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内务府官学
——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
李 立 民
内容提要：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关键词：景山官学 咸安宫官学 包衣子弟
清廷入主中原以后，社会环境由战乱逐渐转向承平，众多八旗子弟大多释甲弭弓，而如何教育八旗子弟，使其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就成为清代统治者愈加重视的问题。顺治元年（1644），清廷针对八旗子弟，创立了八旗官学。八年（1651），礼部议准，八旗子弟可参加科举考试。九年（1652），又设立宗学，专门培养宗室子弟读书。康熙帝亲政以后，更是将“教化”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理念：“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进而将读书立学引入内务府包衣群体中，设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景山官学、雍正七年（1729）的咸安宫官学正是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产物。
学术界以往对清代内务府官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相关制度的梳理。本文则通过阐述内务府官学从景山官学到咸安宫官学的发展演变，重在考察清代内务府官学的办学成效，揭示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以期对清代旗人教育问题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 从景山官学到咸安宫官学：康、雍时期内务府官学功能的分化
清代内务府是管理皇家宫廷事务的重要机构。自康熙帝即位以来，对内务府进行了重组和改革。至康熙十六年（1677），内务府基本的组织架构已经确立。但内务府官员多是包衣出身，康熙帝尤其感到内务府人才匮乏。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谕：“看来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应设学房，简选材堪书射者，令其学习。”翌年，内务府大臣遵旨议定，于北上门两旁设立满、汉官学各三间，景山官学应运而生。
从学生的构成来看，景山官学“将内务府佐领、内管领下闲散幼童，拣选三百六十名，分定清书三房，汉书三房”，其学生主要是从内务府三旗包衣下的基本组织——佐领、管领下子弟中挑取的幼童。此外，“凡内务府人等，有家贫不能读书者，听其入学肄业” 。也就是说，允许内务府的贫家子弟就学，而且其“应用器物”也俱由内务府供给，兼顾了义学的属性。可见，景山官学是一所带有普惠性教育的初级学校。康熙帝云：“朕于包衣佐领下幼童，特派专官教习，文义骑射，多有成就。即微贱之子，亦皆可观。”
虽然景山官学使内务府无能书射之人的窘境有所改观，但其毕竟是一种重视基础学习的初级教育，难以使人才脱颖而出。因此，雍正帝即位后，便深感“景山官学生功课未专”，故于雍正七年另设咸安宫官学，“其上进之子，又加勤学，庶可得收堪用之材”。
咸安宫官学生，“于内府佐领、管领下幼童及景山官学生内，选其俊秀者五六十名，或百余名” ，则雍正年间的咸安宫官学除了在一般佐领、管领下选取幼童外，还包括了景山官学生内所选幼童基础上，二次选拔的“俊秀幼童”。甚至一些内三旗的包衣世家子弟也到咸安宫官学中读书。雍正帝还特许他们各带一名仆人就学，“伊等皆系幼童，有欲带仆人者，准其各带一人，几日后，著回家看往一次”。显然，咸安宫官学体现了与景山官学不尽相同的办学思路。咸安宫官学已经淡化了景山官学义学的性质，在初级教育之外，又发展了带有选拔性质的进修教育。内务府官学功能的分化，是内务府官学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清廷从长远角度为内务府培养、储备人才的客观需要。
