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重构: 亚欧大陆和海洋秩序的变迁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
鱼宏亮
内容提要：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十六世纪起开始形成，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后定型总共经历了四百多年。而在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古代亚、欧、非三大洲之间，存在着一个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互相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的世界，我们称其为古代大陆体系。西方近代以来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使得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远洋航线将新、老大陆连接为一个整体，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建立在海洋体系之上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得以形成，并且促进了现代工业社会爆发式大发展。但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现代地区冲突的不断，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遭遇严重的危机，全球发展失衡、生态问题和资源危机使得世界秩序面临新的变革。面对严峻的挑战，欧盟和中国都在积极推动变革。“一路一带”计划的提出，将推动新的历史时期亚、欧、非大陆体系的重建，并因此而酝酿一个世界政经新秩序的诞生。
关键词： 古代大陆体系 海洋体系 国际秩序变革 大陆体系重建 “一带一路”行动纲要
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以海洋体系的形成为表征的。
然而直到十五世纪前，人们眼中的“世界”依然是几块孤立的分布在四方的陆地。到了浩淼的大海，就意味着到了世界的尽头。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马其顿帝国国王亚历山大的抱负是征服“世界的尽头”、看到“伟大的外海”。亚历山大的统治区域大体包括从非洲北部到里海、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河平原的横跨欧、亚、非三周的广大地区。这个区域也基本上是古希腊知识中的世界的全部。与亚历山大同一时期的中国战国思想家邹衍，则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际”为“边”、“界”之意，《史记》说邹衍之说：“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则其世界由多个大洲组成、大洋环绕其外的学说，当来自于上古时期长期的地理知识的积累无疑。古代世界，海洋是分割人类生存大陆的天堑，利用自然的地理分布，人们生活在基本隔绝的大陆之上。而在因大河与山脉分割的大陆之上，人们顽强地建立起一个相互连接的贸易与政治交流通道，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连接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这个大陆中生活了绝大多数的人类，从而形成古代的大陆体系。十五世纪起，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兴起的探险活动，多次环球航行的成功使得人类的视野开始超越海洋，将目光投射到各个大陆，人类社会突破大洋的阻隔，并且利用科学技术的支持，利用海洋的便利，将五大洲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将其政治经济的影响推行到各地区，逐步形成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到二十世纪初定形，这个过程经历了近四百年。
一． 古典大陆体系：贸易与文化
旧大陆的几个文明中心，以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东亚的黄河流域为地域范围，在上古时期就存在交流与贸易的通道。围绕着地理上互相连接的亚、非、欧三个旧大陆，利用大陆间的陆路通道和内海、沿海水道，使得欧亚大陆被视为一个近似整体的世界，与地中海及北非地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几大发达的文化、贸易圈，这是古典大陆体系的主体。
1868年11月（清同治七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从上海出发，开始在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考察。到1872年5月底，李希霍芬在中国境内总共进行了七次长短不一的地理、地质考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和数据。同年他回到德国，开始整理研究这些资料，到1877年，开始出版《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一书，在第一卷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127年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或 Sererstrasse )。由于李希霍芬在此后的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要影响和地位，他的这一用语成为学界公认的名称，从此“丝绸之路”就被公认为指称公元前后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交通线路的专用概念，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由此，欧亚古代的贸易与文化联系通道也引起人们的重视。
欧亚大陆虽然从地理条件上来说是连为一体的，但是高原和大山将这块大陆分隔开来，使得古希腊地理学家将其划分为两个大洲。但是欧亚大陆中部地区拥有一块广阔的大草原，从东亚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欧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贯穿在这个连接体的贸易通道，也就是为世人熟知的丝绸之路。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丝绸之路从亚洲东部的中国，一直延伸到西欧和北非，是建立欧亚非三个地区间最为著名的联络渠道。 “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中国先秦文献《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对昆仑山、群玉之山的记载，经上个世纪殷墟考古发掘对来自和田地区的玉器的鉴定，证实了古文献中记载的上古时代存在西域地区从中原获取丝绸而输出玉器的交换关系，早期的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玉石—丝绸之路为人所认知。
春秋末期，游牧部落匈奴势力统治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和西域地区，中亚与中原的交流渠道受到阻碍。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和西汉统一后对北方、西域地区的经营，使得中原王朝逐渐建立了抵御与反击匈奴的军事、物质基础。公元前138年（西汉建元三年）和前119年（西汉元狩四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穿越匈奴统治地区出使西域，重建了中国与中亚诸国的联系。这样，从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建立的地中海到中亚的贸易路线起，到西汉时期经过对西域、中亚路线的打通，形成了一条西起地中海沿岸、从大秦（罗马帝国）的安都（土耳其安塔基亚）向东，经安息（伊朗）、大月氏（阿富汗）、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北麓过河西走廊到长安的贸易通道，将古典大陆体系中的几个贸易圈联系在了一起。
