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李安德（1692-1775）是清中期一位中国本土神甫。他出生于陕西汉中府城固县一个三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幼时追随法国巴黎外方会白日昇、梁宏仁神甫出家修行，青年时期游历澳门及广州等地，又辗转赴暹罗阿瑜陀耶巴黎外方会总修院研习九年，返国后主要在四川传教。在教难最严重的乾隆时期，他以坚忍执著的精神守护着自己及其周围教民的信仰，被称为“可敬的安德”。不过在20世纪前，人们对他知之极少。1906年，巴黎外方会的陆南神甫首次将《李安德日记》整理出版，这部长达七百页的拉丁文日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清代中西关系史、社会史、宗教史资料，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上一部极为独特的重要著作，引起西方研究历史、宗教史学者的关注。不过，由于日记用拉丁文写作，内容又相当庞杂，除了美国鄢华阳教授将部分关于金川之役的内容译成英文之外，至今尚未见有其它文字译本问世。译者虽深以《李安德日记》不为国人所知为憾，但学识谫陋，原本仅能望洋兴叹而已。今幸得译者之拉丁文导师、美国研究欧洲古典文学之康士林教授无私相助，为我释疑解惑，使我得以试译日记之起始部分二万余字。读者诸君或可“尝鼎一脔，而得全旨”。至于译文之错误，因学力所限，必所在多有，亦深望二三子有以教之。

 

今年（1747）[1]1月17日，我们最高贵可敬的埃克雷尼西斯主教马青山大人[2]在其于澳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交给我一项任务，即在传教过程中准确记录当地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些天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事关全省的传教形势；另外，在这段最悲惨的时期，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既没人精通拉丁语，也没人可以协助我作记录，而且，最近各类事务繁杂逼迫，我的记忆力也在衰退，不能用书信一一汇报每件事情。因此，我以日记的形式，把经由汇报了解和双眼看到的每件事都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足够了。至于可信度，除非亲眼所见，我都要求报告者不要弄错或说谎。如果将来发现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不足，我恳求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虽然本省各地都发生了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在官员报告中，他们只提到三个教区，即成都的金堂、重庆的涪州及叙州的宜宾。事实上，我会调查引起注意的大多数人，逐一分析他们是否忠诚。我也会询问、审查其他人，并加上简短评论。我先以此种方式发出前言，之后再作进一步报告。

 

关于劫掠教堂的报告

 

献给已故最尊荣的穆天尺和陆迪仁主教大人[3]，于四川省成都府金堂县下四乡。

 

1746年10月，由于朝廷法令的公布，各地迫害基督徒的传言广泛散播。当时负责管理下四乡教堂的尊敬的苏宏孝神甫[4]正在成都，他写信给也在上面提到的下四乡的司吉福神甫[5]，要求尽快将一种通常被称为“匾”的木板拿来交给他。这些匾是知县或知府大人，看在精通数学的苏宏孝神甫的面子上颁发的。它们被挂在前面提到的教堂的大厅中。而且，已故尊敬的穆天尺和陆迪仁主教阁下的东西，也被保存在教堂里。苏神甫将它们托付给已搬走的教民家庭。司吉福神甫收到的来信，不仅提到匾额，也提到苏神甫亲手立的教堂门前的柱子。就像以前显赫的陆迪仁神甫希望和要求的一样，也是陆神甫让它们立起和放倒的，一切权力属于显赫的陆神甫。他安排唯良助祭[6]在一旁监督进行，当时尊荣的穆天尺神甫不在教堂，严若翰[7]（他有时负责看管教堂，有时负责阻止闲杂人等进入）不许其他人将物品转移到家里。获释的那些人能够自我保护，因而他们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在这几天中，穆天尺主教的所有物品都被藏在他自己卧房的阁楼里，他用铁钉将阁楼的门钉死，以应对濒临的危险：这样钉牢之后，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可以应付一切搜查和未来的麻烦，但是，他的过度自信导致了这样一种欺人的结局，因为：

 

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为了要处理凶案，金堂冯知县[8]前往其所辖周家沟村检查被害尸身。正要打道回府之时，他在路上遇到本地姓于的把总，后者带来衙门布告，并马上交给知县阅看。这发生在靠近崇拜偶像的黑黄寺[9]的大路上，离穆天尺神甫建的教堂不远。读过布告，由一位姓宋的湖广籍老人带路，两位官长，即知县和把总前来教堂。

上面提到的两位官员到了教堂，知县坐在教堂中间，把总站在一旁，众兵丁簇拥着他们：

 

1、            他问被传来的严若翰（世芳）[10]的二儿子路加[11]：“苏宏孝去哪里了？（即可敬的苏保禄大人）”——路加答：“他启程去北京了。”——又问：“你跟他是何关系？为什么跟着他？”——答：“因为我一直是他的长随和佃户，所以跟着他。”——问：“如果你是他的佃户和常随，你应该知道他有几个儿子？”——答：“三个。”

2、            又问严若翰的长子斯德[12]：“苏宏孝到底有几个儿子？”——答：“两个。”——问：“你们同胞三兄弟，你为何说是两个？”斯德默不作声，因此两人都被掌嘴十下。

3、            同一家的五子安多[13]被传来。——知县问：“不要撒谎，说实话，苏宏孝到底有几个儿子？”——安多回答：“我只认识他一个儿子，名叫文焕。”——知县道：“你们都在骗我。传你们的女人过来，看一看谁能说实话？”于是，按照知县的命令，斯德和路加的女人被叫到知县面前。她们说苏神甫只有一个儿子。 此时，知县转问路加：“现在苏宏孝唯一的儿子在哪儿？”——路加答：“去了省城成都。他在东门外有所房子，位置在朗园[14]村。” ——问：“谁照管他的土地和每年的租子？”——路加答：“我伯父严若瑟（天佑）[15]照管他的一切事情……”听了这些，知县叫已上了锁链的路加跟两个差人一同去找严若瑟。

 

与此同时，知县叫来贾保禄[16]和赵儒略[17]两个教徒，还有并非教徒的杨姓居民，他们都住在教堂附近，是将要发生的劫掠的见证人。所有地方都要被差役搜查，里面还没被抢劫的卧房被发现了。知县爬上阁楼，发现门板被钉住了，他立刻命人将阁楼打开。

 

穆天尺主教的所有物品都被藏在阁楼里面，知县走上来，分开众人查看，然后拣出一部分东西带走，剩下的散落在原地。搜查完毕，他命将所有的东西收集起来，装在破箱子里。这些东西装满了七个箱子。其实，四个里面放的是中文或西文书，他暂时把它们放在前面说的贾保禄和赵儒略两个教徒家中，将来也会被抬往衙门。圣器和圣像放在两个大皮搭里，他安排用一匹马驮着，跟他一起带走。由于地下室的门被知县打坏，破门栓也不能再用，大门就被贴上封条，防止有人进去。最后，知县对站在他身边的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说：“你们看到了，除了西洋书和中文书，画像和器物，没有其它东西从这间屋子里被拿走。”

 

对教堂的劫掠结束后，把总离开知县，去了别处。知县傍晚住到高板桥[18]的客栈，距离教堂两法里[19]。当天晚上，驮着器物和画像的那匹马跑掉了。

 

第二天，知县回到衙门，派差人去下四乡，将贾保禄、赵儒略和杨方济带来；又派人去双檬子山，带其他五个教徒来见他。审明之后，他派人带着自己给成都守备和地方长官的公函，要求将苏宏孝的义子文焕交付给他。

 

     收到来函，成都守备和管辖东门及城郊民居的华阳知县[20]，就将军士和差役派往各处，命令他们抓捕文焕[21]。第一个被捕的是赵若瑟，接着就是文焕。后者现在是被捕的逃犯，苏神甫在离开之前，曾把这个年轻人托付给某些衙门的师爷。两人立即被带到本城守备面前；当守备问赵若瑟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他马上回答自己不久前已经脱离了那种宗教。守备说：“如果你没有被捕，你就又信基督教了；实际上，当你看到自己要被抓，被带到官长面前，你就不承认是基督徒。如果你信仰真理，我还可能放了你，不把你送到县里去：因为你否认了真理，我要送你和文焕一起去那里。”于是，他马上派他的军士把若瑟和文焕转交给华阳知县。这二人跟上面提到的知县说了什么，以及最近他们向其他讯问他们的官员说了什么，没有教民在衙门里打探，我也不能知道得很确切。在年羹尧作总督的时代，按照官府的文告，据说不只是赵若瑟和文焕，连苏神甫也要发伪誓放弃宗教。

 

之后，我不知道苏文焕用什么法子解脱了牢狱之灾。他曾受到成都知府这样官员的接待，据说曾受邀参加知府的宴席，且金堂知县对他的传教工作加以推许，别人怎么能跟这个青年相比呢？此外，宜宾的金知县[22]与苏神甫有多年的交情，他曾将一匹马作为礼物，送给神甫的义子文焕。

 