雍正十二年（1734）十一月，福敏上奏了的一份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考试成绩单。其奏云：“据内务府开送，咸安宫应考官学生共七十八名，景山应考官学生共一百六十四名，臣等遵旨，公同考试。除步射、骑射稍有可取，并能否满洲言语缮册进呈外，谨拟咸安宫官学生汉文一等五卷，二等十六卷，翻译二等十卷，清字楷书二等四卷；景山官学生汉文一等二卷，二等九卷，翻译二等一卷，清字楷书一等十二卷，二等二十八卷。”汉文、翻译、清字楷书，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学习科目，在应考的78名咸安宫官学生中，有35名学生获得名次；在164名景山官学生中，有53名学生获得名次，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康熙、雍正时期的内务府官学在推进学生基本素质方面已初见成效。
然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咸安宫官学的办学成效问题。据雍正十二年六月，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良奏曰：“咸安宫官学自雍正七年开学以来，迄今五载，除新补学生外，内有中式举人副榜者四人，有考中生员补廪者二十三人，有兼习清书、稍知翻译者十三四人。其余虽质学不等，然皆略明大义，弓箭俱有可观。”据《钦定八旗通志》所载，雍正朝自八年至十三年间（1730—1735）两举进士科，所得八旗进士30余人。又雍正十年（1732）、十三年两举乡试，所得八旗举人120余人。清代的科举考试是清廷选取人才的重要标尺，然而至雍正末年，已经办学五年的咸安宫官学竟无一人中进士、举人。可见，这时咸安宫官学生的基本素质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在人才的储备、培植方面，尚未实现原定的办学目标。因而，相关改革举措的出台也就势在必行。
二 “天下学校之领袖”：雍正末乾隆初年变革内务府官学的尝试
事实上，至雍正末年，无论是咸安宫官学还是景山官学，都暴露了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教习方面，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雍正帝曾在所下谕旨中称“咸安宫、景山教习疏懒怠忽不实心训课者居多”，故雍正末年的改革，首先是从教习制度入手的。
在内务府官学设置中，教习制度的建构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教习授学的质量，直接关乎内务府官学的成败。雍正十二年九月规定：“汉教习内三年期满，如果实心训课行走优勤者，臣衙门出具考语，咨部引见，以应升之缺补用。其训课平等者，三年期满仍留三年。俟六年期满，照依此例补用。如不实心训课者，臣等即行参奏。其教清话、马步射之教习，五年期满。教授尽心行走勤慎者，于应升之处列名；不及者，革退另选。其不尽心教授者，参奏重处。如此，则劝惩兼施，诱励备至。学生等自必群知奋兴以归于上进之途，而教习等亦不至有草率偷安之弊矣。请以此著为定例，永远遵行。”严明了的教习考核制度，对教习的考核以其实际的教导成效为标准，打破了此前只以一定年限期满便可议叙授官的陈规。
雍正末年内务府官学所暴露的另一问题是，对官学生尚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雍正十二年六月，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良奏曰：“诸生学习日久，年纪渐长，二十以外者十有四五，若不限以年分考试，别其优劣，无以示劝惩。”九月，经内务府总管大臣议奏，始定咸安宫、景山官学生限年考试之例，“除陆续后进学生内不能应考者，不令考试外，其应考之学生，令管理官学翰林官员等查明开送”。规定，凡五年考试一次，分三日进行，“第一日考试汉文，拟以《四书》二题；第二日考试翻译、楷书清字，拟以上谕各一段；第三日考试骑射步箭”。又将考试结果定为三等：“一等、二等者，由考试官具奏，将伊等作何录用之处，臣衙门请旨定夺；三等者，仍留学读书肄业；其年纪长大、资质愚钝、不能上进者，即行革退。”自此，开启了内务府官学生定期考试制度的先河。
雍正帝实施了一系列以教习和官学生为核心内容的革新举措，试图以制度化的重建，振兴内务府官学。但雍正帝在雍正十三年八月因病去世，这一未竟事业，不得不转由乾隆帝来完成。乾隆帝即位以后，在秉承了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又针对咸安宫官学作了改进。
至乾隆初年，咸安宫官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就读的学生当中，有些人因读书日久，心生倦怠，每以当差为念者。然在乾隆帝看来，雍正末年的咸安宫官学办学成效不佳，其学生“不惟文理不能精进，且致虚度年岁，转有误于当差”。由此，乾隆帝重点改革了咸安宫官学的招生制度。
