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五代直至宋仁宗時期的一百五十餘年裏，中國的政治舞臺經歷了一個由武人專政轉向恢復文官體制、重建士大夫政治傳統的嬗變過程。伴隨著士大夫自我意識的重新崛起，中國傳統政治所特有的“朋黨現象”也日漸發展，並產生了若干新的特點，極大地影響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為宋朝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本文以宋仁宗時期的“朋黨之議”為重點，對北宋“朋黨政治”的形成、特點及其教訓加以闡述，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北宋前期政治和“朋黨之爭”的基本特點

唐室既衰，兵戈四起。王朝統緒，泯焉歇絕。武人專橫，文士凋零。後漢時期，大將史宏肇曾經放言：“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此處的“毛錐子”，是指嫻於錢穀、擅長刑名的刀筆文吏。他們尚且鬥不過“長槍大劍”，至於那些飽讀詩書、博古通經的文人士夫，更不過是一群“未知顛倒”的無用之輩而已。在不可一世的武夫悍將面前，這些人多半震懼惕息，畏葸怯懦，為求保性命、得祿位而失節喪志，曲意逢迎。其中的髙蹈之士，亦不過隱居山林，寄情黃老，且耕且讀，以為避亂全身之計，視天下興亡與己無關。

宋太祖開國肇基，創制立法，首以根絕武人亂政為念，而親信僚屬為之佐助，君臣同心，開創未來。太祖雖武人習氣尚存，畢竟具有自信、開拓的政治家胸懷，故其“右文”政策，不重形式，但求精神。不殺士大夫與言事之臣，足以垂範後世，而宋朝三百年文治之盛，亦以此為開端。

宋太宗為專制獨裁之君。彼因得位不正，自信不足，且天性狹隘，多疑猜忌，遂將太祖防微杜漸的制度設計推向極端，而佐之以人主大權獨攬、事必躬親。既然人主逞能，則臣僚勢必袖手，因循之風初步形成。當時雖大倡文治，廣攬科舉之士，但形式多於實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雖有很大的提髙，但士大夫的精神意志卻並未隨之髙漲。順守服從，惟人主之意是瞻，已成為政壇普遍的風氣。

北宋時期的朋黨問題，在太宗年間已初現端倪。當時發生了太平興國三年（978）“戊寅科”進士胡旦、趙昌言、董儼、陳象輿等人利用同年關係結為黨羽、進行政治投機的情事。  

據《宋史》卷二六七《趙昌言傳》載：“時（端拱元年，988）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這些人糾合在一起，以清議自命，抨擊時政，臧否大臣，野心勃勃。

然而他們的對手太強大了：前有權臣盧多遜，後有新任開封尹、陳王元僖和元老重臣趙普。最要命的是他們每每錯誤地揣測太宗的“聖意”，惹得龍顏不悅。因而當趙普復相後，即給予他們迎頭痛擊，將他們統統貶出京城。而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正是“朋黨比周”、“惡直醜正”之類。就連一貫正直磊落、不黨不群而被視為“天下之正人”的田錫，也因為跟胡旦等人的同年關係而屢受牽累，仕途很不順當。

宋真宗時期內外局勢相對穩定，政治上謹遵祖宗成憲，而輔之以黃老清靜之術。真宗雖不似太宗那樣剛愎獨斷、猜疑成性，遇事也願意謀之於朝中重臣，但卻缺乏主見，在大政方針上每每表現出患得患失、遊移不定的弱點。且其虛榮心較之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位的大部分時間裏沉溺於種種迷信、造神活動而不知自返，以至於舉朝上下如病狂然，不但縻費破財無數，也為憸巧之人干亂朝政開了方便之門。當時雖有人主與元老重臣共治之名，卻並未能夠將政局向好的方向引導，也未能因應客觀形勢的變化對“祖宗家法”作必要的調整。加之真宗晚年多病，使得權力爭鬥更加熾烈，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分化。

這場爭鬥雖具有君子（以王旦、寇準、李迪、王曾等為代表）與小人（以朝中“五鬼”王欽若、陳彭年、丁謂、林特、劉承珪為代表）之爭的性質，同時也隱含了南、北士人之爭的意味。權力、道義、地域三者互相交錯，構成了當時朝廷政爭的核心內容。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丁謂（長洲人）、陳彭年（江西南城人）、林特（福建順昌人）、劉承珪（楚州山陽人）等輩因積極參與製造“天書封禪”的鬧劇，受到宋真宗的特別信任。他們相互勾結，為追逐權力，不遺餘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

“五鬼”之中，尤以王欽若和丁謂在真、仁之際的政壇上最為活躍。“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丁）謂與王欽若發之。”王欽若相貌矮小醜陋，但卻“智數過人”，“敢為矯誕”，善於揣測皇帝的心意，是製造“天書封禪”鬧劇的關鍵人物。丁謂極富文才，且“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眾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是個聰明絕頂、多才多藝、理財能力很強的人。可惜的是，此人有才無德。他不但極力迎合真宗，屢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財能力從容調度、盡心督辦，充當迷信活動的後勤總管，“啟導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計”。正因為如此，他也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和提拔。

這些人不但心術不正，逢君之惡，又恰好都是南方人士，這就進一步坐實了人們對南方人輕儇奸詐、有才無德的觀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幾乎成了“小人”的同義語。

