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泾阳沿革与《诗·小雅·六月》

历史上曾有两个以“泾阳”命名的县。一是至今仍沿用“泾阳”之名的陕西省泾阳县，一是今天的甘肃省平凉县，汉代时也曾称泾阳县，隶属安定郡（郡治今宁夏固原）。两个泾阳县一位于泾水发源处，一位于泾水下游。古代将山南水北称阳，[1]故两县以“泾阳”为名，显然与两县建于泾水北岸有关。

然而，“泾阳”之为地名，却远早于汉代。描写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北伐猃（古多作“玁”）狁的《诗·小雅·六月》中便出现了泾阳的地名。此后，据《史记》记载，秦灵公在位（公元前424—前415年）时曾以泾阳为都城，[2]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则以泾阳封其弟嬴市，称泾阳君。[3]关于周宣王至秦昭王时“泾阳”的地望，历史上一直有争论。一说为今甘肃平凉，一说是陕西泾阳（详见后文）。

西汉时在今陕西泾阳设置了池阳县。《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属县有“池阳”，本注：“惠帝四年置。巀嶭山在北。”[4]汉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地理志下》同时记载安定郡下设有泾阳县，本注：“幵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5]安定郡置于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与汉武帝北伐匈奴胜利有直接关系。当时同时设置的还有天水郡。泾阳县很可能也设于这一年。

据《元和郡县志》，北魏废池阳县，在此地设咸阳郡，前秦苻坚重新设立泾阳县，隋文帝罢咸阳郡，将泾阳县归咸阳郡管辖，属雍州。[6]此后虽有小革，但泾阳县制相沿至今。

那么，周宣王至秦昭王时的“泾阳”到底在哪里？为何历史上会出现两个以“泾阳”命名的县？此与《诗·小雅·六月》有密切关系。

《诗·小雅·六月》原文：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据王国维说，猃狁是先秦时期居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7]周宣王时，猃狁逐渐强大，开始不断侵犯周的疆域，于是，宣王派大臣尹吉甫出兵讨伐猃狁。[8]《六月》诗即为此而作。

《六月》中出现了焦获、镐、方、泾阳、大原等地名。据王国维考证，猃狁出入之地见于《诗》者，共有六处。[9]其中《六月》就出现了五地。关于五地之地望，除焦获外，历来争议颇大，乃至纷争两千余年。

《尔雅·释地》“十薮”中“周有焦护”。东晋郭璞注“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10]《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京兆府·泾阳县》认为其具体位置在今泾阳县西北仲山至瓠口之间：“焦获薮亦名瓠口，《尔雅》十薮，周有焦获。《诗》云‘猃狁匪茹，整居焦获’，即谓此也。按韩水工郑国说秦，令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即所谓郑、白二渠是也。”这一说法为学者所接受，为定说。

关于镐，众所周知，西周自周武王灭商后即定都于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亦称作镐京。但东汉郑玄认为《六月》中的镐不是指镐京，镐和方都是距镐京千里之远的北方地名。其曰：“镐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猃狁之来侵，非其所当度为也，乃自整齐而处周之焦获，来侵至泾水之北，言其大恣也。”[11]这一说法为后代多数学者所认同。唐代颜师古更明确说：“镐，地名，非丰镐之镐。此镐及方皆在周之北。时玁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吉甫薄伐，自镐而还。王以燕礼乐之，多受福赐，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长久故也。”[1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也说：

“侵镐”，王肃以为镐京。王基驳之云：“下章‘来归自镐，我行永久’，故刘向曰‘千里之镐，犹以为远’。”王驳是也，其地未闻。“方”者，《出车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也。盖玁狁驻兵于泾东，游骑蔓延，遍于泾北，特未敢逾泾水而南耳。“泾阳”者，泾水之北。秦有泾阳君，汉立泾阳县，今甘肃平凉府平凉县西四十里故城即其地也。据《史记》“取焦获而居泾渭间”，是焦获非远方，为南仲所城。镐则刘向以为“千里”，是镐方非近。孔疏云：“镐方虽在‘焦获’之下，不必先焦获乃侵镐方。”其说是也。[13]

