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除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外，史学界还存在着另外几种说法。不可忽略的是，纪事本末被确立为独立史书体例的标志，是清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目的设立。据四库馆臣所认知的“纪事本末”类史书的基本特征辨正诸说，其中属于纪事本末体者只有《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后者实先于前者而撰作，故结论为：虽然纪事本末体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末》及效仿者而确立，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三朝北盟会编》。

关键词：纪事本末体；创始；《通鉴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

作为我国古代史书体例之一的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史学界通常归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但不容忽视的是，还存在着如下几种说法：

1.北魏崔鸿等所撰《科录》。金毓黻先生认为，“魏元晖招集儒士崔鸿等，依仿梁武帝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以为科录，或云，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据史通六家及魏书宗室传），此实纪事本末一体之滥觞。”吕志毅《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绍承此说。

2.隋代王劭所撰《隋书》。傅玉璋先生认为，“隋王劭别出心裁，创造了纪事本末的体裁。《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即《隋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其书既以类相从，又非‘二体’，是纪事本末之创体，应为《通鉴纪事本末》之先河。”

3.《尚书》。张东光先生认为，“其（纪事本末体）开创之作，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

4.南宋徐梦莘所编《三朝北盟会编》。柴德赓《史籍举要》虽列此书入“编年体类”，但又认为“梦莘之书全记宋金外交，实一专史，与纪事本末意义相似。然以时代论之，梦莘与袁枢同时且长于枢，其作书时间亦略早于枢，其作书之困难亦倍于枢；今仍以枢书开始，用‘纪事本末’之名故耳。”

这些说法，以及所涉史书的体例问题，至今仍多未经深入辨正。关于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也一直未得妥善解决。笔者认为，这多种说法的存在，反映出学者间在纪事本末体概念内涵认识上的分歧，而深入辨正诸说的关键，当从纪事本末体的确立及其原初的概念内涵入手，追本究源，求得概念的基本规定性，方可依之辨正诸说，得出确解。

一、纪事本末体的确立：从袁枢到清四库馆臣

无论从名称，还是从编撰方式及撰成年代，后世学者都有理由将纪事本末体之创始，追溯至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但往往为今人所忽略的是，“纪事本末”经由史部设目而被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例，是该书撰成近六个世纪后的事。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友人杨万里、吕祖谦和朱熹为之作序跋，指说袁书的优长云：

“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摦，其究遐而迩。其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

“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若袁子之纪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绎参订。本之以经术，验之以世故，广之以四方贤士大夫之议论，而后部居条流，较然易见，夫岂一日之积哉。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採合而别记之。……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资治通鉴》）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或乃病其于古无初而区别之外无发明者，顾第弗深考耳。”

这三位当时第一流学者对袁书的褒扬，均瞩意于其“部居门目”、“具事之首尾”以优化《资治通鉴》之载记的编撰方式，和由此而对史事“微意”更为显明的表达，都还未上升到开创一种新的史书体例的高度。朱熹虽从史书体例的角度作申说，但视其为《尚书》、《国语》体之流裔，未予之以独立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跋》还透露出了时人对袁书撰著方式的负面看法：“于古无初”、“区别之外无发明者”。前者尚是由于《资治通鉴》内容所限而致，而后者则最招当时乃至后世学者之物议。如吕祖谦在《跋》中亦建言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基于此“短处”而对该书持轻视之见，在当时学者中应该不在少数。直至明末，陈邦瞻撰成《宋史纪事本末》后，还在反驳认为该体式“事不改于前，词无增于旧，胪列而汇属之，以为讨论者径，斯于述作之体不已末乎”的观点。

另一方面，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也不乏效法者。考诸史志目录，南宋著作中与之名目相近者就有：章冲《春秋类事始末》，勾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欧阳守道《皇宋通鉴纪事本末》等。其中彭氏二书，赵希弁云其“仿《通鉴纪事本末》条例，统而类之，事撮其纲，辞举其要”。但这些著作在史志目录中分类混乱，隶属史部者多被列入“编年类”或“史钞”。此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例，将其在后世重要史志目录中的归属状况列表如下：

可知，甚至到清乾隆五十年（1785）官修《续通志》，纂修者仍未设“纪事本末”类目。 

即便如此，种种历史记载显示，“纪事本末”体式在明代被大为认可，有不少效法者。万历十三年（1585），时任九江太守的潘志伊在为傅逊《春秋左传属事》作《后序》时，忆及往事云：

