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平定皇太叔重元父子叛乱，以功升任南院枢密使算起，至大康五年（1079）出知南院大王，耶律乙辛执政时间长达16年，其间担任首辅北院枢密使专权干政14年，给辽朝的政治、社会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在任时的某些政策取向，如增加科举取士人数，推行文治政策，改革法制，抑制契丹贵族的特权等，带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因为他结党固权，排斥异己，诬陷皇后和太子，制造冤狱，又严重破坏了辽朝的政治生态，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分裂。耶律乙辛垮台后，本来应该拨乱反正，振衰救弊，但最高统治者和辅政大臣却并无这样的器局和抱负，任凭辽朝国祚一路衰败下去。关于辽末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复杂，朝纲紊乱，边防废弛，前人论述已多。本文旨在考察耶律乙辛垮台后辽朝政局的走向，重点关注前人讨论不多的辽廷对耶律乙辛党羽的整肃和宰辅的选任问题，进一步揭翥辽末乱局的因缘。

一．整肃耶律乙辛党人不力

元代史臣评论道：“（辽）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之赏日重。群邪并行，谗巧竟进。贼及骨肉，皇基寖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辽道宗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不失为一位勤政开明的君主。中期经历皇后、太子被害，以及用人失察、“忠臣”变奸臣的变故 ，晚年的辽道宗心灰意冷，对朝政和人世都持一种消极心态。佞佛是这种心态的突出反映。苏辙曾于宋哲宗元祐四年（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作为国信使出使辽国，据他的见闻，“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史载：“（道宗）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晚年倦勤”的辽道宗，徒能抱残守缺而已。耶律乙辛垮台后，无论是对皇后、太子冤案的处理，还是对乙辛集团的处置，辽道宗的表现优柔寡断，令朝野大失所望。

耶律乙辛于大康五年三月出知南院大王，六年正月知兴中府事，七年十二月被囚禁，九年十月伏诛。其死党张孝杰于大康六年十月出为奉圣州武定军节度使，七年十二月以罪削爵为民，贬谪边镇安肃州，数年后返乡，大安中卒。大康八年十二月，道宗新皇后——乙辛党人萧酬斡之妹降为惠妃，出居乾陵。大康九年闰六月，“追谥庶人濬为昭怀太子。”六年前，道宗独子、太子耶律濬被废为庶人，惨遭杀害。史载道宗对太子一案，“后知其冤，悔恨无及，谥曰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玉峰山。”从下文所引耶律石柳的上书可知，道宗在位期间，皇后被诬私通伶人、太子被诬阴谋篡位之冤案并未平反昭雪。萧铎鲁斡坐皇太子事，谪戍西北部，禁锢终身。“在戍十余年，太子事稍直，始得归乡里。屏居谢人事。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这里所谓“太子事稍直”，就是指追谥、改葬太子事，并非为太子平反昭雪。萧铎鲁斡得归乡里，也不是获得平反，恢复官爵。萧铎鲁斡卒于道宗寿昌六年（1100），天祚帝乾统初才追赠彰义军节度使。道宗宣懿皇后也是直到乾统元年（1101）才追上谥号，并与道宗合葬庆陵。这是耶律乙辛外任三年、囚禁两年后才被处死，张孝杰只是被革职流放的原因所在，是辽道宗整肃耶律乙辛奸党不力的根本原因。道宗也因此失去激浊扬清、政治革新的良机。

