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天禄元年（947）辽世宗创置北枢密院，重建南院，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契丹部族及燕云藩镇的军事控制。至少就南院而言，最初专掌军政。天禄四年（950）世宗置政事省，进一步从藩镇手中夺权。北南枢密院及政事省之出现，代表了辽朝北南分治体制之形成。至此，契丹中央才得以真正深入有效地控制燕云十六州，同时这也是辽初皇权发展中极其关键的一步。

关键词：辽世宗 枢密院 政事省 燕云藩镇

 

 

 

众所周知，辽朝中枢机构包括枢密院与政事省（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改中书省）。这与宋朝之二府相似。不同的是，辽枢密院事权重于政事省，枢密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①]关于辽朝枢密院之渊源，已有学者指出，系模仿中原制度而来。[②]但中原政权之枢密院仅掌兵政，而辽朝枢密院则兵民兼统，这一关键转变如何发生，迄今尚未见探讨。再者，枢密院与政事省之关系，也还有待深究。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对枢密院、政事省在契丹政权最初出现时的情况加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辽世宗朝的枢密院与政事省，以期抛砖引玉，为辽中枢机构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    枢密院

 

公元946年，辽太宗南下灭晋，次年正月进入汴京，以“晋李崧为枢密使”。^[③]《辽史·百官志》“汉人枢密院”条云：“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太宗大同元年见枢密使李崧。”^[④]按李崧本系后晋枢密使，^[⑤]太宗入汴时诸事草创，所谓“因晋置枢密院”疑即接管后晋枢密院，李崧亦得以留任。^[⑥]

大同元年（947）四月，太宗离汴北归，中道而殂，辽在中原设置的政府彻底崩溃。不过，继位的世宗很快又重新组建了枢密院。按《辽史·世宗纪》，天禄元年八月，“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九月，“高勋为南院枢密使”。^[⑦]史臣强调北院枢密使乃“始置”，显然认为南枢密院即汴京所置枢密院之延续。

辽世宗因何设立北枢密院？北南枢密院最初的职掌是什么？近年五代枢密院研究的突破，使我们对辽朝枢密院初创时期的认识，有了深化的可能。据李全德先生研究，“后唐的枢密院自建立之初，就与唐代的枢密院以及后梁崇政院有着显著的区别。此前的枢密院（原注：崇政院）还只是内廷文书保存以及秘书咨询机构，后唐的枢密院则从一开始就已经走向外朝，与中书门下分领政事，其主要的职掌已经是军政。正是在后唐时期，中书与枢密对掌文武大政的中枢机制开始出现”。后唐枢密使的直接渊源是藩镇体制下的中门使，“藩镇之中门使多由亲信担任，在掌四方表奏之外，又负有部分类似掌书记的职责。中门使的这种职能及其人选上的密迩性质，使得它经常可能作为主上的个人代表，负沟通内外之责”。^[⑧]也就是说，后唐枢密院有两大特点：其一，与中书对掌武文大政；其二，虽开始走向外朝，仍深具内朝色彩。^[⑨]

那么，辽枢密院成立之初，是否也具有这两个特点呢？关于世宗朝南枢密院之职掌，史籍有较明确的记载。《辽史·高勋传》云：“天禄间，为枢密使，总汉军事。”^[⑩]可见南枢密院最初专掌兵政。不过，《辽史·百官志》“汉人枢密院”条载：“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11]似乎南枢密院兼理民政。然所谓“初兼尚书省”并不可信。

按《辽史·百官志·南面序》云：“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中叶弥文……斡古得为常侍，刘泾为礼部尚书，知有门下、尚书省矣。”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亡辽录》曰：“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12]两相比较，《百官志》上引记载的前半部分，乃源自《亡辽录》无疑。

