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湖海方位说。此说主要是把“海”解释为鄱阳湖或彭蠡泽，把“昏”解释为日落的西方，或西南方。由于鄱阳湖在秦汉时期并未形成，汉代海昏侯国或海昏县的东面并没有像海一样的大水，海昏就是“湖西”的说法不攻自破。或认为“昏”又通“婚”，“海昏地望：总纳十川”，“海昏”并举，说的正是彭蠡泽的“父母”结合为其水源之地。把“海”释为“湖”“泽”，把“昏”释为“婚”，“湖婚”之说与海昏侯墓园距彭蠡泽尚有近百里之遥的地望，或有牵强之处。
二是政治贬义说。此说将“海”训为“晦”，“昏”意指“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海昏”即“晦昏”；或训“海”为“大”，“海昏”意为“太昏昧”，“海昏侯”得名于刘贺的大量昏昧不当之行为，应有特别的政治象征意向。此说把“海昏”名义看成由宣帝所封刘贺而来，那么海昏县亦因海昏侯而得名。有学者认为，封刘贺为海昏侯，本来是宣帝效仿舜封其弟象于有鼻，自然没有必要在封号上对刘贺再予以侮辱；还有学者认为，这种贬义的称号除了封国之外，还强加于一个行政县，甚不合情理，况且，后世还有受封海昏侯者，说明其不具有贬义。
三是自然环境说。此说借用后世文学作品中“海气昏”的描述，认为海昏这个地名，既是表示江南卑湿的环境，也含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此说用后世材料解释上古地名，显然不符合史料运用原则，难以服人。
四是部族方国说。此说认为“海昏”与西周青铜器柞伯鼎铭文中的地名“昏”有关，并从名称、铭文中涉及的地理位置、资源的争夺和地形地貌、文例等方面进行初步论证，说明柞伯鼎铭中的昏邑与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国都城地理位置相合。或从出土金饼题字“南海海昏侯”，认为“南海”是“海昏侯”的“海”字真正寓意；“昏”取古“昏冥”之义，合起来为“南海昏冥”，这才是“海昏侯”得名的本源或简称，不过是当时对边域诸侯国或部族命名的个例。此说具有一定见地，是探讨“海昏”地名来源的方向。但是，关于“昏”的地望，涉及周之“南国”与“南土”的含义，学术界争议颇大；如果将金饼墨书“南海”题字对照木牍书“南藩海昏侯”的重新释读，也有深入考察的必要；“昏”是否有可能与本应为双音节词“海昏”为同一个地名的省写，需要有佐证才能定论。
二
地名的来源或其含义自然是有根据的。地名学家史为乐则概括县命名规律有8种：一是以民族、部族或古国命名，二是因历史事件命名，三是因历史遗迹而命名，四是因物产得名，五是因山水命名，六是以地形命名，七是以方位命名，八是表示吉祥或美好愿望。其概括县名命名规律的性质，尤其是将以民族、部族或古国放在县命名首位考虑，值得关注。对照起来，学术界关于“海昏”地名含义的几种解释，除了政治贬义说之外，其他应该都符合史为乐归纳的命名规律。历史地名的本源，又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需要综合考察方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尤其是对上古产生的地名，以及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地名记录，更应该多方考察，才有可能找到地名的本源。
上古时期的历史地名出现，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其次是族群共同语言的形成。一个聚落的原始称呼，即在地理上指代该聚落坐标的词语，显然是建立在该地聚落居民的语言基础之上。不同聚落族群对同一地名语音表达应该是相同的，但这一语音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某一地名的含义在民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其原始意义会发生一定的迁移或转变。不同民族对同一地名语音含义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根本无法理解。
