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紫禁城与西苑的南书房翰林值庐
（一）紫禁城南书房翰林值庐
清代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分外朝和内廷两部分，于皇帝而言，外朝是国，内廷是家。如无皇帝宣召，即使王公大臣也不可擅入内廷。南书房自设立就位于乾清门之内，从外朝到内廷的地理距离与空间转换，说明南书房翰林与皇帝的关系之密切，也反映出南书房区别于一般机构的特殊性和机密性。
紫禁城内南书房位于乾清宫南庑西端，室宽三楹，原是康熙帝早年读书处。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张英、高士奇奉命入值，南书房的性质由建筑名称转变为文学侍从侍值的内廷机构。“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月华门）……转而南，向北者为南书房，内廷词臣直庐也。”
紫禁城内南书房是翰林们最主要的侍值地点，在这里侍值候召、编纂书籍、评阅试卷、诗词唱和等。同时，南书房兼有贮存文献资料的功能。康熙年间，“凡讲章皆存南斋，今已盈箱累箧”。南书房翰林在宫内侍从的地点主要在乾清宫、懋勤殿等处。皇帝偶尔到南书房，侍值者出立门外，呼某人入则入，不呼则候，皇帝走后，南书房的翰林们才能进入值庐内。紫禁城内南书房值庐自设立以后到清朝灭亡，一直存在。
（二）南书房翰林西苑值庐
西苑毗邻紫禁城，主体分南海、中海、北海三个区域。康熙年间南海北堤新建勤政殿，南海成为相对独立的苑区。
西苑中的南书房翰林值庐未见文献明确记载，但据翰林们的诗作可以推断紧邻勤政殿的知稼轩曾作为南书房翰林侍值地。“循池东岸南折临池面北为勤政殿”，“勤政殿之左，历小径入门，为知稼轩”。张英《侍从西苑进讲恭纪四章》其四有：“垂杨影里摊书卷，流水声中掩直庐”的诗句，显示西苑中设有翰林直庐。他的《暑中直知稼轩纪事十首》更明确了直庐的具体地点是知稼轩，诗作其四：“坐拥图书开小阁，柳边遥见侍臣过。”高士奇也有“池东直房”之语，二者应是曾同值知稼轩。
后直房他用，翰林们就在大内南书房候召再赴西苑侍值。“凡内廷进讲，皆遣中使至南书房，召张敦复学士同余，自西苑门内棹小舟至闸口，复换小舟至台西亭子，从内左门入，于东边楼下；讲毕，复从内左门出，登舟，中使送至西苑门上马。有时召余至内殿草制，或月上乃归，则赐馔及池鱼莲藕之属。”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紫禁城和西苑是南书房翰林侍值的主要地点，畅春园兴起后情况有所不同。
清末，南书房翰林在西苑的侍值地点变更为蕉园门内的万善殿。光绪朝 “皇上驻跸瀛台日，南书房翰林入直蕉园门内万善殿，军机堂在西苑门内迤北”。《清代中南海档案》中光绪十三年（1887）的相关记载可与此印证。“上书房、南书房、如意馆既懋勤殿匠役均拟在万善殿，每日出入蕉园门。”南书房翰林在西苑再次有了固定的侍值地点。
二“园居理政”时南书房翰林值庐
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清朝政治治理模式产生新的变化，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宫廷理政和以皇家别苑为中心的园居理政同时并存。康熙朝更是形成 “一宫多苑”地理布局的关键时期。南苑自世祖就加以修葺，畅春园创自圣祖，圆明园启自世宗。南书房翰林值庐也因皇帝园居而常设于南苑、畅春园、圆明园等处。
（一）南苑南书房翰林值庐
南苑既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清代南苑主要用于春蒐秋狩，或大阅时陈兵于此。康熙朝在南书房设立之前，就有翰林侍值南苑之举。张英在《讲筵应制集序》中记载：“十一年壬子秋授编修，次年春充礼闱同考官。三月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鹤龄扈从于行宫进讲，诏献南苑赋。嗣后，每巡行必侍从，或独往，或与侍读臣孙在丰偕。是时，扈跸多在南苑新宫”，“晨则委蛇丹陛，夕则退处值庐”。康熙十六年底南书房设立后，皇帝出行，翰林们必随侍，如十七年（1678）五月，张英随康熙帝游黑龙潭、卧佛寺等，后驻跸南苑四日。南苑常设翰林值庐。