《亡辽录》作者史愿原为辽朝进士，宋宣和四年（1122）入宋，辽亡后撰此书。^[13]此书反映的很可能是辽末制度，为何《辽史·百官志》反而认定乃辽初之制呢？这就牵涉到上引《百官志》记载后半部分的错误。《百官志》作者认为，辽朝中期设置了门下、尚书省，其证据即所谓“斡古得为常侍，刘泾为礼部尚书”。考《百官志·南面朝官·门下省·常侍》载：“兴宗重熙十四年见常侍斡古得。”^[14]按《辽史·兴宗纪》重熙十四年（1045），“以常侍斡古得战殁，命其子习罗为帅”。[15]礼部尚书刘泾不见它处，然《圣宗纪》开泰六年（1017）有“礼部尚书刘京”，[16]疑即此人。但斡古得之常侍，刘泾（京）之礼部尚书，均系虚衔，辽朝自始至终均未设置门下及尚书省。[17]正是因为《百官志》史臣不能区分实职与虚衔，误认为辽朝中期设置了门下、尚书省，进而错误地推定《亡辽录》所载“尚书省并入枢密院”乃辽初制度。

南枢密使“总汉军事”，北枢密使职责何在呢？《辽史·耶律安抟传》曰：“置北院枢密使，上命安抟为之，赐奴婢百口，宠任无比，事皆取决焉。”^[18]所谓“事皆取决”，其意含混。枢密院制度袭自中原，且南枢密院专掌汉人军政，以此类推，北枢密院最初可能亦专掌契丹军政。[19]

后唐枢密院的第二个特点，即内朝色彩，在辽朝枢密使的人选上也有体现。《安抟传》又云：

 

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安抟父）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预宴乐。世宗在藩邸，尤加怜恤，安抟密自结纳。太宗伐晋还，至栾城崩，诸将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时安抟直宿卫，世宗密召问计。……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抟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于是安抟诣北、南二大王计之。……召诸将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帝立，以安抟为腹心，总知宿卫。^[20]

 

安抟与世宗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而高勋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角色。《辽史·高勋传》云：“性通敏。仕晋为閤门使。会同九年，与杜重威来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馆使。好结权贵，能服勤大臣，多推誉之。”^[21]然考《旧五代史·杜重威传》，重威降时，“令中门使高勋赍送（降表）”，^[22]则高勋在杜重威幕下为中门使，而非閤门使。《旧五代史·张彦泽传》谓“彦泽与伪閤门使高勋不协”，^[23]既称“伪”，则閤门使当系契丹署官。世宗任命曾在后晋藩镇为中门使的高勋出任南枢密使，正可印证上引李全德先生后唐枢密使源自藩镇中门使的观点，同时也反映出辽朝南枢密院初创时的内朝色彩。此外，高勋为人乖巧机敏，所结交的“权贵”中可能就有潜龙之世宗。用这样的人为枢密使，亦可作枢密院内朝色彩之旁证。南枢密院属官有枢密直学士。《张正嵩墓志》谓其父张谏仕世宗朝为“密直学士”，谏不仅曾辅佐世宗之父、太祖朝太子耶律倍，且为世宗藩邸旧人。^[24]这是辽枢密院具内朝色彩的第三条证据。[25]

太宗在汴京置枢密院，是统制汉地之需要。而退出中原后，世宗重建南枢密院并创置北院，当有深意在焉。世宗之继位，经历了一场大风波，即位初帝座并不稳固。[26]掌军政并具备内朝色彩的枢密院，显然有利于巩固统治。另一方面，恐怕这又与世宗试图从体制上改造契丹政权的努力有关。

辽初太祖太宗二朝，皇权并不张扬。大同元年六月，契丹大将、后族萧翰弃守汴京，退至镇州，遇到了太宗入汴后曾主持大局的张砺。《旧五代史·张砺传》载：

 

会契丹主卒，永康王（世宗）北去，萧翰自东京过常山，乃引铁骑围其第。时砺有疾，方伏枕，翰见砺，责之曰：“尔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节度使，如此则社稷不永矣；又先帝来时，令我于汴州大内安下，尔言不可；又我为汴州节度使，尔在中书，何故行帖与我？”砺抗声而对，辞气不屈，翰遂锁砺而去。^[27]

 

萧翰竟不理解中书有权行帖节度使，可能在他看来，中书等机构只是皇帝（可汗）私属，节度使相当于部族首领，而在契丹传统中，部族首领与可汗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平等”的一面。

