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王与太阳王：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的相互想象
鱼宏亮
《光明日报》（史学版）2015年7月22日
美好的社会和良善的政治永远是人类社会向往的理想之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这样一种人，“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这样的人才能从事哲学的学习。他们“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不会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只有这样的人，人们才肯把国家托付给他们。（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这种理想中的哲学家与统治者二位一体式的人物被称为“哲人王”，成为古希腊留给西方政治文化的道德遗产。在西方历史上，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凤毛麟角，因此“哲人王”也成为人们遥远而虚幻的美好愿望。然而人们发现在遥远的东方，清朝似乎存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
17世纪起，大航海打通了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一波又一波传教士从海路来到中国，形成一场规模浩大的西学东渐运动。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业绩”来看，众多上层士大夫、皇帝的后宫成员对天主教表现出的关注和热衷，给予传教士们以巨大的鼓励。众多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和著作将中国介绍给欧洲社会，在西方掀起了地理大发现以后又一个了解中国的高潮。为了争取皇家和财团的支持，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多是他们观察到的中国好的一面，甚至寄希望于中国皇帝的皈依。在耶稣会士的笔下，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好的土地。热爱文学和哲学的皇帝是权力的中心，通过一套有效的文官制度来管理帝国行政。皇帝谦逊温和，耐心地与大臣们讨论深奥的哲学问题和现实决策。“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使入侵者采用他们法律的国家”（伏尔泰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两次派遣传教团前往中国。仅康熙一朝，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就达到五十多位。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抵达中国的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五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专门派遣的。当时按照天主教会的规定，东方传教权归于海上强国葡萄牙，所以路易十四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将他们派出。其中白晋和张诚被留在康熙身边教授几何学和医药学，对康熙影响最大，也最受康熙信任和倚重。十年后（1697年），白晋奉康熙旨意归国，希望路易十四能够派遣更多具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来华。回国后，白晋将来华经历写成近十万字的报告呈递给路易十四，后来以《康熙帝传》为名出版。第二年（1698年）白晋搭乘昂菲特里特号商船回到中国，此次随同前来的传教士巴多明奉康熙之命以满文编成一套西方解剖学著作，名为《钦定骼体全录》。这是一部反映法兰西科学院最新解剖学知识的医学著作。五位“国王数学家”中的另外三人中，洪若翰曾用奎宁治愈康熙的疾病，刘应擅长语文，李明熟悉天体和地理知识，都曾获得较高成就。
白晋在向路易十四呈递的报告中全面介绍了康熙皇帝及其对国家的统治。他说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真正伟大应当较少地借助于外在的豪华，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清朝的国库虽然堆满了金银财宝，但康熙本人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在干旱之年，他深居简出，除了祈雨之外不参加其他活动。他熟悉历代诗词，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喜欢阅读经典，不仅对中国的科学，而且对欧洲的科学知识也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康熙甚至喜欢西方哲学，他所用的满文哲学教材是法兰西院士杜阿梅的《古今哲学》。一句话：“如果他在宗教问题上也能荣幸地像您，那么他就与您完全一样，成为曾经统治过人世的完美无缺的君王之一了。”（白晋《康熙帝传》）
早期耶稣会士出于特定的目的，将东方社会描绘为文明、富饶的乐土，将他们接触到的帝王描写为学识、道德近乎完美的哲人，几乎成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将中国皇帝比作哲人王，从最早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开始了。他说：“虽然不能说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路易十四派出的传教团的报告，将康熙塑造成一个完美君主的典型，不但在宫廷，在文化界也引起巨大反响。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根据这些传闻描绘了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认为康熙“英明出众”，饱学经典，“传教士赞美他是位完美的君王”。伏尔泰是柏拉图的拥趸，他也重申“当国王是哲学家或哲学家作国王时，人民是幸福的”。由于传教士对康熙的赞美不能超过对路易十四的赞美，所以他们无法直接说康熙就是哲人王，但是康熙“哲人王”的形象已在法国上流社会中流传。
而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也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在派遣传教士经海路去中国后，又于1686年派出一个使团从陆路经俄罗斯前往中国。17世纪的欧亚航线虽然已经贯通，但海上风暴、疾病、海盗等因素使得海路充满危险。当时前往中国的六百个耶稣会士中，最终只有一百人抵达。因此传统丝绸之路上商人和使节依然络绎不绝。这个陆路使团到达俄罗斯后，由于俄罗斯规定必须持有官方文书才可通行，否则禁止任何人绕行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使团只得派员返回巴黎办理相关文件，路易十四于这次亲自致书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致康熙皇帝的书信（该书信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亚洲记忆与文献特藏”，中译文来自郑如芳，台北故宫《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全文如下：
