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艳萍

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出土的34方木牍中，编号为JM19D12A的木牍提到“米一石、鸡一只。贱弟方被谨使使者伏地再拜。进孟外厨”。关于“外厨”，学界已有研究。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外厨”加以探讨。就教于方家。

为引述和论证方便，兹录JM19D12A释文如下：

孟体不安善少谕（愈），被宜身数至狀（牀）视病。不宵（肖）伏病，幸毋重罪，幸甚[幸甚]。

贱弟方被宜身至前，不宵（肖）伏病，谨使[使]者奉谒，伏地再拜，

请

孟马足下：寒时少进酒食，近衣、炭，慎病自宽毋忧，被幸甚[幸甚]。

米一石，鸡一只。

贱弟方被谨使使者伏地再拜。

进

孟外厨。      野物幸勿逆， 被幸甚[幸甚]。[1]  

这是一封名为方被的人写给谢孟的信。信的大意为：（谢）孟您身体不好病稍痊愈，方被应当亲自到您床前探望病情，但我也生病了，（所以没有亲自去看您，）希望您不要太怪罪我。贱弟我确实应当亲自到您床前探视，但因自身生病，只能派使者送去书信。伏地再拜给您请安，愿您寒时多进食、多穿衣，小心病体，放宽心。贱弟方被派使者把米一石、鸡一只送到您的外厨，只要您不嫌弃这些粗野之物，我就感到非常高兴了。

方被和谢孟的关系应当非常密切，他自称贱弟，还送上了礼物，礼物虽然不重，但充分表达了方被对谢孟的浓厚情意。方被提到，要使者把礼物送到谢孟的“外厨”。关于“外厨”，以往学者已有研究，范常喜先生认为“‘外厨’意指所送之‘米’和‘鸡’皆入谢孟家厨房外面，当为书信中一种客气说法，与常见的‘门下’、‘侍前’等套语相类似”。[2]范先生认为“外厨”意为厨房外面，这种说法似乎欠妥。从文献和考古实物看，汉代确实存在名为“外厨”的厨房类型。

江苏省仪征市张集乡团山出土了四座汉墓，整理者认为其时代“不晚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如可以确认其为江都王的陪葬墓，那么，其年代的上限应为公元前153年，下限应为公元前127年或稍后”。这四座汉墓的墓主，都是女性。在第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八件耳杯，杯底都烙印“东阳”二字。其中有四件“一耳下刻‘王’字，另一耳下刻‘二’或‘三’字，杯外皆侧刻‘外厨’二字”，另四件“都在一耳下刻‘王’字，三件还在一耳下加刻‘三’字，杯外侧刻‘中厨’二字。”2号墓出土四件耳杯，“杯底烙印及刻文亦相同，其中刻‘中厨’者二件，刻‘外厨’者二件。”3号墓亦出土了四件耳杯，杯底没有烙印，“其中二件刻文‘中厨’，二件刻文‘外厨’。” 4号墓中的耳杯有四件，但胎已朽，看不出烙印和刻文。[3]团山汉墓中，至少有三座墓出土的耳杯上刻有“中厨”和“外厨”。

团山汉墓器物上的“中厨”和“外厨”当是两种类型的厨房，因位置及功能不同，而分为中和外。文献中出现有“中厨”、“东厨”、“爨室”的名称，彭卫和杨振红推测，它们可能是根据位置或功能加以区分的。[4]惜两位先生未加申论。“东厨”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十四所引《古歌》，其曰：“东厨具肴膳”。[5]据彭卫先生考证，“秦汉时期的厨房多数设在住宅的东端”。[6]这或许是“东厨”名称的由来。从团山汉墓器物上同时出现“中厨”和“外厨”来看，当即是根据位置或功能加以命名的。顾名思义，“中厨”之中，是相对于“外厨”之外而得名。中厨应当和主人关系最密切，位置上也和主人的居处最近，而外厨在位置上则应在中厨之外。这些耳杯当分别用于“中厨”和“外厨”两个厨房。刻有“中厨”的耳杯“杯内用黑漆点绘，耳面用红漆点出小弧点”。而刻有“外厨”的耳杯“用红漆在耳侧和耳面描出曲线纹和圆点文”，这或许是区分它们的标志。三国魏曹植在《娱宾赋》中道：“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赵幼文校注曰：“中厨即内厨”。[7]可知中厨和内厨所指相同。

在团山汉墓耳杯的杯底，烙有“东阳”二字，说明这些耳杯都产自东阳。据整理者考证，东阳“当为广陵郡的东阳县”。纪庄汉墓在今天的安徽省天长市纪庄，靠近古东阳遗址，在汉代应当属于东阳县，而且出土的木牍中多次出现“东阳”，可以明确为东阳县。[8]从历史文献看，东阳县在秦及汉初时属于东阳郡，后经历几次变动，汉武帝元狩六年临淮郡设立，东阳便成为临淮郡下的一个县。[9]所以团山汉墓耳杯上的“东阳”和纪庄汉墓木牍提到的“东阳”当为一个地方。从地图上看，江苏省仪征市张集乡在天长市纪庄的西南方向，两者距离不远，运输应当很方便。我们将团山汉墓1号墓的耳杯和纪庄汉墓出土的B型耳杯相比较，[10]发现它们无论是形状、还是花纹，都非常相似，两者应属于同一个产地的工艺品。同属一地的汉代器物上，均有“外厨”之称，因此，笔者推测，纪庄汉墓木牍JM19D12A中的“外厨”，当和团山汉墓耳杯上所刻“外厨”概念相同。

