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關《楊振碑》的問題

楊振（1153—1215），字純夫，一字德威，隋煬帝後裔，唐酅國公十九世孫，仕金為州縣屬掾等吏职，當時人贊其：“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古，賤金帛而貴研墨”，貞祐三年（1215）卒，次年正月葬於乾州（今陝西乾縣）城南祖墳，其子楊奐為之立碑。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該碑拓片，題名《金禮部尚書楊振碑》，碑高176.5厘米，寬88厘米，27行，行54字不等。碑文撰寫者為金元文學大家元好問，但《遺山集》未收，《還山遺稿·附錄》收有該碑文，即《楊府君墓碑銘》。此外《金石萃編》、《乾州金石志稿》及明代、民國方志中都錄有該碑碑文，《金石萃編》所錄撰、書、篆額者信息較全，但缺字甚多，幾不可讀，本文所錄碑文內容據明崇禎六年刻清康熙補版印本《乾州志》下卷《藝文志》所收《金楊振墓碑》[1]。元好問和楊奐都是金元之際的知名文人，兩人關係密切，這篇碑文就是楊奐請元好問為其父撰寫的。

1、關於碑文的撰、書、篆額者

《還山遺稿·附錄》只記元好問撰文，並未留下書及篆額者的信息，還好各種金石文字及拓片可以彌補這方面的闕漏，現將有關《楊振碑》撰、書、篆額者的不同著錄展示如下：

《金石萃編》卷一五八《楊振碑》為：

前進士河東元好問撰，前進士武功□□書丹，前進士華陰□□□篆額。[2]

《乾州金石志稿》卷一〇《楊振墓碑》為：

元元好問撰，武功張美書，華陰王元禮篆額。[3]

《關中金石記》卷七《楊振碑》為：

元好問撰文，張□正書，王元禮篆額。[4]

《民國乾縣新志》卷一〇《楊振墓碑》為：

河東元好問撰，武功張美書，華陰王元禮篆額。[5]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拓片編目登記為：

撰文者，前進士河東元好問；書丹者，前進士武功張美；篆額者，前進士華陰王元禮。[6]

不難看出，《關中金石記》、《乾州金石志稿》和《（民國）乾縣新志》錄碑文時，不同程度地省略了撰、書人的署銜，而《金石萃編》和史語所拓片編目較完整地保留了原碑文字。綜合諸家記載，可知撰文者為元好問，金興定五年（1221）進士[7]，在金朝曾任南陽令、尚書省掾、左司都事等職，是大家熟知的一個人，這裏不詳細介紹。篆額者為華陰王元禮，王元禮（1185—1257），原名安仁，字元禮，與元好問同為金興定五年進士，仕至同知裕州防禦使事。汴梁陷，在河朔流徙達七年之久。太宗時徙居洛陽，憲宗時回到家鄉[8]。楊奐為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時，“招致名勝，如蒲隂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隂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9]，其中就有華隂王元禮。楊奐與王元禮還是兒女親家，楊奐之女嫁王元禮次子王亨[10]。

書丹者武功□□，《民國乾縣新志》及中研院史語所拓片皆載為張美。筆者翻檢資料，未發現當時陝西亡金名儒有張美其人。筆者懷疑應是張徽，字君美（君美是字，君非敬稱），武亭人。前述楊奐任職河南路課稅所時所招幕僚中，就有“武功張君美”，王惲記載他“嘗聞諸進士武公（功）張徽君美”言金大定年間事[11]。張徽是興定二年（1218）進士，四庫全書《陝西通志》卷30金興定二年進士條下載有“張徽，武亭人，第三甲”，據《金史》卷二六《地理志》，武亭，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1189）以嫌顯宗諱更。武亭為楊奐故里乾州鄰縣。他與楊奐一樣，是蒙元時期秦中名流。元好問向耶律楚材推薦的中州54名士人中，有“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12]。此外，張徽在河南路課稅所參佐楊奐後，又曾任員外郎[13]、郎中[14]等職。由《還山遺稿》還可知，楊奐與張君美兩人甚有交情，互有詩書往來[15]，且楊奐告老還鄉後，兩人于癸丑年（1253）還一同拜谒过乾陵[16]，而楊奐為其父母立碑石正是在這一時期，因此，張徽完全可能成為《楊振碑》的書丹人。張徽還可能是當時書法名家，清人朱彛尊《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指出《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乃奉天楊英（楊奐曾名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洛陽李微題額。“斯銘不見於載記，乃摭其大略書之……徽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人”[17]。