    “往岁余以迁补，与诸同籍聚晤京邸，有谓袁仲枢《通鉴纪事本末》可便览读，而上有《左传》，恨无有如其法而列之前者。余曰：‘曾读《宋学士集》，有《左传始末》叙文；近世毗陵唐荆川氏亦有此纂。’时玺丞王敬文曰：‘宋学士所叙，藏诸秘府，某等未之见；荆川所纂，事颇不全，又少注难读。余向年有志纂之，未竟，会将计偕以授吾同门友傅逊氏。渠因更张附益之。’”

唐荆川即嘉靖间右佥都御使唐顺之，王敬文乃王执礼。可知，彼时彼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成为了这几位同籍士人聚晤的谈资，而且他们表达出强烈的取法意向。潘氏与王执礼的一个应对话语，就牵出当时及稍早有三人曾仿袁书而纂集《左传》，即唐顺之、王执礼和傅逊。二十年后（1605年），陈邦瞻完成了《宋史纪事本末》的编撰，在序文中他提到“先是，宗伯冯公欲为是书而未就，侍御斗阳刘先生得其遗稿若干帙，以视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门下沈生，俾雠正之，因共属不佞续成焉。”其中冯公即万历间礼部尚书冯琦，刘先生即冯琦弟子刘曰梧，徐公即应天府府尹徐申。陈氏此书乃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而续之，它韧于冯琦，在诸公间几经辗转，后由陈邦瞻增辑而成。这两个事例都牵涉多人，足以显现当时士人对“纪事本末”体式的看重，也似乎表明该体式在晚明尤受青睐。

在明朝，“纪事本末”体式被大为认可的另一重要证据，是祁氏《澹生堂藏书目》、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等书目载有多部由明人编撰的这类著作。如《明史·艺文志》载：

这些著作、尤其是杂史类著作，现大多已佚失，难睹其内容全貌，就其书名仍或可推知其体式当类同于“纪事本末”。

这部在清乾隆初年修成的《明史》虽还未设“纪事本末”类目，但与这类著作数量增多相一致，在明代、尤其晚明，“纪事本末”体式的独立性也渐被士人认可。如上文所引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中所谓“斯于述作之体不已末乎”，以及徐申序《元史纪事本末》谓“其体兼用左、马”，都开始以独立的“述作之体”看待“纪事本末”。刘曰梧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作《刻宋史纪事本末序》，云“古今之史，皆纪事也，而经纬不同。左、马之义例精矣，一以年为经，一以人为经，而建安袁先生复别开户牖，乃又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是将“纪事本末”体式提升到与编年、纪传并列的地位。最先提出“纪事本末”体式当为“史外之别例”者，是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谷应泰。顺治十五年（1658）他自序《明史纪事本末》云：

    “《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其法以事类相比附，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较之盲左之编年，则包举而该浃；比之班马之传志，则简练而櫽括。盖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

谷氏虽视袁枢为“温公之素臣”，将袁书与《资治通鉴》间的关系比附为《左传》之于《春秋》，仍带有视前者为后者之附庸的痕迹。但更为凸显的，是他在与“编年”、“纪传”体例的比较中，提出了袁书体式为“史外之别例”的说法，这就又进一步，明确视之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例。

这种认可渐至增强的一个重要结果，同时也是其体现，是书目中出现了“纪事本末”专门类目。如上文注中所示，山阴祁氏于1620年编辑的《澹生堂藏书目》在“编年史”目下注出“记事”小目，以标志“纪事本末”类史书。此虽不能等同于后世的“纪事本末”类目，但足可作其先声。最早将此独立性认可正式用于编目实践的，是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纪传”之后，他们专立一“纪事本末”类目，收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22种史书，另有高岱《鸿猷录》等4种列入“纪事本末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事本末类”小序云：“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可知类编为目，不仅要有“创”，更要有“因”，因者既众，遂自为类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的设立，最终从史部类目的意义上确立起纪事本末体的独立地位。虽然成书于乾隆五十年的《续通志》尚列“纪事本末”史书入“别史”史钞类，两年后成书的官修《皇朝通志》却“依《钦定四库全书》之例”，在史类“增列纪事本末一门”。正是自《四库全书》始，纪事本末体才成为一种通行的史部类目体例。

