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当代中国史学，文风问题已经成为史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史学著述体例的教条死板，语言文字的佶屈聱牙，材料征引的连篇累牍，文气的窒碍不畅，窒息了史学论著的生命力，极大地影响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化传播。史学论著与论文的难以卒读，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严重地败坏着史学的声誉。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来说，文风的改变，已是刻不容缓！其实，我们很早就发出过这样的呼吁。2001年，《史学月刊》在创刊50周年之际，曾经发表题为《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建设21世纪新史学而奋斗》的编辑部文章，满怀信心地展望21世纪新史学，并对新世纪史学的文风问题提出期望：

　　21世纪新史学，应该不再拘泥于著作形式的传统模式，使其在体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变得更活泼，更生动，更具有文采……在语言风格上，为着客观和真实，历史著作总是摆出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孔，没有诙谐和机智，没有激情和幽默，似乎惟此才能显示其作为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在这样的史学规范的引导下，我们看不到像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的历史著作，也看不到像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那样的历史论文，甚至也看不到像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那样的史学文章。史学著作应该开放，应该有思辨的机智，饱满的激情，清新的语言，鲜活的文风。21世纪新史学应该在史学论文的学术风格和语言风格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

　　但遗憾的是，这一改善文风的呼吁，丝毫没有引起学人的关注或重视，史学著作体例死板、语言枯燥、文气不畅、缺乏激情的状况，依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愈发严重。这个问题，需要从史学理论的层面作出探讨。

　　史学论著如何才会有文采？除了一般性的强调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提升文学修养之外，笔者想从理论或观念的角度提出几个问题，以供研讨。

　　一、史学研究也需要形象思维

　　在学术史上，人们曾经关注过形象思维的理论问题，有过承认或者否认其存在的不少讨论。其实，形象思维的存在与否，不是一个理论性问题，而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人们通过对一种形象的把握去认识或感知事物的本质，是一种正常的认识方式；通过一种形象或者形象性的文字描写，表达一种思想或观念，也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方式。这足以说明形象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存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是，在承认形象思维之后，依然对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某种偏见，即在不少人看来，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领域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或表达方式，而在其他抽象性较强的或者实证性较强的学科（譬如哲学或历史学）领域中，则并非适应。应该说这是一个顽固的偏见。

　　历史学作为一种实证性学科，一种靠证据说话的学科，就不能有形象思维吗？或者说形象思维就不重要或不能产生积极的思维成果吗？《史记》其实就是大量使用了形象思维而成为不朽之作的最好例证，而《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的代表性作品，则是举世公认的。譬如《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描写，就是形象思维的一个很好例证。司马迁将项羽的个性特征展示得丰满而鲜明：

　　项王军壁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项羽身临四面楚歌时的缠绵悲歌，“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悲天徒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慷慨赴死，以斯首付马童的悲怆义德，一个高大且自负、败亡而不悔、临死而不屈、威武而多情、充满复杂情感的英雄形象，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展现。这段历史叙述，没有伦理说教，没有道德评判，没有历史分析，但传递给人们的关于项羽的认识，则是真实的，可以感知的。《史记·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评价项羽说：

　　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这段从历史理性出发所作出的历史判断，他所表达的历史观点，其实在前边的具体叙事中，已经真实地传递给读者。即使没有这段评价，人们对项羽的看法，大体上也可以达到这种理性认知的程度。可以说，前边所使用的形象思维，是可以达到一种比较准确的思维成果的。然而，这种形象思维比纯粹的理性分析、逻辑思维，则要生动鲜活不知多少倍。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加入形象思维，是不是可以成为改造陈腐学风的一条途径呢？

　　当然，在历史叙事中加入形象思维，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的，譬如形象描述与客观描述的关系，如何合逻辑地推测、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必要的心理描写是否属于历史的真实，等等。其实，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有些问题不是一个真伪的问题，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面对形象思维在史学研究中的合理性应用，人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观念性的转变呢？

　　历史现象的存在，本来就是有形象的，是具化的，是有真实的样态的，那么对于历史本真的探讨，为什么不能尽可能去恢复其样态的生动逼真呢？这应该被看作是正当的，而这就是在运用形象思维。其实，历史研究或历史写作，并不是能不能运用形象思维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是如何将对历史的理性认知变得更加具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形象思维的运用，并不必然地违背客观事物的真实性表达，而恰恰是在向真实的复归。没有形象思维的运用，没有对历史事物的具体样态化描述而得到的历史认识，充其量也只是理性的真实，本质的真实，而不是尽可能完全的真实。形象思维是复原历史之真不可或缺的思维形式，历史研究不能排斥形象思维。