乾隆元年（1736），经内务府大臣议定，在原有咸安宫官学生九十名内，“视其优者，留取三十名”，又行文八旗满洲都统，“将俊秀子弟内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上下，不拘贡、监生员、闲散人及官学生内，可以读书造就者，每旗挑选十名。如大臣子弟内有情愿入学者，亦入于额内挑选”。其官学生的构成已不局限在内务府三旗子弟内挑取，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八旗子弟、当朝大臣子弟之中，甚至将具有功名身份的八旗贡生、监生也囊括其中，学生来源于优中择精。咸安宫官学生的多元化建构表明，乾隆初年的咸安宫官学，在进修教育的基础上，又强化了对精英人才的培养。
内务府官学经过雍正末乾隆初年的改革，在基本的制度建设方面已日臻完善。但这种制度化的建构能否在客观上促进内务府官学对人才的培养？对此，乾隆二年（1737）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春台道：“咸安宫为天下学校之领袖，八旗人材之渊薮。”从咸安宫官学的演进历程来看，清廷不仅欲将咸安宫官学塑造成为内务府官学的典范，更是欲将其建设成为教育八旗精英子弟的一个重要阵营。然而这是否也意味着此时的咸安宫官学能成为“八旗人材之渊薮”呢？对于这一问题，则需要更深入地考察。
三 “八旗人材之渊薮”辨析：关于乾隆初年内务府办学的成效
从内务府官学的自身发展进程而言，如前文所述，至雍正末年，咸安宫官学尚无考中进士、举人者。然至乾隆二年，“于一年内，自童生考试得生员者六人，考得翻译生员者二人，丙辰乡试中式举人六名，副榜三名，丁巳会试中式进士四名”。自乾隆四年至七年（1739—1742），“又中式文举人二名，翻译举人五名，副榜二名，选拨贡生六名，文生员十八名，翻译生员六名。”自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二年（1742—1747），“五年之内又中式文举人四名，翻译举人四名，副榜一名，文生员十七名，翻译生员六名”。据此，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二年间，至少已有90余人取得了科举功名身份，这的确是一种进步。
但从中举的结构上分析，至乾隆十二年，咸安宫官学共培养了进士5人、举人21名、副榜6名、贡生6名、生员55人，则咸安宫官学还是以考取生员者居多。可见，尽管乾隆初年确定了咸安宫官学“精英化”的办学目标，但这种办学成效不佳。再以所考中的进士、举人为例，据《钦定八旗通志》，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二年间，所中八旗进士凡73人；而其中有五人（即乌尔登额、观保、德宝[保]、诺敏、李质颖）为咸安宫官学生，仅占八旗进士总数的0.06%。又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二年间所中八旗举人凡230人；而其中有21名为咸安宫官学生，仅占八旗举人总数的0.09%。则咸安宫官学培养的“精英人才”也远逊于同时期八旗进士、举人的总体数量。翰林院侍读学士春台所谓咸安宫官学为“八旗人材之渊薮”者，确有夸饰之处。
康熙帝为提升内务府包衣子弟的基本素质，于康熙二十五年设立了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七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基础教育之外，分衍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的菁莪之所，尤其是在八旗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更是成效甚微。以下，笔者即依据相关史料，试对其中的原因作一剖析。
从大的社会背景看，自清廷以武力征服中原以后，治国理念逐渐由尚武转向崇文。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帝谕：“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康、雍以降，逐渐形成了以崇尚朱子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崇文重道”政策。尽管在这样的氛围下，清廷对八旗子弟的教育依然未变其“家法”：“国书国语、步射马射则令兼习，其有偏尚文学，怠于习武者，必奉旨严饬焉……盖我朝家法，先实行而后文艺，以植纲扶伦为本，以经方致用为要，以弧矢之利威天下，不汲汲于敷华驰藻。”清代内务府官学在这一教化方针的指导下，自然也会避免其学生过多地沾染汉人读书“习气”，转而更倾向于在价值观层面上的教化。
