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交子（以下简称为淮交）是南宋时期两淮地区的区域性纸币。两淮位于宋金接壤之处，有着极为重要的财政、军事地位，淮交与铁钱等货币的流通非民间自然选择，而是朝廷指令的结果，因此，淮交的流通不单是货币制度的一部分，还是财政制度的重要环节。学者普遍将淮南交子视为南宋纸币的一种，与其他纸币，尤其是全国性纸币东南会子的性质类似，差异则主要是流通地域和发行数量不同。淮交和东南会子也被视为两淮的流通纸币，二者的关系则未见明确说明。
本文则从财政层面出发，试图说明财政运作塑造了淮交独特的性质与功能，使其有别于东南会子等纸币。这种塑造又使淮交不具有较为完整的纸币职能，进而在流通中受东南会子的挤压。还因财政政策的变化，淮南交子与两淮的其他货币此消彼长。以下从淮交与铁钱化政策，淮交与盐榷，铁钱、淮交与东南会子的流通状况略作说明。
一、淮南交子与铁钱化政策
铁钱化政策就是宋廷变两淮为铁钱区，与江南地区实现货币隔离。宋廷为此在两淮投放了淮交与铁钱。梳理淮交在该政策中的作用，可知宋廷对于淮交的财政定位。
淮交的发行可分为两个阶段。乾道二年（1166年）至乾道八年为第一阶段；此后宋廷逐渐回收淮交，至绍熙三年（1192年）夏又重新发行。宋廷在这两个阶段发行淮交的财政需求并不一致，下面分别论述。
（一）乾道年间的淮南交子
隆兴年间（1163—1164年），出于对金战争的需要，宋廷曾在两淮地区大量发行东南会子，但因本钱不足陷入困境。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1097—1179年）建议在20万贯东南会子背后加盖“付淮南州军行使”的印记，不得越界流通，区隔两淮与江南的纸币。加盖印记只是临时措施，20万贯对于淮南财政也是杯水车薪，宋廷因此于次年推出淮交：
乾道二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行用于两淮，其旧会听对易。凡入输买卖，并以交子及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易循环以用。
宋廷计划发行300万贯淮交，以回收之前流通的东南会子，两淮地区的财政交易结算均用交子与现钱各半。为减轻货币区隔带来的不便，宋廷在镇江、建康榷货务储备交子、会子各20万贯以供兑换。上述史料未说明淮交的计算单位，有学者认为淮交此时为铜钱本位。但时人杨万里（1127—1206年）将乾道淮交称为“铁钱会子”；时任知真州张郯亦将淮交与四川交子比较，因而淮交应以铁钱为计算单位。这样看来，以淮交收换会子的行为实质上是用铁钱单位纸币代替了铜钱单位纸币。
但绝大多数两淮郡守、漕臣称交子数量过多，而铜钱和东南会子不过江，民众和商旅均感不便。皇帝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用，民间交子许作见钱输官，凡官交，尽数输行在左藏库”，又在乾道三年印发新交子130万贯，“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削减淮交总量。总之，宋廷试图用铁钱单位纸币取代铜钱单位纸币，但减少前者数量至130万贯，且最终保留部分铜钱和会子，既表明发行淮交是铁钱化政策的必要措施，则又说明宋廷对淮交心存疑虑，东南会子有难以替代的流通作用。
在淮交发行前，宋廷本计划于乾道元年引四川铁钱入两淮，阻止铜钱流入金境。参知政事洪适（1117—1184年）却认为，“今每州不得千缗，一州以万户计之，每家才得数百，恐民间无以贸易。且客旅无回货，盐场大有利害”，故而皇帝只取四川铁钱15万贯行于庐州、和州。而此时宋廷并未设置专供两淮的铁钱监，却仍在铁钱供应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于乾道二年八月将两淮划为铁钱区。