（二）畅春园南书房翰林值庐
畅春园是康熙帝修建的皇家园林，位于京西海淀大河庄之北。该园既是康熙帝休闲避暑、怡神养性之处，也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场所。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首次入住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逝于园中，康熙帝平均每年有百余天驻跸畅春园。畅春园的建筑布局大体分为中、西、东三路，中路大宫门内“九经三事殿”是园中正殿，后为春晖堂。春晖堂西为玩芳斋，山后韵松轩。西路为皇子读书的无逸斋等。东路南为皇帝理政的澹宁居，北为皇帝起居的清溪书屋。畅春园东墙开小东门和大东门。畅春园中南书房翰林的侍值地点以康熙四十二年为界前后有别。
1.康熙四十二年（1703）之前，畅春园中没有明确的南书房翰林值庐，从文学侍从的诗词推断，中路附近的韵松轩曾是翰林侍值地。张英《韵松轩即事前十首（有序）》中：“丁丑夏六月，同陈大司农、高詹事、励银台、孙大司成、傅侍讲学士，入值韵松轩编纂。碧溪高柳，萦带直庐，鸟语蝉声，响答清昼。”高士奇在《韵松轩侍直和张大宗伯韵（十首）》诗之一“池馆昼长炎热少，闲摊图籍论前人”。之七“华亭书迹过邢米，似上东山小众峰（是日孙树峰祭酒作草书，内臣传旨云可比董其昌）”。之九“侍臣小倦思三昩，刻漏惟闻第五声（楼头画漏用西洋法，交酉则钟鸣五声，每过酉时可以散直，故云）”。之十“往日仙游到帝家，云轩松古记低斜（韵松轩前向有偃松，今已无）”。诗中“闲摊图籍”“华亭书迹”“侍臣小倦”“酉时散直”“韵松轩”等信息记录了康熙三十六年南书房翰林在畅春园韵松轩的侍值生活。南书房翰林励杜讷也有《韵松轩即事》：“一过红桥便有亭，胜于蓬岛隔沧溟”的诗句。三位南书房翰林诗作相互印证，可知康熙四十二年前，畅春园韵松轩曾是南书房翰林侍值地。
2.康熙四十二年后，畅春园中“小东门沿墙西向”建筑被指定为南书房翰林值庐。
南书房翰林查慎行在《畅春园直庐》中载：“康熙癸未正月，余与汪紫沧、家声山三人，随驾赴苑。上亲指小东门沿墙向西屋五间，为袛候之地。其秋，改作三层，南向，而以直南三间为翰林直房，后二层为书院，自是入直有定所，与南书房同。”小东门的位置在哪里呢？继续在南书房翰林的诗中寻找线索。高士奇《苑中侍直和树峰祭酒韵（十首）》诗之十“禁园趋走小东门（畅春园正门南向，东则小东门，再北为大东门，又北为悟真庵，侧之北东门，部院诸臣奏事入。小东门之内即澹宁居，听政之所。居后韵松轩，凡五层⋯⋯）绝域言辞细译翻。”诗中小字注释“小东门之内即澹宁居，听政之所”，但参考其他史料却发现与此记载有出入，因此有必要对畅春园小东门位置进行辨析。《日下旧闻考》中介绍畅春园建筑：
大东门土山北，循河岸西上为渊鉴斋，七楹南向。斋后临河为云容水态。左廊后为佩文斋五楹，斋后西为葆光，东为兰藻斋……兰藻斋循东岸而北，转山后，西宇三楹为疏峰，循岸而西，临湖正轩五楹为太朴……太朴轩之东有石径接东垣，即小东门，溪北为清溪书屋，后为导和堂。
以文献中的“大东门土山北”为线索勾画畅春园中的建筑方位，可知畅春园南向为大宫门，转东先是大东门，再向北为小东门，小东门更靠近康熙帝起居的清溪书屋，高士奇混淆了大东门和小东门的位置。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得出“大东门内是澹宁居，小东门邻近清溪书屋”的结论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康熙帝指定畅春园“小东门沿墙向西屋五间”为南书房翰林值庐，当年秋原址改建，此值庐相较于韵松轩从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康熙帝起居的核心区域，其意义等同于初设南书房于紫禁城中的内廷，足见康熙帝对南书房翰林的倚重。康熙四十二年之前，南书房翰林在畅春园中韵松轩侍值是非制度化的、权宜的，康熙四十二年之后确定的值庐已经是长期的、制度化的规定。畅春园中无官署，南书房翰林在园中有值庐突出显示了南书房翰林内廷为侍的私属性。