不久，下四乡和双檬子山的基督徒被差役带到金堂县衙，每个人被讯问时都回答：从祖上传下来就是教民；只有严天佑（若瑟）被知县命人掌嘴五下，他承认是跟已故的白日升和梁宏仁主教学的；之后，每人都写了背教书，大家就都被遣散回家。

 

这些事情之后，严若翰（世芳）一家从地下暴露，他们就被长官赶走了，而按照苏神甫前两年的布置，严若翰要住在穆主教曾住过的教堂里。在劫掠之后，他们还要留在原地。金堂县令劫掠教堂之后，根据严若翰的回忆，主教保存在教堂里的每样东西，都被他移到在双檬子山的家里去了；而且，据说台布、衣服、束带、给他儿子做的鞋，被两个家长分了；那些能卖的都卖了，用坏的私人物品也卖了钱，总之，在他们家的教会物品都失散了。

 

接下来，非常奇怪，每个晚上教堂里都发出有喊叫声，就像以前的官长带着差役和马队，用力撞开门，气势汹汹，又来洗劫教堂一样；人们听到打碎瓦罐和陶罐的声音，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一家人因此都很害怕，最先是路加的女人被吓病了，拖了两个月都不能好。仍留在教堂里的其他人，也不得不离开，先回自己家去。喊叫声从抢劫那天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一年（1747年）10月初的某个晚上。

 

最后，这一年10月25日近午时分，传来很大的喧闹声，好像大喇叭和铜锣以及敲鼓的声音，所有坐在祭坛旁的人都非常害怕，回到附近的家里。被教堂里的那些声响刺激，狗也狂吠起来。逐渐地，这种喧闹声先是从祭坛传到靠近厨房的餐厅，然后是路加的卧房，又进入谷仓，接着是客厅，最后穿过磨坊，慢慢地，又无声无息地消散了。同时，沿着教堂前面田地的台阶，四个教民在收割庄稼，吵声又加大了，为了阻止这些声音，惊讶的收割人拉着木制方扁担，走到发出噪音的地方，停下来察看捆束好的庄稼。这并不管用，吵声依然不停；收割者害怕了，丢下地里的噪音，逃到教堂去了。这种吵声几乎持续了一中午，教堂对面山上的过路人听到这些喧闹，惊讶地互相说：基督徒不像我们用喇叭、锣鼓和乐器演奏，为什么今日在这个教堂里听到锣鼓喧天的声音？严唯良助祭报告了此事，认为这是碰上了分散在各处的世俗祭祀活动。

 

1746年，文焕从狱中获释后，卖了下四乡教堂的部分田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穆神甫故去后三年，苏神甫购买的；听说文焕卖了一百三十两银子。1747年，相同的另一块地，他卖了一百两银子。这是个很高的价钱，以前他只收到二十两，买主进占之后，据说就收到了全款。同样，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据说受此鼓舞，教堂的其它东西也被卖掉，穆天尺主教交给他的东西被放弃了，他们渐渐开始尽可能地出售和侵占教堂房产。

 

实际上，严若翰已经卖掉穆天尺主教在双檬子山的树木和水牛。刘子通[23]卖了司吉福神甫预备的棺材板和用来盖房子的木材；当他一年后回来收房租的时候，他的财产据说都被挥霍了。张之万[24]把从山里砍的柴禾和木材卖去烧火了。苏神甫辖区的徐充[25]，因为给提供住处，作了神甫的仆人，为神甫收租。他允许一个庄户抵押十六两银子，就让这个非教徒和他的妻、儿住在下四乡的教堂里；这还没有做呢，有些教民强烈抗议，因为这个徐充和上面提到的女人多年来都是名誉不佳的教徒。杨文祥（路加）企图将下四乡的其它教堂领地私自使用，在上面开挖池塘。

 

上述教堂里的物品陆续被人侵占，文焕受到徐充的鼓动，且一切都被徐充引导。他将三个偷偷摸摸的侵占者告到县令面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他告这些夺占他遗产的人“合同诓骗”。县令受理了诉讼，派差役传来三名被告以查明实情。首先是被告严世芳，然后是其他两位。他们害怕被知县用夹棍拷打，在给知县的供诉中，他们都自愿承认苏宏孝（苏神甫）曾交给他们一千两银子的财物。于是，文焕抓住机会，给了知县一份丢失物品清单，要求被告退还清单上的每一件物品。

 

将要判决的时候，双檬子山的保长袁云怀（伊纳爵）[26]建议争吵的双方和解。他的建议被知县所接受。和解之后，次日上午，知县把双方叫来。他这样斥责严世芳：“你好大胆。你要承认，搜查教堂的时候，你在我面前胆敢说，文焕不是苏宏孝的儿子。而你所称的光棍，不是他（苏神甫）的仆人徐充，就是他的儿子文焕；你的这些话就该打几十板子。”听到知县的这番斥责，严世芳（若翰）回答：“文焕不是（苏神甫）亲生儿子，他是收养的。”知县接着说：“他是亲生的、收养的，或者是捡来的，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苏宏孝（苏神甫）本人的儿子。”之后，他转向文焕：“你能给我出示田契吗？”文焕马上拿出了三份契约，第一份是下四乡教堂的，第二份是挂榜山[27]的田产，第三份是尊敬的苏神甫三年前买的田产。看过之后，知县说：“现在你已经卖了两处田产吗？”——文焕答：“绝没有，大人，我因生计所迫，典当了上面说的大部分田产。”于是，知县转问蒋其劳[28]：“我知道，是你买了吧？”——买主答：“这跟我没关系，大人，是文焕为了娶媳妇，不得不如此。他又不能借到钱补贴家用，所以他把上面说的田产典给我的。”——“不要骗我”，知县对这个买主说，“因为我肯定是你买了那些田产；而且为了你们两个现在尽快签订买卖契约，我命令预备了我的官印。”然后，知县对文焕说：“如今你卖了两处田产，足够你生活了，别再想卖掉其它旧产业了，那些是你父亲留下的遗产，你不要都挥霍光了。”说了这些，知县明确命令下四乡的保长和乡老到严世芳家仔细检查，直到文焕提供的清单上的每件物品都得到归还为止。

 

审案结束后，迫于知县的命令（这已向证人们公布），负债人的帐目就开始以说过的方式公开了。

 

首先是严世芳，欠五十担粮食，还三十担，文焕放弃二十担。同样，因为他卖了水牛，赔偿十两五钱银子；此外，约二十件衣服，不知什么种类；其它东西也逐渐归还，证人们就不再追究。

 

第二个是刘子通，欠二十四两银子，还十五两；文焕放弃十两。[29]

 

第三个是张之万[30]，虽然他卖了烧火的树枝和木柴，但买主还没有取走，所以他不用赔钱，他也不需要证人监督，他不会像徐充那个无赖偷偷欺瞒上面说的证人。

 

从衙门里出来三天之后，也许是文焕和徐充的主意，保长和乡老齐聚下四乡教堂，那天下着大雨，他们把严世芳一家人赶出教堂：他们叫刘德望[31]住进去。他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曾在这个教堂服务了三十多年。还有也在教堂里住了多年的半傻的彭本笃[32]也住进去。

 

赢了这场官司之后，为了穆天尺主教大人在春和场[33]集市附近买的田地，文焕又想告下面要说的他的岳父赵若瑟；但是判决还没下来，他不能先宣布出来。同时，据说文焕打算卖掉他所住的双檬子山的其它田产，他有的是钱，足以配得上其先生[34]身份。司吉福神甫去年砍断的教堂柱石，他也计划在同一教堂重建。这些就是一直住在下四乡的严唯良大人1747年11月10日报告给我的。

 

同时，也听说文焕要跟他的女人赵坤娣[35]一起搬进下四乡教堂。他有能力保证教堂不被侵占。我不知道今后他的想法会不会改变，但是他自己说为了教堂的利益，他会跟教民一样劳作。

 

赵若瑟自取其辱

 

当赵若瑟被差役抓到衙门之后，他多次公开否认信仰，又在家中布置了神灵牌位。虽然很少通过谩骂方式，但他还是强迫两个女儿和儿媳也背弃信仰。最后，他又不顾教规，决定在大斋期为良心上还存有疑虑的二女儿举行婚礼，并准备了一整天的宴席。但是，没有人能抗拒全能的主的神秘审判，对于那些没有想过普泛而广大之审判的罪人，他要对他们的罪恶施以惩罚；在这座城市的教民和非教民面前，赵若瑟本人和他女儿最可耻的不忠，将被无声地记录下来。

其实，他的长女在十年前已经被献给天主作贞女。他们说，去年她对仁慈的管理者、可敬而显赫的埃克雷尼西斯主教大人[36]隐瞒了这样的事实，即她曾三次用异教徒的草药杀死腹中胎儿，并造成流产。今年2月22日，她嫁给了某位本族青年。在新婚之夜，这个青年知道他的妻子并非童贞女而是妇人之后，立刻决定不再娶她，将她送还其父。因为此事涉及两家的名誉，青年不想追究，可是他母亲反对。