乾道二年淮交的发行，可视为宋廷在当年八月设置铁钱区的预备。宋孝宗指出，发行淮交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军队开支。纸币较铁钱更适用于大额财政活动，制造和运输也远为便捷，因此铁钱区的设置，实质是以淮交来满足军费等大额财政支出，不涉及小额货币流通。
另一方面，铁钱铸造在乾道四年才步入正轨，乾道六年进入大铸、大行铁钱时期。宋廷还几次发行东南会子回收两淮铜钱。约经十年，铁钱开始占据两淮金属铸币的多数。淳熙七年（1180年），宋廷将两淮州军起发内藏库的铜钱改为银、会各半；次年减少了铁钱铸造额，后甚至停铸一年。表明铜钱已近回收完毕，铁钱数量也到达流通极限，铁钱化政策基本完成。淮交作为预备的功能已经完成。
乾道三年后，宋廷未增发淮交，东南会子在纸币中的比例反而上升。乾道八年三月，宋廷令两淮近里州军以钱、会各半起发上供赋税，极边州军才改用交、会。表明铁钱发行步入正轨。又指出，淮交只是方便税赋调拨的铁钱替代品，与铁钱共享一半份额，另一半则是东南会子。淮交由此逐渐边缘化，并于当年秋季被宋廷用东南会子全部回收。
总之，淮交与铁钱存在发行时间差，铁钱化政策的经过因此明晰。乾道初，宋廷因铁钱铸造尚未成型而无法大规模推行铁钱，以便于印刷和运输的淮交用于军费等大额开支。但货币区隔造成贸易不便，反而影响两淮财政补给，故宋廷将淮交削减为130万贯，后用东南会子全部回收。铁钱铸造则于乾道四年步入正轨，六年日渐成型，在淳熙年间几近饱和。因此，乾道淮交仅为铁钱化政策的过渡，在铁钱取代铜钱后，大额货币的空缺由东南会子填补，淮交仅与铁钱分享份额。
（二）绍熙以后的淮南交子
宋廷在铁钱数量几近饱和后仍未彻底停铸，最终在绍熙初引发了铁钱危机，铁钱贬值并流入江南，私铸钱激增。宋廷被迫开始回收铁钱，如在绍熙二年以200万贯东南会子收兑。但二者的消长不利于巩固铁钱化政策，宋廷于次年重新发行淮交，既以其代替铁钱，又避免多发东南会子，其事如下：
议者以淮上铁钱多，欲革其弊。会赵子直为吏部尚书，与从官陈进叔、罗春伯、谢子肃等合奏，乞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付于两路，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淮东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兑，更不申展……其会子仍分一贯、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许流转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镇江府、兴国、江阴军界内行应用，两淮上供及户部钱物并权发见钱三年，令淮南漕司桩管，而沿江八州军合发上供一半会子，则许用交子通融，起发于江、淮东西总领所桩管焉。
可见，发行淮交目的是消除铁钱危机。此处规定，三年一兑，可见从制定政策之初便计划长期以淮交代替部分铁钱。史料后半部分说明，宋廷如何减少铁钱、推广淮交：两淮上供、户部钱物全用铁钱，减少了铁钱流通量；江南八州军流通淮交，用淮交代替当地上供钱中的会子。既能扩大淮交的使用范围，打破货币区隔，又能回收泛滥于江南的铁钱。
也就是说，淮交回收铁钱完全建立于赋税上供这一财政渠道之上。尽管铁钱危机造成“商贾顿亏折”“皇惑罢市”等民间市场失序局面，宋廷似乎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财政领域。理由当在于：小额铁钱已深入民间而难以快速更换为其他小额货币。以淮交回收，使其转换为大额货币并脱离小额交易，再借助赋税等财政渠道将超量部分从民间流通领域中批量化抽离。这样看来，淮交只是调节铁钱数量的财政工具，并非作为流通货币。