《道宗皇帝哀册》称誉辽道宗在位时“奸邪屏逐，朝列肃清。怨愤咸雪，昭怀正名”。这大概是指罢黜权臣耶律乙辛、追谥昭怀太子之事。但“奸邪屏逐”、“怨愤咸雪”却并非事实。除耶律乙辛被诛、张孝杰被流放外，该集团的其他成员并未遭整肃。如皇族季父房的耶律燕哥，耶律乙辛被黜后的“大康五年夏，拜南府宰相，迁惕隐。大安三年，为西京留守。致仕。”蔑古乃部人萧十三，“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为保州统军使。”国舅帐的萧余里也，“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与乙辛党，以天平军节度使归第。寻拜西北路招讨使。以母忧去官。卒。”宫分人萧得里特，“大康中，迁西南招讨使，历顺义军节度使，转国舅详稳。寿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阖门籍兴圣宫，贬西北统军司，卒。”仲父房的耶律塔不也，“寿隆元年，为行宫都部署。”寿隆即道宗寿昌年号，《辽史》避金讳改。惩治诬害皇后和太子的耶律乙辛党羽，为受太子案牵连遭受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都是天祚帝即位以后的事。

辽道宗大康六年，封皇孙延禧为梁王，设旗鼓拽剌护卫，实际是确立了皇储地位，九年十一月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授延禧天下兵马大元帅，总领北、南枢密院事，进一步确认其皇储地位。寿昌七年正月，辽道宗去世，延禧即位，群臣上尊号“天祚皇帝”。二月朔，改元乾统，大赦天下，“诏为耶律乙辛所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三月，“诏有司以张孝杰家属分赐群臣。”十月，上皇考昭怀太子谥号和庙号。次年四月，“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德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 这说明其党羽在耶律乙辛垮台20年后才受到惩处。但是整肃受到政治腐败的阻遏。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录乙辛党人，罪重者当籍其家。阿思受赂，多所宽贳”。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萧奉先），“受诏与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余党。阿思纳贿，多出其罪。德里底不能制，亦附会之。”证之史籍，如耶律塔不也，“天祚嗣位，以塔不也党乙辛，出为特免部节度使。及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旧党，塔不也以赂获免。徙敌烈部节度使，复为敦睦宫使。”萧达鲁古亦以赂获免。又据史载，天祚帝即位后，“将报父仇”，追办耶律乙辛余党，“选（马）人望与萧报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处，所活甚众。”这只能说明，在有罪者纳贿免罪的同时，还存在牵连蔓引的情况。这对亟需整肃流弊开创新局的新皇帝来说，反而加深了政治危机。

可能辽道宗已经意识到皇后和太子案是冤案，也可能他对皇后和太子案始终将信将疑。无论如何，公开为皇后和太子平反有损他的皇威。道宗认为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结党营私、奸佞专权固然有罪，但不管是出于维护他本人以及皇家的颜面，还是他对此案将信将疑，他都不能以诬害皇后和太子之名治罪耶律乙辛和张孝杰，只能用别的罪名处置他们。耶律乙辛的罪名是“以禁物鬻入外国”及“谋奔宋及私藏兵甲”，张孝杰的罪名是“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直到天祚帝即位，才为蒙冤的父亲平反，而对祖母的冤狱，可能并未公开平反昭雪，只是追加谥号宣懿皇后，与道宗合葬，算是恢复名分。对此，《道宗宣懿皇后哀册》只有隐晦表现，文末云：“呜呼哀哉！载念宠渥，失于奸臣。青蝇之旧污知妄，白壁之清辉可珍。如金石之音，默而复振；如镜鉴之彩，昏而复新。茂集徽册，缅播芳尘。庶乎千载之下，望神华于閟宫兮，验声实于哀文。呜呼哀哉！”

六院部人、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性刚直，有经世志”，因为同情皇太子，不阿附耶律乙辛，被流放到北疆镇州。天祚帝即位后，召为御史中丞。“时方治乙辛党，有司不以为意。”这是就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受赂宽贳奸党而言的。他上书天祚帝，指出肃清奸党的现实意义以及纵容奸党的危害性：