关于方，同是描述周宣王讨伐猃狁的诗篇《诗·小雅·出车》中，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的诗句。毛氏传：“方，朔方，近玁狁之国也。”“朔方，北方也。”如上所述，郑玄也将方、镐泛泛地解释为北方之地。孔颖达进一步阐释：“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尧典》云宅朔方，《尔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广号。此直云方，即朔方也。”[14]宋代朱熹《诗经集传》则认为“方”即朔方，在“灵夏等州之地”，[15]即今宁夏灵武至陕西靖边一带。

关于泾阳，郑玄注并未明确指出其所在，只是将其解释为“泾水之北”。《元和郡县志》卷二载：“本秦旧县，汉属安定郡，惠帝改置池阳县。”认为秦之泾阳县，在汉代时属安定郡。《长安志》卷一七《县七·泾阳》更明确说在今甘肃平凉：“泾阳县，本秦旧县。《史记》秦昭王弟封泾阳君。案今渭州平凉界泾阳故城是，汉属安定郡。”后代多沿此说，如前引王先谦即如是。

关于大原，朱熹认为在山西太原阳曲县。[16]

以上是历史上关于镐、方、泾阳、大原地望的主流说法。但是很早就有学者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如前引王先谦《集疏》提到，三国魏王肃即认为镐就是西周的都城镐京。宋代苏辙《诗集传》也认为：“镐，镐京也。”并对王基用以反驳王肃的“来归自镐”做出新的解释，认为是尹吉甫“归其采邑也”。[17]宋代王质《诗总闻》则对镐、方、泾阳的说法提出全面质疑：“镐是周都，无缘与方皆为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详，在他亦未可知。焦获、泾阳皆在密迩，方何由独远，恐是方叔封邑，故因以为姓。”他认为镐就是周都城镐京，泾阳即今陕西泾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既然焦获、泾阳都在周都附近，方不可能距离太远，方应是方叔[18]的封邑，方叔因此得方姓。[19]清代黄中松撰《诗疑辨证》进一步对成说加以非难：“何前儒知镐、方、泾阳之非镐、方、泾阳，而仍引《尔雅》以释经之焦获耶？夫异地同名者实难悉数，何玁狁所居之焦获、所侵镐与泾阳，恰与畿内之焦获、镐京、泾阳相合耶？不特同其一，而三地相同？则王肃之言不可尽废。苏传以焦获为周薮，镐为镐京。（注：方未详。）而归镐为归其采邑。窃意匪茹者岂匪茹也？言玁狁孔炽如此，其心岂不思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乎？如此庶无窒碍矣。”[20]他认为《六月》出现了三个与周畿内之地相合的地名绝非偶然，既然承认焦获即今陕西泾阳境内的水泽，那么，就应当承认镐与泾阳亦即镐京和今陕西泾阳，这样理解也可以解决《六月》的叙述顺序问题，即猃狁先至西北的焦获，在那里进行休整盘踞，图谋侵犯镐京和方，一直攻到镐京近边的泾阳。

顾炎武则力驳朱熹之大原为山西太原阳曲说。他认为“古之言大原者多矣”，此诗中的泾阳既指甘肃平凉，“太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尔”。他举证说，晋阳太原在黄河之东，距周京一千五百里，“岂有冦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晋阳太原周初分封给晋国。诗《出车》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及《国语·周语上》载宣王料民于太原，是因为“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不可能行之于晋。此外，《汉书·贾捐之传》载其对策称，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叛”。如果太原指晋阳，秦在晋阳外设有雁门、云中、九原郡，“不得言不过也”。“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21]清代胡渭则据《小尔雅》“髙平谓之太原”，认为太原即宁夏固原。[22]

