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戒指的起源和发展变化，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理应由精通历史、考古、民俗的学者来作一番专门的扒梳、整理和研究。笔者才疏学浅，对此问题的研究，在学识和资料的准备上都很不充分，因而只能就唐代的戒指（指环）发表一些极粗浅的看法。

一

先简略谈一下唐代以前戒指的情况。

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还嵌有绿松石。甘肃的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也已发现了铜戒指。此后在考古发掘中陆续有戒指出土，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纪年开始，沿丝绸之路，多有铜戒指出土。公元１世纪，在新疆昭苏县夏台乌孙墓曾出土过一枚嵌宝石金戒指。此后似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出土的戒指要多于其他地区。比如著名的宁夏固原地区，北周李贤墓曾出土过一枚金戒指，隋史射勿墓也出土了一枚金戒指。在东北，辽宁朝阳市田草沟晋墓（鲜卑墓）一个墓就出土了金戒指19件。这些墓的墓主人大多是少数族，出土的金戒指中有一些已经专家鉴定为西方传入的手工业制品。

那么，戒指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具有何种意义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服用部·指环》引《五经要义》说：“古者后妃群妾礼御于君所。女史书曰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著以银环进之。”许多学者都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戒指出现的最初的含义。但这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如上所述，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男女都戴。其次，我们从文献记载上还找不到第二条证明，不知《五经要义》的根据何在，并且考古发现也不能支持这一说法。最后，《五经要义》此段文字只说是“环”也并没有明确说是“指环”。因此我以为，关于戒指用途的这一说法也许是不能成立的。

二、戒指在汉代可能使用的不多，或许仍被视为宝物并用于奖赏。前述《太平御览》卷七一八又引《后汉书》云：“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钏指环。”查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孙程传》，没有上段引文，只说给孙程他们“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以《后汉书》名书者，除范晔《后汉书》外尚有四家，即华峤《后汉书》、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薛莹《后汉书》。这五家《后汉书》，《太平御览》都引用过。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存范晔《后汉书》中没有这一记载就轻易地否定这条史料。特别是将戒指用作赏物，符合戒指出现后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意义。据布兰奇·佩尼的《世界服装史》，在罗马帝国时期，金戒指“一变而为国家荣誉的象征，作为献给作战有功的官员的一种奖赏”。因此《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所引《后汉书》的那段话还是有可能成立的。戒指作为赏物的用法可能为南北朝时的北方朝廷所沿袭。前述北周李贤墓中的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

因此有一种推测：在汉代，除北方少数族外，戒指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装饰品。孙机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没有将戒指归入“服饰”类，而是归入了“金银器”类，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三、戒指在唐代以前似乎还具有一种神秘意义。这在汉代已经是这样了。《西京杂记》卷一记“戚姬以百炼金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这种能照见指骨的戒指不知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制作的（也可能是国外传入的），仅其“照见指骨”一点，就已经透出了十分的神秘。或者正是由于戒指所具有的这种神秘意义，因而我们看到关于戒指的记载，大都与神鬼有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时代。这时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激增，并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有些则与少数族有关。由此或可推知，戒指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和胡族色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们举文献上的一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八“鲜卑女”条记：“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鲜卑人戴戒指，前述辽宁朝阳晋墓出土的戒指可与文献互证。此段史料及其他记载告诉我们，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戒指隐含有一种胡族色彩和神秘的意义。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戒指与婚姻发生了某种关系。前述《太平御览》卷七一八又引《外国杂俗》云：“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又引《胡俗传》云：“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金同心指环。”此二条史料当为同源，所述应是中亚习俗，《晋书》卷九七《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即可为证。我们知道，西方至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戒指已经和婚姻有了固定的关系。前述《世界服装史》就指出，当时金戒指已代替了铁戒指，成为婚礼上新婚夫妇佩戴的装饰。这一习俗经中亚作为“外国习俗”传到了我国（此外可能还有其他途径，详下文），所以在汉魏以后，戒指与婚姻有了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即不一定用于定婚，详后），而且仍然只是一种“胡俗”。

