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代 將 門 臧 氏 家 族 研 究

                                           ——以碑誌為中心

劉琴麗（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文章摘要

邊疆朔方地域成長起來的將門臧氏，由於子弟臧懷亮的科舉（武科）入仕，開始謀求到中央發展，隨後與其弟懷恪舉家遷入了京城。而其兄懷慶及其子嗣極可能留在了朔方，因為其子嗣仍然葬在早年的族塋統萬城。進入京城的懷亮、懷恪兄弟，其自身以及子嗣的仕途發展較留在朔方的這支平坦、順利。因為在京城做官，可能得到官場乃至宮廷交往的機會，使他們更容易獲得發展。然而朔方複雜的民族狀況、防禦突厥的邊疆軍事形勢以及臧氏家族在朔方的勢力，又為臧氏成員在此地域任官提供了機會和舞臺。他們利用在當地的影響力，唐代前期在邊境發揮政治功能，在此立功授官，得到主將的賞識和拔擢。安史之亂期間，肅宗駐蹕靈武，又給臧氏家族帶來了第二次發展機遇。以後，隨著臧氏成員的不斷遷徙以及任官的中央化，邊疆格局的不斷變化——由安史亂前防禦北方的突厥變為防禦西部的吐蕃為重點，再加上朔方軍本身的變化，臧氏逐漸喪失了他們的本土——朔方，其在朔方的影響力也不斷下降，大歷以後，史料中很難見到臧氏有人在朔方擔任要職。

為何由邊隅——朔方地域成長起來的臧氏家族，能夠在玄宗至代宗時期保持較盛的家族勢力？原因大致如下：第一、特定的地域，為武將家族的成長提供了機會和舞臺；家族成員的努力——在軍隊中的突出表現和晉立軍功，也是保持家族勢力的重要因素；第二、得到主將的賞識和拔擢，尤其是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們扶立儲君（肅宗和代宗），擠入了當朝政治集團，因而分享到了新君登基後的政治利益；第三、與當朝權臣和文化士人的交往，使整個家族有了可以依靠的政治勢力，並可以接受文化的薰陶；第四、家族強大的經濟實力（材雄朔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維持其家族地位的手段之一。可見，對於次等勳貴臧氏家族而言，因為無法通過婚姻網路來固守或提升家族地位，故其門庭地位的維持只能依靠家族成員的努力、尋求可以依靠的政治集團以及利於武將家族成長的土壤。否則，其家族只能從軍隊上層沉入到中下層。

對於唐代武將或者武將家族的研究，以往一般將目光聚焦于功勳大臣，很少關注普通的將門之家。碑誌材料中出現的將門臧氏，在《元和姓纂》中有簡略記載：“魯孝公子彄食采于臧，是為僖伯。懷亮生希讓，渭北節度使”[1]。與其他高門大族相比，臧懷亮家族顯然屬於次等勳貴。對於這樣的將門之家，他們如何在朝廷立足？如何維持家族的地位？這是筆者的興趣所在。由此還可以管窺唐代普通將門家族的成長歷程和興衰，以及唐代軍隊內部的權力結構。而大量的臧氏家族碑誌（參見表一），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材料。

有關臧懷亮家族的研究，目前學界主要考證臧懷亮的家族世系^[2]、臧懷亮兩方墓誌的記載差異及其生平事蹟^[3]、《臧懷恪碑》的刻立時間和碑文內容^[4]。本文的研究主旨不以考證家族世系為主，而著力探討這支由邊境進入京師的普通將門之家，其在朝廷的興衰沉浮與活動地域、家族成員的表現以及人際交往等方面的關係。