进入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在搜集文献及金文所见猃狁出入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证。他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灵公居泾阳为线索，指出秦德公以降以雍（今陕西凤翔西南）为都城，灵公子献公时徙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则灵公所居泾阳显然在雍与栎阳之间，因此自当在泾水下游，而不可能在汉安定郡之泾阳。此外，《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秦昭王同母弟高陵君、泾阳君，盖一封高陵、一封泾阳，当时义渠未灭，汉安定郡泾阳远在边陲，秦昭王母宣太后决不会将自己的爱子封于彼，而应当封在与高陵接壤之地。后来昭王改封泾阳君、高陵君于宛（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邓州），[23]宛、邓两地即相接，因此推高陵、泾阳亦当相接。因此秦之泾阳当为今日之泾阳县、汉代的池阳县，而非汉代的泾阳县，进而周的泾阳也非汉代的泾阳。关于镐、方、大原，他利用金文考证认为，当时猃狁已深入洛水东北，三地即当在此间。因此推测宣王用兵猃狁，最初在泾水之北，随后在洛水之阳（北），随后是洛水东北的太原，古代的太原并非专指今天的山西太原，而是兼汉代的太原、西河、河东三郡之地，秦人置郡后，才专以晋阳诸县为太原。[24]

王国维关于泾阳的考证至为有力，因此成为定说。但是，其关于镐、方、大原的说法却少有采信者，今人大多仍沿袭旧说。如《汉语大词典》“镐”字释义第2条采郑玄和颜师古说；“方”字释义第45条则采朱熹说：“周代北方地名。在今陕西、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笔者亦认为此说存在滞碍难通之处。《六月》先言猃狁“整居焦获”，表明当时猃狁势力已深入到焦获泽，控制了这一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进一步向东南进犯周疆。其前锋曾抵达今陕西泾阳，大约在此遇到了周的顽强阻截，这也就是诗所谓“至于泾阳”。它表明，猃狁东侵的路线是从焦获沿着泾水北岸向东南方向的镐京进发。因此，就此诗而言，猃狁的势力不可能到达洛水之北。尹吉甫若要迎击猃狁，只能从镐京向西北进发，首先在泾阳进行拦截，然后沿着泾水北岸逆流而上，至焦获捣其巢穴。如果向东北方向出击，则南辕北辙，不可能与猃狁遭遇，因此，镐、方、大原不可能在洛水东北。前文已述，王国维认为猃狁是戎、狄、胡的前身，此说当不误。然而，无论是猃狁也好，还是戎、狄、胡也好，都不是指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构成。因此，史籍记载的猃狁出入之地未必是指同一支。故王国维以金文证猃狁曾到洛水之北，虽可信，但却未必与此诗的地点有关。

笔者同意前贤关于镐为镐京的意见。既然焦获、泾阳均为周畿内之地，且与当时之地名相合，因此，很难想象镐是与西周都城——镐距离较近而又同名的地方。而且，从猃狁侵攻的路线来看，其目标恰恰是周的都城镐京和方，故诗云“侵镐及方”。王基曾以“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和西汉刘向所说“千里之镐，犹以为远”为据，驳王肃镐为镐京说。刘向为西汉末年人，距周宣王时已近八百年，其说未见有所据，因此不足为信。而按照苏辙的解释，“来归自镐”并非指尹吉甫从远征地“镐”归来，而是从镐京回到自己的采邑。这一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诗第五章“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已明确说尹吉甫征伐之地最远至大原，此句后接着的“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是歌颂其成功的诗句。其后句“吉甫燕喜”的“燕喜”当指庆功宴无疑，随后的“既多受祉”是指他受到了周王的封赏，因此，庆功宴应当是周王在镐京举办的，专为迎接庆祝尹吉甫得胜还朝而设。那么紧接着的“来归自镐”则是描述庆功宴后，尹吉甫从镐京回到自己的采邑，自己举办喜筵，招待“饮御诸友”的情形。