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杨万里曾反对在江南八州军发行淮交，以下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关于淮交实质的分析：
江南禁铁钱而行新会子，不知军民持此会子而兑于市，欲兑铜钱乎？则非行在之会子，人必不与也。欲兑铁钱乎？则无一钱之可兑也。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一钱两钱之物，十钱五钱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
又两淮免起发会子三年，而江南无免发之命。江南官司以新会子发纳左帑、内帑，左帑、内帑肯受乎？左帑、内帑万一不受，则百姓之输官物，州县亦不受矣。州县不受，则是新会子公私无用，上下不受，而使镇江、建康两税入纳，虽入纳百万，而行使不通，不知将何用也。
这里所言“新会子”即淮交。杨氏指出江南八州军不行铁钱，持淮交难以兑换铜钱；既无铸币配合，大额纸币难以在小额交易中发挥作用。宋廷实际上未设置淮交兑现机构，并不打算把江南交子作为一般流通货币。在赋税角度，杨万里担忧上供交子能否被其他部门接受，这决定了铁钱兑换计划能否在财政领域中成功实施。两淮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铁钱危机最突出时，两淮私铸劣质铁钱十分泛滥，以至于“民旅持钱买物，一贯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谷自相酬准”。虞俦向皇帝描述称，两淮行使交子利于商旅贸易，淮人以为便利。可见，相比于质量参差不齐的小额铸币，商旅更乐于在贸易中使用大额纸币。
总结而言，绍熙淮交的发行是为了解决铁钱危机。朝廷试图将流通领域中过剩的铁钱转换为大额货币，再通过财政渠道抽离。铁钱数量由此得到控制，而淮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两淮财政调拨和贸易更易开展。
乾道、绍熙淮交均依附于朝廷的财政政策被发行，是宋廷推行铁钱化政策、调节其他货币数量的工具。铁钱化政策具有极强的超经济性质，朝廷从财政而非民间经济层面考虑区隔两淮货币。乾道淮交部分用于代替东南会子，在铁钱铸造到位之前推进铁钱化；绍熙淮交用于调节铁钱数量，巩固铁钱化政策。乾道淮交遭到朝野反对的原因，是其侵占了大额货币东南会子的份额，朝廷又没有（或来不及）在财政上予以支持，致使跨江贸易不便。绍熙淮交仅作为调节铁钱单位货币内部比例的工具，而不涉及铜钱单位货币部分，又拥有优于铁钱的特质，容易在两淮被接受。
从绍熙年间可见，淮交的发行—回笼几乎只通过税收渠道，民间小额交易并未提供太多支撑，反而借淮交调节铁钱而优化了市场交易环境。那么大额贸易能否给予淮交足够支持，使其充分发挥货币流通职能呢？
二、淮南交子与两淮盐榷
盐利在南宋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颇高，淮盐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盐榷无疑是两淮最重要的大额贸易。淮盐榷卖多用通商法，流程可概括为：商人向官府购买盐钞，凭盐钞至产盐地换盐，再到指定地域零售盐，使两淮大额贸易与专卖体系结合起来。因商人购买盐钞所费货币极多，我们便能借此探查淮交在两淮盐榷等大额贸易中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判断淮交如何参与两淮财政运作的关键。
