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发表论文800余篇，出版专著70余部，并成功举办了“汉光武帝刘秀柏乡登基暨东汉开国1990周年学术研讨会”“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等多场学术会议。限于篇幅，仅择要分类介绍。
一、政治史
政治史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论文数量占比较大，研究多集中于职官、制度史、政治文化与政治事件等方面。
黄今言《西汉“都吏”考略》(《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通过考证都吏的本义、身份与职责，认为不可将“都吏”等同于“督邮”。王彦辉《论秦汉时期的正卒材官骑士》(《历史研究》第4期)探讨了正卒与材官骑士的关系、屯戍的性质及服役方式等兵役徭役制度中的基本问题。张欣《汉代公府掾史秩级问题考辨》(《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汉初至少部分公府掾史存在秩级，且西汉多为正秩，东汉正秩、比秩兼有。代国玺《由“记王言”而“代王言”:战国秦汉人臣草诏制度的演生》(《文史哲》第6期)认为，先秦“记王言”制度在秦汉建国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东汉才最终被人臣“代王言”的制度彻底取代;他的《汉代公文形态新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以蔡邕《独断》结合简牍、金石及传世文献，探讨章与奏的区别等公文形态问题。侯旭东《皇帝的无奈———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文史》第2辑)估算了西汉末年全国传置的年度招待开支，并对招待费用膨胀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张荣强《从“岁尽增年”到“岁初增年”———中国中古官方计龄方式的演变》(《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最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民间形成以岁首元日为节点的增年方式，官方则以民众著籍的标准时间为增年节点。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手段主要为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等。
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指出，巫蛊之狱的发动者汉武帝、江充、刘屈氂目标不同但互有交集，是其合力把这场巨案演绎到极致。宋艳萍《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打破嫡长子继承制，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刘力《“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析秦帝国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了秦国文化政策从怀柔到冲突、对抗的转变，揭示出士人与政权之间由春秋战国“为帝王师”向专制帝制内“为君之臣”的演变。
相关论文还有王彦辉《秦汉徭戍制度补论———兼与杨振红、广濑熏雄商榷》(《史学月刊》第10期)、吴方基《论秦代金布的隶属及其性质》(《古代文明》第2期)、侯旭东《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刘晓满《秦汉官吏称“主”与行政责任》(《史学月刊》第12期)等。专著有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三联书店)、赵沛《政治与社会互动:西汉政治史的视角》(知识产权出版社)、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惠翔宇和辛艳《汉代少吏与社会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等。
二、经济史
尽管有出土文献作为新的材料支持，但本年度经济史研究依然成果不丰。
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秦田税计算和征收以授田为基础，分为禾、刍、稾三种基本形态，西汉继续实行田税分别计算、按户征收制度，东汉延续西汉谷物的计算和征收方式而有所发展。他的《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人文杂志》第1期)认为，西汉授田制是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不是因帝王的政策而废止，不能因土地兼并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存在。岳翔宇《气候变化、农业低产与重农理论———以晁错“贵粟论”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分析汉初案例，论述“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重农理论(政策批判)产生”的理论催化机制。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邬勖《秦汉商业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考察了秦汉商业用地的规划、授予、权限及刑事规制等管理制度。王子今《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士卒贳卖衣财务”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
相关论文还有孙闻博《秦及汉初“徭”的内涵与组织管理———兼论“月为更卒”的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魏永康《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公田及相关问题》(《中国农史》第2期)、李勉《再论秦及汉初的“田”与“田部”》(《中国农史》第3期)、张信通《秦汉基层自发型经济自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等。专著有杨华等《秦汉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张履鹏等《两汉名田制的兴衰》(中国农业出版社)。
三、社会史
社会史研究范围广，成果较多，本年度论文议题见于风俗、信仰、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方面。
姜生《汉代神祇考》(《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以早期道教文献结合汉墓画像资料，识别出名曰“灵鸧”的鸟喙之神太上老君等若干重要神祇;他的《汉代列仙图考》(《文史哲》第2期)考察了汉代列仙图谱及成仙标准。彭卫《脚气病、性病、天花:汉代疑问疾病的考察》(《浙江学刊》第2期)认为，汉代尚无性病及天花，脚气病流行于长江流域。他的《秦汉人身高考察》(《文史哲》第6期)推测，秦汉时期黄河及其以北地区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的中等身高分别约166—168厘米、150—152厘米，长江及以南地区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的中等身高分别约161厘米、150厘米，整体呈北高南低的状况。〔韩〕金秉骏《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以墓葬与县城距离的分析为线索》(《考古学报》第1期)指出，县内居住空间位置不同，律令统治的实施方式也有所差异。〔日〕釜谷武志《先秦至六朝时期的罪与罚》(《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两汉时期人们明确存在“罪”的观念。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中国史研究》第3期)从人身役使角度，考察秦及汉初司寇、徒隶的身份特征及分等。凌文超《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文史哲》第2期)指出，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杨霞《“游”的下行与“文”的上升———论东汉士人流动的下行趋势及其文章史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东汉士人的流动与战国、西汉相比呈下行趋势，这最终促成了东汉文章的繁荣。葛志毅《论丹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义与巴寡妇清其人》(《国学学刊》第2期)从剖析丹砂的社会价值入手，考察、推测巴寡妇清与道家的关联。
