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統三年震動朝野的李璮、王文統事件，是元初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受此事件牽連的不只劉秉忠、張易、廉希憲、商挺、趙良弼等一批高官，一些小掾屬也受到了牽連，王惲即是其中之一。本文以王惲在中統至元初年的活動為線索，探討元初的政治形勢及王文統在元初政治上的重大作用。

關鍵字：元初政治、王文統、王惲

中統三年（1262年）震動朝野的李璮、王文統事件，是元初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對元朝政治影響深遠。因此而遭到忽必烈懷疑和追究的不只劉秉忠、張易、廉希憲、商挺、趙良弼等一批高官[1]，一些小掾屬也受到了牽連，王惲即是其中之一。但《元史·王惲傳》及其子王公孺為之所作《神道碑》[2]都沒有提及。《元史》卷一六七《王惲傳》關於中統、至元初年王惲的事蹟是如下敘述的：

……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為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谷，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至元五年，建禦史台，首拜監察禦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余章。……

上面這段記載，容易使人誤以為中統二年（1261年）後王惲一直任職翰林國史院與中書省，直到至元五年（1268年）出任監察禦史。其實真相並非如此，這期間王惲經歷坎坷，曾經幾乎性命不保。下面試勾稽有關史料，將王惲在中統年間及至元初年的事蹟略作陳述，以補《元史》本傳之闕。

一、     事件之前的王惲

按《元史》本傳，王惲出仕始于姚樞征辟。王惲首先被姚樞起用並非偶然，因為他曾到蘇門讀書，還受教于姚樞。關於這一點，《秋澗集·後序》“王公孺序”及“王秉彝序”，以及《附錄》王公孺所撰《神道碑》都未提及，只道王惲曾受教于紫陽（楊奐）、遺山（元好問）、鹿庵（王磐）、神川（劉祁）四人。王惲在蘇門起初是跟隨王磐學習的[3]，後來姚樞也隱居蘇門，王磐在離開蘇門時，將他的學生全部托給了姚樞，王惲就是在這一批學生之中[4]。所以他在寫給姚樞的感謝信《上姚敬齋啟》中稱“雖讀書鄉曲，謾攻童子之雕蟲；及學道蘇門，徒竊孫登之吟嘯。因沾餘溢，得列諸生。”[5]

王惲受姚樞征辟是在中統元年（1260年）秋[6]。九月，王惲離開東平北上[7]，十月到達燕京[8]。可知王惲在東平路宣撫司呆的時間很短，只有兩個月，王惲自稱“席不暇煖”[9]。按《元史·王惲傳》，王惲到燕京後，被擢為中書省詳定官。詳定官即後來的詳定使，掌詳定四方獻言，擇其善者聞於上[10]。但《中堂事記》所列燕京行省詳定官三人：楊威、張永錫、周止，沒有王惲。王惲行使詳定官職責是在中書省及其掾屬分為中、行兩省之後，最早見於中統二年（1261年）六月十五日，“……時惲管陳言文字”。《中堂事記》七月二十七日條：“前東平路宣撫司同議權詳定官王惲同日授翰林修撰”，“權”說明王惲不是正式的詳定官。此外，按《中堂事記》記載，六月十九日，史天澤、楊果推薦王惲為中書省左司都事。時史天澤任中書右丞相，楊果為參知政事。七月二十七日，翰林國史院授雷膺、王惲為翰林修撰。至此王惲任職中書省、翰林院兩個機構[11]。可以說這一段時間王惲在仕途上是極其順暢的，不斷有人保舉、不斷升遷。但他在中統年間的宦途也僅止於此，其後突然從中央政治的舞臺上銷聲匿跡，直到至元五年（1268年）複出。

二、     事件之後的王惲

據《中堂事記》，中統二年（1261年）八月二十日，王惲“詣都堂辭諸相南歸”，第二天從都西門出城，離開開平。這說明王惲這次不是隨中書省南下，與他同行的目前只知有雷膺、遊顯二人[12]。游顯後來也因李璮事件而受到追究。九月他們到達燕京，《中堂事記》記載也到此為止。之後王惲可能是進入了燕京行中書省。據其所撰《飛豹行》詩：中統二年（1261年）冬十一月，“大駕北狩，（時在魚兒泊――原文小字），詔平章塔察公以虎符發兵于燕”。他自稱時為左司都事，將以事東走幕府，臨行前寫下了這一首圍獵詩。[13]當時忽必烈與阿裡不哥在北方作戰，王惲可能跟隨平章政事塔察兒到了魚兒泊。關於王惲在李璮叛亂之前的行跡基本如上所述，現在我們試圖填補的就是中統二年末到至元五年前這一段空白。造成這段空白的原因是李璮、王文統叛亂事件，王惲受到其牽連，仕途也受到影響。