此外，《资治通鉴》所载麻答事亦可资参考：

 

（麻答留守中京镇州时）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弘文馆，李崧判史馆，和凝判集贤，刘昫判中书，其僭妄如此。^[28]

 

这同样表明辽初皇权不振。

在这种局面下，首任北枢密使安抟与世宗的密迩关系，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事实上，世宗之后穆景二朝的北枢密使也表现出这一特点。穆宗朝可考的北院枢密使有萧护思，《辽史》本传曰：“世为北院吏。累迁御史中丞，总典群牧部籍。应历初，迁左客省使。未几，拜御史大夫。时诸王多坐事系狱，上以护思有才干，诏穷治，称旨，改北院枢密使。”^[29]关于此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出身低微。其次，以穷治诸王称旨出任北枢密使。

景宗初年，萧思温、耶律贤适相继担任北枢密使。思温尚太宗女燕国公主，穆宗朝以密戚预政。穆宗遇弑之际，思温与南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拥立景宗。景宗遂以为北枢密使，并纳其女为后。不过，景宗即位次年，思温即为人谋杀。^[30]继任北枢密使是耶律贤适。《贤适传》云：

 

景宗在藩邸，常与韩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讥，贤适劝以宜早疏绝，由是穆宗终不见疑，贤适之力也。景宗立，以功加检校太保，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赐推忠协力功臣。时帝初践阼，多疑诸王或萌非望，阴以贤适为腹心，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保宁二年秋，拜北院枢密使。[31]

 

作为藩邸旧人，耶律贤适出任北院枢密使，可能正是为了防范“或萌非望”之诸王。

枢密院之内朝色彩，加之萧护思、耶律贤适这两个例证，说明世宗建立北枢密院，其用意可能是为伸张皇权，打击、压制诸王等部族首领。那么，南枢密院之重建，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笔者怀疑，世宗以高勋出任南枢密使，是为了加强对燕云地区藩镇势力的控制。

天显十一年（936）十一月，幽州藩帅赵德钧、赵延寿父子降辽，幽州自此入辽。《辽史·赵延寿传》曰：“（天显十二年）德钧卒，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32]似乎赵氏父子始终掌控幽州。但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辽史·赵思温传》载：“天显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救，上命思温自岚、宪间出兵援之。既罢兵，改南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寻改临海军节度使。”^[33]赵思温尝为南京留守亦见中原文献。《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契丹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升幽州为南京，以赵思温为南京留守。”^[34]又据《册府元龟》，后晋天福二年（辽天显十二年，937）十一月，“（晋高祖）诏赐北朝曷鲁相公、聂相公、幽州赵思温缯帛器皿”。^[35]可见赵思温确曾短暂地担任过南京留守。

无独有偶，会同中南京留守曾再度易人。《旧五代史·刘晞传》曰：“天福中，契丹命晞为燕京留守。尝于契丹三知贡举。”^[36]另据新旧《五代史》，天福六年（辽会同四年，941），晋安重荣密与辽幽州守臣（《薛史》作“契丹幽州帅”，《欧史》作“幽州节度使”）刘晞通款。^[37]又按《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正月，“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刘晞为西京留守”。^[38]会同中刘晞确曾任南京留守无疑。

检《辽史·太宗纪》，会同三年（940）四月尚见“留守赵延寿”，^[39]则刘晞出任此职当在会同三年四月后或会同四年。《宋史·宋琪传》云：“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40]刘晞“三知贡举”，说明仅任南京留守三年。《契丹国志·赵延寿传》载：“会同六年，以延寿为卢龙节度使。”^[41]正与此相合。

赵思温神册二年（917）即已入辽，属于入辽汉人中的元老重臣。刘晞系文士，尝为后唐幽州藩帅周德威幕职官。看来太宗对赵延寿并不信任。他起用赵思温与刘晞，两度尝试绕过赵延寿对南京地区进行统治，但最终仍不得不倚重赵延寿。这说明赵氏在幽州根基非常之深，对中央深入控制南京是个不小的挑战。