相关论文还有高二旺《论汉代人对灵魂的认识和干预》(《中州学刊》第7期)，吕宗力《谣言与汉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刘文伯”等谣言为例》(《人文杂志》第7期)，姜生、冯渝杰《汉画所见存思术考———兼论〈老子中经〉对汉画的文本化继承》(《复旦学报》第2期)，王子今《秦汉人世界意识中的“北海”和“西海”》(《史学月刊》第3期)，杨勇《流动中的病方:战国秦汉时期病方的流传与命名》(《人文论丛》第2辑)。专著有黄宛峰《汉画像石与汉代民间丧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四、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重点在于政治思想和学术史。
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谶纬通过高扬建国神话等方式完成汉家神学的构造，由此开启了天命神权的竞夺。侯旭东《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逐鹿兴汉的观念浸透着战国以来天命坠地与人的发现的时代精神;随着统治秩序问题日益出，“天命”观念重新抬头，司马迁认识中的矛盾正是两种思想交替的时代产物;班固在解释秦亡汉兴上承袭其父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刻意论证与维护当下王朝存在合法性、禁锢人们头脑的史学的始作俑者。曹胜高《西汉道义观的学理形成》(《古代文明》第3期)认为，董仲舒、司马迁及盐铁辩论中的观念，确立了汉代多维立体的道义理论体系。平飞《汉代公羊家对“政治善”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第4期)探讨了汉代公羊家运用经学思维所进行的政治论证。朱东润遗作《〈史记〉及史家底传叙》(《复旦学报》第2期)论述了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别。梁振杰《〈汉书·艺文志〉与先秦诸子学术》(《史学月刊》第9期)考证《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与史实的矛盾，认为汉代复兴“官学”的学术思潮与“独尊儒术”的主流文化是造成《汉书·艺文志》之失的主要原因。顾涛《熹平石经刊刻动因之分析———兼论蔡邕入仕》(《史林》第2期)分析汉末政治势力的较量，指出刻经之举的动因在于汉灵帝钳制宦官集团的企望与蔡邕统领政学二坛的梦想。
相关论文还有陈其泰《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学术研究》第2期)、徐莹《〈史记〉老庄同传发覆》(《史学集刊》第4期)、〔日〕渡边义浩《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文史哲》第4期)、王健《西汉后期的文化危机与“再受命”事件新论》(《中国史研究》第1期)等。专著有鲁西奇《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石磊《先秦汉代儒教天论研究》(中华书局)、白效咏《汉代易学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孙少华《〈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谷中信一《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诸葛俊元《西汉学术与政治权力变迁》(文津出版社)等。
五、军事史、法制史
朱绍侯《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双方胜败原因试探》(《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统帅才能、内部团结、火攻运用等是导致官渡与赤壁之战胜败的主因。白效咏《秦末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与楚汉战争胜负研究》(《浙江学刊》第1期)认为，楚汉战争胜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刘邦、项羽两大集团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回应。宋杰《汉代“弃市”与“殊死”辨析》(《中国史研究》第3期)对“秦汉弃市专用绞刑”说提出商榷，主张弃市仍为斩首刑。相关论文还有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魏永康《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史学集刊》第6期)、于洪涛《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厩令”———兼谈汉代“诏”、“令”、“律”的转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李力《秦汉律所见“质钱”考辨》(《法学研究》第2期)等。专著有宋杰《汉代死刑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贾丽英《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兰香和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谢瑞东《张家山汉简法律文献与汉初社会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六、区域史、边疆史、民族史、中外交流史
孙闻博《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古代文明》第2期)将徙、戍问题与秦汉帝国对“新地”的经营相联系，指出政府在派遣“新地吏”的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刘林智《汉末至三国初期三辅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政治局势、人口流动和世家大族等方面研究汉末三辅地区的变迁。范恩实《燕秦汉东北“长城”考论———障塞烽燧线性质再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辽东地区发现的燕秦汉障塞烽燧遗址并非其长城的东北段，而是相关势力进入东北地区后构建的军事镇戍体系。彭丰文《〈汉书·西域传〉的疆土意识与民族观念》(《西域研究》第3期)指出，《汉书·西域传》正文体现的疆土意识与“赞论”中的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自相矛盾，这是两汉特定政治、文化背景及边疆经略形势下的产物。衣保中、王世红《汉代匈奴粮食生产及其与中原的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农史》第2期)提出，汉匈攻战表面背后所蕴藏的民族交流与互动是匈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汉人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匈奴的粮食生产与加工能力均得以提高。
相关论文还有薛小林《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史学月刊》第1期)、王子今《汉代边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再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刘国防《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西域研究》第3期)等。专著有张荣芳等《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秦立凯《汉代西南体育文化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等。
七、历史地理、交通史、环境史、城市史
本年度历史地理、交通史等领域的成果颇具新意，丝绸之路研究成为关注重点。