在今江南汉族聚居的地区，上古时期都属于有别于华夏的蛮夷之地，很多保留至今的地名实际上都带有原始族群的语音元素。《水经注》记录了今天东南地区古代越族聚居区域的越语汉化地名，这些地名却因后来迁入的汉人加上了许多穿凿附会的汉化故事，今人无法正确解释其渊源来历。有的历史地理学家研究认为：“第一，这些古地名的音义都来源于另一个部族语言，同一地名往往用音近的不同汉字来记录，第二，不能站在汉字的立场上望文生义，第三，自有不同于汉语的特点。但汉代以来，人们对这些地名往往囿于汉字，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无锡，应是古越语前加式地名，‘无’是发语词。但是王莽篡汉后却改‘无锡’为‘有锡’，误把这个‘无’字当作‘有无’之‘无’。”因此，江浙一带齐头式地名都属前加式，例如，于越、于陵、于菟、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澨、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姑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无锡、芜湖、无盐。古岭南一带（包括今云南、越南一带）的此类地名有：句町、苟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等等，都是用汉字记录的古越语地名。
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虽然写法不同，但求之古音，则相合或相近；二是都属齐头式，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跟华夏族( 汉族)地名命名习惯不同。这与现代壮侗语地名齐头式的特点完全一致。三是有的地名冠首字仍见于现代壮侗语族地区的大量地名中，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歌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越南多至不可胜数。以“个”为例，有广西的个漾、个榜、个陋、个宕；云南的个旧、个马；越南的个奔、个多、个内、个下、个螺、个那、个蔗等等。这些冠首字，也见于吴、越王的名字。如句吴、句践、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概、无余、无壬、无曎、无颛、无疆等。四是这些地名和人名的确切含义今天已很难考证。
虽然对古越语地名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但对地名中的汉字含义显然不能简单地用训诂学解释其字面意义。就“海昏”之“海”而言，笔者于2016年4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与秦汉区域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古代汉语中南方的湖泽没有称之为“海”的。而北方内陆湖泊之所以有称为“海”的，是因为汉族形成以后，北方民族的匈奴、蒙古语言中“湖”的发音与汉族“海”的发音相同或相近。汉文典籍中记录北方湖泊名称时使用与北方民族同音的汉字，比较典型的就是《汉书·苏武传》关于贝尔加湖的记载，以“北海”两个汉字进行音译。本来这里的北海没有“海”的含义，可自从《汉书》这样记载以后，人们不明白其原始含义，也逐渐将北方民族聚居地区的湖称之为“海”。所以，在古籍中，贝尔加湖名称有多种记载，如北海、柏海、小海、菊海、于尼陂、柏海儿湖、白哈尔湖，等等。其他北方湖泊在汉文典籍中记载为“海”的，大体也能找到北方少数民族称呼“湖泊”的影子，至今蒙古语Hyyp［haip］———“湖”与汉语的“海”语音仍然十分相似。
基于上述理由，对于“海昏”地名，不能仅凭这两个汉字就望文生义，而应按照“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充分考虑“海昏”是上古时期原住民留下的地名音译之可能性。
三
诚然，确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海昏’作为区域名、聚落名出现的迹象”。豫章郡设立在汉初，但豫章郡18个县的具体建制时间已无可考。后世古籍或今人所述海昏县建于高帝五年或六年等，其实都是以豫章郡设立时间进行推论，虽可参考，但确定设县时间则不足为据。不过，在判断海昏县和海昏侯国设立时间孰先孰后时，仍可以做一些具体分析。按“海昏”为政治贬义说，豫章郡18县平均户数只有3747户，《汉书·地理志》将其排在18县靠后的第14位，不是豫章郡户口数量居先的县，可以推知在元康三年(前63年)，即使当时已经有海昏县，其户口应当是达不到“四千户”的数额的。也就是说，海昏侯刘贺得封时，不可能有承载“四千户”人口的“海昏”县或规模更小的以“海昏”为名的“乡邑”等聚落形式存在。“海昏侯国”因原有“海昏”地名得其名号的可能，也大致可以否定。但论者也指出：刘贺受封为海昏侯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其软禁在昌邑故宫是汤沐邑两千户或三千户还多出一两千户，这比一般的王子侯所封食邑要多得多，说明建立豫章郡设立海昏侯国前这一带有发展较为充分的经济实力。