　　二、历史学家需要有高尚而饱满的情感

　　历史学研究中是否应该有情感因素的渗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总是强调历史评价不能渗透个人的情感和好恶，要人们摒弃情感因素，最大限度地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扰。这几乎是无须论证的问题。但是，人类是有情感的物种，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没有情感的动能。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伟人、甚至是终生从事高度抽象之哲学思考的人，也并不排斥人的情感因素，并都积极地加以肯定。譬如：

　　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黑格尔说：“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因此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史的经纬线。”

　　恩格斯、列宁、黑格尔都是哲学家，他们对人类历史活动中感情因素的强调，大概是自身从事哲学研究的真实体验。的确，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包括科学探索和哲学研究这样的理性思考，都是靠情感因素推动的，情感因素是人类历史活动最本源的动力因素之一。历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也是需要饱满的情感来支撑的。

　　史学研究者需要的情感，是对现实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民族未来的深切关怀。你深深地爱着这个民族，你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并因此而关注他的现实发展，关注他罹患的灾难，为改变他而倾注你的全部精力与情感。于是，你就会深入社会而发掘选题，使你的研究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古今中外的史学史都可以证明，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学术选题，还是他选择的研究领域，甚至他终生从事的历史研究事业，都被情感因素所驱动。

　　在明清史研究领域，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1963年《清代通史》下卷出版，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萧一山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三卷五册四百多万字的经典巨著，凭借的就是热爱祖国的炽热情感。陈捷先在介绍《清代通史》的文章中说：

　　萧一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发愤撰写《清代通史》时，就说他因看到日本稻叶岩吉的《清朝全史》“观点纰缪”，而国人又无完善清史之书，他觉得这是“吾国士林之耻”。甚至到二十年后，他在出版简明本《清史大纲》时，还强调《清代通史》早年问世后，“国人始有研究有清一代之典章文献者，乃不致为邻邦学人所姗笑”。可见萧先生对清史研究以及著述清史，都是在一种强烈民族自尊心与时代责任感之下从事的。他自幼就在治公羊学的父亲教导下，必然有儒家传统的夷夏之防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到他就读高中与大学的时代，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内则军阀割据，外则日本侵略加剧之时，民族精神在他心中茁长，亦属必然。研读与撰写清史的过程中，他遇到的又都是民族纷争与中国不断遭到列强凌辱的史实，哀国伤时与救国图强之心难免会油然而生。《清代通史》上卷出版后，他携书敬谒孙中山以及以后与蒋介石讨论清史上若干问题，显然是他想以历史研究来阐发民族大义，实现他的经世思想。

　　萧先生最初发愤著述《清代通史》，就源之于他要雪“吾国士林之耻”，要为中国学界争气，要撰著中国人自己写的清代历史的炽热情感。而几十年不能释怀，要坚持以一人之力完成四百万字的巨著，在几十年的写作过程中，也都是把民族精神作为他强烈的支撑，“都是在一种强烈民族自尊心与时代责任感之下从事的”。情感因素是他几十年持之不断撰著清史的动力因素。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享有盛誉的刘泽华先生，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辟，更是被强烈的情感因素所驱使。根据刘泽华先生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中国社会王权专制主义强大惰性的深刻体验，感受到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对民族历史造成的深重灾难，必须把清算专制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泽华先生多次谈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

　　或许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但我不是；也或许有不要思想的纯学术，但我也不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就我们民族的整体观念而言，还远没有从中世纪走出来。“文革”固然是有人发动的，但闹起来后何尝不是民族观念的一次大展现。诸如“生为某某的人，死为某某的鬼”，“三忠于，四无限”等等，就是普遍认同的一种意识。更为悲惨的是，许多被打倒的、被折磨致死的“老革命”，最后竟是要“紧跟”之类的遗嘱。这些思维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根据。

　　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主体仍然遗留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大众心理之中，仍然左右着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帝制政治形式早已被历史抛弃，而专制主义的种种政治弊端，诸如个人专权，个人崇拜，言论和思想专制，官僚主义及与之俱来的贪污腐败等等始终阴魂不散的重要原因。