而与文焕订婚的若瑟的二女儿，在准备婚宴的晚上，肚子莫名其妙地开始绞痛。她在床上痛得打滚，大声喊叫。听到叫声，他兄弟的两个女人和周围同族的妇人很快都跑过来，问她为什么痛得大叫？这时，她们才发现她要临盆了。多少名誉和尊严付之东流，整个家族由此陷入困境。姑娘的父亲赵若瑟立即染上疯病，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好像死了一样，三天之后才恢复意识。此时，叫来上次那位医生，姑娘服了药，婴儿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生了，并马上被杀死，丑闻当然不会被婴儿泄露。最后，在处理生小孩事情的时候，喜宴不得不被推迟到复活节后的4月2日。丑闻没有传出去，人们说姑娘患了重病，所以推迟了她的喜宴。

此后，恼恨、敌视、辩解、侮辱、责备、打架和争吵，在背教的赵家拉开了序幕，一会儿针对苏宏孝，认为他是不幸的根源；一会儿又针对其义子文焕，认为他破坏了家庭。事实上，以上种种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两年前，得到我们显赫大人的明确准许，我去访问过意大利大人们的教区[37]，我从教民那里知道，文焕正在寻找一种打掉新婚妻子腹中胎儿的方法，然后将女婴丢弃；由于是亲密的朋友，我在恶行发生前，向苏宏孝神甫说出了这个秘密。现在，这种丑闻已经公开了，这对基督教的名声和我们的学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但是，为了让日记的读者对上面提到的文焕有清楚的认识，我认为对于这个年轻人有必要多说一些。这个年轻人生于北京，本姓李，被他父亲以四十两银子卖给已故的德里格[38]神甫。他看起来头脑健全，由于追随神甫的缘故，来到四川。在他八岁之前，又被送给已故的穆天尺神甫，然后，他成了苏宏孝神甫的义子。他跟苏神甫一起，经常出入官府和衙门；衙门的官员和显赫的金堂知县都认识他，还有知县的幕僚们，他们是苏神甫值得信赖的朋友；当教案兴起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团里没人出头，作为法律事务的内行，他兴奋地要求处置一切，直到那时，他还没见到我。在那些日子，情况越来越糟，他也不能拿出其它可行的方法来处理我的官司，除非苏宏孝神甫为了保留他的教堂和教区，也为了挽救物质上、精神上和时间上的损失，尽快回到本省。

除了上述不幸之外，虽然我激烈反对，胡家还是卖了储藏室的东西，那是埃克雷尼西斯主教大人和平离开时留下来的，那时，穆天尺神甫把它抵押给其他人了。读者自己将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意大利尊敬的玛尔塔[39]神甫谨慎地分了。

 

新都县教难报告

 

1746年7月，为了宗教问题，新都知县[40]传讯其辖区内的四名教徒，即槐村[41]的若翰、安多、杨保禄、何本笃；审讯之后，除了保禄被释放回家之外，其他三人都被打了十板，但没被要求写背教书。

之后的9月5日，据说当家长杨德望正在家中的时候，县里的把总和捕衙带了七名头等差人，突然到他家搜查。当然，他们都被怀疑，除了一些书被拿走之外，还有一些书被留下了。全家都被看管，杨德望和其他四个教民一起去了县衙。

 

这个月7号，知县把刚才说的教民叫来，分别审问关于他们宗教的问题。第一个被叫上来的是德望，问他从何处、何人那里知道的天主教，他回答说：“我大儿子保禄因为去刘姓教民家拜访，开始他的修行。他带回来的书，我反复读了六个月；在读书过程中，我和全家都称赞真正的天主教。之后，看到刘家的葬礼，又听了苏宏孝老师的教诲，我和全家就都把这种宗教作为真理来信了。从欧罗巴的白日升和梁宏仁老师那里，我们晓得康熙皇帝的圣旨也承认这个宗教的其他教徒。”——知县问：“你们有玫瑰经吗？当场念给我听。”——德望回答：“没有书，我念不出。”——又问：“你们不识字的老妇人也可以念，你怎么还需要书？”——德望答：“学过的老妇人可以念；不识字也没关系。”——问：“从你家搜出的名单（通功单[42]）中，记着你们会的头领是陆类思[43]（陆迪仁大人），而且我在名单靠近最后的地方看到这样的说法：所有团体成员的名字都要记录；难道我不能猜出你们是什么团体和多少人吗？”德望答：“先说陆类思，他是别的省的基督徒，已经亡故了；在当地教徒向天主恳求之后，他的灵魂已经从过去生活的过错中解脱出来。”——问：“人活着的时候都有罪吗？”——德望答：“除了圣人之外，没有人是无罪的；甚至圣人每天也要犯七次错，只是轻微些罢了；我们全体常人犯的错更多。”——问：“背出你的祈祷词来。”——德望答：“我们的圣父……”他还能稍作解释。此时，按照知县的命令，文书把纸张放在德望前面。问：“听说你们每天早晚都要祷告，而且男女混杂：晚上你们先点灯祈祷，完了之后，熄了灯，你们就与妇女干无耻勾当；这些说法是真的么？”——德望回答：“我的大人，您贤明过人，管理本县的一切，为什么您要相信我们会做出这些荒唐的禽兽行径呢？”——问：“即使你们没有这样的行为，其它丑行也还被人议论呢。我问你，为什么刘家三媳妇向我告你们有这些罪行？”——德望答：“我毫不知情。”

 

知县把杨德望的二儿子若翰叫来申斥：“我对你说过要改了你的教，你为什么违犯我的禁令，那天又和刘祖礼[44]（迪我）在家里祷告？”若翰答：“那天我并没跟他祷告。”他坚决地、六次重复同一回答，因此而被掌嘴三次，共三十下。之后，一个异教的邻居称，他被某个神灵迷住了，所以很糊涂；因为若翰和迪我确实在那天祷告了，那是千真万确的。某一天，因为他还是同样坚定，若翰在被掌嘴之后，还被打了十五板。

 

在刘祖礼之后，雅各[45]被传到知县面前，这已是在很多人被盘问之后了，但他还不是最后一个被审的。他和杨德望及其二儿子若望被关进牢里，五天之后，靠银钱的力量，三人又同时被放回家了。之后，知县又传刘明坚来法庭，问：“你为什么信天主教？”——明坚答：“我信天主教，是因为康熙四十三年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城里学的，传给我们几个儿子和全家的。”——问：“你父亲留给你们什么天主教的押金和表记了么？”——明坚答：“他给我们留了天主的十诫和圣父的祈祷文。”——问：“念出来。”——明坚答：“圣父……”——知县问：“你这念的，跟刚才其他人念给文书的不一样。”——文书回答：“是一样的。”——知县又问：“我知道你们只敬拜天父，但无父无君的，那是禽兽，不是人类，你们家中为什么没有祖宗牌位？”——明坚答：“我们是被父母教导作教徒的，我们从来没有牌位，但天主教明确告诫我们要尊敬父母，做善事，不做恶事。”——问：“你能读书，你的吏员[46]身份就是要敬爱祖先，在家里立祖先牌位。”还没等明坚高声回答知县最后的这番话，他便被释放了。

 

1747年3月，在刘家和异教邻居之间引起了、或者说重新发生了更大的争吵。某种被偷偷拿走的天主教经书，被送到知县那里，可以肯定这部书是从刘明坚家的桌子上被拿走的。知县立即命刘明坚过来，非常肯定地说：“既然我已命你们把所有关于你们宗教的书都交给我，同意这个条件，你们才能不受惩罚地自由礼拜，为什么在我清楚地声明之后，还在你家桌子上找到这部书？”——明坚答：“书是关于天主教的；但不是放在我家桌上的，我和妻子及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何、何时以及何人拿的这部书，也许是我们家的人和狗都睡熟了，有人偷偷地潜入我家，或者是贼，或者是偷情的女人放下的。”对于明坚所说的，知县根本没认真听，他命令差人将他拖下去，夹三十下；很快，他又对明坚说：“你知道，因为你是吏员，今天我才夹你；如果以后你犯法，我就要像对老百姓一样，你一定会被拖到地上，脱下裤子责打。”知县让人拿来背教书给上面这些人签字，所有人都让步了，被命令记住上面的文字。后来他们多次公开向我保证，虽然他们在书面上否认了信仰，但作为基督徒，他们许诺不会抛弃他们追随的宗教。

 

涪州教难报告[47]

 

五年前，当已故的穆天尺大人还在人世的时候，一位贵州婺川姓齐的教徒，曾在其下四乡的教堂中受洗。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回到家乡。有一天，在上面说的婺川县，他发现一位姓曹的士兵的异教妻子被鬼魂附体，于是，他声称只有带“鬼十字门”[48]的基督徒才能救她。异教徒们知道后，就邀请被认为适合的另一姓曹的教民，来解救上面说的鬼魂附体的妇人。可是这位教民担心那会给自己带来不幸，拒绝提供帮助。而后，齐教民委托姓曹的士兵贩卖五袋盐巴，货款以后还他。在约定的时间，讨要了好几次，士兵手头没钱归还。二人之间因而发生了争吵。齐教民就告到当地衙门。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知县的判决有利于教徒，作为负债人，士兵不得不还钱，且受到惩罚；因此他心中怀恨，有机会就要显露出来。

