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会同元年（938年），东丹国的中央机构中台省划入东京，成为东京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东丹国名存实亡。渤海既可以指称渤海国，也可以指称渤海种族。但是东丹仅可指称国家，不能指称族属，与渤海并不能等同，契丹人对于东丹与渤海有着明确的区分。东丹国及东京地区与耶律倍一系、六院夷离堇房、横帐季父房之间并无明确的分封关系。

关键词：东丹国；中台省；东京；契丹

2016年，日本学者高井康典行先生出版了《渤海と藩鎮——遼代地方統治の研究》一书，书中专门辟出一节与笔者商榷东丹国的存亡问题，不仅对自己之前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并对笔者的说法逐一辩驳。高井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以及新的阐释视角，这些均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中台省归属及东丹国存亡问题，此间虽仍有疑惑未解，但是有些问题似有解释之必要，故草成此文。文中观点虽未必接近东丹国之史实，但我相信这对于探索东丹国中台省变迁之真相当有些许助益。

高井先生认为会同元年（938）之后中台省仍属东丹国中枢机构；渤海亡国后，文献中出现的某些“渤海”指的就是东丹国；圣宗朝及之前的东丹国相当于耶律倍一系、六院夷离堇房、横帐季父房的封地。笔者对于这三个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试析如下。

（一）东丹国中台省改隶契丹国东京之时间

关于中台省归属东京的时间，笔者认为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在将东丹国南京改为契丹国东京之时，东丹国的中央机构中台省也随之划入东京，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在厘清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略微梳理一下东丹国中台省建立的大致过程。

天显元年（926年）二月，辽太祖灭渤海国，建东丹国，“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同时以耶律觌烈为东丹国大内相。史称“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内相已下官，皆其国自除授”。比较蹊跷的是，无论是《辽史》还是《契丹国志》亦或是契丹文、汉文石刻资料，都没有提及是年建立中台省的事情。据《新唐书》记载，渤海国“官有宣诏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居之。中台省，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据此可知，渤海国宰执及班次如下：政堂省大内相、宣诏省左相、中台省右相、宣诏省左平章事、中台省右平章事。如果这些机构直至渤海亡国前夕始终未变，而东丹国在建国之初又承袭这一职官制度，那么《辽史·太祖纪》中迭剌所任的左大相当为宣诏省左相，渤海老相之右大相当为中台省右相，大素贤之左次相当为宣诏省左平章事，耶律羽之之右次相当为中台省右平章事。《耶律羽之墓志》称“比及大圣大明升天皇帝收伏渤海，革号东丹，册皇太子为人皇王，乃授公中台右平章事。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此句之“四辅”当指大内相之外的四相，说明中台省右平章事确实位列诸相之末班。但是东丹国究竟有没有设立政堂省、宣诏省，史无明载。据现有的材料可知，左相、右相、左平章、右平章皆为中台省职官（参见下文“中台省长官年表”）。故东丹国初期中枢机构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甫立之时完全承袭渤海旧制，不久废政堂、宣诏二省，其职官皆并入中台省；另一种可能是建国伊始即实行一省制，废弃政堂、宣诏二省。从《辽史·皇子表》“天显元年，为中台省左大相”的叙述来看，第二种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最初的中台省置于渤海旧地忽汗城，直至天显六年四月复“置中台省于南京”，实际上应是将中台省正式迁至南京（治辽阳）。此一变化，与东丹国迁都过程有着密切关联。

天显元年东丹立国后不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薨逝于扶余府。天显二年十一月，人皇王争夺皇位失利，胞弟耶律德光位登大宝。此后辽太宗对于自己的长兄人皇王耶律倍始终心存疑虑，对于耶律倍所主之东丹国亦设法加强控制。其间重要的措施有，天显三年开始迁东丹之民至东平，同时升东平郡为南京，此后德光频繁巡幸南京；天显五年三月以三弟李胡为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实际上是以李胡为皇储，彻底打消耶律倍的希望，四月耶律倍归国，其后命王继远撰《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十一月耶律倍奔唐；天显六年（931年）正月德光至南京，四月置中台省于南京，随后离开南京。在此之后数年，德光不再巡幸南京。直至会同元年（938年），德光因怀念一年多前被李从珂遣人杀死的耶律倍，遂于二月丙申“遣惕隐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宫”，四月初一，方才复至南京。同年十一月，“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东丹国之南京自此消亡。自天显三年升东平为南京，至会同元年改南京为东京，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就是天显六年于南京置中台省。但是耶律德光为何不选择天显三年置省于南京呢？这或许与彼时东丹移民计划尚未完结有关，据孙炜冉先生研究，此次移民牵涉原渤海国二十九州、三十九县，约二十五万余渤海户南迁，如此巨大的迁移工作，不太可能在朝夕之内完成。故而有的学者认为此一工作完成的时间不早于天显五年。从诸多时间点来看，与天显六年迁中台省至南京的相关事件有二：一是东丹国移民工作完成，中央相关机构僚属也全部移至南京；二是东丹王浮海奔唐，太宗无需再时时巡幸关注南京，交由中台省掌控东丹国。比较有意思的是，迁都工作完成一月之后，后唐“青州上言‘有百姓过海北樵采，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欲修贡也。’闰五月，青州进呈东丹国首领耶律羽之书二封”。“慕华”即耶律倍，污整即时任东丹国南京留守的耶律觌烈（字兀里轸，亦作汙里整）。三封书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致信之举或与中台省迁至南京有关。