可能正是因为对旧藩镇势力有戒心，虽然幽州升为南京，其实际辖区并未扩大，仍仅限于卢龙节镇。上引《赵延寿传》谓其“总山南事”，可见山后诸州不在其统治范围。此外，平、营、滦三州（即辽兴节度使辖区）恐怕也不受其管辖。

后唐天成三年（928），契丹平州守将张希崇奔唐。[42]《旧五代史·张希崇传》载：

 

唐庄宗命周德威镇其地（幽州），希崇以旧籍列于麾下，寻遣率偏师守平州。阿保机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天成初，伪平州节度使卢文进南归，契丹以希崇继其任，遣腹心总虏骑三百以监之。希崇莅事数岁，虏主渐加宠信。……希崇于郡斋之侧坎隙地，贮以石灰。明旦，（契丹）首领与群从至，希崇饮以醇酎数钟，既醉，悉投于灰阱中，毙焉。其徒营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溃围奔去，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万余南归。[43]

 

张希崇之后，平州守将可考者有韩延徽之子德枢。《辽史·韩德枢传》曰：

 

德枢年甫十五，太宗见之，谓延徽曰：“是儿卿家之福，朕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守左羽林大将军，迁特进、太尉。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请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44]

 

所谓东平，即平州。同书《韩延徽传》云：“应历中，致仕。子德枢镇东平，诏许每岁东归省。”^[45]可见德枢掌平州直至穆宗应历中。

韩氏父子俱非武人，韩延徽是辽初重臣，对契丹王朝之开基立业居功至伟。太宗倚重韩氏父子，以韩延徽出任南京三司使，削夺赵延寿之财权（详下）。而起用韩德枢出掌平州，恐怕也是因为对藩镇旧势力极不信任。以韩德枢之身份，加之太宗猜忌延寿，南京留守的权力不太可能延伸到辽兴军。

在山后地区，藩镇体制也得到保留。不过，节度使正职改用契丹人或辽主亲信汉人。按《辽史·太宗纪》，会同七年（944）八月，“晋镇州兵来袭飞狐，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孔阿战败之”。^[46]《许从赟墓志》曰：

 

（后）唐清泰初，事云州元帅沙公，遂补为马步使。典疑难之狱，明且绝私；惩暴恶之徒，刚而能断。奏为内外巡检斩斫使……会嗣圣皇帝（辽太宗）提虎旅而越雁门，剪唐师而解晋难，公遂率身而归焉，乃授大同军节度副使。^[47]

 

藩镇旧将只能为副手。耶律孔阿之后，云州节度使可考者有崔廷勋。《旧五代史·崔廷勋传》载：“幼陷北庭，历仕至云州节度使。”^[48]按《资治通鉴》，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崔廷勋以兵守之”。^[49]《册府元龟》则称廷勋为契丹主之“近臣”。^[50]此外，按《辽史·太宗纪》，会同四年六月，“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逐其节度使耶律画里，以朔州叛”。^[51]赵崇疑系藩镇旧人，朔州正职则是契丹人耶律画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太宗两度让赵延寿复任南京留守实系情非得已。

南京留守除无法掌控平州及山后地区外，即使在幽州，其军事职权也存在种种限制。按《辽史·太宗纪》，会同五年（942）正月，“诏政事令僧隐等以契丹户分屯南边”。^[52]僧隐辖下的契丹户，恐非南京留守所能节制。

总之，在新入辽的燕云十六州，太宗大体维系了原有藩镇体制。在平州及山后地区，契丹或汉人近臣出掌藩镇，中央权力得以渗透其间。但在幽州，赵延寿始终是难啃的一块骨头，太宗虽两度试图绕过赵氏对幽州进行统治，但都没有成功。