秦汉县的设立的基础往往不同。有的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人口较为集中的聚落而设立，有的是因为边境安全需要或战略地位特殊而设立，当然也有两者兼而有之。有学者指出：“豫章十八县分布的特点，一是依凭自然形势，靠近江河湖泊；二是分布密度小，地区间置县不平衡；三是军事战略意图明显，边防地位突出。”除了沿赣水溯流而上设县之外，18个县中的南野、赣、雩都、庐陵等赣江上中游设县基本上都是水路交通中的军事要冲，盱江上游的南城是为防止闽越沿江北上而设置，赣西北的艾、建成、宜春则是控制豫章郡和长沙郡交通军事据点，分布稀疏，说明当时的赣南、赣西北和赣东南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仍然十分有限。只有处于平原丘陵地带的南昌、彭泽、鄱阳、余汗、历陵、柴桑、海昏、鄡阳等8县，即今环鄱阳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居民十分集中，都是因可控人口增长而设置县。可见，豫章郡18个县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赣鄱平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县域户口可能远远超过18个县的平均数。鄱阳在秦时设番县，是秦朝在今江西地区为数不多的有确切记载的县份之一。秦汉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足万户的设长。吴芮曾为番县令，说明番县是超过万户的大县。余汗既是古越人早年聚落，又是秦伐“百越”时的重要战略据点。鄡阳地名出现较早，《史记》卷91《黥布列传》谓英布被“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研究者认为《索隐》：“番阳鄡县之乡”，当如《汉书》颜注作“鄡阳县之乡”。既然鄡阳县是黥布被杀之地，说明该县设在汉初。有学者认为：“彭泽、鄱阳、历陵、柴桑、海昏、鄡阳六县，是在秦置番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里地靠长江、彭蠡泽，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既是鱼米之乡，又拥有铜矿、黄金等矿物资源，因而成为江西历史上开发最早、发展最快，并藉此带动整个江西发展的地区。”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较快，先秦就存在的名为“海昏”等古代聚落，到汉初有可能形成了一定户口规模的经济中心。这样，汉代从户口密度较大的番县划分出若干以原有聚落为中心增设新县，形成新的县域经济区才有可能。所以，在海昏侯国设立之前，这一带应基本具备了满足其食邑所需的立国基础。在汉初以番县分置新县时，以原有聚落地名命名为海昏县是顺理成章的。
何以得知“海昏”是原有聚落地名呢？除了前文所指出的可能性之外，从“海昏”地名的来源可以探知一二。
大量文献和考古材料已经证明，先秦江南一带是古越人聚居的地区。古越文化以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在鄱阳湖及赣江中下游(赣鄱区)为分布中心都有大量出土。尽管古代江西地区越族的来源尚未形成定论，有土著说，有外来说，但据学者研究，“春秋一代，尤其是早期，整个今之鄱阳湖到赣江流域依然是越族控制着”。赣鄱区是古越族的聚居地区当无疑义。古越人分众多部族，史称“百越”，在赣鄱区的或为“扬越”或为“干越”，可能还有其他部族，在秦伐“百越”的过程中，他们纷纷据险顽抗或逃避山林，留在赣鄱平原聚落的往往被镇压或降附为郡县编户齐民。由于文献记载缺失，加之后世彭蠡泽水南侵成为鄱阳湖，古越族遗址、遗迹沉入水底难以考察，在赣鄱区域汉化过程中，古越族史迹逐渐被淡化。不过，考古学者在许多赣鄱地区汉代墓葬中仍发现了带有古越人特征的遗存。历史地理学者则透过若干地名中古越语底层成份，看到了赣鄱地区古越人历史的影子，《汉书》记载的豫章18县中的“余汗”就是一个古越族地名的典型例子。此外，学术界公认的在江南地名中大量存在的“步”或“埠”，也多为百越地区古越语底层成分遗留，其义为“竹筏”、“渡口”、“舟船停泊处”。《水经注》卷39《赣水》载，赣水北去，际西北历“度支步”，又迳郡北有“津步”，又东北迳“王步”，说明赣江下游流域很早就是越人聚居区域。“步”虽为越语，但这些地名的词序表达已变成汉语，即专名在前、通名在后的齐尾式。这不是古越人的原始地名，但不排除是古越人地名在长期汉化使用过程中，由原来的通名齐头式逐渐转变为齐尾式，甚至将汉语词义植入古越语地名，如“津步”两个字都是“渡口”的意思，“津”是古汉语，“步”是古越语，同义音异并存，反映了古越人汉化的进程，以“埠”作齐尾式的地名，则是古越地名的汉化表现。在今新建、永修、安义、奉新、靖安等县(区)，属于汉代海昏县范围，这一带仍旧保留了大量如石埠、长埠、会埠、万埠、宋埠、涂埠、灰埠等地名。从这些地名判断，这里为古越人聚居区域当无疑义。具体到“海昏”地名，就很可能不是汉语(或者说华夏语，同时代的中原语)，因为它无法通过汉字本义的训诂得到合理解释。但是，语言学家可以根据上古汉语的拟音反推出当时古越语的发音，再根据同为古越语后裔的侗台语族(如壮侗语)等，来探测上古汉语中地名可能的原始含义，如前所述历史地理学家关于江浙一带古越族地名及其含义的判断就是这样作出的。
