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秀与世家大族

《后汉书》所载东汉初人之家世，多有世代官至二千石者。如邓晨“世吏二千石”，卓茂“父祖皆至郡守”，鲁恭“世吏二千石”，法雄“世为二千石”，李章“五世二千石”，窦融“累世二千石”等，所指都是西汉时的情形。西汉后期还出现了两个世代宰相的家族。一是韦贤官至丞相，其子玄成亦至丞相，其孙赏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二是平当至丞相，其子晏至大司徒，亦“父子至宰相”。这些现象表明世家大族已经开始出现了。

东汉建立后，世家大族继续发展，朝廷大臣中多有世家子弟，世代公卿的家族也越来越多。如大司徒伏湛，父理为西汉高密太傅，子隆至光禄大夫，弟黯至光禄勋，兄子恭至司空，恭子寿至东郡太守；大司徒侯霸，子昱至太仆；大司空宋弘，父尚为西汉少府，弟嵩至河南尹，嵩子由至太尉，由子汉至太仆；司徒冯勤，曾祖父扬为西汉弘农太守，扬八子皆为二千石，勤长子宗至张掖属国都尉，中子顺至大鸿胪；太尉赵熹，子代至越骑校尉，孙直至步兵校尉；司徒郭丹，父稚为西汉庐江太守，长子宇至常山太守，少子济至赵相；司隶校尉鲍永，子昱至太尉，孙德至大司农；大司空张纯，高祖安世为西汉大司马，父放为西汉侍中，子奋至司空；司空第五伦，子颉至将作大匠；等等。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他们必将成为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约束、塑造和利用这支力量，刘秀除“以吏事责之”并“法理严察”之外，还特别注意在大臣中提倡忠君观念，严防结党营私。《后汉书》卷七九《儒林戴凭传》：“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曰：‘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敕出。”同书卷二六《冯勤传》载：大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后经冯勤“申释事理，帝意稍解”，侯霸才逃过一死。崇山、幽都，相传是舜流放驩兜、共工之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何若瑶曰：“疑霸有奸，类共、兜比周”。“比周”意为结党。戴凭、侯霸之例表明，刘秀对大臣结党高度警觉。而继侯霸之后，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位大司徒相继被杀，其原因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载韩歆事曰：

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竟自杀。

此处之“激发”，《汉语大词典》释为“讥刺”， 符合上下文意。韩歆一向口无遮拦，常当众让刘秀难堪，以至这一次刘秀怀疑他指桑骂槐，讥刺自己。“指天画地”以证“岁将饥凶”，应是根据天人感应说批评刘秀的政策，且语气不恭。刘秀忍无可忍，终于迫其父子自杀。史称韩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可见此人在士大夫中颇有威望和影响力。他敢批评刘秀，这或许是原因之一。刘秀“不能容”他，除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之外，当也包含着对朋党的疑忌。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载欧阳歙事曰：

拜汝南太守……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死狱中。

歙乃《欧阳尚书》传人，为当时“儒宗”，且“恭谦好礼让”。任汝南太守时，“推用贤俊，政称异迹”，并“教授数百人”。这样一个人竟犯下千余万“臧罪”，令人不解。本传对他贪赃的具体情况只字未载，却说“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其中一人甚至“上书求代歙死”，并称刘秀杀歙将“获杀贤之讥”。歙死后，其掾陈元又“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臧罪千余万”在当时并非特别大的数目，从“杀贤”、“追讼”等字眼看，证据似乎也不充分，或有可原之情，因而罪不至死。那么刘秀为何坚持杀掉他呢？案同书卷二九《郅恽传》：歙在汝南时信任西部督邮繇延，说他“天资忠贞，禀性公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欲“显之于朝”；其实此人“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搆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这是史传所载欧阳歙最不光彩的一件事。其“臧罪”或许与此人有关。与侯霸举荐阎杨相比，欧阳歙信任繇延，问题严重得多。加上他在儒生中的崇高威望，刘秀“疑”而杀之，便非完全不合情理了。