此外，在内务府官学制度化建构中，还遗留了一些问题，也影响了其办学质量。大致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教习选任制度中的问题。雍正元年（1723）规定：“内廷教习以进士考补，八旗教习以进士与恩、拔、副、岁贡生分缺间补。”内务府教习的选聘层次要高于八旗官学，但这一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中遭遇了困境。因清廷历年所得进士的人数有限，雍正三年（1725）便不得不将景山官学汉教习推及举人及贡生。而咸安宫官学汉教习自设立之始，虽然规定了在翰林中选任，但至乾隆二年，“又定咸安宫汉教习仍于新进士内考选充补；不足，令举人考选充补，期满分别引见”。汉教习选聘的层次也在不断下降。
满教习的选聘亦然。雍正十二年设立的翻译教习，规定在国子监助教中考取，但“现在助教，俱非翻译举人、进士出身，于满文论不甚谙练”，故乾隆五年又“请于归班候选之翻译进士，考取三员”。至乾隆九年（1744），“满洲教习，亦因翻译进士乏员，不敷充补，请照汉教习进士、举人间用之例，于翻译进士、举人内考取间用”。尤为复杂的是，一些革退官员也被扩充进教习队伍中。乾隆元年便规定：“增设教授骑射清语六人，于内务府降革人员内拣选充补。”至乾隆三十五年，又经礼部奏准：“八旗废员一体考补咸安宫满教习。”又将革退人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八旗废员内，满教习的选聘趋于泛滥。
其二，官学生招生制度的僵化问题。景山官学设立之初，官学生的招收均在内三旗包衣子弟内通行挑补。然康熙三十四年（1695），景山官学为确保各佐领、管领下人均有子弟入学，规定：“内务府三旗，每满洲佐领下各选取学生八人，旗鼓佐领下四人，内管领下六人，共定为三百八十八人。”正式确立了各佐领、管领下的学额分配。然而，这一招生原则也存在弊端，“景山官学生，例系各按佐领、管领分定额缺挑选，往往遇缺，该佐领、管领下获不得其人，因拘定例，不能不迁就挑补，以致终鲜成效”。景山官学这一招生制度，直至嘉庆中期才得以改变。嘉庆十三年（1808）奏准：“景山官学生缺出，即在本旗佐领、管领下通行挑选。”
其三，官学生肄业中的待遇差异，导致官学生间的分化问题。内务府官学为学生在学肄业期间的生活待遇制定了相关的制度保障。在景山官学设立之初，便规定景山官学生肄业期间即可享受免费的饭食供给。但康熙三十八年（1699）议定，停止供给景山官学生官饭，惟“每月每人给公费钱一千文”。然咸安宫学生的待遇却甚为优渥，乾隆元年规定，“其学生等俱著给予二两钱粮”。此外，咸安宫学生“每名每日各给饭二餐”，但景山官学生“并无官饭，是以住居遥远者，往往饭后而至。如此读书，不免旷误”。即使是在景山官学生内部，“管领下学生皆有苏拉钱粮米石，故能安心肄业，缺出即补，不致久悬。至于满洲、旗鼓佐领下学生，并无苏拉钱粮米石，膏火无资，是以不能如额选取，以致现今额缺至一百二十名之多”。乾隆四年十一月，稽查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恩特和穆上奏了这一现象，景山官学生的条件才有所改善，“每名每月各给一两钱粮米石……其景山官学生亦请每日各赏饭一餐”。但景山官学生与咸安宫官学生间的待遇依然存在差异，内务府官学生内部间的分化现象并未消失。
其四，官学生出学后的入仕问题。内务府官学生肄业后，多数是以笔帖式、库使、库守等职步入仕途的。但是自雍正末年，候补笔帖式等职的额缺出现了壅滞的现象。据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曰：“查得雍正十二年考取笔帖式、库使、库守人等，共二百九十二名，后续添雍和宫拨补人等，并藏经馆议叙，律例等官学奏补，及各处效力应补人等，共二百四十四名。因人数过多，是以历年补用至今，尚有候补笔帖式缺者七十五名，候补库使、库守缺者一百十二名。”至乾隆八年（1743），已导致历年候补笔帖式、库使、库守等人员“自入筒掣补以来，至今经年已久，其中不无荒废学业者”。至乾隆十一年时（1746），“查乾隆八年考取入筒人员内，现在未经补用笔帖式之人尚有六十一名，未经补用库使、库守之人尚有五十六名”。肄业前途的阻塞也势必会影响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其五，内务府官学职能部门中的官僚作风问题。康、雍以降，清廷政治的官僚化现象日趋严重，内务府官学也受此影响，一些职能部门中的官僚作风问题较为严重。雍正十二年，咸安宫官学曾革退了十二名官学生，“管理官学之员，理应将此遗缺回明内务府总管挑补，乃迟延半年，尚未挑补”。此外，在咸安宫官学中“竟有食披甲钱粮者六人”，而早在雍正七年时，即已查出披甲给食钱粮的现象，“业经遵行在案，管理官学之员理应将佔甲之官学生查出，回明内务府总管，裁去披甲，乃未查出裁革”。内务府总管大臣本应总体负责对内务府官学的监管，但内务府总管大臣事务繁多，也很难形成对内务府官学的日常监管，“内务府总管系总理之任，亦应不时详查，乃怠忽从事，将官学生遗缺并不挑补，又令官学生披甲给食钱粮，亦属不合”。