                       表一：臧氏家族碑誌表

一、家族活動地域

顏真卿所撰《東莞臧氏糾宗碑銘》對於臧氏的世系、家族成員的官職以及為官地域都有所介紹：

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府君諱寵，寵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闕三字）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禦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州刺史工部尚書懷恪。……懷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真、殿中監朔方經略副使希賓、原州長史監牧副使希昢、銀青北平太守仍充軍使希逸。懷亮五子，曰勝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廉、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之、左監門將軍敬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闕）州刺史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賓客希忱、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愔、壯武將軍左威衛中郎將贈秘書監希景、雲麾麟寧三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魯國公希讓。……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紆青紫佐麾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寧，而諸孫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率瑗、左清道率贈少府監彥佺、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璟、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幸早世。銀青棣州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瑀、特進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暠、正議杭州別駕巽、銀青鴻臚少卿渙、鴻臚卿賾、朝散明州長史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散洋州司馬叔雅、符寶郎齊卿、涇陽縣尉雲卿、左金吾衛長卿、千牛叔卿、京兆府參軍叔清。[11]

碑誌所提到的臧氏成員是我們展開研究的基礎，碑文表明，從隋代以來，臧氏家族就不斷在朝廷或地方做官，可謂累世冠冕。但是此碑沒有交代臧氏家族的居住情況。《臧懷恪碑》、《臧懷亮碑》、《臧懷亮及妻任氏墓誌》以及《臧懷一墓誌》皆云其郡望“東莞”[12]。但眾所周知，唐人攀附郡望現象極為普遍，故很難說臧懷亮家族沒有攀附的嫌疑。隋末唐初，臧氏家族寓居朔方，“其先寓居朔方，今遂為之人也”[13]；“隋上因官，朔方郡人也”[14]。表明臧懷亮的祖輩在隋代就已居住在朔方邊境，其是由邊地成長起來的一支將門家族。另外，臧氏家族的族塋在統萬城，也能證明臧氏早年寓居朔方。臧希真之女（按《糾宗碑》希真為懷亮之兄——懷慶之子）卒後回歸娘家墳塋，“歸殯于統萬城南廿五里先塋之佐”[15]。臧懷一卒後，也“窆于統萬城朔水之南廿五里原”[16]，與臧希真之女同葬一地，這又再次證明了臧氏早年寓居朔方。統萬城即隋代的朔方郡[17]，唐太宗貞觀二年（628）改為夏州，玄宗天寶元年（742）復為朔方郡[18]。

然而，隨著臧懷亮、懷恪兄弟在京城做官，臧氏家族部分成員便陸續遷居長安。石刻《臧懷亮墓誌》云：“公綿曆京官，婚姻不雜，子孫昌盛，便住關中矣”[19]。《文苑英華》所錄《臧懷亮墓誌》直接提到懷亮“移家共用，乃出孝首”[20]。顯然，臧氏家族是從臧懷亮這一代開始，才遷往京城的。並在長安購置宅第，臧懷亮宅在平康坊[21]，位於長安朱雀大街的東面，為官僚貴族的聚居區。至臧懷恪之子臧希晏這一輩，便直接云籍貫為京兆，“述職因官，今為京兆人也”，希晏宅在安邑坊[22]，

在居住地搬遷的同時，他們也將塋地設在了長安附近的三原縣，臧懷恪、臧懷亮、臧敬廉、臧希晏等人都埋葬於此。據近年來的考古調查，臧氏家族葬地在永康陵（李虎墓）附近，“在唐代初年，達官顯貴以將墓地陪葬永康陵為榮，因而競相將家族的祖墳遷移至永康陵旁，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唐代初年永康陵的地位。……因在二十五里的封禁之內，不許老百姓埋葬，所以在陵域範圍內的唐墓如臧懷亮、臧希晏等的臧氏家族墓和李廣業墓都應該是永康陵的陪葬墓，是隨父祖陪葬的家族墓地”[23]。但是李虎畢竟時代久遠，臧氏成員儘管能夠陪葬永康陵，但畢竟不如陪葬當朝皇帝陵顯得榮光，這又從另一個層面顯示了臧氏的次等勳貴地位。

