊然无营，在兵科之日，凡九边大帅馈赠，一概不受，有“委曲旁致，拒益峻”。温体仁当国，与凌义渠同里，义渠“介然独立，不为符合”[330]，不仅如此，还“请复首善书院并东林被斥诸贤”[331]，十六年升大理寺卿。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凌义渠作书与父诀，阖户自经死。据说义渠平时闻爆竹声则慑，及临大节，却能奋不顾身如此。他在山东主试时所得王汉、张令锡、鲁友、徐丕训等人也为国殉难。
（六十一）孟兆祥
孟兆祥，字允吉，号肖形，交河籍泽州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大理寺左评事，又推为吏部主事，遍历四司，转为验封考功员外郎。崇祯四年，分校会试，所取多名士。当时正值典选官员，有本房门人欲求善地，孟兆祥正色拒之，说：“才入仕途，便有趋避，后将无所不至。”人称兆祥有“松柏之操，晚而益劲”，“不受要人请托，不通知交闻问，塊然署中，冰霜凛凛，时以为有包孝肃遗风”[332]。崇祯十一年，起考功司，当时官员因罪被罢官者人数众多，积案盈箧，兆祥到任后，“凡奏牍八百有奇，皆得保可”。黄道周因面劾杨嗣昌夺情而下部议处，兆祥上疏申救，黄道周被贬官，兆祥也降为行人司司副。崇祯十六年升通政使，不久转刑部右侍郎。史载孟兆祥“居官廉洁自持，日与子章明讲濂、洛之学”[333]，章明登进士第，友人来贺，兆祥说：“国步多艰，正臣子毕命之秋也，何贺为？”又命家仆舁一漆棺来京，以备殉国之用。门人稽勛司郎中熊文举来问：“万一京都不守，奈何？”孟兆祥摇手不怿，说：“莫商量，各立主意。”又说：“子有老亲在千里外，又官闲曹，非要职，尚可从容，”[334]文举听后为之悚然，不敢再问。甲申三月，兆祥分守正阳门，城陷，自经而死。其子孟章明也自经而死，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同死。熊文举两次自缢，均被门人刘兰生等人救醒，有《哭师诗》，赞其师慷慨殉节。
（六十二）刘理顺
刘理顺，字复礼，号湛陸，河南杞县人，“幼与吕维祺结洛社之会，有志于圣贤”[335]，崇祯甲戌进士第一。该科状元始拟为李焻，思宗厌其文弊，欲立理学大儒为天下楷模，阅理顺卷不胜满意，并亲为其订易数字，李焻则置为二甲第一。崇祯帝回宫后对左右说：“眹今得一德行耆硕矣。”理顺历官左春坊、右中允，为人“忠实耿介，非其人不与交”。杨嗣昌夺情，理顺曾“斥言于朝”，杨嗣昌大怒，夺其经筵、日讲之职，改展书官，理顺不为所动。甲申国变，与妻万氏、妾李氏及全家十八人死。农民军中有河南籍士兵数百骑至其家，说：“公居乡有厚德，吾辈方护公，公何遽死！”[336]纷纷下马哭拜而去。
查继佐说，自宋以后，状元及第仗节死事者，明朝最烈，宋三人，元亦三人，而明代黄观死于“逊国”，曹鼐死于“土木之变”，刘理顺死于“甲申国变”，余煌与刘同升均死于抗清大业。[337]
（六十三）王章
王章，字汉臣，号芳州，武进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诸暨知县。在任期间，王章“与士大夫日讲忠孝节义之学，宗程、朱之正脉，浙中从阳明之学者悉反正而归之”。治暨有惠政，调繁鄞县，“暨民闻之，呼号奔走，而鄞命且下，鄞人来迎”，结果发生了两县百姓互争王章之事。在鄞期间，卓异考天下第一，复任九年，授工部营缮司主事。擢陕西道监察御史，“益务风节，谏止宫操。连疏告江南旱，劾内臣冒功，权贵皆夺气”。甘肃地悬西北，又数罹兵凶，巡按御史差满，无人愿前往接任，王章被提名候选，他却说：“嘻，东西南北，惟君命。”随后，“疾驰叱驭入关，陟嘉峪，抵天山”[338]。王章入关，“贪墨望风解绶，由嘉峪关抵天山，悉单骑躬行抚赏，番人畏威怀德，至焚香献酪以去”。西巡二年，上疏一百八十道，“悉关军国大计，劾内臣杀良冒功，纠甘抚剥民侵饷，罪籓差扰驿陷良”，均侃侃不避权贵，深得崇祯帝信任。十七年二月入补河南道御史，上《保江南策》，又上《奠畿辅策》[339]。二月六日受事巡视京营，自三月三日登陴，十日未下城，十八日彰义门破，王章战死殉国。夫人姜氏，闻变恸绝；次子之栻，“入闽为兵部主事”，清军“破浙东，被擒，不屈死”[340]。
(六十四)申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一字井眉，号素园，其先为晋人，后徙永平，崇祯四年举进士，授河南仪封知县。在仪封“减省条教，与民休息”。调繁杞县，当地风俗奢侈，“豪贵请寄无虚日”，佳胤一贯清严，“造谒不行”；有“豪奴强横为民害者，立抵于法”。申佳胤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时，虽然崇祯帝懲贪发严，而士大夫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却有增无减，吏部官员犹甚，佳胤“廉直自励，非其人不与交，退食燕坐，人莫敢干厅事；非黄道周、刘宗周东林诸君子来，不设座也”[341]。后迁太仆寺丞，崇祯十七年，巡近畿马政，闻京师危在旦夕，本可以不死，却趋义若骛，执意入都赴难，三月十九日城破，投井而死。
吴甘来，凌义渠，王章，申佳胤诸人当国变时，或自经、或自刎、或投井，他们生前热衷讲学，宗程朱正脉，有的主张恢复东林和首善书院，这些均有据可查。
另外，《东林列传》所列汪伟、王家彦、吴麟征、孟兆祥、孟章明、刘理顺[342]、吴甘来[343]、王章、许直、成德[344]、赵譔、陈良谟、陈纯徳、俞志虞、彭管、顾鋐[345]等十六位死国难者，除了孟兆祥之子孟章明以外，皆被温体仁、杨维垣列入《雷平》、《蝇蚋》二录，且于录中大书曰：“此东林之余孽也，不去之何以清朝廷！”陈鼎对此评论说：
天地反复之时，诸君子于扰攘中能从容以扶名教，非其平生素渐孔孟之道，深得程朱之学者，乌能若此哉？┄┄孰知临大节而不可夺者，皆此辈余孽也。[346]
而与东林党人处处为敌的杨维垣，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前，扬言以死殉国，并埋三棺于中堂，却“身挈一仆夜遁”。[347]
东林党人之所以主张讲学，与明朝后期政治腐败有直接关系，为了挽救日益颓败的国势，改变过于集权的专制体制，他们无论立朝还是居乡，政治参与意识始终如一，讲学即是参与，其所讲所论者，“惟是世道人心所系”[348]。因此东林党人讲学不是无的放矢，从根本上说也是实践，至少是实践前的一种准备工夫。正如冯从吾所说：
讲学正所以为躬行地耳，譬之适路然，不讲路程而即启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辕者也。又譬之医家，然不讲药性而即施药，未有不妄投而杀人者也，……天下事未有不讲而能行者，何独于吾儒而疑之？[349]
其实早在东林讲学之前，顾宪成已课士、讲学于家乡的同人堂，“连岁弟子云集”。宪成课士，目标不全在于制义，他认为“举子业，小技耳”，重要处在于“圣贤之精蕴寄焉，故贵以理胜”[350]。当时缪昌期为诸生、马世奇年纪尚轻，二人并为顾宪成的私淑弟子；而驻刘河的游击将军张可大，也慕名前来问业，他们均受教于顾宪成。其后，缪昌期死于珰祸，马世奇死于国变，张可大死于登莱之难，“论者以为程朱之门所未有也，其余以文学政事称者另有录” [351]，他们之所以显名于世，与早年曾受知于顾宪成是分不开的。高攀龙对“明哲保身”是这样解释的，“此身是千古之身，保得方成千古”。“若有封疆之责，便以保封疆为‘明哲保身’矣。死于其职，又以死职为‘明哲保身’矣。若不顾名节，便丧其千古之身，偷生几年，终归一死，何曾保身”？金铉更明确地指出，“节义者，理学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为理学者也。但理学不以一节成名，而时至事起，则一节亦足见全体。”金铉曾被放里居，读书穷理十二年，再起官，“即以致命遂志，人遂以为节士”。冯从吾曾说：“世之砥节砺行，循规蹈矩，而不闻道者，诚有之矣；未有真能闻道，而不砥节砺行，循规蹈矩者也。”[352]孙奇逢在金铉传中将此理阐述的更为明确，他说：“不知理学、忠节，未始有二。不穷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穷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353]。高攀龙于死前说，“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若临死转一念，便堕苦海，安所称立命哉？平生讲学，此处看透，得力不少。”正所谓“道只是事物当然之理，信到透处，死亦是当然之理”[35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是这一伟大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不同之处。近代教育家唐文治注意到气节与理学的关系，在《重修东林书院碑记》中有论：