以上对内务府办学成效的考察，主要是以官学生参加科举的情况为依据而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当时科举考试被视为“抡才大典”，是清廷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尽管清代的内务府官学没能成为孕育八旗人才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其在清代政治生活中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四 皇权教化思想的载体：清代内务府官学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学校，不止是一个教育机构，清人陆世仪便云：“王者居三代之后，而欲致天下于三代之隆，其必由学校乎！学校，治之本也。”帝王的教化，总是以学校为媒介，以最终实现“治本”。学校也成为了链接古代士人与国家间关系的一条纽带。清廷专门为八旗子弟所设立的学校，正是培植旗人参政治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国家设立官学，教育旗人，原冀培养英贤，为朝廷宣猷效职。”
乾隆二年，以咸安宫官学生身份考中进士的观保、德保在入仕后，便身居显要，成为了乾隆帝的文学侍从。观保，字补亭，正白旗满洲人，姓索绰络氏。乾隆四年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六年十二月，在南书房行走，八年二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四月迁侍讲。又德保，字仲容，号定圃，观保之从弟，散馆授检讨。乾隆九年（1744），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年，入直南书房。此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观保、德保还多次担任乡会试正考官，任地方学政等要职，“德保与其从兄观保，并以乾隆丁巳进士入翰林，又均以文章受知遇，屡典贡举，为词林耆旧。迄今馆阁旧臣，尚多二人门下士云”。
然而对于大多数内务府官学生而言，他们虽然没能成为名儒，但在官学学习的经历，“所课者经书，所讲者经义，先圣后圣，其揆自一”。内务府官学生平日所习之学，为其入仕后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奠定了必要的学养基础。除了必要的文化修养外，乾隆帝还十分注重对咸安宫官学生能力的培养：“伊等于读书作文、学习翻译、清话骑射之外，再将律文、条例及题奏、抄报，自该部及报房领取，常令看习。间或交以事件，令其学办稿案。”咸安宫官学做到了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清代旗籍官员在清代政权结构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其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尤其是在下层中的一些笔帖式，则更是“月不知书，伺候堂官，有同奴隶，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且任封疆、长台阁”。而景山官学生经过考试，“一等以笔帖式用，二等以库使、库守用”，咸安宫官学生则“一、二等带领引见，以七品、八品笔帖式补用”。一些能力突出的学生，还被破格“用为部属”。这些内务府官学生在出学入仕后，被充实到六部低层级衙门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增强清代八旗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但乾隆帝对咸安宫官学生的期望又不止于培养低级官员：“朕于咸安宫设立官学，费如许钱粮，选取满汉教习、翰林等教育内务府子弟，无非欲伊等学至通达、成立为人，并非为考取笔帖式计而教之也！”那么，在乾隆帝看来，将咸安宫官学生培养成通达之才的内涵是什么呢？
