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陕西汉中723000)

秦楚之际的政治体制探索一直为学界所忽略。《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从秦末农民战争直至西汉王朝建立，“天下未定，参错变易”。[①]秦王朝对全国的政权统治覆灭，以皇帝为首脑的中央集权制不再被奉行，分封与分权制度在较大范围内施行。这个时代的国家政权组织处于“未定”、“变易”的探索状态，全社会对政体选择呈现出不确定、迷惘倾向是这个阶段最大的时代特征。项羽的政治活动和命运与这个时代特性之间深刻的关联性，还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梳理项羽在秦楚之际的政治活动，借以认识早期王制向帝制转变的发展路径。敬请方家指正。

一 秦楚之际的分封制潮流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中迅速灭亡，失去了对天下的统治权。在“秦失其政”[②]与“天下皆叛（秦）”[③]的局势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④]的中央集权体制发生动摇。山东六国旧贵族复自立之后，秦“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⑤]，放弃了皇帝的称号，即相当于放弃了中央集权体制。陈胜刚入陈地时，当地豪杰父老曰：“愿将军立为楚王”。张耳、陈馀反对这个提议，以为“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二人建议：“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⑥]二人并非反对陈胜自立为一方诸侯，而是主张复立山东六国旧贵族为诸侯王共同反秦，灭秦并扩展自身实力，成就所谓“帝业”，即是“据咸阳以令诸侯”，成为各路诸侯的盟主。张耳、陈馀的最高理想是成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国联盟的领袖，武臣号召地方势力起义时规划目标：“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他受到时人的一致地热烈拥护，“豪桀皆然其言”。[⑦]“割地有土”的分封制度成为秦楚时期的时代潮流。人们普遍认为秦灭六国，并废除分封制度不符合道义。“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因而他们“复立六国后世”，以实现“德义”、“南乡称霸”。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南乡称霸”是最高的政治目标，方国联盟的霸主是最高政治领袖。陈馀写信劝章邯联合诸侯共同灭秦，并展望了未来政治格局：“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⑧]齐人蒯通对韩信进言：“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⑨]他为韩信谋划的目标也是占据齐国称霸诸侯。张良认为：“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⑩]范增积极促成项羽实行分封，曰：“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1]可见，割地分封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主流选择。“中国再次掌握在几个王的手中而不是在唯一的君主的手中”[12]。翦伯赞提到项羽分封的政权形式：“天下大局，又回复了战国时代的局面”，“旧贵族的政权复活了。”[13]人们普遍选择分封制，建立以诸侯王为首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从诸侯国中推选出盟主。

赵翼回顾这段历史，曰：“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他对这一时代选择的解释是：“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他以为“数千年世侯世卿”的分封制，已经存在上千年，方国联盟体制有着顽固的历史惯性，所以强大的保守力量将秦楚之际的人们拉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体制。[14]实际上，秦楚之际，历史提供给人们可资借鉴的国家政权统治模式大致有两种：秦王朝的中央高度集权政体，以及先秦的方国联盟政体。秦政权土崩瓦解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秦亡教训的同时，也动摇了时人对秦所建中央高度集权制的信心，因此出现了先秦方国联盟政体的“复活”。对于秦末战争到汉初政治体制的摸索过程，钱穆认为“当时山东豪杰，一呼百应，亦为恢复封建之迷梦所驱”。所谓“民间六国重立之迷梦”[15]，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时代对政体选择的迷惘状态。

在这样的时代性迷惘中，项羽深陷其中。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16]，显示出对秦王朝建设的决绝态度。以他对秦宫室的决绝，大致可以推知他对秦帝国政权建制的态度。在时代潮流的强力推动下，项羽成为主持当时政体的选择者，“灭秦之后，各分其地，……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18]，选择了分封与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个选择影响了项羽的政治活动、政治决策。传统观点多从项羽的性格角度来解释他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是有失偏颇的。

二 “霸天下而臣诸侯”与不杀刘邦的决策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记述项羽派武涉劝说韩信自立为王，提及他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设想：“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他对全国政权组织的选择是“分土而王之”。他很不理解刘邦“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19]项羽入关之后，“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随后，“欲自王，先王诸将相”，[20]分封天下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21]。项羽已经完成了全部目标，准备“出之国”，富贵还乡。[22]从这些言行可见，韩信所谓“霸天下而臣诸侯”，准确道出了项羽全部的政治目标，灭秦而实施分封制是他对国家政体始终如一的选择。宋代黄震注意到这一点，说：“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他还提到：“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23]有学者指出，项羽采取了改组中国政治结构的措施。“项羽显然远不是把中央集权的帝国作为理想的政体形式来考虑，而是意在恢复大一统以前，甚或恢复公元前3和4世纪七雄并峙以前盛行的那种局面。项羽设法建立不少于18个小国，由它们组成一个联合体”，他自己“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24]项羽对政权组织形式的选择较大程度影响他政治活动中的重大决策。