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有气节而后可以擎天柱地，维人心世道于不敝。┄┄而吾谓气节之萌柢，实本理学。┄┄余尝谓理学兴则国家兴，理学废则国家废，非虚语也。近代以来艺林之士鄙理学为陈腐，不讲久矣。士人气骨苶然脆弱，入社会之中无待洪炉早已销化。欲求其特立独行，正一心以正一身，正一身以正万事，岂不难哉。故吾谓欲维今日之人心世道，惟在讲明气节，而激励气节，必师法东林诸贤。[355]
通过对参与讲学的东林党人诸多个案的考察[356]，有助于深入揭示顾宪成等下野官员讲学的政治意义。另外，笔者无意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以上所述，目的在于说明“东林非亡明，攻东林者亡之”的真实历史。三百年前，陈鼎的结论十分精辟，不妨一读：
然非东林诸君子讲明圣学，阐发义理，激扬廉耻，乌能视国如家，视君如父，趋义如流，视死如归，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呜呼，非讲学之成效欤！有何可畏哉？……有明忠烈之盛，轶汉晋而超唐宋远矣。呜呼！学之不可不讲也！[357]
清高宗枉顾历史事实，别有目的的指责东林讲学导致国破家亡，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因此笔者认为，“讲学非亡明，攻讲学者亡之”。
此文载陈支平、万明主编:《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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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鼎：《东林列传》《自序》，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2]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八•史部十四•传记类二《东林列传》。
[3] 清高宗：《御制题东林列传》，见《四库全书》史部二一六•传记类《东林列传》。
[4] 纪昀等：《东林列传提要》，见《四库全书》史部二一六•传记类《东林列传》。
[5] 纪昀等：《泾稿藏稿提要》，见《四库全书》集部二三一•别集类《泾稿藏稿》。
[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八•史部十四•传记类二《东林列传》。
[7] 纪昀等：《冯少墟集提要》，见《四库全书》集部二三二•别集类《少墟集》。
[8]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9]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中《沈一贯》，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三《会语》一《顾泾阳先生东林商语》上《丽泽衍》，光绪七年重刊雍正刻本。
[11]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四，光绪三年重刊泾里宗祠藏板本。
[12]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缪昌期李应升列传》。
[13]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14] 顾宪成：《泾臯藏稿》卷一《覩事激衷恭陈当今第一切务恳乞圣明特赐省纳以端正本以回人心事宜疏》，光绪三年重刊泾里宗祠藏板本。
[15]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二，光绪三年重刊泾里宗祠藏板本。
[16] 顾宪成：《泾臯藏稿》卷一《建储重典国本攸关不宜有待恳乞圣明早赐宸断以信成命以慰舆情事疏》。
[17]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18]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一中《行状•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光绪二年重刊东林书院藏板本。
[19]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20] 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一一《顾端文公》，续修四库全书本。
[21]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七。
[22] 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卷一《策•廷试制科》，清光绪常州先哲遗书本。
[23]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一《行状•顾季时形状》。
[24]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顾允成》，横云山人集本。
[25]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二二《高攀龙》
[26]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27] 这两道奏疏，因其重要，被修史者录入《明史•钱一本传》中。
[28]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钱一本》。
[29]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钱一本》。
[30]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钱一本传》。
[31]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王斋俭先生传》。
[32] 吴应箕：《东林本末》下《癸巳考察》，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33] 夏燮：《明通鉴》卷七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34]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史孟麟传》。
[35]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三《邹元标赵南星列传》。
[36] 蒋平阶：《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本。
[37] 邹漪：《启祯野乘》卷二《叶侍郎传》，民国二十五年故宫博物院校印本。
[3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Ｏ《东林学案》三《侍郎叶园适先生茂才》，中华书局2008年点校本。