    恩赏明则贤者劝，刑罚当则奸人消。二者既举，天下不劳而治。臣见耶律乙辛出身寒微，位居枢要，窃权肆恶，不胜名状……赖庙社之休，陛下获篡成业，积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断，克成孝道之秋。如萧得里特实乙辛之党，耶律合鲁亦不为早辨，赖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见陛下多疑，故有司顾望，不切推问。乙辛在先帝朝，权宠无比。先帝若以顺考为实，则乙辛为功臣，陛下岂得立耶？先帝黜逐后，诏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讵可忘父雠不报，宽逆党不诛。今灵骨未获，而求之不切……今逆党未除，大冤不报，上无以慰顺考之灵，下无以释天下之愤……臣愿陛下下明诏，求顺考之瘗所，尽收逆党以正邦宪，快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然后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谨别录顺圣升遐等事，昧死以闻。

结果“书奏不报，闻者莫不叹惋。”天祚帝即位后，虽然为父亲平反昭雪，恢复了祖母宣懿皇后的名分，追授拥戴太子、受迫害致死的官员官爵，并绘像宜福殿配享，同时追治奸党之罪，但因为他“多疑，故有司顾望，不切推问”，而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又营私舞弊，使除恶的工作草草收场，拨乱反正沦为空话。辽朝的政治弊端只会愈加严重。加之天祚帝恬于游猎，荒废朝政，对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麻木不仁，缺乏忧患意识。国之将亡，天何祚之？

二．宰辅任用非人

皇太叔重元父子叛乱，契丹贵族多有卷入其中者。平叛后，辽道宗推行文治政策，尊崇儒家思想，强化忠君观念，巩固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平叛过程中，汉族士大夫官僚坚定地站在辽道宗一边，维护皇权，赢得了道宗的信任。在此背景下，汉族士大夫官僚队伍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更多地参与中枢决策和南北面事务的管理。因为辽道宗对契丹贵族猜忌、不满，平民出身的耶律乙辛平叛有功，又善于迎合人主意，故成为位高权重的首辅。他构陷受到契丹贵族拥戴的皇太子与皇后，制造冤狱，使契丹贵族的势力再受重创 。耶律乙辛膨胀的“相权”对皇权构成威胁，招致覆灭。耶律乙辛垮台后，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未得到纾解。据《梁颖墓志》记载，辽道宗大康六年，梁颖继张孝杰任相，“居二岁，前所抑逐者，稍复见用，奸朋邪党，朝斥暮谴，朝班为之一空。而公自信直前，未曾饰虚誉，赂遗左右，俾达黈聪以固恩宠事。有不可者，虽近幸辈必裁抑之。故公才直气多，为贤士正人之称叹，而不免小人朋党之所诽谤。大安二年夏，罢相权。”辽道宗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尚不足以撼动契丹贵族在辽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契丹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的政治联盟仍居强势，辽政权并未发生结构性改变。

耶律乙辛垮台后，契丹贵族重掌中枢权力，同时也延续了重用汉族士大夫的政策。耶律乙辛外放的大康五年春（1079），很可能出身于汉族世家大族的耶律（刘）霂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与耶律霂同时任命的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特里底、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世迁，应该出自契丹贵族。耶律（李）仲禧于大康四年十一月短暂出任乾州广德军节度使，大康六年三月再任南院枢密使。汉人并掌二枢密院，这在辽朝历史上是很罕见的现象，反映了辽道宗政治上的汉化取向。大康八年夏，皇族季父房的耶律颇德由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枢密使事升任北院枢密使，刘筠任南院枢密使。大安四年（1088）夏耶律颇德致仕，贵族出身的耶律阿思、皇族耶律斡特剌以知北院枢密使事执掌北院，萧兀纳（挞不也）、耶律特末先后任南院枢密使，耶律聂里、耶律那也、耶律吐朵先后授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寿昌元年（1095）十二月，耶律阿思继任北院枢密使。据此推测，辽道宗在位后期，在政治汉化和重用汉人上向契丹贵族妥协让步了。辽道宗时期法制改革的反复也反映了这种倾向。史载，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于是命惕隐苏、枢密使乙辛等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这显然是以适用于汉人的《律令》去改造契丹人遵行的《条制》。大康年间颁布新《条制》后，增订工作持续到大安三年，但在大安五年却“以新定法令太烦，复行旧法”，即恢复辽兴宗时期的《重熙条制》。