2、碑文的撰寫與碑的立石時間

因為戰爭離亂的緣故，現在所見的楊振碑文，並非楊振去世後不久撰成，立碑石時間更是在他入土四十年之後。

由於元好問這篇碑文沒有明確的撰文時間，所以我們只能根據碑文內容及相關材料推斷其大體撰文時期。碑中有兩次提及楊振之子楊奐的經歷，根據楊奐的仕宦經歷，也可以推斷出碑文的寫作時期。現將碑中關於楊奐的兩處記載摘錄如下：

（1）“奐三辟東省，署隴、乾、恒安撫司經歷官”。

（2）“今煥然（楊奐字）學為通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因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皆折位行與友善。自百餘年以來，秦中士大夫有重名者，皆莫能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

元好問不僅為楊振撰寫了墓碑，還為楊奐撰寫了《神道碑》[18]。現將《楊奐神道碑》中與上述記載有關的文字摘錄如下：

（1）“嵗己丑（1229），乾州請為講議，安撫司辟經歴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歴，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為言，世議廹隘，不宜髙蹇自便，始一應之。”

（2）（楊奐戊戌選試中選，宣授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在官十年，請老，）“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闗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

兩碑文皆出自元好問之手，敍事風格基本相同。對照上述兩碑中的文字，不難發現敍事的一致性。由《楊奐碑》可知，楊奐“署隴、乾、恒安撫司經歷官”是在己丑（1229）年，即金正大六年，此時距離金朝滅亡已不遠。兩篇碑文都極力贊譽楊奐，甚至以楊奐的名聲映襯楊振，說明元好問作這篇碑文時楊奐已經成名。《楊振碑》詳細追述了自唐代以來楊氏家族楊振一支的世系，元好問稱系楊奐本人自敍[19]。楊奐生母程氏早於其父去世，楊奐曾先後三次請人為其母撰寫碑文。第一次在天興元年（1232）前後乞銘於禮部尚書趙秉文，當時楊奐避兵亂入京師充太學生，但因“迫城下之盟而不得書”[20]，此時正值壬辰之亂，元好問亦在京师，官左司都事[21]。第二次在太宗八年（1236）前後乞銘於翰林学士冯璧，当时楊奐、元好問都依于冠氏（隸大名府，今山東冠縣）趙天錫處，馮璧自東平到鎮陽，路過冠氏，特意往見元好問[22]，楊奐因而得以向其請銘，但因“無幾日，公病矣”而未果[23]。極有可能，楊奐在為其母向這兩人請銘的同時，也為其父向元好問請銘。太宗十年（1238），楊奐參加戊戌選試中選，被授予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此事《楊振碑》未提，表明元好問作此碑時楊奐尚未任此職。由上可知，元好問這篇《楊振碑》作於1229—1238之間。

楊奐第三次請趙復為其母撰寫碑文則是在他任職河南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十年之後了。據《程夫人墓碑》，楊奐于辛亥（1251）年春正月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尋醫，感慨遷徙靡常，故再三向趙復為其母請銘，“將卒其夙心焉”。程夫人卒於承安二年[24]（1197），趙復碑文中提到“五十五年而後始克銘之”，即碑文撰寫于1251年。

關於該碑的立石時間，各家說法不一。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歷代石刻史料彙編》遼金元部分目錄，著為貞祐三年[25]；清人畢沅撰《關中金石記》著為貞祐四年（1216）正月立[26]；中研院史語所未言立石時間，只言“金宣宗貞祐四年正月七日葬”[27]。其實該碑有明確的立石時間。《民國乾縣新志》所錄《程夫人墓碑》載，“元安陸趙復撰。刻于楊振墓碑之陰，碑文剝蝕不能讀，此文從《還山遺稿》中擬出”[28]。雖然碑文剝蝕，但《程夫人墓碑》刻于《楊振墓碑》之陰是確切無誤的，且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藏《楊振碑》拓片也交代拓自碑陽。《程夫人墓碑》文末明確記載“甲寅（1254）年九月二十八日男奐立石”。此前楊振是否另立有碑石不得而知，但現見的碑石是立于1254年。正因為該碑立於蒙古國時期，所以對金朝中第的撰、書、篆額人元好問、張徽、王元禮都稱“前進士”。

