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府與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關係，是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都十分關心的問題。至少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看不見的手”開始，所謂市場自身具有的調節能力日益被學者們重視。這一觀點甚至成爲了某些學派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他們提出的某些觀點的邏輯前提。基於自由市場的學術理論由此逐漸建構起來，政府的“干預”就理所當然地被視爲干擾市場運作的不利因素。
當然，自由市場的能力也被一些經濟學家懷疑，他們多認爲自由市場擁有固有的缺陷，有時無法很好地自我調節，此時可能需要政府采取手段加以調整。其中較有代表性者，當屬宏觀經濟學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在專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將充分就業視爲邏輯鏈條中重要的一環，認爲造成非自願失業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進而討論政府干預如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從而解決失業問題。可以看到，凱恩斯雖然十分强調政府干預的積極作用，卻也還是將政府與市場視爲兩個相互獨立的概念。此後，無論贊成或反對，凱恩斯的理論都難以被宏觀經濟學研究者回避。
中央計劃經濟理論家和實踐者則試圖在上個世紀的經濟實踐中盡力取消自由交易，並建立一個計劃式、指令式、科層式的經濟體制。這裏牽扯出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問題：中央計劃經濟是否包含市場？要做出回應，首先需要參考浩繁的研究，從而界定“市場”這個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本文無意在此討論“市場”概念。但無論如何，即便認爲中央計劃經濟存在市場，這個市場也不同於今日人們所習見和廣爲討論的“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等概念中的市場，可以肯定。因此，中央計劃經濟制度實質上也將政府與市場對立起來，力圖充分發揮前者的能量，盡量削弱甚至消滅後者。
如果説上述兩種觀點都立足於理論和當下，經濟人類學、經濟社會學學者的强項則在於時序分析。其中最具開創性和代表性的學者，則是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他在代表作《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書中指出工業化時代的現代市場體系不是自發產生的，需要通過政府來創造和維繫。經濟從屬政治、社會、宗教等關係中，用波蘭尼的經典術語“嵌入”（embedded，又譯“嵌含”）來表述的話則是經濟嵌入在社會之中。而市場也不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人們交換的形式十分多樣。但伴隨工業革命的展開，現代市場體系在多種因素的促進下逐漸建立起來。一些自由主義學者極力强調市場的意義，指出市場擁有自我調節的功能，市場邏輯是經濟活動的最優邏輯。波蘭尼總結此類觀點，稱：“這就是何以市場對經濟體制的控制會對社會整體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即視社會為市場的附屬品，而將社會關係嵌含於經濟體制中，而非將經濟行為嵌含在社會關係裏。”換言之，這些自由主義學者試圖讓市場從社會關係“脫嵌”出來。而現實的情況也的確如此，不斷擴大的自由市場深刻地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關係。只是波蘭尼本人并不認可自由市場是自發產生的，他在《巨變》一書中寫下了一句著名的論斷：“自由放任絕非自然產生的；如果讓事物自然發展，絕不會產生自由市場。”這句話暗示自由市場本身就是由法律、習俗、政策等構建出來的制度，《巨變》其他章節已有論證。那麽將政府與市場簡單區分開來，似乎就存在問題。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文·沃格爾（Steven K. Vogel）的新作《市場治理術：政府如何讓市場運作》是學界對於波蘭尼上述論斷的新回應之一。原書Marketcraft: How Governments Make Markets Work在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廈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毛海棟先生翻譯。 我們很欣慰地看到國外高質量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進程越來越快，使中文語境的讀者在閲讀這些學術作品時減少了“過時”的遺憾。
