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一词，首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公羊传疏》云：“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礼记·丧服四制》则对“大一统”给出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陈立《公羊义疏》引此，云：“即大一统之义也。”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夷夏观”，主张“华夷有别”“尊王攘夷”。孔子著《春秋》，意在通过尊崇和维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天下秩序，虽强调“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但“《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晋书·江统传》）。可见，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政治秩序和主张“华夷有别”。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和书同文、车同轨、衡同制、行同伦的国家“大一统”，开创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西汉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论证以“皇帝”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并提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卷一二《天道无二》）将皇权系于“天之常道”，以“君权神授”为君主专制设下了不可置疑的天命依归和皇权“一而不二”的神圣绝对权威，成为建立以天子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政治秩序的理论支撑，为后世所遵行。

春秋“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后世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作为中国古代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政治理念，千百年来，无论是汉族还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甚或是地方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往往以实现“大一统”为最高政治目标。明清是中国历史上享国各近三百年的两个前后接续王朝，受传统“大一统”思想影响，都将自己视为中国传统“大一统”天下秩序的继承者和正统王朝，但由于统治者的身份分别经历了由“夷”到“夏”和由“夏”到“夷”的转换，且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大一统”思想存在明显差异。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的旗帜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统治者由“夷狄”重新变成了“汉人”，“天命归之，遂为天子”（《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载潘喆等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天子以四海为家”（《明史·食货志一》），确立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政治秩序，成为明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朱元璋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朱棣在给瓦剌的诏书中也说：“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并宣称：“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以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欢忻感戴。”（《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辛未）明朝统治者既将自己作为天下之主，认为“权者，人君所以统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发僭逾”（《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庚子），于是采用各种手段不断强化皇权，以至于“只知尊君，而不知礼臣”（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后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鉴于“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于是“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月己丑）。

明朝自建立后就一直承受着来自蒙古的压力，由于没能处理好与蒙古的关系，双方时战时和，不断修筑长城以抵御蒙古的侵扰；明与东北女真的征战也历二百余年，满洲崛起后，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四十余年。“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明史·鞑靼传》）。虽然明朝统治者宣称“华夷无间”“华夷一家”，但“华夷有别”“用夏变夷”构成明朝“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朱元璋宣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明白表达了“华夷有别”的主张。朱元璋称：“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二月己未），目的是“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甲戌）。“用夏变夷”与“严华夷之辨”，都是传统“大一统”思想中处理“夷夏”关系的主要方式，经朱元璋强调后，“用夏变夷”便成为明朝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政策。

对元朝和元朝皇帝态度的转变也突显明朝根深蒂固的“严华夷之辨”意识。明初，为元修史，沿袭《大元一统志》的做法编撰《大明一统志》，朱元璋亲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明太祖实录》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甲午），且称“昔元世祖东征西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表明其承认元朝为“正统”的中国王朝，元朝皇帝是中国皇帝，以及明朝继元而立的事实，借以宣誓其代元而立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以及明朝“大一统”疆域能够达到元朝“大一统”疆域规模的愿望。但至嘉靖年间，随着来自北方蒙古压力的增大，“华夷之辨”意识被强化，便对元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加以质疑和否定。嘉靖十年，经筵讲官姚涞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称：“夫华夷，大分也”，指斥忽必烈变“华夏”为“夷狄”，无功德于“中国”（《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62年），最终元世祖忽必烈被从两京帝王庙的祭祀中清除。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一统”王朝，继承和固守传统“大一统”思想，确立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政治秩序，坚持“华夷有别”“用夏变夷”的观念，虽实现了较大范围的国家统一，但最终没能完成对长城之外北部边疆的直接统治，清朝雍正帝将原因归结为：明代之君“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义觉迷录》，雍正年间刻本）

