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时间和原因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前辈学者所云二者更迭之关键在永徽与开元之间是极有见地的，然将其与唐代南北学术之对立争长联系起来，尚需进一步论证，本文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史学与进士科并未有直接关系，故习进士业者很少注意到史学，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并在制科举中增添了不少史学因素，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关键词：  三史    三史科

一、唐代的“三史”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  按“三史”之名，起源极早。《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孟光传》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  同书卷五四《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吕蒙及蒋钦曰：“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而同书卷六四《孙峻传》，裴注引《吴书》曰：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  可见，早在三国时，“三史”一词已普遍使用了。《晋书·刘耽传》记耽“明习《诗》、《礼》、三史”，而五世纪前期北凉的阚駰“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  西凉的刘昞则“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行于世。”  文中的“三史”当然也只能是这三部书。但在后来的“三史”中，《东观汉记》之地位为范晔《后汉书》所取代，其间更替的原因和时间值得深究。

对于这一问题，前辈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四库提要》认为《东观汉记》的衰微是由于唐章怀太子注释《后汉书》的结果：“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征引，自唐章怀太子李贤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  钱大昕则认为《后汉书》之取代《东观》成为“三史”之一是由于后者失传而造成的：“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  对于前说，余嘉锡先生已指出其误，他认为范书之盛行由来已久，南北朝以来出现了好几部音义之作，其地位已渐渐高于诸家《后汉书》。且在章怀注《后汉书》之五十多年后，徐坚《初学记》、刘赓《稽瑞》还大量征引《东观》，故此书“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  至于钱大昕之说，也非事实。按《东观汉记》在唐代并未失传，《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为143卷，  这当是唐初的中央藏书。而《旧唐书·经籍志》载此书为127卷，  《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此书为126卷，又《录》一卷，则仍为127卷。  按《旧志》所载出自开元九年之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该书所据乃是集贤书院官本著录，可见到开元初官本已散失了十六卷，但民间所藏则不止于此。天宝中日本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在唐曾收集到两种版本的《东观汉记》，一种即127卷，与集贤书院官本同，另一种为141卷，与《隋志》略同，当为民间之所藏。  在《新志》中127卷本仍存，可见有唐一代该书的散佚速度远远不象后人想象的那样快。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览》时，还曾征引《东观汉记》达一千二百条之多。  可见其散佚情况还不严重。真正大规模的散佚是在北宋中期至南宋之间，所以到南宋《中兴书目》的著录中，就仅存八卷了。要言之，钱氏所云范书取代《东观》是因为自唐以来后者失传而造成，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观》失传与其被《后汉书》所取代并不同步。

余嘉锡与周一良两先生的研究比前人更进一步。余先生指出了南北朝以来《后汉书》地位上升之趋势，认为范书能集众家之长，质量上超过《东观》，故南北朝以来相继出现了梁代刘昭、北魏刘芳二人之注释，以及陈代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代萧该《范汉音》等音义之作，从而使包括《东观》在内的诸家《后汉书》渐渐衰微，这是《后汉书》最终取代《东观》成为三史之一的根本原因。“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  周先生则通过对敦煌写本杂钞P.2721的研究，指出《东观汉记》仍列于三史的年代，“必上去开元不远，而迥在长庆之前也。”  

最为深入的探讨是高明士先生的文章。他《唐代“三史”的演变——兼述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一文中详尽勾画了三史在唐代演变的轨迹，特别是《东观》与《后汉书》之更迭，并分析了这种演变的背景，文章气势宏大，论证绵密，给人许多启发。他认为“三史”所指在唐代凡有三变：初唐之际，沿承六朝习尚，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至永徽令撰定时，《东观》之地位为《后汉书》取代。开元七年（719）令将三史恢复为初唐之制；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令，又恢复永徽令之制。此后迄唐亡，不再改变。东观因丧失三史之地位，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至于变化的原因，他更强调其与南北学派之争长有关。“《东观汉记》之著者，均为东汉人物，自然易为北学派所尊崇，范晔《后汉书》则为南学派之作品。两者随着经学南北之争长而互有更迭。”  

