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是自信的前提，只有在自觉的前提下，自信才能符合历史规律。尽管学界对“文化”概念理解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思想”是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有了科学的“思想”自觉，文化自信也就有了科学的基础。中国思想遗产厚重，必须以历史实践的视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分析，文化自信才具有科学性。
一、传统思想的旨趣
思想史是研究“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内涵的学科，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历史学的任务是本着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在全面把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历史逻辑，认识历史因果，求得历史规律。尽管因为时光不可倒流，历史事实只能从传世文献中获得，而限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历史文献大多是史学家取舍之后的叙事，记载的只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相当多的历史事实无法反映或者被有意遮蔽，因而史家的“求真”只能是相对的，但是，“求真”依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从逻辑上说，思想史研究既然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当然也要以“求真”为基础。不过，思想史研究所求之“真”和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所求之“真”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的“求真”是指探求历史上独立于人的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之“真”，而思想史研究所求之“真”是指历史上思想者思想内容之“真”，这个“真”和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所求之“真”相比较，具有着鲜明的主观性。思想史研究的依据是思想家的著作，而思想家的著作是思想者对人、自然、社会思考的过程和结果的文字表述，其内容是思想者的见解，是主张、认识。思想史研究之“求真”就是探求思想家主观认识之“真”。
思想是主观思考的结果，主观思考以客观存在为基础，而人是社会性动物，自出生之日起，就处于相应的社会结构之中，受到相应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影响，不自觉地从既定的立场观点出发，即使是继续使用前人留下的观念、概念、范畴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和已有的内涵、外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嵌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反映着思想者及其时代的社会属性，表达着相应的时代诉求。因而思想者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尽管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但其基本立场和观点反映的是思想者所处的时代和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也就是说，无论思想家的著作看上去如何超脱于社会现实之上，但是，就像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超脱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阶级阶层的局限。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如此。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最大特点是以治国理民为己任，以政治伦理为核心。这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核心特征。先秦诸子的思想阐发，尽管被后世誉为百家争鸣，思想理论绚烂多姿，行为实践各具风采，但是，争论的共同核心则是政治及以政治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孔孟之学、荀子之道、墨翟之说、商韩之论、阴阳家语，自不待言，老子的“无为无不为”之说也不过是其实现小国寡民之治的手段而已，即使如名家的“离坚白”之辩也不过是孔子“正名”说的外化。汉儒划分的所谓“九流十家”，究其本质，不出“王道”“帝道”“霸道”三途。无论“王道”“帝道”“霸道”之间分歧如何，其本质都是建立帝王的统治之道。尽管其时有不少探讨自然奥秘之说，其旨趣依然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司马谈引用《易大传》之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可谓千古不刊之论。董仲舒正是以此为基础，以儒学的政治伦理为核心，以论证现实政治秩序合理性为前提，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吸收各家主张，使之适应发展了的现实，论证大一统、王权政治的神圣性，探讨强化王权、巩固统一之道；在用刑罚巩固统治的同时，注重民生，注重教化，将政治伦理社会化，教化编户民自觉遵守维护现实秩序，实现了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的转变，旧瓶装新酒，最终使儒学意识形态化，进一步确立了此后思想家的价值取向和思考范式。历代思想家，具体主张各有不同，思想视野或开放或封闭，但究其要者，均以汉儒的政治价值、伦理思想为核心，目的都是在论证王权神圣的前提下教化民众。其表达方式则根据时代需要有所变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种表达：一是抽象化、哲理化，在阐释某些哲学概念的基础上说明王权思想、伦理观念的神圣性，理论上幽深玄妙有着哲学上的突破，看上去距离现实社会甚远，然其指归依然是论证政治秩序的神圣，只是表述方式变了，将王权思想、伦理秩序哲学化、学理化而已。理论上美仑美奂，若以“思想”“知识”的发展来说，对“他者”特别是自然的认知来说，则扩展有限，更遑论对“社会”进步的分析了。一种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其政治主张灌输于底层社会，将维护王权的理论细化为具体的行动规范，如各种蒙学，各种家训、家范、族规就是典型的体现。
二、现实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逐渐确立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学界关注点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面向西方转向本土。这里说的“面向西方”是指以比较的方式以西方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之路作为对比的样本，剖析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基因，探讨传统思想与国民性问题，寻找中国发展之路。所谓面向本土，则是指从古代思想文化特色的论证中寻找大国兴起的由来，直接或间接地认为我们的先人们在思想上早已为我们奠定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为我们指明了走向现代化之路，中国的思想文化遗产是一个无所不有的宝库，问题在于我们的发现而已。这种学术取向是可以理解的，有相当一部分成果较之20世纪初叶以来受革命史学指导的研究也有所突破，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情感”大于“理性”，相当多的研究出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愿望，名为思想史研究，实际上缺少“史”的属性，理性分析不够，甚至是有意无意的“忽略”。这起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用拿来主义，不加分析地照搬古人思想观念，认为祖宗的东西都是宝贝，最典型的是对孝悌之道的阐发。孝是传统伦理的本原，悌是孝的直接伸展，是处理家庭、宗族关系的伦理原则，“亲亲”是基本的行为规范，研究古代思想自然离不开孝悌这个伦理核心。但是，传统孝悌观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基础和政治指向的，“亲亲”的目的是“尊尊”，“尊尊”的对象在家为家长在外为君长；在不同的时代，亲亲与尊尊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在宗族城邦时代，王权处于族权的制约之下，是先“亲亲”后“尊尊”，“亲亲”有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相对性，“尊尊”指君臣关系时则包含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前置条件，而此时之“忠”更不是对君的服从，而是对君之“事”的尽心竭力。在帝制时代，王权突破族权的限制、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则是先“尊尊”后“亲亲”，“亲亲”从属于“尊尊”，“亲亲”变成了对家长的绝对恭顺，“尊尊”则变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至于父兄之“慈”“友”、君王之“礼”是否存在则忽略不计。为了达成这一政治指向，古人把孝悌之道定性为天理，编撰了诸多孝行故事，灌输给普通民众，其最典型的是二十四孝故事，正史也有各种记载。若不加分析地就事论事，这些孝行故事确实感天动地，令人动容，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故事绝大部分违背常理、常情和常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如果说在古代由于神学宣传、民智未开的客观限制，以神学手法编造故事还能收到一定的宣传教化效果的话，在科学昌明的现代，再拿这些故事宣传孝道，显然是对民智的侮辱和愚弄。然而，无论是以纯学术研究自诩的学院派，还是以宣传为目的的社会学者，都存在拿来主义的现象，对历史上的孝道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大声疾呼，要大力提倡，视之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不二法门，更甚者认为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中民族的基石，不仅是疗救现实某些弊端的良方，而且视之为疗救西方社会病的良方，具有着普世意义。如果说这种“思想史研究”的初衷良好的话，其方法显然是反思想史研究的。