项羽在鸿门宴选择不杀刘邦，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学者多从项羽性格因素来理解这一决定。他们认为项羽“优柔寡断”，“在他看来，暗算前来赔礼道歉的人算不得英雄手段”，[25]“矜骄任情的举动”、“缺乏政治目光”[26]。也有学者将这个决策与政治体制选择联系在一起，比如邢怒海认为：“项羽的政治理念与追求是‘霸业’，刘邦表示臣服后, 项羽也就将他纳入了自己的政治体制之中, 与其他诸侯一样看待, 从而在鸿门宴上放过了刘邦”。[27]这个分析为项羽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将对此观点作出补充。项羽对刘邦军事集团的处置，可以参照鸿门宴之后的一段记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可见，项羽对待刘邦，是将其看做臣服于自己的各路诸侯之一。由于对刘邦的处置极可能对其他诸侯造成刺激和影响，项羽不得不顾忌到如果处置过于残酷，“恐诸侯叛之”，反过头来威胁自己诸侯盟主的地位，动摇自身“分天下”的控制权。[28]这是项羽在鸿门宴上最终放过刘邦的主要原因。此时的项羽“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天下英雄“莫敢仰视”。[29]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刘邦及其武装集团处于自己可掌控的范围之内，不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从史籍中考察项羽对刘邦问题的处理始末，可以看出他最关注的重心问题。事件的起因是怀王与诸将有约在先，“先入定关中者王之”[30]。当项羽听闻“沛公已破咸阳”[31]，因关中特殊的地理条件优势，具有成就王霸之业的基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32]，而且，项羽听到传言：“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刘邦在关中称王，有称霸天下的可能性，这一点令项羽“大怒”，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33]项羽不能容忍没有自己这个“诸侯上将军”的授权下，作为臣属的诸侯刘邦竟敢擅自称王、觊觎自己诸侯首领的地位。但是当听到刘邦解释：先入关破秦之后，“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34]，没有称王的意思，而是在恭候项羽处置。他的怒意就基本平息下来。所以，对鸿门宴中范增多次杀刘邦的提示，项羽都“默然不应”。即使最后刘邦不辞而别，“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基本默认了刘邦前来讲和与“不敢倍德”的归附之意，并不再提攻打刘邦集团。[35]

即便在范增的影响下，项羽“疑沛公之有天下”，意识到刘邦有威胁他称霸天下的实力与可能性，他也只是对其采取了抑制、隔绝的措施。“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36]显然，项羽把刘邦控制在边远巴蜀地区，不妨碍他对天下的分割也就达到目的了。由于项羽“远不是把中央集权的帝国作为理想的政体形式”，而是选择了“分土而王”的政权组织形式。因此，只要刘邦表示了臣服的态度，项羽就愿意放任刘邦成为一方诸侯，不再与之为敌。刘邦的存在只要不妨碍他“霸天下而臣诸侯”的政权组织大局，就是可以容忍的。这是项羽在鸿门宴中放过刘邦的根本原因。项羽对重大政策和策略的选择并非出于性格原因，而是受到政体选择的深刻影响。

三 项羽对封国的经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述项羽“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的情形，大致分封了十八个封国。[37]项羽所进行的分封停留在低层次既得政治利益的分割，缺乏制度建设工作。项羽的分封主要有两大明显缺陷。其一，缺失“诸侯四方纳贡职”[38]的建制，诸侯的民事、经济管理方面完全独立。其二，缺乏西周分封制中诸侯盟主控制军事的建制。西周分封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39]，“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调遣军队，发号施令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天下盟主的手中。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障“上能征下，下无奸慝”。[40]项羽分封仅仅限于简单的政治利益分割，没有从建制层面规范权力运行模式。霸主项王与封国之间也无明确的制度保障的权力和义务关系，在经济与军事上对封国没有丝毫的控制力。盟主与诸侯之间只有一个口头上的相互承认关系。项羽建立的是松散的诸侯联盟体制，这个政权组织特征也为其后“王侯叛己”[41]埋下了严重隐患。

有学者论及项羽实行分封制：“满以为他这样一安排，封国局面就可以再建，天下就可以大定。他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破坏统一的分封制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要求的。这就注定他要失败。”[42]这在一个时期内也是学界的主流看法。此论触及到项羽的命运与制度选择之间的深刻关联，但未及展开论证。项羽以“近古以来未尝有”的气魄“将五诸侯灭秦”[43]，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去重建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他对封国的经营也显示出在社会建制方面的空白。