不过，太宗亦非一无所得。在南京置三司使后，幽州之财政权收归中央。《韩延徽传》载：“使晋还，改南京三司使。”^[53]按三司使始置于后唐明宗长兴元年（辽天显五年，930），^[54]韩氏使晋，当在辽晋关系破裂之前，即会同前中期。也就是说，在中原设置三司使十年前后，契丹即设南京三司使，对中原制度的模仿相当迅速。韩延徽入辽前曾任“幽州观察度支使”。^[55]《辽史·食货志》云：“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56]可见其系财政专家。可能在这次出使中他对三司印象深刻，所以还辽后即建议太宗在南京设三司使。

《辽史·韩延徽传》曰：“（太祖朝）中外事悉令参决。……太宗朝，封鲁国公，仍为政事令。……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57]以韩氏之身份，他出任南京三司使，一方面说明契丹朝廷对这一职务的重视，另一方面，似可推断三司使不受南京留守统辖。南京地区的财政权得以收归中央，极大地削弱了留守的权力。笔者怀疑，南京三司使的最初辖区可能并不限于幽州，应当包括平州及山后诸镇。

太宗的另一创举是兴科举。上文已提到，南京留守刘晞“三知贡举”。北宋田况《儒林公议》载：“契丹既有幽、蓟、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58]据此，南京贡举所网罗的似不限于幽州士人，可能燕云汉人均可参加。《宋史·宋琪传》曰：“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太宗嫡长子）侍读，时天福六年也。”^[59]天福六年即辽会同四年，正在刘晞任内。又《辽史·百官志》“南京学”曰：“亦曰南京太学，太宗置。”^[60]从南京贡举的对象、宋琪任职及太宗置南京学等看，贡举可能是刘晞在中央授意下所开。太宗应当是想利用科举及南京学培植忠于中央的官僚，逐步瓦解赵延寿等藩镇势力，对燕云进行渗透。另一方面，此举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即依赖汉族士人改造契丹政权。太宗对寿安王教育的安排，正与太祖对太子耶律倍和他本人的安排相似。[61]

不过，兴科举的效果似不如三司使之设置。刘晞离任，赵延寿重新入主幽州后，贡举可能就停开了。宋琪后来也被赵氏辟为从事，进入其幕府。^[62]又《辽史·刘景传》云：“河间人。四世祖怦，即朱滔之甥，唐右仆射、卢龙军节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景资端厚，好学能文。燕王赵延寿辟为幽都府文学。”^[63]刘氏一族，当系幽州土豪，赵延寿势力在幽州之盘根错节，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太宗在保留藩镇体制的同时，已试图通过置三司、开科举等措施削夺藩镇权力，虽有建树，但同样遇到了赵延寿这一障碍。会同后期，辽晋交恶，赵延寿如鱼得水，为太宗所倚重，权势大涨。在太宗死于北归途中时，赵延寿甚至一度欲称帝，但被世宗设计擒拿。

显然，如何处理盘踞幽州的赵延寿势力，对刚即位的世宗而言已刻不容缓。笔者怀疑，世宗重建南枢密院，并以地位不高的高勋出任南枢密使，“总汉军事”，很大程度上针对就是赵延寿。天禄间南京留守人选的变更可为佐证。

按《辽史·世宗纪》，天禄二年（948）十月，“南京留守魏王赵延寿薨，以中台省右相牒蜡为南京留守，封燕王”。^[64]赵延寿虽一度被囚，看来世宗仍不得不让其出任南京留守，但继任者耶律牒蜡不仅是契丹皇族，且与世宗关系密切。^[65]按天禄五年（951）六月，“（世宗）遣燕王牒蜡、枢密使高勋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66]此时牒蜡似仍在留守任上。不过，是年九月世宗遇弑前，留守人选可能有所变更。按《辽史·穆宗纪》，应历二年（952）六月，“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67]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资治通鉴》作“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并谓“契丹主兀欲（世宗）之妻弟也”。^[68]《册府元龟》亦云：“永康妻弟曰萧海真，亦谓之蝉得舍利，为幽州节度使。”^[69]其出掌幽州当在天禄末。总之，赵延寿死后，世宗委派亲党入主幽州，中央势力终于得以深入南京地区，消除了一个巨大的隐患。^[70]