當時“朝中正士”的代表李沆（洺州肥鄉人）、王旦（大名莘縣人）、寇準（華州下邽人）、李迪（濮州人）、王曾（青州益都人）等，在反對“南方小人”的態度上是高度一致的。

當王欽若和馬知節在樞密院鬧得不可開交時，王旦不失時機地推薦了寇準。於是，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任命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讓他重新回到朝廷。但寇準擔任樞相僅一年，便又被罷免。原因是他跟三司使林特之間勢如水火，矛盾重重。林特與丁謂一樣，在理財和聚財方面很有一套，真宗離不開他。不僅如此，寇準還故態復萌，跟推薦他的宰相王旦也發生了摩擦，這就更招致了宋真宗的厭惡。天禧元年（1017），王旦因病重辭去宰相職務。當真宗就繼任人選徵求他的意見時，他仍然推薦了寇準，並以“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為由，阻撓王欽若出任宰相。直到王旦死後，王欽若始得大用。為此，王欽若曾大發牢騷說：“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以識人善任著稱，尚需以“公議”為藉口搪塞輿論，不敢過分露骨地排斥南方人士。寇準則公開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無忌憚。撫州人晏殊，七歲以神童被薦。真宗召其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晏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真宗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寇準不髙興，曰：“殊江外人！”這種態度，就連真宗也覺得不象話，反駁說：“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省試髙第、臨江軍新喻人（今江西新餘）蕭貫與萊州膠水（今山東平度）人蔡齊同參殿試，寇準又說：“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結果北人蔡齊奪魁。為此，寇準興高采烈地對同僚說：“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

這種北人輕視甚至歧視南人的現象並非偶然。唐宋之際，南方社會經濟與文化迅速發展，造成了中國社會經濟地理與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觀，給南、北政治力量的對比帶來了深刻變化，也使得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表現出鮮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五代以前，由於南方較為落後，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響。五代以後，由於南方的發展，這一趨勢出現了逆轉，南方對北方的影響開始擴大，這意味著北方傳統優勢地位的逐漸弱化。而這一變化，絕不可能被北方統治集團輕易接受。在當時，大多數北方人士對南方勢力的崛起採取了抵制和敵視的態度。

據《道山清話》記載：“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恕自以洪（南昌）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史書評論說：“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為也”。

就連有“聖相”之稱的李沆也一貫主張求治之道，最關緊要的是“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矛頭直指梅詢（宣州宣城人）、曾致堯（江西南豐人，曾鞏祖父江西南丰人）等南方士人。

在北宋前期，北方人對南方人的鄙薄尚帶有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優越感。隨著南方士人的不斷壯大以及在統治集團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攀升，雙方的鬥爭便趨於白熱化，其勢頭之猛烈，目標之明確，前所未有，構成了宋朝黨爭的重要內容。

 

二、仁宗時期士大夫集團中“元老”與“新進”的分野

宋仁宗被視為繼體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將祖宗以來興科舉、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髙度，在位期間，朝廷人才濟濟，文官羣體享有崇髙的政治地位，出現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然彼時士大夫集團又有所謂“元老”與“新進”的區別。

所謂“元老”，系指前朝舊臣，是一群被皇帝視作“有大臣體”的人物。他們雖亦由科舉入仕，但深受太宗、真宗時期因循默守之風的薰染，多半因謹慎持重、馴順服從、“知進退”、“不生事”而獲得人主信任，坐至顯位。他們一般具有如下共同特點：年紀大，資格老；注重穩定，安於現狀；清靜循默，標榜慎獨，厭惡“好事躁進”之人；人情練達，圓滑世故，很少外露，也從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觀點；善測人主之意，人主“聖明”獨斷則順從遵守，垂拱袖手，人主軟弱搖擺則以鎮靜扶之，以免妄生事端。由於這些人身居髙位，其個人特點難免會對官場風氣產生影響。比如：穩重有餘而活力不足，重經驗而乏創新，練達而流於世故，主靜而陷於麻木，遵成憲而失之因循，等等。總而言之，他們多半只有在坦途上規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和維護其既得利益的洞察力和應變力，每每沉浸於自我比較、自我滿足的心境之中。對新人新事新風尚，則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敵意。一旦朝廷面臨重大危機，他們往往一籌莫展，缺乏應付挑戰的勇氣和魄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只是士大夫中守舊勢力的代表，是宋初以來不斷加強的君主專制體制的產物，並非士大夫主體意識和精神的體現者。

所謂“新進”，則是指仁宗即位以後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聖二年（1024）、天聖五年（1027）和天聖八年（1030）的三科進士為其主體。這三屆科考為仁宗親政作了人才儲備，所得進士基本構成了官僚隊伍的中堅力量。其中如曾公亮（泉州晉江人）、余靖（韶州曲江人）、宋祁（安州安陸人）、韓琦（相州安陽人）、吳育（建州浦城人）、文彥博（汾州介休人）、包拯（廬州合肥人）、歐陽修（吉州廬陵人）、蔡襄（興化仙遊人）等均成為北宋歷史上的一代名臣。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的領袖人物范仲淹（989—1052）（蘇州吳縣人）雖為大中祥符進士，但在北宋政壇上卻是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史稱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與老一輩官僚政客相比，這批年輕人風華正茂，銳氣十足，在學問淵源、文章風格、稟性氣質和從政作風等方面都表現出新的特點：因為初出茅廬，他們在政治上較少顧忌；又因多供職於台諫、館閣，故每每自視清流，自詡為朝廷正氣的表率，養成了遇事敢言、“奮不顧身”的行為特徵。他們在政治立場上帶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色彩，提倡正統，崇尚名節，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敢於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不但矛頭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以捍衛儒家政治道德和倫理規範為其最高原則。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的時候，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就自然成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為體現士大夫政治傳統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正因為如此，我們將這批人登上政治舞臺視作宋朝政局發展的一個轉捩點，視作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體意識再度覺醒的一個標誌。