[39]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叶茂才》
[4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轶事二•诸贤轶事•叶闲适先生》。
[41]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一上《墓志铭•光州学正薛公以身墓志铭》。
[42]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薛敷教》
[43] 张纳陛出于东林王永图门下，见（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王斋俭先生传》。
[44]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一上《墓志铭•光州学正薛公以身墓志铭》。
[45]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安希范》
[4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安我素先生》。
[47]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刘元珍传》。
[48] 夏燮：《明通鉴》卷七三。
[49] 蒋平阶：《东林始末》。
[50]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刘元珍传》。
[51]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一上《墓志铭•本孺刘公墓志铭》。
[52]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于孔兼》。
[53]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一《于孔兼》。
[54]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于孔兼传》。
[55]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于景素先生》。
[5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补录未刻稿<东林会语>按语》。
[57] 叶茂才：《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景逸高先生行状》，见《高子遗书•坿录••行状》，光绪二年重刊东林书院藏板。
[5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59]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七《列传一••高景逸先生行状》。“鼓舞善类，讲明正学”，语出叶茂才所撰《高景逸先生行状》，原句为“顾泾阳先生于邑之东林，辟道南精舍，以鼓舞善类，讲明正学，士蒸蒸向往，几于白鹿、紫阳鼎立宇内”。叶茂才因建言去国，为东林讲学八君子之一，死于天启五年，他所概括的讲学宗旨是毋庸置疑的。
[6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61] 顾宪成：《东林商语》卷下，见《顾端文公遗书》，光绪三年重刊泾里宗祠藏板本。
[62]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63] 叶茂才：《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景逸高先生行状》，见《高子遗书•坿录••行状》。
[64]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65]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6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67]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68] 夏树芳与顾宪成、高攀龙、刘元珍等东林党人关系密切，缪昌期也出其门下。
[69]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刘本孺先生传•许献按语》。
[70]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二，光绪三年重刊泾里宗祠藏板本。
[71] 邹漪：《启祯野乘》卷五《缪文贞传》。
[72] 缪昌期：《从野堂集》卷八《自叙》，常州先哲遗书本。缪昌期在《从野堂集••自叙》中曾解释何以成为东林之人，他说：“（馆）选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为金沙荐举之谤，而东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庵玉立也。”后来《明史》也沿用了这一说法。于玉立的确与东林有特殊的关系，可以说是没有列入《东林党人榜》的东林党人。但缪昌期被目之为东林，却不完全在于于玉立所起的作用，他早年曾受教于顾宪成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邹漪在《启祯野乘》卷五《缪文贞传》中一语道破：“（缪昌期）庚子举于乡，癸丑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朝论以端文公故，因以东林目公，公亦弗辞。”此外，《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缪昌期》也云：“东林顾泾阳引忘年交。”
[73]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缪昌期》。
[74]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缪昌期李应升列传》。
[75]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二七《缪昌期》。
[76]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缪昌期李应升列传》。
[77]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二七缪昌期》。
[78]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缪昌期》。
[79]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缪昌期李应升列传》。
[80]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魏大中周顺昌列传》。
[81] 邹漪：《启祯野乘》卷四《魏忠节传》
[82]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魏大中周顺昌列传》。
[83]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左光斗列传》。
[84]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周宗建》。
[85]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周宗建》。
[86]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周宗建黄遵素列传》。
[87]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周宗建》。