西方学界认为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包括东亚地区的中国、欧洲（以地中海和北欧为中心）、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伊斯兰国家、中亚地区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南亚印度次大陆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北环地中海地区的北非，以及古代美洲地区（主要包括北美地区的印第安人、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的玛雅文化）。这些经济贸易圈，也构成了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
对于近代以前的“旧大陆”（亚欧大陆）的系统性的整体发现，在近几十年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种摆脱近代形成的欧洲中心史观来重新审视古代贸易圈的认识也在形成。有学者提出古代世界体系的概念，认为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前，实际上存在以四个地区为中心、大约八个贸易圈：西北欧为中心区的法国中部和佛兰德斯贸易圈、东地中海与黑海贸易圈，中东中心区的丝绸之路贸易圈、新月地区与波斯湾贸易圈、以及埃及非洲之角红海贸易圈，印度洋准中心区的环阿拉伯海贸易圈、孟加拉湾-东南亚贸易圈，中国中心区的中国—东亚贸易圈。围绕着各个中心区形成的贸易圈，充斥着形形色色奔波于道路之上的商旅和团队。另外一种划分方式，将近代以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以亚、欧大陆为单元，划分为分布在亚洲的东亚贸易区，活动成员是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贸易区，以占婆（越南南部）、马六甲为中心的海上贸易枢纽；南亚贸易区，以印度为中心的连接亚洲、阿拉伯地区的贸易枢纽。这几个贸易区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中国的贸易量也占着重要比重。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则存在地中海贸易区，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汉萨同盟城市贸易圈，罗斯贸易区，不列颠贸易区。在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围绕大陆城镇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又并不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是通过地中海贸易直接或者间接的与东方国家连接起来。所以，欧洲地区性贸易的发展，也就是东西方贸易的扩展和延伸。”
可以看出，近代以前世界绝大多数人类经济活动活跃的区域都处于欧亚大陆体系之中。“从古典时代以来，从东亚到地中海沿岸的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和交流网络”，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尽管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美洲地区的文明和商业也很繁荣，但基本上处于各自大陆地区的内部交流状态。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内部由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其联系更加紧密，商品贸易交流更加发达。关于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七个经济圈的划分，虽然是混合着历时性与空间性的粗放式分类方式，但其中显示的亚欧大陆地区人类活动的规模给人印象深刻。利用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所建立起来的交流网络，更多的是商品和贸易的交流，形成一个具有某种整体性的人类活动区域，与“经济世界”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布罗代尔用“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他在经济上独立，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他某种有机的整体性”来指代区域性的“经济世界”，如果将这一区域放大到亚欧大陆这样一个联系远多于阻隔的空间上来，亦可证明古代大陆体系的存在。
到中世纪后期，大量著名的商业城镇分布在亚欧大陆之上。我们统计1500年以前的世界主要贸易城市，西安、洛阳、南京、泉州、福州、广州、扬州、撒马尔罕、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马六甲、麦地那、麦加、巴黎、马赛、鲁昂、里昂、伦敦、亚历山大、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布鲁日、巴士拉、威尼斯、热那亚、开罗，这一长串名单并不能囊括全部贸易中心，但足以代表大陆体系的主要标志，这些处于重要商路上的繁华城市的经济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商业活动的热情和能力。这些城镇中，有一部分是港口城市。他们既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或者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在这两个贸易大通道上流通的，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非洲的象牙、珠宝，欧洲的玻璃器皿、金属、纺织品，形形色色的商品进行着规模浩大的流通，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
千百年来，在这个亚欧贸易大通道上穿梭的，不仅是商品和物质的贸易，还有更为广阔的人种、宗教与文化的迁徙与影响。这些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不同时期的王朝，也同时塑造了中亚地区、欧洲地区的物质生活与文化。伴随着贸易行进的，是人种和文化的大迁徙。到中国汉唐时期，中亚迁往中国的各民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汉朝名为月氏的中亚国家贵霜与汉、魏、唐都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昭武九姓”更是唐代中原地区所熟知的人种。有人的交流就会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到近代以前，西亚和欧洲的主要宗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进入了中国。当然，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人的一部分则向西迁徙，一直进入欧洲腹地，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古代大陆体系做一总结性描述。如果说在近代海洋社会来临之前存在大陆体系的话，从历史、人口、土地、资源的规模和商业、文化交流的深度来看，只有亚、欧、北非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和延续性的大陆体系。“在14世纪,世界范围内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远程交易。同时也如她所划分的贸易圈所显示,商人们往往以一定地区为中心开展贸易活动。从最东部的中国到最西部的法国，的确存在着贸易联系，但这一联系是由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一棒一棒接力完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上分布着城镇和村庄，使得大陆贸易往往不采取一站式到达的路程，而是一个依次传播的链条。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线路与大陆贸易路线一样，也采取分段中转的方式，远洋航线开辟以前，接力式的海上贸易构成古代海上贸易的主体。只有少数远洋航行发生在这个时期，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间中国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是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路线最为长远的远洋航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全程式的验证活动。