以往学者认为方就是朔方，当无误。但从《六月》的叙述来看，它应当在周近畿，而不会是距镐京甚远的北方之地，因此不可能在汉代所置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而朱熹所说今宁夏灵武至陕西靖边一带亦过远。

顾炎武关于泾阳即汉之泾阳的观点虽不可取，但其对太原为山西阳曲说的反驳却令人信服。据《后汉书·西羌列传》载：“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25]此事亦见载于《竹书纪年》。[26]尹吉甫伐猃狁所至太原，当即此太原。山西阳曲居于晋国中心地带，周穆王不可能将犬戎迁于此。《西羌列传》载周夷王和周宣王时均曾伐太原戎，而晋在周宣王时也曾“败北戎于汾隰”，此可证周虽为天下共主，但在政治与外交等方面，与晋等诸侯国仍各自独立。当时晋国面临的戎狄之患当为北戎。

从猃狁入侵的路线看，其所居地或在泾水上游，因此，当他们受到周的阻击，应当是向上游撤退。从历史沿革来看，大原或即在今甘肃镇原至宁夏固原一带。镇原，汉代称临泾县，属安定郡。固原在汉代称高平县，亦属安定郡，并为郡治所在。据《太平寰宇记》，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在这一带设置原州，“盖取髙平曰原为名”。[27]

将上述考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周及秦时的泾阳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周时为邑，秦时设县，汉惠帝四年因故将其改为池阳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在今甘肃平凉另设泾阳县，属安定郡。第二，《六月》的镐指周都城镐京。方亦名朔方，为镐京附近的大邑。据《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春正月，卫青、李息等北伐匈奴胜利，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置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治今内蒙古五原）郡，次年修筑朔方城。[28]则汉武帝时设置的朔方与周的朔方相距甚远。

由此我们注意到，汉时的地理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的郡县设置，与周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在后代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校正。如前所述，前秦苻坚时在今泾阳重新设县时，即未采用汉的池阳之名，而是使用了泾阳的古名。

池阳县名的来历，史焉不详。《汉书·地理志上》颜师古引应劭曰：“在池水之阳。”[29]但是此池水到底指何，历代均无详解。因此，现在已无从查考汉惠帝将泾阳改为池阳的原因。然而，汉武帝时在甘肃平凉设泾阳县，却很可能与诗《六月》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汉武帝在河套地区设朔方郡以及刘向对镐的理解得到间接证明。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武帝因卫青大败匈奴，夺取河套地区，封卫青及其校尉苏建等为侯，并命苏建修筑朔方城。武帝在颁布的诏书中便引用了诗《六月》和《出车》：“《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30]战国以来史籍中未见有“朔方”的地名，因此，上述记载可以力证武帝以朔方名其郡正是为了比拟周宣王伐猃狁事。

《汉书·陈汤传》载，汉元帝时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擅自矫制出击北匈奴，斩杀郅支单于，许多大臣因他们“擅兴师矫制”，反对给他们封侯褒奖。刘向上疏为他们诉冤时，引用《六月》诗，以周宣王封赏尹吉甫事作比喻，说：“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31]如前所述，刘向的这一说法对后代理解《六月》的地望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代人既然将朔方和镐理解为距离周镐京千里之远的地方，那么，对于《六月》中的泾阳和大原自然也不会理解为周近畿之地。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汉武帝在甘肃平凉设县时便采用了泾阳的古名。汉惠帝四年将泾阳改为池阳，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很显然，汉代人对《六月》地望的理解是基于当时人对周疆域以及历史的理解之上的。由此我们注意到，汉代人极大地夸大了周的疆域和势力范围，周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带有眩目的光环。关于这一点，如果将其放在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思想变迁的历史中去认识，会得到更好的理解。自孔子以来，不仅其倡导的儒学思想的影响日益加强，其崇周的观念也日渐深入人心。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保留有限，春秋时人们对周的认识已相当粗阔而模糊。崇周的观念致使战国以来对经典的解释越来越夸张，至汉时则达到了顶峰。这一思潮不仅仅影响到当时人对历史及其观念的认识，也深刻地影响到汉代的现实政治。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往已经从各种角度加以论证，而本文关于泾阳沿革的小考证或许可以为其对地方行政建制的影响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二、泾阳水老与历史上的父老、三老