[88]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周朝瑞袁化中列传》。
[89]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四《江东之传》亦载：“南星与邹元标创首善书院于京师┄┄。”
[90]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周起元夏之令列传》。
[91]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缪昌期李应升列传》。
[92] 邹漪：《启祯野乘》卷五《李忠毅传》。
[93]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李应升》
[94]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轶事二•诸贤轶事•华凤超先生》。
[95] 夏燮：《明通鉴》卷七三。
[96]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一《经济诸臣列传》下《郭正域》。
[97]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九八《郭正域》。
[9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9] 夏燮：《明通鉴》卷七三。
[100]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五《郭正域传》。
[101] 吴应箕：《东林本末》上《门户始末》。
[102]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五《郭正域传》。郭正域家居十年期间，正是东林讲学风动一时之际，郭正域是否亲至东林讲会，文献记载说法不一。高攀龙说郭正域“生平未尝讲学，生平不识东林”（见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论学揭》），陈鼎则说：“甞乘小舟往来东林，以《十三经补注》商于顾宪成。”今留存疑，以待进一步考证。
[103] 林之盛：《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卷八《郭正域》，明万历刊本，
[104]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五《郭正域传》。
[105]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陈幼学传》。
[106] 冒广生：《东林列传跋》，
[107] 陈鼎《东林列传》卷四《万燝刘铎合传》。
[10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成宝慈先生》。
[109]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三《成勇传》。
[110]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石有恒传》。
[111] 邹漪：《启祯野乘》卷九《石太仆传》。
[112]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石有恒传》。
[113]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石有恒传》。邹元标之学，确与东林稍有不同。首善书院建成，叶向高为之碑记，曰：“吾闻邹先生之学，深参默证，以透性为宗，以生生不息为用，观其意趣所指，似欲并禅机玄旨而包括之为一家。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程，其识力所至，又若欲举二氏之学而尽驱之教外者。”陈鼎认为此“向高微意，盖不满于元标云”。（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三《冯从吾传》）
[114]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张振德王焘列传》。
[115] 《明熹宗实录》卷一四，天启元年九月乙卯条；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二八《朱燮元》。
[116]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张振德王焘列传》。
[117]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张振德王焘列传》。
[118] 陈鼎：《东林列传》卷七《胡守恒许文岐列传》。
[119]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邵宗元传》。
[120]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沈云祚传》。
[121] 杨陆荣：《殷顽录》卷一《吴尔埙》，明文书局影印本。
[122]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吴尔埙传》。
[123]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一《陆培王道焜合传》。
[124]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三《陆培》，中华书局1959年本。
[125]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一《陆培王道焜合传》。
[126] 徐鼒：《小腆纪传》卷四九《王道焜》，明文书局1985年标点本。
[127]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一《张国维传》。
[128] 徐鼒：《小腆纪传》卷三九《张国维》。
[129]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О《理学诸臣列传•陈龙正》。
[130] 徐鼒：《小腆纪传》卷一六《陈龙正》。
[131]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陈几亭先生》。
[132]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二《陈潜夫传》。
[133]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一《陈潜夫》。
[134] 徐鼒：《小腆纪传》卷四二《陈潜夫》。
[135]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一《吴锺峦》。
[13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吴霞舟先生》。
[137] 徐鼒：《小腆纪传》卷四三《吴锺峦》。
[138]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二《吴锺峦传》。
[139]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一《潘永图传》。
[140]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三《文震孟姚希孟列传》。
[141]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三《谏议诸臣列传下•文震孟》。
[142]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三《文震孟姚希孟列传》。
