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研究70年
提要：简牍学研究可分为简牍书籍和简牍文书两个方向。1949年以来，简牍新材料层出不穷。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牍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更是迎来高潮。除了基础整理与研究，简牍学研究还与文史哲各领域密切相关。简牍学70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亦有尚待继续努力之处。
关键词：简牍学；书籍；文书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得到曹峰、尤锐（Yuri Pines）、程少轩、郭伟涛、任攀、贾连翔、程浩、石小力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在纸普及之前，简（包括竹简与木简）和牍（包括木牍与竹牍）是我们祖先的主要书写载体。如果从目前所见最早的简牍实物——曾侯乙墓竹简算起，一直到公元402年东晋桓玄下诏以纸代简，简牍流行的历史持续了8个多世纪。何况许多学者相信，简牍的使用历史至少要上溯至商代。虽然古代也有孔壁中书、汲冢竹书这样的简牍被发现，并已有初步的研究，但简牍学的正式开展还是20世纪以来的事。1925年，王国维面向清华学生做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罗列当时的“五大发现”，其中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这一“新发见”，正促成了简牍学这一“新学问”的诞生。
李学勤将简牍学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学勤：《序》，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本文的讨论便围绕该阶段展开。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1年，出土相对零散，研究也相对滞后；自1972年发现银雀山汉简、1975年发现睡虎地秦简，一些重要学者投身于整理与研究工作之中，简牍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互动愈加密切；21世纪以来，随着更多材料的发现、整理与刊布，简牍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得到极大拓展，研究队伍愈加扩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协同得到加强，一些重要辑刊和网站问世，国家的扶持力度加大，并有力推动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
早期出土的简牍，多为文书方面的内容。1949年以来，随着多批简牍书籍的发现，简牍学开始分化为书籍研究和文书研究两方面，二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较大的不同之处。目前我国出土简牍总数已达约30万枚，其中文书简牍占到了80%左右。李学勤曾指出：“由于简牍大致可分为文书和书籍两大类，具有各自的性质与特点，简牍文书和简牍书籍的研究现在已经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分支。”【李学勤：《序》，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本文即从简牍书籍和简牍文书两方面出发分别予以介绍。【过去的简帛学/简牍学综述性专书有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1989）、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2003）、赵超《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2005）、骈宇骞《简帛文献概述》（2005）、骈宇骞等《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2006）、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2011）、横田恭三《中国古代簡牘のすペて》（2012）、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2018）等，可以参看。】
一、70年来简牍书籍的发现与研究
所谓“书籍”或“古书”，大致相当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范围。与简牍文书发现较早不同，简牍书籍主要是1949年以来（尤其是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这些新发现直接推动了相关研究。
（一）简牍书籍的重要发现
1.战国楚简
（1）长台关楚简。1956年发现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有周公与申徒狄对话的内容。
（2）九店楚简。1981～1989年发现于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包含日书的内容。
（3）慈利楚简。1987年发现于湖南慈利楚墓，有与《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宁越子》等典籍相关的文献，内容尚未完全公布。
（4）郭店简。1993年发现于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包括道家文献《老子》《太一生水》以及儒家文献《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
（5）上博简。1994年入藏上海博物馆，涉及儒典、诗赋、史书、子书、数术等方面的内容，如《孔子诗论》《子羔》《缁衣》《性情论》《周易》《容成氏》《恒先》《凡物流形》《曹沫之陈》《郑子家丧》《逸诗》《李颂》《兰赋》《卜书》等。目前已经出版9辑整理报告，尚未完全刊布，曹锦炎最近新公布了《卉茅之外》一篇。【曹锦炎：《上博竹书〈卉茅之外〉注释》，《简帛》第18辑，2019年。】
（6）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历年收藏简牍包括战国简10枚，可与上博简《缁衣》《周易》《子羔》《季庚子问于孔子》相编连；西汉简215枚，涉及日书等内容。
（7）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涉及《书》类文献、诗、史书、子书、数术、乐律等方面的内容，如《保训》《尹诰》《傅说之命》《厚父》《摄命》《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系年》《楚居》《治邦之道》《心是谓中》《筮法》《算表》等。目前已经出版8辑整理报告，尚未完全刊布。
（8）夏家台楚简。2014～2015年发现于湖北荆州夏家台楚墓，包括《诗经·邶风》《尚书·吕刑》以及日书等内容，内容尚未公布。
（9）安大简。2015年入藏安徽大学，包括60篇《诗经·国风》以及楚史、楚辞、子书等重要文献，2019年出版第一辑。
（10）龙会河北岸楚简。2018～2019年发现于湖北荆州龙会河北岸楚墓，涉及西周史、楚国史的新材料，内容有待公布。
2.秦简牍
（1）睡虎地秦简。1975年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除司法文书等内容外，尚有《日书》《为吏之道》等。
（2）放马滩秦简。1986年发现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包括日书以及所谓“志怪故事”。
（3）岳山秦牍。1986年发现于湖北江陵岳山岗秦墓，内容为日书。
（4）王家台秦简。1993年发现于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涉及《日书》《归藏》《政事之常》等内容，尚未完全公布。
（5）周家台秦简。1993年发现于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包括日书、历书和病方。
（6）岳麓秦简。2007年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除律令外，尚有《数书》《质日》《占梦书》《为吏治官及黔首》等内容，目前已出版5辑整理报告。
（7）北大秦简。2010年入藏北京大学，除文书外，尚有《从政之经》《教女》《制衣》《公子从军》《隐书》《酒令》《泰原有死者》《日书》《算书》以及数术类文献，尚未完全公布。
3.汉简牍
（1）武威汉简。1959年发现于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包括《仪礼》的部分内容以及日书。
（2）银雀山汉简。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一些可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逸周书》等古书相对照，此外尚有《唐勒》赋以及阴阳、时令、占候之书、相狗方等数术类文献。
（3）武威医简。1972年发现于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内容为医方。
（4）居延新简。1972～1982年发现于居延地区，除文书外，尚有《论语》《苍颉篇》《急就篇》《相利善剑》《算数书》以及九九术、历书、医方。
（5）马王堆汉简。1973年发现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与帛书同出。除遣策外，尚包括《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四种方技类文献，主要涉及房中术。
（6）定县汉简。1973年发现于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包括《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六韬》《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日书》等，尚未完全披露。
（7）阜阳汉简。1977年发现于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包括《诗经》《周易》《苍颉篇》《庄子·杂篇》《离骚》《涉江》《年表》《万物》《日书》《刑德》《天历》《星占》《相狗经》《算术书》等，尚未完全披露。
（8）敦煌汉简。继20世纪前期的发现之后，1977～1988年，敦煌附近地区陆续采获简牍，除文书外，尚有字书、日书、历书、九九术、相马、相刀、药方等内容。
（9）张家山汉简。1983年发现于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除律令、遣策外，包括《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书》《庄子·盗跖》等古书。
（10）地湾汉简。1986年发现于甘省金塔地湾，主要是文书，有少量古书内容。
（11）悬泉汉简。1990～1992年发现于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除文书外，尚有《苍颉篇》《急就章》《论语》《日书》《相马经》等古书。
（12）尹湾汉简。1993年发现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村东汉墓，除文书外，见及《神乌赋》。
（13）虎溪山汉简。1999年发现于湖南沅陵虎溪山西汉墓，除文书外，尚有日书等内容。
（14）额济纳汉简。1999～2002年发现于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除文书外，尚有《晏子》《田章》《苍颉篇》《日书》以及医方等内容。
（15）孔家坡汉简。2000年发现于湖北随州孔家坡西汉墓，包括日书和历书。
（16）杜陵汉牍。2001年发现于陕西西安杜陵陵区，内容为日书。
（17）印台汉简。2002～2004年发现于湖北荆州印台西汉墓，除文书外，尚有日书、叶书等内容。
（18）睡虎地汉简。2006年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西汉墓，除文书外，尚有日书、历书、算术书以及可与《说苑》《新序》《韩非子》《列女传》相对照的古书。
（19）水泉子汉简。2008年发现于甘肃永昌水泉子西汉墓，包括《苍颉篇》《日书》等。
（20）北大汉简。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包括《老子》《苍颉篇》《周训》《赵正书》《妄稽》《反淫》《儒家说丛》《阴阳家言》《日书》《节》《雨书》《堪舆》《荆决》《六博》以及古医方等文献。
（21）海昏侯墓简牍。2011年发现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一些内容可与《诗经》《春秋》《论语》《孝经》《礼记》《大戴礼记》等古书相比照，另有子书、六博、方术类文献以及《子虚赋》《葬赋》等辞赋。
（22）天回汉墓医简。2012～2013年发现于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包含9部医书。
（23）周家寨汉简。2014年发现于湖北随州周家寨西汉墓，内容为日书。
（24）渠县城坝汉简。2014～2018年发现于四川渠县城坝村，除文书外，尚有字书、九九术等内容。
（25）胡家草场简牍。2018年发现于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涉及日书、历书、编年记、律令、医方、遣册等内容。
此外，日本、韩国、朝鲜亦出土《论语》等内容的简牍，【参见金庆浩编《지하의 논어,지상의 논어（地下的论语·纸上的论语）》，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12年。】兹不赘述。
（二）简牍书籍的研究
简牍书籍的研究除了基础整理与研究，还与其他人文学科多有交叉。由于所涉庞杂，难以面面俱到，以下仅作概览，以期呈现简牍书籍研究的基本面貌。
1.基础整理与研究
（1）简牍的整理。简牍的整理工作（包括清洗、保护、编连、释读、注释等）主要由发掘或收藏单位负责开展，此外70年代银雀山汉简等简牍的整理曾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集体协作进行。整理成果一般在《文物》等刊物予以介绍，或出版正式整理报告。在整理成果公布之后，学者往往围绕这些新材料展开热烈讨论，从字形、音韵、训诂等角度出发对释文提出补正与新释，《简帛》《简帛研究》《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研究》《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简牍学研究》等专业辑刊以及各类会议论文集，《文物》《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文史》等期刊，以及90年代末以后兴起的“简帛研究”“简帛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简帛研究”等网络平台（其中个别平台已结束历史使命），都成为讨论的重要阵地。