及至会同元年（938年），因燕云十六州划入辽朝版图，太宗对于中央、地方各机构进行了一番改革。在地方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皇都改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东丹国之南京为契丹国之东京。三京的建立，反映出太宗划区而治的统治意图，同时东京名称的变化，标志着东丹国已被架空。作为东丹国中央机构的中台省成为契丹国东京的中台省，变为契丹国下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关于中台省隶属关系的变化，文献以及石刻资料中有着明确的踪迹可循，笔者特列一中台省历任长官之表格，以便于读者诸君自行分析、判断。

中台省长官年表

通过此表，可以看出记述或追述会同元年之前事，均称东丹国某相或东丹国中台省某相（仅有一例例外，详下），叙述会同元年之后事，则称中台省某相或东京中台省某相，甚或径称东京宰相，其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在这些例证中，有一例例外，即刻于应历十年（960年）的汉字《痕得隐太傅墓志》（以下简称《痕志》，此志又称《上国都监太傅墓志》）。高井先生依据此方墓志，认为东丹国在应历年间仍然具有实权。《痕志》第24-25行称“丁未岁（947年）……太傅堂兄东国宰相率剌押奚王等十万众取西南，往河阳路，直入洛京，镇抚关西，回军到国，遂加南面都统使、燕京留守，封燕王”。率剌，即《辽史》有传之耶律牒蜡（“蜡”，亦作“䗶”），牒蜡“字述兰，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率剌”即“述兰”之同名异译。牒蜡本传称“天显中，为中台省右相”，“大同元年（947年），平相州之叛，斩首数万级。世宗即位，遣使驰报……牒蜡亡归世宗。和约既成，封燕王，为南京留守”。《辽史·世宗纪》则谓天禄二年（948年）“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赵延寿薨，以中台省右相牒䗶为南京留守，封燕王”。《痕志》所载虽与《辽史》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事迹大体相合。所谓“东国”盖即“东丹国”，“宰相”即“中台省右相”。据《痕志》及《辽史》，耶律牒蜡于天显中为中台省右相，天禄二年接替赵延寿为南京留守，封燕王。应历十年的汉字《痕志》实际上是在追叙947-948年的事情，且早在天禄五年（951年）牒蜡已卒于察割之乱，故此条史料并不能证明辽世宗尤其是穆宗时期中台省隶属于东丹，最多只能说明大同元年（947年）的时候，耶律牒蜡或以“东国宰相”的身份领兵出征。依据《痕志》推导出辽朝应历十年（960年）中台省仍属东丹国，恐怕还缺乏坚实的证据。

笔者认为《痕志》的记载很可能并未准确地反映出会同元年（938年）东京建立前后的变化，耶律牒蜡在天显中出任东丹国中台省右相，但是在会同元年东京建立后，此一职位应该为东京中台省右相，墓志撰者在追述大同元年事时，仍旧沿用了东丹国宰相（中台省右相）这一旧称。笔者这一推测并非毫无根由，汉字《痕志》在记述上屡有重大讹误，难以取信。据《痕志》，痕得隐太傅的一生大致如下“甲戌年（91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三十官至司徒（943年），充北大王副使。三十五（948年）补充燕京南面副都统使。改授西南路兵马都监。时己亥岁（939年），河东归顺北朝，太傅奉宣命充都监，统十万众，与涅拽侍中同救援河东，于忻口唐林大获胜捷。四十六，于己未岁（959年）二月内，又奉圣旨统押皇帝旗鼓……太傅即于己未岁（959年）五月内寝疾，至十月一日癸酉，薨于云州天成军，享年四十六，寻扶护入国。至庚申岁（960年）五月二十八日丙寅，葬于内恩军北高神山”。其中的己亥岁记事，颇令人费解。因太傅生于甲戌岁（914年），卒于应历九年己未岁（959年），享年46岁，故《痕志》中的己亥岁，应为939年，即会同二年，时痕得隐26岁。然而此句之前叙述太傅30、35岁事，突然插入26岁事，其后复又接续46岁事，其间或有舛误。

