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平五年(62)班固入兰台与“中兴纪传”的写作 

　　关于两汉之际文学自萧条而复兴的历史进程，王充《论衡·佚文篇》概括得很好：“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这段话指出，新莽末年的战乱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光武帝方事干戈，未遑文学，到明帝即位才开始重视文章之用，征兰台之官。可见兰台文人的兴起是东汉前期文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若追溯其源头，则是班固私撰《汉书》引起明帝的重视。《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 

　　班固下狱，是因为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自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父亲班彪卒后，23岁的班固归扶风安陵服丧，同时潜心著述，续补父亲班彪的《史记后传》。“改作国史”之狱对班固及其家人而言并非小事，此时东汉王朝的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厉，之前与班固同郡的扶风苏朗就因“伪言图谶”事件被处死。历史写作虽然比不上图谶一类的政治预言那样敏感，却一样被统治者警惕和关注。班固的弟弟班超赶紧“诣阙上书”，说明情况。幸好明帝赏识班固的史才与忠心，“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班固才得以安全度过这场风波，这一年是永平五年(62)。

　　此时，东汉政治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呼唤着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明帝除了继承光武帝重视经术的政策外，还非常重视文史之学，这是对前朝政策的调整。关于东汉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明帝与光武帝不同，光武帝主要是采取种种措施，对王莽所为予以拨乱反正，恢复西汉的制度，但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问题上，还在犹豫之中，只是给出了一些暗示和线索，具体往哪个方向走，尚不确定。明帝则明确了这一路径，就是朝着服务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方向，即回归到西汉武、宣时代的“缘饰”，也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里所说的“润色鸿业”。明帝意识到，如果借班固改作国史事件化敌(或潜在威胁)为友，将《汉书》的撰写由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意志，政府可以由此掌握对西汉、新莽以及当代历史评价的主导权，从而避免司马迁《史记》的所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

　　永平五年(62)入兰台，成为班固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此前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于扶风安陵潜心编撰汉史，《汉书》编撰还属于私家著述的范围。但从永平五年(62)明帝召班固为兰台令史开始，班固的身份转变为一名官方学者，著述的立场也带有了显著的官方色彩——《汉书》编撰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这是《汉书》文本形成中的根本性转折。乔治忠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正史的传统来说，班固的《汉书》就是一个开端。《汉书》在编撰中明确接受官方的指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这是汉代史学的巨大变化。

　　继班固应诏入洛、校书兰台之后，杨终、贾逵、傅毅等学者文人也先后加入兰台，以其文史之才、政教之用承担着东汉王朝的经国之业。就文学方面而言，兰台文人创作的主要倾向是颂美主上、润色鸿业。班固在永平年间所作的《答宾戏》里写道：“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以极富感情的笔调讴歌了汉朝的盛世之局。此外，贾逵在明帝时作有《永平颂》，并奉命为东平王刘苍所撰的《光武受命中兴颂》作注。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等曾同作《神雀颂》，赞颂祥瑞⑩。班固、杜抚曾同上《汉颂》，称述汉德。王充《论衡·宣汉篇》云：“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减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须颂篇》又将杜抚、班固的《汉颂》与《诗经·周颂》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作品使汉德彰于百代，帝名垂如日月，功莫大焉。这些都说明，班固等兰台文人自觉地承担了“振大汉之天声”的历史任务。

　　就史学方面而言，班固和杨终的贡献比较突出。杨终，蜀郡成都人，因作《哀牢传》而被明帝“征在兰台”。班固的角色则更为重要，他最初担任兰台令史，继而升为尚书令史、尚书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校秘书”即知史务，明帝时期班固的工作主要是修史，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当作‘冀’)，共成《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篇》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书卷一二《古今正史篇》又载：“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冀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可知班固入兰台以后，最初撰写的是本朝史，受命先成《世祖本纪》(即《光武本纪》)及列传、载记28篇等，复终成前所著《汉书》，史书所述先后次序十分清楚。

　　永平年间班固参与编撰的中兴纪传特别是《世祖本纪》，涉及对光武帝的中兴功业和政治遗产如何评价，处理不易，班固等史臣一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明帝对此又十分关注，大概因为对《世祖本纪》的初稿不满，明帝又找人修缮，如宗室临邑侯刘复、学者贾逵等就曾参与其事。《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刘縯附刘复传》载：“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58-75)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此处所谓“汉史”，即东汉之史，宗室刘复是明帝信任的人，由他来负责东汉初年历史的编撰，确是合适人选。