（2）简牍的再整理。在讨论开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便有必要进行简牍的再整理或简牍的汇释。如季旭昇主编过上博简和清华简的系列读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读本（一、二、三、四、九）》（2004、2003、2005、2007、201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肆）〉读本》（2013、2019）。】一些讨论颇多的篇章如上博简《孔子诗论》《容成氏》《曹沫之陈》，清华简《保训》《系年》，均有集释予以总结；【如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2004）、迟林华《〈孔子诗论〉集释》（2011）、吴文轩《〈孔子诗论〉集释与诗义汇考》（2017）；邱德修《上博楚简〈容成氏〉注译考证》（2003）、王韬《〈容成氏〉文本集释》（2008）、孙飞燕《上博简〈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2014）、单育辰《新出楚简〈容成氏〉研究》（2016）；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陈〉集释》（2006）、单育辰《〈曹沫之陈〉文本集释及相关问题研究》（2007）、高佑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曹沫之阵〉研究》（2008）、王青《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2009）；陈民镇等《清华简〈保训〉集释》（2011）、刘丽《清华简〈保训〉集释》（2018）；苏建洲等《清华二〈系年〉集解》（2013）、李松儒《清华简〈系年〉集释》（2015）。】《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秦简牍合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校注》《上博楚简儒家文献校理》等书则是综合性的再整理成果。日本学者向来有注译的传统，如池田知久组织过郭店简和上博简的注译。【池田知久监修《郭店楚簡の研究》《上海博楚簡の研究》系列。】一些欧美学者也重视以注译为基础的再整理研究。【如安乐哲（Roger T. Ames）对简牍儒籍的译注，米欧敏（Olivia Milburn）对张家山汉简《盖庐》、清华简《系年》等的译注，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对郭店简《老子》的译注。值得一提的是，顾史考（Scott Cook）所著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 Complete Translation（2012）译注考证完备，堪称典范。】
2.语言文字研究
出土文字材料对于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具体到简牍书籍，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向以繁难著称，而一些可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的简牍书籍，为我们提供了破解战国文字（尤其是楚文字）中疑难字的重要线索。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几批重要简牍材料的公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极大推进了古文字的研究，过去一些未能确识的战国文字乃至商周文字得以冰释。【相关研究论著过多，难以概述，可参见李守奎《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曾宪通、陈伟武主编《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古音研究。简牍书籍也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材料。借助于韵文、谐声、通假等现象，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上古音。一些论著注意结合简牍材料总结通假等语音规律，【如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1984）、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1994）、刘鸿雁《郭店楚简语音研究》（2006）、胡海琼《〈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通用字声母研究》（2007）、叶玉英《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2009）、程少轩《试说战国楚地出土文献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韵现象》（2010）、李存志《上博楚简通假字音韵研究》（2010）、刘波《出土楚文献语音通转现象整理与研究》（2013）、张富海《谐声假借的原则及复杂性》（2018）等。另参见孟蓬生的系列论文。】有的论著则致力于揭示上古音的地域区分（尤其是楚、秦方音）。【如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2006）、胡杰《先秦楚系简帛语音研究》（2009）、杨建忠《秦汉楚方言声韵研究》（2011）、王志平等《出土文献与先秦两汉方言地理》（2014）、冯玉等《从放马滩秦简通假字看秦上古方音系统》（2018）等。】
（3）语法研究。李明晓对战国楚简语法有系统研究，【参见李明晓《战国楚简语法研究》（2010）。】沈培等注意结合语法考释简牍。简牍书籍的语法研究，以词类研究最为重要。由于虚词能反映文献的时代、地域以及文体特征，故成为词类研究的热点。对于书籍（亦涉及文书）简牍的虚词，张玉金有系统研究，周守晋、李明晓、刘凌等亦有关注。【参见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2011）、张玉金《出土先秦文献虚词发展研究》（2016）、周守晋《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2005）、李明晓等《战国秦汉简牍虚词研究》（2011）、刘凌《战国楚简连词语体差异研究》（2017）等。】张显成主编的《简帛语言文字研究》与张玉金主编的《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两种辑刊，刊发了许多简牍虚词研究的论文，可以参看。一些学者试图在虚词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文献的传写习惯及时代特质。【风仪诚（Olivier Venture）、大西克也、巫雪如、董志翘、尤锐（Yuri Pines）、陈民镇等均有讨论，参见陈民镇《从虚词特征看清华简〈系年〉的真伪、编纂及性质》，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除了虚词，简牍实词亦有不少研究。【如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动词研究》（2018）、张显成等《简帛副词的研究价值》（2015）等。】
3.古书综合研究
（1）古书的形制与格式。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基础上，陈梦家、马先醒、高大伦、薛英群、林沄、胡平生、林清源、张显成、程鹏万、贾连翔、李孟涛（Matthias Richter）、肖芸晓、黄威等结合简牍对古书的形制（如竹简尺寸、收卷等）和格式（如篇题、署名等）做了进一步研究与总结。【参见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1980）、台湾《简牍学报》第7期（1980）所载马先醒系列论文、高大伦《简册制度中几个问题的考辨》（1984）、薛英群《简牍制度概述》（1990）、林沄《古代的简牍》（1994）、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2000）、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2004）、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2004）、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2017）、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2015）、李孟涛The Embodied Text: Establishing Textual Identity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2013）、肖芸晓《清华简简册制度考察》（2015）、黄威《简帛古书书名格式研究》（2016）等。】对于余嘉锡基于传世文献的古书研究，有学者据简牍进行补充与反思。【如顾史考《以战国竹书重读〈古书通例〉》（2009）、李锐《新出简帛与古书书名研究——〈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补》（2010）等。】简背划痕无疑是新世纪以来的重要发现，目前已成为简牍形制研究的共识。【参见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2011）、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2015）、史达（Thies Staack）“Identifying Codicological Sub-units in Bamboo Manuscripts: Verso Lines Revisited”（2015）等论著。】
（2）古书的传抄。以李松儒等为代表的字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区分抄手与篇章的重要线索。【参见李松儒《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2015）、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2015）、廖媛媛《上博简楚竹书字迹关系研究》（2017）等。】文字的地域区分，也是传抄中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便研究楚简中的非楚文字因素。【参见如冯胜君《郭店楚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2007）、李守奎等《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2015）等。】此外，有学者试图考察抄手与读者在传抄过程中的影响，【参见《简帛》第4辑所载李孟涛《试探书写者的识字能力及其对流传文本的影响》、冯胜君《从出土文献看抄手在先秦文献传布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夏含夷《简论“阅读习惯”》等文。】简牍书法也受到较多关注。【参见《出土文献研究》第13辑（“简帛文字与书法国际研讨会”特辑）一书即收录李松儒《清华简书法风格浅析》、贾连翔《谈清华简文字的基本笔画及书写顺序》诸文以及邢文《楚简书法探论》（2015）一书。】
（3）文献形成与流传。随着70年代银雀山汉简等几批简牍书籍的出土，参与整理这些材料的李学勤意识到疑古派对古书形成年代的怀疑存在问题，遂提出“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亦引发李零、裘锡圭、谢维扬、冯胜君、廖名春等人的讨论。【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新出简帛与学术史》、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谢维扬《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从〈清华简（壹）〉看古书成书和流传的一些问题》、冯胜君《出土材料所见先秦古书的载体以及构成和传布方式》、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诸文，均可见梁涛、白立超编《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另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2001）、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004）、夏含夷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2006）、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2013）、谢科峰《早期古书流传问题研究——以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为例》（2015）、谢维扬等编《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2015）、李锐《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2017）等。】对于《孙子兵法》《老子》《论语》《文子》《六韬》《尚书》《礼记》《孔子家语》诸书的成书，学者亦结合简牍进行个案研究及重新审视。
（4）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的对照研究。通过比较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的共见或相关文本，可为校读古书以及进一步理解古书的形成提供启示。【参见郑良树《竹简、帛书与校雠学、辨伪学》（1983）、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2006）、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比对古籍相似内容现象研究》（2012）、陈剑《战国竹书论集》（2013）、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2014）、西山尚志《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2015）等。】而文本的异同之间，又引发学者关于文本流动与固定的讨论。【参见柯马丁（Martin Kern）“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4.五经研究