臧懷亮、懷恪兄弟舉家遷入長安，兄長懷慶及其家人則極可能留在了朔方，這從其孫女卒後還葬在朔方族塋可以得到間接證明。因此，懷亮、懷恪及其子嗣儘管入京，但是其家族與朔方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畢竟臧氏在朔方已有近百年的居住歷史，且父祖都是朔方地區的軍政官員：藏滿，隋驃騎將軍；臧寵，靈州都督府長史；臧善德，原州司馬[24]。可見，臧氏家族在朔方有較好的社會基礎，“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25]，為官僚加豪族型的地方大族。正是因為這一家族在朔方的牢固根基，以及朔方地區複雜的民族形勢，因此儘管部分臧氏成員舉家遷入京師，可朝廷仍然委任他們在朔方地域為官。詳見表二。

表二：曾在朔方軍[26]任職之臧氏成員

    據表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從玄宗開元至安史之亂結束前後的廣德年間，大量臧氏家族成員曾在朔方任職，如充任朔方軍高級將領者有臧懷亮（朔方軍大總管）、臧懷恪（朔方軍都知兵馬使）、臧敬廉（朔方節度總管）、臧希忱（朔方節度副使）、臧希賓（朔方經略副使）。在朔方所轄之州曾充任過都督、刺史者也有好幾位，如曾充任過靈州、勝州都督的臧懷亮，銀川郡、勝州都督臧希莊，勝州都督敬廉，以及相繼充任麟·甯·慶三州刺史的臧希晏。臧氏成員不僅在朔方軍充任高級將領、在朔方軍所轄之州掌握軍政大權，而且在朔方軍所轄之安北都護、單于都護、三受降城以及豐安、定遠軍充任高級將領者也不乏其人，懷恪、懷亮兄弟，希昶、希莊、希真、希晏、敬廉等都在這些軍城擔任過要職，詳見表二，顯示了玄宗至肅宗朝臧氏家族在朔方的軍政權力。為何朝廷如此重視臧氏家族在朔方的軍職任命？這恐怕就與臧氏在朔方的根基和勢力有關。如前所述，早在臧滿時代，臧氏就遷居朔方，其家族在朔方“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即從臧滿以來，臧氏在朔方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至於其財產來源途徑，不得而知，不排除其家族經營邊界貿易的可能。此外，唐代早期臧氏還充任朔方的地方要職，如懷亮之祖臧寵為靈州長史、父臧德為原州司馬，皆在朔方軍境內。靈州、原州在唐代皆為都督府，其長史、司馬都是五品高官[28]，在文官體系內屬於上層[29]。從這一層面而言，臧懷亮家族早年在朔方已經具有一定的根基、勢力和聲望。由於邊疆民族關係複雜，其行政官員多由武人充任，因此，不排除臧寵、臧德武人身份的可能。不僅如此，臧氏還與朔方地域的官員子女聯姻，如臧懷亮夫人任氏，“夫人皇祖旻，汧陽郡汧源縣令。皇考善經，靈武郡司馬”[30]。任氏父親為朔方官員。臧希真女婿張令問，開元年間在安北都護任職[31]。從已知的臧氏聯姻對象來看，都家門不顯，但皆具有朔方背景。朔方軍所轄地域“在唐朝，這裏先後有突厥、鐵勒、回紇、薛延陀、黨項、吐谷渾、粟特等大小勢力登上舞臺”[32]。生活在這樣一個多民族聚居區，尤其是有眾多遊牧民族活動的地域，臧氏家人尚武不足為奇。這一家族在邊境與少數民族長期相處，本身又是當地的官僚豪族，因此，利用他們在當地的影響力，讓他們在邊境發揮政治功能，充任當地官員自然比任用那些毫不熟悉當地情況之人充任當地官員更為允當，這可能是安史之亂以前朝廷大量任用臧氏子弟在朔方任職的重要原因。