以這批人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為開端，宋朝始終一貫的右文政策和建立士大夫政治傳統的努力才具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士大夫作為飽受人文教育而有志於仕途的階層，是體現文化統一性的決定性人物。他們既是王朝統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釋者，又是輔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禮法之統治的實踐者。在“蠻夷”強鄰環峙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有助於增強其正統國家觀念以及文化上的統一性和凝聚力，利用其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來跟強鄰作持久的抗衡。真宗時期自我誇耀式的封禪活動已表現出了這種衝動，自仁宗以後則轉化為士大夫更為熱誠的對古典傳統的復興工作，其對於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但是這批新進之士也在當時的政壇上暴露出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突出表現為：言論強於行動，目標重於手段，意氣多於理智；自負固執，我行我素，無形中得罪了同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於結黨，不避嫌疑，結果授人以柄，也招來人主的猜忌；始則以朋黨自任，終則以朋黨相爭，是非混淆，敵我不分，雖一心想剷除小人，卻最易為小人所誤。由於這種種弱點，彼等雖夙志以天下為己任，卻為自己的仕宦生涯設下了重重障礙，最終難以有所作為。

宋仁宗是位性格仁恕而軟弱的皇帝，他從太后劉氏和元老重臣的卵翼下走向自立，起初也曾有過君臣一心、和衷共濟、共致太平的良好願望和熱情。這種態度，使“人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成為可能。隨著老人政治的破產和內憂外患的不斷加深，他轉而倚重以范仲淹、韓琦、富弼為代表的士大夫新興力量，試圖改革弊政，有所作為，“慶曆新政”則是此種嘗試的高潮。然而正因為他天性軟弱，貪圖安逸，使他缺乏將一場改革深入持久下去的決斷力和意志力。且形勢的發展又與他的期望大相徑庭：統治集團中不但新、老勢力之間矛盾重重，就連新派勢力內部也是內訌不斷、爭鬥不休，這似乎更加印證了老臣呂夷簡等人對“朋黨”問題的先見之明。由此，宋仁宗不但對“新政”心灰意懶，對“新人”也厭棄彌深，轉而回歸因循守舊的老路，念念不忘防範朋黨，致使晚年軍政日衰，局勢積重難返。

 

三、“元老”與“新進”之間勢力的消長

天聖七年（1029）冬至，朝廷舉行郊祀大典，宋仁宗率百官在會慶殿為劉太后祝壽，然後才到天安殿受朝。時任秘閣校理的范仲淹極力反對，認為仁宗侍奉母后，只須行家人之禮；如今卻與百官同列，行北拜之儀，是“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不僅如此，他還公然要求太后還政。這樣的膽量在當時也只有素稱剛正的宰相王曾能與之相比，足見范仲淹恪守儒家禮法、維護皇帝權威、反對女主干政的堅強信念和勇氣，也預示著他在以後政治生涯中的基本風範。因為這件事，范仲淹得罪了劉太后，被出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劉后駕崩，仁宗親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城，擔任右司諫之職。當時有不少人都趁機說太后的壞話，范仲淹對此十分憂慮和反感，便規勸仁宗說：“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接受了他的勸告，詔令中外不得對太后當政時期的事情說三道四，從而避免了一場政治紛爭。

    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呂夷簡的支持和慫恿下，廢了皇后郭氏。消息傳出，輿論大嘩。自北宋立國以來，廢后之事還從未有過。范仲淹和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等人認為，廢黜皇后歷來是昏君所為，仁宗此舉無異於自毀聖明，便率領臺諫官一齊伏閣進諫。老謀深算的呂夷簡讓他們第二天上殿時直接向皇帝進言，隨即就上奏說：“御史、諫官伏閣請對，非太平事，應當將他們貶逐。”次日清晨，沒等范仲淹、孔道輔上朝，內侍就傳來聖旨：貶孔道輔出知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即刻押送出京赴任。與此同時，朝廷還下令禁止臺諫官聚眾請對。

這一事件是年輕的臺諫官們圍繞朝廷大政而與元老重臣發生的首次激烈衝突，雖無朋黨之名，實則是仁宗年間朋黨之爭的開端。因為進對言事是臺諫官的職責，此前不久朝廷又有鼓勵進言的詔令，所以宰臣不便以朋黨的罪名厚誣他們，而是用極不正當的手段挫敗了他們的行動。經此一事，范仲淹和呂夷簡走上了公開對立的道路。

自從在廢后問題上受到眾多非議後，宋仁宗似乎對那些銳氣十足、充滿道義感且喜議論時政、針砭人物的年輕臺諫官心生忌憚，從感情和心理上更加傾向於老臣，這也是造成當時官場因循之風更盛的主要原因。

    景祐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重回京師供職。

此時呂夷簡已為相多年，其從政風格又是“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甚至被人們視為姦佞小人的典型。這種看法未必公平，卻也反映了此人工於心計、遇事求穩的基本特徵。朝中官員有不少出自他的門下，因而難免有招權納賄的嫌疑；他又授意御史龐籍彈劾知兗州范諷，藉以把袒護范諷的宰相李迪排擠出中書。在范仲淹看來，此類行徑純系姦臣所為。聯想到呂夷簡在太后當政時雖位居參政，卻一味順從，從未對太后的專權逾制提出過任何異議；等到仁宗親政以後，他又為了鞏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惡，充當仁宗廢后的幫兇。這就更能證明呂夷簡是個十足的小人。