与郑和下西洋线路相反自西向东跨洲旅行的是14世纪初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1304—1377），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贯穿了从北非、麦加、东非、东南亚、中国的泉州、杭州，中间甚至经陆路到达中亚撒马尔罕和阿富汗。而另一位通过大陆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从欧洲抵达中国的人是13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商业中心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及其父亲，他跟随父亲从黑海登陆穿越丝绸之路到达元大都，并到达杭州、云南等地游历，留下了《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国人中最早穿越亚欧抵达西方并且留下记述的人则是清康熙时期的山西绛州的天主教徒樊守义，他跟随耶稣会士艾若瑟（艾逊爵）一直到了意大利的都灵和罗马。他所走的路线是海路，已经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但是，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亚欧的路上交通畅通无阻，13世纪东西方交流繁荣的背后，使得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元、明时期，中国人已经对亚、欧、非三洲的大致地理概况有了明确的了解。这个认识甚至早于欧洲人对非洲南部的认识，这充分说明了东西方交流的这种双向性。发生在大航海以前的世界知识的更新，比我们传统想象的更加深入。
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古代亚欧大陆的连接体系。但是海上丝路是作为陆地丝路的辅助而存在的。这个体系是以大陆为中心的，人与物的移动主要发生在大陆之内。如果放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古代世界东西方的这种交流的影响，我们可以确定的得到以下认识：“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文明着重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踞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遗址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
这种长程、分段的陆路传播模式，使得处于链条两端的西欧、地中海地区与东亚中国地区的联系变得遥远而复杂，中亚地区的局势直接影响着丝绸之路的通畅，也影响着中、欧之间交流的进程。因此在近代以前，中西方地区往往被认为处于互不了解的隔绝状态。但东方社会悠久的传说，深深的吸引着欧洲人。这也是近代大航海活动出现时的重要动力。古希腊地理学就认为地球是圆的，大洲被海洋所环绕。既然如此，向相反的方向航行也能到达东方。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想开启了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时代，世界开始了一个以海洋为中心重组政经贸易网络的时代。
二． 海洋体系与世界政经秩序的形成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成为推动古代亚欧大陆体系走向海洋体系的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历史事件的开端。14世纪兴起经过一个多世纪扩张， 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区域，成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连接亚欧的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都控制在了阿拉伯人手中，欧洲的贸易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地中海贸易相对于其它潜在的贸易更不安全。在香料贸易方面，土耳其人的征服，提高了发现通往印度的另一条航路的潜在收益率。”此外，中世纪晚期，科学与技术开始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影响。船舶设计、制造出现巨大革新，“三桅、四桅、五桅船结合三角帆和横帆可以逆风航行，取代了中世纪划桨的商船。有铰链的尾舵取代了掌舵桨”。从中国传入的指南针大大增强了测定航海线路的精确性，绘图法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完备的地图和海图。这种来自于政治、商业、科技等多种要素推动的需求，最后凝聚为一种向海上探险、开辟直接通往亚洲和东方的新航路的运动。在这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航海运动中，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是主要推动力量。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于1492年8月启航穿越大西洋，10月抵达了他以为的东方——西印度群岛，揭开了发现新大陆的序幕。达·伽马与1497年到1499年之间沿着非洲西岸航行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欧洲到达印度的新航线。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开始探索经大西洋穿过中美洲而抵达亚洲的路线。3年后船队穿越大西洋、中美洲、太平洋、印度洋回到西班牙，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到17、18世纪，西方“发现”了澳洲，19世纪“发现”南极洲，西方人不管各大陆原居人民的存在，而将西方地理知识之外的地区统统称为“新大陆”。这些地区对于欧洲人而言是新的，但对于亚、非、美洲地区人民的历史文化来说，恰恰是最为古老的。
问题在于，在资本、贸易、技术、政治的综合作用下，欧洲地区率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运动。这些因素也由于种种历史的机缘，最先在欧洲地区发展、具备。曾经被视为人类活动“天堑”的海洋成为了大规模人类活动的纽带。一场以海洋为通道的世界资源、人口、贸易甚至权力的重组彻底冲破了古典亚欧大陆的活动空间。在航海技术革命性突破以前，海洋贸易不仅意味着风暴、浪潮、难以捉摸的天气，甚至还遭遇无法抗拒的海上劫掠。“海上贸易起初总是和海上劫掠相结合的，战船、海盗船和商船彼此之间并无区别。”相反，陆路贸易则安全的多。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海洋与陆地的自然属性的限制，海洋的优势凸显出来，首先是因为地球的构造是人类活动的大陆是被海洋所环绕的，一旦人类能够在海洋上畅通无阻，世界就会被真正的联系起来。其次是海洋的流动性，人类利用季风和洋流的力量就可以在传统动力下长途航行，而陆地道路的修造与维护则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马克斯·韦伯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商业路线时认为道路和桥梁维修的费用是中世纪农民所承担的最为沉重的负担。最后，辽阔的大洋之上，既不存在定居的人类，更不存在社会组织。海洋空间的开放性和公共性，使得人类在海洋上的活动除了克服自然困难，再无政权与疆界的障碍。基于以上特性，海洋体系的建立就具备了物理性的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远洋贸易路线的开辟，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将其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制度向全球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地区内部不仅打败了中世纪领主，解体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国际事务中，也建立了一套新的规则和秩序，国际法开始在世界上发挥协调作用。这些历史变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近现代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人类生活的生产和组织亦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新秩序是通过以下四大表征而体现出来。
