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汉代；宋代；《春秋》学；异同 

汉、宋《春秋》学的差异，自宋代以来屡被学者论及。如宋人晁公武云：“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是认为：汉儒重传，持专门家法；宋儒尊经，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后世学者所论，多不出此范围。然皆属定性之说，未作分析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汉、宋《春秋》学各自特点的多样性及两者间异同比较的复杂性。

因年代跨度大、内容复杂，汉、宋学的比较研究，自上世纪初刘师培著《汉宋学术异同论》后，便少有继踵者。迄今就汉、宋《春秋》学的异同而作例证分析的，唯有宋鼎宗《汉宋春秋学之异同》一文。在汉、宋两代绝大多数著作已亡佚的情况下，文献书目对于研究两代《春秋》学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一、著述形式

    所谓“著述形式”，是指论著的著述体裁。汉代经学著作名目繁多，其基本的著述形式，前贤学者多有总结，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如马宗霍认为，汉代经著“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别有谱学、图学”；戴君仁认为“可归纳为故、传、说、记、章句五种；大别之，则是解故和章句两种”；王葆玹则认为“除章句和笺注之外，还有传、说、记三种”。经学发展至宋代，著作留存、存目愈多，著述形式愈益繁杂。

    关于《春秋》学的著述形式，郑樵《通志》归纳为“经”、“五家传注”、“三传义疏”等13种。笔者根据《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的著录情况，将其形式归纳为“传”、“训诂、注”、“论、议”、“记”、“图”、“问答”、“微”、“章句”、“删”、“集传、集注、集解”、“纂类”、“疏”、“赋、类对”、“谱”、“表”、“考”等16种，分为“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和“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三类，统计如下：

【表一】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

【表二】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

【表三】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

可知，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有6种，这显示出经学著述形式在一定范围内的历史延续性。

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有“微”、“章句”、“删”等3种。关于“微”的体例，有二说：其一是“抄撮”，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其二是“释其微旨”，如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所载“《左氏微》”云：“微，谓释其微旨。”宋代亦有多部以“微”冠名的《春秋》学著作，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鲁有开《春秋指微》、章拱之《春秋统微》等。从仅存的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来看，其内容是对经文的传解，虽含有“释其微旨”之义，却无“抄撮”之举。

关于“章句”，后世学者歧见丛杂。就汉代《春秋》章句而言，应该是一种注解体裁，即分章析句，训诂字词，释解句意，总括章旨。至于章句是否阐发义理，考《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尹更始《春秋榖梁传尹氏章句》、刘歆《春秋左氏传章句》和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主要内容是训释字词、解释句意，而少有义理之阐发。宋儒陈傅良《左氏章指》、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虽以“章”、“句”冠名，但前者重在解释《左传》中“无经有传”、“有经无传”及“君子曰”等问题；后者《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一七十卷本，题名为《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真解》，除句解外，还包括音注，但很少作字词训诂，体例实不尽同于汉代“章句”。

汉代经学中的“删”，是删减过度繁琐的“章句”内容而形成的经学体裁，是特定学风下的产物。这类《春秋》学著作今已无存，内容当不失周全，但较繁琐“章句”大为精简。

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种类较多，有7种，显示出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的发展演变。“集传、集注、集解”虽或“复以己意笺之”，但主要是以“求圣人之意”为目的而集录三传及先儒对《春秋》的解说。“纂类”，或以诸国为纲，或以年代为纪，或以事迹类同为据，将所见于《春秋》经传之事类编为目，或再予以论说。“赋、类对”多是据《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内容编成的韵文诗赋，举纲撮要，以便记诵。相较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兴盛，“疏”体在宋代已衰落，这类《春秋》学著作仅有2部。“表”多是以表格的形式条理、表达内容。“谱”或以年纪，或以世纪，或以地系，有人谱、历谱、地谱等。“表”、“谱”与“图”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然就各自主要特点而言，“表”多以表格为形式，“谱”重时段的连续性和地点、人物的系统性，而“图”多以图表或地图为形式。“考”，主于订正事实或字词等。

按各类著述形式所占比重的大小排列，汉代《春秋》学前5项分别为：“论、议”、“训诂、注”、“章句”、“传”、“删”；宋代《春秋》学前5项为：“传”、“论、议”、“纂类”、“集传、集注、集解”、“赋、类对”。两相比较，可得出如下认识：