项羽对封国经济没有干预权，封国的反叛因此拥有了物质基础。刘邦便是依据关中雄厚的经济条件崛起并与他抗衡的。在楚汉对峙荥阳的关键时刻，“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萧何征集关中物资、人力源源不断地补给汉军，汉军因此恢复士气振作起来，并且促成楚汉军事实力的消长，造成“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后果。[44]关内侯鄂君回顾楚汉战争：“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45]他认为汉王朝的基业是由于萧何“给餽饟，不绝粮道”[46]所奠定的，这一认识得到汉高帝与群臣的普遍认同。可见，汉王刘邦封国的经济独立，是与项羽抗衡并最终打败项羽的主要因素。项羽虽是名义上的诸侯霸主，但诸侯国的内政、经济完全独立，每一个有条件的诸侯国都存在着与霸主争雄甚至消灭霸主的可能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刘邦也没有建立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自觉意识，但他对前代的政权构成形式均有所继承。刘邦占领了关西地区之后，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渭南郡、河上郡、中地郡，在关外地区设置了河南郡。刘邦攻下河内，俘虏了项羽所封的殷王司马卬，在那里设置河内郡。之后，刘邦在韩信的帮助下平定魏地，设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47]刘邦经历了秦末起义，以为不实行分封是秦亡的教训。因此建立了王侯二等爵制，功臣封侯，王室子弟封王，他们的封地遍及全国。[48]可见，刘邦实施郡国并行的政权组织结构，没有完全放弃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央集权化的郡县制。

项羽缺乏对封国诸侯军政的控制权，造成他在军事上的孤立。他所做的战略部署，调兵遣将得不到落实和贯彻。“（田荣）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 陈馀认为“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不愿意接受项羽对赵国的安排，“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紧接着，“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齐、赵和汉三个封国同时武装反叛，项羽想先集中力量攻打齐国。“北击齐。徵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 [49] “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黥布）垂拱而观其孰胜”[50]。项羽对诸侯军队的安置与调遣完全不能令行禁止，不得不陷入了多线作战的狼狈境地。项羽在这样的态势下仍企图以霸主身份维护分封的格局与秩序显然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有学者认为：“这种由分封制政体结构所带来的军事上的孤立，是造成项羽在战争中败亡的一个明显的因素”[51]。

可见，项羽分封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松散的诸侯方国联盟政治体制的回归。作为盟主的项羽与诸侯国之间是一种联合、并列和平等的关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军事上，盟主对诸侯国均没有控制权。因此，项羽的霸主地位也是极其脆弱的，完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作为霸主的项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也回复到战国时期群雄相互兼并状态。此时，军事谋略的失误与战争失败便导致了项羽命运的最后走向。太史公评价他：“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纯粹依赖武力征伐来保有天下，是及其脆弱的。“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52]项羽过分重视自己的战功与武力，而缺乏对历史上政权管理形式的反思与继承，这是导致他败亡的重要原因。在整个时代难以甄别分封制与集权制之优劣的迷惘中，项羽被这股浪潮冲击前行，他实施的分封只是表面的权益分割，缺乏深层制度建设，这一点加速了他的败亡。

四“霸天下而臣诸侯”与人才战略

项羽在用人方面历来受到较多批评，多数学者认为他任人唯亲，骄傲自大，嫉贤妒能。事实上，项羽所追随的政治体制与他的人才政策有很大关联。

韩信能够“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53]是秦楚之际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韩信早年隶属项羽军事集团，“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54]可以看出项羽失去韩信的关键原因在于“羽不用”。韩信也提到离开项羽的原因是“不用”：“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55]韩信还进一步总结了项羽在用人方面的一贯特征：“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56]从韩信在项羽军中的经历看，很难说项羽骄傲、目中无人，也谈不上嫉贤妒能，而是无法为韩信施展军事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舞台。韩信人生际遇的重大转折点起于萧何举荐：“至如（韩）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57]萧何指出，韩信这样的人才的潜能发挥与去留完全取决于刘邦的事业方向。如果刘邦满足于“长王汉中”，维持一方诸侯的政治格局就不需要、用不着韩信这样的国士，但是假如“必欲争天下”，意图建立全国统一的事业，就非韩信这样的奇才不可了。能否留住韩信的关键在于“能用”或者“不能用”。萧何为刘邦所做的战略人才规划从反面证明，项羽集团流失韩信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能用”。项羽本身是威震天下诸侯的勇猛将领，征服了秦军主力，成为各路诸侯的首领之后，他无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权组织。而仅仅在分封制的政治格局中，项羽的确无法为韩信提供更高的奋斗目标、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陈平也经历了类似的“倍楚而归汉”过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平遂至修武降汉”。[58]陈平担心项羽会因殷地反叛而迁怒自己，不得不另谋出路。他的出走并非偶然事件所致，他对自己的选择有过冷静地分析：“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他认为“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59]项羽用人局限在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之中，而不能举贤任能和提拔任用“奇士”。所谓“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60]，项羽与时人普遍选择分封制步调一致，没有异于常人、建立统一政权的要求，因此并不依赖陈平这样奇才大略的智谋之士。陈平感觉自己被当做普通官僚对待，不仅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还有被杀的危险。为了保护自己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选择了离开。