史载耶律颇德“孤介寡合……廉谨奉公，知无不为”，看来在契丹贵族中德高望重，是契汉官员都认可的首辅人选。关于他的继任者，据记载，辽道宗与群臣商议枢密使人选，“北枢密院军国重任，久阙其人，耶律阿思、耶律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莫衷一是。萧陶隗说：“斡特剌懦而败事，阿思有才而贪，将为祸基。不得已而用，败事犹胜基祸。”道宗称誉萧陶隗的忠直，但还是选择了“有才而贪”的耶律阿思。从这段记载看，自大安中北院枢密使耶律颇德致仕以后，直至寿昌元年的数年间，北院枢密使一直空缺。耶律阿思于寿昌元年起任北院枢密使，天祚帝即位后，以顾命大臣加于越，次年以疾致仕。其继任者就是耶律斡特剌，乾统二年十月由南府宰相升北院枢密使。在萧陶隗看来，耶律阿思和耶律斡特剌都不堪重任。

耶律阿思因贪肇祸，史籍有证，已见上文。他不仅贪，还嫉贤妒能，陷害忠良，比如对“刚直，有威重”的萧陶隗的迫害，对“论事不合”的右夷离毕萧谋鲁斡忌而贬逐。辽道宗想要召用改正“北南院听讼不直”的萧陶苏斡，亦为耶律阿思所沮。耶律斡特剌不见有贪腐、奸诈的记载，是否“懦而败事”，史籍没有明言，但天祚帝即位后的朝政足以说明耶律斡特剌毫无作为。以六院皇族耶律棠古为例，大康中出仕，累迁至大将军，“性坦率，好别白黑，人有不善，比尽言无隐，时号‘强棠古’。在朝数论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调。后出为西北戍长。乾统三年，萧得里底（汉名萧奉先）为西北路招讨使，以后族慢侮僚吏。棠古不屈，乃罢之。棠古讼之朝，不省。”又如六院部人萧兀纳（挞不也），大康初为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谋害太子，欲立皇侄耶律淳为储嗣，萧兀纳与夷离毕萧陶隗极力反对。他还建言保护皇孙燕王的安全。耶律乙辛被黜，“上赞以忠纯，令辅导燕王。”大安初，授南院枢密使，寿昌二年拜北府宰相。辅导燕王时，他不谄媚取悦，因直言忤旨，燕王即位后的次月即出为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后再降宁边州刺史。乾统元年十二月，天祚帝颁诏“先朝已行事，不得陈告。”说明天祚帝即位后，不断有人提出革除前朝弊政的建议，但被束之高阁，并禁止非议前朝事。耶律斡特剌本来庸懦，当年耶律乙辛擅权，排斥异己，“斡特剌恐祸及，深自抑畏。”天祚帝“性刚”，耶律斡特剌在朝中大概拱手唯诺而已。

接任耶律斡特剌执掌北枢密院的萧奉先，专权十余年，是在辽兴宗朝权倾一时的皇太后萧耨斤家族的成员。他当政时期，女真起兵，攻城略地，国难当头。他隐瞒战报，对上报喜不报忧。围绕后族权力的争夺，契丹贵族的内讧再一次地动山摇。先是天祚帝听信萧奉先的谗言杀害文妃和晋王敖卢斡母子，然后诬陷文妃的姻亲、皇族耶律余睹谋反，致其“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成为女真进攻辽朝的向导和前锋。萧奉先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包庇战败的兄弟，令众将寒心，人心解体。

