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南书房，又称南斋，坐落于北京故宫乾清门内西廊，原为清朝皇帝读书之所。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选派翰林入值南书房，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值班之所。此做法为嗣后清帝所袭，遂成定制，直至清朝灭亡，存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入值者南书房者，称为南书房行走，或南书房翰林。南书房行走多为翰林出身，所谓“南书房非翰林不能行走”[①]，实际上也有举人等入值的特例。翰林院是南书房行走的主要来源。

清代南书房行走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南书房翰林或父子相承，或兄弟相倚，一家数人相继入值南书房，俨然成为南书房世家，成为清朝历史上的文坛佳话和特殊现象。比较著名的有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励杜讷、励廷仪父子；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等等。本文试图解读这一现象。

　　　　二、南书房世家的文化传承

南书房行走因文学优长而特旨入值，因此他们或为知名诗人、书画家，或为当世硕彦鸿儒。

安徽桐城张氏在南书房的发展史中很有地位。张英，是康熙帝创设南书房时钦点的首批南书房行走之一。他是康熙六年（1667）进士，十六年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南书房。张英因供奉内廷，勤谨可嘉，[②]“圣祖久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③]，后授翰林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等职。[④]张英次子张廷玉，是康雍乾三朝重臣。康熙二十九年（1690）进士，四十三年“命入值南书房”[⑤]。之后屡有升迁，至雍正元年正月再次“入值南书房”，成为雍正帝即位之初处理政务的重要助手。在雍正帝即位之初，政局尚不稳定，此时张廷玉每日奉旨入宫缮写谕旨，雍正口授后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事后雍正曾就此对其大加赞扬。在军机处草创和正式设立的过程中，张廷玉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张廷玉历事康雍乾三朝，登朝垂五十年，掌词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去世后乾隆遵雍正遗诏特准其配享太庙，成为清朝享此殊荣的汉族大臣。张廷玉长子张若霭，雍正十一年（1723）廷试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以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为由，恳请将其子列为二甲，雍正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未散馆特授编修，后皇帝亲授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朝、乾隆朝分别入值南书房，官至礼部尚书，袭伯爵。张若霭之弟张若澄，乾隆十年（174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十一年入值南书房，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张若霭、张若澄兄弟，皆善绘画。桐城张氏三代四人入值南书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⑥]。

直隶静海励氏富有盛名。励杜讷，以书法见长。康熙十七年（1678）入值南书房，直到康熙四十二年去世。两年后康熙帝夸赞励杜讷：“原任刑部右侍郎励杜讷向在南书房，效力二十余年，为人敬慎，积有勤劳，并无过谴……”[⑦]其子励廷仪，“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一年，特命直南书房”[⑧]。他继承了父亲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清代书法家，其书法以王羲之的行书为基础，旁涉虞世南、褚遂良，点画遒美，笔势雄强，富于变化。廷仪子励宗万，字滋大，号衣园，别署竹溪、信天居士，室名教忠堂、信天庐，康熙六十年进士，年才十七，入翰林。历官刑部侍郎。雍正年间以画入值南书房，兼工山水、花鸟，笔意恬雅，设色古淡。他的书法直追晋人，兼融褚遂良、颜真卿、苏轼、米芾各家之长，形成圆浑、峭拔的书风，与江南书法家张照齐名，时称“南张北励”。

  蒋廷锡，江苏常熟人。生于康熙八年（1669）己酉，故又名酉君，字扬孙，号西谷、又号南沙，别号青桐居士。他出身于常熟望族，祖父蒋荣为明崇祯朝进士，官南海知县、礼部主事，明亡，老于家。父蒋伊是康熙十二年进士，先后任广西道御史、广东粮道参议、河南按察副史提督学政。康熙三十八年，31岁的蒋廷锡于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即被荐为南书房行走，这是他步入仕途的序幕。历左、右春坊赞善，迁侍讲、侍读、少詹事、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礼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是雍正朝重臣。蒋廷锡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花鸟画家，清初恽寿平在花鸟画坛起衰之后，蒋廷锡学其没骨画技，变其纤丽之风，开创了根植江南、倾动京城的“蒋派”花鸟画。蒋廷锡子蒋溥，字质甫。雍正七年（1729），赐举人。八年中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后授编修、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户部尚书，官至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蒋溥子承父业，善画花卉，得家传。蒋溥子蒋檙，乾隆十六年二甲进士，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入值南书房，官至兵部左侍郎。