以上所述唐代以前戒指所具有的非装饰品性质、神秘性质、胡族性质，以及与婚姻之间产生的不确定关系，到唐代变得如何了呢？

二

我们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情况。

唐代史籍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极少，且有数的几条也只出现在笔记小说中。例如有：

（1）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记韦皋与玉箫相约，约定五至七年后来娶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后来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再后来韦皋成为西川节度使，知此事后“广修佛像”。最后玉箫托生为歌姬，又回到了韦皋的身旁。

（2）《太平广记》卷三四〇“李章武”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云云。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已死，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

（3）晚唐谷神子《博异志》“杨知春”条记杨知春与群贼盗墓，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环，“竞以刀断其指”，结果群贼突然“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

（4）《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崔书生”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崔书生误入北周赵王女玉姨之墓，与玉姨的外甥女欢爱。又与玉姨赌博，“嬴玉指环二枚”云云。

文献资料之外，考古文物资料中有关戒指者亦少。首先，在唐墓壁画和传世绘画中似乎没有见到戒指的图像。其次，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较其他钗、簪等为少。笔者限于条件，没能详尽搜罗，仅对《文物》《考古》杂志1990—1997共八年间公布的唐墓随葬品做了个简单统计。结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3座墓。下面是这3座墓的情况：

（甲）河南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图1-1）。墓的年代推测为盛唐墓。

图1-1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金戒指

（乙）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一号唐墓出土铜戒指5件；三号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同墓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金币一枚。墓的年代推测在唐中期以前。

（丙）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测为唐前期。

上述三墓均无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况不甚明了。

根据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来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几个问题。

一、从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实物也不多的情况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作为珍宝作为信物使用而并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第（4）条史料中即以玉戒指为赌资，赢了戒指从墓中出来后，“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同样的例子我们在南北朝时也能看到。前举《异苑》卷六有一条记载说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请注意，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结置于衣带上。说明自南北朝到隋唐，虽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前述甲墓出土的金戒指，据发掘报告称，墓主人就是“右手握一金戒指”云云，可见也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也有将戒指戴在手指上的。估计这主要是北边少数族的习俗。前述乙墓出土的铜戒指，发掘报告说就是戴在墓主人手指上的。

二、于是又可指出，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带有浓郁少数族或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品。前引乙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数族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汉代以来，从西北到东北，某些少数族的成员有戴戒指的习俗已为考古发现证明。乙墓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在唐属营州，是与契丹、奚族活动区域相交叉的地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还曾“为契丹所陷”，开元以后又是“商胡”云集处。我们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发掘的辽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离唐代不远的会同四年（941年，亦即五代后晋的天福六年），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而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陈国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两枚套叠在一起），驸马戴戒指六枚，均为金质”。这些资料或者可以作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证吧。因此，乙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属于契丹族当然也有可能属于“商胡”。此外，甲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语，无疑也是西方传入的外域工艺品。文献中也能看出些许痕迹。比如《新唐书》卷八三《定安公主传》记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我们知道，黠戛斯“赤发、皙面、绿瞳”，是唐代西北的少数族。又，前述第（3）条史料说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绿发稠直，皓齿编贝”，显然也是一位少数族或外国的女子。总之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说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将其视为一种外域文化色彩浓郁的珍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戒指在唐代，似乎还是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前述汉高祖恶戚姬“环照见指骨”的说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写的《周秦行纪》，说牛在洛阳附近碰见了戚夫人，“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刘禹锡更说杨贵妃“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其实史籍中只有杨贵妃戴臂钏而没有戴戒指的记载，刘禹锡这里说“指环照骨明”，不过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说杨贵妃的首饰珍奇而已。与前代一样，戒指具有的这种神秘性反映在文献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前引第（1）（2）（3）（4）四条史料无一例外。这或者也可以间接证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