基於這種看法，范仲淹回京後總想找機會再對呂氏發起攻擊。

    次年五月，范仲淹向仁宗獻上一份《百官圖》，詳細指明在這份官員升遷圖中，哪些是正常遷轉，哪些包含了宰相的私意；進而向仁宗建議說：“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呂夷簡知道此事後，十分不悅，便在仁宗面前譏諷范氏為人迂闊、務名無實。范仲淹馬上以牙還牙，寫了一篇奏疏上達仁宗，其中多為針砭時政的內容，且以漢成帝時期敗壞朝綱的權臣張禹影射呂夷簡。呂氏大怒，指斥范仲淹離間君臣、越職言事、引用朋黨。於是范仲淹再度被貶，出知饒州。隨後又有侍御史韓瀆迎合呂夷簡的意旨，請求在朝堂上樹立朋黨榜，以儆戒百官越職言事。

范仲淹的再度被貶，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義憤。集賢校理余靖上書為范氏喊冤，結果被貶為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承認是范氏朋黨，要求同受處罰，呂宰相一怒一下將其貶為監郢州酒稅。彼時臺諫官們懾於呂夷簡的威勢，又害怕招來朋黨之議，因而多對此事緘默不語。范仲淹的好友、館閣校勘歐陽修遂寫信責駡右司諫髙若訥：“（仲淹）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人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髙某惱羞成怒，將歐陽修的信轉呈皇帝，歐陽修因此被貶為夷陵縣令。當時許多官員都不敢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不避嫌疑，到郊外為范氏餞行。王質甚至還公開宣稱：“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還專門寫了一首名為《四賢一不肖》的詩，來讚揚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譏諷髙若訥。此詩一時間傳遍京城，就連契丹使者也特意將刊有此詩的紙張買回去，張貼在幽州驛館，可見其影響之大。

在這場政治風波中，以范仲淹為首的清流們（多為館閣之臣）雖然博得了若干輿論的同情，但其政治勢力和政治經驗還遠不足以與呂夷簡為代表的元老重臣們相抗衡。換句話說，作為初登政壇的政治新秀，其力量和火候都還遠遠不夠，還需要經受更多的磨難和歷練。反視呂夷簡一方，不但勢力雄厚，盤根錯節，而且手段老辣，招招致命。

呂夷簡加在范仲淹等人頭上的罪名如下：

    一是離間君臣。眾所周知，在朝廷各派勢力的鬥爭當中，皇帝本人的立場和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從宋仁宗親政初期兩府成員的構成來看，他所依賴的政治力量主要仍是一群前朝老臣。宋仁宗不但信任他們、倚重他們，甚至把他們視作自己治國理政的引路人和導師。呂夷簡既是這羣元老大臣中的佼佼者，又曾力主厚葬仁宗生母李宸妃，幫助仁宗力排眾議，廢了郭皇后，因而在仁宗心目中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仁宗不可能容忍新進後生們離間他跟老臣的親密關係。當新、老兩派鬧得不可開交時，他自然會舍范而保呂。

    二是越職言事。自宋初以來，統治者立法施政處處強調“事為之防，曲為之制”，要求朝廷大臣們謹遵祖宗成憲，不可妄生事端，官場中已經養成了穩重守法、循規蹈矩的風氣。范仲淹們身居館閣之職，口舌之任非其所司，卻肆意議論朝政，抨擊大臣。雖本意不壞，勇氣可嘉，但畢竟與朝廷體制不符。呂夷簡攻擊他們越職言事，在道理上是說得過去的。

    三是引用朋黨。自古以來，朋黨為禍的事例比比皆是，歷史的經驗不難覆按。仁宗於親政之初，最怕大臣們結黨營私，危害朝廷。前番臺諫聚眾請對，已讓他感到頭痛；此次范仲淹等人又越職言事，眾口囂囂，肯定讓他更加惱火。呂夷簡對皇帝的心思瞭若指掌，因此不但能夠讓臺諫系統的官員乖乖閉嘴，而且也能夠以朋黨的惡名令范仲淹之流輕易落馬。其手段雖不夠光彩，但卻絕對有效。

    經過這場風波以後，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範朋黨，一再申明嚴禁百官越職言事。這與他親政之初表現出來的開明姿態相比，無疑是個倒退。正如蘇舜欽上書所云：“臣睹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官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擁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

新進勢力雖然暫時被彈壓下去了，可老年政客的表現也越來越不能令宋仁宗滿意。先是宰執中分成以呂夷簡、宋綬為一方，以王曾、蔡齊為另一方的兩派，動輒爭吵不休。宋仁宗一怒之下，于景祐四年（1037）四月將他們全部罷免，改由王隨、陳堯佐等人組成新一屆老人政府。這屆政府的老朽昏庸和無所作為是北宋開國以來絕無僅有的。

王隨拜相時已過花甲之年。早在真宗朝知應天府任上，宰相王旦就說他“臨事汗漫，無以彈壓”。仁宗親政後，他憑藉資格老，出任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呂夷簡暫時罷相，即推薦他代替自己，成為這屆政府的首相。他剛上任就病體難支，仁宗優詔他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史書說他“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為相一年，無所建明”。不但“無所建明”，而且身為首相，卻絲毫不能發揮協調和平衡政府成員的作用，每次議事都跟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等人吵得一塌糊塗。除了生病、罵人、拜佛外，他似乎什麼正經事也沒幹過。