二、蒙元時期的“前進士”

該碑撰文、書丹、篆額者名前都署有“前進士”三字，翻看金元時期的石刻史料，類似“前進士某某”、“前鄉貢進士某某”的記載非常多，下面擬對蒙元時期的“前進士”作一些探討。

唐代“進士”與“前進士”有着本質不同，“進士”是指有資格參加尚書省進士科考試的舉子，依來源不同，有國子（監）進士、太學進士、鄉貢進士等稱謂，舉子及第即稱“新及第進士”，“前進士”是指“新及第進士”通過了吏部關試，獲得了參加吏部銓選資格，但尚未仕宦于官僚機構的守選進士。唐朝人對“進士”與“前進士”之別非常在意，很多人在中進士後，要在此前曾署名的“進士”前加上一“前”字[29]，這確實很重要，因為這一字之差表明了你是否真中過進士。遼代“前進士”、“鄉貢進士”等的區別，也有學者做過討論，認為遼代“前進士”基本沿襲唐代用法[30]。宋代也有“前進士”的称谓，如陸遊在乾道六年（1170）所作《入蜀記》中稱皇祐進士曾華旦為“前進士曽華旦”[31]。“前進士”一詞歷經遼宋金元，一直到明朝都在使用，但其含義漸漸發生了變化，在原來的“及第進士”這一含義之外，又增添了一時間概念，即大多稱“前進士”者，既是中第進士，又是前朝的或之前的中第進士。但也有例外，如《金史》卷127載：“王去非，字廣道，平隂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家居教授”，所以《金史》將之錄入《隠逸傳》。但立於大定十四年（1174）五月的《清涼院敕牒碑》載， “前進士王去非撰”，清人畢沅、阮元因而曰：“蓋金制凡試有司者皆得謂之進士”[32]。按照唐制，王去非只能稱“進士”，不能稱“前進士”，清朝人則認為他連“進士”都不能稱，這就是因為“進士”、“前進士”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含義。其實，把王去非署銜的“前”字看成時間概念的詞就無可厚非了。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八“進士科故實”條云：“唐進士，今鄉貢之稱；前進士，乃今進士稱也。”[33]即到明朝，唐朝意義的“前進士”改稱“進士”，而下文筆者所列明初的“前進士”，是指“前朝進士”了。

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先後征服金、宋地區，又長年未行科舉，“前進士”一詞的用法比較複雜，下面分時段討論。

1、蒙古國及元朝前期的“前進士”

在蒙古國及元朝前期，即仁宗開科取士之前的 “前進士”，有“前朝進士”的含義。這時的“前進士”指在金朝或南宋中進士第，金或南宋滅亡後在元朝生活的人。另外，太宗戊戌年（1238）甄別儒戶的考試，在漢族士人看來無異於一次科舉，所以有人也把這次考試中選稱為“進士”或“前進士”。