至于戴涉，《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年四月条载：“大司徒戴涉下狱死。”注引《古今注》曰：“坐入故太仓令奚涉罪。”《资治通鉴》卷四三胡三省注：“无罪加之以罪曰入。” 《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李贤注：“大司徒涉坐杀太仓令，下狱死。”但同书卷二三《窦融传》又说：“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卷二七《张湛传》李贤注与此同。太仓令属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综合这些信息，笔者推测，可能是戴涉举荐的某官员于太仓盗金，戴涉为逃脱举者连坐之责， 遂诬陷太仓令而杀之。此事性质与侯霸举荐阎杨、欧阳歙信任繇延相同，而情节更加恶劣。

刘秀杀韩歆、欧阳歙、戴涉等人的原因和目的，还可从他告诫司徒冯勤的话中窥知一二。

《后汉书》卷二六《冯勤传》：

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燕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

冯勤任司徒在建武二十七年，刘秀说这番话的时间当在其后不久。而据《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浮曾于建武二十年拜大司空，二十二年“坐卖弄国恩免”。朱浮如何卖弄国恩，史传未载。据上引刘秀语，他是被人“中伤”的，之所以被人中伤，是因为他“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本传所载朱浮事迹，只有建武初年其任幽州牧时的表现可与此对应。其文曰：“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因以峻文诋之”，并“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以至彭宠被逼而反。这些举动的结党之嫌，比侯霸及韩歆等人更明显。时任尚书令的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罪当伏诛”。刘秀因其有功而“不忍”，但“每衔之”，及戒冯勤，便以之为例。“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一句，则显然是指韩歆、欧阳歙、戴涉等人。由此看来，刘秀对他们的不满与对朱浮的不满是相似的。

刘秀的上述言行，释放出强烈信息，即大臣必须“尽忠于国，事君无二”，而不得“朋党比周”。做到这一点，便可“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否则将有“放逐受诛”之祸。和帝初，袁安抵制外戚窦氏，窦宪威胁之，“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可见，刘秀对韩歆等人的处置，作为可被援引的“故事”，就像高高举起的“黄钺”，时刻威慑着公卿大臣。史称韩歆等被杀后，“大臣难居相任”。蔡茂、玉况为司徒，小心翼翼，“清俭匪懈”，“皆得薨位”。冯勤听了刘秀的劝戒，“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这表明他们领会了刘秀的意思。刘秀对大臣的要求，下限甚高，处罚手段也很严厉，但大方向符合儒生的主张及东汉社会对“良吏”的期待，因而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可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自此，朝廷上下对大臣的角色要求更加明确。明章两朝，最受信任的三公有赵熹、牟融、郭丹、鲍昱等。熹“正身立朝，未尝懈惰”；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丹“廉直公正”；昱“奉法守正”。他们的形象对世家大族有示范和矫正作用。

二、世家大族的崛起

和帝以降，外戚宦官专权，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大臣们多随波逐流，容身自保。如窦氏当权时，“兄弟专朝”，“虐用百姓”，朝野“论议凶凶”，而“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何敞揭露他们的心态说：“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张酺则讥笑窦氏失势前后群臣的表现说：“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梁氏及宦官当权时，也是“内外莫不阿附”， “中外服从，莫不屏气”。这些大臣虽能“容身避害”， 甚至“光宠三族”，但得不到舆论的好评，又每每随当权外戚、宦官的覆灭而被处死、远徙、免官、禁锢。长远地看，这些人及其家族没有前途，不是当时迅速崛起的世家大族的主体。

在外戚宦官的淫威之下，也有一些大臣敢于抗争。《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范晔论曰：“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袁、任、乐、何，指袁安、任隗、乐恢、何敞。乐恢为尚书仆射，弹劾窦氏党羽，“无所回避”，又上书谏“诸舅不宜干正王室”，遂为窦宪所迫，“饮药死”。何敞任尚书，“数切谏，言诸窦罪过，宪等深怨之”，出为济南太守。任隗为司空，袁安为司徒，二人“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及窦氏败，乐恢门生上书“陈恢忠节”，和帝除其子已为郎中。何敞本应受到奖励，但其子与窦瓌“厚善”，有司奏之，敞“坐免官”。范晔叹曰：“夫窦氏之间，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废黜，不显大位。惜乎，过矣哉！”任隗已薨，和帝“追思隗忠”，擢其子屯为步兵校尉。袁安亦薨，和帝“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和帝对这些忠臣的褒奖，及舆论对他们的赞扬，为世家大族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并创造了汝南袁氏等一批新兴的世家大族。