四、唐代有关戒指的记载又仍然多与婚姻相关。这除了前面所云胡俗的影响外，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在内。现存敦煌文书中有一种被称为《太子成道经》的变文，内容叙净饭王太子的成佛经过。文中说太子长大，净饭王想为他娶妻以使他依恋人间，“太子闻说，遂奏大王，若（与）儿取其新妇，令巧匠造一金指环，（儿）手上带之，父母及儿三人知，余人不知。若与儿有缘，知儿手上金指环者，则为夫妇”。后来摩诃那摩女耶输陀罗说了出来，于是“太子当时脱指环”， 娶耶输为妻。《太子成道经》系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在敦煌文书中有八个卷子，可见在当时广为流传。加上变文那种连说带唱的讲经方式，相信这一故事在大众中一定比较普及。因而我猜测，在唐代戒指与婚姻关系的结合中，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似乎还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义。因为戒指在当时虽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但却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前代如《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所引《后魏书》，说元树从梁归魏后，将爱妹玉儿给他的金指环“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这是取指环的“环”与“还”同音。唐代也是这样。上述第（2）条史料说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这是取指环的“循环”之意。这样，无论“还”还是“循环”，含义都与西方习俗中的“定婚”不同。这或者可以说明，戒指在唐代虽与婚姻有联系，但相对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五、但是到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习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义。前述第（1）条史料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料说韦皋与玉箫告别，“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这里的指环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婚”的含义。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西方戴戒指的习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经定婚（也有说表示热恋者）、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结婚。古罗马庞培城壁画中画的已婚妇女，已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了。这种习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经知道。前述韦皋与玉箫定婚后，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史记玉箫的主人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即视玉箫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将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第（3）条史料说墓中的女子“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说明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妇女。如果说第（3）条史料的作者谷神子（郑怀古）记墓中女子无名指戴戒指尚属不知其所以然的话，第（1）条史料的作者范摅则应该是懂得将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义的。当然，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见（比如前述乙墓的墓主人就是左手戴2个右手戴3个铜戒指），但文献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的记载，还是说明晚唐人对戴戒指的外国习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综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点。它虽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数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区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装饰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与婚姻有关，但其含义仍不固定，传统文化意义可能仍然大于外国文化意义。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无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

    现在的问题是，戒指在中国可说是起源甚早，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装饰习俗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就与婚姻发生关系的侧面来谈一谈。按中国古代的戒指很早便与婚姻联系起来了，那么为何到唐代为止，戴戒指却一直没有在社会中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习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与婚姻发生联系的习俗来自外国，而这一习俗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按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结成需要媒人，《诗·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证。此外，结婚过程的“六礼”也早在《仪礼》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而“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每一礼，都需要中间人（使者、宾）来完成，其中没有给新婚男女直接见面的机会。上述婚姻制度在后代虽有繁简之分，但却大致为历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一般而言，唐代民间的婚姻过程首先是媒人牵头，然后男方提出《通婚书》，由媒人传给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书》，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许悔婚了。《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云：“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又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就是说，唐代婚姻成立有两种办法：一是女方回报《婚书》，一是女方接受聘财。这两种方法实际都是由媒人穿线，在男女双方家长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没有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恐怕也就没有了男女之间直接交换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们在笔记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戒指的故事，就只能与死人有关了。这实际上是当时人对男女自由恋爱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状况的无奈。或者可以这样说，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是以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只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允许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只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具有定婚意义的戒指的使用就不会发展起来。也许正因为此，戒指虽然常出现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但它归根结蒂属于外国文化范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外来事物及其运用，乃至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与接受它的社会的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相冲突，它就很难融入那个社会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它又能断续存在于那个社会（甚至只在观念上），而不会彻底消亡。这些，或者就是研究唐代戒指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