另一方面，所谓“总汉军事”，似不限于幽州一地，疑亦领平州、山后诸州兵。这是在军事上削夺藩镇权力，与三司类似，代表了中央权力之扩张。附带要说明的是，世宗时东京地区之军事，似不在南枢密院统辖范围内。

总而言之，天禄元年世宗重建南枢密院，设置北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契丹部族及燕云藩镇的军事控制，这是辽初皇权发展中极其关键的一步。

 

二    政事省

 

世宗即位初，似尚无暇顾及民政。待天禄三年（949）内乱平息，局面稳定后，民事方面的制度调整也提上了日程。按《辽史·世宗纪》，天禄四年二月，“建政事省”；五年五月，“诏州县录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71]

将州县录事参军及主簿之任命权收归政事省，是进一步从藩镇手中夺权。至此，在财政、军事、人事这三个对藩镇来说最重要的方面，其权力都被大大削弱。可以说，到世宗朝，契丹中央才得以真正深入有效地控制燕云十六州。对唐末以来藩镇问题的解决，契丹大体与中原同步。

政事省首任长官，当是韩延徽。《韩传》曰：“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72]所谓“南府宰相”，与北府宰相分掌部族，历来从无人提出异议。世宗让汉人出任南府宰相，值得特别注意。二府宰相常领本部兵出征或戍守边境，[73]而延徽乃一书生，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蹊跷。

无独有偶，景宗朝汉族文人室昉亦出任北府宰相。《室昉传》云：

 

保宁间，兼政事舍人，数延问古今治乱得失，奏对称旨。上多昉有理剧才，改南京副留守，决讼平允，人皆便之。迁工部尚书，寻改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顷之，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监修国史。^[74]

 

考《耶律隆运传》载：

 

（圣宗统和）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将十万众来侵，隆运从太后出师败之……师还，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明年（统和十二年，994），室昉致政，以隆运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75]

 

可见室昉自保宁中至统和十二年一直担任北府宰相。

让人困惑的是，室昉、耶律隆运（韩德让）之外，统和前中期尚另有一位北府宰相。《萧继先传》曰：

 

小字留只哥。叔思温命为子，睿智皇后尤爱之。乾亨初，尚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统和四年，宋人来侵，继先率逻骑逆境上，多所俘获，上嘉之，拜北府宰相。自是出师，继先必将本府兵先从。[76]

 

按《圣宗纪》，统和六年（988）十二月，“遣北宰相萧继远等往觇安平”；二十年（1002）三月，“遣北府宰相萧继远等南伐”。[77]继远即继先。[78]其为北府宰相尚可得宋朝文献佐证。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契丹归明人李信提到：“戎主（辽圣宗）之父明记，号景宗，后萧氏……女三人：长曰燕哥，年三十四，适萧氏弟北宰相留住哥。”[79]萧继先所任北府宰相，掌契丹部族无疑。那么，同一时段内汉人室昉、韩德让先后担任的北府宰相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且先来分析室昉所任枢密使。按《辽史·圣宗纪》，统和元年（983）正月，“枢密使兼政事令室昉以年老请解兼职，诏不允”；九年（991）正月，“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十二年七月，“南院枢密使室昉为中京留守”。^[80]据此，自保宁中至统和十二年，室昉是以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这就更显得蹊跷了。

而继任的韩德让，也是如此。按《景宗纪》，乾亨三年（981）十二月，“以辽兴军节度使韩德让为南院枢密使”。^[81]《耶律隆运传》亦云：“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征为南院枢密使。”[82]检《圣宗纪》，统和七年（989）二月，“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83]又《邢抱朴传》曰：“（统和）十年，拜参知政事。以枢密使韩德让荐，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84]可见统和前期韩德让仍为枢密使。而统和初至十七年（999），北院枢密使是耶律斜轸。^[85]统和十七年九月，“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薨，以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86]上引《耶律隆运传》提到室昉致政后，“隆运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此“枢密使”当指南院枢密使。这说明，景宗末至统和中，室昉、韩德让二人同为南院枢密使。[87]