父子南书房行走还有陈廷敬和陈壮履、史夔和史贻直、嵇曾筠和嵇璜、刘统勋和刘墉、钱陈群和钱汝诚、许乃普和许彭寿等人。

    陈廷敬（1639-1712）初名敬，字子端，清泽州人（现山西晋城）。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十七年七月、康熙三十七年两次入值南书房，曾经历任礼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先后转任各部尚书。康熙十五年，参与修订《政治典训》、《大清一统志》、《明史》等书。康熙四十九年与张玉书主持编撰《康熙字典》，因操劳卒于任，是清初隐身政坛的大学者，著有《午亭文编》、《参野诗选》、《三礼指要等》等书。陈廷敬好学，诗文俱佳。他的诗宗杜甫，语多沉郁顿挫，功力较深，时称其“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陈廷敬三子陈壮履，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康熙朝入值南书房。

史夔，江苏溧阳人，字胄司，号耕岩，生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二十年举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廷试二甲一名，选庶吉士，授编修，康熙朝入值南书房，曾协助陈廷敬编撰《康熙字典》。工书法，尤长于诗。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称其诗“意足韵流，无一闲句闲字，得唐贤之三昧者也。台阁而不涉应酬，山林而不入寒瘦，足觇诗品”。 史夔子史贻直，字儆弦，号铁厓。1699年考中顺天乡试举人，1700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清代有名的少年进士之一。康熙年间历任翰林院检讨、云南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赞善、翰林院侍读学士、署掌院学士。雍正元年三月，入值南书房。雍正年间，曾历任礼、吏、户、工等部侍郎，顺天府尹，并六任钦差大臣，外出审理要案，处理要务。后历任署福建、两江总督、陕西巡抚，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兵、户等部尚书。乾隆初年，历任户、工、刑、兵、吏等部尚书，并一度兼署湖广、直隶总督。乾隆八年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九年实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去世时止，前后为相20年，在朝64年，为康、雍、乾三朝元老，康乾盛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嵇曾筠，字松友，号礼斋，江苏长洲人（今属江苏苏州），原籍无锡。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雍正元年入值南书房。水利专家，长期治河。嵇曾筠子嵇璜，字尚佐，字甫庭，晚号拙修，雍正八年中进士，乾隆元年入值南书房，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通政司副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卒赠太子太师，谥文恭。有《治河年谱》传世。父子皆长于治河。嵇璜书法也享有盛名。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钝，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授编修，雍正五年入值南书房。乾隆年间累官至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房总师傅，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刘统勋子刘墉，字崇如，号石庵、香岩、日观峰道人等。乾隆十六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敕授羽林郎，正式进入仕途，时年三十二岁。三年间完成由庶吉士至左春坊左中允的跨跃，晋升神速。刘墉随侍乾隆二十余年，历任吏部、兵部、工部等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入值南书房。刘墉为有清一代著名书法家，擅书法，尤长小楷，其书用墨厚重，貌丰骨劲，别具风貌。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称 “四大家”，以刘墉居首。

钱陈群，字主敬，号香树，又号集斋、柘南居士，世居海盐，祖父时迁居嘉兴。18岁游京师，交游文士名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殿试二甲十五名，改庶吉士”[⑨]，授编修。雍正时任陕西宣谕化导使，后任侍读学士，雍正十三年“润四月，转侍讲学士。秋七月，命南书房行走”[⑩]，充日讲起居注官，督学顺天。乾隆初年擢右通政使，仍督顺天学政。后迁内阁学士，官刑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会试副总裁，两典江西试。乾隆十七年引疾归乡，优游故里。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袁枚撰《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加赠太傅钱文端公神道碑》中就说：“今天子优礼文臣，称为江浙两大老者，一为沈公德潜，一为钱公陈群。沈年虽高于公，为后进，受知于今上。而公则受知于圣祖、世宗，赞国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余年……康熙甲午进士，改翰林庶常。世宗登极召见曰钱陈群不独文佳，人亦好……太后七十万寿，命与九老会赐杖入朝”[11]。特得乾隆尊宠，倚为元老儒臣，称之为“故人”。退休后，乾隆仍同他保持联系，时致存问，常寄自己的诗作，要钱和作。陈群数次去北京为乾隆和皇太后祝寿，随同乾隆到塞外围场行猎。乾隆多次赏赐，让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游泰山和几次下江南，陈群都去迎驾、扈从。退休后仍屡升迁，加尚书衔，食全俸，进太子太傅，社会地位也随之升高，被称为“江浙大老”。死后赠太傅，谥文端，祀于贤良祠。善书，传世墨迹不少。也能画，作品不多见。著作有《香树斋诗集》、《香树斋文集》。钱陈群长子钱汝诚，号东麓，乾隆十三年进士。乾隆十七年以编修入值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历任兵部左侍郎、顺天府府尹、户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等职，充《四库全书》、《三通》馆副总裁。以文学知名，兼工画。

