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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勃:崇墉雉堞成黄埃,峻隅濬洫隐端倪——考古学视野中的楚汉广陵城及其前身与后世讲座纪要

发布日期:2018-12-27 原文刊于:王彬供稿

2018年5月1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历史所中心主办的“出土资料与战国秦汉史研究学术讲座”系列讲座在农发所1330会议室举行。本期讲座由历史所戴卫红副研究员主持,邀请主讲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先生,讲座题目是《崇墉雉堞成黄埃,峻隅濬洫隐端倪——考古学视野中的楚汉广陵城及其前身与后世》。来自所内外同仁二十余人聆听了演讲,并参与了讨论。

汪勃先生颇具诗意的讲题源于鲍照的《芜城赋》。引用此句说明了广陵城在刘宋平定竟陵王之乱后业已破败,其后在萧梁时期或再建城池,再经过隋江都宫、唐子城、宋堡城和宝祐城等时期,到南宋亡国后堙没于黄埃之中。不过,广陵城城圈尚存、城壕犹见。随着考古人执著于“土中找土”,隐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之中的广陵城的踪迹渐露端倪。

汪勃先生首先回顾了扬州城址的历史沿革,并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广陵前身——春秋吴之邗城进行探讨。扬州城的历史始自邗,周简王元年的“邗王”铭文青铜戈可予以佐证。从邗沟和邗城的位置关系、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城址的沿革、考古勘探和发掘的结果等信息综合来看,吴邗城有可能位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东南隅,而沈家山遗址当与邗城无关。春秋时期吴之“邗城”,因运河而生,是吴王夫差北上称霸的沿线堡垒之一,扼守着邗沟的关键节点,其规模应该较小。

 

关于楚汉广陵,历史上有两个广陵城,而战国楚、汉晋时期只有一个,即位于今扬州的广陵城。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战国楚广陵城的范围包括:东半部分,或沿用了春秋吴邗城;西半部分或为战国楚时代扩建部分;城圈仅西北部分较为清楚,其他部分尚无线索。在汉代,吴王濞时应已有汉广陵城,或高祖十一年前已存在汉广陵城而刘濞又加以修砌。汉广陵城有“内城”、“外城”之称,当无“子城”称谓。楚广陵城,在正史中仅见于《史记》;汉广陵城,《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并未提及吴城就是广陵城,也未认为汉高祖时期修筑过广陵城。广陵城临江、近海当即吴王濞所都,其周长或为“十四里半”。然而,目前判定的位于扬州蜀岗之上的唐子城宋堡城遗址的城圈周长要大于“十四里半”,并且,在该城圈的东南角、西南角尚未发现早于中唐时期的城墙遗存。因此,“十四里半”的说法或晚出,从“里”的尺度结合“十四里半”来看,或为唐代之“里”。

汪先生进而讲解了楚汉广陵城城圈各角、各段的叠压关系,提示广陵城南城墙西段仍有待探寻。城壕部分的发掘包括:西城门外城壕、北城墙中段B0316内的城壕、YSTG4A西侧河道(西-东)、北城壕北侧、东城壕北段。城门部分,从文献记载推测汉广陵城或无南门,故先探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南城门。从发掘结果来看,汉广陵城时期可能并无南门,那么是否有北门呢?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门”的探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78年就开始了探寻发掘。2016年,考古工作找到了汉~唐代的多期夯土城墙、础石、有“北门”文字砖的城墙内(南)侧包砖墙、杨吴时期城墙外(北)侧包砖墙及其基槽等遗迹,明确了各期城墙的宽度及其叠压关系,并且找到与“北门”城砖同期的疑似城门燃烧后留下的木柱炭化痕迹,揭掉碳化痕迹后,发现了穿过东西向城墙的南北向道路南端。从相关发掘结果来看,汉广陵城的范围是:城圈的西半、东半南部,或沿用了楚广陵城;城圈的东半北部及其外侧城壕推测为汉代扩建部分;南城墙的中段中部(刘宋开南门处)已确认,西段、东段都尚待探寻或确认。

就六朝时期的广陵城而言,汪先生推测其与汉广陵城近似,即汉广陵城的基本形制一直延续到南朝终了。从考古发掘的遗迹来看,城圈的西北角YZG1、北城墙YZG5、东城墙YZG4皆较为明确;南城墙的沿革,是蜀岗城址城圈探索中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唐子城东南外拐角与罗城北墙连接处的发掘,并未发现有早于中唐的城墙遗存。因此,可以推测六朝广陵城的城圈和城壕与汉广陵城的基本相同;城门基本沿用并修缮了汉广陵城的,刘宋时期新开了南城门;南城墙中段(刘宋开南门处)位置可以确认,西段、东段则尚待探寻或确认。