1234年蒙古軍攻破蔡州，金朝滅亡。張之翰曰：“壬辰汴梁破，前進士不歿於兵，不莩於野，不殞於溝壑者固少”[34]，這裏的“前進士”即指前朝——金進士。金朝進士在元朝稱為“前進士”的例子很多。著名的如正大進士王磐[35]、段成己[36]，承安五年（1200）經義進士李俊民[37]，元好問在金亡不久，於甲午年（1234）六月十六日所作《清真觀記》，文末亦題“前進士河東元某記”[38]。王惲《秋澗集》中也記有數個“前進士”，見於卷八〇《中堂事記上》的就有楊恕，字誠之，雲翼子，正大經義進士[39]。李元，字唐卿，河南緱氏人，王鶚同榜進士。李惟寅，字舜臣，西京人。同書卷七一《跋香林先生老饕賦後》中還提到田信之，蒙城人。上述諸人，除李惟寅和田信之尚不明確哪年登進士第，其他人既是前朝進士，又是中第進士。當然，從金到元的進士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1237年，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議下，大蒙古國發佈了試選士人的詔書[40]，並在中原各地舉行了考試，考試主要在次年（戊戌）舉行，史稱戊戌選試。這次考試內容沿襲金朝科舉舊制，考策論、經義、詞賦。故元朝很多人將這次考試稱之為“科舉”[41]或“設科取士”[42]，這次中選的士人也有稱為“前進士”或“進士”的。如何南卿，字東夫。“幼習儒素，科應兼經，值亂北歸，遇丁酉歲（1237）國家設貢舉於平陽，師中甲科，由是免俘入道為皇冠師”[43]。他于大德元年所撰《芮王廟記》署銜“前進士水谷何南卿東夫撰”[44]。張著，字仲明，世為襄陵縣張相里人。少頴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國初戊戌嵗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45]。再如蘓天爵撰《廉訪使楊文憲公》，稱楊奐“國初舉進士甲選，授河南路徴収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46]，這裏的“國初舉進士”也是指太宗戊戌考試中選。

金元時人對“前進士”的頭銜並不像唐朝人那樣看重，如段成己，至元十六年（1279）所作《河中府新修廟學碑》署銜“宣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前進士段成己”，而至元四年（1267）所作《霍州學記》、至元十七年（1280）所作《靳和碑》及泰定二年（1325）《史千墓碑》，署銜都是“（宣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無“前進士”三字[47]。再如元好問，留傳下來的著作甚豐，寫了很多碑記，但自題“前進士”的地方很少，筆者只見到上述兩處。

    南宋滅亡後，南宋進士在元朝也稱“前進士”，即使在官府頒發的公文中，也使用“前進士”一詞來指代前朝——南宋進士，如《廟學典禮》講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淮以南選取教官格例，就規定：如系前進士人員，從本路學校公衆推舉士行修潔、堪充教授者，具解本人年甲籍貫，於何年某人榜下登科，曾無歴仕，的是正身，保申本路總管府，移牒按察司體覆相應，令本路繳連的本、牒文，申覆合幹上司，移咨都省，依例施行。而不係前進士人員充教授，則要經過有司考試[48]。南宋進士在元朝稱為“前進士”的實例就更多了。吳澄即稱南宋咸淳進士熊朋來、鄒次陳為“前進士”，這二人中進士後還沒來得及做官南宋就亡國了[49]。至元十八（1281）年，徽州重建紫陽書院，“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涇爲之師”[50]，這兩人在南宋中進士後任過官，入元在紫陽書院任教職。此外還有開慶進士俞浙[51]、景定進士吳天雷[52]、淳祐進士王應麟[53]、咸淳進士趙由漳[54]、陳觀[55]等。      

上述諸人與金入元進士一樣，既是中第進士，又是前朝進士。另外，也可見南宋鄉貢進士在元朝稱“前進士”的例子。如李春叟，字子先，號梅外處士。寶祐丙辰（1256）既中省試，被黜，以薦授惠州司戶，後為德慶教授，著《論語傳說補》[56]。李春叟並未中進士，四庫全書《廣東通志》卷三一“宋鄉貢”條下有李春叟名。但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所作《慶林寺陳氏捨田記》及至元二十八年（1291）作《重建經史閣記》，署銜都是“前進士李春叟記”[57]，這裏的“前進士”只有前朝進士的意思，沒有唐朝登第進士的含義。

“前進士”指代前朝進士這一用法也被明人沿用。徐一夔《耕樂處士墓誌銘》中即稱元朝進士楊維楨、宇文公諒、陸景隆為“前進士”[58]。王直撰《湯處士墓誌銘》亦稱元朝至治進士髙若鳳為“先進士”[59]。

2、在元朝中第的“前進士”

