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近世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内藤认为，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唐宋间发生了断裂。从宋代开始，中国已提前迈入西方历史分期中的“近世”。二战后，内藤的学生进一步将“宋代近世说”发展为“唐宋变革论”。随后该理论风靡西方汉学界，八九十年代传入国内后同样引起学界重视。

    然而“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影响广泛存在，有必要予以澄清。

套用欧洲历史分期

    内藤湖南对于“宋代近世说”的把握，有两条主线，一是明显受到法国人基佐《欧洲文明史》的影响；二是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模式和特征的影响。内藤湖南套用欧洲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三个阶段，又依照欧洲的话语体系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甚至比照欧洲以及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的历史背景—君主与平民联手打倒贵族势力，从而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内藤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依据是宋代出现了“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清朝君主独裁政治体制及其呈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形态，早自宋代已经开始成形。

   宋代废除了北朝隋唐一直延续的城坊制，以厢统坊的“厢坊制”逐渐兴起，城市中商业生活日渐增多，市民生活开始逐渐丰富。图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北宋开封城中繁华富庶的日常市民生活 视觉中国/ 供图

   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更为全面地阐释了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一是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引者注）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事，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两个突出的“共同点”：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颓，社会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学兴起；城市和商业兴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农业社会。二是补充了内藤“宋代近世说”在经济方面论据的不足，全面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近世”特征。而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

   简单地说，宫崎就是仿照欧洲的历史演进模式，用单线历史观念，在东亚世界寻找比欧洲更早的“近代”。通过新的论证，宫崎市定重新调整了内藤“宋代近世说”的指向，将该理论的重心转向讨论中国历史演进中“近世”的出现。在宫崎的论述下，从宋代开始，中国已提前进入了西方历史分期中的“近世”。

胡汉对立视角割裂中国历史

   “唐宋变革论”打破了王朝断代，用长时段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史，虽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有所启发，但也存在割裂中国历史的一面。

   众所周知，从唐朝灭亡至元朝建立（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有三条：一是北部、东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势力崛起，辽金政权是游牧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来边疆社会历史的延续和转型；二是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和“宋型国家”；三是西北部党项（西夏）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西夏是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枢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身也融合了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元素。“唐宋变革论”却只立足于所谓“中国本土”，暗含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金西夏及其他政权的历史，以至于战后日本学界将唐以后的中国历史径直划分为“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而对“中国”的研究只集中于北宋、南宋，将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划入“周边民族史”的研究范畴，不包含在“中国”的研究范围之内。为了建构“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打通北宋至明清的“近世”社会走向，一些学者把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先是严格限定在北宋约2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之内，之后再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最后又压缩到元明的江南这一更狭小的地区。在这种侧重北宋—南宋—元代江南演进过程的研究范式中，中国的历史空间被全面压缩。

   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局限到江南一隅。事实上，宋朝只是唐朝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宋以后中国的历史，汉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政权则在疆土和疆界形成过程中（包括推动中原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占主导地位。但是“唐宋变革论”的视角遮盖了中华民族及其疆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研究视角过度关注赵宋一朝，忽略了与其并立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使得研究者无从鸟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进而阻碍在整个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全面理解宋代的特点。正如包弼德（Peter K.Bol）所言，“内藤假说”作为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

为日本“温情”侵华张目

   “宋代近世说”的提出，与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的认识关系密切。作为政论家，内藤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问题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宋代近世说”就是为这套方案服务的。内藤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宋代“近世”特征的延续。内藤认为宋代君主和平民联手打倒了贵族，君主直接面对平民进行统治，平民地位上升并逐渐具有自主性，形成了君主独裁与平民主义并峙的局面。为了保障中国从宋代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的“平民主义”，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单从学术层面来理解，而是要从内藤湖南的思想底色、政治动机和理论渊源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从思想底色上来看，内藤湖南是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拥护者。甲午战争之际，内藤湖南即撰文鼓吹日本方面的胜利。日本侵占台湾之后，他又为如何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而奔走呼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他立即在杂志上连载长文，讨论日本政府应如何加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

   从政治动机来看，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为其“国际共管中国论”服务的。内藤试图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早在八百到一千年之前的宋代就进入了近世，它虽然超迈世界近世历史进程有四五个世纪，但正是因为它过早成熟的社会形态，导致了时下（指晚清——引者注）中国弊政丛生，从而制约了中国迈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因此需要外部力量对它进行所谓的‘刺激’”。所谓的“外部力量”的“刺激”，就是以日本为主的“先进国家”接管中国，“帮助”中国打破“停滞”，实现“进步”。

   从理论渊源上来说，“宋代近世说”上承东亚“文化中心移动说”，实为“中国停滞论”的变形。“宋代近世说”不仅按照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还隐含着内藤湖南从明治维新以后倡导的东亚“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内藤看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已经具有代表东方文明抗衡西方文明的实力。他认为，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新的中心，中国文化也终将为日本独特的文化特性所消融，这就是日本未来的文化“天职”。

   因此，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我们对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如此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而不流于黑格尔所感叹的窠臼：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

   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距今已逾百年，而其在大陆学界成为学术热点也已20余年。然而，国内学者对该理论进行自觉反思者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将“唐宋变革论”作为标签，成为21世纪以来唐宋史（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景观。“唐宋变革论”俨然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不少学者甚至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这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即便中国学者发现唐宋之间存在变革，也应该重新进行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唐宋变革论”。因此，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走出“唐宋变革论”，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实现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