 

在过去的1746年，贵州跟四川一样，由于最高长官的命令，兵士们要抓捕所有邪教教徒。于是，姓曹的士兵在回来之后不久，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向军队长官告发了其所嫉恨的齐姓教民，还有姓蒋[49]的教徒邻居。二人因此都被逮捕。提到后者，是因为蒋姓教徒是家在四川涪州的游伯都的姐夫，在这场祸乱发生前，他已经死了。而死者的小兄弟是一个异教徒，冒充他哥哥的名字，自己来到知县[50]面前。当他来到公堂，知县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先是否认，然后又承认他的岳父游翠及[51]先是教他白莲教，然后又教他天主教。了解了这些后，为了查明真相，知县派这个姓蒋的异教徒和他的一名差役去游翠及家。游翠及这个垂暮的老人正在病中，已把家事托付给长子游端明。了解了真相，一名差役检查了游端明（伯都）的书面声明，他自己为他的父亲和他整个基督徒家族做了担保。伯都保证他不知道有什么恶行。书面保证被差役呈给婺川知县之后，知县又将其转给上司：这一保证和本省官员审问游翠及和其他被捕教徒的材料，一起被贵州总督转给四川巡抚[52]。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747年1月24日），接到上司发来的逮捕上面提到的教民的命令，涪州知州[53]派他的四名差人前往所辖的茅坪镇；在那里，七十高龄的传道员孙若翰[54]和他的二弟斯德望及另两位教徒，当夜冒着雨，被带到衙门。两天之中，他们都戴着铁手铐。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传道员孙若翰看起来比较坚定。在官道上或者牢房里，他抓住所有机会，为那些想要放弃基督教的人，不停地向天主祷告，坚持鼓励他们，把他们引向天主的荣光之路。最后，上面这些人被带到衙门，每个人都被问及他的信仰；他们是否天主教徒，从谁那儿学的，同一宗教的信徒还有多少、他们是谁，头领手中是否有他们的名单，他们认识所有人还是个别人，他们在家中拜祭何种画像，他们有些什么经书，念什么经文；从哪里得到历书等类似的问题。当被单独审讯的时候，他们回答是被杨斯德及其父母传授的基督教，是首领派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以前就了解基督徒；画像、经书和历书是每年从信教商人那里得到的，他们之间念的是十诫。而后，多数人都受到轮番拷打和其它折磨，知州讯问还没受过刑的孙若翰。孙若翰虽然害怕被戴上枷铐，但这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回答：“即使我的身体被拷打，被判处死刑，我也承认是天主教徒，发誓不会追随其它宗教。”

 

当上述茅坪教民被州里的差役抓到衙门之时，黑塘[55]镇的另几个教徒也被其他差役抓了来：传道员杨斯德，二十年来，住在上面提到的教徒中间，根据穆天尺主教大人的命令，认真负责他们的灵修；姓黄的教民，我记得他的名字是其南[56]，住在当地教徒建的圣堂里；然后是同为传道员的游端明（伯都），他是斯德的亲弟弟，也是本笃兄弟的侄子；金唯良是从最远处被抓来的；他们颈戴锁链，被差役带到上面说的知州那里。

 

十二月十七日（1747年1月27日），上述忠诚的教徒被传到县衙，每人都要回答如下提问：传道员杨斯德第一个回答：“我是秀山县人，还在康熙五十二年，穆天尺（已故的主教大人）和毕天祥（同样是已故的主教大人）两位老师正在重庆教区的华观楼[57]村教堂传教，我就成了教徒。我自己在传授此地的天主教，我很了解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因为上面这些话，他引起了一些教徒的怨恨。

 

之后，受审的是游劳伦的长子、传道员游伯都，他说自己的父亲和全家人都是被上面说过的杨斯德传的天主教，因此他承认自己是教徒。听到他父亲的名字游翠及也在暴乱名单中，知州马上派其副手捕衙官和差役，将年老生病、且耳聋的劳伦立即带来。命令下达后，就在第二天，在四名挑夫的帮助下，那位老人被抬到知州面前。他被问有多少年纪，以及是不是教徒。他回答自己确是教徒，已经八十二岁了。知县对他大加责骂后，就让他回家了。他也释放了其他七名教徒，把另外七名留在客栈里，由差役看管，直到他收到上级官员的文书，他们才被释放。最后，在四月十日（5月18日），农忙的时候，上面提到的信徒，先已得到同一知州的通知，暂时回到家里。那位知州努力要把圣堂出售给聚集的教徒，命令他们把收入交给他。我所知道的这些，全是从涪州教徒游伯都和孙若翰那里得来的。

 

去年在四川这个传道团发生的其他事情，我们英明的主教已经通过我寄给他们的各类信件知道了。为了避免这些信被退回来，我是分别写的；而我还要报告今年（1747年）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事情。

 

1747年

 

6月15日（五月初八）。离开一直居住的长寿县后，我来到一个被称作扇沱的镇子，被张斐理[58]收留，住在他家的客房里。我知道刚才说的这个镇子的教民，给了捕衙十两银子。他们获得的回报是捕衙同意不再打扰教民。这段时间，上述教民中有七十人在我这里做了告解，五十人领了圣体，我还为三个婴儿施了洗。

 

7月3日（五月二十六）。在被涪州教民三次邀请之后，我离开长寿县，通过长江水路，顺流来到一个被称作蔺市[59]的地方。我从这儿离开大江，又上了小舟，逆溪水而行，到了一处叫两河口[60]的山区；第二天，骑马走了四十里山路，来到传道员孙若翰家中；在延迟一个月之后，六十人做了告解，五十人领了圣体，六个婴儿受了洗。我发现三个轻微背教的教民，他们的亲朋因为担心受到迫害，在他们家中安放了写有“天地君亲师”文字的牌位，他们三个极力抵制，所以我认为他们每年的领圣体也一定会被阻挠；为了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命令尽快从他家撤掉上面说的牌位。同时，我看到传道员孙若翰在田庄里为教徒建了一间小圣堂，就像谷德望神甫命令毁坏的寺庙。我讲了此事的后果，赞扬以前传教的小心谨慎；因为如果这间小圣堂未加改动就出现了，如今又被所有邻近亲属知道了，当地的教民就很难从官府的骚扰和迫害中解脱出来，就像黑塘教民那样，为本乡的圣堂感到十分为难。

 

7月31日（六月二十四）。我离开茅坪，坐上教民们准备的轿子，被他们抬着翻山越岭。当天，来到临近的巴县木洞镇[61]，住在邢姓教徒家中，为一个婴儿行了正式的洗礼，又为一个卧病在床的成年妇人行了非正式的洗礼，还听了六个人的告解，他们也接受了圣体；为两个非常年老又患病的人行了终傅礼。

 

8月7日（七月初二）。之后，我逆江而上，回到重庆府，住在罗伯都家中。我收到徐斯德6月23日从沙市发出的信件，从这封信中，我得知如下消息：

1、因为耶稣会杨若望[62]神甫离开了沙市，在那个镇子，接下来不再会有任何针对教民的骚乱了；2、从纽若翰[63]神甫寄给他本人的信中，他知道北京的传教士生活平静；3、关于黄神甫[64]，他已平安抵达澳门，由乡绅陪伴着走了一路，于今年农历的一月十九日，被带到总督面前。他遭受了很多不公，被掌嘴十五下。最后，他被一名差人带到澳门；4、沙如玉[65]神甫于今年4月14日在北京去世；5、关于司吉福和玛尔吉[66]神甫，他们在今年1月2日离开澳门，去了交趾支那；6、寇德望大人在沙市的吴类思家住了十几天，之后前往北京，刚好知道德里格大人去世的消息；7、历经各种风雨，常德府的教堂才保存下来，但最终还是在去年被官吏占了；8、坐落于沙市的耶稣会教堂，依照法国高级耶稣会长上赫苍碧[67]大人的命令，被吴类思卖了；9、苏宏孝大人为了还债，失去了圣油和圣器，他把它们借给了某个教外姓秦的师爷，他和债主订了生死契，后者拒绝放松债务，因此苏大人两手空空地去澳门找米拉塔[68]大人。几天之后他又空手而归，回到潮州府。在那里，拉玛纳[69]大人碰到他，又跟他返回澳门。至于这位大人何时能回四川，他说自己也不清楚。

 

8月13日（七月初八）。我接到报告，江津的彭知县[70]去年强迫清冲坪的教民背教。今年6月复活节前后，他又把他们叫来，让他们写了背教书，第二次当面交给他。他命令抄四份，每人交了三钱银子。他们被强迫背教，又连同从他们家中抢来的经书和圣像，被差役从知县这儿押送到上级成都府的官员那里。此时，我住在上面提到的罗伯都家的客房中，我的费用超支了，在别处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给两个成人施洗，接受了二十多人的告解，还有十五人领圣体。

 