作者斯蒂文·沃格爾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政治經濟學項目主任，他專注于發達工業化國家，尤其是日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作者的另一個身份是《鄧小平時代》一書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之子，中文名傅士文。儘管《鄧小平時代》更被國人熟知，但傅高義也是美國頗爲重要的日本問題專家。看來，對於日本經濟和社會狀況的研究是二者的“家學”。
從分析時段上看，本書接續了波蘭尼《巨變》的討論時段。後者聚焦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時期，或者説市場逐漸成爲人類經濟活動中最主要形式的時期；本書則重點討論發達工業國家的市場治理模式，尤其關注發達工業國家如何向更具競爭力和更成熟的市場體系轉型。作者回應了一個在許多人看來可能是常識的論斷：若要邁向更爲自由的市場，必須放鬆政府的管制。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波蘭尼關於現代市場體系如何產生的觀點，本書作者的回應在邏輯上可能就是順理成章的。作者認爲：“如果市場是一系列制度，那麽培育市場就需要建設制度而不是破壞制度。簡言之，經濟自由化并不是指將經濟從束縛中解放出來。”（9頁）本書的前兩章就圍繞這一邏輯起點闡述“市場治理術”的核心主張和主要内容。回到波蘭尼的術語，作者其實主張工業化之後的市場也沒有從社會中“脫嵌”，而依然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影響下逐漸完善。
作者最具有反思意義，可以令人反復咀嚼的觀點應當是反對政府、市場的簡單二分法。他首先替自由主義學者提出了一個觀點：即便沒有純粹的自由市場，我們仍然應該將其作爲理想和典範，作爲政策改革的目標（11頁）。但是，大多數政策選擇並不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簡單選擇，而是關於如何治理市場。政策的數量、政策組合的方式，與市場自由化程度的高低很難直接對應。人們看不清某種政策究竟促進了還是減少了市場自由化程度。作者抛出了幾個例子，反壟斷政策從更加自由放任的方式向更加促進競爭的方式轉變，哪一種方式是更加市場化的呢？如果收緊版權規則，這是朝向自由市場的方向還是遠離的方向呢？恐怕在不同國家、不同政黨、不同文化中，我們會獲得截然不同的答案。如果以政府和自由市場相對立的視角來簡單衡量上述方案，真正合適的選擇恐怕難以得出。相反，減少國際貿易關稅，儘管被亞當·斯密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視爲促進市場自由化的典型方式，可能才是少數容易被證實的案例。
簡單對立政府和自由市場，不僅模糊了政策選擇的合理性，更忽略了政府在市場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者援引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的觀點，指出政府不僅僅是裁判，還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最大的消費者、雇主、放款人、借款人、保險人以及財產所有人（13頁）。因此，即使政府僅僅在内部做出某些調整、實施某些政策，也可能深刻地影響市場的運行。哪怕我們仍然堅持政府、市場的二分法，恐怕也不得不承認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
第三、四章中分別討論美國和日本的市場經濟來支撐一、二兩章中的觀點。在第三章中，作者從歷史的角度指出，美國是市場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市場自由化是由世界上最爲嚴密的市場管制所打造的。如果沒有政府積極治理，美國的市場不可能擁有目前的自由化程度，甚至難以被構建起來。當然，自由主義的“幽靈”仍然徘徊在美國經濟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腦海中。在作者看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説明美國監管機構犯下了市場設計的根本錯誤（127頁）。監管者過於相信市場參與者解決問題和自我規制的能力，卻不料市場參與者利用規則的漏洞，和規則組合之間的縫隙牟利，最終釀成慘劇。這恰恰説明政府的治理不應減少，反而需要增加，並做得更正確。