此说尚可得一旁证。按《圣宗纪》，统和四年（986）八月乙巳，“韩德让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获，以其半给收者，从之”；己未，“用室昉、韩德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十月，“政事令（虚衔）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88]《耶律隆运传》在上引“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后紧接着记载说：“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宜轻税赋以来流民，从之。”^[89]韩德让与室昉共同建议安抚山西灾民，说明二人同掌南面事。

汉人室昉、韩德让相继以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尤其是室昉，乃文人），加之同时存在另一个掌部族之北府宰相，这提示我们，作为职官，可能存在名同实异的两个北府宰相。

《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有北、南宰相府，其下分置北府左、右宰相及南府左、右宰相。[90]按照传统理解，此处北、南宰相府即北面分掌部族之北南府，而这二府宰相复分左右得不到任何佐证。不过，《百官志·北面朝官》错误不少，如将南面之南枢密院、宣徽南院俱误认做北面官。[91]而辽人所谓左右，亦即南北。[92]有无可能《北面朝官》中的北、南宰相府实际应当理解作北南面宰相府，其下均置左（北府）宰相、右（南府）宰相？

笔者认为，这并非没有可能。《张琳传》云：“天祚即位，累迁户部使。顷之，擢南府宰相。初，天祚之败於女直也，意谓萧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东征事。琳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辞之。上不允。”[93]所谓汉人不预军国大事，王曾瑜先生已指出其说不确，应当理解为南面官不能参预军事。[94]而张琳担任的，恰恰是南府宰相。

另按《兴宗纪》，重熙十七年（1048）四月，“武定军节度使杜防复为南府宰相”；十九年（1050）十一月，“出南府宰相韩知白为武定军节度使，枢密副使杨绩长宁军节度使”。[95]《杨绩传》载：“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累迁南院枢密副使。与杜防、韩知白等擅给进士堂帖，降长宁军节度使。”[96]杜防、韩知白似同为南府宰相，[97]与南院枢密副使杨绩因“擅给进士堂帖”获罪，此处南府宰相也应当是南面官。

又《亡辽录》云：“置南面汉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治汉事、州县。”[98]所谓左右相，疑即北府、南府宰相。而《亡辽录》这段记载，似出辽末耶律俨《建官制度》。

耶律俨《建官制度》，今已不传，[99]现存史籍唯一一处提及此书是《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中书省》。是处“主事”、“守当官”二条云：“并见耶律俨《建官制度》。”^[100]冯家昇先生以为耶律俨《建官制度》即《皇朝实录》之《百官志》。^[101]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元修《辽史》引《皇朝实录》志书，例称“旧《志》”、“耶律俨《志》”或“耶律俨旧《志》”。^[102]《建官制度》未必系《皇朝实录》之志典，疑如《百官志》曾多次引用的《辽朝杂礼》，属单独行世。

当然，即便《建官制度》并非《皇朝实录》之《百官志》，但系辽朝官制专书无疑。从上引文看，似乎元人曾直接参考此书。但是，早在上世纪初，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先生就曾指出，《辽史·百官志》南面官二卷全系元人新作，为旧本《辽史》所无，元人取唐制为式，摘取其见之旧本者拉杂成章。^[103]傅乐焕先生也认为，该部分“实为一篇‘《辽史》中所见唐官考’，非根据官书或旧档著成之详明辽官志也”。^[104]杨若薇先生亦云，辽朝南面官制并未真正实行唐朝官制，只是元史臣“模写”唐朝官制而已。^[105]王曾瑜先生则进一步证明，《南面朝官》所载职官绝大部分属于虚衔。^[106]而恰恰就是征引《建官制度》的《百官志》南面部分，其序文曰：

 

耶律杨六为太傅，知有三师矣。忽古质为太尉，知有三公矣。于斡古得为常侍，刘泾为礼部尚书，知有门下、尚书省矣。库部、虞部、仓部员外出使，则知备郎官列宿之员。室昉监修，则知国史有院。程翥舍人，则知起居有注。邢抱朴承旨，王言敷学士，则知有翰林内制。张幹政事舍人，则知有中书外制。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九卿、列监见矣。金吾、千牛有大将，十六列卫见矣。……凡唐官可考见者，列具于篇，无征者不书。^[107]