二、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四库馆臣的认识

    既然纪事本末体最初是由清四库馆臣专设这一类目而得以确立，那么分析《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所收各书的编纂体例，相互比较，求同存异，便是发掘纪事本末体的原初内涵、总结其基本特征的唯一途径。现将各书的编纂体例简要总结、列表如下（引文出自中华书局本《四库全书总目》所载该书《提要》）：

根据上表所列各书的编纂体例，可将其再细分为如下三类：

其一，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冯甦《滇考》、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马骕《绎史》、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类史书体例多效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主要的相同之处是：（1）以事件为中心叙事，所纪非一个事件，即所谓“一书备诸事之本末”，这些事件按时间先后序列；（2）所纪内容跨越较长的时段，最短者为一个朝代，长者达数个朝代；（3）按时间顺序叙述各事件的内容。主要的不同在于：（1）取材范围不同。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全取自《资治通鉴》，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乃取自张岱《石匮藏书》、谭迁《国榷》等私史，非拘于一史；（2）有的事末附有论断，有的未附论断。

其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勒德洪等《平定三逆方略》、温达等《亲征朔漠方略》、来保等《平定金川方略》、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阿桂等《平定两金川方略》、于敏中等《临清纪略》、四库馆臣《兰州纪略》、四库馆臣《石峰堡纪略》、四库馆臣《平定台湾纪略》、吴伟业《绥寇纪略》、蓝鼎元《平台纪》。这类史书体例主要的相同之处是：（1）以某一事件为载记对象，即所谓“一书具一事之本末”；（2）所纪事件历时较短，长者数十年，短者如《临清事略》，所纪平定王伦叛乱事仅历数月；（3）大量载用关于该事件的诏谕章奏等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主要的不同在于：（1）书内作者本人著述所占比重不同，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今本内没有标明出处的三分之一内容，除小部分系出处脱漏外，其它文字“都应视为徐梦莘本人的著述”，而《临清纪略》、《石峰堡纪略》等，内容主体是按照事件顺序编排的君臣诏谕章奏，几无作者本人的著述。（2）官修“纪略”多附有御制及臣僚诗文，《三朝北盟会编》、《绥寇纪略》等私撰史书则无之。

其三，郭允蹈《蜀鉴》、田汝成《炎徼纪闻》。相较上述两类，若以“纪事本末”衡此二史，其体例皆不够纯正。前者虽“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但“每条有纲有目有论”，承朱子《通鉴纲目》之例，且“兼以考证附目末”。后者所纪乃是晚明西南“诸蛮夷”人物事迹、地志风土。其中“岑猛”篇有语云：“（岑）猛走归顺，鸩杀之，斩首归官军，语在《璋传》。”此所谓“《璋传》”，即指“岑璋”篇。可知作者自视所作乃人物传记，因其中记载一些边事始末，为四库馆臣所看重，故列之于“纪事本末”类。

    由上列前二类，较其异同，我们大致可确立纪事本末体最为基本的特征：以事件为中心叙史；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内容；“一书备诸事之本末”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事件。

三、结论：创始诸说辨正

依据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我们对本文篇首所列创始诸说作如下辨正：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如上文所述，清四库馆臣正是据此书而阐明纪事本末体“于史家二体之外，别为一体”，称赞其义例“最为赅博。其熔铸贯串，亦极精密”。在馆臣们看来，袁枢此书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典范，而《四库全书》所设这一类目之名称，也正来自于该书书名。他们在《总目提要》“纪事本末类”小序、《通鉴纪事本末提要》、《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提要》等处，都申说袁枢“排纂《资治通鉴》，创纪事本末之例”；在《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史书中，因而也以此书居首。后世学者多承其说，是否允当，待下文再论。

2.崔鸿等《科录》。此书已久佚，其内容体例可见于《魏书》、《史通》的记载：

“（元）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

“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

刘知几所谓的《通史》，是由梁武帝敕群臣所撰，“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科录》既依仿《通史》，其基本体式当如《史记》为纪传体。所谓“以类相从”，当指将“行事尤相似”的传记，共为一科。此乃以类聚事，与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而类聚史料，截然不同。故不可定其体式为纪事本末体，更无从说其为“创始”。