二是将古人现代化，在阐释的名义下，将古人的概念赋予现代含义，并说是古来就有的思想。如将孔子、孟子的“仁”和基督教的“爱”等量齐观；把古代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进而阐发为生态观念、生态思想；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解释为中国古代就存在着现代民主思想的证据；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解释为反对君主制、反对王权主义的证据；等等。这显然是将后世的内容加在前人头上。这样做，强加于古人，古人也不会同意。如孔子、孟子的政治理想虽有差异，但总体上都希望实现西周的礼乐社会，认为西周的礼乐社会才符合“仁政”之道，他们所说的“仁”和“爱”都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亲疏有别、尊卑有等、各守其职、各安本分，和基督教之“爱”有着本质的差别，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所谓的天人关系，确实是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但是，古代思想家的“天”与“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并非抽象的天与人，古代并非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和“天”“合一”、发生“感应”的。这里的“天”是意志之“天”，这里的“人”是受命于“天”、受“天”保佑的“人”，平民百姓没有资格和“天”发生“感应”，更谈不上什么“合一”！更不能抽象地把“天人合一”阐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至于是现代环境保护思想的历史基础，古人是没有这个自觉的。至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民”原本是指族邦时代的统治宗族成员，是指族邦“公民”，是族邦的主人，和编户民之“民”是两个概念，不能据此抽绎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含义。
三是脱离社会实践讨论思想变迁。这里说的“社会实践”是指“思想”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包括思想家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思想”是行为的指南，研究思想史，自然要把思想者的思想与思想者的行为统一考察，同时考察“思想”的社会作用。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点是以维护王权(皇权)为中心，以教化“他人”为己任。“思想”的作用则主要通过国家权力实现，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社会行为的规范，等等。而就思想者而言，则是通过个人的知与行所体现的价值实现，这就要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历史内涵，而不仅仅是就“思想”论“思想”。而现实的诸多研究，恰恰相反，既不考察“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也不考察“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既看不出“思想”与现实社会发展的互动，也看不到思想者是如何践行其思想内涵以及践行的效果怎样，“思想”和“社会”两张皮，“知行”在理论上统一，有着完美的主张，但对实践中的两分或者背离则视而不见，所以面对为何中国古代思想确实令人赞叹、为什么“复性人格”成为国民性格特点而在官僚士大夫身上尤其突出等疑问时，回答苍白无力，只好避而不谈。要知道，这些官僚士大夫都是社会精英，是儒家思想的积极提倡者，都饱读诗书，广义地说，个个都是“思想者”或者“是有思想的人”，有的本身就是纯正的“思想家”。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掌握公权，不仅自身应该身体力行，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在相应层面上通过手中权力把自己的思想主张变成社会行为，为什么在历史上这样的思想家是那样的屈指可数？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两分，要求“他者”知行合一，自身则躲在仁义的背后唯利是图。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也包括备受推崇的大思想家、大文豪。榜样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既然思想者自己不践行自己的主张，官员们更是只要求平民百姓遵守纲常、实践伦理，“思想”的实践效果是有限的。现在人们仍然把“思想”和“实践”两分去研究思想史，是无法真正地揭示思想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降低了思想史研究的认识价值。
三、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史学的目的是“资治”，研究“历史”也好，研究“思想”也好，目的是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这种“资治”史学是以维护现实统治为目的的，是建立在现实统治合理性、正义性的前提下“选择历史”之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以对现实、过去分析为基础，揭示社会发展内在逻辑，建立美好社会为目的。这个“美好”的标准就是以公正、公平为基础的“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相统一为标尺。这要求史家以背负青天往下看的视野，在求真的基础上，洞察社会变迁的究竟所以，跳出任何政治的、价值的预设，冷静、客观、科学地分析古往今来的究竟所以，考察“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的生存质量的演变及其原因。首要任务是考察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控制，生产、分配及其指导原则，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对“人”的生存质量的影响，而后才谈得上其他。思想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承担着这一责任。如所周知，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作为历史存在的“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对思想认识的千差万别，原因就在这里。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前已述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高高地悬浮在意识形态层面，看上去和经济基础特别是物质生产与分配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所思所想无不受到现实价值观念、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的影响，思想家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明晰“现代社会”下民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怎样实现民众所需要和应该有的生活。从这个时代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理性地也就是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自信才有科学基础。
虽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但既然是“研究”而不是创作，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应是一致的。至于如何运用，则在于个人取舍了。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