第一，以海洋航线为纽带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新航路将欧洲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欧洲与亚洲、美洲、大洋洲都联系在了一起。“欧洲航海者创造了一个交通、交流、交换的环球网络，跨文化之间的互动比以往更为密集和系统了。”在传统航路与新航路上，欧洲商船把波斯地毯运往印度，把印度棉花运往东南亚，再把东南亚的香料运往印度和中国，把中国的丝绸运往日本，把日本的银和铜运往中国和印度。到16世纪，在印度洋的贸易世界，欧洲人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而西班牙人、荷兰人在加勒比海、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使得欧洲的产品越过大西洋换来墨西哥的白银、秘鲁的矿产、巴西的蔗糖和烟草进入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非洲的土著居民则被当作奴隶而贩运到各大殖民地。传统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已经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的扩大为世界市场”。根据一个从1500—1800年间7个欧洲国家抵达亚洲船只数量的统计来看，从最初的700多艘的总量增长到了6600多艘。而美洲到欧洲的金、银贩运量在这三百年间则分别增长了20倍和10倍，中国的白银进口量则从1550年的2244吨增长到1700年的6951吨。葡萄牙人在记录他们的东方贸易时说：“欧洲与东洋的贸易，全归我国独占。我们每年以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而航行至里斯本，满载上毛织物、绯衣、玻璃精制品、英国及富朗德儿出产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而到各地的海港上换取其它物品……最后，在澳门滞留数月，则又可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这反映了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都大幅增加。其次，固定的商品交易所、政权市场开始出现。1531年安特卫普商品交易所开业，“供所有国家和民族操各种语言的商人使用”。阿姆斯特丹、伦敦此后也分别粮食交易所和综合交易所。最后，处于新航路之上的港口开始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取代大陆体系时代的陆路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伴随贸易的动力，西方世界开始建立全球性的殖民地。“殖民”的原始概念与古代“殖民”活动虽然上古就存在，现代通用的“殖民地”一词来自拉丁文“Colonia”。指罗马统治殖民者享受公民权利，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则无法享受罗马公民权的一种制度。但是殖民地体系与殖民主义则是近现代世界政经制度产生的新事物。15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对非洲、美洲“新发现”大陆地区的统治输出是近代殖民活动的开端。1494年经教皇仲裁，葡萄牙获得西经50°度以东的美洲大陆作为殖民地（即今日的巴西），而西班牙则控制美洲除巴西以外的广大地区。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英国、法国、荷兰对在印度、东南亚、美洲展开建立殖民地的竞争，以1763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为标志，英国在确立全球殖民的霸权地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在非洲、亚洲掀起瓜分狂潮，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确立了“只有实际占领才能证明对一个殖民地的统治权”的原则，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活动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页，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或明或暗的闪烁着殖民地争夺的影子。从实际的殖民活动到重构国际政经秩序的意识形态，殖民主义成为近代化的一个深度特征。英国大百科全书将“殖民主义”定义为：“殖民主义指的是产生于1500年前后的政治、经济现象。藉此，不同的欧洲国家发现、征服、垦殖和开发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
将殖民体系作为现代世界政经体系的特征之一的意义是，让我们认识到虽然在物理性质上使得世界连为一体，但在欧洲人的政治理论和观念上，却人为的划分了一个鸿沟。新、旧世界不对等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地位，也是近现代经济体系的一大特质。法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殖民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即某一个国家的政府，力图出于政治和道德上的需要，来说明对另一地区，甚至某一个国家进行统治与占领的合法性”。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认识这样的道德困境。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应当放弃殖民地”。晚清严复将《国富论》翻译成《原富》，将原书讨论殖民地的第七章翻译为“外属”，自注“亦译殖民地”。在文中他对斯密的观点有一案语：“斯密氏此论实能窥天道之全。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绝大公例也。”可以看出，新世界中之道德二分的性质，中、外贤哲都已明示。
第三，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在近代化以前，世界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国家统治模式。但比较普遍的大致有以下三类：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欧洲不同时期的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与城镇体系相结合的封建国家。这几类政体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有一共同特征：其人民构成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国家，其人民和边界甚至统治，都是不确定的。“在欧洲中世纪，确切来说有数千个小型、孤立的分享生存经验的共同体，他们都是地区性的，很少延伸到最邻近的山脉或河谷之外。这些共同体只是松散的受到更高的制度性权威的约束，包括王国、王朝和罗马教皇权。中世纪欧洲的政府是个人化、甚至便携式的。皇室常常在某个地区定居，并访问不同的庄园，把他们整个的政府随行人员带在身边。他们的代表将被派遣去向这个地区的村民们收取租金和捐税，从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创造更加个人化的关系。”而欧洲古典时代的帝国“是非常有弹性的单位。它们既没有固定的地理界线，也没有一个程度相当的国内政治控制。”史学家赫尔德说：中世纪“帝国受到统治，但却没有得到治理。他们根本缺乏从中央集权的地区管理整个王国的手段。”而中国早从秦汉时代起就形成了以省、府（州）、县为层级对人民和土地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管理的集权国家。这几种治理模式构成了近代以前的世界政治体制的主体。
但是，地理大发现和蜂拥而起的殖民贸易，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资本、商业、市民、新兴阶层、贵族、皇室、教皇等传统封建制的各种要素正面临一场大重组。这个重组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以民族为认同的基本单位，以共同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来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过程伴随着近代体系的建立，直到法国大革命到达高潮，催生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而英国在北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在独立后，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利坚民族，是较早成为民族国家之一。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的政体形式基本编成了民族国家型。对于欧洲来说，民族国家确定了领土和疆域、人民和主权、宗教与民族一系列国家要素，“那些分享着共同的生存经验，通过集体的过去和未来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人们，有史以来，公民、民族和国家首次联合成单一的统治实体”。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扩张而产生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殖民扩张的主体，在这个过程民族国家携带的这些新特性构成了与传统东亚王朝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价值冲突的内在原因。