玄宗、肅宗朝，臧氏子弟不僅在朔方有著重大影響，而且在北部、西北部邊疆之隴右、幽州盧龍、平盧、河東節度都充任要職。如開元年間，臧懷亮、懷恪兄弟分別充任平盧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33]；《東莞臧氏糾宗碑銘》中提到的臧希古為范陽節度經略副使，臧希逸為北平太守仍充軍使，臧希莊為文安（莫州）太守、范陽節度副使；臧敬之為范陽經略副使[34]；彰顯了臧氏家族的武人特質。唐朝的北部和西北邊境是唐代前期軍隊的集中佈防之地，作為將門特色的臧氏，出入軍隊任職，自然主要分佈在這些地域。然而，隨著臧氏成員的不斷遷徙、任官的中央化，安史之亂以後，臧氏成員的任官地域逐漸脫離朔方本土，陸續在內地任職，如《東莞臧氏糾宗碑銘》所載：大歷年間臧瑀充任慈州刺史，臧瑜為棣州刺史，臧雲卿為涇陽縣尉，臧齊卿為符寶郎等。在南方也能找到臧氏成員的蹤跡，如臧希讓曾充任山南觀察使，臧希愔曾任劍南討擊副使[35]；甚至在湖南、嶺南也有臧氏成員的足跡，如臧玠任湖南兵馬使[36]，臧渙元和四年曾任韶州刺史[37]。大歷年間，雖然臧氏家族在朝廷和地方仍有較高的聲望和勢力，但是有的臧氏子弟已改從文職，如前云符寶郎臧齊卿，郢州別駕臧叔雅、河清縣主簿臧叔卿等[38]。隨著朔方節度的衰落（兵力的減少和統轄地盤的縮小[39]）、臧氏成員在內地任官地域的分散、以及朝廷的防邊重心從北部的突厥變為西部的吐蕃，這使得臧氏家族的發展喪失了本土（朔方）根基和優勢，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削弱了其家族勢力和競爭力。文化根基的薄弱，使臧氏子弟在文官隊伍的競爭中，難以呈現優勢地位。安史亂後出現的藩鎮割據局面，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擠壓了臧氏家族在軍隊的生存空間，因為這些割據政權如河朔三鎮，往往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族成員或嫡系部屬把持割據地域的軍政大權。代宗大曆以後，臧氏家族成員在史料中則難以見到。

二、家族興衰及原因

碑誌表明，臧氏一門在軍隊、在官場活躍長達200餘年（從隋至元和年間），若史料充分，可能會有更多的發現，可見，臧氏儘管不是郭子儀之類的顯赫勳貴，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根基。是什麼因素締造了這樣的將門家族？顯然是制度使然。唐代的門蔭制度雖然不能保證將門家族永世顯赫，但也確能為其子弟提供入仕之路，是將家子弟在軍隊繼續發展的基石。唐制，官員根據官品高低可以分別蔭任子弟充任千牛、三衛、親事、帳內之類的衛官，如前云臧懷一，充任勳衛[40]；臧叔卿為千牛[41]。衛官考滿後可以進入職事官系統，但是因為武將子弟文化水準有限，很難從事針對文官選拔的文選，因此門蔭考滿大多數也只能留在軍營任職，充任武官。唐代的子弟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也保障了軍隊內部的軍職傳承，如唐代有城傍子弟、神策子弟、團結子弟、山河子弟[42]。這些將門子弟，可以跟隨父兄出征，如渾瑊：

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蕩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沖果毅。[43]

渾瑊年僅十一歲便隨父出征，並立有軍功，從而進入武官系統。高宗乾封元年（666），李勣帶兵出征高句麗，也曾欲攜帶其女婿杜懷恭前行，“以求勳效”[44]。可見，隨父兄出征是軍將子弟進入軍隊系統的平常路徑。開元年間，臧希晏也是以子弟身份進入軍營，跟隨信安王李禕出征契丹的，“六郡良家，公為特出，而有征無戰”[45]。 據張國剛先生考證，軍外子弟從軍，大概就是因為有義征的制度；唐朝後期官府也比較重視子弟，組建成軍[46]。