彭树智先生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三渠口，少年时就读于三渠口小学。泾阳籍作家白描在怀念泾阳文学家李若冰的文章《在故乡种棵树》中，曾这样描写三渠口：

在咸宋公路泾阳和三原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三渠口。醒目的标志,就是路边有棵大柳树,树身足有三抱粗,树冠遮天蔽日,洒下的浓荫宛如一方巨大的天然凉棚,卖吃卖喝的、剃头钉掌的、修车补胎的、歇脚纳凉的,便聚集在这阴凉下,成全了一派旺盛的人气……

三渠口实际上是朱、蒋、韩、白、雒五个村庄的总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流经的地方。后来在郑国渠老底子上兴建的泾惠渠,主渠道在这里分流,因而得了三渠口这个名字。给人说三渠口,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咸宋公路在早年是西安、咸阳通往铜川、延安、榆林和宋家川(今吴堡)的惟一公路……[32]

彭先生的家就在这条公路旁边，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儿时公路上常有骆驼商队往来，每到夜深人静，空中常常回荡着叮当叮当的驼铃声。

彭先生的父亲名讳彭志平（1899-1976），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四十年代初曾担任泾惠渠三渠口的“水老”。水老是历史上西北地区由乡村选举的专门负责水渠灌溉管理的人员，多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担任。

关中地区由于干旱少雨，自古以来农业主要依赖渠井灌溉，泾阳县及接壤的三原县表现尤甚。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巡抚刘蓉在劝导泾阳、三原、高陵、礼泉四县捐资修复龙洞渠的告谕——《劝谕泾阳诸县士民条约》中曾谈到：“查高陵、礼泉两县，向不专恃此渠，而民勤稼穑，垦辟渐多，民食尚足自给。惟泾阳、三原，地既硗瘠，人事复多旷废，比遭歉岁，粒食尤艰，若不急修水利，何以赡给遗黎。”[33]意思是说高陵和礼泉县不完全依赖渠水灌溉，百姓生活就可以实现自给；而泾阳、三原县则因没有水渠灌溉，土地贫瘠，连年歉收，百姓生活艰难。

泾阳县境内主要有三条过境河：泾河、冶峪河、清峪河。泾河自王桥镇谢家沟入境，张家山出谷，东南流至桃园村附近出境。县内河长77.3公里，流域面积634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18.67亿立方米，[34]占全县地表水资源的97%。因此泾阳县自古以来主要依靠引泾灌溉。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在今泾阳县泾河河段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此后历代修复，共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六辅渠、白渠，北宋的白公别渠、小郑渠、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民国时期的泾惠渠等阶段。[35]

泾惠渠是1930年在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下，由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主持修建的，1932年6月完成第一期工程，1935年第二期工程完工，灌溉面积达50万亩。泾惠渠的修建使得泾阳等四县又变成膏壤沃野。彭树智先生在其自传中记述此事道：“水利学家李仪祉兴修泾惠渠，使古老的郑白渠得到了新生，我家乡成为盛产棉粮的‘一马平川关中白菜心’。我在这块富庶地区度过了童年时代。”[36]顺带提及，1938年春李仪祉病逝，为了纪念他的治水伟绩，于右任、杜斌丞、田伯英、李仪祉的胞妹李翥仪等创办了以李仪祉名字命名的学校——“仪祉农业技术学校”，彭树智先生即曾在此读书，该校现称“仪祉农业学校”。

泾惠渠修建后，便建立了现代专业管理机构——泾惠渠管理局，管理斗门以上的输水渠道。斗门以下的灌水渠道，则沿袭了古代以水老、斗夫、渠保为核心的基层管理组织。将干支渠划分为若干段，每段设水老人1名，辖斗口若干，每斗设斗夫1人，一斗夫管辖若干村庄，每村设渠保1人。全渠共有水老人70人，斗夫320余人，渠保1750余人，全部由受益农民推举担任。[37]