　　刘泽华先生很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本质，认识到传统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余绪在现实中国影响很大，而中国学者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帮助现实中的人们，认识古代中国的这个基本国情，从古代专制主义的阴霾中走出来。这是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怀，是一种民族之大爱。他就是为这种大爱所激励，为强烈的政治情怀所驱使，选择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个充满艰辛而在当时还有某种风险的学术领域。

　　2005年，刘先生在一本书的《序》里说：

　　我有必要作一个自我表白：我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心地阴郁的恨世者，一个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专意要跟伟大传统过不去，决意为中华文明抹黑。相反，我爱这个国家，爱我们民族所创造的所有伟大和美好之物。只是，我强调的是，在开始大规模的新文化建设时，我们还有太多的基础性清理工作要做。我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所以要对她衰颓的经络痛下针砭，对她久疴的病灶厉加刀钜。我希望她保持对现实的警觉，通过自我批判维持日进日新的健康机能，而不是在自我粉饰的辉煌里沉溺不返。我相信，我们的看法离历史事实不远。即便天荒地老而世不我知，也无怨无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正是“我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所以要对她衰颓的经络痛下针砭，对她久疴的病灶厉加刀钜”这样伟大而崇高的情感，驱使刘泽华先生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笔耕不辍，孜孜以求，撰著了数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出版了11卷本《刘泽华全集》。检视刘泽华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对祖国对民族的炽热情感，对现实中国状况的强烈关怀，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冀，就是他的研究的全部动力！

　　情感因素支配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例子并不鲜见。著名学者黄宗智先生也曾经谈道：

　　回顾自己过去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较惊讶的是，感情，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其实比理性的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们习惯认为“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理论修养，而在我的人生经历之中，它其实更来自于感情。而且，感情的驱动，区别于纯粹的思考，也许更强有力、更可能成为个人长期的激励。

　　情感因素不仅支配着学术选题的开发，学术方向的选择，支配着历史学家整个的历史研究过程，而且也可以说，历史学家只有抱持饱满的高尚的情感，也才可能使自己的写作富有激情而文采飞扬。我们呼吁历史学作品要有文采，而文采就源自于激情。只有当那些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时代性问题成为我们的选题的时候，历史学家才会被高尚的动机所激励，被伟大的使命感所驱使，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倾注在研究中。而当历史学家被某种伟大的动机激励起来的时候，也才可能激情四射，才情飞扬，使在键盘上跳动的文字，充满动感，流畅而富有文采。其实，历史写作也和文学创作一样，是需要有激情的。

　　就笔者个人的研究、写作实践说，也是如此。笔者几十年间所写下的作品，真正能使自己有所回忆、聊以自慰的，也是那些充满激情的写作。我个人写作经历中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是2001春写作《当代文化建设四题》一文。当时是接到《文史哲》编辑部的邀请，参加他们于2001年5月举办《文史哲》创办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拟定的讨论议题是“关于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看到他们定的这个议题，我真的十分惊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对改革的非议之声一直没有歇息，对改革带来的社会道德、文明的变化，更是一些人非议的重点。改革开放，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带给中国社会的究竟是精神文明的堕落，还是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容错判。而编辑部拟定的讨论题目本身，就是以判定“人文精神失落”为前提的，这使我无法接受。

　　那年我年近五十，无论是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对中国历史的认知，都使我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几乎没有个体人的一席之地。个体人的价值和地位，个体人的人格尊严，个体人追求幸福的天然权利，统统被政治的专制性和文化精神的社会性所抹杀，在这种文化体系中，“自我”是个否定性的概念。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狂热的斗私批修年代的人，对自身文化的这一属性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个体人的被扼杀，“私”字的被污名化，使作为个体人存在之表征的“私”“我”“个人”“自我”等字词概念没有存身之地。我们这个社会中本来就没有培养起真正的人文精神，而又何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呢？

　　传统的中国文化，把作为个体人表征的一切凝聚为一个“私”字而加以剿灭。从“存天理、灭人欲”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数千年间这样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而正是改革开放才带来了人的解放，使我们开始正视“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集体的人，不是“民”）的问题，给“私”的正当性开辟出一席之地。有了“私”，有了人的解放，才释放了创造的活力，才有了短短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怎么就人文精神失落了呢？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判断，我们必须为几千年所贬斥的“私”字正名，必须去历史地肯定和迎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的解放。