8月24日[71]（七月十五）。教徒周保禄在川东总兵府中做文案，他把全省最高将领的公文都送给我。他被带到刚才说的总兵面前，询问他本人负责打探的关于地行教[72]无赖的情况，这个呆子声称他们和落瀼沟[73]的教民一起图谋造反。我手中有这份签署的文告；担心引起教民的新的骚动，我还是决定去省城成都。

 

8月23日（七月十八）。在重庆城墙之间发生了火灾，大火从中午一直烧到午夜；城东四分之一的住宅区和仓库被大火吞噬，许多系在江边的小船也被大火点燃。火焰凶猛，烧到我们住的教民家，又从他这儿蔓延到邻居那里。我们快要在大火中窒息了，在一些当园丁的教民的帮助下，当夜我们带着家什在他们那里得到庇护；此时我才安定下来，上主垂怜，我们逃离了火灾。而且天主保佑，那一家在火灾中毫发无损。

 

8月28日（七月二十三）。离开重庆府，我和方多默、白伯都一起乘舟上行，向叙府进发。这次旅行已被我们多次推迟。

 

9月12日（八月初八）。来到叙府，我看到教民非常惊恐不安，问及原因，我才知道唐斐理、马路加、吴本笃、刘玛窦、吴玛窦，还有姓秦的慕道者及两位教外姓秦和杨的邻居，于七月十三（8月18日），戴着手铐和脚镣，被差役从叙府抓到省城成都去了。这就像早先我读到发给全省将领的文告时所怀疑的一样。在读者的眼前，我所提到的这些明显的恐慌，其根源和后果都是先前的迫害。

 

1747年8月落瀼沟教难报告

 

7月9日（五月初二）。早上六点，灌县巡防兵丁抓了两个湖广旅客，一个名叫王大升，另一个名叫秦之平。前一个人（指王大升）看到兵丁来检查和抓捕，马上拿起手边的棍子动手打人，他把一个兵丁打得很重，伤了那人的一个手指，又打坏了他的牙齿。之后，在棍棒、刀剑的逼迫下，他为了自卫，四处乱跑。另一个人声称自己受到了冤屈和不平。两人被兵丁押到把总面前：把总看到他们，轮流审问他们叫什么名字、生在哪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尽其所知回答了问题。最后，把总问秦之平在哪里受到冤屈和不平。那个流氓的回答，与其说是为了通过审查，不如说是愚蠢到家。他说：“当我经过叙府白沙[74]乡时，看到在泸州有些秘密会众，他们有个姓潘的首领。那个秘密首领拥有训练军队的奇书，他能在地底下躲藏和行走，信他的有三、四百人；所有人都要到那个叙府宜宾县落瀼沟村去，把他们的技艺与那个村的教民逐个配合。然后，一个据说姓马的教民首领，也有七、八十个信他的，有姓平、姓唐、姓吴的；教民团体的地下信徒确实很强大；每一派信徒都想抢来一个十七、八岁姓朱的年青人，这个人现住在湖广的古坝湾[75]，他们说他有权命令国家的高官等等……”逐字报告这份总督用中文写给川东军队将领的命令，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我就不说了。把总审问了一个被捕者之后，依照惯例，又派手下士兵连同其画押的悔过书，将他押到汶川县令那里去。之后，最高长官的命令传到所有人手中，包括公众、士兵、官吏，要求仔细盘查上述不安定地区，被发现的人要被押送到上级官员那儿去。

 

在送到汶川知县手上的画押悔过书中，愚蠢的秦之平随口说了许多教民和非教民的姓名，以及他们的身高、相貌和年龄：于是官员命令差役把所有人都抓来。这个傻瓜说：“那个姓马的基督教师傅名字是青山；他有三个徒弟，即刘石匠，贵州人氏；秦大世，来自四川；第三个是刘四海。这四人举着白旗，离开云南省的金沙场[76]矿，用八、九天时间，来到落瀼沟的张孝宁（斐理）家中传教。”在进一步审问之后，才知道那个傻瓜原来是张斐理的邻居，他的同胞兄长曾在马青山大人家中做过慕道者。尽管这些供诉出自一个傻瓜之口，但在官员们看来，却关系到他们的乌纱帽，特别是因近两年邪教徒发起的暴动和叛乱，地方官都非常注意他们的辖区，一旦疏忽大意发生破坏事件，他们自己就会受到处罚。这就是迫害和不幸的根源，而这些迫害和不幸是到现在为止的四个月内，基督徒们所不得不忍受的。

 

7月25日（六月十八）。叙府的曾守备和横江[77]集的把总，派他们的兵士去落瀼沟教区，核查傻瓜秦之平当着汶川县官员面招认的内容是否属实。

 

8月3日（六月二十八）。上面说的村镇的五个教民，即张孝宁、张孝安（若瑟）、马云尧（路加）、刘（玛窦）、吴玛窦，还有张斐理的三子安德（他去年刚在宜宾县衙门当差，就在七天前，没让知县本人知道，他回了家），每人都被两个差役跟着，来到横江集把总那里；看过了公文，他们自己承认确是教民，正如去年多次检查所证明的那样，但是对于其他被审查者，他们说并不知情。把总说：“这事之前，我很熟悉你们，你们就是教徒和普通的农民，但是有恶人藏在你们中间，为了上司的命令，我来搜查你们；不必慌张，我保证在我的地盘上关照你们和你们的邻居，我已经答复了上司。”说了这些，他放了三个教民回家，即斐理、安德和斐理的儿子，同时，他又命令另两个跟着差人到叙府去。

 

8月4日（六月二十九）。在距离洛瀼沟村三法里远的乐河村[78]集市，宜宾县令的差人抓了吴沙维[79]、刘玛窦、张伯都（斐理的长子），还有两个非教民。第二天（8月5日、七月初一），这些差役刚刚抓捕并审讯过的，以及在叙府抓的教民和非教民，都被放回家了。

 

8月5日（七月初一）。宜宾金知县传来张孝宁和他的儿子安德，跟他们说了下面这些话：“我非常清楚他们是被你们变成教徒的；去年我曾在县衙里接待过你们的老师苏宏孝五天，而且他儿子文焕被捕入狱，是我做保把他释放的；最后我们之间有了交情，我把我的马送给文焕作礼物。”然后，县令跟他的差人安德说：“如果你在我的管区，前几天我不会派人去你家；因为你不在，现在我派其他差人去检查你们的事情，不会给你们制造麻烦，很快就让你回家。搜查完之后，我要你回到我这里。”说了这番话，二人在这位知县那里写了保证书，就像他们在把总那里保证的一样。同时，刚才说的安德按照知县的指令回了家，但他又被叫到白渚集[80]，与前面出发的差役会合，然后拿了他们带着的另外五份报告，回到叙府。

 

8月8日（七月初四）。上面讲到的教民和非教民都被公差抓到叙府，他们刚一抵达，就被传到府衙。作为唯一法官，知府[81]讯问了下面这些问题：

 

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张孝宁。问：“你们教的马先生是住在你家吗？”——答：“我家没有这个人。” 2、问落瀼沟的保长：“这人是住在张孝宁家吗？”——答：“我没见过这样的人。”3、教外的邻居杨天魁被审问，他回答：“我见过这个欧罗巴的马先生，白面庞，高鼻子，卷曲花白的胡子，年纪有五十来岁，住在张孝宁家。他还带着有关他宗教的经文，在一次激烈争论后，我生气了，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问：“那你是教徒吗？”答：“我绝对不是。”斐理揭发他至少有一个月曾是教徒，最后，他回答说确实有一个月信天主教。知府又转向斐理：“你的邻居杨天魁供认他看到马先生在你家，你为什么不承认？”——答：“我确实认识马先生，他是云南省的皮货商，好像操浙江口音，白面庞，高鼻子，因病在我家住了十天，自从离开我后，再没回来过，但我不承认他现在还在我家。”4、之后被审问的是马路加、刘玛窦、吴玛窦，他们回答以前是教徒，但官府发布禁止这种宗教的告示之后，他们已不再信了。至于马先生，他们说不知道此人。5、问到背教者刘若翰时，他回答张孝宁家确实是教民，自己从来不是：“声称我是教徒，这是张孝宁对我的诬蔑。马先生住没住在他家，我不知道，因为那段时间我去做买卖不在家；关于这个，最好去问我大哥。”6、张斐理的儿子安德被审问，他说：“只有一个姓马的我家庄户，他曾经被大人追查过；除了他之外，我们没有别人。”他重复几次的回答都是这样的说法，因此被掌嘴两次，二十下。知府明白他会坚持他的说法，为了吓唬他，命人给他戴上脚镣。7、张斐理的长子伯都被传来。问：“你的三弟刚才被掌嘴，因为他骗我，那么你知道真相吗？”——答：“当今皇上七年，马先生来到我们家，后来走了，我不知道什么。”知府又一次问安德：“这个马先生无论是活着还是他的骨头，就算是从欧罗巴，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吗？”——答：“我能带来。”

 