透露王惲這段遭遇的是《秋澗集》卷二七他為史天澤所作的《忠武史公挽詞》十五首。其中第十三首為：“幕圍火烈燕巢傾，此[14]際誰能托死生。一語保全微命去，聖安方丈記辭行。”第十四首為：“拂衣歸去老田園，木屑筠頭苦見憐。尺一起為蓮幕客，東平門下又三年。”正是這兩首詩道出了王惲的遭際與行蹤。從“幕圍火烈燕巢傾”句及當時元朝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可以斷定，這裡指的是李璮、王文統叛亂事件。王惲受到牽連，生死攸關時刻史天澤救了他。事件之後，他離開了中書省和翰林國史院，回到了老家衛州汲縣（今河南衛輝市）。如“中統建元之三年，予自堂吏來歸”[15]；再如中統四年（1263年）六月所作《新井記》，記述了他在家鄉請人打新井的事；同年十二月又作《遊霖落山記》，霖落山在衛州西北四十裡。這些都表明此時他在衛州。估計他回家鄉時間在中統三年（1262年）八、九月份[16]。王惲本是一個看重功名、有著遠大抱負的人[17]，中統二年（1261年）在中書省、翰林國史院接連升遷，正是春風得意、前程似錦之時，不料變故陡起，前程和功名都付諸東流。所以在衛州這段時間王惲心情比較苦悶，如中統三年（1262年）所作《壬戌歲除夜》詩：“坐久虛䆫夜氣澄，未容心事淡如水，滿襟忠血傷時淚，一點清光教子燈”[18]，滿紙的傷感和惆悵。在這個事件中，王惲肯定是被冤枉的。李璮之亂平定後，王惲上《中統神武頌》，“萬冀微誠，仰蒙天聽。臣惲惶懼昧死，拜手稽首而獻頌。”[19]，以表忠心和自己的無辜。也許試圖挽回被貶的結局，但從結果看，並沒有奏效。

直到至元改元，也就是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在史天澤的安排下，王惲才離開家鄉，到東平史權幕府當了一名幕僚。他在家鄉沉寂了兩年。

《挽詞》序文有言：“至元改元，總尹都督移鎮東魯，辟某充幕官，尊公命也。公之意蓋欲革舊事行新用也”。這裡的“總尹都督”指史權。史權字伯衡，史天倪子，史天澤侄。初以權萬戶從史天澤南征，中統二年（1261年）為江漢大都督[20]。李璮叛亂使諸侯權重現象更加顯露無遺，擅殺李璮以滅口的史天澤為了保全史氏一族，主動向忽必烈上奏：“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這應該就是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十二月，“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的契機[21]。史權也在解除兵權之列，因為《元史·史權傳》有“會天澤言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22]句，表明史權這一次授職調動跟史天澤建言有關。而史天澤建言是在李璮叛亂後的中統末至元初年前後，但《元史·史權傳》將史權充任江漢大都督時間及史天澤的建言都記為至元七年（1270年），顯然錯誤。值得注意的是解除兵符後的史權遷到了另一漢人世侯嚴氏的根據地東平。而嚴氏一家三萬戶中，嚴忠范於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調任兵刑部尚書，後又調往陝西、四川，遠離故地。嚴忠嗣罷官家居，只留下嚴實第五子嚴忠傑為管軍萬戶，不再兼民職[23]。可見忽必烈在解決諸侯權重問題上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另外尚有多條材料證明此時王惲確實在東平。如《故江漢大都督河間路總管兼府尹史公祭文》：“公（史權——引者）常幕餘，二年倘佯，促膝言笑，執手飲觴”[24]；《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至元乙丑（1265年），某同資德（郝禎——引者）在東平史侯幕”[25]；及至元二年（1265年），公（張德輝）以前東平宣慰起複，簽山東等路行省事，適惲從事在魯[26]。關於王惲在東平的事蹟沒有留下多少記載，也沒有寫他有什麼政績。

史天澤安排王惲到史權幕府作幕僚是有用意的。“欲革舊事行新用”，顯然是想重新起用王惲，使之以功補過，重新進入宦途。另一方面可能也有讓王惲去幫助史權料理總管府事務的用意。史權原來一直在前方與南宋交戰，作為武將他未必擅長地方治理。而王惲年輕時即得到史天澤青睞，進入中書省後又陪侍在史天澤左右，綜練庶務，於錢谷計算、歷朝典章制度等都甚為熟悉，讓他去史權幕府會成為一個得力的助手。但王惲在東平呆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不到兩年，而且好像並不順心如意，至元三年（1266年）初即以眼疾為由遞交了辭呈，回到了家鄉衛州[27]。