　　为“私”之正名，为改革辩诬，为中国历史来之不易的进步而清理杂音，我被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激励着。那段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使我激动不已，大概是三月份的一个早晨，思绪喷涌，在键盘上一气呵成敲出了下边的文字：

　　我们需要为“私”字正名。“自私”是人的天性，“欲望”是创造的源泉。正是在追逐财富的欲望，鼓起了人的生命的风帆。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生命的所有能量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活力，看到了保护财富合法获取的自由平等的要求，看到了享受财富的幸福，看到了人生的艰辛。正是追逐财富的奋斗历程中，充分地展示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私”字这个怪物，是最具活力的因素。它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加速度地膨胀，并永无止息。它要挖尽人的一切潜力，推动人去奋斗，去创造，去攫取。社会的活力，社会的生机，社会的繁荣，都依赖它而出现奇迹。私欲的膨胀，一方面亵渎了一切古老的神圣的东西，摧毁了那个虚幻的集体人格，带来了人的空前解放；另一方面，也带动着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这里，正应了恩格斯那段名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如此看来，“千百万人活跃起来，奔向经济大潮，奔向钱、性和财富”的“物欲横流”，并不是什么罪过，它一方面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一方面又真正促成了人的解放……实在说，笔者自己并不过分地崇尚财富，也并不情愿过多地赞颂这些东西；但是，面对过去那个完全戕灭人性、戕灭人的欲望和创造力的时代，对于那个丝毫没有人文精神可言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有经济的冲击力，需要鼓起人们欲望的风帆。我们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社会，实在太需要经受一个物欲、商品、经济社会的冲击和洗礼。如果不如此也能有民族的新生和进步，我宁愿去诅咒人的不受遏制的贪欲。但是，从民族的发展出发，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我们目前对自私和贪欲，则不能不持这样一种历史的态度……我们不寄希望于通过口诛笔伐来革除人的贪欲，或者通过什么改造世界观来“净化人的心灵”，而只希望通过法律的调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我们主张仅仅用法律作为社会活动和人的行为的调节器，至于人们的心灵领域，则应留下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 

　　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冲出千年束缚的冲动，也跳动着为改革呐喊的心声。我不敢说这样的文字就有文采，但被强烈的情感所驱使而一气呵成的文字，其通畅而抒怀，则是达到了我个人的较高境界。

　　当然，情感也有不同的属性。鲁迅说：“‘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此话可谓至理名言。不同的人生体验，决定了每个人不同的情感世界。在历史学家的情感世界里，应该涌动着历史的情怀，即站在历史的立场上，关注历史进步的向前向上的运动，关注历史进程中人民的福祉，关注现实人类的苦难和命运。历史学家应该把对人民命运的关怀和对未来历史的期待，倾注到研究实践之中，使我们的历史写作成为真正的激情写作，而不是利己主义的功利性活动。功利性活动会有动力而不会有激情，只有对现实社会运动强烈关怀的高尚情操，才可能激起充沛的情感，才可能荡漾起写作的激情，才可能激起认知活动的火花或灵感，而使笔下生花。

　　笔者提倡激情写作，重视情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中的作用，但并不忽视情感的非理性认知属性。三十多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论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一文，认为在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中，情感要素属于非理性因素，在肯定或张扬情感的认知作用时，还应该把它放在理智的基础上。笔者写道：

　　人类的情感世界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且情感的显现又往往渗透着主体的社会性意识，并因而在历史认识中发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有时候，过于强烈的情感，会造成主体对客体不真实不全面的反映。因此，这种情绪色彩，并不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内在的组成部分，情感在认识活动中潜在地发生作用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在主观上的努力，只能是尽量把它放在理智的基础上。

　　三、历史研究需要有想象力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所以，实证性是其基本特性，所有的结论、认识，都需要坚实的事实基础。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但是，充分实证性的学科，一种事实性的研究，是不是就不需要想象力呢？是不是就一定与想象相排斥呢？

　　答案是否定的。

　　科学想象是一切创造的基础，历史学也不能例外。

　　王尔敏在《史学方法》一书中讨论历史“解释”，专门列了“想象”一目，论曰：

　　史学研究，学者自接触史料起，即无时不以想象为其取材、选题、分析、判断与解释之工具。即使处理单纯史料，亦必多少取借想象之力。甚至考证辨伪，亦不能完全摆脱想象。盖凡为研究学问，如被发现其成为问题而须加以解决者，其启念之始，即是依据想象而产生。就实质言之，所有学问，无不如斯。

