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记载有秦二世元年诏书的木牍，是重要秦代文献[1]。陈伟所撰《〈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校读》（以下简称《校读》）一文考释牍文中的“故罪”、“繇”、“扰”等字词[2]，使该牍大致上可读通。兹对牍文略作补苴，并谈谈该诏书的性质、影响等相关问题。 

 

 

 

一

牍文解读 

 

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牍文作： 

天下失Ⅰ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Ⅱ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Ⅲ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3]。令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Ⅳ牍正面吏、黔首其具行事，毋以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Ⅰ劾县吏。亟布。Ⅱ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Ⅲ牍背面 

 

“赋”上二字，原释文为“分县”，《校读》改释作“少繇”。今按：释“繇（徭）”可从。“繇（徭）”上一字及再上的原释作“已”之字，也即“行事”下二字，与同牍的“毋以”相比较，可知当改释作“毋以”。毋，《说文》：“止之也。”[4]《说文》：“以，用也。”[5]毋以，即不用。 

 

“毋以繇（徭）赋扰黔首”的“扰”字，原释文作“援”，《校读》改释作“扰”，训作安抚，和顺。今按：释“扰”甚是。“扰”在“毋以繇（徭）赋扰黔首”这一语境中似用作贬义词，指烦扰。《说文》：“扰，烦也。”[6]《新序·杂事二》“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章，“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7]扰黔首，即扰民。“毋以繇（徭）赋扰黔首”，与紧接着的“毋以细物苛劾县吏”在文句格式上也更为接近。“毋以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即不要用徭赋去烦扰黔首，也不要因小事而举劾县吏[8]。 

 

“令皆已下矣”，“令”，原释文作“今”，从文意及残笔看，似为“令”字。此“令”即与“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相关的法令，也是下文所提及的“吏、黔首其具行事”所具的“令”。下，颁行。《史记·李斯列传》：“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9]《汉书·儒林传》“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颜师古曰：“下，谓班行也。”[10]“令皆已下矣”，指律令都已经颁行。 

 

二

秦二世登基诏书性质 

 

对于《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的性质，周西璧先生指出，秦以十月为岁首，文告颁布于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行文时，“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是奏疏等文中提到皇帝或当时朝代名称换行顶格的最早文书实例，开后世此类文书体例之先河。文告以“朕奉遗诏”句，强调其继位的合法性，并下令解除流罪，对百姓及基层官吏予以惠待，宽抚四海。该诏书本身的真实性当毋庸置疑。[11] 

 

木牍背面提及“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按，许名玱先生曾根据里耶简及周家台30号秦墓木牍考订，秦二世元年十月的朔日是乙亥[12]。如此，元年十月甲午当为1月20日，而十一月戊午当为2月14日；则该诏书24天后到达守府。可以想象，以秦汉出土法律简所提及的秦高效的公文传达系统，该诏书很可能会同时下达给秦朝境内各地。此件诏书在传世文献中并无明文详载，但也并非全无痕迹。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的说法：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13] 

“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一句，《新书·过秦》作：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14] 

两处记载相同。“坏宗庙”好理解，所指即秦二世登基之前的准备措施，如《赵正书》17号简“因夷其宗族，（坏）其社（稷）”、40号简“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15]，其目的是打击潜在的反对势力。“坏民”则颇不辞。汉以前文献有“坏民室”的说法[16]，有“害民”的说法[17]，还没有看到用“坏民”来表示对民的直接伤害的用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坏宗庙与民”条注引徐广曰：“一无此上五字。”[18]徐广所看到的本子干脆将“坏宗庙与民”去掉了，推测是对此处所记存在怀疑。相比较而言，俞樾的解读更可信从：他认为《过秦论》中的“‘与民更始’为句，当在‘不行此术’句下” [19]。

现在看来，《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中的“与民更始”，应即见于秦二世登基诏书的“与黔首更始”。贾谊、司马迁等汉初文臣，即便不知道二世诏书的详细内容，对其大概情况也应有所了解。 