延祐元年（1314），元朝多年未行的科舉終於開科了，這為以讀書仕進為主要目的的廣大士人開闢了新的入仕途徑。考試分左、右兩榜公佈中選進士，右榜為蒙古、色目人，左榜為漢人、南人。科舉舉行後，中選進士在之後所作的文字中也自稱“前進士”或被他人稱為“前進士”，這種實例也不少見。

如張起巖，字夢臣，中延祐乙卯（1315）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元史卷一八二有傳。他在後至元三年（1337）作《濟州重修尊經閣記》，署銜“通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前進士張起巖”[60]。還有前面提到的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元年（1333）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元史卷一九〇有傳。他在至正六年（1346）所作《元湖州路重修府治記》及後至元七年（1341）所撰《鹿苑寺碑》，署銜都是“前進士承務郞高郵府推官（京兆）宇文公諒”[61]。楊維楨，字廉夫，泰定四年（1327）進士，與修遼金宋三史，《明史》卷二八五有傳。他於至正二十一年（1361）所作《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署銜“前進士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楨”[62]。黃常，字仲綱，至順元年（1330）進士，嘗為湖南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至正十八年（1358）以禮部尚書使安南，累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63]。他於至正二十一年所作《王府君墓誌銘》署銜“前進士中順大夫禮部郞中陞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鄱陽黃常拜撰幷書丹篆蓋”[64]。朱文霆，字原道，名見《元統元年進士錄》，以泉州路總管致仕[65]。後至元四年（1338）所立《釋廷俊仙巖重修塔碑》，篆額者為朱文霆，他的署銜是“承事郎溫州路同知里安州事前進士”[66]。再如宋褧，字顯夫，與兄宋本同登泰定元年（1324）進士第[67]，虞集《國朝風雅序》稱其“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68]。高若鳳，字在翁，人稱灞雪先生，至治辛酉（1321）進士，朝列大夫知封州[69]。至正十年（1350）所立《代祀南海王記》，由“前進士高若鳳”等立石[70]。

此外，也可見在元朝中舉的蒙古、色目進士稱“前進士”的例子，如虞集《曾撙齋緣督集序》言，“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爕理溥化來監其邑”[71]。按，爕理溥化，蒙古斡羅氏，泰定四年（1327）進士，仕至行省左丞[72]。再如刻於至正七年（1347）的《鹿苑寺碑》，書及篆額者為“前進士奉議大夫溫州路里安州知州兼勸農事三寶柱”[73]。按劉基至正辛夘（1351年）二月《送三寶柱郎中之徐州兵馬指揮序》載，三寶柱，字廷珪，畏兀兒人，辛酉（1321）進士。[74]

綜上可得，元朝前期的“前進士”是指前朝進士，其中既包括前朝中第進士，也偶見鄉貢進士，元仁宗開科之後中第的進士在元朝後期也稱“前進士”。

3、改朝換代之際“前進士”的境況

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際，前朝士人的態度不外乎三種:一是效忠本朝，以身殉“國”;一是隱遁不仕，做了“遺民”;一是歸降新朝，做了“貳臣”。金元、宋元交替之際士人的情況也大體如此。這裏重點討論第三種，即在元朝重覓官職的士人。進士是士人階層的代表，他們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是社會公認的精英分子。考察他們在蒙元時期的遭遇，可以更好地了解這一時期士人階層的狀況及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金朝雖是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但其建立科舉取士制度較早，士大夫階層得以依靠科舉參與國家政治，在金朝政治佔有重要地位，至有“金以儒亡”[75]之論。金朝滅亡，由於蒙古統治者對儒學認識不足，儒學獨尊地位喪失，士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不如佛、道、科技之士。因此許多人選擇了歸隱，像承安五年（1200）經義狀元李俊民（1176—1260）[76]及楊恭懿之父、興定二年（1218）進士楊天德（1180—1258），都能“於勢利藐然如浮雲”[77]，被後人傳為佳話。避身佛寺、道觀，也是歸隱的一途。前文提到的何南卿戊戌選試後入道，貞祐二年（1214）詞賦進士張本，正大九年（1232）以翰林學士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近十年[78]，金末進士李鼎，號虛舟道人、虛舟野人，撰有不少道家碑銘[79]；承安中進士王彧則入佛門，改名知非，號照了居士[80]。