清代的集权政治，经顺治、康熙两朝，至雍正、乾隆时期已发展至巅峰。乾隆帝更是在政治上推行乾纲独断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人臣之义，莫大于以人事君”。内务府是服务于皇家的一个特殊国家机构，在内务府中设立官学，本身就体现了皇权的影响力。尤其是乾隆元年以后的咸安宫官学，其官学生的构成已不再局限于内务府包衣子弟，这实际上是皇权教化思想的一种延伸。乾隆二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春台上奏，请颁赐《御制乐善堂集》，“倘于课读之暇，得我皇上御制诗文征参默会，与诸生讲明而切究之，则学有启发，业有信从，于平日所课之经书，所讲之经义，必更有相得而益彰者”；又奏请颁赐《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雍正帝《朱批谕旨》等集，“使得共窥圣圣相传之秘，于道德文章，大有裨益矣”。乾隆二年九月十二日奉旨：“春台所请书籍，著每样赏给十部，钦此。”清帝“赐书”内务府官学，实质上是要在这些优中择精的年轻八旗子弟中，强化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内务府官学俨然已成为宣扬皇权教化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
曾在咸安宫官学学习的观保盛赞皇权之治曰：“我皇上绳其祖武，挈提天纲，恢拓地纪，于今二十有七年。功至德洽，淳耀景铄，允迈乎三古。东西朔南，罔弗延颈跂踵，向风慕义。”清廷平定回疆，观保撰《平定回部颂》，宣扬国家一统：“洪惟我国家受天景命，统一区宇。列圣重光，凝庥笃祜。我皇上缵无疆之丕绪，际累洽之昌辰。百度咸修，九功时叙。仁风翔于六合，恺泽曁乎九垓。”可见，咸安宫官学作为内务府官学的代表，清廷欲借此，在优秀的八旗子弟中塑造一种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通过强化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培养了一批忠君人才。这或许也正是乾隆帝对内务府官学生“学至通达、成立为人”的最高期望。
五 余论
从首创景山官学到复设咸安宫官学，清代内务府官学在办学方针上经历了由初级教育到进修教育，再进而到精英教育的转变。这种办学思路虽然有助于八旗子弟基本素质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内务府官学却没能成为八旗精英人才的聚集之所。然而，清代内务府官学对八旗子弟的培养，增强了八旗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在价值观层面上，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淡化了他们的旗籍观念，增强了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
大致从乾隆中叶开始，清廷为八旗子弟举办的各类官学已呈现出了衰败之势。嘉、道以降，官学中的腐败僵化现象愈演愈烈。内务府官学中也滋生了诸多弊端，考试作弊的现象尤为严重。道光十二年（1832），大臣昇寅上奏，八旗士子考试有冒名顶替者。道光帝派汪守和等会同御史严加复试后发现，“其笔迹不符者，咸安宫官学二名，景山官学三名，宗室官学二名，觉罗官学三名，八旗官学四名。又默写原卷字句不符者，咸安宫官学一名”。在这十五名考试作弊的士子中，内务府官学生即占六名。特别是捐纳例开，一些内务府官学生惟以官学充作进身之阶，更是加深了内务府官学的腐败。
光绪年间，虽屡有士人提出诸多改革举措，但清末时局混乱，世道维艰，亦难以将之付诸实践。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议准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建议，将内务府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改为内务府三旗小学堂。直至清亡，内务府官学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李立民，197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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