1.在两代所占比重最大的前五项著述形式中，仅有两项（“论、议”、“传”）相同，显示出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例如，“集传、集注、集解”是《春秋》学历经数百年发展、名家辈起、传解迭出后的产物，它在宋代的兴盛，是宋儒不拘三传门户之见的重要体现。“纂类”是一种新的探寻经义的方法，即所谓“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如此就事义以求经义，体现出经文解说中史学化程度的加强。

2.汉、宋《春秋》学中，“论、议”类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汉代，单项比重排第一。汉代之“论、议”，多是三传学者、尤其是左氏家与公羊家间的辩难，这反映出汉儒三传门户观念之重；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议”往往结合理义的阐发，其所占如此大的比重，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3.汉代《春秋》著述中，“训诂、注”和“章句”，再加与“章句”密切相关的“删”，三者总比重超过“论、议”，故此前学者所习称的汉代《春秋》学重章句训诂之说，当可成立。宋代《春秋》学著述形式中所占比重很大的“传”、“论、议”和“集传、集注、集解”，释解经文，阐说义理，故相较于汉学，宋代《春秋》学确有重视义理的特点。

二、经传关系

汉、宋两代对《春秋》经、传的重视程度及相关解说状况，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颇受关注。现将两代解经、解传著作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列表于下：

【表四】汉、宋《春秋》学中的解经著作：

【表五】汉、宋《春秋》学中的解传著作：

汉代训解《春秋》经文的主要形式是“传”，而宋代的训解形式，已远非“传”所能涵盖，故【表四】以“解释、考证经文”为基本标准，列入“传”、“要论”、“集传、集注、集解”、“经文辨正”、“即经类事”等形式。

【表四】显示汉代的解经著作仅占总数的5.56%，宋代的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表五】显示汉代的解传著作占总数的68.06%，而宋代的解传著作仅占总数的20.96%。两相对照，此前为学者习称的“汉学重传，宋儒尊经”说，当可成立。

汉代《春秋》“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又先后立某传某家于学官，利禄取仕，遂成门户，习某传或进而由此解经，是汉代《春秋》学者基本的习学路径，故解传著作数量众多。至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为学“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宋代《春秋》学受此风影响至深，学者多视三传为解经之材料，可以意去取，激进者甚至摒弃三传，自寻经义，故解经著作数量众多。宋代这一学风的背后，是强烈的尊经观念，而这一观念的兴发，又密切相关于晚唐、宋初以“古文运动”为标志的复古思潮。

但“汉学重传，宋儒尊经”之概称，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

1.汉儒重传，但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如左氏家贾逵“师承刘氏（歆）之学，亦兼治经传，故于经传并有注解。”今检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条文较多的汉代《春秋》学著作，统计其经、传条文数量和所占比例如下：

【表六】汉代《春秋》学著作中经、传条文的数量和比例：

可知，这些著作虽以《春秋》某传为名，但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经文训解，刘向、刘歆著作中的经文数量甚至远超传文。虽是辑文，但在相当程度上当能够反映出这些著作的原貌。由此可推知，“经传兼治”是西汉后期以后《春秋》学者较为普遍的做法。

2.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一方面，如上所述，宋儒多视三传为解经的材料，以意去取，助解经文。另一方面，宋代亦有大量的解传著作。如【表五】所示，宋代的解传著作占到著作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著作为多。

三、三传关系

《左传》、《公羊》和《榖梁》三传学间的关系，也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汉代“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而宋儒“杂糅三传”，变专门为通学。这是大概之说，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异同内容。本文从“对立”、“融通”二方面，对汉、宋《春秋》三传学间的异同状况作比较分析。

（一）对立。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的对立，主要表征有二：其一，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记载，汉代学者的著作大多以某传为主，呈现出显明的专门化特色。其中不乏互相攻伐、争论短长之作，如：

其二，《汉书》、《后汉书》中有诸多传派间评议、辩难的记载。如：

由上二表可知：一，西汉中期，左氏学不显，主要的论难发生在公羊学和榖梁学之间。至西汉末期，刘歆表彰《左传》，请立学官，反对者主要是公羊学家。之后，左氏学与公羊学间的攻难成为主潮，历尽东汉一朝。二，始自景帝朝，《公羊传》始终立于学官，公羊学与长期在野的榖梁学、左氏学在西、东汉交替对立，这与他们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此间难能见到榖梁家与左氏家间的攻讦，故乐为学者所称引的中唐啖助“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一说，若指汉儒，实为不确。