面對“天綱絕，地軸折，人倫滅”的國家災難，有的進士選擇了比隱遁避世更為艱難的任務，即與蒙古統治者接觸，促使他們轉變觀念，尊崇儒學，以中原傳統國家模式治理漢地。不少人以拯救斯文為己任，汲汲奔走于漠北，向蒙古統治者宣講儒教；文人間互相引薦，共求生存，參與漢地治理，拯救華北民眾于水深火熱之中。如1247年張德輝受召北上，回答忽必烈詢問時苦心孤詣地維護中原文化，使忽必烈認識儒教，尊崇孔子，并向忽必烈薦舉魏璠、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他還和元好問連袂往見忽必烈，奉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81]，這些努力對保護中原文化，促成忽必烈建立漢式中央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蕭啟慶先生將忽必烈的潛邸舊侶分為五大集團，其中之一的金源遺士集團成員，大多在金代已有顯赫官歷，至少也是科舉出身，自認為亡國累臣，義不可再仕，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但為了勸說忽必烈改善漢地政治，不得不屈己降志，接受徵聘。如張德輝、楊果、郝經、王鶚、楊奐、宋子貞、商挺、李昶、徐世隆、賈居貞、劉肅等[82]。這些人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人後來成為忽必烈政府的重要官員。

元初短暫時期，忽必烈重用漢人，士人們迎來了一展宏圖的時機，不少士人進入各級官府。據王明蓀統計，元代官及三品以上者漢人占到半數，但其中靠科舉、徵舉、學校入仕者並不多，陰襲、宿衛、軍功幾占一半[83]。忽必烈一朝，因為戰爭和財政壓力，政府急需的是善於理財治事的實用人材，因此能夠進入統治機構高層的金代進士並不多，與金代、宋代士大夫處於權力中心的狀況完全不同。仕至中書省參知政事的有金正大元年（1224）進士楊果（1197－1271），他終於懷孟路總管[84]。仕至吏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的是金興定二年進士李昶（1203～1289年）和金正大四年（1227）進士徐世隆（1206～1285年），兩人都以按察使致仕[85]。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的是金正大元年（1224）狀元王鶚[86]（1190～1273）及正大四年進士王磐[87]。另外，商挺（1209～1288）雖不是金進士，但也仕至中書省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是元朝能任職樞密院較高職位的少數漢人之一[88]。金代士人對元朝各項政治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王鶚中統元年任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他又奏立翰林學士院，立十道提舉學校官。徐世隆至元元年為翰林侍講學士時，詔命典冊多出其手。

大多數士人只能擔任吏職、幕僚、學官等低級職務或改習他業。如金正大四年經義進士楊恕，雖是金禮部尚書楊雲翼之子，入元後，也只能以燕京行省提控令史起身，歷左司都事、翰林待制，終知易州[89]。在金朝以能文名冠當時的劉祁（1203～1250年），太宗十年以儒人應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入征南行台幕[90]。再如元好問同年進士來獻臣（1183—1263），中統元年（1260）陝西行省辟為講議官[91]。金末進士李庭（1194—1277），北渡後居平陽，曾為陝西行省議事官[92]。

當時還有不少人改習醫或兼行醫。如戊戌選試中選者趙友（1207—1277），幼事科舉，有聲塲屋間。因其家三世業醫，趙友亦善醫，後到長安，以醫為業，且知名闗中。至元丙子（1276），皇子開府于秦，擢公教授京兆醫學[93]。

最多見的是擔任學官、坐館授徒。如進士康曄、王磐都曾在東平府學任教官[94]；元好問同年進士敬鉉，乃元初名臣敬儼叔祖，元初為中都提舉學校官[95]；此外商挺曾被東平嚴實聘為諸子師，李昶在金亡後家居教授，正大進士段成己入元後朝廷特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這種事例很多。