在第四章對日本的討論中，作者指出日本經濟在經歷了1990年代以降的長期衰退后，許多學者和意見領袖指出日本經濟應該轉向美國式的自由市場模式。畢竟日本之前的經濟成功似乎違背了諸多關於自由市場的信條，例如政府有計劃地改變國家的產業結構。儘管在日本成功之時，所謂日本模式得到了很多贊揚，但在失敗時，日本模式又給了自由主義者絕佳的批評案例。那麽日本若要轉向美式自由市場，需要政府停止干預，讓自由市場茁壯成長嗎？作者給出了徹底的否定答案，他認爲日本政府必須做更多。它必須在市場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建立相應的法律和規制，以支持更具競爭力的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133—134頁）。作者總結日本轉型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試圖照搬美國經驗，複製出不適合日本環境的制度生態系統。日本應該更好地利用自己在官僚機構、强大的政府—產業紐帶，以及公司、銀行、工人之間的密切關係等方面的優勢，來推動轉型（197頁）。
不過在我看来，本章可能是全書問題最大的一章。原因主要在於我們從本章的討論中可以明確地看到，日本政府為推動市場模式轉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積極地實施“市場治理術”，只是努力的方向和具體的政策可能存在問題，導致效果不佳。日本政府沒有停止干預，相反正在努力地通過干預來調整政策，換言之我們無法得出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在為市場“鬆綁”。畢竟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人們很難看清某種政策究竟促進了還是減少的市場自由化程度。因此，本章反而可能為自由主義者提供了論據，即日本政府應該在轉軌的過程中徹底放棄干預。如果説第三章成功地佐證了作者的核心主張，本章則實質上沒有正面回應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第五章是補充性質的章節。本章討論了一些容易被混淆的概念，説明本書是如何使用這些概念的，並對由概念歧義生發出來的學術史略作梳理。由此堵上了可能會遭到輕率批評的漏洞。
必須指出，本書雖然提出了頗有價值的創見，卻也存在一些可以被更細緻地探討或商榷的内容。在上文的簡評之外，中外學界也有了一些評價。尤其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在為本書所作的代序中所言，要注意到作者寫作本書的目的、語境、預期的讀者；注意到不同社會中政府角色性質的差異，以及由此造成干預實質的區別。另外，儘管作者已强調政府的治理術未必總是正確，而且市場是包括政府在内的諸多主體一起創造和設計出來的，周教授還是認爲需要正視政府作爲正式組織本身面臨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種種局限，本書在相關方面的討論十分不足（6—7頁）。我認爲，儘管某些用詞和觀點稍顯激進，本書的觀點或將激起引發相關領域研究者的精彩回應，周教授的評介無疑開了一個好頭。
作爲一名宋史研究者，我總是會嘗試把考察當代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爲我所用”。誠然，歷史研究與當代問題研究的考察對象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雖不能簡單套用後者的具體觀點，但可用於視角反思的提示可能實際存在。
就本書而言，顯而易見作者試圖延續波蘭尼“嵌入”觀點，且集中體現於本書的核心主張：市場是被創造出來的（9頁）。如果我們接受這一觀點，也許可以形成一個很有意思的推論：即使市場好像真的從社會中“脫嵌”，也應該是人爲設計的結果。又由於市場是一種制度，或若干種制度的集合，需要人設計大量配套的制度“基礎設施”去維護，所謂的“脫嵌”從本質上看其實是不存在的。因此，市場的“脫嵌”只是決策者有意强調市場機制在資源分配中的作用，進而讓它成爲社會中最重要的制度，讓市場關係成爲社會中最重要的關係而已。
以此爲切入點思考宋代經濟史，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火花。我們提到中國傳統時期的經濟，首先冒出來的兩個標志性詞匯或許是“重農抑商”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二者描述的歷史進程可以延續到明代中後期，此後“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中國經濟逐漸發展到了另一個階段。即便“資本主義萌芽”說越來越鮮見於新研究中，傳統經濟在明中後期以降出現的某些新變化、新發展仍然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而在此前的經濟中，宋代經濟多被認爲是異類。一種經典且廣爲人知的觀點是宋代經濟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但發展進程不幸被北方民族政權打斷。不過，宋代在農業生產上的發展固然被研究者所知，而然較前代進步的程度卻也遭到學者質疑。