（1）《诗》。目前出土的《诗经》文本见于安大简、夏家台楚简、海昏侯墓简牍以及阜阳汉简。安大简与夏家台楚简的材料是战国时期的《诗经》文本，弥足珍贵，均属于《国风》。海昏侯墓简牍和阜阳汉简则是汉代文本。相信随着安大简等重要材料的公布，我们对《诗经》文本及其编纂、流传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阜阳汉简《诗经》的研究参见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1988）。目前安大简《诗经》的研究主要是异文研究，参见徐在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异文》（2017）、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2018）。】此外，与《诗经》相关的文献则有上博简《孔子诗论》《采风曲目》《逸诗》以及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等。《孔子诗论》是上博简最早透披露的材料，涉及孔子论诗及《诗》的早期诠释，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围绕该篇的作者、该篇与《诗大序》的关系、诗学价值、《诗经》的编纂、《诗经》学史意义等问题展开。【参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2002）所收论文以及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2013）等专书。与中国学界《孔子诗论》研究的热潮相比，西方学界相对冷清，除柯马丁（Martin Kern）等少数学者有所讨论，鲜有人涉及。】清华简《耆夜》诸篇，既出现了与今本《诗经》中《蟋蟀》《敬之》相关的文本，也有不见于《诗经》的逸诗，学者多有讨论。【如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2011）、陈致《清华简中所见古饮至礼及〈耆夜〉古佚诗试解》（2010）、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 （2011）、柯马丁 “‘Xi shuai’ 蟋蟀 （‘Cricket’） and Its Consequences: Issue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 and Manuscript Studies”（2019）等讨论《耆夜》所见诗篇，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2012）、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2013）、姚小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诗经〉学史的若干问题》（2013）、徐正英等《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2014）、姚小鸥等《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2014）、马银琴《〈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的关系》（2019）等讨论《周公之琴舞》，赵平安《〈芮良夫毖〉初读》（2012）、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2014）、马芳《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看“毖”诗的两种范式及其演变轨迹》（2015）、高中华等《论清华简〈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2016）、曹建国《清华简〈芮良夫毖〉试论》（2016）等则讨论《芮良夫毖》，姚小鸥主编《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2016）收录了一些相关论文。】曹建国、周泉根、刘冬颖、邓佩玲、胡宁、蒋文等对出土《诗经》有较综合的研究。【参见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2010）、周泉根《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2010）、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儒家〈诗〉学研究》（2010）、邓佩玲《〈雅〉〈颂〉与出土文献新证》（2017）、胡宁《楚简逸诗——〈上博简〉〈清华简〉诗篇辑注》（2018）、蒋文《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2019）等。】
（2）《书》。简牍《书》类文献主要见于清华简，包括《金縢》《尹至》《尹诰》《傅说之命》《摄命》《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保训》《厚父》《封许之命》诸篇。此外，夏家台楚简有《尚书·吕刑》，尚未公布。在清华简《书》类文献公布之前，已有学者结合郭店简、上博简的材料讨论《尚书》。【参见廖名春《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2000）、晁福林《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2002）、林志强《新出材料与〈尚书〉文本的解读》（2004）、李学勤《试论楚简中的〈说命〉佚文》（2008）等。】清华简使《书》类文献的讨论进入热潮，【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2010）、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2011）等较早作综合性的讨论。】学者或《书》类文献的成书与流传，【参见刘光胜《清华简与先秦〈书〉经流传》（2012）、陈家宁等《从清华与今本〈皇门〉看古书流传与校勘问题》（2012）、杜勇《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2013）、谢维扬《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2016）、程浩《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2016）、刘光胜《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2017）等。】或重新争辩今古文《尚书》公案。【杜勇《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2012）、杜勇《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2013）、傅刚《出土文献给我们的启示——以清华简〈尚书·说命〉为例》（2013）、张岩《清华简〈咸有一德〉〈说命〉真伪考辨》（2015）、杨善群《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2012）。】单篇文献的性质也受到许多关注，以《厚父》为例，或以为周书，或以为商书，或以为夏书，歧见迭出。【参见刘国忠《也谈清华简〈厚父〉的撰作时代和性质》，《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近年国外学者也愈益关注《尚书》，且重视简牍的材料。【如艾兰（Sarah Allan）“On Shu 書 (Documents) and the Origin of the Shang shu 尚書 （Ancient Documents） in light of recently discovered bamboo slip manuscripts”（2012）一文以及柯马丁和麦笛（Dirk Meyer）主编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Classic of Documents)（2017）一书，此外，麦笛所著Documentation and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The Shangshu 尚書 (Venerated Scriptures) and the "Shu" Traditions也即将出版。日本学者如小泽贤二撰有《清華簡『尚書』文体考》（2011）、中国古代における文書の成立と『尚書』の位置》（2012）等文。】基于《书》类文献的思想史、古史研究，详见下文。
（3）《礼》。除武威汉简《仪礼》外，尚发现有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内礼》《民之父母》《武王践阼》《天子建州》等与《礼记》《大戴礼记》相关的文献。沈文倬等对武威汉简《仪礼》有较深入的讨论。【参见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1975）、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1999）、沈文倬《菿闇文存》（2006）、张焕君等《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2009）等。】郭店简、上博简《缁衣》以及郭店简其他篇章公布之后，不少学者讨论《缁衣》以及《礼记》的形成。【参见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1998）、邢文《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2000）、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 （2000）、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2010）等。】至于《内礼》《民之父母》《武王践阼》诸篇，亦多有讨论。【如彭裕商《上博简〈民之父母〉对读〈礼记·孔子闲居〉》（2006）、福田哲之《上博楚简〈内礼〉的文献性质》（2006）、段君峰《上博简〈民之父母〉、〈内礼〉研究：兼谈二戴〈礼记〉的成书年代》（2006）等。】一些学者综合上述材料反思《礼记》和《大戴礼记》的成书问题。【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2007）、吕友仁等《郭店简、上博简与今本〈礼记〉》（2008）、李灵洁《出土楚简所见与今本大小戴〈礼记〉相关文献研究》（2012）等。】杨华、曹建墩等对简牍《礼》类文献有持续的研究。【参见杨华《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2007）、杨华《古礼新研》（2012）、曹建墩《战国竹书与先秦礼学研究》（2018）等。】清华简《耆夜》提供了饮至礼的重要材料，一度引发争论。【参见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2011）、程浩《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2012）、刘光胜《清华简〈耆夜〉礼制解疑》（2015）等。】
（4）《易》。目前发现有上博简《周易》、清华简《筮法》《别卦》、王家台秦简《归藏》、阜阳汉简《周易》。【参见李学勤《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2005）、《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2013）等。】除了李学勤，廖名春、刘大钧、夏含夷、丁四新等对出土《易》类文献亦有持续的研究。【参见侯乃峰《〈周易〉文字汇校集释》（2009）、郑玉姗《出土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经文考释》（2010）、夏含夷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2014）、丁四新《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2011）、丁四新《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2017）等。】值得注意的是，《归藏》的发现，使人们意识到传世《归藏》佚文并非无据；【参见连邵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1996）、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1997）、邢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2000）、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2001）等。】《筮法》亦或与《归藏》有关，【李学勤：《〈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提供了周代占筮系统的新材料和解读数字卦的新线索，引发学者热议。【参见程浩《清华简〈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2013）、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2013）、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材料整理与研究》（2014）、林忠军《清华简〈筮法〉筮占法探微》（2014）、刘大钧《读清华简〈筮法〉》（2015）、夏含夷《是筮法还是释法——由清华简〈筮法〉重新考虑〈左传〉释例》（2015）、刘光胜《从清华简〈筮法〉看早期易学转进》（2015）等。】
（5）《春秋》。目前尚未发现《春秋》或《左传》的文本。有些学者将清华简《系年》《郑武夫人规孺子》等联系《左传》进行讨论，【如沈建华《试说清华〈系年〉楚简与〈春秋左传〉成书》（2013）、张驰《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2017）、许兆昌等《试论〈春秋〉历史叙事的成就——兼论清华简〈系年〉的史料来源问题》（2019）等。】亦有学者联系上博简的相关篇章。【参见蔡树才《简帛〈春秋〉学研究述评》（2012）、董熠《先秦简牍与经部古籍互证研究——以〈左传〉为例》（2014）等。】
5.思想史研究