一般而言，古越语地名的判定标准有三：一是这些地名出现在百越居住区；二是通名冠首的齐头式；三是汉语难解而与壮侗语言、壮侗语地名相通。以此标准来看，首先，“海昏”地名出现在百越地区是可以认定的。其次，“海昏”是不是冠首的齐头式地名？从未有地名学家或历史地理学家进行研究。再次，“海昏”意义在汉语中的确难以解释，但没有跟壮侗语地名进行通译的先例。因此，本文就后面两个问题做些探讨。
第一，关于是否齐头式地名问题。所谓齐头式地名，是指古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语地名一般为两个汉字，而且往往将确定不同地理实体的类型的通名放在地名的前面，而把用来区分同类型中地域的位置和范围等专名放在后面，这与汉族地名表达方式正好相反。如古越语或壮侗语中的汉字“那”是“田”的意思，于是就有“那拾(牛)”、“那汉(鹅)”、“那收(青蛙)”、“那幸(石头)”、“那布(泉水)”、“那六(水车)”、“那黑(官员)”，等等，用汉语语序表达应该专名在前通名在后的齐尾式地名：“牛田”、“鹅田”、“蛙田”、“石田”、“水车田”、“官田”，等等。考之“海昏”亦有如齐头式地名特点。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以“海”字冠首的县，琅琊郡有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东海郡有海西(在今江苏连云港，原作海曲)、会稽郡有海盐(在今浙江海盐)、临淮郡有海陵(在今江苏泰州)、辽西郡有海阳(在今河北滦县)、乐浪郡有海冥(在今朝鲜海州)等。然而，“海”这一汉字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江浙一带多为沿海地区，受汉化影响，原古越语带有“海”字的地名中也很可能掺杂了汉语含义，或者是用汉语“海”字重新命名，需审慎对待。
如“海阳”，《史记》记载是汉初越族功臣受封之国。按《索隐》：“海阳，亦南越县，《地理志》阙。”其地望当在今广东，而史志明确记载广东设海阳县（今潮州）是东晋时期。这与《汉书·地理志》所载辽西郡海阳县地望明显不同。其地名按汉字本义可解释为“海水之北面”。历来史家对“海阳”地望尚难有定论，说明以汉字字义解释“海阳”实属牵强。又如“海陵”，本是越国属地，周代即有“海阳”之称，后改为“海陵”，按汉字意义诠释为“海边高地”，这一说亦颇受质疑，其地名含义仍不清楚。再如“海曲”，东周时期曾为越、莒、楚、齐所占领，西汉郡国并治，为海曲县并邻城阳侯国。在日照市境内有海曲故城。经考古调查分析，海曲故城遗址面积有0.4平方公里。有人认为“海曲”这个称呼，“很可能汉以前就存在了，之后被承袭了下来，一直到汉代为正史所记载”，并按字面意义据《辞源》“犹言海隅，谓沿海偏僻的地方”。不过，这里在龙山时代就是海岱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之一。西周时为封国“莒”所在地，同时还有东夷古国并存。有人认为“夷”字在古越语中是“大海”的意思。“东夷”即“东海”。东夷是西周的劲敌，所处区域也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海曲”未见得就是因沿海偏僻而得名。而“海盐”，原本吴越之地，传秦始皇登秦山望“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故而命名海盐县。但“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的类似记载是《史记·夏本纪》“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汉书·地理志》作：“海、岱维青州：嵎夷既略，惟、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师古曰：“潟，卤碱之地。”“广潟”就是“厥田斥卤”的意思。显然，史汉并未专指海盐地名。最早将海盐和地名联系的是南陈顾野王《舆地志》：“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吴煮海为盐，即盐官县境也。”汉代海盐县有盐官，汉志注曰：“故武原乡。有盐官。”三国吴时设盐官县(在今海宁)，是以官为地名。可知海盐县所处原地名是武原，海县应为秦统一六国后才有汉语地名。东海郡“海西”，汉志原作“海曲”，但清代考据学家认为“海曲”是“海西”之讹。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上有“海西”县名而无“海曲”，或可印证考据学家的判断。“海西”在商周时期亦属东夷方国所在，与中原交往颇多，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地名按汉字之义释为“海水以西”，可能为后起。《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之说。“海冥”亦因地靠大海得名，其义如“海昏”，或可推衍出数种含义。