陳堯佐更以七十五歲高齡而登相位。此人是太宗端拱元年（988）戊子科進士，資格比老相李迪、王曾等人還要老。史稱其“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也就是說他擔任宰相沒什麼作為，但人還算厚道。陳氏三兄弟（堯叟、堯佐、堯咨）俱有文名，堯佐尤工詩和書法，自號“知餘子”。臨死前曾自誇：“壽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他是一個有福氣的人，但不是一個有作為的宰相。

其他如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知樞密院事盛度等，也都是六七十歲的老者。這批人把持著政府，使得朝廷上下充斥著一股衰朽之氣。有人甚至把此時的政事堂譏諷為“養病坊”，說這幫老朽光吃飯，不幹事。有一次，王隨正在中書進餐，一位堂吏彙報工作時不合老先生的心意，他飯還沒咽下去就斥駡那位堂吏，結果弄得滿臉羹汙，被內外官員所恥笑。史稱“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這些人不但屍位素餐，而且個個揣著私心，只想著少生事端，全身而退，沒有人關心朝廷政事。

可巧這一年倒楣的事情接連不斷：先是仁宗好不容易得了一個兒子，卻在出生當天就夭折了。七月，開封府上空出現了流星雨的奇異天象；到年底，河東又發生了罕見的大地震，廬舍人畜損失慘重，且波及到了京師地區。根據古代天人感應的觀念，如此頻繁的災異全是人間統治者失政的反映，是上天盛怒之下給予人間統治者的警告和懲罰。

在這種情況下，宋仁宗不得不作出姿態，詔令臣僚直言時弊。一時間奏章迭至，議論紛起。人們列舉出仁宗親政以來國家政務的種種弊端，將上天降禍的原因歸結為政府的腐敗無能，甚至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宋仁宗。如大理評事蘇舜欽上疏言：

……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逾節，賜予過度。……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在群臣的一致勸諫下，仁宗不得不於寶元元年（1038）三月同時罷免了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四人，重新調整了政府的人員組成。但這次調整仍然是換湯不換藥，繼任宰相的張士遜和章得象都是老臣，暮氣已深，除了順從皇帝的意旨之外別無所長。面對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他們照舊“無所建明”，一籌莫展。中樞大臣既已如此，其他官員的因循默守更可想而知。北宋政權在這批人的把持之下變得更加缺乏進取心，出現了“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的局面。

    隨著內憂外患的日益嚴重，宋仁宗痛感朝廷人才匱乏，也終於意識到老臣們並不中用。與此同時，那些因朋黨的罪名而被貶黜的官員，特別是范仲淹本人，不但沒有就此灰頭土臉，反而在士大夫中間聲譽更隆。在這種情況下，仁宗似乎對“朋黨即小人”的觀點產生了某種懷疑，在對待“朋黨”的政策上也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調整。

寶元中，他曾經問張士遜：“君子小人各有黨乎？”士遜囬答：“有之，第公私不同爾。”所謂“公私不同”，意思是說君子結党為公，小人結黨為私。儘管如此，宋仁宗還是首先強調了“法令”的重要性。他得出結論說：“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在他看來，無論君子、小人，也無論為公、為私，臣下的行為都必須謹守法度，不得越雷池一步。至於“法度”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加以調整，他似乎沒有作更多的考慮。

迫於內外形勢的壓力，宋仁宗覺得有必要向新進士大夫們作出一定的讓步。

1040年，仁宗宣佈改元“康定”，並重新起用范仲淹，讓他到西北地方負責防務，為國效力。同時廢除了不准越職言事的禁令，允許中外臣庶上封議朝廷得失。自此以後，一大批新進士大夫獲得重用，終於能在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他們的代表人物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又在安定西北局勢、解決邊境衝突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仁宗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

相比之下，老相呂夷簡已是日薄西山，衰朽不堪。慶曆二年（1042）冬，呂氏犯了中風，不得已上書朝廷，請罷政事。與此同時，內外官員對他的攻擊也一浪高過一浪：陝西轉運使孫沔攻擊他當國期間“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知”，把他比做漢、唐時期的姦相張禹和李林甫；諫官蔡襄指責他“謀身忘公”，“但為私計”，出入中書近二十年，卻不能為朝廷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致使萬事隳壞，奸邪猖獗。總之，他應該對當時朝政的種種弊端負全部責任。

面對朝臣們不斷施加的壓力，宋仁宗只好忍痛割愛，於慶曆三年（1043）三月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同年四月，又罷其參與軍國大事。一代權相，終於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在罷免呂夷簡的同時，宋仁宗又對政府作了一系列的改組。改組後的政府成員如下：宰相章得象、晏殊，樞密使杜衍，參知政事賈昌朝、范仲淹，樞密副使韓琦、富弼，權三司使王堯臣。這是一個新老結合的政府班子，章得象、杜衍、晏殊雖然年紀大、地位高，但發揮主導作用的，卻是仁宗眷顧正隆的范、韓、富三人。除此之外，一向以敢言著稱的王素（王旦之子）、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人也被選入諫院，受到仁宗的器重。

經過這番改組，朝廷呈現出一派嶄新的氣象，“慶曆新政”也由此開始實行。

 

