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古道教史研究來說，除了保存在《道藏》中的傳世文獻之外，最重要的兩大資料群當屬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石刻史料。敦煌文書中的道經保存著不少宋代以後久佚的殘篇，其價值自是不言而喻，大淵忍爾、王卡等先生的著作早已成爲利用敦煌道書的津梁，而劉屹新著《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更對一些重要道經的價值與研究狀況進行了系統梳理，極便學人。近些年來，石刻史料特別是墓誌的大量出土，成爲推動中古史研究發展的重要助力，道教研究也深得其益。我們在此簡單梳理一下石刻史料對於唐代道教史研究的獨特價值，並對道教石刻的整理略作討論。

一、新出唐代道教石刻的研究價值

道教石刻主要包括了碑（包括墓碑、造像碑、功德碑等）、墓誌、鎮墓石、買地券、摩崖造像等不同類型。利用石刻研究唐代道教史可謂由來已久。以碑爲例，早年愛宕元先生就以武德九年（626）所立《大唐宗聖觀記》碑考察了唐代的樓觀道，又利用儀鳳二年（677）《潤州仁靜觀魏法師碑》討論了唐代江南的宗教與地域社會。造像記方面，四川仁壽縣壇神岩第53號“三寶”窟右壁的《南竺觀記》曾引起廣泛關注，已有許多學者討論了其中的《道藏經目》。在摩崖造像方面，林聖智先生近年對四川安岳唐代石窟的研究引人矚目。當然，數量最多的還是墓誌。近年來地不愛寶，唐代道士、女道士的墓誌不斷出現，不斷刷新我們對唐代道教史的認識，例如張勛燎、白彬先生就曾利用盛唐的《大唐弘道觀主故三洞法師侯尊師（敬忠）誌文》及晚唐的《女錬師支氏墓誌》等，討論了唐代的佛道之爭。在此，我們試結合自己的具體研究，談一點淺見。

1、新見碑誌可豐富一些此前資料匱乏的高道生平，並糾正之前文獻中的錯誤記載。例如，隋唐之際的上清宗師王遠知在道教史上地位顯赫，但除兩《唐書》本傳及貞觀十六年（642）江旻所撰《王遠知碑》外，幾乎沒有其他有價值的資料。不過，近年新刊的其侄王碩度、侄孫王紹文的墓誌，使我們得以復原其家族譜系，並糾正《新唐書·王遠知傳》將王碩度之子紹業記爲王遠知之子的訛誤。又比如，面對安史之亂後損失慘重的兩京宮觀，長安道門領袖申甫曾對《道藏》的編纂與收集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我們對其法脉傳承幾乎一無所知。令人欣喜的是，我們近年在西安發現了其師清簡先生泉景仙的墓誌及其師姐至德觀上座楊法行的墓誌，結合權德輿爲其弟子吳善經所撰《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善經碑銘》等，我們得以大致復原申甫這一法脉的譜系，并進而討論江南道教對長安道教的深刻影響。

如所周知，武宗是晚唐最爲崇道的皇帝，甚至親受法籙，可惜此前學界更多關注的是那位來歷不明的趙歸真，因爲他被視作會昌滅佛的重要推手。其實，趙歸真在當時並非公認的道門代表，爲武宗授籙的也另有其人。在充分利用新出與傳世石刻史料的基礎上，我們深入考察了爲武宗授籙的度師劉玄靖、監度師鄧延康的背景與事跡，可知前者出身於晚唐顯赫一時的南嶽天台派，係大宗師田虛應（田良逸）的四大弟子之一，在元和年間其師率領馮惟良、陳寡言及徐靈府等弟子東入天台修道之後，仍堅持留駐南嶽；後者則出自麻姑山鄧氏，被稱作“麻姑仙師”，在江南與兩京均有巨大影響，《鄧延康墓誌》稱：“自三事已降，多執香火之禮，神都威儀與名德道士，半出於門下。法教之盛，近未有也。”雖不無誇張之辭，但大體符合事實。顯然，二者均非道門譜系模糊的趙歸真可比。

另一個例子是曾任晚唐長安左街道門威儀的高道程紫霄，此人可謂玄真觀（即盛唐的景龍觀）出身的最後一位大德。關於他的記載非常有限，且存在不少訛誤。幸運的是，其墓誌《故左街威儀九華大師洞玄先生賜紫程公玄宮記》近年於洛陽出土，使我們對這位跨越晚唐五代、在長安城被焚毀之後“自秦入洛”的高道有了進一步認識。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三與志磐《佛祖統記》卷四三都記載，程紫霄在後唐莊宗時曾入宮與佛教僧錄慧江（亦作惠江）進行辯論，不過墓誌表明，他早在後梁貞明六年（920）就已去世，絕不可能參加後唐的佛道論衡。另外，此前我們只能從五代沈汾《續仙傳》中得知他曾跟隨道教大師閭丘方遠學習，現代學者多據此稱其爲閭丘的嫡傳弟子。不過，程紫霄的墓誌隻字不提閭丘方遠，而記載他咸通九年（868）披度於長安玄真觀，其師爲左街講論大德伍又玄，祖師則爲左街道門威儀曹用之，顯然出身於一個政治顯赫的譜系。後來他從茅山高道何元通“傳授正一盟威籙，次授中法”，又從南岳天台派的宗師葉藏質受“三洞畢法”。事實上，閭丘方遠也是從葉藏質處受上清法籙的，即使程紫霄如《續仙傳》所言曾隨閭丘“受思真煉神之妙旨”，但恐怕不能算是正式弟子。頗疑《續仙傳·閭丘方遠傳》爲抬高其身價，遂將原本不存在師徒關係的程紫霄等高道歸入其弟子之列。