审讯结束，知府命令将张斐理和他的两个儿子，即伯都和安德，还有落瀼沟的保长、他们的邻居和对头杨天魁，一起禁闭在府衙的花园里，直到他们自己供出那个马先生是哪里人、对他在当地的住所知道什么，好让他的差役能带着明确的指令，前去抓捕。这些人关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为了卸掉抓捕马先生的责任，安德通过衙门里当差的班头，许诺交六十两银子。知府同意了。当晚，知府把他们全都叫来，没有提马先生，他问安德是否也能把他们的邻居也领出去，安德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知府传讯被判流放陕西的刘安多，说：“我知道你是诚实和清白的人，告诉我，你认识马先生吗？”——答：“我不认识他，但乾隆七年，我在叙府城里见过他。”——问：“他去张孝宁家了吗？”——答：“我不知道。”知府指着站着的教民，问安多：“你认识这些人吗？”——答：“当我在汉州卖烟叶的时候，见过他们，在那里认识的。”——问：“那个马先生是哪里人？陕西人还是浙江人？”——答：“据我判断，他既不是陕西人，也不是浙江人，看起来是欧罗巴人。他有白面庞、白鼻子、黄眼睛、卷胡子。那时他跟我说要去广东，此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听了这些话，知府明白要抓到马先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试图找另一个姓马的人来顶替。确实有一个算命的湖广人姓马，而且被教外人叫先生。知府命令传他过来，这个人马上被叫来站在面前，知府问：“你是教徒吗？”——答：“我不是。”教民被问到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不认识此人，都同声回答：“我们都不认识这人。”知府强迫他自己承认是教徒，他坚决否认。那个知府这么做，是害怕被上司责备无能，不能抓获藏在其辖区内的被告。此后，他又转回刘安多，问：“你认识吴本笃吗？”——答：“我知道，他就住在本城的某个库房里。”知府立刻派出差役，安多跟随着，在破烂的库房中抓到吴本笃，把他带到知府面前。知府问他在何处、从何人那里学做教徒，他回答是被张孝宁劝说做了教徒，后来官府告示禁教，他就不再跟他学了。知府认为他说的是假话，知道他不是在张孝宁家，而是在重庆江津县的油溪入的天主教。因为他坚持这么说，知府命令掌嘴，斐理也一样被打了，因为他也这么说。——知府问吴本笃：“你到底在哪里做买卖？”——答：“我通常在乐河村集卖烟叶，但住在张孝宁家。”知府马上又命人对他掌嘴二十下，因为他一个光棍，要是住在有妇女的人家，这是败坏风俗的。最后，又转向张斐理：“吴本笃到底在哪里做的教徒？”——答：“在我家。”他没反对吴本笃的说法，也这样回答，所以他第二次被掌嘴十五下。最后，他回答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做的教徒。审讯结束，吴本笃戴上了锁链，张孝宁被保释，但被禁止出城，他的大儿子伯都被释放，安德则跟以前一样做知府的差役，被捕的教外邻居也被知府放了。前面说的刘安多，化解了教民的仇恨，因为他现在慷慨地回报了吴本笃。

 

8月16日（七月十一）。依照按察使[82]的急令，张斐理、吴本笃、马路加、刘玛窦、吴玛窦、杨天魁，还有他们教外的邻居，戴着枷、脚镣和铁手铐，由宜宾县的捕衙和十二名差役押送，从叙府出发前往省城。在上述人员出发之前，所有人都被叫来，他们的姓名都在给上级的回文中报告了。他（县令）写道，他们都是良民，教民将会在衙门里自己供认，这样他们就不用害怕发生对自己不幸的判决了。他又补充说，相反，如果谁私下说这些，那就不仅他们，而且县令也要受到惩罚。县令说了这些话，他写的也一样，他公开了他私下说的。但他告诉他的差役和捕衙，警告他们在路上不要欺负这些人，不用戴铁脚镣和手铐，县令说，一来因为那样在夏天很难行走，二来他自己知道他们是善良淳朴的百姓。

 

8月28日（七月二十三）。上述人员刚一抵达成都，马上就来到按察使衙门，成都和华阳两位知县[83]也来了：每一个被审问的人都回答，他过去曾是教徒，但官府禁令公布后，就放弃信仰了。关于马先生，知道的供词没什么不同；只有斐理被带上来的时候，回答自己仍是教徒，对于马先生，他回答的跟以前在宜宾县面前承认的相同。审讯结束后，判词很快也下来了，这些人被关进华阳监狱，接着他们先是被成都县，又被成都府提审，审讯之后，每个被告都认了罪，成都府命令把他们带下去。

 

9月19日（八月十七）。成都县将上述被告传到衙门，依次询问他们的出生地、原籍、家庭、身份，以及何时、在何人那里信的天主教，又是怎样在禁教之后放弃的。到了衙门，教外的杨天魁否认自己曾是教徒，由于被强迫才在宜宾县那里招认的。他被掌嘴三十下，成都知县问他：“你在我这儿否认，为什么在你自己县承认？如果你承认至少有一个月是教徒，那又能给你带来什么坏处？”然后是张孝宁被审问，关于马先生，他说浙江人马先生本人曾经来过他家，住了十天，之后离开了，他说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在他们当面认罪之后，九月初二（10月5日），成都县把他们退回上级成都府那里。

 

10月13日（九月初十），成都李知府[84]及邛州、资州等地的十余位官员都来了，他们根据成都县交来的报告，一同审讯上述被告。审讯结束后，那个知府命令不要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也不必戴铁制的手铐、脚镣，而是关在另外的仓库中等待上司的最后判决。这些人向我报告了所有情况，说吴安德和类思（玛窦的亲兄弟）的表兄张理诺本人还跟其他人一样戴着锁链，留在仓库里。上述内容记于成都府，1747年11月13日（十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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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这些就是我最近逐渐了解的关于四川省教难的情况；实际上，这一地区的其它事情，我还没有调查，天主保佑，如果我还在人世的话，根据我的能力，报告以后的突发事件并不困难。此时，我刚从重庆出发，开始旅行。以后我还会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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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八月十六）。来到嘉定府，我听说犍为县的教民曹扬波[85]，为了田地分界，与他的非教民乡邻发生争执，后者要向官府揭发这些教民。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像彭山教民那样，有能力送我，于是我走了一条直路回到成都。

 

10月1日（八月二十七）。我在早晨进入成都，又回到传教之家。我需要个睡觉的地方，但我找不到其它地方。当然，我知道这样做违背了我们尊敬的埃克雷尼西斯主教大人的禁令，他在上一封信中禁止我去传教之家，也不许我待在这个城市；其实，在必要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墨守成规，当前述主教大人和尊敬的韦若翰[86]神甫从别处要求我送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不在成都，没有其他人能搜集准备，因为他们不懂欧罗巴文字；主教以前曾明确委托我照管这个城市的教民，教民们还欠了这位主教银钱，如果我不在，就没人会还钱。此外，如果回到乡村的教民家中，我就没有了写作拉丁文的自由和宁静，那么，我也做不了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任何事情，既不能了解传教情况，也不能准确而可信地写出有关报告。有鉴于此，我最好回到这儿来领导，虽然这样做违背了主教的禁令，但在如此混乱的时刻，如果依照上述主教的意图行事，也不会有教民邀请我，住处也不确定；我希望我的这些谨慎的做法不被我们的上司拒绝，无论他们是泰西人还是中国人。虽然这么做与我的身份不相称，但却有利于使命，在总体上，我经常觉得我的行为和内心是正当的。

 

10月9日（九月初六）。一个月前，带着军用装备被送去参加战争的士兵巴若翰[87]，从战场上平安回来了，他讲因为那个地区陡峭的山地，使得战斗十分艰苦。[88]

 

10月10日（九月初七）。曾本笃（一切都被托付给他，直到主教大人回来，他要看守卧房里的东西）去了村里后，他的卧房关门上锁。我不知道是哪一天，铁门扣被人取走了，但没有丢什么东西：因此我带着他沿田地和房子的东侧，造了竹篱，以防窃贼进入。叶多默和他的妻儿一直到他死的那天都住在里面。

 

10月12日（九月初九）。我知道姓胡的一家因为过度吃喝玩乐而一贫如洗，他家的仓库和穆天尺大人的仓库，去年还被他家担保过的，今年又被卖了。我叫玛尔和德望过来，在他们面前，我既应该也能够严肃地宣布：他们不能同谋做这样的事，这是最严重的盗窃，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我要禁止他们参加圣事。我由此引起了老寡妇的嫉恨，好像我希望她一家贫困潦倒似的，尽管与努力干活相比，年轻的德望更喜欢整天玩乐和睡觉。此时，他们在大白天，毁坏了我们传道之家（位于窟窿街[89]）抵御风雨的篱笆和围墙，他们好像抽走了木材；受到李德望责骂时，寡妇回答：“我们毁的是神甫的，又不是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0月14日（九月十一）。王明坚的堂兄弟多默尝试了解信仰、学习教理差不多一年了，他来找我。于是我安排他同时负责赞美时的盐和慕道者的油；在我回到这儿之前，这个年轻人跟杨玛廷的养女德丽[90]订了婚。