第四，欧洲现代新型国际法准则开始向世界推行。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经过6年多的媾和谈判，1648年在蒙斯特几个欧洲主要政治实体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瑞典以及众多诸侯国共同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条约谈判时间长，条款达到128条之多，但他却在创立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并为欧洲各国所承认和接受。大致来说，除了规定交战各国的具体权益补偿外，新规则包括：国家主权得到承认，允许各国在领土内决定有关宗教事务，限制其它国家干涉内部事务；各国对领土内部事务握有主权，从而确定了领土；国家之间关系平等，之上再无权威；以国际会议解决争端，但它们同样有权力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的核心要点虽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有所修正，但直到二战末它们还基本维持着原貌。”此后的一系列条约与会议共同构造了西方国际法体系。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商业利益、民族国家、国际法这套一体化的政策与价值开始向世界推行的过程。传统国际冲突的样态也发生巨大变迁。非洲、印度、中国、中美、南美都被迫卷入了这套体系，从而也开始了自己近代化的过程。
以上四点是近、现代国际政经体系的基本特征。总得来说，“在经历了十七世纪的总危机后，欧洲调整了其在美洲、亚洲的商品市场，开始了一场基于海洋贸易线路的经济结构调整，老式殖民主义为新式殖民主义所替代，近代世界的样貌进一步清晰”。海洋体系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但参与其中的人和实体却有着不同的驱动力和欲望，因此这个体系并非尽如人意，而其中包含的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冲突，也成为现代世界各种形式冲突的根源。
三． 现代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
海洋体系给世界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就是民族国家的凸现。近现代国际秩序中虽然混合了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东亚的传统王朝，欧洲的没落帝国，非洲的部族统治，但是将这些形形色色的统治模式拉入现代体系、连为一体的，并且制定游戏规则、主导这个体系的利益分配机制的，是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占据优势主动权的民族国家。
近现代政经体系的形成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对世界的重新塑造使得人类社会跨入了物质文明更加丰富、精神禁锢获得解放、社会组织建更加反映公民的意愿，它也开启了人类阶层之间追求更加平等社会大变革的进程。总体来说，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体系带给世界的主要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与贸易的流通更加通畅，全球性商品贸易体系的形成突破了中世纪以来各地的界线和壁垒，交易费用的下降和商品种类的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更多人享受到人类劳动的成果。
其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验科学大大加速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从此，在一团混沌中，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人们摸清了大自然的脾气，服从大自然，又能控制大自然。”事实上，近代体系的形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动力之一。科学不但增加了人们对自然掌控能力，同时也使得人类社会的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科技使得战争一举超越人力、畜力的极限，科学兴起之处，游牧部落的征服就不再发生。17世纪成为游牧民族征服的最后一波。
其三，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后，出现了第一个将国家权力建立在宪法之上的政府。此后的18世纪美国独立、19世纪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基本上采用了民主制度。这个过程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推翻德皇威廉二世，首次建立了宪政共和国。资本主义伴随着现代政经体系的诞生。尽管有关资本主义的概念至今众说纷纭，但是资本主义代表了保护私有财产并鼓励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从而增加个人财富的一种制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描述：“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法只是为了使其产品的价值最大，他所盘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总体上将会使整个社会受益。马克斯·韦伯则说：“让我们为‘资本主义’做一个更为精炼的界定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即是一种依赖于交换机制以谋取利润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依赖于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商业行为从古到今都存在，资本主义是整个国家制度围绕着有利于个人利润和资本最大化来组织生产和配置国家资源，这是与传统王朝和帝国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其四，现代价值的诞生。如果将现代体系的形成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事件的集合的话，这种关联性的灵魂就是一系列现代价值的形成。从轴心时代以来，人们的思想与价值系统再次得到革命性地重塑。以“启蒙运动”为标志，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天赋人权、个人自由、社会平等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突破专制主义与宗教束缚，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正是这些价值的变化，推动了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君权与神权脱离了社会政治的视野，不再主宰世俗事务。
如果将近现代政经体系归纳成一个简约的表述的话，大约“现代性”这一概念庶几可以涵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毫无疑问，以西方民族国家为主体形成的近现代政经秩序及其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对我们生活于当下的社会、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平等、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对于非西方地区的人民也具有伟大的解放作用，尽管这套价值是以血与火的方式传播到东方和其它地区的社会之中的。作为传统社会代表东方一极的中国社会，正是在鸦片战争后，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开始学习和接受这种现代性，探索出一条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家的革命道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正是在“选择性吸收”外来政治观念的背景下展开的。世界上众多传统政体的国家，也在二十世纪通过一系列革命，基本上都加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成为现代社会俱乐部的一员。