然而，制度僅僅保證軍將子弟從軍的優勢，並不能保證其在軍隊系統內部出人頭地或躍升至上層。反觀臧氏家族，其影響力的擴展，則是從臧懷亮兄弟走出朔方開始的。玄宗開元至代宗大歷年間，是臧氏家族的興盛期，《東莞臧氏糾宗碑銘》云：臧氏“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紆青紫佐麾幢者，已數十百人。”[47]顯示了家族的盛況。《臧懷恪碑》亦云：“尚書（指臧懷恪）既還，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侄，勳閑間出，自天寶距開元，乘朱輪而拖圭組數百人。殆於今茲，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48]然而代宗大曆以後，史料中則難以見到臧氏家族成員。是哪些因素在影響著臧氏家族的發展？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由臧氏一門的興衰還可以管窺其他將門的消長。

1、戰爭機緣與地域，給武將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臺和空間；立功晉升與主將拔擢，則為其出人頭地提供了絕佳時機

在每一次社會動亂或大的戰爭中，交戰之地都會湧現出一批勳貴階層，如唐朝開國初年的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安史之亂期間的郭子儀、李光弼等。臧懷亮、懷恪兄弟在軍隊的崛起，與唐朝在北部、西北部的軍事行動有一定關係，但關鍵性因素還是在於各自得到了主將的賞識和拔擢，以及在戰爭中的榮立軍功。

臧懷亮應穿葉附枝舉及第後，官至左衛陝州華望府折沖都尉仍長上，時“故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韓國公張府君，年位不侔，志業相許，引之入幕。”[49]即當時的朔方軍總管張仁願引懷亮入幕。自從入幕朔方，臧懷亮便不斷繼立邊功。如其在與突厥的戰爭中，“公示弱伏兵, 陷敵略盡”；在充任勝州都督兼東受降城大使、朔方軍節度副大總管期間，“會六州胡叛, 將兵討除, 諸軍未至而特立殊效。恩拜右武衛大將軍、節度河東道諸軍州兵馬, 重往討擊, 罄盡巢穴。以功最拜左羽林軍大將軍。”[50]正是因為臧懷亮在軍隊的突出表現，其一生出入朝廷，“蒞歷單于、安北、靈、勝、洮、鄯、安東七州都督護，擁旄豐安、河源、莫門、朔方、朔州、平盧六軍經略節度營田大使，三入羽林大將軍”^[51]。懷亮之子敬廉，也當是隨父一道入幕朔方的，其將帥舉及第後，授官京兆頻陽府別將，“是時大將韓公乃張皇軍庸，恢拓土宇。方欲剪滅戎狄，實亦寤寐賢良。故奏授岐州玉泉府果毅都尉，充朔方節度總管”[52]，臧敬廉也當是入張仁願的朔方幕府，因為張仁愿累封韓國公[53]，張仁愿之後、臧敬廉卒年之天寶八載之前，充任朔方軍大總管或朔方軍節度使者，無一韓姓者[54]，故《臧敬廉墓誌》所云之“韓公”當是“韓國公”的簡稱。“（神龍）三年（707），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願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眾。”^[55]景龍二年，張仁願築三受降城于朔方^[56]。並大量辟用賢士，“仁願在朔方，奏用監察御使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為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願有知人之鑒。”^[57]史書只記載了張仁願所奏用的文官，缺乏武官的記載，臧懷亮父子就是其中的武官之一。他們父子二人是否同時被奏用，其被奏用原因是否與其科舉出身抑或朔方背景有關？不得而知。但父子倆在朔方很快就找到了施展才能的機會，立功晉升，仕途發展相對順利。