宋代《春秋》学中未见如此激烈的攻难，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如苏辙“尽弃《二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郑绮“传家学，以《春秋》为宗。其所笃好，独在谷梁氏”。这些笃好某传的事例，自是不同于汉代传派间的门户攻讦，且其虽宗主某传，在经传解说中，却又间取它传之说，未严格以门户自限。但在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流的学术格局中，这些事例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在这点上，它与汉代的专门之学有着相通之处。

（二）融通。汉代《春秋》学虽以专门之学为主，后世学者多以此概称之，但当时传派间学说的融通关系，却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其主要表征有：

1.史书记载之兼习事例。如：《汉书·儒林传》载榖梁家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隋书·经籍志》载西汉公羊家严彭祖撰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春秋左氏图》十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汉书·翟方进传》：“方进虽受《榖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

2.著作内容之兼采它传。今据《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汉人《春秋》著作内容，列举兼采它传（家）条文如下：

 3.疏议诏奏之兼取三传。汉人的疏议诏奏往往杂取三传，不限门户，显示出三传在朝政话语中的共存状况。如：

其中，张敞学古文，修《左氏春秋》，而奏文中引《公羊传》；刘向为榖梁学大师，然谏文中引《公羊传》和《左传》。

由上可知，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绝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壁垒森然、不可融通。蒙文通也认为“刘子骏创通大义以来，说《左氏》者数十家，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以自乱。” 反之，公、榖二家也征引《左传》。他们相互间立异、攻难的同时，也互有鉴取，此诚如章群所言：“（西汉）昭宣以下，经学分为家派，此禄利使然，苟博士再增，则家派亦必再分，又或演变为左右采获，而无所谓专家。”既分为家派，遂又致其左右采获，以融通对方所长，汉代《春秋》三传学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历程。

翻检晚唐、宋代主流《春秋》学家的相关论议，我们会发现他们攻伐汉代《春秋》学的主要标的，正在于传派间的门户对立。如朱长文《春秋通志自序》：“汉兴以来，瓌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其秉毫牍、焦思虑以为论著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毁訾，党同斥异。”宋儒以尊经复古求开新，于《春秋》学，首要者就是超越三传而直寻经义，故批驳汉儒门户之学尤力。但这一主流论调，掩盖了汉代《春秋》三传学间之融通这一面相，放大了此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对汉代三传学间关系的认识。

宋代的《春秋》学，如【表四】所示，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其训解经文的基本路数，是兼取三传及注疏、以及后儒之说，再会以己意。如王晳《春秋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用己意释之。”体现出融通众家的显明特色。宋儒既以尊经求开新，便遗落传统的三传藩篱，统一于对新经义的探寻。如庆历四年三月，宋仁宗“问辅臣《春秋三传》异同之义”，贾昌朝回答说：“《左氏》多记事，《公羊》、《榖梁》专解经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赏罚为意。”如此，三传的差异仅限于体裁，被看重的却是其共通的“尊王室”之义。

四、理论学说

后人常以“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概括两者的学术特点，但这一认识却掩盖了各自相反方面的成就。就汉代《春秋》学而言，它不仅有着重于训诂的解说特点，也有着丰富的义理内容。于此，三传之学皆然。其中最为鲜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此将其与宋代《春秋》学中的有关义理论说相类比，以作论析。

（一）汉代的“三科九旨”说与宋代的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

“三科九旨”说属公羊学，根据现存的资料，它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已具雏形，而最为典型的记述则见于东汉何休的《春秋文谥例》：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 

据皮锡瑞之说，第一科“存三统”为古代礼制：王者新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春秋》讬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故依旧封商之子孙于宋、新封周之子孙为二王后。第二科“张三世”是根据孔子闻见不同、进而书法不同而对《春秋》作的时段划分，即“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第三科“异内外”与“张三世”相通：“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可知，“三科九旨”是汉代公羊家借《春秋》而形成的一套政治理想学说。它超越《春秋》的史书性质和当时日趋衰乱的现实，提出了《春秋》讬王于鲁的“革命”说和基于“张三世”的“衰乱——升平——太平”三世进化论，而此进化又以其国与诸夏、夷狄间的顺序融通程度为标志。