　　永平十五年(72)，明帝撰定《世祖本纪》，并公之于世。《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东平宪王刘苍传》：“(永平)十五年春，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此《光武本纪》当即永平五年(62)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冀等始撰之《世祖本纪》，因其发端与成书皆出明帝之意，故明帝亦视为己作。关于其书名之异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

　　余尝推究其事，盖明帝见固所作《汉书》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业，不可无纪述，遂诏固与陈宗等作为《本纪》。又因以及诸功臣，与所平服之群雄，以彰世祖之威德。《东平王苍传》云：“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以固等所撰而谓之自作，或者帝慎重其事，亦尝有所点定于其间。可见帝之所留意，独在于《本纪》，其列传自二十八篇之外，皆不复作。虽有草创之功，犹未足为建武一朝之完史也。且其著作之地在兰台及仁寿闼(原注：见《马严传》)，不在东观。其书或称“汉史”(原注：《北海靖王兴传》)，或称《建武注记》(原注：《马严传》)，尚未定名为《汉记》。 

　　书或曰《世祖本纪》，或曰《光武本纪》，二者一事也，今传《东观汉记》卷一即题为《世祖光武皇帝纪》，季忠平考证认为，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后汉书》中“世祖”为“光武”(19)，可从。《世祖本纪》的撰写，可以视为班固编撰《汉书》的预热——因为《世祖本纪》的核心是强调“受命中兴”，这与《汉书》撰写的主旨相合，是班固时时要放在心上的。需要注意的是，班固等始撰《世祖本纪》及诸列传、载记时，东观尚未成为一个学术文化机构，因此不能以《东观汉记》创始者视之，但班固等人所撰纪传、载记等为后来《东观汉记》所本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二者并不矛盾。

　　自永平五年(62)到永平十五年(72)的10年间，《世祖本纪》一直是明帝关注的重点，不仅用心简选撰者，而且亲自参与编定，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后来的唐太宗也不过是撰写了《晋书·武帝纪论》和《陆机传论》两篇史论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兴纪传特别是《世祖本纪》的撰写，为后来的《汉书》编撰奠定了思想基调，从《世祖本纪》到《汉书》，让我们看到官方因素对史书修撰的逐步渗透和巨大影响。

　　二 

　　永平十七年(74)明帝的指导 

　　永平十五年，明帝撰定《世祖本纪》，标志着“中兴纪传”的写作告一段落。在解决了当代史的编撰问题之后，明帝更为关注西汉历史写作，永平十七年明帝特地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诏问班固等人，这在班固《典引序》中有详细的记载：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 

　　《典引》作于章帝元和末年，是章帝末年礼制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中讲到巡狩、封禅等事，是班固对章帝政策的积极配合。《典引序》则交代了班固写作《典引》的缘起，这篇序言范晔在编撰《后汉书》时大概也看到了，但他没有全录，只是在《班固传》中撮述了几句：“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

　　《典引序》的第一段文字是班固对于永平年间明帝诏问之事的回顾，其中讲到明帝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典引序》载班固“具对素闻知状”，其更为详细的意见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末赞语所收录的几段文字：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 

　　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这几段文字一般认为是班固所作，被称为班固《秦纪论》，如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此已下(笔者案：即《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所附的班固《秦纪论》)是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后人因取其说附之此末。”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清梁玉绳曰：“此篇是《秦记》，魏了翁《古今考》谓班固明帝时所得也。史公言秦烧书，独《秦记》不灭，故东汉时犹有存者，后人遂并班固语附载《本纪》之末，以备考证。……而《索隐》以为马迁重列则误也，史以传信，无一事两书之理，《史记》中惟此及《郦生传》有之，皆后人附益，非迁史元文。”又引黄以周曰：“世系为明帝时贾逵、班固所考定，故记其时曰‘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

　　在班固撰写《汉书》的敏感时刻，明帝与之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有警告之意——人主论学对班固撰史的深刻影响，是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

　　明帝认为司马迁《秦始皇本纪》(《秦纪》)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不当，让班固发表意见。针对明帝提出的《秦纪》赞语的是非问题，班固指出，司马迁的话源出贾谊《过秦论》，贾、马二人在秦政与汉德的评价问题上意见都不正确。接着班固既批评了贾谊《过秦论》中“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的说法，也批评了司马迁著《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做法。班固回应之后，明帝与班固单独谈了一次话，并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对司马迁《史记》的判断，其中谈到西汉二司马的优劣问题。在明帝看来，司马迁虽然撰写了《史记》，但由于其中有讥刺武帝的内容，其思想境界远不如司马相如，因为司马相如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武帝的封禅大典，完成《封禅文》以俟武帝之用。