　　按照王尔敏的说法，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想象。笔者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试约略论之。

　　首先，对于历史学研究选题的提出和确立，想象是一个诱发因素。史学研究是从想象开始的，只是以往我们没有去正视这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当研究还没有进行，当资料还没有占有，我们凭什么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凭什么认定这个选题值得研究？凭什么确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而不是另外的什么问题？这其实就是我们对所选定的问题有了某种想象，在想象中判定它会有某种研究的价值，在想象中感觉到它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正是这种想象指引我们开始自己的研究。尽管在研究的进程中，随着所掌握的资料的变化，随着对逐渐丰富起来的资料价值或资料内涵的判断，我们可能会改变最初的想象，甚至会推翻最初的想象性判断，得出和最初的想象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是从最初的想象开始的。没有想象，任何研究都不会发生。

　　其次，历史学家要靠充分的想象力去填补历史的细节，去完成事件发展的合逻辑的情节叙述。不少史学理论学者都谈到过这个问题。杜维运说：

　　历史上很多地方是割裂的，是不连贯的。资料的残缺不全，促使这种情势出现。所以一部上下数千年绵延发展不绝的连贯性的历史，实际上不存在，其连贯是出于史学家的想象。这种想象，在史学上是一种建设。

　　英国学者约翰·托什也明确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试都是以想象力的发挥为前提，因为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学家会一再遭遇资料中的空白，它们仅能通过历史学家非常熟悉地掌握残存资料，以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有一种“感觉”或直觉来加以填补。动机和心态问题经常在这类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遥远，用来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

　　可以说，这是一个史学常识。历史留下来的资料总是残缺不全的，不仅是遥远的古代，即使是近代甚至现当代，材料的丰富性也总是有缺陷的，历史留下来的可供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对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本身的丰富性来说，总是有缺陷的。于是，有些历史发展的过程和链条，就需要有合理的想象来填补；有些事件的细节，就需要有想象力将之丰富；有些历史人物在关键事件或时刻的复杂心理，就需要有想象力去推测；有些历史场景，就需要有想象力去做复原性描述。如果离开必要的历史想象，历史叙述将干瘪、枯燥到难以想象，甚至历史事实也呈现出令人难以面对的千疮百孔。

　　英裔史家麦克·史丹福在其《历史研究导论》中，谈到历史研究中历史想象所可应用的五个方面，说：

　　史家于五个方面需要意象。（1）为能于往昔景象有视觉感。（2）为了自固定点有所推论（……）。（3）为了放置反面事实（counter-factual），该者所涉及的包括拟想曾经发生何事，以及评估实发生事物的重要性（或非重要性）。（4）为了诠释……（5）为有所洞识。崔渥－若帕（Trevor-Roper）曾说：“即是史家意象……乃能洞悉变迁的幕后动力。

　　这几乎是涵盖了史学研究的所有层面和这一认识活动的各个环节。但是，对于本文的主题，对于要解决史学著述的文采来说，历史想象力的发挥，主要的是要解决填补历史细节的问题，是如何让历史叙述变得更具体更生动也更圆满的问题。离开了历史想象，历史叙述是无法生动起来的。古今一切优秀的历史著作，其生动逼真的历史描述，在运用想象力方面，都留下了经典性的例证。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中的第一编《原始社会》，大部分文字都是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而靠想象力完成的。请看作者关于中国猿人生活场景的描述：

　　中国猿人住在龙骨山的天然山洞里，这里可以避风雨、防野兽。他们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时期，随着洞顶的不断坍陷，洞底不断被填高，他们还在洞里找可住的部分；直到洞被填得不能居住的时候，他们才迁走了。山洞的东边是一条小河，一年四季流着从山里下来的水。小河的两岸生活着水牛，偶尔有水獭和大河狸出现。河滩上的砾石，正是中国猿人制作石器的原料。中国猿人和生活在这里的野兽都要到河边喝水；他们就依靠群力，猎取来河边喝水的野兽；河两岸也就成了他们狩猎的场所了。