学术界对淮交等货币如何在盐榷中发挥作用已有一些论述，大体肯定盐榷对提高淮交信用的作用，对淮东、西的差异及细节讨论略显不足，而这些差异和细节恰能反映淮交在盐榷中的作用。淮交能否用于盐榷只是一面，使用比例、在不同区域的使用效果或许更具提示意义。淮盐基本上产于淮东，由镇江榷货务出卖盐钞；淮西并非主要盐产地，由建康榷货务卖钞。就利润来看，建康年额1200万贯，镇江400万贯，前者更为重要；但镇江务更靠近盐产地，重要性也难以忽略，以下分别讨论。
（一）淮南交子与淮东盐榷
前述朝廷计划在乾道二年发行淮交时，给镇江、建康榷货务交子、会子各20万贯用于兑换。但户部给出了不同的实际操作方案：“客贩淮东袋盐，其盐仓合纳掯留盐本等钱，缘见钱不许渡江，依已降指挥令客人将合纳掯留钱就行在并建康府榷货务兑换淮南交子前去请盐……”。看似淮交在铁钱化政策之下顺利推行，但问题的焦点其实在淮交兑换地点的变动。朝廷初令建康、镇江榷货务兑换淮交，而根据上文，行在、建康榷货务才是主要兑换场所，镇江务不在其中。建康、镇江属长江南北物资流通必经之处，镇江务又是淮东专卖贸易的主要场所，在两地设置货币兑换点自然合适。户部却由行在务代替镇江务，表明宋廷改变了最初的规划，不希望镇江过多参与到淮交事务中。
绍熙三年十月，朝廷拟允许商人在购钞时按一定比例使用淮交，但如何确定比例却是难事，地方官员、中书门下省和皇帝展开了讨论。淮东提举卫泾（1159—1226年）称，商人原以四分东南会子、六分铁钱向江北淮东盐仓交纳贴钞钱，淮交流通后，应将六分铁钱的一部分改为淮交，使商人便于支付。皇帝同意此建议，令六分铁钱中的三分改用淮交，其余不变。而中书门下省认为，“立定交子数少，未甚流通”，将比例改为东南会子、铁钱各三分，淮交四分。但在淮交尚未发行的绍熙三年闰二月，宋廷已将淮东贴钞钱比例定为四分会子、六分铁钱，中书门下省甚至提出，“候会子流通日，却用钱会中半入纳”，将东南会子作为长期适用的纸币，提高其比例。因此，东南会子仍在新的入纳体系中占据主要纸币地位，淮交比例看似升为四分，并代替东南会子一分，实际仍主要占用铁钱份额。
当然，淮交比例还是略有提高。卫泾进一步指出宋廷这样做的目的：
窃念入纳分数于岁课增亏诚有关系，然目下不过盐商少优，官司少损，其兴贩折阅及行使阻碍等弊未能尽见。至若因交子不可通行遂致官会艰得，客旅不至，物货稀少，市井萧条，淮民无以为生，行者居者均受其弊，利害尤切。盖官会流转必资客旅，客旅既少，官会亦无。官会既无，价直必贵。价直既贵，客旅益不来，势实相为消长，断无可疑。
淮交流通不畅，商人不愿将东南会子带到淮东兑换和使用，淮东商业与物资补给将陷入困境，朝廷不得不使“盐商少优，官司少损”，稍增淮交份额。卫泾认为，现在的入纳比例虽对盐商略有优惠，使用中的阻碍仍导致淮交弊病丛生，间接影响东南会子的流通。也即，淮交只是确保东南会子流入淮东的工具，对淮东商贸有决定性作用的纸币还属东南会子。因此，淮东和朝廷官员未将淮交视作主要流通货币，不愿大幅提高淮交入纳比例就可以理解了。
东南会子在淮东盐榷中更为通畅后，淮交的财政意义削弱。贴钞钱中，淮交的比例已在十年内降为二分，铁钱与东南会子各涨至四分。嘉泰二年（1202年）因商人不便用淮交缴纳贴钞钱，宋宁宗下诏行钱会中半之制，淮交正式从江北贴钞钱中退出。据梁庚尧推测，官府回笼用于回收铁钱的淮交后未重新投放，使市面上淮交难得，也表明淮交只是临时地承担财政任务。嘉定五年，皇帝规定了榷货务入纳新方案：行在用金、银、钱、会，建康用交、会、钱，镇江仅用钱、会，真州卖钞司用交、会。商人凭无资次的旧盐钞至浙东西、淮东提举司下属盐仓场换取新钞时，还需贴纳东南会子3贯。东南会子在各地通用无阻，新增的淮东贴纳钱也全用会子，淮交仅能用于建康、真州，镇江依然被排除在外。
结合铁钱化政策与卫泾之言，淮交主要用于代替铁钱、吸引东南会子，流通功能并不被重视，因此，朝廷不愿放开淮交的入纳比例，商人几乎不能在镇江榷货务使用淮交，东南会子、铁钱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二）淮南交子与淮西盐榷