 

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中有一批材料叫《赵正书》，据整理者介绍，《赵正书》是一篇早已亡佚的汉代文献。篇名自题为“赵正书”。现存竹简五十二枚，缀合后有完整简46枚，残简4枚。竹简三道编绳，有契口。《赵正书》以记言为主，注重“以史为鉴”，与战国时期流行的“语”类古书相似。其抄写年代应在西汉中期武帝前后，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20]。《赵正书》的整理者已注意到《赵正书》与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所出《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的联系[21]。《赵正书》中与秦二世有关的内容如下：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宭（羣），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夫（扶）胥（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因夷其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有（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扶（抚）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 

 

…… 

 

斯且死，故曰：“……臣闻之曰：变古乱常，不死必亡。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所谓变古而乱常者也……夫逆天道而倍（背）其鬼神之神零（灵）福，烕（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更始者，王勉之矣。斯见其央（殃）今至矣。”秦王胡亥弗听，遂杀斯。[22] 

上揭文献记载了秦二世被定为继承人，登基后扫除各种威胁，并下诏“与天下更始”，应即兔子山9号井所出秦二世诏书的由来。秦“黔首”一词用得较普遍，指天下百姓，汉代较多用“民”，《赵正书》“与天下更始”、秦二世诏书“与黔首更始”、贾谊说法中的“与民更始”，三者所指当同。孙家洲指出，更始，是习见于秦汉文献的常用语，大致上与“变革”“更改”相当。后世有所谓的“改元新政”之说，是指新君嗣位之后，借着“改元”的布新之时，推出有别于旧君的新政。就这种类似于政治宣言的“套路”而言，这份出自于秦二世名义的诏书中“元年与黔首更始”之说，应该是后世“改元新政”的直接源头[23]。

 

“与民更始”，究其实质，是与民休息，化解、缓和社会矛盾，从而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也为后续的施政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考之传世文献，《庄子·盗跖》记载孔子劝谏“盗跖”的故事，其中有“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云云[24]，虽是处于《庄子·盗跖》讽喻的背景之中，但也可窥知先秦已有“与天下更始”而惠民之思想。《史记·齐太公世家》曰： 

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25] 

虽然记载的是周武王“与天下更始”之事，不过，司马迁所处时代距离周武王颇远，《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说法大概掺杂了汉代人的观念知识，周武王之时是否有“与天下更始”这样明确的诏令，还不可知。 

 

要说将“与民更始”明确提出来并行诸诏令的，现在看到的材料恐怕还是以秦二世为最早。不过秦二世的表现差强人意。 

 

从秦二世诏书中的“亟布”一词来看，该诏书是秦二世情急之下颁布的，秦二世也希望能很快起到好的效果。配套的措施包含赦罪以及宽松的徭赋、吏治政策。其中赦罪是一次性的，而徭赋、吏治方面的表述是“毋以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虽较此前宽松，但是显得消极，且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的律令，执行起来颇难把握分寸。其惠民的实际效果如何，令人怀疑。 

 

更麻烦的是，秦二世未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这二处文献所提及的“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这三件事是前后相次的关系，如果说“坏宗庙”是登基前的准备，“与民更始”是登基时的惠政，那么“作阿房宫”则是秦二世登基后具体施政之一。“作阿房宫”劳民伤财，极大的破坏了登基诏书本应该具有的惠民效果。这也正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对秦二世“与黔首更始”之后几个月作为的总结是“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与二世诏书所记载的“解除故罪”、“毋以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的效果正相反的原因。又，《史记·李斯列传》在记胡亥诛杀大臣和诸公子之后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26]其中“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的表述，也和诏书的说法背道而驰。时人及后人评价秦二世胡亥“无道”而亡国，其实是比较中肯的[27]。 

 