许乃普，浙江钱塘人。字季鸿，一字经厓，别字滇生。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殿试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三迁内阁学士，五度入值南书房，五充经筵讲官。历官贵州、江西学政，兵部、工部、刑部、吏部尚书，实录馆总裁，多次充任殿试、朝考读卷官、阅卷大臣。工书，法二王，偶作花鸟。其父许学范，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有七子，乃济、乃普、乃钊三子为进士，另四子为举人，有“七子登科”之美称。清代学者、书法家梁同书曾书写“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一联送给许学范。许乃普子许彭寿，字仁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咸丰四年闰七月，入值南书房。同治初，再迁内阁学士，署礼部左侍郎。

入值南书房的满洲南书房行走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满洲南书房行走在整个清朝人数不多，但几乎每朝都有。他们大都出身仕宦之家，并且自身也有较好的文学根底。下面我们选择数例加以说明:

第一位满洲南书房行走是法海。法海，佟佳氏，字渊吝，号陶庵，满洲镶黄旗人。他是康熙帝亲舅舅佟国纲的次子。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时年二十三岁，改庶吉士，命在南书房行走。四十四年迁侍讲学士。官至兵部尚书。著有《悔翁集》。

南书房行走鄂容安为鄂尔泰长子，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是雍正帝的心腹之一，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康熙五十一年（1711），鄂尔泰三十二岁，“继娶迈夫人。迈夫人，席他拉氏，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迈文公讳柱女也。”[12]康熙五十三年秋八月，长子鄂容安生。“八月初九日，生长子，初名容。世宗召见，御赐名荣安。娶傅拉氏，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13]博尔多公女。雍正十一年三月，鄂容安中进士。五月，钦点鄂容安庶吉士。雍正十三年十月入值南书房。

南书房行走那彦成，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孙。阿桂是清朝名将，在伊犁、缅甸、大小金川诸多战斗中战功彪炳，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那彦成三岁而孤，在母亲教育下成长，乾隆五十四（1789）年成进士，两年后入值南书房。

    英和，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生于粤。他的父亲是礼部尚书德保。和珅曾想召英和为婿，德保未允。乾隆五十八年，英和中进士。嘉庆“七年壬戌元旦侍班，仁宗亲解荷囊以赐。自是岁咸邀是赏。命入同乐园观剧。上元后一日，正大光明殿小宴廷臣，命入座，赏赉有差。自是每岁咸与焉。是月，召直南书房”[14]，就任南书房行走，政治待遇有明显改变。是年，工部侍郎兼值南书房行走的英和，在除夕夜“乾清宫亲赐御书福字，侍郎叨此盖异数也。自是岁终咸应是赏进春贴子词赐纸笔。后每岁皆如是。”[15]

此外，江苏昆山的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皆由一甲及第入仕途，并官至宰辅卿贰。徐氏三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状元，最先入仕，康熙朝入值南书房。徐元文长兄徐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仲兄徐秉义，康熙十二年探花。人们称徐氏三兄弟为“昆山三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传世的爱国学者顾炎武是他们的舅父。

再者，陈元龙为陈邦彦伯父，查慎行为查昇族侄，皆为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彭元瑞与其父廷训、弟元珫、子翼蒙，一家三代四人皆为翰林。

  从上述入值南书房比较著名的人物来看，他们以自身学问和才华立足社会，南书房为他们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学的机会，有的南书房翰林因此仕途坦荡，跻身高位。因此，这些南书房翰林能在财力支持方面，为其家族的繁荣和兴旺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文化传承和家学积累上，都凝结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力量，能够推动其子孙后代顺应当时的社会要求，有更好的发展。

　　　三、南书房的工作性质

因为南书房特殊的位置，南书房行走亲近皇帝的特殊情况，使得南书房被人们视为亲近之地，“京朝各官以儤直内廷为荣”[16]。南书房行走官职不一定高，但是政治地位却很高。“凡朝班，三品以下在午门外。若驻跸颐和园，三品以下皆在排云楼外。独内廷在门内。琪官虽七品，而朝班则在阁学之次，皆天恩之优待词臣也。”[17]南书房行走班次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六部尚书。“内廷班次在六部尚书之前。若尚书而兼内廷者，则在两斋之前。”[18]