综上，《汉书·地理志》所载这些冠首字为“海”的地名，大多因地处海边或近海地区，在字面上与海有关而未曾引起异议，但实际上原始地名中未必都有汉语“海”的含义，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其中一部分“海”字的含义难以定论，不能从训诂中得出准确的意义。如“海阳”、“海陵”、“海曲”等地名的方位、含义，就汉字本身而言，可能跟大海没有关系，只是用“海”来注音。但因这些地方靠近大海，在区域汉化进程中，它自然被认为是汉语“海”的意思。除了位于朝鲜的“海冥”不论，这些冠首为“海”字的地名或曾出于古越人聚居区，或是被越国征服的地方，或为越人更早的氏族部落，所以，这些地名中的“海”字，有的具备古越语冠首字构成齐头式地名的条件。不过，由于在后来汉化的过程中，其部分地名受到中原语言影响，加之靠近大海，以汉字“海”表达的地名音义结合紧密，本由汉字音译古越语，进而转为古越语音与汉字音义同构，使得原有古越语地名转化为汉语含义理解。解释沿海地区的“海”字冠首地名尚且如此，内陆地区的“海昏”之义难以考究，也就不足为怪了。“海昏”这一地名本处于没有海的内陆，后人却将湖泊附会成“海”，对其冠首“海”字予以曲解，这就掩盖了“海”音下的古越语的含义。如果把部分“海”字冠首的地名认作古越语地名中的通名在前的齐头式，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海昏”是一个在古代汉语典籍中保留的非汉语词汇，是用汉字对上古时期即存在的古越语地名的记录。
第二，关于“海昏”等地名冠首字的含义。
“海昏”是以“海”为冠首字的古越族地名，其含义在汉语中本无需追究。如一定要解释其在古越语中的含义，则有两种可能。
其一，可按照齐头式地名是发声词来理解。《左传·襄公十年》孔颖达疏引服虔云：“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特点是，其他冠首字的发语词性质也都可以一一考见。“海昏”之“海”如果是仅为发声的冠首字，那么“海昏”在古越语中就是一个多音节单字地名，中心词是“昏”，“海昏”很有可能是一个古越族部落的名称，用汉语表示，亦可以省称为“昏”，这与部族方国说可相互印证。
其二，也有很多的例证显示，古越语地名冠首字可作为中心词来理解。按照这一研究观点，论证“海昏”地名的含义，需要从壮侗语的汉字地名中找到对应的例证。这个地名冠首的“海”字在壮侗语地名中并不多见，目前有明确解释的仅找到一例：海邱，南宁市宁明县(今属崇左市)洞坡村公所驻地东北。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建村。“海”是壮语haij的谐音，意为“河滩”。“邱”是raeu的近音，意为“枫树”。因在明江河滩边枫树坡上建村，故名。有71户，680人，均壮族。“海邱”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枫树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地名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齐头式。在宁明县地图中还有处于明江流域的海渊镇、海湾村、海板村、海零村、海白村等地名，均不见《广西壮语地名选集》著录，或为壮侗语料考证不足，或其本身就不是壮语，难以揣测。此外，越南也有海阳、海防、海端等以“海”为冠首字的地名，这自然是越语地名的汉字表达，尽管后世受汉语影响，其越语含义是否也因地名靠海而转化为汉语含义，需要汉越语言学者和地名学专家予以解答。以此为例再看“海昏”，如果是属于古越语地名，“昏”在壮侗语中含义尚未找到对应的例证。不过，与古越语意义相通的壮侗语汉字“海”为“河滩”之义，则与海昏县(海昏侯国)所处地理环境十分吻合。“海昏”可能就是因建在缭水边某处与“昏”相关的河滩而得名。这一点，足以佐证“海昏”地名来源于古越族原住民。海昏县应该是以原古越人聚落或城邑为基础而设置的，设置时间显然早于刘贺受封海昏侯国。“海昏”地名本身并不具有贬义。至于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是不是把“海昏”理解为贬义词有意加封于刘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再看海昏侯国遗址，或许也能找到古代海昏聚落或城邑的痕迹。