李健胜《汉代丝路青海道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汉王朝通过行政建置、屯田移民，逐步掌握了经营、开发青海道的主动权。付志刚《中古史上佛教与城市空间流变研究》(《宗教学研究》第1期)认为，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力不断加大，逐步改变了先秦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政治单一化特征。王子今《西汉辽西郡的防务与交通》(《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从辽西郡与北边防务体系等七个方面，阐述辽西郡在环渤海区域里的重要职能和作用;他的《秦汉时期政治危局应对的交通控制策略》(《人文杂志》第7期)指出，以交通条件受到充分重视的社会意识为背景，交通控制成为政治危局应对的通常方式。相关论文还有马孟龙《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所见“显陵”考》(《复旦学报》第3期)、王文涛《汉五原塞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辛德勇《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战国以迄秦末的阳暨阳城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等。专著有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王子今《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磊等《飞軨广路: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八、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研究
本年度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研究(此处仅为针对出土文献本身的成果，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历史学研究者已分别归入前述各专题)成绩斐然，以具体问题的考证居多。宋蓉《南阳地区汉代墓葬研究———兼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考古学报》第2期)考察了不同时期各类文化因素对南阳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影响程度及组合方式。吴小平《战国秦汉时期云贵地区青铜炊具的考古学研究》(《考古》第3期)指出，战国秦汉云贵地区青铜炊具有釜、双耳锅、甑等，分属本土、川渝和岭南因素，从战国晚期至东汉，其分布格局变化甚大。丁丽娜《河套地区汉代陶明器与关中、中原地区的比较研究》(《考古与文物》第2期)通过类型学研究，认为河套地区汉代陶明器与关中、中原地区的演变过程一致。徐承泰《汉代考古遗存的埋葬学特征及其影响》(《江汉考古》第4期)指出，汉代墓葬的埋葬形态多为砖结构、盛行合葬，其埋葬制度不够明晰，在埋葬内容上，丰富与贫乏并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推出一组北大藏秦简牍的研究新成果:朱凤瀚《北大藏秦简〈教女〉初识》、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韩巍《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刘丽《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等。相关论文还有王勇《岳麓秦简〈县官田令〉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刘乐贤《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王皮木牍考述》(《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张春龙等《里耶秦简刻齿简研究———兼论岳麓秦简〈数〉中的未解读简》(《文物》第3期)等。专著有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中西书局)、萧灿《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叁、伍，上海古籍出版社)、甘肃简牍博物馆等《肩水金关汉简(肆)》(中西书局)、王辉等《秦文字编》(中华书局)、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振红和邬文玲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学勤编《出土文献》(第六、第七辑，中西书局)等。
九、总结
综观2015年度的秦汉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秦汉史研究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资料的发现。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法制史，在相关的重大领域里，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都是依托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展开的。新资料的发现，启发了人们对既往问题的再思考。这一方面证明了考古学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能力的弱化。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历史认识的发展根源于历史的发展，历史学家要从不断变化的时代需要出发与历史进行对话。正是因为时代的不断向前，历史学也始终保持着持久的生命活力。考古新资料的出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如果历史学的发展唯有依靠考古来推动，就会失去不尽的源泉和创新的动力。
其次，通观上述总结的八个大的研究方面，虽然每个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但是却看不到相对集中的论题，每个领域中的选题都相当分散，没有形成热点话题，也没有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学界呼吁多年的研究状况碎片化问题，在本年度仍然没有明显的改观。这是一个缺憾。这种现象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学界所关注的问题缺乏普遍性;二是研究者相互之间的离散和冷漠。没有热点的学术研究是沉寂的，是缺乏活力的，也是难以深入的。只有形成共同关注的话题，才可能在交流与碰撞中擦出思想的火花，产生新的观点和认识，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处发展。
最后，宏观性、整体性、理论性研究课题的缺失，仍然是秦汉史研究的短板。学界为纠正研究的碎片化而提倡宏大叙事，提倡理论思考，但2015年的研究还是如故，依然没有人去关注那些涉及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等带有理论性的重大问题。尽管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颇有争议或质疑，对秦汉社会究竟是不是封建社会的论说无动于衷，但对社会的整体属性的判断，毕竟对认识秦汉社会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可以不赞成某种既成的说法，但却不能没有说法。当我们还不知道秦汉社会基本属性的时候，对这一时期具体问题的研究，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判断就无法进行。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用在这里也是很恰当的。没有整体性的认识，任何具体的认识都将无从归属。不讨论秦汉社会性质问题，对于该时期细部问题的研究，就难免陷入盲目、混乱、模糊的状态中。
着眼现实、面向时代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激发学术热点，不逃避理论与宏大叙事，以上问题，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