宋代《春秋》学中已无此“三科九旨”说，却屡见对它的批判。如北宋冯正符《春秋得法忘例论》“首辨王鲁、素王之说，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凿”。南宋陈振孙对此深表赞同，评之曰：“皆正论也。”如此之差异，显示出《春秋》学说之重点在由汉至宋历史进程中的显著变化。其社会历史根源在于：“三科九旨”说虽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但其主旨在于论证汉朝立国的合法性及《春秋》“为汉制法”说，故适应了汉代政治、社会的需要；至中唐安史之乱后，能否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根治因地方割据而导致的动荡乱世的症结所在，再加上外族与汉人政权间的严峻对立，故“尊王”、“抑霸”、“攘夷”等维护中央集权、抵制外族的观念，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成为晚唐、宋代《春秋》学的主旨学说，而“三科九旨”说反因其“革命”性和“褒进夷狄”说而遭排斥。

宋代《春秋》学中，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且特色鲜明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

宋儒极言尊王之说，视之为《春秋》“大旨”、圣人“微辞奥义”。如宋初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直以“尊王”为题；胡安国云其《春秋传》“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是皆将“尊王”置于《春秋》大义之首位。对《春秋》世事的评判，韩琦甚至认为“事不尊王皆不与”，如此方能“达经之志”。如此高调的尊王之说，通过推尊《春秋》之周王而标显，实质是在鼓吹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服务于宋代君权政治，以实现其经世目的。如牟润孙指出，“孙氏（复）尊王之论，足为宋人中央集权制张目”，此实为知言。

章太炎论汉、宋尊王说的差别云：“贵王贱霸之说，三传俱无。汉人偶一及之，宋儒乃极言之耳。”“尊王”是《春秋》学的一个久远主题，虽不敢说“三传俱无”、“汉人偶及”，但当时该说远未达至宋代的高度，却是实情。在朝廷政制的层面，汉代《春秋》学施其“经世之志”的重心，在于直接论说《春秋》“为汉制法”和“汉为尧后”。前者源自公羊“三科九旨”说中的“存三统”，即“新周、故宋、王鲁，以《春秋》当新王”，认为孔子倾注其政治理想，将鲁史《春秋》文致成一代新王朝。东汉谶纬将其与解释朝代递嬗的“三统”（黑统、白统、赤统）说相比附，倡说“《春秋》继周实即是说汉继周”，孔子作《春秋》，定一代制度，实“为汉制法”这显然是当时儒者媚世以求道通之说，也体现出他们据《春秋》以经世的努力。

“汉为尧后”说，根据现存资料，最先亦出自公羊家，但文本的证说，却来自左氏家。文公十三年《左传》云晋人得士会后，“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杨伯峻析之云：“士会之子孙有未返晋而仍居秦者，以刘为氏。所以氏刘者，士会尧后，昭二十九年《传》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则为刘累之胤，故复累之姓也。”这就将汉室之所出，溯源至远古圣王尧 。东汉贾逵上章帝奏云：“《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所指即此。此说装点、抬升了汉皇室的门第，在汉初流行的“天命”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证说了汉皇室当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汉代《春秋》学如此具体的“经世”之论，遭到了宋儒的批判。如王皙云：“仲尼岂知数百年后刘氏定天下、兴汉室乎？且圣人大典将垂之万世以为法，又岂止一汉朝乎？”经孙复至程颐，宋代《春秋》学中包括“尊王”在内的形上义理大为提升——超越基于“史”的“褒贬善恶”，出现了孔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说。如此舍乎某王某代、褒贬予夺而立言，愈益不同于上述汉儒之说。

世变说是根据政治世局、夷夏关系等因素的变化情况，而对《春秋》历史作时段划分的论说。这在孙复的《春秋》解说中即有着明确的表达：

   “自隐公至于溴梁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自溴梁之会至于申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专执之。自申之会至于获麟，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夷狄迭制之，圣王宪度，礼乐衣冠，遗风旧政，盖扫地矣。”

孙复以“溴梁之会”和“申之会”为节点，将《春秋》世事划为递次衰落的三个时段。在这三世段内，孙复认为贯通《春秋》的微旨——尊天子以黜诸侯和褒齐、晋以贬吴、楚，即尊王和攘夷，有着轻重不等的表达：在“诸侯分裂之”和“大夫专执之”二世段内，以尊天子以黜诸侯为重，而在“吴、楚迭制之”的第三世段内，则以褒齐、晋以贬吴、楚为主。此后，北宋刘敞、朱长文、刘弇等也有类似的认识。宋廷南渡后，结合国事变迁，此世变说为更多学者所推重，如后人有“襄陵许氏（翰）、永嘉陈氏（傅良）专以书法论世变”的评说。