　　如果不是靠着想象力的发挥，这样的历史场景该如何描述呢？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有晋灵公使鉏麑刺赵宣子事：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晋灵公君德有失，赵宣子多次进谏不听，反而派鉏麑去刺杀赵宣子。结果，鉏麑看到恭敬勤政的赵宣子之后，有了激烈的心理冲突，最后放弃刺杀赵宣子的行动，自己触槐自杀。文中鉏麑的内心独白，当然是作者想象出来的。这段历史记载，被著名历史学家陆懋德先生作为案例，在其《史学方法大纲》中作出分析：

　　任何事实之起始、变化及结果，其过程及层次皆极为复杂，非人类之观察考证所能完全窥见无遗，且有时多有遗漏（missingfact）。大抵吾人之观察某事，不过只能得其重要关节数点，其余皆是用自己的推理（reasoning）作用，以联贯之及补充之。不然，只是片断的事实，而不是完整的事实。举例如下：

　　譬如左传宣三年记晋灵公使鉏麑刺赵宣子……吾人试思此刺客既未被捕，又当场自杀，可知当时无人窥见。既无人窥见，则此刺客之一段言论，更不能有人闻知。此因作书者以为刺客既未刺人，而反自杀，其中必有一番心理变化，故不妨用自己的推理作用，代为补充数语，以完成此段史事……而无此则不能使记载圆满。此例在史书内所在多有。如慎用之，尚无大碍，如滥用之，则流为失实。

　　陆懋德先生所言之“推理”，即本文所谓“想象”。《左传》作者对鉏麑放弃刺杀赵宣子的心理分析，完全出自想象。但有了这样的想象，不仅使历史记载有了完整性，也使历史叙述更显得真实和生动。当然，陆懋德先生也指出了这种推理或者想象不可滥用。

　　那么，像这样出于一种历史想象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判断呢？如果说它是绝对的客观的真实，当然是不可相信的，像鉏麑的内心独白，是不可能留下任何文字材料的，只可能是作者的想象性推理，最多是合乎逻辑的想象性推理。但是，如果作者理解当时的思想语言场景，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也了解鉏麑个人的思想或人格，作出这样的想象性推理，就会具有可以相信的真实性，符合一般思维的常理常情。这种真实，不是客观真实，但却是合逻辑的真实，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思维逻辑。

　　罗素曾经谈到对史学著作中这种想象力所发挥作用的看法：

　　不久前，我在《剑桥古代史》中读到了有关芝诺比亚的事；很遗憾，书中把她写得极其枯燥无味。我模糊地记起在吉本的书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查到了这一段。这位专横的夫人立刻变得活灵活现。吉本对她已经有了好恶之感，而且想象出了生活在她的宫廷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他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写的，而不是只怀着记述已知事实的冷静的愿望去写的……但是不知怎么，尽管有着这种局限，吉本对他所论述的、贯穿了几个世纪的事件的发展，却使人有一种非常逼真的感觉。

　　罗素从理性出发，知道此类描写有着种种局限，但很是“有一种非常逼真的感觉”，他认为想象力的发挥是具有合理性的。

　　历史学家靠着自己的想象力，填补了历史叙事中的某些缺环，增强了叙事的完整性，也使叙事更显流畅和生动，给读者以历史的在场感、真实感。但是，历史想象却在本质上区别于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历史想象依托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知识基础和对历史场景的理性认知，而保障历史想象的合理性。这些依靠想象而填补的历史缺环，所描述的历史场景，有着合乎历史逻辑的真实性。杜维运说：

　　以学术的基础而言，历史想象的悠然出现，需要颇为深厚的学术作基础。不然，将流于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的幻想。想象魏晋南北朝时代玄学家的谈辩之风，要对此一时代重要玄学家的生平与作品，有一番认识。想象明末清初有奇节之士的故国思想，最低限度读过邵念鲁的《思复堂文集》或全谢山的《鲒埼亭集》。

　　所言极是。所以，历史想象绝不是脱离特定历史场景的天马行空，它仅仅是对历史场景的合逻辑合理性的历史复原，具有一般历史认识的可靠性、真实性。历史学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四、结语

　　历史学需要文采，这一呼吁成为学界共识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从根本上走出史学文风呆板的困境。一般性地强调史学工作者提高文学修养，提升语言文字水平，这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观念上的突破，没有对历史著作文风问题深刻的理论反省，还是固守历史叙事的所谓实证性、客观性等传统观念，排斥在历史叙事中对形象思维、历史想象等思维形式的运用，不承认情感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正当地位，要最终解决史学著作的文风问题，要想使史学作品变得富有文采而宜于传播，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