现在来看，秦二世登基的时候颁布诏书，是为了应对秦始皇去世造成的上下惊恐、统治不稳的局面，通过赦免罪犯、减省赋税、宽松吏治等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安抚天下百姓。所下诏书曾经作为公文传达到各地，现在能够见到兔子山9号井的牍文，大概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秦二世“与民更始”最终未能挽回秦帝国之国运。贾谊、司马迁等人记录更多的是秦二世繁重的徭役、严苛的刑法，虽也曾提及秦二世“与民更始”之事，但只言片语，着墨实不多。今人更因诸书给予秦二世的负面历史评价，对《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的相关记载存在误读。 

 

三

秦二世诏书的历史影响 

 

汉承秦制，汉代皇帝有不少在登基之时会大赦天下，与民更始，如： 

《汉书·宣帝纪》：“二年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 [28] 

 

《汉书·食货志》：“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而汉兵诛莽。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 [29] 

 

《汉书·武帝纪》：“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30] 

 

《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往年觐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  [31] 

 

《汉书·平帝纪》：“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令士厉精乡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 [32]  

 

《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职，以康我民。’”   [33]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五月辛卯，皇太后诏曰：“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  [34] 

大体已相沿成惯例。后世大体借鉴了秦二世短命政权的教训，在与民更始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政策的稳定性。而秦二世诏书的出土，为追溯与民更始之制度源头提供了直接证据。 

 引用请核对原文。

 

 

 

注    释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已刊里耶秦简文本再整理与分类研究（19BZS015）”的资助。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第5 期，第40页。本文所引牍文原释文均出此，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2]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校读》，简帛网，2015年6月14日。 

[3]“故罪”之“故”，原释文作“流”，此从《校读》释。 

[4]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65页上。 

[5]《说文解字》，第311页上。 

[6]《说文解字》，第253页下。 

[7] 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208页。 

[8] 后半句的释法，参考吴方基、吴昊：《释秦二世胡亥“奉召登基”的官府文告》，简帛网，2014年5月27日。 

[9]《史记》卷八七，第2546页。 

[10]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4-3595页。 

[11]周西璧：《洞庭湖滨兔子山遗址考古 古井中发现的益阳》，《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第31-37页。 

[12]许名玱：《〈里耶秦简（壹）〉历日校注补正》，简帛网，2013年9月7日。 

[13]《史记》卷六，第283-284页。 

[14]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15]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9-194页。 

[16]《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1346页。 

[17]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987页。许维遹撰：《呂氏春秋集释》卷二十《恃君览》，中华书局，2018年，第559页。 

[18]《史记》卷六，第285页。 

[19]转引自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一，第20-21页。 

[20]《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赵正书》下册，第187页“说明”部分。 

[21]《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赵正书》下册，第191页注释[三]。 

[22]《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赵正书》下册，第190-193页。释文校订可参看姚磊：《北大藏汉简〈赵正书〉释文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第1-8页。  

[23]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8-19页。 

[24]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下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986-987页。 

[25]《史记》卷三二，第1479-1480页。 

[26]《史记》卷八七，第2553页。 

[27]吴方基、吴昊曾利用秦二世诏书检讨《史记·李斯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认为对胡亥做出“无道”而致“秦之灭”的评价是不恰当的（吴方基、吴昊：《释秦二世胡亥“奉召登基”的官府文告》，简帛网，2014年5月27日）。孙家洲则认为，秦二世的“更始”新政仅仅停留在诏书上，完全不见付诸实行的蛛丝马迹；秦二世是亡国之君、愚蠢昏暴之君的历史定位未变；《史记》中所记载的秦始皇——秦二世之际的基本历史叙事框架方面，还不能轻言改写（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7-20页）。 

[28]《汉书》卷八，第255页。 

[29]《汉书》卷二四下，第1185页。 

[30]《汉书》卷六，第169页。 

[31]《汉书》卷四六，第2198页。 

[32]《汉书》卷十二，第348页。 

[3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中华书局，2006年，第251-252页。 

[34]《后汉书》卷四，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