宋代学者的世变说中，划分世段的节点虽互有异同，但都如同孙复，对《春秋》作了历史主义的世段划分。其与汉代公羊家的“张三世”说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持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视《春秋》世事三世递衰，而后者认为《春秋》蕴含着三世进化、文致太平的圣人微言。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将《春秋》历史作三段划分，且以变化观视之；将圣人微言与此三世段历史相辅联，义法相通，形成一个统摄《春秋》全经的认识、阐解体系。

夷夏说是关于《春秋》中夷夏地位的升降和两者间离合关系的论说。汉代《春秋》学中的夷夏说，以公羊“三科九旨”中的“异内外”说最为鲜明。有宋一代，民族矛盾问题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国是之一，其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夷夏说与尊王说一起，成为宋代《春秋》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两相比较，汉、宋夷夏说的显著不同在于：汉代公羊学“并不以夷狄、诸夏、中国诸名为固定不变者，夷狄可进于爵而为中国，中国、诸夏亦可退为夷狄；标准是：礼乐文明。宋人之所谓夷狄、中国已是固定实体而不可变。”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宋代《春秋》学中也有少量与进夷狄之说，虽然他们的进退依据迥异于公羊家的“礼乐文明”。如孙复以行“王法”为准而与进夷狄，苏辙和崔子方都据《春秋》和《左传》不同时期所载“楚”与“中国”的交通事迹之多寡，而定其与进于“中国”的程度，持决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二）汉代的阴阳五行论与宋代的理本论。

阴阳五行论是古人对宇宙世界的一种抽象认识，也是一种用于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理论。在汉代《春秋》学中，它是最为基本的解说理论。如刘家和指出，汉代武帝以前《左传》、《公羊》记说灾祥应验，“唯有《榖梁》不言灾异”；宣帝以后，“公羊、谷梁、左氏三个学派对待灾异问题的态度已渐归一致，三家都说阴阳五行，都在历史上寻找灾祥应验。”《汉书·五行志》的主要内容，即是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的《春秋》“灾异”解说，分别代表着公羊、榖梁和左氏三家之学。

徐复观认为起先“阴阳”与“五行”相分别，至班固《白虎通》，“才把五行纳入于阴阳统贯之内”。就现存的汉代《春秋》学文本来看，确实多将二者分别运用。如尹更始解《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条云：“雹者，阴胁阳之象。霰者，阳胁阴之象也。”这是运用“阴阳”学说作解。何休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云：“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左氏家颖容解《左传》昭公九年传文“配以五成（今本作妃，依颖氏引传作配）”云：“五行生数，未能变化各成其事。水凝而未能流行，火有形而未生炎光，木精破而体刚，金强而研，土卤而斥，于是天以五临民君化之。”这都运用了“五行”说。

阴阳五行，“到了汉代，大显神通，各种事物，没有不拿五行来附会的”。用之解说《春秋》经传，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常态的文化现象。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如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记实书法原则训解《春秋》经文，以人情事理反驳三传传文，表现出一种理性而又平实的精神，这就将论说的依据由天人、阴阳而转向了学者本人所识知的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至宋代，这种理性精神更为明显：“宋儒病汉儒好言灾异”，至程颐，就极为鲜明而彻底地将当时《春秋》学者作为论说依据的儒家纲常伦理，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并以之统摄、规范《春秋》世事。这样，《春秋》义说的依据便是哲理化了的纲常伦理了。

结 论

    1. 汉、宋《春秋》学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透过著作形式上的变化及数量比例，可知汉、宋《春秋》学分别“重章句训诂”和“重义理”说当可成立。但是，结合理义阐发的“论、议”类书目数量，在汉代《春秋》学著述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这又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2.汉、宋《春秋》学中解经、解传著作所占比重的对比，表明“汉学重传，宋儒尊经”说当可成立，但这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汉儒重传，然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解传著作占到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学著作为多。

3.汉代《春秋》学虽以三传专门之学为主，但需注意的是，当时传派间相互兼习，学说互有融通，疏议诏奏亦往往杂取三传；汉代《春秋》学严于门户之见这一印象的形成，实与晚唐、宋代学者的批驳论调有关。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三传的区别仅限于体裁，而统一于对理义的探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

4.“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这一概观认识，掩盖了汉代《春秋》学丰富的义理内容；其最为显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宋代《春秋》学中，凸显且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但内容又与之显著不同；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由汉代的阴阳五行转向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