從此時直到至元五年（1268年）出任監察禦史前，王惲在衛州又呆了兩年。這兩年多時間留下的文字較中統末那兩年多，從中可以看到王惲的生活狀況。一方面他勤于著述，“居閑痛悼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28]，如《遺廟記》、《汲郡圖志引》、《文府英華敘》等都是這時寫成的。另一方面，求田問舍，躬耕種樹[29]，生活得似乎較中統末那兩年平靜些。表面上看他好像忘情山水，留戀田園生活，其實也並非如此。他終究是一個有政治追求的人，他的著述中經常流露出不得志的感歎、機遇不佳的苦悶和期盼再起的願望。如“予久閑寂，若為時所遺也”，“安知夫溪神不擊節歎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30]；至元五年（1268年）在起用為監察禦史後作《上禦史台書》有：“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王室，今複蒙被寵召，拔起於泥途之中，犬馬之力思所以報效”[31]，真實表明了他的心跡。

王惲受李璮、王文統事件牽連這段經歷，是他初為官時的一大挫折，一方面對他來說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他的著述中沒有明言，他的後人在為他作碑時更不會提起；另一方面王文統因李璮事件被誅，元人多諱言與王文統之關係。所以他的這一段經歷就被掩藏了。

三、     王惲對王文統的態度

以上簡單追述了王惲在遭際李璮、王文統事件前後的行跡。那麼，受到牽連而且宦途受到影響的王惲對王文統持何種態度？

王文統是元初一個重要政治人物，其地位和影響不在姚樞、許衡、張文謙、廉希憲等人之下。明修《元史》將之列入《叛臣傳》，但從《元史》本傳簡略的記述中已可看出王文統的才智及其對元朝建國初期的貢獻。有關王文統在中統初年的貢獻及與其相關的中統初年“義利之爭”、統治集團關於採用漢法的鬥爭等問題，前人已多有論述[32]。大多學者認為王文統之死不是“坐與李璮同謀伏誅”[33]那麼簡單，其背後隱藏著更深層的東西，與元初複雜微妙的政治形勢及漢人內部的矛盾鬥爭不無關係[34]。下面我們僅從王惲的記載來分析他對王文統的態度。

王惲和王文統曾同在中書省共事八、九個月。中統元年（1260年）王惲由東平宣撫司進入燕京行中書省時，王文統為行省平章政事。隨後他們共同北上開平，直至中統二年（1261年）五月忽必烈重新調整任命中書省官員，六月十二日王文統帶行省官員及掾屬南下燕京止。《中堂事記》詳細記載了這一段史事，其中有關王文統的記載很多。之後王惲進入燕京行省，也是與王文統共事。李璮叛亂前後，王惲任職中書，“忝屬太史” [35]。從其所處職位來說，他對那時朝廷事情是比較瞭解的，所記載的事情都是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的，不是道聼塗説之類不可靠的消息；另一方面，他只是一個小掾屬，不會參與到許衡、竇默及潛邸舊臣等與王文統的權利、地位爭奪中，所以他關於王文統的記敘應該是比較可靠和公正客觀的。另外，《中堂事記》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王惲根據當年日記寫成的，時王文統以李璮叛亂同黨罪名被殺已二十多年，此時王惲應該沒有什麼顧忌的，如果王文統有罪，他可以一一寫下來，無需隱瞞什麼。但從《中堂事記》內容看，王文統在王惲筆下並不是一個叛臣形象，恰恰相反可以說是一個正面人物，“材略規模，朝士罕見其比”[36]，且兢兢業業、勤於政務。整個《中堂事記》，王惲對王文統沒有絲毫詆毀之意。李璮之亂平定後，王惲作《中統神武頌》，頌揚忽必烈神聖、睿智、聖慈，斥責李璮叛逆，卻通篇沒有提及王文統。時忽必烈把王文統作為李璮的同謀剛剛殺掉不久，而王惲在這篇頌詞中卻只斥駡了李璮，對王文統隻字不提。這至少表明了他對王文統的態度，他不願把王文統作為李璮的同黨相提並論。李璮叛亂確定無疑，但王文統是否確系其同黨，連“親睹盛事”的王惲都未明確表述，這就表明王文統被殺的原因確實值得我們深思。王惲似乎很佩服王文統的才幹。在他後來的著述中，經常回憶在中書省的這一段時光，“諸賢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所以開太平之基、播無疆之休者，斑斑可見”[37]。王文統執政中書期間的政績是無可否認的，當時人也多承認，“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出於文統之功為多”[38]。但只有兩年光景王文統就被殺，王文統之死對元初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王文統不死，元朝歷史也許是另一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