我们非常同意高先生关于“三史”在唐代演变轨迹的分析，在此仅补充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 国家法令有时并不能完全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迅速更改，所以虽然永徽令已将《后汉书》列为国家考试的科目，但似乎并未将其明确定为“三史”之一，而在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的刘知几《史通》中，谈及“三史”，仍多指《东观汉记》，如卷六云：“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卷八则云：“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寻文中之意，诚如周一良先生所言，子玄心目中的“三史”，仍是《史》、《汉》及《东观》。这比开元七年令恢复《东观》之地位差不多要早出十年。

第二， 钱大昕以《后汉书》之取代《东观》是由于后者失传而造成的，高先生的看法正相反，认为后者的失传是因为丧失了三史之地位，故“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此二说恐皆有可商之处。如前文所述，在《新志》中127卷本《东观》仍存，并未因其失去三史地位而加快散佚速度。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览》时，还曾征引《东观汉记》达一千二百条之多，可见其散佚情况并不严重。

第三， 将两书之更迭与唐代南北学术的争长联系起来，虽令人耳目一新，但深究起来，则似亦有未安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东观汉记》的作者“均为东汉人物，且为官修性质，自应为北学者所尊”，那么《史》、《汉》之学都应为北学系统了，而事实上，它们都早已成为南北学术共有的组成部分。以《东观》而言，萧梁时，虽已有刘昭注《后汉书》，但社会上并不因此而忽视了所谓北学系统的《东观汉记》，如吴平侯萧景之子萧劢“聚书至三万卷，披翫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  而《东观》、范书之外的各家后汉书，如三国吴武陵太守谢承的130卷《后汉书》等，虽同为南学系统，却未能取代《东观》，因此，在此二书之更迭问题上，有没有那么明显的南、北两派学术对立的色彩，是颇有疑问的。

说到底，还是《东观》自身之缺陷与范书自身的优点使后者从诸家后汉书中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高先生指认的北派学者刘知几对《东观》之激烈批判和对范书之嘉赏。他在给萧至忠的奏记中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於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在此，《东观汉记》成了集体撰述而条目不张的典型。在语言文字上，《史通》卷九又引傅玄所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对《东观》再次加以痛诋。  刘氏对于范晔的《后汉书》虽则也略有微词，然总体评价尚高，云“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又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又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袁宏，《后汉纪》作者）二家而已。”  是则刘氏认为范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远胜《东观》。今人吴树平先生对于《东观》之不足分析得更为具体详尽，可以参看。 

要言之，自南北朝以来，范晔《后汉书》之地位已在逐步上升，因为无论在内容剪裁还是文字功力上它都远胜《东观》。但其列入“三史”则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观念上和制度上莫不如此，而唐代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如高明士先生所说，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后汉书》三史之一的地位才固定下来。而这样的格局后来又通过科举制度，特别是“三史科”的实施得到强化（说详下文）。

二、唐代对“三史”之研究及其地位之比较

唐代对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经”和“三史”上。就“三史”而言，谢保成先生曾指出：“唐代对‘三史’（按：他这里的“三史”中，当指《后汉书》，而非《东观汉记》）的态度，以《汉书》地位最高，《史记》最下。这是南北朝以来扬班抑马的延续。” 事实是否如此，尚有待辨析。

唐人对于史学的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其地位仅次于经书，如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曰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  咸通四年，皮日休也说：“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于前代史书特别是三史的学习和研究就蔚为风气，《史记》、《汉书》及《后汉书》都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注释，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组织宫臣学士注《后汉书》等，这些注释都为后人所重。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当时学术成果流传至今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先将唐代的三史研究著作列表如下：

    表一  《史记》研究

   说明：《旧》指《旧唐书》，《新》指《新唐书》。数字前为卷数，后为标点本页码。下两表并同。

    表二  《汉书》研究

    表三  《后汉书》研究

从上列三表大略可见唐人对于三史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总而言之，“三史”之中，《汉书》的地位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风气，极受重视，地位最高，但《史记》的地位是否就是“最下”，连《后汉书》也不如呢？恐怕未必。