我们再看此句叙述之事，“河东归顺北朝，太傅奉宣命充都监，统十万众，与涅拽侍中同救援河东，于忻口唐林大获胜捷”。河东当指北汉政权，此事当系穆宗应历四年（954年，甲寅年）事，是年“二月丙午朔，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汉，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敌禄讨之。丁酉，挞烈败周将符彦卿于忻口”。挞烈即《痕志》之涅拽侍中，“忻口唐林大获胜捷”即败符彦卿事。此时痕得隐太傅41岁，与志文前后时序相合。故此处之己亥岁，实为甲寅岁之误。

《痕志》在叙述自己堂兄何鲁保功绩时称“丙午岁（946年）正月一日大唐天子与百寮蹈舞，呼万岁，朝见嗣圣皇帝。是丙午岁十二月十八日收下中国，丁未岁（947年）正月一日坐朝，得神器与金箱、玉印兼明堂俱来入上国”。其中“丙午岁正月一日大唐天子与百寮蹈舞，呼万岁，朝见嗣圣皇帝”显然有误。首先946年距后唐灭亡已有十年，不可能有“大唐天子”朝见太宗事，“大唐”当为“大晋”之误；其次，此处“丙午岁”当为“丁未岁”，盖因丙午岁岁初契丹尚未灭晋，正月一日不可能有后晋皇帝率群臣朝见之事，史籍亦从未载有此事；最后，据史料记载，丁未岁正月一日，仅百官拜太宗于城外，晋帝并未参与，志文载“大唐天子与百寮蹈舞”有所不确。《痕志》记载混乱由此可见一斑，汉字《痕志》在记述牒蜡事迹时，应当也是犯了类似的讹误，从而造成此一追叙文字与其他诸多材料相抵牾的局面。

不唯如此，契丹大字《痕志》亦有明显错乱之处。志文第10-11行在记述牒蜡父亲觌烈·兀里轸的事迹时，称兀里轸夷离堇“迁渤海国建东京，任丹国之大内相”。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认为在东京建立之时，觌烈出任东丹国大内相。然而据上文叙述，东丹大规模移民（即此处之“迁渤海国”）发生在天显年间，所建京城实为南京而非东京。更为重要的是，觌烈·兀里轸早在天显十年（935年）即已亡逝，而东京建立则是三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契丹大字《痕志》的记载显然是误将“迁渤海国建南京”记作“迁渤海国建东京”，造成时序上的错乱。契丹大字《痕志》在追叙其曾祖沤思诸子时，称沤思第四子耶律羽之为“丹国之左院大宰相”，仿佛羽之最终的官职为东丹国左相，而这与耶律羽之本人的墓志以及《辽史》的相关记载明显不符（参见上文“中台省长官年表”）。刻于大康七年（1081年）的契丹大字《多罗里本郎君墓志》在追叙祖先时，显然要比《痕志》严谨得多，该志称“寅底哂·兀里只宰相（按：即耶律羽之），天皇帝之时任丹国之宰相”，“天显初，东丹国”云云，重要时点清晰明确，名称上毫无淆乱之处。反观《痕志》，对于制度之变更，粗率无忌，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基于《痕志》系年、记事多有紊乱，故笔者仍取会同元年（938年）中台省改隶东京之说。如果日后出现新的资料，明确记载某人在会同元年之后出任“东丹国中台省”某相，笔者将自动放弃此说。

（二）渤海囯、渤海族与东丹国

高井先生在论述“东丹国”亡国时间时，认为有些史籍中记载的“渤海”实际上指的就是“东丹国”。这是因为在契丹语文材料中，“丹国”同时指称东丹国与渤海国，意谓在契丹人的意识中两者并无分别，即渤海国等同于东丹国。实际上，高井先生做出这种判断的直接证据仅有一条。即刻于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的《耶律宗教墓志》，该志的汉文版称宗教“母曰萧氏，故渤海圣王孙女，迟女娘子也”。而契丹文版则称：