[143] 崇祯三年，顺天府乡试，姚希孟与姚恭明为考官，误取武生三人。按例武生不当入闱，然责任在提调，与考官无关，温体仁遂将此事归咎于希孟。
[144]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谱前•祭文》。
[145] 邹漪：《启祯野乘》卷三《丁尚宝传》。
[146] 蒋平阶：《东林始末》。
[147]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Ｏ四《郑继之》。
[148] 邹漪：《启祯野乘》卷三《丁尚宝传》。
[149]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一四《丁元荐》。
[150]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二《丁元荐传》。
[151]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四《张可大传》。
[152]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三，光绪三年重刊泾里宗祠藏板本。
[153]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七《殉齐鲁传•张可大》，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
[154]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四《张可大传》。
[155]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七《殉齐鲁传•张可大》。
[156]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四《张可大传》。
[157] 朱溶：《忠义录》卷五《张可大、黄龙传》，见《明清遗书五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
[158]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中华书局2006年点校本。
[159]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
[160]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二。
[161] 马世奇：《泾臯藏稿原叙》，见《顾端文公遗书》。
[162]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二《马文忠传》。
[163]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八《马世奇》。
[164]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致命诸臣列传下•马世奇》。
[165]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八《马世奇》。
[166] 陈鼎：《东林列传》卷八《马世奇传》。
[167]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华凤超先生》。
[168]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七《违制传•华允诚》。
[169]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一Ｏ《列传四•华凤超先生传》。
[17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华凤超先生》。
[171] 同上。
[172]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三《华允诚》。
[173] 顺治二年六月，清廷下令剃发，不从者均以违制论死。
[174]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一《刘宗周传》。
[175]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一《祈彪佳》。
[176] 徐鼒：《小腆纪传》卷一五《祈彪佳》。
[177]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一《祈彪佳传》。
[178]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致命诸臣列传下•祈彪佳》。“虎子”为祈彪佳字，“念台”为刘宗周号。
[179]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一《祈彪佳传》。
[180] 庄起俦：《黄忠端公年谱》卷一，清道光九年刻本。
[181] 洪思：《黄子年谱》，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182]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二《黄道周传》。
[183] 洪思：《黄子年谱》。
[184]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卷中《周易时论后跋》，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85]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卷中《考古通论》。
[18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六《诸儒学案下四•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
[187] 庄起俦：《黄忠端公年谱》卷二，清道光九年刻本。
[18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六《诸儒学案下四•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
[189]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三《殉唐传•黄道周》
[190] 洪思：《黄子年谱》。
[191] 洪思：《黄子传》，见《黄漳浦集》卷首，清道光十年刊本。
[192]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二《黄道周传》。
[193] 洪思：《黄子传》，见《黄漳浦集》卷首。
[194] 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道光十一年刻本。
[195]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三《成勇传》。
[196]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四《乔可聘传》。
[197]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缪西溪先生》。
[198]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二《吴锺巒传》。
[199] 陈鼎：《东林列传》卷五《石有恒传》。
[200]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李复阳传》。
[201]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二。