　　明帝所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指司马迁《史记》对汉武帝暗喻讥讽、多有贬抑之词。对于本朝皇帝，《史记》褒贬不一，持肯定意见、甚至大加赞赏者有之，如《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称高祖刘邦：“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赞文帝刘恒：“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关于汉武帝，司马迁虽然没有全面否定，但不少地方寓有讥讽之意，如《史记》卷三○《平准书》：“而大农颜异诛。……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又如《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再如《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  

　　其中或言“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或言“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或言宠臣“与上卧起”，之所以没有直接批评汉武帝而采用曲笔的手法，《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末的“太史公曰”可谓夫子自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宋代朱熹对太史公也有这样的推测：“王允云：‘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如《封禅书》所载祠祀事。《乐书》载得神马为《太一歌》，汲黯进曰：‘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下面却忽然写许多《礼记》。又如《律书》说律，又说兵，又说文帝不用兵，赞叹一场。全似个醉人东撞西撞。观此等处，恐是有意。”

　　《史记》“贬损当世”，而班固著史以“光扬大汉”为目的。在秦朝灭亡这件事上，班固《秦纪论》认为贾谊与司马迁的意见都是错误的，“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最后一段也说：“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认为不应苛责子婴，而且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同情：“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典引序》的第二段文字记载了班固对明帝“圣论”的评价和回应：“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所谓“圣论”，五臣刘良注曰：“圣论，云司马迁非义士之论也。”“昭明好恶”至“亦无以加”几句，是班固对明帝“圣论”的具体评价。“昭明好恶，不遗微细”，指明帝对秦始皇评价这样的“小事”都明白表示自己的褒贬好恶；“缘事断谊，动有规矩”，指明帝通过对《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的评判来表达政治意见，“谊”即《春秋》之“义”，“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深切著明，具体说来就是即事明义，寓以褒贬，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接下来“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二句非同一般，指明帝“政治指示”的“英明”连孔子也无法相提并论，这显然是班固对明帝的谀颂之词。

　　《汉书》编撰是在班固代受汉恩、刻诵“圣论”的背景下完成的，《典引序》记载了史家对皇恩的感戴之情：“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前面讲到，明帝时期文学、史学开始朝着服务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章帝时期的班固更是积极地以自己的赋颂之作及《汉书》这篇大文章对汉朝的“成功”予以回应。了解到这一层，就不能不让人心中别有一番感触。史家的感恩之心在历史撰著过程中既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也会给史家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如北宋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所说“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违”。让人庆幸的是，《汉书》编撰虽然受到班固个人对汉朝感情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感情并没有完全压倒他对历史的理性认识。

　　从《典引序》提到的明帝永平十七年到《典引》创作的章帝元和末年，正是班固撰写《汉书》之时。这一时期班固沉浸于一种兴奋的创作状态中，其精神面貌见于永平年间所作的《答宾戏》：“摅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毫芒之内，潜神默记，縆以年岁。”“摅意”二句，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的思想境界，也即《礼记·中庸》“致广大，尽精微”之意，可以视为《汉书》之文心。“潜神默记，縆以年岁”，则是一种深沉渊静的写作境界，可与之相媲美的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的“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这些正是《汉书》成功撰写的关键。

　　三 

　　建初七年班固所上《汉书》面貌之推测 

　　关于章帝建初年间(76-84)班固所上《汉书》之情形，《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班固自述云：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将汉代皇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这与汉朝的政治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断汉为史，使汉朝皇帝可以“冠德于百王”。并称《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其中“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一句，高步瀛先生断句作：“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并云：“《周语下》韦(昭)注曰‘考，合也’，《经传释词二》曰‘为，犹与也’，言与《春秋》合也，旧注考纪连读，殆非是。”其说可从，这里还可补充两个例子。

　　《诗经·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毛《传》：“对，遂。考，成。”郑《笺》：“对，答。休，美。作，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时，称扬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综合毛郑两家的意见，“作召公考”即“为召公成”“与召公成”，意谓召虎答拜宣王之策命，与其先祖召康公受封之礼成(合、同)。又《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颖达《正义》：“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书同文，覆上不考文。”意谓“同文”即“考文”。由以上二例可知，班固笔下的“为《春秋》考”，意即与《春秋》成、与《春秋》合、与《春秋》同。反观“综其行事”几句，可推知班固所说的“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当指《汉书·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礼乐志》等承担了与“五经”《易》《诗》《书》《礼》《乐》相应的功能；而“上下洽通，为《春秋》考”，当指《汉书》的纪传特别是帝纪部分承担了与《春秋》相应的功能。