民国时期的《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的《通利渠渠册》规定：“选举渠长务择文字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充。不须一村擅自作主，致有滥保之弊。”《南霍渠渠册》规定：渠长“随村庄于上户每年选补平和信实之人，充本沟头勾当”。《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村士庶会同公举，择田多而善良者充应。”[38]据此可知，当时对渠长有如下几项基本要求：粗通文字算数；家道殷实，有较多土地；公正善良；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总之是村中德高望重者。一村的渠长尚且如此要求，何况一乡的水老。1933年《陕西省水利协会组织大纲》规定：“分会设立会长（习惯称堰长、渠董或水老)一人，当选资格为：年高有德，在该会区域内有相当土地，以农为业者；熟悉当地水利情形者；非现任官吏暨军人；未受褫夺公权之处分者。”[39]彭老先生当就是因具备了上述条件，而被推举为三渠口镇水老。

《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涧渠渠册》、《普润渠渠册》等均规定，渠长每年轮换一次，但由于合适的人选有限等原因，事实上很难做到。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采访本县曾担任水老、渠长的老人后，总结说：冶峪河灌区“渠长多是乡绅，任期很长，有的长达几十年”。 [40]彭老先生的任期即不止一年。

水老的职责主要分段内和段外两块。段内主要负责监督斗门的启闭、用水的管理、征收水费等等。段外则主要负责与上下渠段协调，力求严格履行当初的用水约定。这就要求水老有非常好的协调、组织能力，有时还需要具备相当的震慑力。由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水老等能否履行好职责，对于农民来说是关乎一年生计的大事。水老也因此成为乡村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虽然在水渠修建之初，官、民各方对水渠的利用均有约定，但事实上却根本无法避免纷争，历史上关于水权的争斗屡见不鲜。据曾任冶峪河下游仙里渠灌区铁李村渠长的李镛老人回忆，当时“几乎年年月月都有水事纠纷，每逢械斗时渠长等被百姓称为‘管水的’，都要带头走到前面，并在械斗中起核心作用”。[41]彭老先生任水老时期，就遇到一起严重的与上游渠段争夺水权的事件。当时，上游渠段违规截流，致使三渠口段在农忙季节无法灌溉。段内人义愤填膺，吵嚷着，抄着锄镐铁锨等家伙，要与上游人拼命。彭老先生一面安抚乡亲，一面带人前往上游去谈判。那些日子，他总是深夜才归，满面疲惫。所幸在各方努力下，这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当渠水泊泊流入三渠口段的渠道时，乡民们一片欢欣。这一事件后不久，彭老先生便决意辞去水老一职。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让正在读小学的彭树智先生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递交上去。彭树智先生现在已无法回忆起信的原文，但他后来读到西晋人李密所写《陈情表》后，自然而然便想到父亲的请辞书。大概是为其真挚的言辞所打动，他的辞职得到镇里人的允许。他自此闲适下来，又开始从容地研习自己喜好的中医，为人免费治病。

历史上关于渠长的设置，早有记载。《新唐书·百官志》：“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津济、舩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凡坑陷、井穴皆有标。京畿有渠长、斗门长。诸州堤堰，刺史、县令以时检行，而莅其决筑。有埭，则以下户分牵，禁争利者。”[42]少府设都水监，设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河渠“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节其多少而均焉。府县以官督察”。设河渠署，“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皆专之”。唐代有河堤使者，贞观初年改为河堤谒者。每渠及斗门有长一人，掌固三人，鱼师十二人。[43]

关于水老的设置，文献中出现却较晚。清朝雍正年间撰修的《山西通志》在记录介休县水利沿革时，谈到界内有“东渠、中渠、西渠，宋文彦博引胜水作三渠，溉北张韩扳诸村田九十余顷”，本注曰：