第一， 如前文所述，在唐初，范晔《后汉书》在记载东汉史事的众家“正史”中，尚未取得惟我独尊的地位，从唐初到永徽再到开元，其地位几经反复，真正定于一尊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的事了。事实上，唐代对于《后汉书》的研究风气并不很盛，除了章怀太子组织学士注释以外，私人的著述极少，目前所知不过韦机和王越客的两种而已，与《史记》、《汉书》的研究热潮相比，实有很大差距。

第二， 从表一可知，唐代对于《史记》的研究之风颇盛，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之作及各种研究成果，相对于《隋书·经籍志》所云南北朝以来“《史记》传者甚微”的记载，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汉书》、《后汉书》均曾由皇太子下令加以注释有所不同，唐人对《史记》的研究，都是私人著述，而私人之著述更能反映一代的学风和士人的好尚。

第三， “三史”之中，往往《史》、《汉》并称，而《后汉书》不与。学者也往往兼通《史》、《汉》，这是隋以来的学术风气，如以《汉书》研究闻名于世的大儒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  隋唐之际的赵弘智“学通《三礼》、《史记》、《汉书》”，   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传》、兼通《史记》、《汉书》。”  至于刘伯庄“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  更是学兼《史》、《汉》，著述颇丰的学者。又如王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隨之卒业。”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父友萧穎士、顏真卿、柳芳与相论绎，尝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  此外，专精《史记》或《汉书》一史的学者所在多有，如高、武时期的高子贡，“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  褚无量“尤精三礼及《史记》。”  专精《汉书》的学者就更多了，如颜师古与秦景通、秦暐兄弟。相较而言，专精《后汉书》的学者实在不多。在学者以外的社会其他层面上，学习《史》、《汉》者往往多有，如高僧昙一“刃有余地，时兼外学，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论《史记》于国子司业马贞（引者按：疑即司马贞）。”  甚至蕃将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  李光弼“能读班氏《汉书》”，  浑瑊“通《春秋》、《汉书》，尝慕司马迁《自叙》，著《行记》一篇，其辞一不衿大。”  可见，社会上学《史》、《汉》者众，而学《后汉书》者盖寡。

 要言之，唐代的“三史”之学，当以《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史记》次之，《后汉书》居末也。说唐代“三史”中《史记》的地位最下，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三、唐代的科举与史学

     提及唐代的科举，人们往往会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的确，科举中最重要的进士科以文学才能为录取标准，但也不应忽视经史之学在科举中的作用。经学与明经一科之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待详辩。唯史学与科举之关系，尚有待探索。

1、 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

在唐代前期，史学与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一般文士为了仕进，对于史学一般并不太重视。刘知几的体会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虽然自幼喜欢史学，“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可见，史学优长对于考进士科并没有什么帮助，二者甚至有矛盾之处。因此，贞观八年（634）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  并未能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一方面，它仅是试读，另一方面，其考试方式仍为填帖，并不能考察出应试者真正的史学才能及对古代治国方略的理解。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按刘知几于永淳元年（682）登进士科，  在此前一年即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一道敕文中指出：“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  显然朝廷也开始注意到进士不读史书的问题，大致与此同时，策文中也开始有了习史以资治道的内容。我们来考察一道武则天垂拱元年（685）的策进士文：“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眇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两代之事谁远，五德之运何承？……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  在这道策文中，既有对于应试者的具体历史知识的问题，又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出现实政治中的治国之道。这反映了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情。

到了玄宗时，对于进士读史书又从登科后的出身方面予以鼓励，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策）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原注：此诏因侍郎姚弈奏）”。  《大唐六典》则径谓：“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须加甄奖，所司录名奏闻。”  显然，为了改变进士“多昧古今”的现状，在进士考试中开始提倡读史，并予以出身方面的奖励。至于进士试史的方式，则是试策与口试相结合。所谓一史，恐非任意一部史书，而应该是“三史”中的一部。此外还应注意，进士试史却并未成为一种强制性规定，而只是一种鼓励性措施。