袁安先人，只有祖父袁良见于记载，且位不过县令。袁安以下，则世代公卿。安子京至蜀郡太守，京子彭至光禄勋，彭弟汤至太尉，彭子贺至彭城相，贺子忠至卫尉，汤长子成至左中郎将，成子绍至大将军，汤次子逢至司空，逢子基至太仆，逢子术至后将军，逢弟隗至太傅；安子敞至司空，敞子盱至光禄勋。其中安、敞、汤、逢、隗，“四世五公”。与袁氏情形相似的还有张酺、韩棱、周荣等。他们也都通过与窦氏的抗争，使家族地位得以上升。张酺父祖皆无官位，而酺至太尉，二孙济、喜皆至司空。韩棱父为陇西太守，祖父以上不详，而棱官至司空，子辅至赵相，孙演至司徒。周荣家世不详，当出身平民，而荣官至太守，子兴至尚书郎，孙景至太尉，曾孙忠亦至太尉。

安帝初年，“遭元元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外戚邓骘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及安帝末年，这些“贤士”同外戚阎氏、耿氏、乳母王圣及宦官进行了斗争，从而使又一批世家大族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弘农杨氏。

据《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震累迁至司徒、太尉。其间，王圣“缘恩放恣”，圣女伯荣“传通奸赂”。震上疏，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安帝不纳，而“内幸皆怀忿恚”。耿宝荐宦官李润之兄于震，“震不从”，宝“大恨而去”，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由是“益见怨”。安帝“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宦官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趁机舞弊，“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上疏弹劾，语气“切至”，“帝即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及震查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准备上奏，丰等“惶怖”，遂共谮之。安帝“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耿宝又奏震“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震归本郡，震遂“饮鸩而卒”。及顺帝即位，安帝外戚、内宠被诛，震门生“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以礼改葬”。据说，“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

从此，弘农杨氏的声望和地位骤然提高。据《杨震传》载，震八世祖喜，是汉初功臣，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曾祖以下皆无官位。而自震以后，却世代公卿。长子牧至侯国相，牧孙奇至卫尉。少子奉似无官位，奉子敷早卒，敷子众至侍中。中子秉一支最盛，秉及子赐、孙彪皆至太尉。史称“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

外戚阎氏、耿氏及宦官、内宠将杨震迫害至死后，又“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将太子废为济阴王。太仆来历，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及顺帝即位，“朝廷咸称社稷臣”，于是拜张皓为司空，桓焉为太傅，迁来历为卫尉，“祋讽、刘玮、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其中，来历有外戚背景，曾祖来歙官至中郎将，祖、父皆无官位，而历至车骑将军，子定至虎贲中郎将，孙虎至屯骑校尉，孙艳至司空。来历在安顺之际的表现，使来氏也成了世家大族。桓焉世代帝师，祖荣、父郁皆至太常，而焉至太傅、太尉，家族地位进一步提高。张皓，据说是西汉功臣张良之后，祖上官位不详。而皓至司空，子纲至广陵太守。顺帝“欲擢用纲”，“不幸早卒”，否则也会位至公卿。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人事迹不详。据《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朱伥于永建元年拜司徒，施延于阳嘉二年拜太尉。同书卷四六《陈忠传》注引《谢承书》曰：“（施）延……少为诸生……家贫母老，周流庸赁。”显然是平民出身。朱伥、陈光、赵代等可能也是如此。他们作了“公卿”后，家族地位当然会大大提高。

顺帝一朝，特别是梁冀辅政之前，外戚宦官势力相对较弱，士大夫们略占上风。后者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司空张皓“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太尉王龚“所辟命，皆海内长者”。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改革察举制度，提高入仕门坎，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憙（冲帝年号），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范晔论顺帝朝得人盛况曰：