此外，为适应康熙帝的园居要求，南书房翰林们在畅春园外的寓居地是自怡园。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为扈从康熙帝赴塞外避暑，启程前一晚南书房随驾诸臣齐赴畅春园，查慎行有“是夕仍宿自怡园”之语。同时，他还有《自怡园荷花四首》《自怡园藤花》等诗作，可见自怡园是翰林们在畅春园外相对固定的宿值地点，可视为外值庐。畅春园中南书房翰林值庐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书房在康熙朝初设和繁盛时期的阶段性特点。
（三）圆明园中南书房翰林值庐
圆明园在海淀挂甲屯之北，距畅春园里许，是四皇子胤禛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雍正帝在《圆明园记》中阐释圆明之意“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表现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雍正朝圆明园的兴起使畅春园的地位和功能逐渐被取代，相应的规章制度也更规范。皇帝常驻圆明园时，整套中央行政机构、服务机构在园中基本齐备。圆明园中南书房翰林值庐常设有两处，“南书房旧直庐在禁园东如意门外，乾隆年间翰林入值之所。嘉庆初复于勤政殿东垣赐屋三楹，地逾清切，而旧直庐亦不废”。勤政殿是皇帝在圆明园园居理政的重要场所。嘉庆后，南书房翰林既有东如意门外旧值庐，又有勤政殿东垣新值庐。
（四）南书房翰林在圆明园的外值庐是澄怀园
皇帝驻跸圆明园时，园中值庐是翰林们的工作地点，而寓直地在澄怀园，“雍正戊申、已酉年间，扈从西郊，蒙恩赐居‘澄怀园’”。澄怀园在圆明园东南隅半里许，馆舍数十楹，俗称翰林花园。
汪由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写的《澄怀八友图记》:“内廷侍直诸臣分寓其中，予以直南书房来寓，至庚午赐居丽景轩，前后左右皆诸公寓直处也。” 翰林们在澄怀园中所赐寓所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动，道光朝祁寯藻在园中曾四徙寓所。
澄怀园是翰林们在皇帝驻跸圆明园时的寓直地点，解决了从城内到西郊远距离侍值不便的问题，也是翰林们交游和互动的活动空间。从畅春园时翰林们自主寓居自怡园，到圆明园时正式赐居澄怀园，南书房的外值庐制度也正式确定了。
（五）西郊香山行宫的南书房值庐
清代将京城西山上的香山寺旧址扩建成为皇帝能临时驻跸的行宫别苑，这里也设有南书房翰林值庐。嘉道年间黄钺在《三月下旬，扈从香山，南书房直庐感旧，示春浦、季高两编修》的诗中记：“香山此直庐，我曾百日宿。直伴阅三人，眠食两间屋。（自嘉庆辛酉以来，廿有余年，扈从皆宿于此，合计之，盖百余日矣。三人谓先后同直者赵谦士秉冲，姚秋农文田、吴霭人信中。）”道咸年间的祁寯藻也有名为《香山直庐，戏呈季高》的诗作。可见香山行宫中有长期固定的官房作为南书房翰林值庐。
三 巡幸塞外时南书房翰林值庐
清朝非常重视与各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清朝皇帝北巡或秋狝时，南书房翰林扈从随行，值庐安排与在京时更不同。
康熙四十一年（1702），塞外同时有两间房、鞍子岭、桦榆沟等多所行宫开建。康熙四十二年夏五月康熙帝避暑塞外先后驻跸这些行宫，汪灏与查昇随行。山庄九处，黄甲营地稍窄，余八处多有值庐，“在行宫二门内东朵殿之后，平屋三间，西向，庭前设松棚以御暑。扈从词臣，每黎明入直，一如在西苑也。其桦榆沟、喀喇、上营子三处，随驾大臣皆赐官房为止宿之地。大抵皇上清暑，六七月之交，于三处为多，故词臣亦得受廛，两人共住三间，纱橱木榻，用蔽风日。过此以往，率就草地支帐房，与羽林列幕者无别矣”。通过查慎行文集中《两间房直庐作》《鞍子岭直庐庭西新设松棚》《驻跸桦榆沟特给官房止宿感恩恭纪》等诗作可对行宫中南书房翰林值庐有更形象的了解。