　　至于班固上呈《汉书》的具体时间，《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略同：“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建初中”究竟是哪一年，陈汉章考证其事应在建初七年，他在《缀学堂初稿》卷二《马班作史年岁考》中说：

　　班固作《汉书》二十五年，始永平元年戊午，终建初七年壬午。固以永平五年入校书，而《汉书》之作，不始是年也。传云迁为郎，典校秘书，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按《贾逵传》永平中为郎，与班固典校秘书。《汉书·叙传》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本传》又云固自永平中受诏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自永平五年至建初六年为二十年，建初止八年。《史通·正史篇》曰：“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以建初六年成，止二十年，不当有余。以建初八年成，在建初末，不当日中。故谓《汉书》以建初七年成，固是年五十一岁矣。班固之书，踵父业以成，既成之后，后人更有所裨益。其可考者，班氏及身之年岁而已。

　　此说可从，这里再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初七年班固所上《汉书》是否为一完璧?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九《顺帝纪下》载：“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后汉纪》所说的“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是说班固去世时《汉书》这些篇章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内容。在这一问题上，南朝刘宋范晔的记载也是前后不一，《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云班固于“建初中”上《汉书》，似已成书，但同书卷八四《列女·曹世叔妻传》则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知班固去世时，《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又一说谓班固所上《汉书》不含《十志》，《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隋志》成书于唐初，所述“始奏表及纪传”“十志竟不能就”等内容，不知何所依据?

　　对这些矛盾现象如何理解，笔者最初也十分困惑，后来看到西晋华峤编撰《汉后书》的情况，才有所领悟。《晋书》卷四四《华表附子华峤传》云：

　　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汉后书》奏之。……元康三年卒，追赠少府，谥曰简。峤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后监缪徵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永嘉丧乱，经籍遗没，峤书存者五十余卷。 

　　华峤撰成的“后汉史”共九十七卷，有《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后“改名《汉后书》奏之”，但本传又载“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既云“奏之”，又云“未成”，二者似乎矛盾。看来，华峤所撰《汉后书》，最初只有纪传部分，后来其中子华彻、少子华畅为佐著作郎，才补成《十典》。与此相类似，《华峤传》所载华畅起草的魏晋史也是要先完成纪、传部分(而且只有纪传部分)。考虑到华峤《汉后书》的体例“多同班氏(《汉书》)”，《汉后书》的例子可为我们理解《汉书》的编撰提供参照。 

　　表、志后成，史书编撰多有其例，如东观史臣所撰《东观汉记》，最初也只有纪传部分，到了东汉末年，蔡邕有意编撰《十志》(又称《十意》，避桓帝刘志讳改)，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又如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最初也只完成了纪传部分，后来才与谢俨共同完成了《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篇志稿。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了的是，古人对史书纪、传、志、表诸体重要程度及先后次序的认识，与今人不同。今人重视典志与史表，主要是把握历史线索的需要，而古人重视纪传，强调以人物事迹探求其心志，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或以论赞直书褒贬。班固的父亲班彪所撰《史记后传》甚至只有“纪传而已”，其《史记略论》评《史记》诸篇，也都是限于纪、传而未及书(志)、表，表明班彪心目中同样认为纪传重要，这种做法与班固是相通的，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问题。

　　班固建初七年上呈的《汉书》，当与华峤《书》及上述诸例一样，仅是《汉书》的纪传部分。《后汉书·班固传》所载“至建初中乃成”中的“乃成”，与“未及竟”并不冲突，建初中所上《汉书》初具规模，班固又不断补充完善，在去世时尚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稍异)及《天文志》还未完成，因此才有班昭与马续“踵而成之”。汉代的私人撰著，虽然有陆贾《新语》随写随上的情况，但大多是上呈完整的著作。在班固看来，纪传是《汉书》的主体，完成了“纪传”部分，也即意味着《汉书》初步完成，大局已定，可以上呈章帝，而表、志部分可以从容为之、渐竣其功。