 

这段文字明明白白表示，《南面》部分系元人以唐官为式，将散见诸处之职衔拼凑而成。

如果《辽史·百官志》曾参考耶律俨《建官制度》，上引记载该如何解释呢？《百官志》四卷连篇累牍的错误，又该如何解释呢？其次，如果《建官制度》乃《百官志》所本，史臣为何特意在主事、守当官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官之后注明这一出处呢？

要解释以上困惑，似乎只有一种可能：《百官志》得之耶律俨《建官制度》的条目，为数很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存在耶律俨《建官制度》这样的文献，为何元史臣不大规模加以利用呢？

为了解释这一疑惑，笔者大胆提出一个猜测：元人见到的，并非耶律俨《建官制度》原书，而是转引自它书。检《三朝北盟会编》引《亡辽录》云：“中书、门下共一省……有堂后主事、守挡官各一员。”^[108]此处恰恰提到了堂后主事及守挡官。笔者怀疑，《亡辽录》原书可能曾提到，其所本即耶律俨《建官制度》。

《辽史》成书极速，史臣恐未暇翻检《三朝北盟会编》这样大部头的著作来寻找其中有关辽朝制度的史料。更大的可能是，其时《亡辽录》原书尚存，是《辽史》的直接来源。[109]而元修宋辽金三史，始终笼罩在正统之争的阴影下。《亡辽录》因系史愿入宋后所作，其价値存在争议。如元好问《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曰：“《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110]征引《亡辽录》显然容易引发事端，故史臣避而不书，代之以耶律俨《建官制度》。[111]

因此，对《亡辽录》之价値，需重新加以审视。耶律俨《建官制度》虽非《皇朝实录》之志典，但地位可相彷佛。史愿虽是辽朝进士，但并非朝廷要员。如果他只是根据个人经历描述辽朝官制，其中疏漏讹误在所难免，但如源自《建官制度》这样等同于辽朝官方典志的文献，其价値自然大大提高。“左右相”一说应当非常可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天禄四年世宗建政事省，仿照北面部族，其长官亦称北、南府宰相。《百官志》所谓“南宰相府”，实系南面政事省之重出。首任南府宰相即韩延徽，上引《延徽传》“迁南府宰相”与“建政事省”实系一事。史籍中屡屡见到的政事（中书）令乃虚衔。

那么，如何区分北面掌部族的北南府宰相与南面的北南府宰相呢？据《百官志》，称“北宰相”者即北面之北南府宰相，称“南宰相”者即南面之北南府宰相。曾三度出使契丹的宋人余靖亦云：“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112]不过，北南宰相与北南府宰相一字之差，讹误在所难免。

就现有史料而言，出任参知政事者，均为汉人，而北南府宰相可确定系掌部族者，均为契丹人。因此，笔者怀疑，凡汉人所任之北南府宰相，均为南面官，而契丹人所任之北南府宰相，乃北面官。《耶律宗允墓志》云清宁初拜“南宰相”，然其人系皇族，^[113]此南宰相恐系北面南府宰相之误。

 

三    余论

 

北南枢密院及政事省之出现，代表了辽朝北南分治体制之形成。在此之前，虽然契丹王朝对契丹部民与入辽汉人已实行区别对待，[114]部族官与燕云汉官也有明确区分，^[115]但真正在中枢行政层面明确将北南分治制度化，则要归功于世宗。

不过，世宗朝之枢密院与政事省，与辽朝中后期的枢密院与政事省，有很大不同。首先，至少就南枢密院而言，最初专掌军政，而辽中后期的南枢密院掌南面民政，军政统归北院。其次，南枢密院掌民政，显然是对政事省职权的侵夺。[116]上引《亡辽录》“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尚书省并入枢密院”，应当是世宗之后的制度。其三，太宗废除东丹国，建东京后，[117]东京地区似仍具特殊性，世宗朝之南枢密院，其辖境恐不及东京地区。南院权力延伸至东京，似亦在世宗之后。辽朝枢密院、政事省的这些关键变化，值得今后研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