范增是项羽集团的资深谋臣，项羽与他的分歧凸显于鸿门宴中对刘邦的处置。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策划，按照自己的意愿放走了刘邦。范增愤怒地说：“竖子不足与谋！”[61]实际上暴露出他与项羽在如何“谋”天下方向上的巨大分歧。范增所谓“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62]，言下之意他以辅佐项羽统一天下作为事业的目标。然而，项羽满足于分封割据，“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在鸿门宴中君臣自然无法意见一致了。楚汉争锋发展到对峙荥阳之时，刘邦战败，请求以荥阳为界分土讲和。在范增的强烈坚持下，项羽继续与汉军作战。后在陈平离间计作用之下，范增与项羽彻底反目，在辞职还乡的路上病死。[63]范增彻底离开了项羽。二人决裂表面上是由于陈平的离间成功，而实质上，项羽赞成以荥阳为界分割天下，而范增则主张彻底消灭刘邦集团。当时形式对楚军有利，“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王刘邦也惊恐“请和”，[64]这正是项羽想要的结局：分割天下，臣服诸侯成为霸主。因此，项羽与范增之间已经失去共同的事业方向。项羽已经达成自己的政治理想，满足于分封和称霸诸侯的政局，范增的谋略与智慧显得可有可无，甚至有些多余。最后他放弃范增，批准其辞职还乡也就很自然了。

王夫之以为“羽非尽不知人”，“以诈兴者也；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积忮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轻残杀者，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左顾右盻，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65]项羽在用人方面的确表现出较多的轻率与多疑，然而他的人格素质并非主要因素。项羽凭借武力迅速实现“霸天下而臣诸侯”的政权目标，各类人才与他的政治事业没有结合点，由此项羽走上了与战略人才相疏离的道路。论及项羽的人才政策，说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就有些夸大了，他对人才漠视倒是比较符合实际。他既然凭“功伐”取得霸主地位，也准备“以力征经营天下”，认为凭借自己的武力便可维持诸侯联盟与自身盟主地位。所以，他看不到这些人才在自己政治事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天才韩信，还是擅长“奇谋”的陈平、范增、安期生、蒯通等，项羽都“不能用”其才。[66]项羽用了三年时间，“将五诸侯灭秦”，迅猛而成功灭秦，然后主持分封，为反秦诸将领划分地盘、各自为政，简单地分割了灭秦的政治成果，他无法再为这些人才的提供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一些对秦楚之际政局有战略性影响的人物，在项羽的漠视、放任中流向了刘邦集团，在客观上造成战略资源从项羽集团向刘邦集团的转移，从而对楚汉实力此消彼长发生重大作用。刘邦军事集团很大程度上在这些人才智慧的支持下，一步步由明显弱势到与项羽集团相抗衡，并最终消灭项羽集团。

五 结语

秦楚之际，“秦失其政”，秦王朝确立的高度集权体制受到质疑与摒弃，分封制成为全国反秦诸侯普遍的选择。项羽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主持了政体选择，“分土而王”，并且“霸天下而臣诸侯”，以分封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建立起方国联盟，并成为方国联盟的霸主。然而，项羽与各诸侯只是简单分割了既得政治利益，与封国之间没有建立经济、军事上的隶属关系。作为盟主的项羽，完全失去对封国经济、军事的控制权，陷入危险的孤立境地。项羽满足于以“功伐”实现的分封政权格局，漠视众多人才作用，造成人才战略资源的严重流失。项羽企图以诸侯盟主身份维持分封的权力格局与政权组织形式，最终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败亡。我们无法要求项羽超越时代性的迷惘与局限，对政体做出符合历史大势的清醒选择，然而，分析他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与经历，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秦楚之际历史转型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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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发表于《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吕方，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陕西理工学院两汉三国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秦汉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4JK1121）；陕西理工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SLGQD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