但是，资本主义或者现代性在极大的促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速率、在工业革命与科技文化的推动下物质生产与社会财富获得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它也立即暴露出了严重的内在危机。而这种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甚至要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任何时代。尽管东亚和其它地区都对这一被动卷入的过程做出激烈的抵抗，但新秩序的危机却不是在这些新旧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发生的，而是在这套体系的核心区欧洲的中心。这就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全面世界性危机。
从1914年到1945年的三十多年间，世界主要国家间只有短暂的十几年的表面上的和平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连续性、影响范围、总体战特征、破坏力，以及共同的发生逻辑，都倾向于使我们将其当成一场总体战争的两个阶段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改变了传统政经力量的对比和许多国家的版图，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依靠相同的逻辑再次发生就变得毫不奇怪。战争的后果也因此具有了相似的特征。首先，正是由于近现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性体系之中，所以卷入五大洲人民的全球性战争才得以形成。其次是现代社会组织能力的提高导致大战具有了举国动员的能力，各国动员所有可获得的人力和物资资源来投入一场战争能力达到空前的程度。最后，现代科技的全面应用使得战争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总和。
尽管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也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宪政等现代价值镶嵌入国家制度之中，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国家之间，通行的准则却是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原始逻辑。十九世纪中期，生物学界兴起的形形色色的进化论，使得这种原始逻辑开始具有科学、理性的外衣。将生物学原理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是以拉马克（1744-1829）、斯宾塞（1820-1903）等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我们习惯上将其成为社会进化论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学说的主要观点为：“进化”，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遵循这一宇宙法则。个体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特性决定了生物的进化，适者生存。进化的过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到确定的“进步过程”。实际上，这种思想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表达的生物进化论有本质的不同。生物进化论将进化理解为个体毫无方向和目的、树状的演变，但斯宾塞却将进化理解为一个线性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过程”，将“适者”理解为“强者”，将生物为适应自然做出无休止的努力的过程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为社会不断完善、进步的必经之路。斯宾塞强调的遗传因素，实际上就是种族差别。他在写给甲午战争前一年日本议会书记长金子坚太郎的一封信中，根据这种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日本如何建立自己的种族优势的建议，在信的最后他又特别强调：“我以我一开始强调的话作为结束：最大限度的与其他种族保持距离。尽管我的各种建议都是极度保守的。”从进化论到种族论，危险的逻辑蕴含了危险的后果。
由于民族国家先天所具有的价值边界与双重标准的属性，使得争端手段得以理性化，无论从国际法规、外交政策抑或科学技术的成就，都以保障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毁灭他国与人类生命的技术迅速发展到极致。传统争端的野蛮逻辑经过现代科学与理性的包装堂而皇之的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扩张的意识形态，使得西方列强近二百多年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具有了理论上的正当性，也推动着国家间争端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伦理基础。
另一方面，近代宗教改革，给西方文化的思想结构带来重大变化，其表现就是工具理性的兴起。所谓的工具理性可以简单的概况为“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人本身既有信仰和终极关怀，会思考超越现实生活的种种形而上的问题，又在现实生活中接受理性的指导，合理地处理各种事务和利益。在传统社会中，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受着终极关怀或信仰的制约，无论是基督教神学的教义，还是儒家的伦理，二者处于合一的状态。十六世纪西方的宗教改革使得工具理性成为新教徒普遍服从的价值。他们在保持对上帝信仰的同时，把自然、社会和人的身体都视为理性审视和运用的对象。正是这种将人和自然都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思想结构，使得近代西方血与火的扩张模式失去了宗教与道德的制约。
十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都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但是现代性这种“传统的断裂”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使得人本身变成了工具。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评论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时说：“地位仅次于天使的人类本来是从宇宙的中心地球上来俯览万物的，而今却变成了围绕着千万颗恒星之一旋转的一个偶然的小行星上面有机发展连锁中的一环。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物，是盲目的、不可抵抗的造化力量的玩物。”民族国家和现代体系强化了这种力量。晚清以来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观察到“欧战”（一战）中各国令人震惊的全民动员能力，他分析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多数国民皆明於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而当时对西方文化最为了解的思想家严复赋诗“见说伤亡过十万，不堪人种日萧条”忧心大战对人类的伤害。人类的争端具有了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这是现代性带给世界的最大危机。随着海外利益瓜分殆尽，西方国家内部互为手段、互相为敌的争斗只是海外争夺的自然延伸。最终导致全球人口卷入战争，谁也不能避免。