[202] 顾宪成：《泾稿藏稿》卷一《闻命惕忠自惭独免恭臣愚悃以祈圣断事疏》。
[203]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一《李复阳传》。
[204]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欧阳宜诸先生》。
[205]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一《欧阳东凤传》。
[206] 顾宪成：《泾臯藏稿》卷八《赠宜诸欧阳郡侯擢任颖州序》。
[207] 邹漪：《启祯野乘》卷九《林尚书传》
[208] 顾宪成：《泾稿藏稿》卷一三《题邑侯林平华父母赴召赠言》。
[209]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一五《文翰一•欧、林、曾三公祠堂记》。
[210]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五二《曾樱》
[211]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二《曾樱传》。
[212]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四《曾樱传》。
[213]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一五《文翰一•欧、林、曾三公祠堂记》。
[214]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马孟祯姜习礼列传》。
[215]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九《列传三•周怀鲁先生》。
[216] 顾宪成：《泾稿藏稿》卷七《中丞怀鲁周公疏稿序》。
[217]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六史部十二《周中丞疏稿》。
[21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219] 邹漪：《启祯野乘》卷三《邹忠介传》，民国二十五年故宫博物院校印本。
[220] （乾隆）《贵州通志》卷九《营建•南皋书院》，乾隆六年刻本。
[221]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三《邹元标赵南星列传》。
[222] （乾隆）《贵州通志》卷三二《人物•流寓•邹元标》。
[223]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О《理学诸臣传•邹元标》。
[224]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三《邹元标赵南星列传》。
[225] 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一《为吏部堂上应诏陈言疏》，明崇祯十四年林铨刻本。
[226] 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上《记•仁文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7] （光绪）《吉水县志》卷二二《学校志•书院》，光绪三年补刻本。
[228]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二二《邹元标》
[229]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О《理学诸臣传•邹元标》。
[230]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四《谱后》。
[231] 《明熹宗实录》卷二三，天启二年六月甲申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又见《顾端文公年谱》卷四《谱后》。
[232] 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三《直陈黔省夷情疏》。
[233]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三《邹元标赵南星列传》。
[234] 叶向高：《新建首善书院记》，见《重刻冯恭定公全书》，光绪重刻本。
[23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三《江右王门学案》八《忠介邹南皋先生元标》。
[236] 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六《留邹都御史疏》，续修四库全书本。
[237]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О《理学诸臣传•邹元标》。
[238]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О《序三•刻邹忠介公奏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校本。
[239]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二《序•吉水邹忠介公奏议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240]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二。
[241] 洪琮：《重刻冯恭定先生全书序》，见《冯恭定公全集》，光绪重刻本。
[242] 翟凤翥：《恭定冯少墟先生传》，《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243] 王心静：《明儒•少墟冯先生》，见《关学编》卷六《新增》，清嘉庆七年周元鼎增修本。所谓“翰苑浮华”，显见于明末。明代旧制，庶吉士间一科考选，额定二十八人。自万历十一年癸未榜，始令每科考选，以二十二人为额，故数科后翰林官已达百余员，“皆无所事事，惟扬扬长安道上，拜客饮酒而已”。（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六《策贡士》，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244] （嘉庆）《长安县志》卷二七《乡贤•冯从吾》，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245] 冯从吾：《秘录》，见《冯少墟先生集》，广理学备考本，
[246] 翟凤翥：《恭定冯少墟先生传》，《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247] 冯从吾：《冯恭定全集》卷一八《奏疏•论劾险佞科臣疏》，万历刊本。
[248] 王心静：《明儒•少墟冯先生》，见《关学编》卷六《新增》，
[249]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一五《记•关中书院记》，明万历刻本。
[250] 王心静：《明儒•少墟冯先生》，见《关学编》卷六《新增》，
[251]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一五《记•关中书院记》。
[252] 陈继儒：《冯少墟先生集叙》，见《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253] 城隍庙主要讲学之人以及首善书院的主要倡建者多为都察院官员，这一点在当时颇为引人注意，邹元标为左都御史，冯从吾为左副都御史，曹于汴为左佥都御史，钟羽正也为佥都御史，周宗建为监察御史，故叶向高在《新建首善书院记》中说：“首善书院者，御史台诸君所建。”见《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254] 王心静：《明儒•少墟冯先生》，见《关学编》卷六《新增》，