　　有一些线索表明，《汉书》“十志”的编撰要晚于纪传部分。如《汉书》卷七三《韦贤(附韦玄成)传》本为班彪所作，其中有关宗庙祭祀的大段内容可以归入《郊祀志》，后人为此有过议论，质疑班固的做法，如东汉蔡邕《表志》云：“宗庙迭毁议奏，国家大体，班固录《汉书》，乃置《韦贤传》末。臣以问胡广，广以为实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语，取《贤传》宗庙事实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类相从。”唐刘知几《史通·编次》亦云“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两种意见都认为《韦贤传》中多载宗庙祭祀毁立之事并不合适，应归入《郊祀志》。其实，如果考虑到《汉书》纪传先竣、表志后成的编撰次序，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班固编撰《汉书》纪传部分时，尚未开始《郊祀志》的写作，因而对父亲班彪所修的《韦贤传》承而不改，这些内容就暂时保留在了《韦贤传》中。

　　另外，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班固常常在史志中予以评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卷二二《礼乐志》的一些内容明显撰写于章帝时期，也可以作为证据。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针对刑政之事所发的感慨和议论：“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肯定了光武帝和明帝已取得的成绩，并指出有待改善之处，似当撰于章帝时期。又如《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明确出现了明帝的庙号“显宗”，显然撰于章帝时期。在班固看来，礼乐具备、庠序设立、德化流洽、群下颂说等太平景象，属于明帝尚未实现的政治理想，这是班固对章帝有所寄心的表示。《礼乐志》又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这段话当是针对章帝章和元年曹褒制礼之事所发的议论，《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章和元年正月……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这表明《礼乐志》当完成于章帝章和元年之后。

　　如前所述，班固去世后，《汉书》经班昭、马续之手始成完璧。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汉书》发轫于诸贤，草创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矣。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综观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知识与权力的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现象，甚至常常占据主流地位。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的“常”态，而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与权力结合的不同形态则是常中之“变”。

　　就汉代而言，经学、史学、文学等不同文化部门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节奏和历史面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武宣之间行政多“缘饰”以儒术文辞，公孙弘、董仲舒、魏相、丙吉之上疏、奏议每每援经立义，司马相如、王褒等创作辞赋颂美汉德、揄扬鼓吹，知识与权力形成了牢固而有效的结盟。可知西汉武宣之世，经学与文学已成为帝国行政及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工具。而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迟至东汉明章之世才得以成立，其标志就是《汉书》的完成。

　　《汉书》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过程，也是汉代史学被权力驯化的过程。

　　先秦史家如晋之董狐、齐之南史以独立之立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西汉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批判意识亦十分鲜明，显示出史学与政治的巨大冲突——司马迁及其《史记》甚至被视为对政权的一种威胁。西汉后期冯商等续《太史公书》，虽或奉命而为，但基本上是学者个人的自觉选择。到了东汉时期，史学开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光武帝时期，对史学尚重视不够。明章之世，随着机构化和组织化的官方史学的建立，以及历史著作审查制度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历史编撰特别是《汉书》受到皇权的格外眷顾，深深打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烙印。权力不仅关心史家写作的内容，更关心史家写作的目的，其中既有皇权的监管、审查，又有宗室外戚的监督、指导，这些方面正体现了“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的“汉家之制”。权力的介入和审查制度，对历史写作进行了一种区分：什么是可以记录的，什么是不可以记录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是呈现也是遮蔽，是暴露也是压制，两方面都显示了历史写作背后绝对权力的存在。

　　经学、文学、史学这三种意识形态工具，前两种工具在西汉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东汉时期则有史学的加入。东汉史学的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过往时代的记录，如《汉书》；一种是对当代历史的撰述，如《东观汉记》。班固既是前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主持者，也是后一种的开创者和肇始者。明帝永平五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加入，皇权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实现了对历史写作的有效管控。明帝一方面通过权威对班固施加影响，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实现对知识生产的控制——历史编纂从此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生产，而是一种政治知识的生产，文本则成为权力话语的固化形态。

　　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虽然没有经学崇高却更加隐蔽，没有文学敏感却更为稳固。最终，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汇入了“润色鸿业”的历史洪流，成为汉代留给两千年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遗产。

　　就班固而言，他在东汉王朝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可谓一人而三任。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后撰写的《白虎通义》，可以视为一种经学意识形态；他的文学创作，自《幽通赋》《答宾戏》而《两都赋》《典引》，经历了由个体抒情到政治代言的发展过程，带有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班固的《汉书》以及预其撰事、肇其端绪的《东观汉记》，则可以视为一种史学意识形态。细而言之，《白虎通义》作为经学意识形态，班固是撰集、叙述者的角色，难以体现个人思想；《两都赋》与《典引》虽然是“一代之典章”，但作为文学意识形态毕竟具体而微；《汉书》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这一史学意识形态的宏伟建构，最终成为汉朝功德的纪念碑。

　　作者 | 陈君 

　　来源丨《文学评论》(京)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