四、黨爭與“慶曆新政”的失敗

慶曆三年的政府改組，使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一批主張改革的政治新星得以進入執政的行列，這在仁宗即位以來還是第一次，表明了仁宗皇帝決心興利除弊、銳意革新的政治態度。

    同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閣召見中書、樞密院官員，向他們詢問當世要務和治國方略；又下手詔給范仲淹、富弼等人說：“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韓）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隨後，范、韓、富等人分別上書，向仁宗陳述了自己的改革建議。

從范、韓、富三人的改革建議來看，其共同的核心內容，就是整頓吏治。具體而言，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改革按固定年限敘遷的磨勘制，加強對官員在任期間政績的考核，使年資和政績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二是限制恩蔭特權，以減輕冗官之弊；三是加強監督機制，通過薦舉和按察相結合的辦法，達到澄清地方吏治的目的。歸結為一句話，就是“進賢退不肖”。此外，范仲淹還從加強法制建設（“重命令”）、改革選舉制度（“精貢舉”）等更為長遠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徑和方法。

“慶曆新政”涉及的範圍雖然有限，但其矛頭卻是直指官僚體制的各項弊端，因而勢必會損害官僚隊伍中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其所遇到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韓琦在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時，已經預感到“數事之舉，謗必隨之”，所以他特別希望宋仁宗“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綱紀漸振，而太平可期”。富弼的改革意見剛剛發表，那些昏庸齷齪的政客小人們就開始“不悅”了。范仲淹早就被守舊官僚們譏為“迂闊”，此番主持新政，更成為這些人攻擊的靶子。他們故伎重演，仍以“朋黨”之名攻擊改革派，詆毀新政，最終導致新政的流產。史書記載說：范仲淹“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就在守舊派向新政官員施放明槍暗箭時，又發生了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這些事件不但暴露了新進士大夫們自身的弱點，授人以柄，而且也造成了改革派內部的矛盾衝突和分裂。凡此種種又被守舊官員及時利用，致使朋黨之議甚囂塵上，再次觸動了宋仁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經，由懷疑新政人士進而懷疑到新政本身。

    首先是臺諫的分裂。

    新政期間，歐陽修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此人不但文章名冠天下，而且一向以風節自勵，遇事敢言，是公認的清流領袖，也是范仲淹最堅定的支持者。慶曆三年，宋仁宗調整諫官人選，以天下名士為之，歐陽修位列首選，被任命為知諫院。上任伊始，他就表現得十分活躍：遇事必奏，言辭切直，舉劾官吏，無所顧忌，每每以檢舉揭發“朝中小人”為己任，以至“人視之如仇”。而他在新政之初攻擊得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彈劾官員為主要職責的御史臺。

    當時御史臺的長官是王拱辰。他與歐陽修不但是天聖八年的同年進士（王為狀元，修為省元），而且還是連襟（二人同為前參知政事薛奎之婿）。按照常理，這種同年加親戚的關係，最能結成天然的朋黨。可是他們卻在新政期間成了死對頭。這也許是因為二人都極端自負、互相攀比、誰也不服誰的緣故。

    就在慶曆三年十一月，歐陽修上書仁宗說：“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臺憲非才，近歲尤甚”。如此喋喋不休地攻擊御史臺官，勢必引起王拱辰及其前任賈昌朝（現任參知政事）等人的不滿，造成臺諫之間的分裂和對抗，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自此以後，御史臺遂成為新政人士的公開敵人，成為阻礙新政實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慶曆四年（1044）正月，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被貶為祠部員外郎、知虢州。

    滕宗諒跟范仲淹是同年進士，為人尚氣節，以倜儻自任，一派名士風度。滕、范二人可謂是一對志趣相投、患難與共的兄弟。早年間，滕宗諒也做過諫官（左司諫），跟范仲淹一樣敢言，因為多次上書批評宋仁宗沉溺女色而觸犯龍顏，被貶出京城。後來范仲淹調離西北，力薦滕宗諒接任。然而沒過多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鄭戩和監察御史梁堅就彈劾滕宗諒濫用公使錢，數額達十六萬貫之巨，其中除少量是按舊例犒賞西北蕃部之外，其餘絕大部分都被滕氏做了人情，揣入私囊。不僅如此，御史還控告滕宗諒在聽說朝廷要派人前來按察後，竟擅自焚毀了帳本。仁宗大怒，令御史臺全力追究此事。

    這件事很快就演變成參知政事范仲淹與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間的直接衝突。范仲淹慷慨陳詞，長篇大論，堅稱滕氏清白，甚至不惜以辭去參政之職來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則堅持認為滕宗諒貪贓枉法，證據確鑿，應予重懲，並且也以辭職相要脅。御史臺其他官員當然站在自己的長官一邊，爭相論奏。監察御史裏行李京還揭發了滕宗諒擅差兵士、驢車私販茶葉的劣行。

    在范、王之爭中，宋仁宗最終站在了王拱辰一邊：慶曆四年二月，滕宗諒被再貶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來，即便御史們反映的情況有點誇大其辭，但官員涉嫌貪汙總是不能容忍的。不僅如此，范仲淹身為執政，跟被告的關係又非同一般，不但不知回避，反而在朝堂上吵吵鬧鬧，實在有失大臣之體，難免有朋黨的嫌疑。

    就在滕宗諒一案鬧得不可開交時，圍繞著修水洛城一事，又引發了范仲淹、韓琦這兩大新政領袖之間的矛盾。

    在經略西北的政策方面，范、韓二人早就有過矛盾：范氏主守，韓氏主攻。范仲淹離開陝西後，知永興軍鄭戩出任陝西四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主持西北防務。