懷亮之弟懷恪在軍隊的發展是因為“深為節度使王睃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58]。其在朔方也不斷立功晉升，碑文特別提到其招降突厥部落一事：

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余眾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紿之曰：“我為臧懷恪，敕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刲羊以盟之，杖義以責之，眾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59]

正是因為臧懷恪在軍中的突出表現，才不斷升職，後官至隴右節度使。

安史之亂為將門臧氏迎來了唐朝的第二次發展機遇，這不僅是因為其家族成員很多在軍隊任職，而且還因為其任職地域大多集中在朔方，而肅宗駐蹕靈武（靈州），利用朔方軍平叛，這自然給臧氏家族的發展帶來了極好的機遇。《臧希晏碑》記載，安史之亂期間，希晏充任朔方軍甯州刺史，時“屬親征振旅，薄伐吊人，駐蹕而萬幸來蘇，迎鑾而百神望幸，由是（缺）其列郡，因為行宮。頓六龍之旂，儀雙鳳之闕，擇能作牧，匪易其人。以政理殊尤，拜左金吾衛將軍左街使”^[60]。碑文表明，希晏掌管之州，為肅宗的行宮所在，他在朔方的突出表現——“政理殊尤”，得到肅宗的賞識，故長安收復後，調任長安充任金吾衛將軍左街使。《東莞臧氏糾宗碑銘》載武州刺史臧讓之在安史之亂期間為“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因此碑撰寫于大歷年間，故“今上”指“代宗”，表明讓之與代宗有交往。臧希讓在安史之亂期間，“綽裕冠於人倫，勳勞懋於王室。至德中，今上為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葉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群從，糾綏宗族，吉凶贍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年（760）春三月，贈（先考）魏州刺史。”[61]臧希讓在安史之亂期間，從代宗收復兩京，他不僅對肅宗有“謀翼之勤”，對代宗也有“翼戴之功”，因此安史亂後，他能夠升至高位，先後充任邠甯、山南西道和鄜坊節度使，也就不足為奇。可見，安史之亂期間，臧氏家族與肅宗、代宗有著較深的機緣，這也是其家族在亂後地位提升的基礎。

總之，臧氏子弟在軍中的突出表現，是其晉升的基礎；戰爭機緣，給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臺；得到主將的賞識和拔擢，則為其出人頭地提供了絕佳時機；能夠扶助儲君，更為他們擠入新政治集團，分享政治利益奠定了堅實基礎。

2、結交朝廷要員與文化士人

臧氏家族在安史亂後為次等勳貴，因為在唐朝歷次褒獎的“功臣”名錄中，不見臧氏成員，但是他們卻和這裏面的功臣如顏真卿、苗晉卿等人有交往[62]，臧氏成員有墓誌為他們撰寫便是明證（參見表一），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臧氏家族的交往對象。

中古時代，一個家族要保持門第的興衰不外乎婚與宦兩大途徑，而臧氏成員的碑誌很少提到通婚對象，前云臧懷亮妻任氏和臧希真女婿張令問，在朝廷都沒有顯赫的家世。臧希晏夫人劉氏，也家門不顯，故《臧希晏碑》中沒有作詳細介紹。可見，作為次等勳貴，又缺乏文化修養，其很難與高門大族之間進行聯姻。故臧氏家族地位的維持與提升，主要依靠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或依靠軍功晉升，或廣泛進行社會交往。當然唐代的門蔭制度也為其子弟提供了入仕之路，但卻不能保證其在軍隊能夠躍升至上層。