乾道、绍熙淮交虽被允许在建康榷货务使用，却在购钞钱物中的占比极小。绍熙三年九月，中书门下省言：“前淮西总领刘颖，乞将盐钞许商贾每袋用交子一贯，计四十八万余贯，除应副屯戍军兵支遣外，余数合行措置。”诏依刘颖所申。以一袋18贯计，48万袋盐利超过800万贯，如果算上贴钞钱3贯，总额约1000万贯，接近建康榷货务1200万贯年额。若认为使用淮交算请盐钞提高了淮交信用，但从入纳比例看，淮交48万贯占比极低，对淮西盐榷影响轻微。东南会子、钱等其他货币仍占主要份额。
另一方面，通过盐榷回收的48万贯淮交也并非都有确定的支出去向。部分淮交用于支付军费，其余则由总领所桩管而尚无具体用途。杨万里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钱银会子分数，难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钱会，从已降指挥并听仍旧。其合支见钱，一岁止用一十二万余贯。淮西州军，递年朝廷科降应副马司支遣钱三十七万余贯，系铁钱并行在铜钱会子中并起发。内铁钱一十三万余贯，就拨支使，已是足用。若将新降铁钱会子于榷货务算请，委实别无项目可以支遣。
淮上戍守官兵军费中的铁钱约为每年12万贯，但朝廷科降应副马司支遣钱中所包含的铁钱数已将其囊括在内，故在杨万里看来榷货务收入的淮交毫无用处。
诚如杨万里所言，朝廷发行绍熙淮交“止为两淮铁钱艰于行用”，旨在调节铁钱数量，淮交在盐榷领域的弱势便能理解了。淮东作为产盐地，宋廷却规避淮交入纳，取消镇江榷货务兑换淮交与东南会子的职权，从一开始便释放不希望淮交深入盐榷的信号，淮交比例一再下降，终因商人不便而彻底退出。在淮西，建康榷货务仅收取极小比例的淮交，这批淮交甚至没有相应的支出项目。上述现象均表明，淮交在两淮盐榷中地位尴尬，在配合调节铁钱数量、吸引东南会子之外，几乎没有流通货币的职能。可以说，宋廷是主动损失一部分盐榷收入，使淮交完成上述财政任务，却并未提高淮交的信用。
三、铁钱、淮交与东南会子的流通状况
淮交看似是区域性纸币，货币职能却十分有限，主要用途均依附于朝廷的铁钱政策。与之对应，东南会子却在两淮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东南会子以铜钱为计算单位，直接对应铜钱，且是全国性货币；另一方面，则与南宋晚期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有关。以下从铁钱、淮交、东南会子的互动入手，分析淮交在两淮财政运作中的消长。
铁钱、淮交、东南会子在两淮的流通状况都受到铁钱化政策影响。铁钱与铜钱同为小额货币，功能重叠。铜钱的金属价值更高，又是两淮原有的流通货币，人户多用于日常交易，官府很难在交通和信息传递能力的限制下快速而集中地使用铁钱、回收铜钱。宋廷主要采用大量铸造、集中投放的方式增加铁钱数量，以稀释铜钱占比，并最终将铜钱挤出。此举甚至引发绍熙铁钱危机，铜钱大量退藏或流出国境。
东南会子与淮交则作为大额货币而互相竞争。但以铜钱为单位的东南会子，在吸收铜钱时较淮交更具优势。东南会子还能快速地将铜钱集中起来，使其在铁钱化政策中发挥与铁钱不同的功能：
言者谓，自乾道五年降会子付两淮收换铜钱，又节次支舒、蕲铁钱，换易凡十六次。指挥至今十五年，私渡铜钱，常自若也。乞多给会子，立限尽换。诏两淮，各支降会子一十万贯，限两月收换。
尽管东南会子与铁钱都用于换易铜钱，但短时间内回收铁钱的首选则属东南会子，因此在绍熙淮交发行之前，宋廷也给出为数不少的东南会子来收兑铁钱。如绍熙二年的收兑活动中，东南会子回收铁钱380万贯，官米回收41万贯，前者占据绝对多数。改用淮交后，民众普遍感觉难用，时人总结道：“始则降官会，终则给交子，纷纭久之，中外寒心，仅得少定。”可见民众并不认可淮交与东南会子的替换。