3.王劭《隋书》。此书已久佚，其内容体例首见于《隋书·王劭传》的记载：

王劭“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湮没无闻。”

刘知几《史通》内，除傅玉璋先生所引者外，更详细的说明见于《六家篇》：

“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刘知几虽云王劭《隋书》“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但从这两条记载来看，该书当以记言为主，事从简略，以作辅助，如《孔子家语》。所谓“以类相从”，极可能是于一类目下，并集同类口敕言语，如《世说新语》，故决不可据此而断之为纪事本末体。所谓“编年、纪传，并阙其体”，乃是指其义例“皆准《尚书》”，虽画虎不成，但更不可据之作断。由此我们大致可确定王劭此书与以事件为中心，依时序排列、叙述事件的纪事本末体，实不相符合，也无从说其为“创始”。

4.《尚书》。视《尚书》为史书，源自《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说。郑玄注云：“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是认为《尚书》出自史官。刘知几《史通》列“《尚书》家”为史体起源“六家”之一，认为其基本特征是“所主本于号令”、“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但到晚唐，皇甫湜改变了这一对《尚书》体例和地位的认识：

“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缺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

是认为《尚书》的体例内容，不仅包括刘知几所认可的“备书之言语”，而且还包括刘氏视为“为例不纯”的《尧》《舜》等典篇，即所谓“尽事之本末”者。其地位也由“六家”中的独立一体，变为辅助《春秋》以纪所“简”之事语。朱熹继承此说，如上所引《跋通鉴纪事本末》云：“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採合而别记之。”且认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错综温公之书”，乃属近于“《书》体”的“《国语》之流”。清人章学诚却承续刘知几之说，坚持《尚书》体在史学体例中的源起性和独立地位，然也确认了《尚书》体与纪事本末体间的逻辑关联，认为“斯真《尚书》之遗也”。

朱、章之说，似乎都指向四库馆臣所云“溯其（《通鉴纪事本末》）根柢，实则《尚书》每事为篇，先有此例”。近代以来，学者往往不作深究，径引此诸说以证《尚书》之于纪事本末体的渊源意义，甚至认为纪事本末体创始自《尚书》。如张东光先生认为，“《尚书》首先发明了‘因事命篇’的纪事原则，每篇一个标题，每个标题之下叙述一个完整的人或事”，且“《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序灾祥，《顾命》都陈丧礼”，这些“正是纪事本末体的最好见证”。其实，认为两者间有所影响则可，认为纪事本末体创始自《尚书》则不可。因为：

其一，朱熹论说《通鉴纪事本末》与《尚书》的关系，内含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即继承皇甫湜之说，将《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的关系，比附为《尚书》之于编年史书。其实，这一比附并不能成立。因为皇甫、朱认为《尚书》、《国语》等所纪，乃是编年史因体例原因而无法载记的“逸文”和“事之大者”，而《通鉴纪事本末》的材料和事件，乃全取自《资治通鉴》——前者对于后者的功用，是集中显豁后者原所断续载有的事件，而非对后者在纪事、材料方面的补充。也就是说，这两组史书间存在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别，不可简单比附，故由此比附而确立起的《通鉴纪事本末》与《尚书》性质类似的联系，也不能成立。

其二，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论《尚书》体与纪事本末体间的渊源关系，乃瞩意于两者在“体圆用神”这一撰作境界上的相通性，即“纪事本末之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类似于《尚书》之撰作：“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所谓“斯真《尚书》之遗也”，及邵晋涵所说的“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其切实意指，也正在于此。这与通常在“貌”的层面所理解的两者间体例的继承性，殊非一致。要知道，在这一层面上，章学诚认为“《书》无定体”、“不必著为一定之例”，这显然不可与体例化的纪事本末体相接续。如章氏也特别指出：“《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