至高无上、伟大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显尊荣。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许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与危险；因此为了满足陛下，我们计划派送同样是耶稣会士，即我们的数学家们，以及叙利伯爵，以最短与较不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且待最忠诚见证者叙利返回之际能发表您一生非凡的作为。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显尊荣。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
您最亲爱之好友
路易
这个陆路使团由于俄罗斯的阻挠最终没有抵达中国，所以康熙皇帝也无缘得见此信。但是，康熙对欧洲科学的知识充满兴趣，却在欧洲人所共知。与这封信中路易十四提到的地理知识相印证，康熙五十二年的《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了一段上谕：“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常六阅月在海中，不见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鄂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鄂罗斯距京师，约万二千里。……朕曾详悉访问是以周知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这段知识与路易十四信中提到的中西方交通道路完全一致。康熙说的“详悉访问”，应当是问的传教士。
传教士为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架起的这种沟通的桥梁，在多方面对双方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对传教士的关注、信任也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这引起一些尊奉程朱理学的士大夫的忧虑与抵触，浙江巡抚张鹏翮甚至下令禁教，拆毁教堂、焚毁书籍。杭州教务主管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请求张诚等人向康熙反映求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上谕：“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劳绩甚多，各有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作乱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及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这一政策在当时的西方天主教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1692年宽容赦令”。康熙之所以做出如此决策，与张诚、白晋等的卓异表现应有直接关系。
白晋第二次返回中国时（1698年），耶稣会士傅圣泽也随同来华。起初他一直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白晋的推荐下，傅圣泽被康熙征召入京，协助白晋翻译《易经》。康熙六十年（1721年）傅圣泽离华返回法国之时，带回中文古籍四千多部，都是替法国皇家图书馆购置的。这批中国典籍，“成为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基础”。台北故宫藏《奏覆差遣家人护送洋人傅圣泽进京折》（编号：故宫001972）记录了江西巡抚郎廷极派遣其子郎文烋护送傅圣泽从水路进京之事。由此可见，路易十四派遣来华耶稣会士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为欧洲汉学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上，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对于天主教教义的宣扬，则被包装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体系中，以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形式嵌入中国社会。对于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则隐而不谈。因此，即使是与传教士交往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了解，也非常简单。康熙晚年曾经召集白晋等十几位传教士面谕西洋人传教问题时说：“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为以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其他无甚奥义。”（《谕西洋人》，《清圣祖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直到康熙晚年，中国人祭祀祖先之孝道与天主教严禁祭祀天主之外其他神灵的矛盾才演变成重大冲突爆发出来。罗马教廷所派特使多罗和嘉乐两人先后来华，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公开化，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从此结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
纵观康熙与路易十四的这段交往，路易十四派出的耶稣会传教团充当中介对康熙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他们用满文为康熙编纂的解剖学著作、历史著作帮助康熙在17、18世纪成为在科学与文化知识素养方面最为深厚的帝王。在个人生活方面，康熙本来不喜饮酒，但在晚年却对传教士所进葡萄酒情有独钟，并说“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儿服人乳之力”。台北故宫藏的一件康熙下令江西巡抚郎廷极派家人护送西洋人殷弘绪所进葡萄酒等物的奏折中，康熙朱批：“此折奏来的甚是，以后你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并奏闻”。东西方两个帝王的交往通过这些事情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晰而生动的景象。
康熙的“哲人王”形象在18世纪的欧洲所引起的轰动已经有众多中西方文化名人屡屡提及。从康熙自身来说，他在长达60年的统治期间，持久而深入地学习研读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同时钻研西方科学知识与文化，将其应用到统治与行政的各项实践中，从而开创了清代最为繁荣昌盛的“康乾盛世”。而遗憾的是，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钟爱并未演化成一个时代的风气。随着宗教冲突所引发的罗马教廷和清廷的先后禁教，东西方的科学与宗教交流发生中断。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时代过去，也标志着亚欧大陆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封闭时期。东西方门户再次打开，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那时，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