（1）《书》类文献的思想。《书》类文献的思想是诸子思想的重要来源。清华简《保训》曾引发关于“中”的热烈讨论，一些学者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去理解“中”。【如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2009）、江林昌《浅议清华简〈保训〉篇“中”的观念》（2010）、梁立勇《〈保训〉的“中”与“中庸”》（2010）、李锐《清华简〈保训〉与中国古代“中”的思想》（2011）、曹峰《〈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2011）、梁涛《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再检讨》（2012）等。】清华简《尹至》《尹诰》《厚父》等篇中关于“民”的思想亦多有讨论。【如福田哲之《清華簡『尹誥』の思想史的意義》（2011）、陈民镇《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的性质》（2017）、曹娜《试论清华简〈尹诰〉篇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018）、宁镇疆《清华简〈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观念源流与豳公盨铭文再释——兼说先秦“民本”思想的起源问题》（2015）、杜勇《清华简〈厚父〉与早期民本思想》（2016）、王坤鹏《论清华简〈厚父〉的思想意蕴与文献性质》（2017）、梁涛《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2018）等。】
（2）儒家思想。随着1998年郭店简的正式刊布，楚竹书的思想史研究成为热点。【参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中国哲学》第20辑（1999）及21辑（2000）、《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2002）、池田知久编《郭店楚簡儒教研究》（2003）、《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2007）等论文集所收论文，另参见《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期刊以及《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等辑刊。】延续马王堆帛书《五行》的研究，郭店简《五行》成为学者热议的对象。【参见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2000）、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2000）、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2005）、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2009）等。】由于《五行》诸篇被一些学者视作思孟学派的作品，思孟学派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梁涛等多有讨论。【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8）、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2008）等。】性情论也是学者关注的话题。【参见李天虹《〈性自命出〉与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2001）、丁原植《楚简儒家性情说研究》（2002）等。】在上博简儒籍陆续公布之后，同样引发学者关注，有的结合郭店简一并讨论。【综合性论著如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2002）、梁静《上博楚简儒籍考论》（2010）、梁振杰《走近原始儒家——战国楚简儒家思想研究》（2015）等。】一些学者亦由此重新反思《曾子》等儒籍的形成及思想。【参见罗新慧《曾子研究》（2013）、刘光胜《出土文献与〈曾子〉十篇比较研究》（2016）等。】清华简《心是谓中》诸篇，也有可联系儒家思想的内容，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参见陈民镇《清华简〈心是谓中〉首章心论的内涵与性质》（2019）、朱君杰《从清华简〈心是谓中〉看战国儒家心性观的演变》（2019）等。】
（3）道家思想。自郭店简《老子》公布之后，《老子》成为学者热议的对象。【参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1999）、《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艾兰等编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2000）所收论文。另参见刘信芳《荆门郭店竹简老子解诂》（1999）、丁原植《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1999）、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2010）、彭裕商《郭店楚简老子集释》（2011）、池田知久《郭店楚簡老子の新研究》（2011）等。】由于郭店简儒道典籍并出，故儒道关系也成为讨论颇多的话题。【参见曹峰编《出土文献与儒道关系》，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太一生水》作为新见道家文献，也引发学者的浓郁兴趣。【参见陈丽桂《〈太一生水〉研究综述及其与〈老子〉丙的相关问题》，《汉学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与太一生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而随着上博简《恒先》《凡物流形》《三德》诸篇以及清华简《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诸篇的公布，黄老的宇宙论和政治思想研究成为焦点，包括曹峰、王中江、陈丽桂在内的国内外学者多有讨论。【参见王中江《出土文献与道家新知》（2015）、曹峰《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2015）、曹峰《文本与思想——出土文献所见黄老道家》（2018）等。2013年，美国学术刊物《Dao（道）》出版专号，刊发了金鹏程（Paul R. Goldin）、钱德梁 （Erica F. Brindley）等人关于《恒先》的研究。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Fanwu liuxing凡物流形 (‘All Things Flow into Form’) and the ‘One’ in the Laozi”（2015）等文也值得重视。】
（4）墨家研究。长台关楚简出土之后，即有归属儒家或墨家的争论。【参见杨泽生《长台关竹书的学派性质新探》，《文史》2001年第4辑。】同样的，上博简《容成氏》《鬼神之明》，或以为归儒，或以为归墨。【参见欧阳祯人、黄盖《论〈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现代哲学》2017年第5期；邓佩玲《谈上博简〈鬼神之明〉的学派问题》，《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上博简中其他篇章，也有学者认为与墨家有关。【参见西山尚志《上博楚简〈郑子家丧〉中的墨家思想》（2010）等。】清华简中的一些文献，也有学者联系墨家讨论。【参见刘成群《清华简与墨学管窥》（2017）及《清华简〈越公其事〉与黄老之学的源起》（2018）。】尤其是《治邦之道》，整理者明确认为属于墨家，但未必尽然。【陈民镇：《清华简〈治邦之道〉墨家佚书说献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邦家之政》则是典型的儒墨兼容的文献，【李均明：《清华简〈邦家之政〉所反映的儒墨交融》，《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3期。】值得重视。
（5）诸子综合研究。许多论著实际上同时研究儒家和道家，另涉及墨家、兵家等思想。【如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2000）、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2001）、朱心怡《天之道与人之道——郭店楚简儒道思想研究》（2004）、郭梨华《出土文献与先秦儒道哲学》（2008）、曹峰《楚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研究》（2010）、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2011）、陈丽桂《近四十年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2015）等。李零、田旭东、黄朴民等对简牍兵家文献有较多关注。】日本学者比较注重思想史研究，【参见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2006）、《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2005）、浅野裕一《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国思想——上博楚簡研究》（2005）、汤浅邦弘编《上博楚簡研究》（2007）、汤浅邦弘《竹簡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2014）、中村未来《戦国秦漢簡牘の思想史的研究》（2015）等。】欧美学者亦多有关注。【除针对道家的研究外，安乐哲、金鹏程等对简牍儒籍有较多关注，叶山（Robin D. S. Yates）、苏炀悟（Ralph D. Sawyer）等对简牍兵书有持续研究。英国学者麦笛所著Philosophy>
（6）数术。数术也是先秦秦汉思想的重要面向，但相关文献基本未能流传至今，出土简牍呈现的大量数术类文献（日书、历书、占书、梦书等）则可弥补这一缺憾。由于种种原因，数术类文献的研究相对滞后。饶宗颐、曾宪通、李零、刘乐贤等有开拓之功，【参见饶宗颐等《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李零《中国方术考》（1993）、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1994）及《简帛数术文献探论》（2003）等。】晏昌贵、孙占宇、程少轩等亦多有创获。【参见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2010）、孙占宇等《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2017）、程少轩《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2018）等。】夏德安（Donald Harper）和马克（Marc Kalinowski）主编的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 The Daybook Manuscrip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2017）一书汇集了中外一些重要数术研究者的成果。夏德安、马克以及台湾学者蒲慕州等注意从宗教的角度解读数术类文献。
6.古史研究
简牍的古史研究，在上博简《容成氏》诸篇公布之后，论者益众。而随着清华简《书》类文献以及《系年》的刊布，古史新证形成高潮。【综合性论著如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2016）、李学勤等《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2017）、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2018）、刘成群《清华简与古史甄微》（2016）、路懿菡《清华简与西周史研究》（2018）等。】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1）远古传说。郭店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子羔》《容成氏》以及清华简《保训》诸篇，启发学者重新反思尧舜史迹与禅让传说。【参见罗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2003）、彭裕商《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为中心》（2009）、尤锐“Political Mythology and Dynastic Legitimacy in the Rong Cheng Shi Manuscript”（2010）、汤浅邦弘《上博楚簡『舉治王天下』の古聖王伝承》（2013）、艾兰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2015）等。】此外，《容成氏》还叙及尧舜之前的古帝王，郭永秉曾揭示有虞迵一世。【参见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2008）。】裘锡圭、郭永秉等根据这些材料重新反思古史辨派的古史观。【参见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2004）、郭永秉《近年出土战国文献给古史传说研究带来的若干新知与反思》（2018）等。】楚简所见“三楚先”，引发楚人先公的探讨，【参见刘信芳《楚简“三楚先”、“楚先”、“荆王”以及相关祀礼》（2005）、宋华强《〈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2006）、曹菁菁《新蔡葛陵楚简所见的祖先系统》（2009）、陈伟《楚人祷祠记录中的人鬼系统以及相关问题》（2010）等。】尤其是鬻熊、穴熊是否一人问题，【参见李家浩《楚简所记楚人祖先“鬻熊”与“穴熊”为一人说》，《文史》2010年第3辑。】赖新材料得以有定谳。【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2011）、苏建洲《读安大简“楚史类”竹简的几点启示》（2019）等。】此外，清华简《系年》涉及秦人的祖源问题，令秦人东来说又得一力证，【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2011）、王洪军《新史料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2013）等。】也引发学者关于古史记忆的探讨。【参见古育安《战国时代古史记忆的初步研究——以虞夏之际的古史记忆与秦吴二族的族源记忆为例》（2019）。】