鄭戩是天聖二年進士，與范仲淹是連襟，雖在滕宗諒問題上意見相左，但兩人關係十分密切。他在主持邊務之後，繼續實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穩健防守的策畧，支援靜邊砦將領劉滬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境內），以便秦州、渭州的軍隊可以互相應援。不久，鄭戩調離，城尚未修好。時任陝西宣撫使的韓琦和知渭州尹洙都反對修築該城，他們認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便令劉滬停止修建。劉滬不聽，照修不誤。尹洙大怒，派裨將狄青逮捕了劉滬以及鄭戩派去協助修城的著作佐郎董士廉，將他們械送德順軍監獄關押，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韓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則極力為鄭戩、劉滬等人辯護，並要求把尹洙調回京師。諫官孫甫、余靖、歐陽修都站在范仲淹一邊，認為修建水洛城有利無害。為了平息事端，仁宗只好將尹洙調離渭州，改任知慶州，同時繼續修建水洛城。

韓、范二人同為新進士大夫的領袖，尹洙也是“四賢”（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之一，曾被守舊官僚視作范仲淹的同黨。此次卻在修城事件上互相對立，這不僅削弱了改革派陣營的力量，而且也進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對朋黨問題的憂慮。

    這時，西北地方的形勢已基本穩定，國內的動亂也暫時平息。宋仁宗似乎覺得可以舒口氣了，一年前的改革熱情已開始降溫，轉而更加關注朋黨問題。

    慶曆四年三月，他在邇英閣出示御書十三軸，分賜丁度、曾公亮等講官，上書治政要目凡三十五項，內中赫然列有“辨朋比”一項，且位居“斥諂佞”之前，由此可見朋黨問題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分量。

同年四月，他又對輔臣說：“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囬答：“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范仲淹的囬答顯然無法消除宋仁宗的疑慮。在他看來：既是朋黨，總難免小人之嫌；要想辨明君子、小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范仲淹他們是君子結黨，這些“君子”們的自負、偏激、狂妄、強辯等等習氣也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宋仁宗希望看到的，是臣下規規矩矩、一遵皇命的局面，而不是吵吵嚷嚷、惹事生非、互相傾軋的場景。

    可是，“君子”們似乎並無收斂的意思。同月，歐陽修寫成《朋黨論》一文，進呈宋仁宗。其言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這篇文章的出籠，非但沒能為朋黨正名，反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他不但自認是朋黨，而且把朋黨作為“君子”們的專利。這就說明，以前人們對朋黨的議論，並非空穴來風。進而使人們得出結論：凡主張改革、擁護新政的人，全是朋黨。

    其次，聖人早就說過“君子不黨”，歷代朋黨為禍的事實也為人們所熟知，統治者更是以防範臣下結黨營私作為維護皇權的首要任務。面對如此強大的傳統觀念，歐陽修為朋黨翻案的論點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就連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會苟同。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歐陽修明白無誤地把大臣官員們分為君子和小人，凡贊成其觀點者即為君子，反對者則是小人，並且要求宋仁宗按此標準“進賢退不肖”。這無疑是在公開製造分裂和緊張氣氛，不但使守舊派對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敵意，也使不少中間人士感到不安，產生動搖，從而給新政帶來了更大的阻力。

慶曆四年六月，前朝舊臣夏竦以陰謀手段構陷新政人士，迫使范仲淹、富弼離開了京師。

    夏竦，江州德安人。博學多才，“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仁宗被封為慶國公時，宰相王旦就推薦夏竦擔任資善堂講書，使他成為仁宗幼年的老師。然而此人卻一向心術不正，“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姦邪”。宋夏戰爭時，他擔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主持西北防務。在任期間“依違顧避”，表現平平，實際支撐西北局面的是范仲淹和韓琦。不僅如此，他還貪戀京師生活，不能忍受西北地方的艱苦，因而一再請求內調，引起了朝臣們的不滿。慶曆三年政府改組時，仁宗曾打算任命他為樞密使，卻招來臺諫官的一致反對。他們紛紛上奏章，指責夏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又曾“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且為人“挾詐任數，奸邪傾險”，就連老謀深算的呂夷簡都不敢跟他共事。在臺諫官的極力阻止下，宋仁宗不得不撤銷這項任命，改任杜衍為樞密使。剛到國門的夏竦只好悻悻而歸。

    這件事使得另一位名士、國子監直講石介感到歡欣鼓舞，他在興奮之餘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內中有“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的文句，對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新政官員大肆吹捧，而把夏竦直斥為大姦之人，由此使得夏竦懷恨在心。而且這首詩語氣狂妄，荒誕不經，所以剛一出籠就引起了名士們的憂慮。石介的老師孫復說：“介禍始於此矣。”

    後來，夏竦就唆使其女奴偷偷練習石介的筆跡，偽造了一份廢立皇帝的詔書草稿，並散佈謠言，說是石介為富弼、范仲淹起草了詔書，企圖廢黜當今聖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其新政。這一招既狠且毒，就算宋仁宗不信真有此事，也足以使范、富等人惶惶不可終日。六月，范仲淹以防秋之名，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出為河北宣撫使。

    范、富出朝後，反對派對新政的攻擊愈發猛烈。

    八月，監察御史劉湜就指責轉運使按察所屬州縣官時過於苛刻，以至人人惶恐，不知所為。於是宋仁宗命令：“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