[255] （嘉庆）《长安县志》卷二七《先贤传下•冯从吾》。
[256] 冯嘉年：《为先臣以正学忤奸含冤就木公道既明沉抑犹故恳乞天恩亟赐优卹以光圣治事》，见《冯恭定公全书•奏疏》。
[257] 张纯修：《小心斋札记序》，见顾宪成《小心斋札记》。
[258]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一五《书•答杨原忠运长》。
[259]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理学诸臣列传•冯从吾》。
[26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轶事二•诸贤轶事•冯少墟先生》。
[261] 叶向高：《新建首善书院记》，《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262] （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八《人物•曹于汴》，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263] 邹漪：《启祯野乘》卷二《曹左都传》。
[264] （同治）《重修山阳新志》卷五《职官一》，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265] 曹于汴：《门人问答语》，见《曹贞予先生集》，广理学备考本。
[266] （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八《人物•曹于汴》。
[26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四《诸儒学案下二•总宪曹贞予先生于汴》。
[26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四《诸儒学案下二•总宪曹贞予先生于汴》。
[269]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三四《曹于汴传》。
[270]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三四《曹于汴传》。
[271] （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三一《乡贤录》一六《曹于汴》，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72] 万历三十八年，曹于汴与孙承宗分试南宫，钱谦益出其门。
[273]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三四《曹于汴》。
[274]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三四《曹于汴》。高捷、史□得官后，伙同杨维垣，借袁崇焕一案，诬陷阁臣钱龙锡，并欲罗织 多人，再兴党狱。《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载：“史□者，清苑人。为御史无行，善结纳中官，为王永光死党。巡按淮、扬，括库中赃罚银十余万入己。摄巡盐，又掩取前官张锡命贮库银二十余万。……又尝勒富人于承祖万金。”为此崇祯帝怒将其褫职并下狱。弘光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姜曰广上疏曾论崇祯帝用人之失误，中有“其所得言官，则贪婪无赖之史□、陈新甲也”之语（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姜曰广论中旨》）。
[275]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六二《神道碑铭一•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校本。
[276] （同治）《重修山阳新志》卷五《职官一》。
[277] 《曹贞予先生集•诸儒评论》，见《广理学备考》。
[278] 翟凤翥：《恭定冯少墟先生传》，见《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279] 曹于汴：《仰节堂集》卷四《重修志道书院置田供赡碑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0] （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四《学校•书院》。
[281] （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八《人物•曹于汴》。
[282] 曹于汴：《仰节堂集》卷八《尺牍•又答李赞宇》。
[283]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六九《李贞佐》、《鲁世任》。
[284] 陈鼎《东林列传》卷七《贺逢圣传》。
[285]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致命诸臣列传中•贺逢圣》
[286] 陈鼎《东林列传》卷七《贺逢圣传》。
[287]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致命诸臣列传中•贺逢圣》
[288] 陈鼎《东林列传》卷七《贺逢圣传》。
[289]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李邦华》。
[290]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七《李邦华》。
[291]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李邦华》
[292]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李邦华传》。
[293] 李邦华：《邹先生语义合编序》，见《南皋邹先生语义合编》，续修四库全书本。
[294]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朱之冯》。
[295] 陈鼎《东林列传》卷七《朱之冯传》。
[296]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五《殉晋传•朱之冯》。
[297]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金铉传》。
[298] 陈鼎《东林列传》卷八《金铉传》。
[299]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二《金忠节传》
[300]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金铉传》。
[301]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金铉传》。
[302]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施邦曜》。
[303] 林釬：《阳明先生集要》《序一》，见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版。
[304]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一《施忠介传》。
[305]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施邦曜传》。