明清易代，清朝统治者并不避讳源出“东夷”的身份，而是强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清世宗实录》卷八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认为其“仰承天命”“抚定中华”，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清世宗实录》卷八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也为“天下臣民之主”（《清世宗实录》卷三三，雍正三年六月乙酉）。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大一统”思想有明确的认知，当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纪年弘光，代天摄政的多尔衮即致书史可法：“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齐鲁书社，2005年，第60页）；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才是真正的“大一统之义”（《清世宗实录》卷八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清朝的皇帝“颇多英明之主”（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尤其是共同创造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皆属才能卓著的君主，他们乾纲独断，崇信“以一人治天下”（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确立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政治秩序和强化皇权上，比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明朝的影响，将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封建皇权发展到顶峰，宣称“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清世宗实录》卷二○，雍正二年五月甲寅）。在特定历史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一人治天下”的君主集权，在完善封建国家体制，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明清两朝分别出现“永宣之治”与“康乾盛世”，均与此相关。

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扬弃“华夷之辨”，建立起“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新理念。这一新的“大一统”理念，萌芽于关外时期，经顺、康两朝的丰富和实践，由雍正完成理论构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

皇太极在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去汗称帝前，就倡导“满汉一体”，之后又发展为“满蒙汉一体”（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四，天聪九年七月癸酉；卷四二，崇德三年七月丁丑）。清军入关，开启统一全国进程，“数年之内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顺治帝宣称：“方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清世祖实录》卷三九，顺治五年七月辛卯）。康熙帝平“三藩”，统一台湾，绥服蒙古，亲征漠北，并宣布不再将长城作为防御北方民族的屏障而加修筑，认为“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将“满蒙汉一体”发展到“中外一视”，“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前古，东西朔南，称藩服、奉朝贡者不可胜数”（康熙《大清会典》卷七二《礼部·主客清吏司》），从思想和实践上把“大一统”推进到新的阶段。

尽管康熙帝宣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正统地位并未随着“大一统”的实现而完全树立起来。雍正年间发生曾静案，吕留良、曾静等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歧视“夷狄”，否定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正统性，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对此，雍正帝高举“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旗帜展开论辩，写就三千余言的谕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证（以下引文除标明具体出处外，均引自《大义觉迷录》）。

一是不隐讳满洲为“夷狄”的身份，但反对以地域划分华夷和内外，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清世宗实录》卷八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并举出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一三○，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证明“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清世宗实录》卷一三○，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并接连发出质问：“既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而吕留良等“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道理何在？

二是宣称满洲入主中原是“仰承天命”，是合法的继承者，强调：“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雍正帝有着强烈的历史认同和中国认同！认为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承袭的是历代以来的正统，所实现的是“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清世宗实录》卷一三○，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三是把仁德作为判定是否可以为君王的政治标准，反对以地域、民族来判定：“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并引用《尚书》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句，说有德者君临天下，是得到皇天所赐佑的。满洲“肇基东土”，做了中国皇帝，是因为“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是“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

四是指出坚守“华夷之辨”是造成历代“大一统”规模不能广大的原因：“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明代之君“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而清朝视“中外一体”，成就了更宏大的“大一统”疆域规模：“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宇，至今日而开廓”“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强调清朝实现“大一统”之于“中国”的意义：“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

五是认为“严华夷之辨”意识多出现在分裂时期：“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而清朝则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如果此时再强调“华夷之辨”，就是妄叛中外，是“逆天悖理，无父无君”。批驳“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观点，认为君主要修德行仁，而官员百姓，无论夷狄，都要各守伦常，知君臣上下之礼，明顺逆之义，因为“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

清朝于乾隆中叶统一新疆，并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乾隆帝进一步提出“主中华而称正统”（《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癸丑）的主张，从而确立了清朝在中国正统王朝序列中的合法地位，进一步丰富和实践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

明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个“大一统”王朝，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明朝更多体现的是继承和固守，而清朝则在继承的基础上更有发展甚至突破，但都致力于完成国家的统一，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性贡献。集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之大成的清朝，所形成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大一统”思想，冲破了“华夷之辨”的桎梏，已经初步具有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继承历代尤其是明朝“大一统”疆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华大地更大范围的统一，开拓了“大一统”新局面，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并将统一多民族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带入近现代主权国家行列。无论从历史与现实，还是理论与实践多个维度考察，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正如高翔所指出的：“到明清时期，中原与边疆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出现了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统一不但成为政治的需要，而且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清朝的大统一，实际上是数千年中国社会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高翔《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