 

10月23日（九月二十）。去看我们的墓地，修整安迪我[91]助祭和党怀仁[92]神甫的坟墓。

 

10月24日（九月二十一）。江西青年张伯都病逝时，我为他做了临终告解和终傅礼。他在午后四点钟去世。次日，我们把他葬在墓地里；我不能为他安排临终圣体，既是因为他住的地方十分简陋，也是因为他的教外叔父们在场。

 

10月30日（九月二十七）。杨三爷（巴若翰）和他的二儿子若望从双檬子山来访，他们都做了告解、领了圣体，又跟我讲述了上面写过的新都县的教难。

当天晚上，为了表示友情，我邀请刘、高、周三位高邻来喝葡萄酒，这既是因为我从重庆回来后，他们先前问候过，也是因为姓高的邻居参加了武生试，更是因为在我们对手（特别是某些恶人）的迫害、劫掠造成的苦难之后，这处住所得以保存下来，我担心在以后的风暴中，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

 

10月31日（九月二十八）。杨安波[93]家的奶奶，带着她的儿媳妇、孙女、重孙女，找我来领圣体。我跟她们每个人都讲明，背教是不义的，安波曾经因为害怕刑罚而做过这样的事；我还讲明害怕恐吓也是有罪的，到现在她们仍在家中保留着令人生厌的“天地君亲师”牌位，那是她的邻居写的；还讲明活生生的天主对这一家的眷顾，当所有家庭都被肆虐的大火吞噬的时候，唯独她家得以幸免，她们已经看到了天意：受到我的激励，她们领了圣体，回家之后，又毁了上面说的牌位。

 

11月1日（九月二十九）。为了领圣体，刘氏的三个家长从新都县的新田子[94]来找我，老大名叫若瑟，老二是安波，老四是明坚，另外还有安波的妻和儿子书广，及生病的胡四（若瑟）的长子。在此次迫害中，他们每个人都被审问过，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叛教行为，但是按照县令的命令，临近的地方保长给他们送来上面说的牌位，安放的家中。许多被毁坏的牌位又被邻居摆在室内，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些明显的事实妨碍上述人等接受圣体，除非他们从屋子里拿走上面说的牌位。当他们回家之后，我就难以判断他们的行为了。参观了圣体后，他们答应马上扔掉牌位，于是他们也领了圣体。这些人回家之后，正如曾本笃向我报告的（他这个冬天常来），他们很坚定地丢弃了牌位，又收集了所有画像。

 

11月3日（十月初一）。曾本笃和方多默开始烹调和食用我们的食物。

 

11月5日（十月初三）。有必要为最近在下四乡和双檬子两地教民家庭出生的婴儿洗礼，那里没有合法的司祭，因为他们有一些背教的过错，我去那里也有些困难，那里没有欧洲或中国司铎负责；因此，在固定的教区神甫来这儿之前，为了对最近新出生的婴儿和临终的成年慕道者洗礼，一切施洗仪式都变得简单，即由他们自己的人员进行。我曾说过，我承认严唯良助祭大人为婴儿和成人洗礼的行为，但在他随后交来的写有洗礼人数的清单中，有一些附加条件。

在同样的机会，因为同样的缘由，用了一天时间，我才答应周伯都，为他的婚礼做结婚祝福；我觉得没有越过司铎责任的范围，既因为在教会教育中有那么多结婚祝辞，实际上也算不上是神圣的，也因为在中国的其它省份并没有禁止神甫为教民婚礼祝福。但穆天尺大人在临终时讲得很明白，不允许陈家沟[95]教民邀请我去离这里七法里远的地方祝福婚礼。我是否在此问题上犯了过于宽松的错误，我希望聪明的读者屈尊向我说明他的意见。

 

11月6日（十月初四）。我提交了按照中国月份计算的1748年的瞻礼单，虽然是范本，但在1747年对它进行检验是很困难的。有那么多复制的样本，一般在它的开头部分要删去大写字母。因为迫害的缘故，我担心教徒不会花钱购买，我把一个范本插在这篇日记中。

我建议博学而聪明的读者在瞻礼单和当前的教案问题上，能够表示善意的宽容。毫无疑问，教会确定了关于吃肉的大斋和小斋日，而且有许多明确的教会准则，但是在此迫害时期，那些不信教的亲属、朋友和同伴会主动警告教民，这将会破坏教会大、小斋的规则。理由如下：1、因为这个省的长官四处发布文告，命令取缔任何被警告的吃戒；2、在官员发布文告的时候，教民的不信教的亲朋好友总是寻找各种借口监视和警告教民：每当他们在婚礼或生小孩的日子，碰到教民在不吃肉的大、小斋日斋戒，他们马上就会出于嫉妒，抓住机会警告教徒；3、因此，虔诚的基督徒更要谨慎，当前与其让他们引起各种教难风暴或被投入监牢丧失信仰，又与其他们由于教会的规定，参加战争或者逃亡，有背教的危险，不如至少考虑到最困难的情况，放松大小斋的限制。此时我要面对这次发表建议的机会，请求渊博的读者宽容一下。

今年，北京人张玛窦在双檬子去世；此外，孙玛窦在犍为县的朝阳坝去世；去年，孙家的祖母也亡故了；今年11月3日，杨路加在下四乡去世。

4日，唐理诺和吴类思重建了我们在方正街[96]住所倾圮的篱笆。

 

11月26日（十月二十四）。王沙维从犍为县来卖货，他告诉我教民孙家没有被带去官府，但在教难中，被提炉寺[97]村的保长和乡老上报了姓名。

 

11月27日（十月二十五）。已故万安德的四弟安多，现在作戏子的老师，他为探望守寡的嫂子，带了五个教外人士（或是同伴或是学徒）来家里。我听说他犯了第四诫[98]，他带了两个流氓来这儿和他父亲家，他经常讲房子和田产中有他的一份，要得到死去的兄长那一份：我无法解释他讲这些话的动机。

同一日，通过李若翰的汇报，我知道百集街[99]村的库房，又被胡家卖了九十八两银子。

 

11月28日（十月二十六）。为领圣体，张道明从陈家沟来了；实际上，去年由于惧怕迫害，我看到他和同村的教友在知县的强迫下，写了背教书和悔罪书。我宽恕了他此种过错应受的绝罚，因为根据我们埃克雷尼西斯主教大人的命令，曾预先鼓励要遵循罗马礼仪：尽管他和教友向官府交了背教书，但他仍遵循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没在家中进行任何异教的迷信活动，而且，他们全家每日都向天主祷告，遵守斋戒，抛弃所有的迷信，而他的其他伙伴高亚奇[100]、徐、彭、夏、刘等在东河场集市，抛弃基督的神圣约束之后，也不怕在家里做迷信活动，并且在异教公众面前，公开承认放弃基督教。

记录了上述内容，我知道彭山县教民在这场迫害中已无计可施，他们被官吏和看守折磨，更为残酷的是，在他们屋子里不得不立着写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尽管他们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立任何东西。

同一天，我知道三年来一直和另一些家庭住在我们位于窟窿街传教之家的教外的苏家，没付过一文房租，也坚持不付六钱银子（根据他自己的秤）的租金，据说苏家离开了；刘家留下来，我以前说过没人看管房子，这些天，由于房子一边的竹篱笆烧毁了，再加上风雨的侵蚀，房子毁坏得更严重了。

 

12月2日（十一月初一）。我去上面提到的房子那里参观了一下，跟听说的一样，我看到围栏已经被毁坏了。在那里，我把房子和所有物品都交给了主教大人。那些物品是一年前我放在吴明坚家的，这引起了他与其不信教的父亲的争吵。责骂儿子的时候，父亲把我们的基督教与邪恶的白莲教混为一谈，把各种责骂加在他儿子身上，基督教也被抨击了很长时间。

当日，陕西教徒李玛尔告诉我，去年他回了乡，今年又来这儿做生意，他们省的教民遭受了许多迫害，花费五百多两银子建的教堂被官府捣毁了。方济神甫回到当地，也不被教民承认。

 

12月5日（十一月初四）。曾本笃向我讲大约在今年7月中旬，这所房子门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为了祭拜火神爷，我们的邻居搭起戏台演戏，他们编造说，在火神爷的守护下，本村所有房子都免于火灾。因此，在首次聚会时，他们强迫每家出两钱银子，教外姓周的邻居用暴力逼迫姓高的士兵的舅父，后者受我们教民的保护。而且在其他公共会议中，为了祭祀偶像，也准备收钱。周像往年做的那样，或者是通过党大人[101]，或者是范大人[102]，没有强迫我们在这种苦事中出更多钱。休息的时候，上面那些人来到我们的房子，在他们的偶像祭祀活动中，没有勒索更多的钱，为了这件事，本笃在我回来之前，要邀请我们的邻居吃饭；因为我提前回来了。

 