（2）夏商史。如清华简《尹至》“西邑”及“西邑夏”，李学勤、蔡哲茂曾将其甲骨卜辞相联系；【参见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2011）、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2016）。】清华简《厚父》亦涉及夏朝史事；【参见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2014）、程浩《清华简十年：古书重现与古史新探》（2018）等。】清华简《尹至》《尹诰》提供了伊尹传说的新线索；【参见夏大兆、黄德宽《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从伊尹传说在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流变考察》，《文史》2014年第3期。】清华简《傅说之命》记载了武丁时期的重要史事，清华简《保训》揭示了商人先公上甲微的史迹。【参见沈建华《清华战国楚简〈保训〉所见商代先祖史迹传说》（2010）、陈民镇《上甲微史迹传说钩沉》（2013）等。】
（3）西周史。清华简《系年》揭示了西周晚期的重要史料，如共和行政、二王并立、平王东迁等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参见陶兴华《从清华简〈系年〉看“共和”与“共和行政”》（2013）、王红亮《由清华简〈系年〉论“共和行政”的相关问题》（2016）、杜勇《西周“共和行政”历史真相新探》（2019）、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2013）、朱凤瀚《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史事考》（2013）、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2013）、吉本道雅《清華簡繫年考》（2013）、程平山《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历史再解读》（2015）等。】此外，清华简《书》类文献也提供了文王受命、周公居东、三公之制等问题的新线索，【参见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2013）、 李学勤《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2011）、刘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2010）、冯胜君《也谈清华简〈金縢〉及〈诗·豳风·鸱鸮〉所见周初史事》（2019）、杜勇《清华简〈祭公〉与西周三公之制》（2014）等。】清华简《耆夜》则引发了西伯戡黎的再争论。【参见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2010）、李零《西伯戡黎的再认识——读清华楚简〈耆夜〉篇》（2013）等。】
（4）东周史。结合清华简《系年》《楚居》《郑文公问太伯》《郑武夫人规孺子》等材料，学者对楚国、晋国、齐国、秦国、郑国、卫国、吴国、越国列国史事加以讨论。【参见罗运环《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2011）、笪浩波《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的若干问题》（2015）、陈民镇《齐长城新研》（2013）、代生《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2015）、马楠《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2016）、程浩《牢鼠不能同穴：基于新出土文献的郑国昭厉之乱再考察》（2019）、李学勤《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2015）、陈民镇《清华简〈系年〉所见“山东时期”越国的军事与外交》（2017）、刘光《出土文献与吴越史专题研究》（2018）等。】
（5）史学史。《容成氏》的史学史价值，已有学者讨论。【参见王坤鹏《楚简〈容成氏〉与〈史记〉所记古史的比较研究》（2011）等。】《系年》的发现使学界意识到先秦史学更为丰富的内涵，不少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予以抉发。【参见许兆昌等《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2012）、陈民镇《〈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2012）、浅野裕一《史書としての清華簡『繋年』の性格》（2012）、尤锐 “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troducing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2014）、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2017）等。】有学者将其与《竹书纪年》《左传》等相比较。【如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2012）、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2015）、孙飞燕《清华简〈系年〉初探》（2015）、侯文学等《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叙事比较研究》（2015）等。】此外，《楚居》《郑子家丧》等，也有学者讨论其史学史价值。【参见李天虹《竹书〈郑子家丧〉所涉历史事件综析》（2010）、小寺敦《上博楚简〈郑子家丧〉的史料性格：结合小仓芳彦之学说》（2011）、牛鹏涛《清华简〈楚居〉的记史特征》（2014）等。】王坤鹏、杨博等对战国楚竹书的史学史价值有较系统的研究。【王坤鹏《近出古书与早期史学源流》（2017）、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2019）以及尤锐即将出版的Zhou History Unearthed: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一书。】
（6）历史地理。简牍的历史地理问题，吴良宝、徐少华、晏昌贵、郑威等有持续的研究。【参见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2010）、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2010）、晏昌贵《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2010）、郑威《出土文献与楚秦汉历史地理研究》（2017）等。】《容成氏》所见“九州”等地理问题，曾引发热烈讨论。【参见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2003）、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2004）、朱渊清《〈容成氏〉夹州、涂州、叙州考》（2004）、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2004）、易德生《上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2006）、魏德理（Vera Dorofeeva-Lichtmann）“The Rong Cheng shi容成氏 Version of the ‘Nine Provinces’”（2010）、周书灿《上博简〈容成氏〉九州补论》（2012）等。】《容成氏》以及清华简《尹至》《尹诰》《汤处于汤丘》等，涉及商汤伐桀的路线以及商汤居地问题。【参见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2004）、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2004）、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线新探》（2007）、沈建华《楚简“唐丘”与晋南夏商遗迹考》（2015）、刘成群《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与商汤始居地考辨》（2015）、魏栋《论清华简“汤丘”及其与商汤伐葛前之亳的关系》（2017）、熊贤品《〈清华简（伍）〉“汤丘”即〈系年〉“康丘”说》（2017）、陈民镇《清华简伊尹诸篇与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考》（2018）等。】《系年》称秦人祖先自东方迁至邾圉，邾圉地望涉及秦人早期居地问题。【参见李学勤《谈秦人初居“邾圉”的地理位置》（2011）、沈建华《秦族西迁“朱圉”原因及有关地理问题》（2012）等。】《楚居》呈现了楚人早期居地以及一系列楚“郢”，是重要的历史地理资料，学者亦多有讨论。【参见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2011）、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2011）、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的“夷屯”及其他》（2011）、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2011）、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2011）、杜勇《清华简〈楚居〉所见楚人早期居邑考》（2013）、郑杰祥《清华简〈楚居〉所记楚族起源地的探讨》（2015）、尹弘兵《多维视野下的楚先祖季连居地》（2017）等。】
7.古代文学研究
较之思想史研究和古史研究，文学史家利用简牍材料相对不足。在世纪之交，汤漳平、姚小鸥、赵敏俐、廖名春等都呼吁开展结合出土文献的古代文学研究。【见于《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等。】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渐多，刘奉光、廖群、陈斯鹏、王泽强、蔡先金等有相对综合的研究。【参见刘奉光《甲骨金石简帛文学源流》（2002）、廖群《诗骚考古研究》（2005）、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2007）、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2007）、王泽强《简帛文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2010）、蔡先金《简帛文学研究》（2017）等。】学界已成果举办7届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为主题的会议，济南大学、聊城大学等高校近年专注于简牍材料的文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此外，基于简牍的文体学研究也愈益受到重视。【参见罗家湘《出土文献的文体学意义》（2008）、陈民镇《简帛文献与早期文体形态及观念研究》（2017）、江林昌《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体系建构》（2018）等。】《诗经》的情况已如前述，以下简要谈谈其他文学材料的研究。
（1）楚辞。主要有上博简《有皇将起》《李颂》《鶹鷅》、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以及安大简楚辞类文献。汤漳平、黄灵庚、张树国等都注意结合简牍材料研究《楚辞》，【参见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2004）、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2011）、张树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以楚史及屈赋为中心》（2018）等。】徐广才则致力于以简牍材料校读《楚辞》。【参见徐广才《考古发现与〈楚辞〉校读》（2009）。】上博简楚辞类文献是前所未见的楚辞文献，已有学者做过综合研究。【参见陈民镇等《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研究》（2014）、邴尚白《楚辞类竹书及〈楚辞〉等古代文献新探》（2014）等。】
（2）赋类。主要有上博简《兰赋》、北大汉简《妄稽》《反淫》、银雀山汉简《唐勒》、海昏侯墓简牍《子虚赋》《葬赋》、尹湾汉简《神乌赋》、敦煌汉简所见韩朋故事及田章故事等。《唐勒》的作者问题，一度引发争论。【参见饶宗颐《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1980）、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1990）、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1990）、邢文《〈唐勒〉残简与战国散赋》（2010）等。】《神乌赋》和《妄稽》揭示了俗赋的新材料，《反淫》则属于新见的“七体”文本，皆为赋史新知，伏俊琏等对出土赋类文献有较多关注。
（3）其他韵文。秦简所见《为吏治官及黔首》《从政之经》《政事之常》《教女》《酒令》《隐书》《仓颉篇》等均为韵文，揭示了“秦世不文”的另一面。【参见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清华简《子仪》中的乐歌，反映了秦、楚的乐歌及相互交流。【参见何家兴《从清华简〈子仪〉谈春秋秦乐》（2018）、宁镇疆等《由清华简〈子仪〉说到秦文化之“文”》（2018）等。】敦煌汉简所见《风雨诗》，则为歌诗。简牍所见巫祝之辞多为韵文，也有待从文体学的角度加以研讨。【参见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2000）、陈斯鹏《战国秦汉简帛中的祝祷文》（2007）、陈民镇《一种文体生成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再思考》（2018）等。】值得重视的还有黄老学派的著作，多用韵文，其文学性有待抉发。
（4）小说。一些学者将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睡虎地秦简《诘》、北大汉简《妄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耆夜》等视作最早的“小说”。【参见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1990）、张传东《睡虎地秦简〈诘〉篇与六朝志怪小说渊源关系》（2017）、何晋《北大汉简〈妄稽〉简述》（2011）、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2013）、蔡先金《清华简〈耆夜〉古小说与古小说家“拟古诗”》（2017）等。】但衡诸早期“小说”的概念，都未必尽然。【陈民镇：《中国早期“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发生途径——来自简帛文献的启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5）文论。一些学者试图从简牍材料出发探讨早期的文学理论与思想。【参见谭德兴《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研究》（2017）、杨隽《简帛文献与诸子时代文学思想研究》（2018）等。】直接与文论有关的材料，主要是上博简《孔子诗论》，已有不少学者从文论的角度加以讨论。【参见程亚林等《楚竹书〈诗论〉在先秦诗论史上的地位》（2002）、陈斯鹏《竹简〈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2006）、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文亡隐意”说的文体学意义》（2014）等。】