    九月，陳執中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此人是世家子弟（其父陳恕，太宗朝官至參政），靠恩蔭入官，才學平庸，只因促成真宗立儲，後來一直受到仁宗的眷顧。此番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受到諫官蔡襄、孫甫的激烈反對，而宋仁宗卻不為所動。於是蔡、孫二人請求外任，宋仁宗先後照準。

    蔡襄、孫甫都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他們的罷職，使新政人士更加勢單力薄。接任諫官的錢明逸投靠守舊老臣章得象、陳執中，充當了打擊新政人士的急先鋒。

    當時新政人士的主要陣營除諫官之外，還有擔任館閣之職的一批青年才俊。他們大多是新政首腦引薦的後生，風華正茂，才氣橫溢，且自詡清流，好發議論。在守舊派人士看來，他們是一群十足的“輕進躁狂”之人，與諫官互為表裏，為新政搖旗呐喊，因而也是必須拔除的眼中釘、肉中刺。

    是年十一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蘇舜欽與右班殿直、監進奏院劉巽發起組織進奏院賽神會，按例用出賣廢紙所得公費設宴招待館閣同僚，與宴者有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和王益柔，太常博士周延雋，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殿中丞周延讓，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將作監丞徐綬等。這些書生飲酒作樂，得意忘形，且招來妓女以助酒興，整整折騰了一個晚上。席間，王益柔還賦詩一首，內中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之句，語氣狂傲至極。

    御史中丞王拱辰早就對這幫輕狂書生看不順眼，查知此事後，即令屬下魚周詢、劉元瑜等出面彈劾，分別以“監守自盜”、“與妓雜坐”、“服慘未除”、“謗及先聖”等罪名將這些人貶的貶、降的降，全部一網打盡。

    從表面上看，御史臺彈劾行為不檢的官員乃是分內之事，十分正常，其實卻是借題發揮，敲山震虎。即以此次事件的主角蘇舜欽而言，其人既是范仲淹極力推許舉薦的名流才子，又是另一位新政首腦、樞密使杜衍的乘龍快婿，一向敢為議論，不避權貴，是新政最熱誠的擁護者之一。他在御史臺的彈劾下，受到了除名勒停、永不敘用的嚴厲懲罰，這對范、杜二人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在這次事件中，御史臺與守舊政客通力合作、配合默契，對新進士大夫痛下殺手。如果不是在朝的韓琦居中調停，極力回護，恐怕這些後生們的下場會更加悲慘。

進奏院事件發生以後，宋仁宗對朋黨現象已是忍無可忍，遂下詔斥責道：“朕聞至世之治，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採察以聞。”皇帝既已表明立場，反對派更加摩拳擦掌，準備給新政人士以最後的致命一擊。

    慶曆五年（1045）正月，右正言錢明逸在章得象等人的授意下，大肆攻擊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又說“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才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跡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詐不敢效尤”。錢明逸的奏疏剛呈上去，宋仁宗就立刻下詔：罷免范仲淹參知政事之職，出知邠州；罷免富弼樞密副使之職，出知鄆州；免去杜衍宰相兼樞密使之職，出知兗州。同年三月，韓琦也被免去樞密副使之職，出知揚州。新政首腦轉眼之間罷黜殆盡。

與此同時，新政的各項措施也相繼被取消。“慶曆新政”推行僅一年就夭折了。

 

五、結論

“朋黨”問題雖不始於宋代，卻是宋代政治史上揮之不去的陰影。這個問題在仁宗時期上升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與士大夫政治有著天然的密切關係，而且左右了這一時期改革運動的走向和結局。

在歷代人心目當中，朋黨是圍繞私利而組成的集團，本無道義可言。同黨之人為遂其私欲而不擇手段，肆意誣陷非黨之人，以致“臧否失實，真偽相冒”，汙染官場風氣，擾亂統治秩序。朋黨現象對於統治者來說絕對是不祥之物，朋黨興則國衰亡，朋黨亡則國興盛。由於這種觀念業已深入人心，則無論何人，一旦被指為朋黨，不僅意味著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也會在道義上背上惡名。因此，以“朋黨”之名攻擊政敵，歷來是官僚政治集團鬥爭的一件可怕武器。

隨著士大夫主體意識的崛起，宋仁宗年間的朋黨之爭具有了新的內容和意義：它不但表現為新進士大夫為捍衛自身利益、實現理想抱負而與權臣之間展開的鬥爭，後來又演化成新黨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與以往的黨爭相比，此次被視作朋黨的人們更注重道義之爭，並試圖扭轉傳統觀念，為朋黨正名，指出了“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分別。因而在鬥爭中表現得更加理直氣壯，奮不顧身，甚至以朋黨為榮，以朋黨為君子們的專利品。這種新的模式對宋朝後來的歷次政爭都產生了影響。

儘管這一時期的朋黨之爭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單純的權力之爭，並且經常被人們視為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識在政治領域中的實踐和運用。但就其結果來看，並未能開闢出一個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由於新進士大夫自身素質及認識上的局限，還會對政壇風氣和社會風氣造成負面影響，嚴重干擾國家政務的正常運行和政治革新的順利推進，成為熙、豐以後黨派傾軋和惡鬥的先聲，成為宋朝政治史上令人詬病的痼疾。如王夫之所言：

“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自命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薰，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繇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斬焉。斯亦有心者所可為之痛哭矣！”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