宋文潞公始开三河，引水灌田，迤西一分为东河，转而北至石桐，分为中西两河。东西河地额六十顷，水程六十日。中河地四十顷，水程四十日……古人立程轮期，设水老人、渠长，给印信簿籍。开渠始三月三日，终八月一日。明嘉靖二十五年，吴绍曾申明前法，修筑堤防，后又有卖水买水之弊……

由此可知，介休县三渠是北宋政治家文彦博（1006-1097）主持开凿的，当时便设立了水老人和渠长制，专门负责“立程轮期”。明嘉靖时吴绍曾重修三渠堤坝，仍沿用这一制度。水老当是水老人的简称。这一称呼也透露出水老一般由年长者担任。《山西通志》同卷收录的王埴《水利碑》中也提到水老人：

西河水老人曰：石同应得西河水六分，大约于七十日之内，该用九程十一时石同应欲。中河水四分，大约于四十五日之内，该用四程五时二刻三分五厘。合中西两河之水共使一十四程四时一刻三分……春冬，水老人、渠长浇法与夏秋同，即中河多水磨至尽流处亦许折，而溉田共准过水地六百五十六顷有奇，山水不可数计。[44]

甘肃地区历史上也设有水老。清代政治家陈宏谋（1696-1771）在乾隆八年（1743）上《水利疏》，建议河西仿照甘肃省宁夏府，修葺水渠，“专官督率，合力公修”。“其平时如何分力合作，及至需水，如何按日分灌，或设水老、渠长专司其事之处。务令公同定议，永远遵行。”[45]此外，清代甘肃古浪县《渠坝水利碑文》：

各坝修浚渠道，绅衿士庶俱按粮派夫，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致有偏枯受累之家，禀县拿究。[46]

则将水老称作“管水乡老”。

泾阳县设立水老事，最早可见诸前揭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巡抚刘蓉所作《劝谕泾阳诸县士民条约》。其文曰：[47]

为剀切劝谕事，照得农田为民食攸[48]关，而水利尤地方急务。查龙洞渠，即古郑白渠故址，原属泾阳、三原、高陵、礼泉四县农田灌溉之资，比值逆回构祸，渠堤坏决，遂致混混源泉，溃流入泾，而四县民生之仰资于此渠者，顿失利赖，挹注颇微。查高陵、礼泉两县，向不专恃此渠，而民勤稼穑，垦辟渐多，民食尚足自给。惟泾阳、三原，地既硗瘠，人事复多旷废，比遭歉岁，粒食尤艰，若不急修水利，何以赡给遗黎。前经本部院檄委泾阳黄令、三原唐令劝捐经费，鸠工修筑，冀合两邑物力，规复当日旧观。嗣闻三原富绅甚愿出资襄事，愿[49]以向来水程为日过少，颇怀较计之心。而泾阳士民又执旧日规额，不为通融之计，本部院复檄西安吕守亲诣龙[50]洞渠相度工程，传集各邑绅民会商酌议，以泾阳受水旧章月得二十一日七时，而三原仅得二日一时，两相比絜，盈绌悬殊，因拟于泾、高、礼三县受水，各斗日时中均匀节缩，每时扣出一刻，按照志载日时积算，每月约共匀出三十六时以畀三原，仍令减水各斗水老农民，俟开浚后，水源畅旺之际，按时加倍灌溉，则时刻虽减于前，获利且增于旧，其处置甚费苦心，实昭公允。乃闻该士民等，颇存意见，多怀顾虑，迄今日久，仍未兴工，而时迫残腊，转盼春及，实有废时失业之虑，本部院念切民瘼，深为焦急，既传集泾阳绅士五品衔光禄寺署正于绅荣祖候选教谕吴绅乙东、举人徐绅[51]韦佩、候选州吏目姚绅履亨、候选巡检何绅光焕、候选典史怡绅立诚来署开导，劝谕再三。尚虑该邑士民，未能周悉本部院反复谆切之意，因复檄饬该绅等分诣泾阳各乡委曲劝导，亦冀我士民各怀[52]大公之心，勿存私小之见，于以下孚众志，上迓天庥。则仁厚礼让之风，尚蔼然太和翔洽之意，此则官斯土者之所乐闻而深相嘉许深相期望者也。所有劝谕各说，条列于左。