12月6日（十一月初五）。七十五岁的张保禄，在我们房子里住了四年，我给他一两一钱八分银子，买一件皮衣，因为他太老了，不能抵御寒冷。韦若翰大人在离开这里之前，宣布张保禄和曾本笃大人作为这所房子的守卫，应该靠使团的经费生活，而且，我们的马青山主教大人在他给我的最近一封信中，也谈到本笃的生活问题，要分给他十两银子，但没提保禄。他是算过的，因为他提到从去年10月18日到今年（1747）的10月18日，他的生活花费了十六两四钱银子：之后，曾本笃从万依纳爵那里收到三千五百铜钱，即四两一钱一分五厘银子。此外，他还从教民欠主教大人的债务中，得到二两一分，对此，我今年写信告诉了主教。曾本笃得到的银子总数是六两一钱二分五厘。现在我回到这儿，上面说的保禄住在我的屋子，我不知道以后他应该住在哪里。

 

12月7日（十一月初六）。 以前从未来看过我的齐斯德被我叫来，他跟我讲了苏宏孝大人的事：实际上，去年迫害发生的时候，苏大人就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赵若瑟尽力要他留在自己家里，但大人事先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原因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使命，离开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他不走，许多教民都会遭殃；于是，上面说的家庭就不再强迫他了。已故穆天尺大人在东河场附近的田产，实际上是以赵若瑟的名义买的，价值一百一十两银子；上园村带房产的土地，是以刚才说的苏大人和赵若瑟大人的名义买的，主教大人以前说值五十两，若瑟说值六十两：因为契约已经定了，他受到这两个协议本身的限制；若瑟为了行使他对于东河场田产的权力，坚持归还六十两银子；而苏大人以穆天尺大人的名义，放弃了上园村带房舍的土地。至于他是遵守还是违背承诺，没人知道。

 

12月11日（十一月十日）。有关所有年份和节日的主日福音默祷书，我不知道是哪位耶稣会神甫在1620年（大约中国干支的庚午年）[103]撰写的。此书被党怀仁大人分成三捆，用麻绳捆着，从广东带来。我用了几天时间，从头到尾重温了一遍，依据“自登基之日”训谕[104]，我删改了被禁止的语气和文字，保留了一些作者引用中文的地方。这些书中有很多谬误，但它们极被教民看重，职责所系，我在教民履行使命的过程中，做了小范围的改动。

除了修改此书之外，去年，遵照埃克雷尼西斯主教大人的命令，我还把两本书从拉丁文译成中文方言，一本是《基督信仰要义》，另一本是《基督丧礼论》。此外，习惯上在婚礼祝福中使用的圣咏和祷告，被我译成中文，加在订婚典礼上。婚礼中，在天主面前，它们可以作为开场白激励教民。在婚礼的开端、中间和最后三段，从天主造人到基督拯救世人的过程，都能被讲述出来，我展示了这个过程。另外，伴着祝福歌咏的《圣职旅行经》，我译成了中文口语，这样，我们的中国学生在出发执行使命之时，就能轻松地背诵了。

 

12月12日（十一月十一日）。我得知文焕（劳伦）和他的妻子赵坤娣离开了这个城市，五天前来到下四乡教堂；此外，赵德望的妻子得了重病。赵方济去年抛下妻子，从家里偷偷跑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到目前为止，在执行使命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教民的年青的儿子，违背父亲意愿，把妻子留在家中，居无定所地在外漂泊多年。他们的妻子和父母，依靠消息和来信，也不知道他们的踪迹。去年，对于这类游荡的年轻人，朝廷的法律禁止他们在汉人中游荡，当这类人迁徙三或五年后，地方官员会谨慎地给他们的父母、子女、妻子预先发出警告，没有得到离弃她们的丈夫帮助的妻子，可以再嫁他人；当然，发生意外困难的除外：

根据朝廷关照这类妇女的法律，被其夫抛弃的已婚女性接到警告后，难道能与其他男子结婚而安然无恙吗？怀疑的理由如下：1、因为按照中国的风俗，这类妇女不能依靠其父母的财产生活，除非在某一很短的时期，当她们回父母家归省的时候；因为通俗地说，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因此，大多数父母由于贫穷不能、或者由于吝啬不愿让出嫁的女儿在他们家里生活。失去了丈夫，她们不能住在婆家，多数时候娘家也很势利，对她们不好，即使她们死了，也得不到保护；她们也很少因遵循礼俗而被允许生活在婆家；2、因为那些妇女如此勇敢、坚强，感谢天主，当她们的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很少发现她们由于软弱而与人通奸；3、因为无法获得衣食，她们或者丧失廉耻，自己卖淫，或者更糟的，上吊和服毒自尽。

如果从我在特定的时间所经历的某些教区来看，上面讲的这些话是谨慎的。倘若上面提及的妇女没有她们的丈夫是死是活的消息，就被允许再嫁，剩下的那些，尽管都有固定的帮助和保护，仍将处于身体损害和精神崩溃的境地。

我向博学的读者和神学家说明这些的理由是：不要笨到要瞎子指路，那样，两个人都要掉到井里。

现在，有三十人在这次重庆府长寿县的骚乱中被关入牢房，去年九月，他们和一百多人参加集会，被官府抓起来，日夜受到当地官员的审讯。这些人中还有广东、江西和贵州人。

 

12月15日（十一月十四日）。去年，杨安波和已故万安德的二儿子万若瑟，因为害怕折磨，在华阳县衙立了甘结。虽然是被强迫，他们还是脱不了背教之罪，他们为此感到后悔。在我家里，我赦免了他们的绝罚，但为了偿还他们的罪，我强迫他们每逢二、四、六月的节日戒酒，除非生病，他们直到1748年复活节的最后一天，都要坚持斋戒。我觉得他们坚持告解就可以偿还罪恶，不能给他们太大压力，否则他们就会害怕接触圣事了。

我之所以引导他们补赎，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人戒了酒，二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足以向亲朋好友表示后悔和反省。此外，我相信我主耶稣召唤他们悔过，也教育和鼓励他们承担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我赦免他们之前，我用足够长的时间、为了我的一点点成果，面对面地鼓励他们。他们激动地伏在我脚下，痛哭流涕，拼命地要求赦免，我请他们马上站起来。

这时候，我承认我没感到来自不幸安慰者上主的很大安慰，直到我领会了圣父的仁慈，他的挥霍的儿子，被上主激励，很快又回到圣母堂清偿他们的罪恶，皈依到圣主和天主教的怀抱！

当日，我们修理了这所房子的窗户，窗纸以前被风雨毁坏了。

 

12月17日（十一月十六）。十七年前离开我的黄保禄与其亲戚杨德望结婚了，后者认真地接受了最好的关于教理问答、告解和圣体的天主教初始教育，又被允许第一个领圣体，我为他们的婚礼做了祝福。

 

12月21日（十一月二十日）。我收到刘明坚的书信，更加肯定在下四乡发生了反对教民的调查，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

 

12月23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严路加从双檬子来解脱他的罪过，他谈到新的调查不止针对基督徒。关于苏宏孝大人，他说他既不在广东省，也不在北京宫中的任何地方。高官们知道他有财产。据说，本月11日（十一月十日）的调查令，是金堂知县发的。苏大人打算自己制作历法，官员们希望知道原委。既然苏大人没回来，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文焕教唆或虚构的。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为了领圣体，袁斯德从双檬子来，我发现因他在金堂知县的背教书上签了字，应该被判处绝罚。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依据以前制定的罗马礼仪规程，赦免了他。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又开始在我们窟窿街的家中举行弥撒，给当地聚集的教民行圣事。其实，这所房子的危险不小：即使我们英明的主教曾表示过要出售的意图，毫无疑问，他也不可能在那时卖出房子。同时，张姓教民已在这里住了两年，没有别的去处，今天，他给了我一双羊毛靴子；我给了曾本笃两钱银子，作为当地传教成果的回报。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周若瑟被拉玛纳大人从潮州府打发到这儿，他给我带回5月24号澳门发出的四封书信：第一封是我们主教大人的；第二封是韦若翰大人的；第三封是麦若望[105]大人的；第四封是徐斯德大人8月18日从沙市发出的；这些肯定都是各位大人告诉我各省反教情况的书信。

同一天，我最先向杨安波的三子甘达[106]传了圣体，以前，我测验过他关于教理问答、告解和圣体的知识，发现他受过足够多的教育。

 

12月30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我把古老的胡家的玛尔和德望一起叫来，我判断他们生意做得很糟。对于他们，我应该也能够事先就很清楚地表明看法，比如他们卖东西的时候不能出卖良心，其次，如果他们希望发财致富，我要让他们声明：同意出售房子。我不知道房子的主人，让他卖，且放弃房子。之后，我注意到他们很穷，真的需要房子，在他们立下字据后，我才允许他们参加圣事。

 

12月31日（十一月三十日）。我计算了在成都受洗、参加告解和领圣体的男女教民人数。在我回来的这三个月内，有三个婴儿、两个成人受洗，六十六人做告解，四十三人领圣体。这不算那些今年多次参加圣事的人，但包括那些承认他们每年的义务只是领圣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