8.科技史研究
（1）天文历法。周家台秦简、岳麓秦简、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睡虎地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尹湾汉简、孔家坡汉简、胡家草场简牍等均见及历书，与历法密切相关，诸如历书的定名与分类、【参见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2003）、郑传斌《出土秦汉简牍中的“历记”》（2004）、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2004）、赵平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定名及其性质》（2005）、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2008）、苏俊林《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2010）、肖从礼《秦汉简牍“质日”考》（2011）、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2016）等。】历法复原【参见森鹿三《敦煌·居延出土の漢曆について》（1961）、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1965）、市川任三《漢牘曆譜考》（1966）、陈久金等《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1974）、张培瑜《新出土秦汉简牍中关于太初前历法的研究》（1989）、陈久金等《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天文资料试探颛顼历问题》（1989）、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1989）、张闻玉《元光历谱之研究》（1990）、张培瑜等《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2001）、黄一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新探》（2002）、张培瑜《根据新出历日简牍试论秦和汉初的历法》（2007）、李忠林《秦至汉初历法研究》（2016）等。】等问题，学者多有讨论。
（2）算术。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岳麓秦简《数书》、北大秦简《算书》、睡虎地汉简《算术》等都是算术文献，清华简《算表》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工具实物，此外尚出土有各类九九表，都极大推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知识的认识。肖灿、谭竞男等有较系统的研究。【参见彭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2001）、郭书春《试论〈算数书〉的理论贡献与编纂》（2002）、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The Suan shu shu 筭數書 ‘Writings>
（3）医药。医药类简牍见于武威医简、天回汉墓医简、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等，张寿仁、马继兴、张显成等有持续的研究。【参见陈直《玺印木简中的古代医学史料》（1958）、赤堀昭《武威漢代医簡について》（1978）、张寿仁《医简论集》（2000）、高大伦《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和疾病文书考述》（1992）、张延昌等《武威汉代医简研究》（1996）、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1997）、张显成《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2002）、裘锡圭《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名称和医药情况》（2008）、周祖亮等《简帛医药文献校释》（2014）、马继兴《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2015）、梁繁荣等《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2016）、张雷《秦汉简牍医方集注》（2018）等。】最近成都和香港连续召开了有关医药类简牍的重要会议，值得关注。
二、70年来简牍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一）简牍文书的重要发现
简牍文书作为出土简牍的大宗，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土的。在发现地域不断扩大的同时，若干地区简牍文书集群的趋势非常明显，与出土过程同步，大致历经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形成四个颇具规模的集群：
1.居延简牍文书群
“居延”是额济纳河下游区域的统称，跨今内蒙及甘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延地区陆续发现1万余枚简牍。此为20世纪以来形成最早的简牍文书群，此后不断扩大。
1973～1982年，额济纳旗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遗址、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三地获简牍近2万枚。
1999～2002年，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获简牍500余枚，即所谓“额济纳汉简”。
1986年，地湾遗址出土简牍778枚，即所谓“地湾汉简”。至此该简牍文书群达到当时全国最大规模，是简牍文书研究的起步阶段。
其实，以上出土简牍皆可通称为“居延汉简”，众多遗址涉及多层级机构，包括都尉、屯田官、诸候官、诸部、亭隧、金关、县乡等。文书中亦不乏中央朝廷及诸郡国与之往来的文件，文书种类是诸集群中最多的，是研究简牍文书学的极佳资料。
2.敦煌简牍文书群
敦煌地区是20世纪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1906年和1913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疏勒河流域汉代鄣隧遗址获得1千余枚简牍。1920年和1944年，周炳南和夏鼐又分别在敦煌一带获得少量简牍。这批简牍俗称“敦煌汉简”。
1977年，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采获简牍91枚。1979年，马圈湾烽燧遗址采获简牍1217枚。1981年，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采获简牍76枚。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地区采获汉代简牍137枚。
2004年，一棵树烽燧遗址采获数枚汉简。2008年进行抢救性发掘，获简牍16枚。
最重要的是1990～1992年发现的悬泉汉简，达3万5千余枚。悬泉汉简的出土是简牍文书研究发展至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由于资料未能及时公布，其影响力尚未完全显露。从已透露的简文可知该遗址乃传置遗址，备有传送人员物资的车辆、设有养马的马厩、供过客住宿的传舍、食堂厨等，实质是当时管理交通体系的机构。尤其悬泉遗址地处丝路要冲，故此遗址出土简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湖北简牍文书群
湖北各地出土简牍的墓葬极多，其中以江陵和云梦两地出土的简牍文书最引人注目：
1975～1976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代竹简1155枚，另有残片80枚。
1989年，云梦龙岗6号秦墓出土木牍1枚、竹简150余枚。
2006年，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2137枚。
1983～1984年，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简1236枚。
2018年，荆州胡家草场墓地12号汉墓出土一批简牍，其中竹简4546枚。
1986～1987年，荆门包山岗2号楚墓出土竹简448枚，有字简278枚，竹牍1枚。竹简内容包括司法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册三大类。司法文书简见《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四个标题，皆为司法文书抄本。
此群的形成亦是简牍文书研究发展到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由于睡虎地秦简及张家山汉简公布较早，其影响力较为突出。
以上墓葬出土简牍中有较多法律文书，是研究秦汉法制史的绝佳资料。尚有多墓出土其它类型的行政文书，如：
1973～1975年，江陵纪南城凤凰山古墓区发掘了一批汉墓，出土简牍634枚，涉及公文、账册、契约、遣册等内容。
2004年，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木牍63枚、木简10枚，其内容展现了乡级文书行政的面貌。
4.湖南简牍文书群
湖南简牍文书大多出土于长沙市中心之古井窖，俗称“井喷”，数量占全国简牍的半数以上，重要者如：
1996年，长沙走马楼建筑工地22号古井发现大批三国吴简，总数达10余万枚。
2002年，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遗址1号古井中出土简牍3万7千余枚。
2003～2004年，郴州苏仙桥建设工地的4号古井出土三国吴简140枚，10号古井出土西晋木简900余枚。
2003年，长沙市中心湖南省供销社基建工地8号古井出土西汉简万余枚。
2004年，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的东牌楼建筑工地7号古井出土东汉简牍426枚。
2010年，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工地1号井窖内出土东汉简牍近7000枚。
2011年，长沙尚德街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区域9口古井窖中出土东汉简牍257枚。
2013年，益阳兔子山遗址的11口古井出土了楚、秦、汉、三国时期的简牍数千枚。
2014年，湘乡三眼井遗址一口古井中出土数千枚楚国竹简，尚未整理。
这些古井窖，大多是各级衙署设置的。落入井窖的简牍，多数是废弃的文书或过时被销毁的档案，都是文书行政的见证物。因此，简牍的内容与衙署的性质密切相关。以走马楼三国吴简为例，这批文书的责任人多为田户曹的官员，田户曹是管理土地、赋税、户籍人口的部门，所以简牍的内容多与户籍人口登记及缴纳赋税有关。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文书责任人多为左右贼曹的官员，贼曹是主管社会治安的部门，所以简牍的内容多与侦查追捕罪人及诉讼相关，爰书、劾状等司法文书占比较大。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责任人既有临湘令、丞，也有狱史等，涉及部门较多，所以简牍的内容也相对广泛，既有较多的司法文书，如“爰书”，也有统计文书，如“都乡垦田租簿”，还有关于监狱管理的报告等。里耶秦简所见下行文书责任人多为迁陵丞，表明该遗址为迁陵县的首长办公处，所见上行文来源颇多，计有司空、少内、仓、库、厩、诸乡等；内容也比上文所见广泛，既有常规的户籍人口登记，赋税收入簿，还有较多的刑徒劳作簿，能反映秦代严刑酷法的事实。再者，长沙市古井窖皆位于五一广场周边，自古以来便是政治、经济中心，从楚国开始在长沙建造城邑，秦汉之际设长沙郡，西汉设长沙国，东汉恢复长沙郡，五一广场皆为郡、国及临湘县、临湘侯国官署所在地，一直到明、清设长沙府，治所仍在五一广场区域，沿袭了两千多年，所以必然沉积大量的文化遗存。以往，长沙出土过楚简（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及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等，五一广场再出土从秦到三国的各个时代的简牍就不足为奇了。湘乡三眼井古井窖遗址、益阳兔子山古井窖遗址及郴州苏仙桥古井窖遗址离此中心也不远，皆在长沙郡或长沙国的范围或周边，与五一广场周边古井窖也有紧密的关联。即便距离比较远的里耶秦简古井窖遗址，简文所见洞庭郡与苍梧郡事务，亦与长沙息息相关。就布局而言，古井窖遗址皆位于古城内的工作区域，而诸如马王堆汉墓、渔阳汉墓等皆位于古城外的墓葬区，两者亦有一定的关联。古井窖出土的各级、各部门的行政、司法文书及其较长的时代延续性、密切的内部关联构成了湖南简牍文书群的体系特征。此群出土时间较晚，数量却最多，是简牍文书研究发展至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
5.其他简牍
除了上述集群的趋势外，出土简牍的分布亦愈趋广泛，就省、区而言，内蒙、甘肃、青海、新疆、北京、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四川、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有简牍文书出土。有些批量虽少，却很重要，例如：
1979～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战国秦墓出土木牍2枚。虽然只有一枚字迹清晰，但它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命书抄本实物。
1989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残简17枚，简文见“卫尉挈令、尉令、田令”等。