南京府析津县的李（耶律）仲禧、李俨、李处温祖孙三代为相，是辽朝后期最有权势的汉人家族。这个家族属于新兴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南京地区的世家大族韩、刘、马、赵等家族虽然依旧拥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和盘根错杂的政治关系网，但与辽兴宗以前相比，他们的政治权力明显下降，靠科举起家的汉族中小地主家族成员源源不断地进入辽政权，成为新贵。李仲禧于咸雍七年获赐国姓，九年拜南院枢密使，与耶律乙辛、张孝杰同掌朝政，阿附乙辛。大康七年卒于任。其子李（耶律）俨，道宗咸雍中进士登第，寿昌中拜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辽道宗大渐，李俨与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同受顾命，拥立天祚帝即位。其“雅与北枢密使萧奉先友善。执政十余年，善逢迎取媚，受天祚帝宠任。”李俨去世后，“奉先荐处温为相。处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倾心阿附，以固权位，而贪污尤甚。凡所接引，类多小人。” 李俨、李处温伯侄依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他们之间类似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的关系，形成政治小团体，互相利用，图谋私利，维护个人和小团体的权益，必然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

数任宰辅任用非人，难孚众望，政治昏庸腐败日甚一日，导致边备废弛。辽道宗大安末，边部首领耶覩刮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事耶律何鲁扫古“诱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耶律何鲁扫古出征耶覩刮，却误击磨古斯部，“北阻卜由是叛命。”大安九年，阻卜乌古札部叛，达里底、拔思母二部进犯西陲重镇倒塌岭，次年五月，敌烈部叛。起兵叛乱的还有茶扎剌、颇里、耶睹刮、梅里急等部族。至寿昌六年（1100）阻卜磨古斯被俘，他领导的反抗持续八年多。辽朝疲于应付，人力物力损失惨重。面对边政危机与边防废弛的局面，有识之士呼吁加强边防，但并未引起皇帝和执政大臣的重视，他们提出的对策也付诸流水。如辽道宗大安末，士大夫刘辉曾上书：“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輓，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泊，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史载“言虽不行，识者讳之”。大安、寿昌间，萧夺剌先后任乌古敌烈统军使、西北路招讨使，曾陈北边利害，请西北路诸部与倒塌岭统军司连兵屯戍，亦未被采纳。为加强对日益崛起的生女真诸部的管控，并保障五国部鹰路的畅通，辽道宗曾任命大臣“措画东北边事”， 但最终不了了之。天祚帝即位后，“萧合鲁尝言当修边备，（枢密使耶律）阿思力沮其事。”东北路统军使、前北府宰相萧兀纳屡次上书请朝廷重视女真动向，加强东北边防，但“章数上，皆不听”。辽朝最终亡于女真的武装反抗。

宋人对辽道宗的印象比较好，而对天祚帝则多恶评。如苏辙出使辽朝归来报告：“北朝皇帝……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年深，番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惟其孙燕王，骨气凡弱，瞻视不正，不逮其祖。”《宋会要》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辽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徽宗曾对大臣们说：“闻新戎主多行不道，国人怨之，不如洪基。”《文献通考》亦曰：“自延禧在位，贪纵不道，诸国附从者皆有离心。”宋人王稱认为，辽天祚帝荒淫无道是辽朝灭亡的最直接原因：“至延禧立，乃畋游无度，虐用其众，喜海东青以搏天鹅，好乐无厌，遂以覆国。《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谓与？”但是明代史家王宗沐则认为：“辽之兴也，吾不曰太祖而曰太宗；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道宗初政，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诸部反侧，甲兵之用，岁无宁日。至于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故元祖曰‘辽以佛亡’。谁之咎哉？而天祚特以昏淫而承其弊尔。”说辽道宗统治后期，佞佛耗费，弊政丛生，导致辽朝的衰败，是有道理的。究其深层次原因，辽兴宗、道宗以来，削弱契丹贵族的权力，强化皇权，随之而来的是统治阶级的内讧（重元叛乱和皇后太子被害）以及皇权专制滋生的弊端（如耶律乙辛专权）。辽朝旧的统治基础——贵族专制，依然顽固；新的统治基础——维护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阶级阶层，力量还不够强大，并且滥用专制权力。辽朝的统治基础动摇，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加之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能，耽于淫乐，于是国运衰弊。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