安史之亂期間，臧氏家族除了有幸成為肅宗、代宗的擁立者外，其與朝廷要員的結交還特別值得留意，一是玄宗朝的宰相蕭嵩，二是代宗朝宰相元載。《臧懷恪碑》提到，懷恪“為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事大使、關西兵馬使”[63]。即懷恪官職——河源軍使、隴右節度使的任命，應當與蕭嵩有關。據《舊唐書·蕭嵩傳》，蕭嵩在開元十五年充任河西節度使，之前的官職是宋州刺史、尚書左丞、兵部侍郎[64]。懷恪卒於開元十二年，其任命為隴右節度使時，蕭嵩當時可能在朝中充任尚書左丞、兵部侍郎。可見，臧懷恪的仕途升遷，除了自身立功因素外，當與朝廷要員蕭嵩有一定關係，而這種關係還極可能福佑子孫，給子孫的官職升遷帶來好處。《臧希讓碑》由代宗朝宰相元載撰寫，表明希讓或者其家人與元載有一定交情。而元載為代宗朝宰相，這一關係自然可以給臧氏家族的發展帶來眾多好處。與文化士人的結交政治風險相對較小，但是與權臣（包括儲君）結交，無疑會讓臧氏家族打上政治集團的烙印，大曆以後，史料中較難見到臧氏家族成員的身影，是否與元載的倒臺有關？不能排除這方面的可能。當然也可能隨著代宗的去世，新皇帝德宗上臺後，與臧氏家族淵源較少，臧氏沒有進入德宗朝的核心政治集團，故其家人受到重用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再加上臧氏成員在這一時期軍事上沒有突出的表現，也沒有通過婚姻網路來保持門庭地位，故臧氏成員在政治舞臺上逐漸淡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臧氏家族不僅與朝廷要員進行交往，還與文化士人進行交遊，這從其家族的碑誌撰者、書者多為士人可以得知。李邕撰《臧懷亮碑》云：“顧予以舊執，詢予以小才”，[65]表明李邕與墓主臧懷亮有交情。顏真卿在《臧懷恪碑》中直接提到其撰碑緣由是因為“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為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常寮之歡。”[66]“謙”為誰不得而知，但是從天寶十載顏真卿曾為臧懷亮書寫墓誌來看，顏真卿當是與懷亮之子有交情。後來他曾為臧希讓屬下官員，希讓寶應元年（762）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而“山南西道節度領蓬州、利州諸州，蓋顏真卿蓬州長史、利州刺史上司。所謂‘每接嘗僚之歡’者，若始於是時，蓋有舊誼，其撰敘《臧懷恪碑》，或出希讓之請”[67]。臧瑀乾元年間（758-760）左右充任慈州刺史，而當時的上司是河中節度使顏真卿[68]，這些事實證明了臧氏家族與顏真卿之間交情深厚。《臧希忱碑》由當時的書法名家韓擇木撰並書寫，而韓擇木在安史之亂期間，奔肅宗靈武之行在[69]，他與臧氏家族的交往可能始於此時。《臧希晏碑》由韓擇木之子韓秀弼書[70]，再次證明了臧氏家族與韓氏的交情。與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彰顯了臧氏家族並不滿足於政治上的顯達，他們還積極尋求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

總之，臧氏作為一普通的將門家族，要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由於缺乏文化底蘊，很難通過聯姻的方式來固守或提升家族地位，因此，只能通過家族成員自身的努力：或在戰爭中晉立軍功，或獲得主將的賞識和拔擢，或結識朝廷要員，或扶立儲君等，只有這樣才容易在軍隊內部躍升至上層。然而，與權臣或儲君的交往，無疑又具有一定的政治風險，一旦權臣或儲君倒臺，家族勢力也勢必受到影響，臧氏一門的興衰可能與此有一定關係。一旦家族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便容易從軍隊的上層轉而沉入中下層。可見，一個武將家族的興旺發達，需要子弟本身的建功立業，或者有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或者通過婚姻網路來固守家族地位。否則，即便累世為戎，也只能停留在軍隊的中下層。如將家出身的李晟，其祖輩“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71]