正因如此，进士不读经史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乾元初，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干脆下令将五经与各史放在考场，供应试者随时翻检，受到欢迎，“数日之间，美声上闻。”  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贡举之弊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  于是有些有识之士开始建议将史学作为进士考试中的必修科目，如大历（766-780）中，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中就提出：“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不试诗赋，……其所试策，于所习经史内徵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不用徵求隐僻，诘以名数，为无益之能。言词不至鄙陋，即为第。”  可见，他设想的进士科试史并非是考章句与名物训诂，而是“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赵匡对于所考史书的种类更有明确的设想：“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在此，从“三史”到唐初所修晋南北朝诸史，甚至本朝实录和《贞观政要》都在考试的范围之内。

赵匡一类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既与人们对长期以来进士和经史脱节问题的反思有关，更与此时的政治形势和学术文化思潮有关。吴宗国先生曾指出，进士科试诗赋虽然终唐没有变化，但诗赋在录取时的地位却在逐步发生变化。大历年间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如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非常活跃，许多士子都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因而在学习中对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历史典籍和现实情况都比较注意。正是在贞元（785-805）年间，诗赋取士重新为文章取士所代替，而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则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  赵匡让进士兼习“一史”并加以考试的建议看来并未被采纳，但是贞元年间的进士策问则确实增加了不少历史方面的内容，着重考察应举者的真才实学。根据吴先生的研究，“从现存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三年的进士策问来看，既考儒家经典，也考历史知识；既考对圣贤学说的理解，也考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而重点则放在考试应举者的‘通理’程度和‘辩惑’水平。”  正反映了这一变化。

2、 制科中的史学因素

为了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知识水平，唐朝不仅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不断提高，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在制科中增加一些经史的因素。

显庆五年（660）六月，诏文武五品以上四科举人，其中第一科为“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  显然将举人的德行、经史知识与行政才能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武则天时，大开制科以招徕人才，许多科目的策问中都有鉴古知今的味道，如永昌元年（689）策贤良方正第一道即问：“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就；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  如果对于历史上各王朝的人事考课制度不清楚，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怕不易。又如长寿三年（694）策问“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曰：“至如临难不顾，知无不为，献替帷幄，匡过补缺，爰洎御命之流，并应搜扬之旨。子大夫博古强学，见贤思齐，一善或同，千载相遇。肇自汉魏，以及梁陈，若斯之人者，布在方策。宜具载年代，各叙徽猷，无惮米盐，用旌多识。”  问得非常具体，所以回答时也须得具体不可，从现存薛稷的对策文来看，正是如此，显示了他对汉魏以来历史的精熟。  类似的策问还有不少保存在《文苑英华》中，兹不备举。

睿宗即位之初的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开七科举人，其第二科即为“能综一史，知本末者”。  这当是史学独立成为科目之始，也即长庆二年（822）殷侑所谓的“伏惟国朝故事，……又有一史科”的来历。  据《登科记考》载，第二年就有“抱一史知其本末科”王楚玉等八人登第。  但之后此科并不常行，只是在其他制科中加入了史学因素，例如开元五年（717）有“文史兼优科”，  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所开的“博学科”，也要求“试明三经、两史已上帖，试稍通者。”  德宗建中四年（783）曾设“博学三史科”，有冯伉登第，  徐松《登科记考》认为“按‘博学三史’当即三史科，非制举也”。  我们认为此言不确，这里的“博学三史科”当仍属制科，因为作为常科的“三史科”于长庆二年才开始设立，而从那以后，类似的制举则不再举行了。