迷里吉氏即渤海之大氏，乌鲁古即大諲譔，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国后不久，太祖“赐諲譔名曰乌鲁古”。此处之“丹国之圣汗”可以确定就是指渤海国末代王大諲譔。汉字“渤海圣王”对应的契丹文部分为“丹国之圣汗”，所以“渤海=丹国（东丹）”。

汉文《耶律宗教墓志》称大諲譔为“渤海圣王”的说法是较为准确的。据《新唐书》记载，渤海“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圣王”显然是渤海国王的一个专有称号。但是契丹小字的墓志在表述上并不严谨，因为在契丹文中，丹国和渤海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词汇。高井先生无疑忽略了一个重要证据，即刻于应历十年的契丹大字《痕志》中不仅出现了“丹国”，也出现了“渤海国”，该志第10-11行称：



渤海国   迁    东京    建    丹国   之 大内相    任

意即“迁渤海国，建东京，任丹国大内相”。此处东京当为南京之误，上文已有讨论。这里的渤海国盖是指渤海遗民或渤海旧国，而丹国则是指新成立的东丹国。这说明在契丹人心目中，渤海、丹国（东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的表述显然出现了偏差，因为大諲譔从未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东丹国的国王，墓志中的“丹国”应当是“渤海国”之误。

不仅如此，在汉文石刻中，这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会同四年（941年）《耶律羽之墓志》称：“比及大圣大眀升天皇帝收伏渤海，革号东丹，册皇太子为人皇王，乃授公中台右平章事”。铭文部分称“吾皇应运，君临东丹”。应历五年（955年）《陈万墓志》称陈万于天显元年（926年）“从皇帝东□渤海国，当年收下”。东丹仅指称国家，东丹国、东丹某相、东丹吏民等等，皆指东丹国而言；但是渤海一词，不仅仅指称渤海国，也指称渤海这一种族。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去辨别渤海是指国家还是族属。

高井先生找到了一条相关的史料，认为渤海宰相等同于东丹国宰相。太平八年（1028年）“九月壬辰朔，以渤海宰相罗汉权东京统军使”。林鹄先生称“所谓‘渤海宰相’，渤海系其所出，宰相当指东京中台省相”。高井先生采纳了林氏关于渤海宰相当指中台省宰相的判断，且将林文“东京中台省宰相”改为“东丹国中台省宰相”，从而推导出中台省仍然隶属于东丹国，东丹国仍然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利。

不过，林文之“渤海系其所出”，盖谓渤海系罗汉之族属。高井先生对于这样的可能性，并未予以理会。但是在《辽史》等相关资料中，会同元年之后，还没有明确的资料能够证明“渤海”可以确指“东丹国”，相反，从诸多用例而言，渤海指称族属的可能性显然要更大一些。例如会同三年（940年）“六月乙未朔，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结合天显元年二月丙午“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的记载，以及称耶律羽之为“东京宰相”（时任中台省左相），此处渤海当指族属，而非东丹国。又如开泰八年（1019年）三月“己卯，诏加征高丽有功渤海将校官……丙戌，置东京渤海承奉官都知押班”，这两处“渤海”显然也是指族属，尤其是后一处“渤海”，显然不可能是指东丹国。至于《辽史》及石刻资料中经常出现的某某宫汉儿、渤海都部署等官称，将汉儿与渤海对举，显然都是指族属。

渤海遗民在追叙自己先祖时，也都是用“渤海国”这一旧称，而不会用“东丹国”这一新名。这应当是由于“渤海国”既可以代指业已亡国的渤海国，也可以指自己的族属为渤海。例如乾统十年（1110年）《高为裘墓志》称“公讳为裘，其先渤海国扶余府鱼谷县乌悊里人也”；同年的《高泽墓志》亦称“公讳泽，其先渤海国扶余府鱼谷县乌悊里人”。二人的祖先为高模翰，《辽史》本传则称“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这亦从侧面证明东丹不可以代指族属。

是故，渤海很难等同于东丹，我们也很难找到“渤海”指代“东丹国”的确证。这一问题或许仍然可以继续探讨，但是中台省已经成为东京辖下的一个地方机构，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会同元年（938年）之后，中台省已然不是东丹国的机构，这个时候东丹国至多是一个象征性的、名义上的存在，实在是无足轻重，故而《辽史》以及其他文献，不再记载这样一个“属国”。

总而言之，实际意义上的东丹国在会同元年（938年）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名义上的东丹国消失于何时，仍然是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情。