宋元戰爭結束了以“儒治”為主要特徵且科舉非常發達的宋代統治，江南士人也失去以往優越的社會地位。元政府不乏任用南人和江南求賢的旨令，史稱“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96]。南宋士人對元朝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總的來說，南宋士人比亡金士人更重名節。陳得芝先生據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及李國玲《補編》和部分元代文集，輯得理宗、度宗兩朝進士在宋元交替之際事蹟較明者328人。大約分成殉國、歸隱、出仕新朝三類，其中歸隱者最多，達到53.05%，當然其中包括求仕無門、不遇於時的失仕者；歸降和出仕新朝者占25.3%，這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是世祖末成宗時期隨著元朝尊儒重士政策的展開而轉變觀念由歸隱走向出仕的。他認為理、度兩朝進士中有相當多人熱衷於謀求新朝官職。[97]

在入元的故宋士人中，有像謝枋得那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貞烈之士，也有屢薦不起、忠於故國的節士。如南宋末任禮部尚書的王應麟宋亡後即歸家,杜門不出[98]；人稱仁山先生的金履祥,宋亡後即隱居著述，所著書采取干支紀年，不書元朝年號[99]。

南宋滅亡時，蒙古統治北方地區已將近半個世紀，忽必烈建國也幾近二十年，國家制度在金朝儒士的協助下已經建立起來。對於最後征服的南人，不僅蒙古、色目人歧視他們，漢人爲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極力排擠他們。因此南人北上進入中央政府極其困難。

曾任職元朝中央政府且地位較高、活動較多、影響較大的南宋進士，主要有淳祐四年（1244）進士謝昌元（1213—1292），他於至元十三年（1276）元軍進攻明州降附，至元十四年入朝被任命為禮部尚書，“預議中書省事”[100]；淳祐四年進士第一、南宋左丞相的留夢炎（1219～1299），至元十三年降元，北上入覲，被授以吏部尚書一職，後來改任翰林學士承旨，直到成宗元貞元年（1295）七十七歲時才致仕南歸[101]；青陽夢炎（生卒年不詳），宋末太學生，登進士第，宋末曾出使李璮，入元後被征北上，官至吏、禮部尚書，翰林學士[102]；宋宗室趙與票（1242～1303）咸淳七年進士，至元十三年應召赴闕，十六年入翰林國史院任待制一職，以後又累遷直學士、侍講學士、學士[103]。

程鉅夫和葉李雖不是南宋進士，但兩人在中央政府的影響不得不提。程鉅夫（1249～1318）是作為質子到忽必烈身邊的，因論賈似道優劣與忽必烈契合，得到賞識，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104]。至元二十三年（1286）葉李被徵召至京師，先後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平章政事，皆固辭[105]，是忽必烈一朝最有實權的南人士大夫。

南人進入中央的可謂是鳳毛麟角，由於走向中央的路途被阻塞，大多數南宋士人轉向江南地方官府發展。但從現存各地方誌所載官守名單可以看到，江南地方官的長次官大多數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漢人，因而南方士人的出路一般是較低級的官吏和升遷極難的教官甚至是吏職。如宋末進士、慶元人臧夢解至元十三年內附,不久授知州一職。後來歷任廣西、江西、浙東、廣東肅政廉訪司官[106]。咸淳四年（1268）進士張伯淳（1242～1302）是趙孟頫的姐夫，至元二十三年為杭州路儒學教授，至元二十四年受程钜夫舉薦，改任浙東提刑按察司知事，直到二十九年（1292）才得授翰林直學士職[107]。任職最多的莫過於學官了。植松正統計了南宋入元進士151人，其中退隱不仕者84人，出仕元朝者57人，而在這57人中，有22人擔任學職[108]。周祖謨先生《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一文所列仕元的書院山長、學正、教授、儒學提舉中，很多人都是進士出身，如曹涇、戴表元、牟應龍、熊朋來、鄭陶孫等[109]。此外,曾任鎮江路儒學教授的林桂發[110]、曾任徽州路學教授的陳宜孫[111]、杭州路儒學正鄧文原[112]、弋阳縣學教官張卿弼[113]，都是南宋進士出身。

總之，南宋進士在元朝前期政壇上的影響甚微，而在南方學校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

前朝進士一般在前朝已有官職或有較高的名聲，入元后容易被舉薦，只要願意出仕，尚有求得一官半職的可能，比起那些尚未成名而又迫于生计的一般士人处境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