在西方真正认识到这种危机并探索某种变革的一个显著例子是欧盟的成立及实践。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一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欧盟，在其成立的背后有着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性危机深刻的认识。欧盟有一系列伟大的计划，他是人类历史上首个提出“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责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的政权组织。欧盟有自己的会旗，蓝底上十二颗金星代表十二个最初加盟的国家，它有自己的盟歌，是贝多芬的《欢乐颂》，也有铭言：多元一体，它甚至还有自己的盟日。欧盟依照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塑造了自己的模样。但是相比传统国家模式，他最直接的变革措施就是尝试打破民族国家间的实体国界和“价值边界”，在欧洲范围内推动一场深刻的政治实验。相比起近代以来的西方发展模式，新大陆运动显示出更多的合作精神与协调特色，共赢而非单边的竞争性思维是这种体系的本质特征。众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暗暗涌动的潜流。美国政治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说：“随着美国梦开始褪色，世界许多地区都把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以求汲取21世纪的灵感和引导。拥有25个成员国、近5亿人口的欧盟，挺身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跨国政治空间。”欧洲在行动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一场规模更加宏大、更具人文历史内涵、从而更有包容性的大变革。
四．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与大陆体系的重建
“丝绸之路”再次受到世界关注，正值世界政治、经济面临重大转型的时刻。人们对于现有政经体系的检讨混杂着对人类历史的追忆与未来社会的想象。世界急切需要某种思考的支点，某种开放性资源来凝聚共同的思考。因此，“丝绸之路”继十九世纪后期成为欧洲社会对于东方想象的标签外，再次成为世界性议题。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福尔茨概述了丝绸之路在当代美国社会引起的广泛影响后总结说：“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就像广告语中对于‘美人’的暧昧描述一样，‘丝绸之路’可以成为任何我们希望其成为的样子：它可以是我们任何梦想的投影。”
从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沿海城市作为对外开放通商的口岸起，中国就正式从国际法的层面进入了近代海洋体系。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的商埠包括天津、台南、九龙在内总共达到16个，基本上覆盖了中国从南到北的海岸线。这些开放港口在传统农业、商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结构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近代史上，围绕着对西方列强的抵御和交涉，开始形成近代工业和产业的布局。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以沿海港口城市及其辐射区为主的经济分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总共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同时决定天津、北海等14个城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加上九十年代香港、澳门回归，以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为主体带动全国其它地区发展的改革开放经济格局基本奠定。沿海地区也因此积累了资本、管理、科技等方面种种优势。在所有的优势中，最大的优势还是交通优势。在海洋体系中，处于海上贸易纽带地位的港口城市是其最大的天然资源。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商业交通的必经之路，导致意大利地区和德国北部汉萨同盟各传统商业城市的衰落，新航路沿岸世界性港口、经济中心的崛起，成为大陆体系式微的标志。这些新兴经济中心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海洋性标识突出显示了海洋体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但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再次展示出其对世界强有力的塑造作用。十九世纪以前，轨道运输就开始在矿山等处进行实验。1826年英国修建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轨，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829年公开试验中获选的工程师史蒂芬逊的“火箭号”蒸汽机车的运行成功，标志着火车正式诞生。铁路运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陆运输的方式，从而也改变了经济部门的生产方式。以英国为例，从1850到1900年，铁路部门的产出指数从62.4增长到191.6，蒸汽机则从114.8增长到1131.8。而到1875年，全世界已经共拥有6万2千部火车头，11万2千节车厢，共运载了13亿7千1百万名旅客和7亿1千五百万吨货物。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坐火车旅行，其中欧美人口占到92%以上。从1891年开始修建直至1916年全线通车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则成为第一条横贯欧亚的路上新型运输线路。俄罗斯于1900年就出版了围绕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社会资源的全面调查。大陆运输方式的革命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模式，并且对全球的生产、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实际上，即使世界进入海洋时代，大陆路线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十七世纪，通过海路前往中国的600个耶稣会士中，最终只有100多人能够抵达。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法王路易十四致康熙皇帝的一封书信中说：“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之中有众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最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与危险；因此我们计划派送耶稣会士，以最短与较不具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这个派遣团虽然由于俄罗斯的阻挡最终没有抵达中国，但欧亚大陆路上交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990年9月，一条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穿越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等国的新亚欧大陆铁路贯通，被称为新亚欧大陆桥。至此，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亚欧大陆建成了两条横跨大陆东西连接起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路上通道。由于新亚欧大陆桥所辐射的地区是处于资源富厚、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东亚韩国、日本、东南亚地区，使得新亚欧大陆桥的带动力量远远超越传统的亚欧通道，被欧洲和东亚地区寄予带动亚欧经济发展的厚望。此后，亚欧光缆协议签订，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建设亚洲高速公路计划，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了“新钢铁丝路”方案，1995年欧盟提出了“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廊”。到上个世纪末，以交通和信息为基础硬件基础、以资源和贸易为流通内容的新亚欧一体化进程已经呼之欲出。