城门,是城市的出入口,涉及城市的轴线,并与城市内的形制布局密切相关,而扬州城的城门尤具特色,因此,汪勃先生从城门的发掘开始,以扬州城城门的考古情况为重点加以介绍。蜀岗古城南城门遗址,其第一期城墙当与刘宋之前的广陵城南城墙相关;第二期城门与刘宋时期所开南门相关;第三期城门或与萧梁时期的修缮有关;第四期城门残存遗迹最多,或与隋江都宫行台门相关;第五期城门或与唐中书门、杨吴天兴门相关;第六期遗存应与南宋时期堡城宝祐城的南门相关。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北门”),其第二期遗存为东晋至隋唐时期的城门遗址,此期出现的土坯所砌边壁,内壁面略呈弧形,值得关注;第三期遗存包含杨吴时期的城墙外侧包砖墙及其基槽等遗迹,基槽明确打破前期遗存;第四期遗存为南宋时期的城门遗址。“北门”的发掘确认了与蜀岗古城南城门共同构成隋江都城、唐子城中轴线北端的城门,为隋江都宫城的“玄武门”位置的探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也为“北门”东侧另一座城门的探寻提供了重要线索。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为一座水陆城门,可分为不晚于汉代、不早于汉代、六朝、隋唐、南宋等五个时期共八期遗存。

中轴线之外,还对蜀岗古代城址道路网进行了探寻,相关城内道路的发掘包括:中轴线上的道路遗迹(雷塘路北段东侧、雷塘路中部东侧)、中轴线西侧的南北向道路(十字街西南隅)、城内十字街西南隅东西向铺砖道路、城内十字街东北隅的瓦铺路面、宝祐城东城门东侧壕桥及主城门北侧城墙、城内考古勘探到的道路迹象(城内勘探到的3处道路迹象EL2、EL3、EL8)。城外道路的探寻发掘则包括:北城壕东段北侧道路、城圈东南拐角南侧道路。

楚广陵城的南北向城墙的方向虽然较正,但东西向城墙的偏角均较大,而汉代加筑墙体部分的方向则较正,汉广陵城总体格局或有模仿汉长安城之处。

最后,汪勃先生还介绍了扬州汉墓出土简牍文字与汉代广陵城的印证关系。汪先生通过梳理扬州胡场五号汉墓、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以及天长纪庄西汉墓M19、东海尹湾西汉师饶墓等墓葬出土简牍文字中与广陵县、广陵国的相关记载,就扬州蜀秀河一号汉墓出土简牍明确提到的汉广陵王宫司马门以及在城内“养牡狗”等与汉广陵王宫、广陵城相关文字内容进行研讨,并围绕出土木牍所载“下江都”展开了汉广陵城沿革的探讨。汪先生认为汉唐之际扬州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上是随着长江北岸线的南移而逐渐向南扩展的,从唐代开始在扬州城和长江之间才迅速出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并辨正了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的误识。

演讲结束后,历史所陈爽和孙靖国先生参与了与谈、评说。陈爽先生回顾汪勃先生演讲的特点:其一,披露的考古信息量很丰富;其二,解说均建立在十分细致的构图列表之上;其三,综合运用了正史、地方史志、简帛文书等有文字的资料,体现了考古学者对历史学的重视。同时,陈先生还提出了两个问题:汉魏扬州城与当时的同类城址相比,显得较为普通,了解扬州这一级别的城市遗址,对研究中古时期城市规制具有何种意义;汪先生在梳理文献时,大量使用了明清地方志,不知更早的宋元方志可否在扬州考古上加以利用。孙靖国先生则从扬州考古的重要性上概括了此次演讲,认为中古时期都城的资料最多,但扬州更多地代表了地方性的城市,且资料较为充足。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看,扬州考古很重要,工作量也大。此外,孙先生就邗城时期水位线的判定、周边文化遗存最早产生的年代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其后,杨英先生关注到扬州城考古可否反映居民的人群结构变化、扬州所见人面瓦在建筑构件上的运用及其意义等问题。汪先生则围绕以上议题,与在场的同仁进行了深入、充分的交流。

戴卫红先生在讨论结束后,对讲演、与谈进行了简要总结,对演讲者和与谈人的精到见解,对聆听讲座的学者、同仁的积极参与,表达了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