塞外政治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清政府在财力充裕的情况下，康熙四十二年在承德始建规模更大、更理想的塞外行宫——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七年（1708）初具规模。南书房翰林在避暑山庄有专用值庐。黄钺在嘉庆已卯年有诗《避暑山庄南书房作》之一“塞山残月正中天，梦觉鸡人未叫先。睡美平生何处足，紫阳山馆四三年。”之四“绝无人到榻常虚，只有清风扫直庐。贪恋君恩不知老，青灯细字映窗书。”南书房翰林的侍值空间追随皇帝的脚步走出京城扩展到塞外，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四 结语
历史空间既是基于外在的场所，也是内在隐形关系的表达。对人而言，场所是外显的方位表现，关系是内隐的价值本质。场所和关系互为表里，方位和价值内在统一，场所空间和关系空间皆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文中对南书房翰林值庐的考察可见：
确定南书房外在场所空间，填补南书房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首次解决了清代官方文书中从未披露的紫禁城外南书房值庐问题，释疑补阙。梁启超言：“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南书房不仅设于紫禁城内廷，皇家宫苑中也常设南书房翰林值庐，说明南书房在特定时期成为皇帝信任和倚重的辅政机构。文中考证出皇家宫苑中南书房翰林侍值地如西苑中的知稼轩、万善殿，畅春园中的韵松轩、小东门沿墙建筑，圆明园中东如意门外旧值庐、勤政殿东垣新值庐的名称或位置，进一步指出作为外值庐的地点是自怡园和澄怀园。同时，也明确在香山或其他部分塞外行宫都曾长期有南书房翰林专用官房。确定南书房翰林侍值的外在场所空间，对身处其中的君臣实践活动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南书房翰林值庐的变迁表达的内在隐性关系是清代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特点，君权外扩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首先，从空间角度看，南书房翰林值庐设于皇帝的私人空间。紫禁城内廷、西苑、畅春园，侍值其中的南书房翰林名是外朝为官实是内廷为侍，具有了官员和内侍的双重身份。其次，从地理位置看，南书房翰林进入到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圈层。在内廷、西苑、畅春园，南书房值庐与皇帝理政起居的乾清宫、养心殿、勤政殿、清溪书屋皆近在咫尺，南书房值庐设在皇帝起居理政的核心区域。再次，康雍乾时期南书房翰林侍值空间以皇帝为中心从紫禁城向外扩展，从内廷到京城再到塞外，畅春园、圆明园都曾在某一时期在“事实上成为与紫禁城相伯仲的政治副中心”，政治副中心常设南书房翰林值庐，表明南书房具有能够满足政治需要的多重职能。君权外扩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历史阶段国家政权稳固，边疆治理取得成效，社会经济环境相对良好。清朝统治者重骑射的治国理念、笼络蒙古的边疆治理政策也都在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
南书房翰林值庐的变化，反映了清代南书房制度的变迁和园居理政制度的逐渐完备。值庐距离皇帝起居地距离的远近可作为考察南书房兴衰的标志之一，康熙朝畅春园中值庐从远到近的由韵松轩变更到小东门沿墙西向建筑，清末西苑中值庐从近到远的由最初的知稼轩变更到万善殿，繁盛和式微一目了然。
同时，畅春园中值庐从韵松轩到小东门沿墙建筑，外值庐从寓居自怡园到赐居澄怀园，也体现了南书房机构经历了非制度化的、权宜的安排到长期的、制度化的规范过程。南书房以非正式机构的角度见证了清代园居理政制度启于南苑，创建于畅春园，到圆明园时形成定制的历史过程。畅春园中仅设南书房值庐，无其他官署。圆明园中，不仅南书房常设值庐，其他中央机构在园中大宫门区域皆配置办公场所，制定轮班奏事制度，并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