如果说由于航海探险与航海技术的成就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以海洋为媒介、畅通无阻的贸易通道，从而促使了近现代政经体系的形成的话，20世纪以铁路和高速铁路技术为标志的路上交通技术的变革，从而使得另一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大变革的发生具备了坚实的地缘条件。从地缘上来讲，亚洲、欧洲、非洲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这三个洲占了全球陆地面积的56%以上，人口则更占据了89%的世界人口，国家和地区占据了世界国家的70%以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字，2013年世界出口商品的总量中，亚、欧、非三洲为目的地的比例占到了74%以上。从各地区贸易分布来看，三个洲之间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与其它地区的贸易总和。这表明，亚、欧、非大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体。这块古老的大陆需要一个能够表达共同愿望的梦想，凝聚人类的共识，从而推动一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变革。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长期发展纲要。这个规划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个规划中，亚、欧、非首次作为整体成为区域发展的目标和载体。由于三大洲所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这种“区域”具有了世界性的规模和性质，将导致一个以大陆体系为主体的世界秩序的产生。从历史变迁的长时段来看，新大陆体系将具有以下与近现代政经秩序不同的特点：
其一，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以大陆城市为中心，连接路上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的路上交通枢纽将成为未来世界的驱动器。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绝大多数处于大陆之上。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都受到交通手段与政治局势的制约。现代科技突破了人类在大陆上通行的障碍，大陆经济的再次崛起亦顺理成章。
其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处于大陆体系的辅助地位。沿海港口城市与海上贸易也将成为大陆经济的辅助。海岸贸易的地位是建立在大陆交通的局限上的。如果陆上交通线路能够直接快速连接地区与城市，沿海港口的功能和作用亦将发生变迁。
其三，与欧盟的变革相比，“一带一路”未设定边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国在“行动纲要”中提出具体的直接影响地区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但是，新亚欧大陆桥以及沿海港口分别将连接线接入了中国和欧洲、非洲的的交通网络，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三大洲的互联互通。中国强调其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也预示着这个系统并非一个区域合作计划，而是一个包含国际政经新秩序的大陆体系。
其四，新大陆体系将更尊重历史与文化。大陆曾经孕育出多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并且是多种文明的源头。历史学家汤因比总结的人类二十一种“成熟文明”中，绝大多数位于亚欧非三洲的大陆上。这块大陆上从古至今迁徙着不同的生物、种族、文化与技术。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时代就了解到从地中海沿岸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往遥远的中国。“他甚至还肯定陆路是最短的一条路，它是当时商人们最喜欢走的一条路。” 陆上丝绸之路并不是突然消失的，在葡萄牙人的地理大发现以前，这陆、海两条道路曾经在长时间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到十八世纪波斯国王（沙）纳迪尔向乾隆皇帝派出的使节被视为最后一个通过路上丝路的外交活动。 鳞次栉比的分布在亚欧非大陆上的文化与族群，都更具有历史感和人文感。“一带一路”行动纲要提出的“丝绸之路”精神强调的就是新秩序对各国历史、文化平等尊重的愿望。
其五，大陆新秩序需要创造新的精神力量，“丝绸之路精神”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共同价值。六百年前中国明朝永乐皇帝在致波斯国王沙哈鲁的国书中说：“朕在远近王国之间一视同仁，在朕看来，他们都平等”，“今后朕将定期遣使节以经常往来于西域之路，使此路不停的发生功能以及商人能如愿维持生计”，“使各民族在和平幸福中从事易市。祈上天日益加强吾等之友情”。如果说平等、和平、幸福、友情是贯穿于古代丝路上的共同价值追求的话，“新丝路精神”需要全球共同参与，继承传统价值，并且赋予新内涵。现代性曾经带领世界进入近现代政经秩序和海洋体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物质与科技发展的新高峰。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越来越被生态、资源、增长的极限所困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伦理面对这些问题越来越无能为力，现代性的困境也日益为东西方社会所认识。一种新的基于人类共同命运和各种文化独特历史的新世界精神亟需被创造出来，“新丝路精神”将成为未来世界共同价值的指引，从而成为凝聚全球共识、引导人类走向新秩序的精神力量。
重建国际新秩序并不是个新话题。1968年，来自十个国家的三十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工业家就聚集在罗马的林西研究院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他们要进行研究计划叫作：人类困境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关注的是令所有国家都忧虑不安的问题：富裕中间的贫穷；环境的恶化，对制度失去信心，不加控制的城市扩张，就业无保障，青年的精神异化，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罗马俱乐部将这些问题称为“世界难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具有三个共同特点：它们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以某种程度出现；它们包含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它们互相影响。现在来看这些在近半个世纪年前就被提出的问题，大多数都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更加触目惊心。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1974年又发表了《人类处于转折点》的报告，1976年委托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丁柏发表了《重建国际秩序》的报告。到现在为止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欧盟在西欧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实验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是第一个面向大洲之外的国际经济秩序新构想。所以，“一带一路”计划并不会成为一个现成的蓝图，而更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纲领，是一个面向国界林立的大陆的倡议书，唯有凝聚各地共识，人类生存的大陆才不再被边界阻断，才会共建美好的“丝路精神”，从而迈向新时代。
（初稿于2014年5月，最新修订于201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