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出土木简400余枚，内容包括：兵法类，主要讲战守攻取的要点；军法、军令、军爵类，主要是根据兵法原则及当时朝廷的律令而制定的具体措施；此外还有篇题目录。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2号墓出土木牍1枚，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简牍内容十分丰富，此墓墓主为郡级史官，故其随葬之简牍文书反映了郡级文书体系的面貌，弥足珍贵。
（二）简牍文书的基础研究
所谓“文书”，在简牍学研究中通常指公文，此外也包括契约及个人信件等。公文由特定的作者制成和发布，有现行效用或时效，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对特定人群的行为有约束作用。简牍文书所涉及的研究极为繁杂，包括经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难以一一列举，本文主要介绍与资料应用直接相关的基础研究，专题研究方面仅介绍律令研究和丝绸之路研究这两个近年的突出点，其他方面可参见李均明等著《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该书拟推出修订本）。
秦、汉时期已有严格的文书程序，因此对这些程序及文书种类、基本内容的理解，构成了简牍文书基础研究的主体。但是，这些简牍出土时大多已经散乱残断，所以作为史料使用之前还要做缀合、编联、释文乃至考证的工作。
1.缀合
简牍文书断简缀合通常要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材质、形制、纹路、笔迹、裂痕等要素进行。如裘锡圭缀合复原了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市阳租简》和《郑里廪簿》。【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谢桂华对1930～1931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的45枚断简进行缀合，得到22例缀合复原的简牍。他认为缀合断简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出土地点相同；不仅木质、字体、笔迹完全相同，而且简文内容和文例亦可衔接，如果属于横断，形制必须完全一致；残留笔划和裂痕完全吻合。【谢桂华：《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何双全对1973～1974年破城子遗址发掘的居延汉简中的断简做了全面的整理缀合，共缀合复原138枚简，提出居延新简断简缀合工作须遵循的五阶段六方法。【何双全：《居延汉简研究》，《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2号，1996年。】肩水金关汉简公布之后，姚磊、杨小亮、谢坤、伊强、张显成、张文建、尉侯凯等做了许多断简缀合的工作。【参见郭伟涛《肩水金关汉简研究》（2019）一书的总结。】
2.册书复原
简牍整理过程中，册书复原的工作最为繁杂，其中甘苦鲜为人知。1961年，日本学者大庭脩复原了元康五年诏书册，并以此为基础对诏书传递过程及汉代的御史大夫进行研究。【大庭脩：《居延出土の詔書冊と詔書断簡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論叢》第52号，1961年。】此外，他对肩水金关简“永始三年诏书册”、武威简“王杖诏书、令册”、出土于敦煌凌胡隧的诏书册等都做了精心的复原和考证。同时提出册书复原四原则，包括：出土地同一；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大庭脩：《漢簡研究》，京都：同朋舎，1992年。】谢桂华复原了居延汉简“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廪名籍”。【谢桂华：《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可贵的是，他发现1931年从破城子旧出的和1973～1974年新出的两批居延汉简中，有些断简是可以进行缀合和复原成册的，《吏受奉名籍残册》即为实例。【谢桂华：《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秦汉史论丛》第5辑，1992年。】谢桂华还结合新、旧居延汉简复原了“王莽制诏”残册、“甲渠鄣候谊不留难变事爰书”残册、“元康四年赐给民爵名籍残册”等。【谢桂华：《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续）》，《简帛研究》第1辑，1993年。】何双全对新、旧居延汉简所见册书重新编联分类，认为同一简册常由多简编联而成，可以用不同的木质书写，所以不能以木质同一为基础来进行简册编联复原，而应主要根据书写字体和内容以及编绳位置。如此，则居延汉简的编册工作可将新简和旧简同时考虑，使两批简牍中的同册者编为一册。经编联分类，将2657枚简编联为343册。【何双全：《居延汉简研究》，《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2号，1996年。】侯旭东根据已经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中提供的“竹简揭剥位置示意图”对“广成乡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中的广成里部分进行了复原研究。【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邓玮光提出了“横向比较复原法”，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第三卷中的三州仓出米简进行了复原与研究，【邓玮光：《走马楼吴简三州仓出米简的复原与研究——兼论“横向比较复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3年第1辑。】此外还复原刘阳县师佐籍、中仓黄龙三年十月旦簿等。【邓玮光：《走马楼吴简“师佐籍”的复原尝试——以刘阳县师佐籍为例》，《苏州文博论丛》总第2辑，2011年；邓玮光：《对中仓黄龙三年十月旦簿的复原尝试》，楼劲主编：《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陈荣杰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第七卷中的“朱表割米案”进行了复原研究。【陈荣杰：《走马楼吴简“朱表割米案”整理与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邬文玲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第八卷中的州中仓出米簿做了复原研究。【邬文玲：《〈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捌）〉所见州中仓出米簿的集成与复原尝试》，《出土文献研究》第16辑，2017年。】李解民对扬州胥浦101号汉墓《先令券书》册做了深入研究，调整了编排顺序，复原其原貌，使存在的问题迎刃而解。【李解民：《扬州仪征胥浦简书新考》，《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侯旭东根据永元兵物簿等简册，指出西北汉代簿籍册中无论是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内容的排列，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这种排列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纠正了以往学界认为呈文在前，细目在后的结论。【侯旭东：《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
3.分类
简牍文书种类繁多，自有其内在规律，所以分类是基础研究的重大议题之一，涉及对文书性质及分工的认识。罗振玉、王国维将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汉简按性质与内容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大类。所辑简牍，除汉简外，还包括少量晋简。【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劳幹将20世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信札、杂类四大部分。【劳幹：《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上述两种分类法主要依据内容多角度地进行分类，未遵循一定之规，其中有一部分涉及文书分类。这是在当时出土简牍数量有限的情形下做出的，实为难能可贵。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选择了居延汉简中的710枚木简进行分类。【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对居延汉简做了详细周密的分类，【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9年。】虽然只涉及帐簿，但分类颇详尽，完全采用文书学的方法划分。李天虹著《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划分，共十章，先按事物内容分类，第二层面再按内容与文书性质综合划分，第三层则主要按文书性质分类。【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李均明、刘军著《简牍文书学》主要按简牍自身性质分为书檄、簿籍、律令、案录、符券、检楬六大类。【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均明著《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遵循这一分类法，但对第二、三层分类作了修订。【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何双全则从用途及责任人的角度将敦煌汉简分为诏书、司法、官府文件、屯戍簿籍、财政收支、后勤给养六大类。【何双全：《敦煌汉简研究》，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骈宇骞基本沿用李均明六大类的分法，但又将“遣策与告地策”抽出单列为一大类。【骈宇骞：《简帛文献概述》，台北：万卷楼，2005年。】白军鹏对敦煌汉简的分类含艺文、书檄与记、簿籍、律令科品、刺课符录、其他五大类。【白军鹏：《敦煌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显成综合简牍文书的内容、性质、用途，将其分为簿籍、信函、报告、政令、司法、契约、案录、符传、检楬、其他，凡十大类。【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姚登君据已公布的里耶秦简，分之为书传、律令、簿籍、录课、符券、检楬六大类三十六种。【姚登君：《里耶秦简〔壹〕文书分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王锦城曾对简牍文书分类研究做了较全面的归纳，分析每种分类方法的特点，强调“在李均明六大分类法之后，秦汉简牍文书的分类基本成熟定型”，“未来简牍文书的分类研究上可以在六大类之下的小类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在不同标准下分类的不同，利用简牍自身题名，结合书写格式、形制、内容等，将简文中出现的每一类名称都科学而合理地进行分类归并，使简牍文书的分类趋于精细”。【王锦城：《简牍文书分类研究述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4期。】
简牍文书新资料的发现，为开拓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与切入点，突出者如：
1.律令研究
简牍律令文书的大量出土，展现了古代法律体系的面貌，极大促进了中国法制史及制度史研究的发展。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包括金布律、厩苑律、田律、仓律、关市律、工律、均工律、繇律、司空律、军爵律、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属邦。《秦律杂抄》包括捕盗律、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公交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敦表律、戍律。《法律答问》是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也具有法律效率。封诊式是针对刑事、民事案件的侦查、审讯、查封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归纳出有效的模式，供办案者使用。龙岗秦简主要是关于禁苑、驰道、弩道、甬道、马牛羊管理及田赢赋税的法律。岳麓书院藏秦简亦见律令文，包括《秦律杂抄》《秦令杂抄》等。以《岳麓书院藏秦简》第四辑为例，出现律名20种，其中《尉卒律》《狱校律》《奔警律》《索律》《具律》未见于其他秦简。尤值一提的是秦令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引起法制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周海锋：《〈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的内容与价值》，《文物》2015年第9期。】睡虎地汉简V组有盗、告、具、捕、亡律等16种律名；W组有金布、户、田、工作课、祠、葬律等24种律名。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包括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奴婢律。《奏谳书》是判例集，文中引述有“蛮夷律”。江陵荆州胡家草场墓地12号汉墓正在清理中，已见大量律令，其中标题简载盗律、告律、亡律、贼律、囚律、捕律、复律、具律、关市律、兴律、钱律、杂律、效律、厩律，凡14种。上述资料大多未见于传世古籍。综合研究法制史料的著作有《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等。【徐世虹等：《中国法制史·战国秦汉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刘海年、杨一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资料考证如高恒《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等。