在海昏侯墓园附近有两座汉代城址。一是在海昏侯墓园东北有一汉代紫金城遗址，据初步探测面积达3.6平方公里。城址的城墙遗存大部分地面可见，仅东南部城址被铁河乡镇区的住宅区占压、破坏。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外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南部内凹)，长2037公尺、宽1759公尺，城内水路相通；内城位于外城东部，推测为宫殿区，平面呈长方形，长约500公尺、宽185公尺，总面积约 0.0925平方公里。城址四面均有城墙，护城河围绕在城墙外侧。根据汉代江南生产力水平，如此大规模的汉代城址建设，如果没有原有聚落作为基础，很难想象能够在刘贺就国后的短短三四年内完成。
一是在新建区昌邑乡鄱阳湖西岸的游塘村，距海昏侯墓园以东偏南直线距离约10公里处。上世纪60年代调查时，古城东西长600公尺，南北宽约400公尺。全城呈盆地状，南面城墙已被改为圩堤，西面城墙破坏严重，东面和北面城墙保存尚好。北墙正中有两个相距约4公尺而略高于城墙的驼形土堆，疑似城阙所在。城墙平均高约10公尺，基宽约12公尺。城之四角皆高于城墙，且堆土较多，皆呈厚基圆锥状之土墩，可能为角楼或碉堡之类的建筑物遗迹。在土城四周墙上及东城墙基散存有很多大型粗绳纹板瓦。板瓦有灰色和红色两种，火候均很低。据调查者判断，此土城遗址即文献所述的古昌邑城。 按此土城周长计算，古城面积仅为0.24平方公里。这与汉代普通县域城邑规模相当。
古代城邑的出现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如前所述，在秦汉时期，赣北包括彭泽、鄱阳、海昏一带的鄡阳平原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鱼米之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赣鄱流域是一个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代青铜文化重要区域。具体到西汉海昏中心区域的今新建区铁河、昌邑等地，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带汉代城址的调查表明，在铁河陶家山紫金城和昌邑游塘村土城遗址，都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遗物。紫金城“土城内已是高低不平的耕地和少数现代墓葬，在耕地上和城墙内发现了不少的绳纹板瓦和瓦当。发现了许多印文陶片，器形有双耳陶罐、陶盆、陶尊、陶缸等，还有青瓷片、铁器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网结纹、叶脉纹、米字纹等。从遗物判断它的延续时间是从战国晚期到东汉的遗址”；在游塘村土城“发现了汉代的板瓦，还有少数战国至东汉时代的墓葬”。这说明赣鄱文化源远流长，反映出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因此，紫金城和游塘土城都不可能是刘贺南迁时凭空筑造，而是在这一带原有聚落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拓展、逐渐扩张而建立的经济或政治中心。然而，紫金城和游塘城筑造于何时？究竟哪一处是昌邑城？昌邑城得名于何时？这两座土城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究竟哪一个才是西汉海昏县城？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材料进一步相互印证，才能得到解答。
据《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按礼制，城邑规模是有等级规定的。汉代也形成了首都—郡(国)城—县(侯、邑)城的三个等级，一般县城周长都在1000—3000公尺左右，也就是在0.06—0.5625平方公里左右。海昏县城和海昏侯国都城本不应例外。但目前探测出紫金城遗址的面积达到了郡(王国)城邑的规模，如果这是海昏侯国的都城遗址，可能跟跟刘贺特殊身份有关，但实际情况仍有待紫金城正式发掘以后才能认定。而游塘土城面积与普通汉代县城面积相当，故这一城址是为刘贺就国豫章时的海昏县城遗址可能性更大。它更有可能是在这一带古越族原住民聚落基础上筑造的城邑。如果这一推论能得到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材料支持，结合“海昏”地名来源于古越语的判断，则更能证明在海昏侯之前已经有名曰“海昏”的县城，海昏侯国乃得名于此。
作者赵明，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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