另一方面，高度繁榮的商業被認爲是體現宋代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具體表現為海外貿易繁榮、商稅高額、銅錢和紙幣廣汎使用、商業和商人獲得重視，等等。然而這些重要標志大多遭到了學界有分量的質疑。蒙文通根據熙寧十年（1077）商稅數指出：商稅額高的都市一般都是政治中心；在被認爲是商業流通要道的長江沿綫上，沿江城市的商稅額沒有明顯高於國内其他地區。這反映出宋代的大城市幾乎都不是因經濟發展而興起的，又説明當時不存在全國範圍内的商品大流動。商稅的多少無法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如果説蒙文通考察的長江流域側重於東西向的商品流通，宮澤知之則把討論商稅和貨幣流通的重點放在南北向。他指出北宋商稅在慶歷—嘉祐年間大幅縮水主要是由西北鹽法的改變造成的，這表示大部分商業活動是通過國家財政物資流通組織起來的。而北宋銅錢大量流通也不是商品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王安石通過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措施，使得銅錢在全國範圍内，在國家財政與鄉村基層社會之間循環流動起來。包偉民提出宋代紙幣不是信用關係發展的成果，主要是因金屬幣材不足出現的替代性通貨。郭正忠在計算南宋市舶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後指出，南宋海外貿易收入大概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1—2%。因此，上述重要標志是否正確，或退一步說，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宋代史實，就值得仔細檢討了。
對於宋代經濟史的上述反思也得到了一些梳理整個中國古代經濟狀況的研究的呼應。足立啓二認為，中國前近代國家是主權集中的專制國家，國家以貨幣、勞動力等為工具，通過財政體系組織、分配社會資源。劉志偉近年來提出“食貨國家”體制概念，認為在賦役等“食”的範疇之外，包括市場、流通、交易在內的“貨”，也是傳統國家貢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市場、流通、交易等傳統意義上屬於社會經濟的內容並非被國家財政“借助”，而在本質上也屬於國家財政的一部分。這就和本書作者的觀點不謀而合，不應把政府和市場簡單地對立。
那麽屬於國家財政的那部分市場，就可以認爲是被國家精心設計的。在宋代的代表，就是前引宮澤知之所描述的那種被國家財政物資流通需求組織起來的市場。但很顯然市場還有看起來沒有被國家財政包括在内的部分，比如一定區域内的小規模物資流通，基層零散的生存資料交易即所謂“米鹽之市”。這部分交易似乎和國家財政沒有太多關係，屬於民間自發。因此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研究者，會把兩種市場大致區分開，分別叫做國家財政組織的市場和民間自發的市場。至少對宋史研究者來說，由於許多明顯的經濟活動已被歸入到國家財政組織的市場中，可用於研究民間自發的市場的史料大多零散、細碎且未必準確，給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問題是，所謂民間自發的市場才真正貼近人們日常生活，也是不容忽視的考察對象，但因史料不足，研究者可能只能利用明清、近代的史料與研究去感受和想象宋代的狀況。
史料不足既給研究者造成了困難，又帶來了想象的空間。回到本書的思路上來，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宋代民間自發的市場，真的是民間自發的嗎？首先，這些市場當然受到社會習俗、宗教、文化觀念、慣例等因素的制約和塑造；其次，國家真的缺位嗎？舉例而言，王安石變法大量鑄造、發行銅錢，南宋朝廷大量印發紙幣，都逐漸使官方發行的貨幣滲透到基層民間市場，銅錢、紙幣在一定程度上成爲民衆重要的手交貨幣，從而壓縮了物物交換和糧食、布帛等實物貨幣的流通空間。因爲糧食、布帛是民衆自己的產品，而銅錢、紙幣為國家通過强制力發行的貨幣，二者流通量的消長，是否表示國家的力量逐漸滲透並改變了民間基層市場，國家的經濟意志甚至其他方面的想法可能通過貨幣間接地傳導至每一個人身上呢？類似的思考方向還有很多，尤其是關於基層民間市場究竟如何產生這一關鍵問題，更應該另闢蹊徑，將更多因素納入到考慮範圍中。
筆者清楚從完全的社會經濟自然發展論倒向國家主導論，似乎是從一個極端轉移到了另一個極端，一定會受到批評。不過正像作者為不那麽熟悉“市場是精心設計出來的”這一觀點的美國讀者寫作此書（中譯本序，1頁），要跳脫某種慣常的解釋邏輯和研究視角，恐怕需要狠踩一脚油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