顺帝始以童幼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

这些人物中不乏世代公卿二千石者。除前文提到的桓焉及张皓、张纲父子外，还有：山阳王龚位至太尉，子畅位至司空；汝南陈蕃位至太傅，子逸至鲁相；颍川李膺位至长乐少府，祖脩至太尉，父益至赵国相，子瓒至东平相；下邳陈球位至太尉，子瑀至吳郡太守，瑀弟琮至汝阴太守，弟子珪至沛相，珪子登至广陵太守；汉中李固位至太尉，父郃至司徒，子燮至河南尹；江夏黄琼位至太尉，父香至魏郡太守，孙琬亦至太尉；河南种暠位至司徒，子拂至司空，孙劭至大鸿胪。不见于上述名单的还有：弘农刘崎位至司徒，子宽至太尉，孙松至宗正；蜀郡赵戒位至太尉，子典至卫尉，孙谦至太尉，谦弟温至司徒。

东汉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为“公”，称其子孙为“公子”、“公孙”。如《后汉书》卷四五《袁逢传》：“以累世三公子，宽厚笃信，著称于时”。卷五六《张纲传》：“虽为公子，而厉布衣之节”。卷六一《黄琬传》：“以公孙拜童子郎”。“公”之家族则称“公族”。如卷四五《袁隗传》：“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卷六七《党锢范滂传》：“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卷七四《袁绍传》载绍上书称：“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灵帝时，吕强上书称：“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公族”被列于“外戚”、“中官”之后，在时人眼中已是朝廷权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门数“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坚。

三、世家大族的本质特征 

上述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其成员不畏权势的政治勇气及窦、阎兴衰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

汝南袁氏就是这样。袁安“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灵帝时，“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而袁贺之子袁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也。”闳弟弘则“耻其门族贵势，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

弘农杨氏更是这样。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所举茂才王密曾“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惭愧而出。有故旧长者劝震为子孙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及弹劾外戚宦官，又毫不畏惧，宁死不屈。杨秉亦“以廉洁称”，在位“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秉乃条奏牧守以下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宦官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参惶恐，道自杀”。杨赐和杨彪也都有与外戚宦官斗争的事迹。赐曾上书指斥“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彪曾揭发宦官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杨奇与灵帝的一段对话，更生动反映出杨氏的门风。帝问奇：“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孔融说杨彪“四世清德，海内所瞻”，非夸张之辞。

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如桓荣子孙，“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王龚“劾奏贪浊”，“好才爱士”，“深疾宦官”；子王畅“以清实为称”，“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种暠“有财三千万”，“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并曾弹劾外戚梁氏及宦官父兄子弟为官“残秽不胜任者，免遣案罪”；子种岱“富贵不能回其意，万物不能扰其心”。陈球拒纳货贿，纠举豪右，抵制宦官；子侄“并知名”，侄孙陈登“处身循礼，非法不行”。黄香“祗勤物务，忧公如家”；子黄琼“不阿梁氏”，“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琼孙黄琬“显用志士”，被“陷以朋党”。李郃“有忠臣节”，曾预言窦宪“不修礼德，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子李固“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被梁冀陷害至死；孙李燮“廉方自守”，“世称其平正”；侄李历“清白有节”。

这些世家大族的门风，正合刘秀所揭举的“忠臣”标准及时人心目中的“良吏”形象，因而得到舆论的好评。桓灵之际，宦官势力猖獗。士大夫和太学生发起清议运动，“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他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又“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宦官杀了“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顾”巴肃、范滂、尹勋，“八及”翟超、“八厨”刘儒等，使一批已经兴起或即将兴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杀，但清议的鼓噪与张扬，也使“忠臣”“良吏”的形象更加鲜明，使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门风得到更普遍的认同。

陈蕃曾向桓帝举荐豫章徐稺、汝南袁闳、京兆韦著等人，帝问曰：“徐稺、袁闳、韦著谁为先后？”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言下之意，“卑薄”之地人才难得，“礼义”之乡人才较多，以“公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则有最好的教育条件和礼法门风，因而是培养“忠臣”“良吏”的最佳场所。颍川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其母乃李膺之姑，故膺祖太尉李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也将钟瑾的品格作风看作家族教育熏陶的结果。

东汉世家大族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特征。对此，学人已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研究。本文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陈蕃、李脩所揭示的家族教育功能，也是世家大族的特征之一，甚至是最本质的特征。因为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世家大族同一般权贵、豪族、学者有了区别，也使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的转变及门阀制度、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了能为社会和历史所接受的基本理由。

本文原载《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