因此，在铁钱化政策推行后，大部分的铜钱被铁钱和东南会子代替，淮交尽管也参与其中，但更多地用于调节铁钱数量，直接兑换的铜钱十分有限。在铜钱基本退出两淮后，铁钱和东南会子成为当地主要的流通货币，淮交居于次要位置。如果说宋廷在盐榷中对淮交采取限制措施，那么两淮军俸的发行则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淮交被东南会子挤压的过程。
在对金、对蒙军事形势日益紧张之际，宋廷增发东南会子以应对支出，致使流通领域会子数量暴增。宋廷虽在嘉定年间增发了若干淮交，但数量远不及同期印发的东南会子。在宋廷向两淮支援的军费中，东南会子增加，淮交、铁钱份额随之减少。根据程珌（1164—1242年）的说法，宋宁宗时两淮军俸已是东南会子七分、淮交三分。至嘉定十一年，两淮军俸全改以东南会子发放，而铁钱仅用于支付州县小吏的俸钱。作为军俸的东南会子便经过士兵的日常生活交易流入市场，淮交则日渐退出流通。
南宋晚期的军俸延续了这一态势：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两淮军俸继续全额发放东南会子，军俸中东南会子与淮交、铁钱的占比已由同属东南会子的17界、18界会子之分代替。随着跨区域军事活动的增加，宋廷试图统筹不同战区和不同货币区的财政调拨，全国性纸币东南会子用武之地大增。如宝祐五年（1257年）后，李曾伯（1198—1268年）于广南制置大使任上，调荆、淮军队前去广西安边。荆、淮士兵因长期生活于特殊货币区，拥有的淮交和湖北会子显然不能通用。根据李曾伯的记载，给予荆、淮士兵的券钱用18界东南会子发放，支犒则以17界会子。
总之，东南会子、铁钱、淮交在铁钱化政策中有着不同的分工。东南会子负责集中收兑铜钱；铁钱将铜钱挤出流通并填补小额货币的空缺；淮交则用于调节铁钱数量，是铁钱的补充。宋廷以淮交代替东南会子的活动并不顺利。可以说，以东南会子和铁钱构成的二元货币格局，在铁钱化政策推行过程中逐渐定型，二者分别成为两淮地区主要的大额货币和小额货币，淮交始终居于次要地位。随着铁钱化政策的完成和南宋后期财政、军事形势的变化，东南会子在以军费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中比例上升，重要性和流通性日渐提高，淮交的用途进一步减少。宋廷的财政政策并未给予淮交成为主要大额货币的空间，淮交在初期兑换部分东南会子之后，一直是调整铁钱数量的工具，不具有较强的流通性。
结 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财政运作视角讨论了淮南交子的性质和作用。概括而言：淮南交子看似与东南会子形态类似，是流通于南宋两淮的区域性纸币，但其主要作为宋廷推行铁钱化政策、调节铁钱数量的工具，甚至可以只将其视为执行特定功能的财政票据。淮南交子在盐榷、军俸、民间交易中受到限制或处于次要地位，其发行—回笼均紧紧围绕铁钱化政策展开。两淮地区的货币流通领域则呈现出以东南会子作为大额货币，以铁钱作为小额货币的格局。在此格局中，淮南交子的货币职能很不明确，难以将其视为一般的流通货币。
淮交与东南会子的性质、功能差异至此已然明了。相较流通范围和数量等外在现象，财政运作的塑造恐怕才是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全国性纸币与区域性纸币并非同一物品的“完全版”与“缩小版”，二者可以在性质和功能上差异巨大。以往的研究多按纸币流通范围将南宋划分为不同的货币区，却忽视了每一货币区之内财政运作的区别，忽视了不同纸币因参与不同财政运作而产生的性质、功能差异。这些差异恰恰是传统中国财政运作地方化和货币格局多元化之下的常态。呈现上述差异，无疑将使我们对古代财政运作、纸币流通机制形成更为鲜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