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观念盛行，人们以人间模式比拟天象。在人们观念中，宇宙模式也和人间一样，有一定规则和次序。《史记·天官书》中，对星宿做了详尽描述。以中宫天极星为中心，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环绕四周，构成了一幅宇宙星宿图。其中南宫有柳宿，柳宿中有“张，素，为厨，主觞客”。《史记正义》对此解释道：“张六星，六为嗉，主天厨食饮赏赍觞客”。[11]张六星，主管天厨的“食饮赏赍觞客”，可以看出，它主要有三个功能：1、食饮。食饮意为吃喝（名词）。如《周礼·天官》规定膳夫的职责为：“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可知厨的第一功能是提供膳食。2、赏赍。赏赍本意为赏赐，考虑到与“厨”的关系，在此意思当为赏食。3、觞客。觞为以酒饮人或自饮之意。《庄子·至乐》曰：“鲁侯御而觞之于庙”。[12]觞客就是宴请宾客之意。看来“厨”的功能主要为提供膳食，宴请宾客。《史记·天官书》中认为“张”星为“厨”，用人间以备膳为主要功能的“厨”来定义“张”这一星宿，把天象和人事相比附，人事为天象做注脚。在张衡的《周天大象赋》中，出现了“内厨”和“外厨”的概念，“内厨内阶而分据”[13] ，“外厨调列膳之滋”。[14]“外厨”其实就是《史记·天官书》中称为“厨”的“张六星”。“外厨曰外者，对紫宫内厨言也”。[15]内厨在星宿图中的位置在“紫薇宫西南角外”，[16]而紫宫就在中宫之内。“中垣紫薇，天子之大内也”。[17]内厨居于中宫之内，而外厨居于南宫，南宫相对于中宫，确实为外。内厨居于中宫，它和外厨因据中心距离不同而分为内、外，这一点应当和团山汉墓中的中厨和外厨意义相同，“中厨即内厨”确应如此。

内厨和外厨功能不同。上面提到，“张六星”为外厨，《史记·天官书》认为它的功能为食饮、赏赍和觞客。“甘氏赞曰：外厨烹沦鸡羊犬猪”。[18]甘氏为战国时的甘德，他认为外厨的功能是烹制鸡、羊、犬、猪等肉食。看来外厨的功能主要为：烹制肉食、宴请宾客等。而“内厨掌天子及后馔食”，[19]内厨的功能是掌天子及皇后的饮食。皇宫中有专门负责天子及后饮食的厨房，而天子与群臣燕享时也要有厨房负责膳食，相对于宫中厨房而言，负责燕享的厨房自然为外，所以就有了内厨、外厨之分。

皇宫拥有多个厨房自不必说，官宦之家也可能拥有。“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矫焉”。[20]公孙弘以布衣起家，在贵为丞相后，却非常节俭，被人揭发为虚伪矫情，说他内厨具五鼎。丞相府中设有内厨，自然也应有外厨，“外膳”应当是外厨所备之膳食。另据《后汉书·臧洪传》记载，袁绍围困东郡，东郡太守臧洪死力抵抗，相持几年，城中困乏，“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所复食，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稍为饘粥”。[21]主簿所启“内厨”，应指太守府内所设厨房，专门供太守及家属的膳食。团山汉墓附近有庙山汉墓，据整理者考证，庙山汉墓可能是诸侯王的陵墓，而团山汉墓“应是王陵的妻妾或僚属的陪葬墓”。[22]若她们真是江都王的妻妾或僚属，其拥有“中厨”、“外厨”两个厨房，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家境富裕者，家中也有可能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厨房。内厨或中厨专门为主人提供膳食，外厨则专门负责宴请客人、家庭祭祀。

从天长纪庄木牍内容看，谢氏家族在东阳应当是个有权势的大家族。木牍中出现的东阳尉谢高子（TM19D26A木牍）、铁官丞谢汉（TM19D14木牍），都是当地的官员。丙充国木牍中提到了“充国所厚善榬吏，充国愿孟幸厚荐左右”，[23]丙充国希望谢孟能举荐他的好友为官。谢孟有能力举荐官吏，说明其为官员。家族强盛，拥有两个厨房自为可能。

从中（内）厨、外厨的功能来看，中（内）厨较之外厨为尊。因此，当时人赠送食品类礼物时，或者会谦称“进外厨”，意思是粗糙、不值钱之物，没有资格进内厨，只能放在外厨中。纪庄木牍JM19D12A中，方被送给谢孟“鸡一只”，说进孟外厨，并且说“野物幸勿逆，幸甚幸甚”，正是反映了这一层意思。但外厨之谦称，究其根源，应是源于现实存在的内厨、外厨之别。

   本文承蒙邬文玲、杨振红两位先生惠赐重要资料，并得到杨振红、马怡、邬文玲、赵凯等先生的指教，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宋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