安史之亂期間，臧氏子弟臧瑜投降安祿山偽政權。據《舊唐書·李忠臣傳》；至德二載（757），李忠臣“複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偽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忠臣為德州刺史”[72]。可見，安史之亂期間，德州刺史臧瑜投降安祿山，這對臧氏家族而言，顯然是不光彩的歷史。但是在大歷年間，《東莞臧氏糾宗碑銘》中提到的臧瑜為棣州刺史，顯然這一事件對臧氏並沒有造成太大衝擊。大曆五年（770）四月，臧氏另一成員兵馬使臧玠在湖南發動兵亂，“犯州城”，殺團練使崔瓘[73]。按照唐朝“謀殺制使府主”的律文規定：“諸謀殺制使，若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謀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74]臧玠謀殺府主的行為不會對家族本身造成太大影響，罪止一身而已。因為臧玠在大曆五年四月發動兵亂之後，其叔父臧希讓還一直充任渭北節度使至大曆九年[75]。因此，臧氏家族衰落的關鍵原因在於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可以依靠、缺乏強有力的婚姻網路以及家族成員在軍隊的表現不足造成的。當然，家族內部出現的異質行為，也會多少對家族本身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三、結語

邊疆朔方地域成長起來的將門臧氏，由於子弟臧懷亮的科舉（武科）入仕，開始入朝為官，謀求到中央發展，隨後舉家遷入長安。墓誌顯示，懷亮之兄懷慶及其子嗣極可能留在了朔方，因為其子嗣仍然葬在早年的族塋統萬城。而懷亮、懷恪兄弟則舉家遷入了京城，新的族塋在三原縣，為李淵之祖李虎的陪葬墓（後來興建）。進入京城的懷亮、懷恪兄弟，其自身以及子嗣的仕途發展顯然較留在朔方的這支較為平坦、順利。因為在京城做官，可能得到官場乃至宮廷交往的機會，使他們更容易獲得發展。由此可知，即便身為武官，入朝為官相對比留在地方者升遷機會更大。

然而，朔方複雜的民族狀況、防禦突厥的邊疆軍事形勢以及臧氏家族在朔方的勢力，又為臧氏成員在此地域任官提供了機會和舞臺。他們利用在當地的影響力，在邊境發揮政治功能，在此立功授官，得到主將的賞識和拔擢，臧懷亮、臧懷恪、臧敬廉等都是在朔方開始了他們騰飛的關鍵一步。安史之亂期間，肅宗駐蹕靈武，又給臧氏家族帶來了第二次發展機遇。以後，隨著臧氏成員的不斷遷徙以及任官的中央化，邊疆格局的不斷變化——由安史亂前防禦北方的突厥變為防禦西部的吐蕃為重點，再加上朔方軍本身的變化，臧氏逐漸喪失了他們的本土——朔方，其在朔方的影響力也不斷下降，大曆以後，史料中很難見到其家族有人在此擔任要職。

為何由邊隅——朔方地域成長起來的臧氏家族，能夠在玄宗至代宗時期保持較盛的家族勢力？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唐朝前期防禦突厥的邊疆軍事形勢、以及安史之亂期間肅宗駐蹕靈武，為臧氏家族的軍事成員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臺和空間。第二、家族成員的努力，他們在軍隊中的突出表現和晉立軍功；得到主將的賞識和拔擢，尤其是安史之亂期間，他們扶立儲君（肅宗和代宗），擠入了當朝的政治集團，因而分享到了新君登基後的政治利益；第三、與當朝權臣和文化士人交往，使整個家族有了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薰陶；第四、其家族強大的經濟實力（材雄朔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維持其家族地位的手段之一。可見，對於次等勳貴臧氏家族而言，因為無法通過婚姻網路來固守或提升家族地位，故其門庭地位的維持只能依靠戰爭機緣、家族成員的努力（在軍隊的突出表現）以及尋求到可以依靠的政治集團。否則，其家族只能從軍隊上層沉入到中下層。

文章原刊於《隋唐宋辽金元史論丛》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