本文提到的出自南书房世家的的南书房翰林们所具有的学识和能力，可以说明入值南书房绝非易事。首先，他们不是依靠其祖辈、父辈的权势和影响直接享受高官厚禄，他们无一不是凭借自己的寒窗苦读，考中进士，依靠自己的努力敲开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大门。其次，他们能够入值南书房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学识和才干符合皇帝的需要，而且也能够承担南书房的工作职责。

南书房虽无明文规定具有参政决策作用，但是从南书房在设立之后的发展变化和现实情况来看，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非制度性的弹性参政决策作用。这种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以人治为特征的背景下客观存在的，在清前期和清朝末年较为明显。南书房的政治职能之一就是为皇帝近距离考察青年官吏的才干和品行提供很好的机会。例如，张英之子张廷玉和史夔之子史贻直在南书房翰林中就是政治才能更突出。张廷玉在雍正朝军机处设立之初，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他文思敏捷，皇帝口授谕旨，即刻拟就。史贻直是清代有名的少年进士之一，入值南书房后，更是仕途坦荡，多次任封疆大吏，前后为相20年，成为康、雍、乾三朝元老。

南书房行走主要职责是陪侍皇帝从事讲解经史、鉴赏字画、诗文唱和。据载，“仁庙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晰经义，无异同堂师友。故一时卿相如张文和（张廷玉）、蒋文肃（蒋廷锡）、历（励）尚书廷仪、魏尚书廷珍等皆出其间，当代荣之。”[19]康熙帝很是欣赏南书房行走高士奇，曾这样评价他：“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20]能够入值南书房的翰林们，大多都是由皇帝特旨入值或官员推荐，因此，他们自身的学识、才华和能力是他们能够入值南书房的关键。虽然，良好的家学熏陶使这些来自南书房世家中的翰林有较高的起点，但是，这些南书房翰林的自身能力符合南书房的工作要求，才促使了南书房世家的逐渐形成。例如，励杜讷子励廷仪继承其父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廷仪子宗万以画入值南书房，其山水、花鸟、书法都久富盛名；开创“蒋派”花鸟画的蒋廷锡是康、雍年间著名的花鸟画家，其子蒋溥得其真传，善画花卉。刘统勋子刘墉更是有清一代著名的书法家。

　　四、结语

南书房行走世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特点，宗族精神对于族内子弟学业的资助，以及家庭楷模的示范作用，有助于形成传承的文化世家，南书房行走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这表明家族的文化积累和积淀决定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传统社会中，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不仅有南书房世家，还有科举世家、翰林世家等等。

在清朝据有明确记载的南书房翰林中一共有173位，本文所涉及的比较有影响的属于南书房世家的翰林有21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这说明在南书房的发展史中，南书房世家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略。而且，这些来自南书房世家中的翰林大多位居高位，在清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发展中也都具有重要的角色。

南书房行走世家，在清朝文化史上具有传承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南书房行走世家中提到的南书房翰林，或父子相承，或兄弟相倚，在清代南书房的发展与更替中影响深远。入值南书房的翰林之间在谈经论史之余，在往来应酬之暇，他们的入值生活与生活轨迹逐渐形成横向的交织。这些世家中的南书房翰林，以他们的入值生活为中心，以家族血缘为纵向，以社会交往为横向，纵横交错间，他们构建了清代上层社会的文化圈，并在清代政治文化舞台上呈现特有的精彩。南书房翰林多学问优长，才能出众，他们除了奉旨完成编撰图书等职责，在各自的文化领域都各有建树，或工诗，或擅书画，或是文学大家，对清代文化成果的保留和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南书房行走世家的形成在清代的政治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南书房翰林们以深厚的家学渊源，出众的文化造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清朝皇帝们的治国之道与施政方针,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因此，透过南书房行走世家所体现的家族兴旺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文化的传承以当时政治的稳定为依托，稳定的政治环境也进一步促进了清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陈寅恪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世家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过精彩的论述：“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21]南书房行走世家，在学术上有传承，更有创新；在政治上有依存，更有延续。可以说，以南书房行走为典型代表的文化世家，在科举制的古代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成为治理国家的精英阶层和中坚力量，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社会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