2、利用新出墓誌，可以對唐代兩京的一些重要宮觀進行個案考察。與佛寺相比，兩京道觀的資料較少，也缺乏系統整理，但不少新刊道士、女道士的墓誌出自兩京地區，使建構一座道觀的編年史有了一些確切的時間坐標。如所周知，龍興觀是唐朝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的官方道觀，始建於中宗神龍元年（705）二月，初名“中興觀”，神龍三年二月改爲“龍興”。其中既有一些是新建的，也有一些係從各地最重要的寺觀改額而來。長安龍興觀屬於改額，而洛陽龍興觀則可能是新建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所藏神龍三年《大唐故龍興觀法師蔡先生（逸）墓誌銘》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一方洛陽龍興觀法師的墓誌。最近我們又幸運購得兩件珍貴的拓本，即出自洛陽的開元十五年（727）《大唐故龍興觀主寇尊師（知古）墓誌銘》和出自西安的天寶元年（742）《唐故龍興觀觀主陳法師（懷哲）墓誌銘》，這三方墓誌爲考察兩京龍興觀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新資料。在我們討論盛唐長安的肅明觀時，《唐故肅明觀主范先生（元）墓誌銘》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此誌可知，范元是在開元二十五年時，因原觀主尹愔的推薦而被敕授肅明觀主的，因爲當時玄宗特許尹愔以道士身分任“朝請大夫、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事務繁忙，實在無法兼顧觀務。又比如，洛陽大弘道觀係中宗被立爲皇太子之後由其舊宅所改置，乃洛陽最爲重要的官立道觀之一。在充分利用了《大唐弘道觀主故三洞法師侯尊師（敬忠）誌文》、《大唐大弘道觀故常法師（存）墓誌銘》、《大唐故東京大弘道觀三洞先生張尊師（乘運）玄宮誌銘》等新出墓誌的基礎上，我們得以初步編成大弘道觀的大事年表。

張廣達先生曾指出：“編寫寺志也是一項有助於研究唐代佛教的工作，唐代很多著名寺院，如西明寺、大興善寺、慈恩寺、青龍寺等，都有被編寫寺誌的可能性，或結集爲一部《唐代長安伽藍記》。” 其實，兩京一些著名宮觀如太清宮、玄都觀、景龍觀、東明觀等也都值得進行類似的工作。假以時日，我們希望給每座道觀進行編年工作，或者編成一部類似於小野勝年《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那樣的資料集，爲兩京宮觀的綜合研究打下堅實基礎。可以想見，新出土的墓誌資料必將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

3、道教石刻對於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道教石刻不僅在宗教史研究上發揮了核心作用，對於傳統的政治史研究也有獨特價值，太平公主和唐玄宗之間的激烈鬥爭就體現在一些道教石刻上。在玄宗即位之初，曾組織“兩宮學士”與“諸觀大德”編寫《一切道經音義》，就在此書完成僅僅半年之後，主事的長安太清觀主史崇玄就被玄宗處斬，參與編修的朝臣三位被殺，兩位被流放，這使本書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我們分析了《妙門由起序》所列的編纂人員名單，發現“兩宮學士”則分別出自兩大陣營：那些昭文館學士多爲太平公主的心腹或睿宗的藩邸舊人，而崇文館學士則多系玄宗的堅定支持者。至於“諸觀大德”，則絕大多數出自史崇玄主持的太清觀。利用大量石刻資料如《大唐故東明觀孫法師（思）墓誌銘》、前引《唐故肅明觀主范先生（元）墓誌銘》及《岱岳觀碑》等，我們對這些道士的政治立場也有了新的認識，甚至發現其中一位很可能是玄宗以修書爲名安排在史崇玄身邊的臥底。