其三，《尚书》的内容体式，乃“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迄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刘知几归之于“记言”，以与记事的“《春秋》家”相分别，而视其中序事的《尧》《舜》二典“为例不纯”。章学诚反对这种区分，认为“《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尚书》的基本法式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但此“因事命篇”，决不可作为建立《尚书》与纪事本末间体例继承关系的依据，因为此“事”与纪事本末的“事”意义完全不同。《尚书》所载“王之号令”，必涉及“事”，每篇录“号令”之前，多对此“事”稍作简介。此即章学诚所云“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可知此“事”乃为“号令”助说一缘起背景，虽云“因事命篇”，篇之重心，仍在于“号令”。相反，纪事本末中的“事”，却是指作为其叙述重心的“事件”。另外，章氏虽云“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但“号令”主体不在于叙事，而在于政说，以达“疏通知远”之教。这与《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所载诸“纪略”大量载用君臣诏谕章奏而依之叙事的做法迥异。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此书虽被《四库全书》列入“纪事本末类”，且后世依之者众，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一认定，如柴德赓、邓广铭等都“把《三朝北盟会编》看作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其中，仲伟民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会编》乃尊《通鉴》体例书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眉目清晰。……《会编》叙述一人一事往往散见多卷，很少集中叙述，或事件发生于此卷，而经过和结果则可能在另外几卷中，这样的编纂体例怎能说是纪事本末体呢？”

《会编》记载的是两宋之际徽、钦、高三朝宋金交涉的史事，年经月纬，按日胪载；其中《诸录杂记》五卷，无年月可系，附于中帙末。在宋金关系史的框架内，视其为编年体史书，实无不可。如与梦莘同时的楼钥所撰《直密阁徐公墓志铭》，即云《会编》“为编年之体”。但该书所记乃“事涉北盟者”，“若夫事不主此，皆在所略”，对象既如此明确专一，若视三朝“北盟”为一大“事件”，该书遂成“一书具一事之本末”、“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柴德赓云“梦莘之书全记宋金外交，实一专史，与纪事本末意义相似”，当属此意。《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所收的多部清廷官修“纪略”，也正依此意而附骥《会编》。

综上所论，确定为纪事本末体者当是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徐、袁为同时代之人，现将二人及二书的相关参数列表如下：

可知徐梦莘年长于袁枢，登进士第也较枢为早；《会编》的始撰时间，据陈乐素先生此说及前引柴德赓的说法，似都认为当早于《通鉴纪事本末》之始撰；梦莘为撰此书多方面搜罗史料，所得“在当时官藏尤半所未备”，编成后又订正异闻，撰作过程远较袁书为长。据此，柴德赓默认纪事本末体当创始自《会编》。但为多数学者所看重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整整比《会编》早20年，且更具纪事本末体典范的意义，故多视其为纪事本末体创始之作。平心而论，纪事本末体的确立，《通鉴纪事本末》居功至伟，《会编》乃借以侧身其间。但早成并不意味着始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两书之撰作何者为先。

《直密阁徐公墓志铭》乃楼钥依据梦莘弟徐得之所作梦莘《行状》而撰，内容可信，其中有语云：“公既省事，自念生长兵间，欲得尽见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为编年之体，会粹成书，传闻异辞者又从而订正之，号《三朝北盟会编》。”可知梦莘在“既省事”即登第入仕后即有此撰作之念。又，梦莘昆仲父子间俱擅史学，徐得之于孝宗隆兴（1163-1164年）初编成《左氏国纪》三十卷，“析诸国之事，每国各系以年，疏其说于后”；得之子徐天麟“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究极本末，类成一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条理”，此即《汉兵本末》。二书已久佚，从这些简略介绍中，仍可知其体式接近纪事本末体。联系徐氏家学中的这一史著理念，我们更可确信《墓志铭》所云梦莘“欲得尽见事之始末”之编纂构想的早成。梦莘“仕宦几五十年，闲居之日为多”，“廉静乐道，好学不衰”。陈乐素认为自他登第宦游，到淳熙十年（1183）秋冬间自知宾州任罢归乡居，这近三十年间广泛搜求史料、研究“国难史”；罢归后“数年之间，既丧妻，又连丧子女”，或将以著述度“寂寞凄凉之岁月”。从收罗史料到进行著述，所侧重者或有先后之别，但两者在践行中实难说有如此明晰的时段界限。陈氏云梦莘“尽其毕生之力专注于此书”，邓广铭亦谓此书是他“倾注毕生精力而从事的一桩名山事业”，当得其实。从梦莘登第至袁枢始撰《通鉴纪事本末》，几近二十年，其间他所做的绝不会仅是搜罗史料，想必同时会整理之而着手编撰。也就是说，《会编》当早于《通鉴纪事本末》而撰作。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末》及其效仿者而确立起纪事本末体，但据现存史籍、相关记载及清四库馆臣以来对该体例的认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