[306]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一《施忠介传》。
[307]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施邦曜传》。
[308]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清刻本。
[309]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袁继咸传》。
[310]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
[311] 傅山：《霜红龛集》卷一五《传•巡抚蔡公传》，清宣统三年山阳丁氏刊本
[312] 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见傅山《霜红龛集•年谱》。
[313]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
[314]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上卷《日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315]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上卷《日录》。
[316]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二《殉福传•袁继咸》。
[317] 朱溶：《忠义录》卷三《袁继咸传》，见《明清遗书五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318]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袁继咸》，中华书局20065年点校本。
[319] 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认为史可法请设四镇并封四总兵侯、伯爵有失深虑，他说：“此亦寓调停于进取之意，愚谓即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岂堂奥之内而遽以藩篱视之。”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
[320]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二《殉福传•袁继咸》。
[321]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
[322]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致命诸臣列传中•吕维祺》。
[32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四《诸儒学案下二•忠节吕豫石先生维祺》，
[324]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殉豫传•吕维祺》。
[325] 王鸿绪等：《明史稿》列传一四六《吕维祺》。
[32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四《诸儒学案下二•忠节吕豫石先生维祺》。
[327] 陈鼎《东林列传》卷六《吕维祺传》。
[328]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致命诸臣列传中•吕维祺》。
[329]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吴甘来传》。
[330]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凌义渠》。
[331]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凌义渠传》。
[332]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一《孟忠贞孟节愍合传》。
[333]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汪伟王家彦吴麟征孟兆祥子章明刘理顺合传》。
[334] 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一《孟忠贞孟节愍合传》。
[335]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汪伟王家彦吴麟徵孟兆祥子章明刘理顺合传》。
[336]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一《殉君传•刘理顺》
[337]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致命诸臣列传下••刘理顺》。
[338]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王章许直成德合传》。
[33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一上《殉难文臣•王章》。
[340]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事》卷一一《殉君传•王章》。
[341]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申佳胤传》。
[342]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汪伟王家彦吴麟征孟兆祥子章明刘理顺合传》。
[343]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吴甘来传》。
[344]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王章许直成德合传》。
[345]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赵譔陈良谟陈纯徳俞志虞彭管顾铉合传》。
[346] 陈鼎《东林列传》卷九《赵譔陈良谟陈纯徳俞志虞彭管顾铉合传》。
[34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十二日癸巳》载：“左副都御史杨维垣自蹙二妾朱氏、孔氏死，买三棺，旁置二妾，中题杨某之匛柩并埋中堂，身挈一仆夜遁，至秣陵为怨家所击杀。数日，仆复迹之，尸为犬食半。”故在以后一段时间，其诈死真相不为人知。
[348] 顾宪成：《泾臯藏稿》卷二二《先弟季时述》。
[349]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0] 顾宪成：《泾臯藏稿》卷一四《惺复钱公四书制义题辞》。
[351] 顾枢、顾贞观：《顾端文公年谱》卷二。
[352] 姜士昌：《冯少墟先生集序》，《重刻冯恭定公全书》。
[353] 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卷一《理学•金忠节公铉》，清同治刻本。
[354]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355] （雍正）《东林书院志》《附录二•重修东林书院碑记》，中华书局2004年整理点校本。
[356] 东林党人讲学，绝不仅限于笔者考述，如赵南星、钟羽正、汪康瑶、刘同升等人都热衷于讲学，然而笔者孤陋寡闻，仅见只言片语之记载，不能成篇，有待日后祥加考证。
[357] 陈鼎：《东林列传原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