當然，太平公主自然也會在唐玄宗身邊安插眼綫。《舊唐書·后妃傳》下云：“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玄宗當然對此洞若觀火，在開元二年（714）八月十日的一道詔書中，他指出：“頃者人頗喧嘩，聞於道路，以爲朕求聲色，選備掖庭。……往緣太平公主取人入宮，朕以事雖順從，未能拒仰。……妃嬪已下，朕當揀擇，使還其家。”最近發現的一方女道士墓誌就爲此提供了注脚。從這方天寶八載（749）的《唐故淑妃玉真觀女道士楊尊師（真一）墓誌銘》可知，楊氏出自弘農楊氏觀王房，其叔父楊均身爲韋后面首且涉嫌毒殺中宗皇帝，在唐元政變中被玄宗處斬。就在其家族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機之際，楊氏卻居然很快成爲玄宗的淑妃并挽救了家族命運，這很可能出自太平公主的安排。正因如此，玄宗與她毫無感情，當他最終平定太平公主、獨掌大權之後，就開始清理太平公主安插在後宮之人，面臨巨大壓力的楊真一最終選擇了入道遠禍之路，並出宮隸籍於玉真觀。從此以後，她就不僅被玄宗刻意遺忘了，而且最終默默消失於史籍之中。

當然，利用石刻史料我們還可以對唐代道教史進行多方面的研究，比如道教與家族的關係、佛道二教的互動、授籙體系的變化等，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詳述。

二、《道家金石略》與道教石刻的整理

對於道教研究而言，一個人所共知的難題是《道藏》中許多文獻的年代很難判斷，而其他文獻（特別是正史）中的道教資料又很少。於是，具有明確紀年的金石文獻就顯得彌足珍貴。1980年，由陳垣先生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的《道家金石略》出版，此書以北大圖書館所藏繆荃孫藝風堂拓本爲基礎，比較系統地收集了歷代道教金石，其中唐五代部分有180篇。此書的出版極大推動了國際道教研究的發展，影響深遠。不過，此書也有一些缺憾：

一方面，此書只收錄有全文留存的金石材料，並未徹底清理傳統金石學著作尤其是宋代的《金石錄》、《集古錄》、《寶刻叢編》、《寶刻類編》等，事實上，這些書中收錄了大量唐代道教金石的資料，雖然有些僅存跋文或碑目，但通常保留了撰人、書人、立碑誌的時間、地點等要素，非常珍貴。我們可略舉兩例。第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從衆多金石學著作中勾稽出長安金臺觀主馬元貞的一些零散題記，復原了他在武周革命前後到五岳四瀆投龍做功德，爲武則天進行政治宣傳的事實。第二個例子，是我們利用僅存題跋與碑目的《唐北岳真君碑》、《唐南岳真君碑》及《岱岳觀碑》上的題記等，基本復原了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在五岳、青城山、廬山置立真君祠的整個事件，廓清了宋代以來的諸多誤解。

另一方面，對於《文苑英華》和《全唐文》之類的唐代總集及衆多別集中保存的道教碑誌，《道家金石略》只收錄了很小一部分。其實，集部文獻中保存的道教碑誌不少都具有無可替代的研究價值，例如，在我們研究中唐長安太清宮大德吳善經時，雖然已可得見其自撰的《畢原露仙館虛室記》及《吳尊師畢原露仙館詩序》等新出土的珍貴石刻，但構築其生平最基礎的史料，却依然是《權德輿詩文集》中收錄的那篇《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善經碑銘》。而我們討論爲敬宗皇帝授籙的高道劉從政時，雖然已可得見其弟子郭元德、鄭過真等人的墓誌，也可看到劉從政親撰的女道士呂玄和的墓誌，但最基本、最系統的材料，卻還是收録在《唐文粹》中由馮宿撰文、柳公權書寫的《唐昇玄劉先生碑銘》。因此，即便我們的目光難免會被新發現的道士墓誌所吸引，但系統梳理、充分利用傳世唐代集部文獻中的道教碑誌，依然顯得尤爲重要。

目前，道教石刻的整理工作大致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以地域爲單位，如龍顯昭、黃海德主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蕭霽虹《雲南道教碑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黎志添、李靜編著《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中華書局，2013年）等，近年來趙衛東主持整理的山東各地道教碑刻集也陸續出版，包括《山東道教碑刻集·青州昌樂卷》（齊魯書社，2010年）、《臨朐卷》（齊魯書社，2011年），《博山卷》（齊魯書社，2013年）等。第二類是按照類別加以整理者，如胡文和《中國道教石刻藝術史》（高教出版社，2004年）就主要是對造像資料的整理；第三類則是按照教派來整理的，如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其實，還可以有第四類整理方式，即斷代的方式。神塚淑子教授的《唐代道教關係石刻史料の研究》（名古屋大學，2006年）曾对唐代道教石刻进行了初步整理，但只包括了造像，对於大量的新出碑誌均未涉及。作爲中國學者，我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作出更好、更徹底的整理工作。

不難看出，石刻史料的利用，使我們對唐代道教史的許多細節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一些面目模糊的人物漸次清晰，一些紛繁複雜的謎團也慢慢解開。我們相信，隨著具體研究的不斷積累，寫出一本不一樣的唐代道教史並非不可能。當然，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完成我們計劃、積累十餘年之久的《唐代道教石刻集成》資料集，爲學界提供一個方便而可信的文本，從而真正發揮石刻史料在唐代道教史研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