【高恒：《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已发表的论著、论文可谓海量，争议也颇多，可参见《二十世纪简牍文书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近年来简帛法律制度史研究动态及其趋势》等文，【曾代文、郑军文：《二十世纪简牍文书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简牍文书法制研究》，香港：华夏文艺出版社，2001年；谢全发：《近年来简帛法律制度史研究动态及其趋势》，《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3期。】于此不一一列举。【参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1979）、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1982）、何四维（Anthony F.P. Hulsewé）Remnants of Ch’in Law（1985）、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1992）、徐富昌《睡虎地秦简研究》（1993）、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1994）、陈伟《包山楚简初探》（1996）、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1999）、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2000）、曹旅宁《秦律新探》（2002）、崔永东《简帛文献与古代法文化》（2003）、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研究》（2005）、阎晓军《出土文献与古代司法检验史研究》（2005）、曹旅宁《张家山汉律研究》（2005）、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2007）、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2008）、曾加《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2008）、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2009）、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2011）、宫宅潔《中国古代刑制史の研究》（2011）、李明晓等《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2011）、闫晓君《秦汉法律研究》（2012）、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2012）、劳武利（Ulrich Lau）及吕德凯（Michael Lüdke）Exemplarische Rechtsfälle vom Beginn der Han-Dynastie（2012）、曹旅宁《秦汉魏晋法制探微》（2013）、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2013）、康佩理（Ernest Caldwell）“Writing Chinese laws”（2014）、Anthony J. Barbieri-Low（李安敦）及叶山Law,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2015）等。】
2.丝绸之路研究
悬泉汉简大多是关于交通体系管理的文书，它的发现，让人耳目一新，为丝绸之路研究展现了美好前景。敦煌以东到长安（今西安）的传置路线及距离，悬泉汉简及居延汉简都有记载，且二者相连。来往于此交通干线者不仅有朝廷及各郡县的官员，亦有西域诸国乃至中亚各国的使者、商人。悬泉汉简所见诸国有婼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尉头、温宿、龟兹、乌兹、乌垒、渠犁、尉犁、焉耆、危须、狐胡、山国、车师、卑陆、乌孙、皮山、蒲犁、大宛、大月氏、罽宾、康居，还有未见于史载的折垣和祭越。悬泉汉简虽未正式公布，但已有介绍性著作见世，如《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公布其中272枚简。【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郝树声、张德芳所著《悬泉汉简研究》，对悬泉汉简的发现做了详细介绍，对其内容亦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王子今曾考证丝路贸易的情况，文中列举所见买卖布料的数量，多者达“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价值“六十万八千四百”。【王子今：《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杨继东、葛承雍等对悬泉汉简所反映的丝路材料也有讨论。【Yang Jidong, “Transportation, Boarding, Lodging, and Trade along the Early Silk Roa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Xuanquan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35, no.3 (2015), pp. 421-432葛承雍：《敦煌悬泉汉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甘肃省第三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随着近年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可以想见悬泉汉简的材料将愈加受到重视。
三、问题与展望
由于简牍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所涉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仅述其要，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从一度极端边缘的“绝学”，到现在为各人文学科提供给养的“显学”，近70年来简牍学的发展有目共睹。在成果斐然、欣欣向荣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简牍研究有待进一步与科技相结合。目前简牍数据库的建设已有一定基础，将来有望作进一步整合与优化。三维建模、人工智能等，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北大秦简的整理，已经注意考察简牍的自然叠压与编连状态，【胡东波、常怀颖：《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文物》2012年第6期。】国外研究者曾尝试将CT等手段运用到未能剥揭的写本，【William B. Seales, Clifford S. Parker, Michael Segal, et al., “From damage to discovery via virtual unwrapping: Reading the scroll from En-Gedi,” Science Advances, vol. 2, no. 9 (2016); Paul L. Rosin, Yu-Kun Lai, Chang Liu, et al., “Virtual Recovery of Content from X-Ray Micro-Tomography Scans of Damaged Historic Scrolls,” Scientific Reports, vol.8 (2018) .】简牍的整理或可借鉴。
其二，简牍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有待推进。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早年出土的“旧简”未能及时整理与公布。而近二十年来涌现的“新简”过多，研究者的步伐往往赶不上新材料的披露，乃至于眼花缭乱，“喜新厌旧”，当一批材料未能及时消化，便转而涉足另一批新材料。虽然学界推出了一些总结性的再整理成果，但更多的材料受到冷落，从而影响了这些材料被简牍学以及其他学科再利用。
其三，简牍材料的价值有待正视。简牍文献作为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比更能反映文献的原貌，并揭示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文献，弥足珍贵。若非简牍材料，我们很难想象黄老和数术在战国秦汉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也难以想象《诗》《书》等典籍的原始面貌；我们也需要注意简牍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其内容也有局限性，新材料并不解决所有问题，如简牍所记录的历史未必就比传统的材料可信，【参见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需要细心考辨甄别。在利用简牍文献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其复杂性。有些学者在研究战国时代的虚词时，直接将一些简牍书籍当作分析的材料，但《诗》《书》等典籍的形成远早于战国，难以反映抄写时代的语言特点。再如汉代的一些典籍实际上源自先秦，不能作为汉代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对此，黄德宽已有强调。【黄德宽：《汉语史研究运用出土文献资料的几个问题》，《语言科学》2018年第3期。】同样的，简牍文献为古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材料在时代和地域上的复杂性。【杨建忠：《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的反思》，《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2期。】
其四，简牍书籍与简牍文书的研究无疑需要分工，但二者亦有共性。如《书》类文献本就源自官文书，探讨其发生便要结合文书的知识。再如简牍文书也是研究文体学的重要材料，过去学者多只关注纯文学的文本，文书的文体也需要加强研究。【参见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此外，由于战国楚简以书籍为亮点，秦汉简牍以文书为大宗，故战国的文书和秦汉的书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对其研究也有待加强。
其五，不同学科间的的对话有待加强。以清华简为例，它的真伪问题在简牍学界没有争议，所谓的争议都是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思想史、古史的学者对简牍学界的研究成果有更多的理解，但有些领域的学者则对清华简等材料心存误解，从而影响了新材料的进一步利用与研究。【参见刘钊《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济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此外，思想史、古史、古代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在利用简牍材料的过程中很容易遗漏或忽略新的释读讨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对文本的理解。由于简牍文献涉及面广，失去其他学科的支持，同样很难取得突破。过去银雀山汉简的整理曾邀请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参与，睡虎地秦简的研究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专家参与，马王堆医书的整理邀请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参与，清华简《算表》的研究则邀请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专家共同讨论，这种多学科协作的传统需要进一步的发扬。
其六，国内外学术界的对话有待加强。虽然近年国内学者愈益重视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但更多的国外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利用，其间存在语言的障碍，也有观念的制约。【[美]柯马丁：《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过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过《简帛研究译丛》，《简帛》与《中国文字研究》两种辑刊已发行英文版，都是很好的尝试。我们不但要充分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还可以从专业学者的角度在国际汉学研究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相对而言，欧美学者对文书简牍的兴趣不如中国、日本学者那般浓郁，书籍简牍在欧美更受重视。一些国内讨论热烈的材料如走马楼吴简、岳麓秦简等，在欧美学界几乎无人问津，国内外学界观念与方法的差异需要总结。除了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他古代文明的写本研究也有丰硕的成果，有必要加强对话与互鉴。【近年来，柯马丁担任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其七，学界和公众的对话有待加强。简牍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极大改变了我们对古代历史、思想、文学等方面的认识，有必要让公众了解简牍学的新进展，但目前的普及工作还远远不够。
简牍学研究虽然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许多研究领域都是1949年以来甚至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可以说方兴未艾。相信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简牍学研究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前景。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