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少年时曾与曾国藩、罗泽南讲学。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爆发后，参加曾国藩、罗泽南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次年，因其弟刘蕃战死，送丧回乡。咸丰十一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将其招至麾下，任四川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石达开部转战四川，刘蓉率兵镇压，迫其投降。随后受命督办陕南军务，围剿逃至陕南的广东捻军和石达开残部。次年七月任陕西巡抚。

同治元年三月，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清廷命荆州将军骑都尉多隆阿进行镇压。同治三年春，陕西境内基本平定。此次战乱给陕西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泾阳等四县仰赖灌溉的龙洞渠遭受毁决。如前所述，泾阳、三原两县农业全依灌溉，灌溉一失，百姓生活顿陷困苦。刘蓉决定重修龙洞渠。当时三原富绅愿意出资襄助，但觉得原来约定的水程对三原不公，故提出更改水程。泾阳县人不肯让步，修建工作陷入僵局。刘蓉进行调解，主张泾阳、高陵、礼泉三县各减少灌溉时间，每月匀出三十六时给三原。他请来泾阳县的五名乡绅，让他们回去劝导县民“各怀大公之心，勿存私小之见”。

从《清史稿·刘蓉传》下列记载来看：“先是，蓉任凤邵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垦治，岁获谷数百万斛，成效甚著”；以及同治四年，刘蓉因“漏泄密折”，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弹劾，同治帝颁旨“降调革任”，陕甘总督杨岳斌上疏称“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以及刘蓉死后，陕西请求将他作为名宦进行祭祀，[53]刘蓉的劝谕工作显然取得了成效，龙洞渠得以修复，刘蓉也因此受到陕西官民的爱戴。

我们亦可从此《条约》看出，泾阳县早在刘蓉修复龙洞渠之前就已经存在水老、渠长的设置。综上，自宋以来至明清及近代，西北地区在水渠灌溉之地均普遍设置水老、斗长、渠长之制。

那么，水老或水老人一词来源于何呢？我们不禁联想到历史上的父老与三老。

先秦秦汉以来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词，即“父老”。有时也称作“耆老”、“长老”。对此，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氏曾进行过深入探讨。[54]《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悌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55]与“父老”相对的词是“子弟”。父老是乡里中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他们为里民推举产生，负责里中的公共事务，如主持社祭、求雨、止雨等仪式，徭役赋税的摊派、征收，代表里参加乡、县的活动等等。父老是连接国家公权力与地方乡里社会的媒介。

秦汉时期还有三老。《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56]汉代乡有秩、啬夫、游徼均为国家正式官吏。乡三老虽位居有秩等之上，但是却不是国家正式吏员。这是因为国家尊宠他们，故不以其为吏，供人驱使，而是令其掌管一乡教化，专职教导人。汉代乡三老的设立始于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二月，当时的高帝刘邦刚被项羽封为汉王。他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57]《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诏书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58]由此可以看到，担任三老的必备条件：第一是年龄，必须满五十岁；第二是人品，必须品行端正，能引导人向善；第三是文化，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超的见解，可以给人以借鉴和启迪。三老则应是从父老中选拔出来的，故地位高于父老。三老应不是高帝首创，而是沿袭秦制。

“父老”、“三老”都以“老”为名。这里的“老”除了有对年长者的尊敬外，还带有对乡里社会中德高望重者的崇敬之意。这样的称呼使得“老”字遂成为地方基层社会中主持公共事务者的代名词。这一点，纵使时间飞跃数千年，时至近代乃至现代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水老的名称大概便可以溯源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