（三）东京地界的分封、世选问题

高井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及东京地区应当是耶律倍一族、六院夷离堇房、横帐季父房三家的分封地。但是我们从中很难看出这样的分封关系。高井先生的依据是中台省官员、东京统军使、东京留守等官员都有出自这三个家族的人员。

首先，很难说耶律倍一族与东京地区存在这样的关系，耶律倍主东丹国，这一点当然没有疑异。但是对于其后人的安排，似乎很难体现出这样一种分封意图。耶律倍长子耶律阮（兀欲），为辽世宗；次子娄国，穆宗时为南京留守；三子稍，圣宗时为上京留守；四子隆先，景宗时曾留守东京；五子道隐，景宗时留守上京，后迁守南京。从中很难看出耶律倍一支与东京有着什么强烈的关系。而且耶律倍子孙中，除了耶律隆先、耶律隆祐曾出任东京留守一职，再也无人担任东京留守，所以东京地区当与耶律倍一族没有太多的分封关系。

其次，所谓的六院夷离堇房，其范围似乎过为宽泛。其实仅仅是六院夷离堇房中耶律沤思这一支与东京地区存在关联，详情可参见上文中台省长官年表。所以刘浦江先生认为这一家族可以“世选”东京的高层职官，都兴智先生则指出“耶律羽之家族成员（笔者按：即沤思后人）从太祖建东丹国开始，至圣宗统治时期，其兄弟子孙多出任东丹国及东京辽阳府的军政要职，这个显赫的家族长期把持着东丹及东京辽阳府的权力，揭示了封建家族式统治的特点”。我想用世选或“封建家族式统治”概括耶律沤思家族与东京之关系，恐怕要比“分封”这一描述要更为恰当。

最后，关于横帐季父房的例证恐怕要更少。横帐季父房的概念本身就比较宽泛，实际上耶律倍这一支也属于横帐季父房。最新出土的《耶律弘礼墓志》称“国姓耶律氏有三大横帐：一大父、二仲父、三小父。小父者，德祖皇帝，而太祖大圣天皇帝之父也，其子孙世为天子，出于其帐者，号为贵族”，小父即季父，明确指出德祖后裔为横帐季父房，故此一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高井先生所举的两例例证，皆为太祖异母弟耶律苏的后人，一为耶律奴瓜、一为耶律蒲古，二者皆曾出任东京统军使。但是，这恐怕只是职官迁转中的一个巧合，或是世选的一个例证，很难说明东京为耶律苏后人的一个分封地，更不可以说是横帐季父房的封地。

谈及此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辽朝的世选制度，与中原王朝的分封、世官制度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辽朝的世选制度，是在某一家族内部，选贤与能，担任某官。这一职官既可以在甲家族中选择，也可以在乙家族中产生，还可以从非世选家族中产生，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同时具有世选某官权利的家族，家族内某人担任这一职官后，仍然可以出任其它职务，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反观分封制，是指某一家族的某一支固定在一个土地上，世代食邑于此，相对固定，其它家族也很难插手。世官制度则是世世代代出任固定的官职，开放性、流动性皆远远不如世选制度。

例如高井先生提及的耶律奴瓜，系耶律苏之孙，统和四年（986年）为“黄皮室糺都监”，因为军功“迁黄皮室详稳”。六年“为东京统军使”，十九年“拜南府宰相”，二十六年“为辽兴军节度使，寻复为南府宰相。开泰初，加尙父，卒”。“东京统军使”仅为其迁转中一环，而且奴瓜出任南府宰相，或许与其祖父曾任南府宰相有关，即这一家族可能是世选南府宰相的家族。《辽史·太祖纪》称神册六年（921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迭里为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吿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知耶律苏为宗室中第一位出任南府宰相者，其后人有世选南府宰相之资格亦不足为怪。故而从奴瓜的履历中恐难以确认其家族与东京的分封关系，反倒是可以大致窥见辽代世选之一斑。

高井先生列举的另一人耶律蒲古系耶律苏的四世孙，统和初为“涿州刺史”，“开泰末，为上京内客省副使”，太平五年（1025年），“改广德军节度使，寻迁东京统军使”，太平九年，因平定大延琳之乱，“以功拜惕隐”。“东京统军使”也是蒲古为官履历中的一个环节，若是以此推定东京为其家族分封地，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附记：高井康典行先生在新著出版后，惠赠大作，尽显学人之坦荡与真诚，在此向高井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辽代五京体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CZS024）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