3、 一史与三史科

长庆二年（822）“三史科”的设立标志着史学科目成为贡举中的常科。据《唐会要》载，此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如前所述，所谓的“三史科”考的正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后汉书》“三史”之一的地位从此又得到科举制的强力支撑。第二，“三史科”在设立之初，就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又同时是吏部的科目选，因为已有出身者及前资官也可参加考试，这一点早为吴宗国先生所揭示。  第三，与此同时，原来属于制科的“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即所谓的“一史”也被变为礼部贡举的常科了。第四，“三史科”的设立并不是史学繁荣的结果，而是为扭转“近日以来，史学都废”的情况才设立的。对于兼通三史者要“特加奖擢”，可见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第五，考试的方法是每史问大义百条，  并对策三道，然则绝非考试章句、训诂等内容，这也反映了中唐以来注重义理的新思潮和新学风。

从此以后，“一史”、“三史”成为虽性质相同但层次有异的两科，朝廷对于及第者的出身有着不同的待遇。大和元年（827）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只合于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误，多有白身及用散试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其有宏辞拔萃、开元礼、学究一经，则有定制，然亦请不任用在散试官限。其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如白身，并令国学及州府，同明经，一史、三礼、三传同进士，三史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员官，本是吏部常选人，则任于吏部不限选数，应科目选。仍须检勘出身，及授官无逾滥否，缘取学艺，其余文状错缪，则不在驳放限。如考试登科，并依资注与好官。唯三史则超一资授官。如制举人暨诸色人皆得选试，则无出身无官人并可，亦请不用散、试官。伏以散、试偶于诸道甄录处得便第二第三任官，既用虚衔，及授官则胜进士及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实恐侥幸。”敕旨依奏。  不难看出，由于一史与三史科都同时兼有贡举与科目选的性质，很多白身应试者试图直接到吏部应科目选，以尽快授官。按照此敕规定，若是白身，则一史、三史都应于礼部应贡举，但对于三史登科者，却另有优待，即可以“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入仕的速度。对于已有出身及有正员官，也有优待，即可“超一资授官”，如此看来，则三史登科者的出路比起三礼、三传等要好得多。据《新唐书》记载，晚唐的朱朴“以三史举，由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  按荆门县今不可考，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峡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有荆门山，  荆门县或即宜都县之别称，若果如此，则由一个从七品上阶的中下县的县令，通过三史科，一跃而升迁至正七品上阶的京兆府司录参军，不可谓不快。

此后，作为礼部贡举科目，三史科虽然曾经一度因取人颇滥而与三礼、三传等八科一起被权停三年， 但作为一条还算不错的出路一直存在到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正月，因新定格文规定每年登科人数减少，引起五科举人许维岳等一百人的不满而进状曰：“伏见新定格文，三礼、三传，每科只放两人，方今三传一科五十余人，三礼三十余人。三史、学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两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举，纵谋修进，皆恐滞留。臣伏见长庆、咸通年放举人，元无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请依此例，以劝进修。”敕：“依同光元年例，永为常式。”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五代时三史科录取的规模，即与三礼、三传等五科一起，每年共录取十三人左右，而考试的难度似乎却在增大。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正月，户部侍郎权知贡院赵上交奏：“……开元礼、三史元义三百道，欲各添义五十道。”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诰权知贡举徐合符奏：“……开元礼、三史，元格各对墨义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对五十道，臣今请并依元格。”  按三史科初立之时，仅试墨义一百道，策三道，不知从何时开始增加到三百道墨义，五道策问，甚至广顺三年初还曾一度增加，这似乎也是为了控制登科人数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四、简短的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三史”在唐代的变迁，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既有制度问题，又有观念问题。高明士先生所云二者更迭之关键在永徽与开元之间是极有见地的，然将其与唐代南北学术之对立争长联系起来，尚需进一步论证，而《后汉书》得以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的质量。在唐代的三史中，《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但《史记》也一改南北朝以来“传者甚微”的局面，研究非常广泛和深入，其地位决非某些学者所谓的“最下”，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代，经史之学成为士人知识结构的重要成分，起初，史学与进士科并未有直接关系，故习进士业者很少注意到史学，结果造成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的严重问题，所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并在制科举中增添了不少史学因素，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对于史科及第者，朝廷往往进行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