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五四《藝文部·嘉佑編定諡法》七家諡法條：[1] “沈約《諡例》有序云：[2]《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今《汲冢書》止一篇，第五十四。書目一卷（惟《崇文目》有之，學者就《汲冢書》採出）。[3]《春秋諡法》一卷（學者就杜預《釋例·諡法》篇採出）。沈約案：《諡法》上篇卷前云《禮大戴記》，[4]後云《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又云凡有一百四十五諡。案《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今檢十許本皆無。《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上篇有十餘諡，下篇惟有第目，無諡名，與前所云‘第四十二’又不同矣。今《諡法》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卷後又云：[5]靖按諡有一百九十四。又云：高、光、明、章、和、順、沖七諡，[6]《諡法》無也，而漢家用之。約又檢二篇，唯無光耳，[7]其餘並有而又多不同。約又案：靖應是張靖，晉江左人也。劉熙註《諡法》，唯有七十六名，所闕甚多，或有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耶？又有《廣諡》一篇七十八諡，與舊文多同，時有異耳。約以爲同是一諡而互出諸篇，不相比次，難爲尋覽。劉熙既有註解，時或有所發明，今以熙所撰爲本。又舊文二篇，《廣諡》一卷，悉少拔次第，[8]令名相隨，各以其下註本文所出。又自周氏以來，[9]迄于宋末，帝王名凡有諡者，並列其人名號於所諡之左方。吳興人乘奧撰《帝王世紀》，其一篇是《諡法》，今採其異者。” [10]

沈約《諡例序》文宋後已亡，存於《玉海》的這段佚文，提供了沈約以前諸諡法書的狀況，长期以來有關文著在說明當時諡法文獻之況時，幾無不徵引之，其對研究漢魏以來諡學的價值由此可見。但細核之，上引文首先可區分爲王應麟《玉海》插註文和沈約《諡例序》文兩類，其中的沈約《諡例序》文，又包括了兩種不同的文字：一是沈約所見某本《諡法》上篇卷前、卷後的批語，二是沈約對這些批語的案釋之語，及其交代《諡例》一書取材體例的有關文字。由於《諡例序》文至宋已有所舛佚，《玉海》摘引的這些文字又与其它文字夾雜著出現，加之《玉海》傳刻過程在格式行文上或不免於淆亂錯脫，便爲釋讀帶來了困難，極易導致歧見和誤解；故區分其文，疏通其義，便成了正確理解這段《諡例序》佚文內容，一定程度上也是準確認識漢末魏晉諡學的前提。

以下試分别依次箋解，不妥之處，請讀者教正。

王應麟的插註文

 “今《汲冢書》止一篇，第五十四。《書目》一卷。”這一段連同下接的“惟《崇文目》有之”云云皆應是王應麟的註文。理由一，“《汲冢書》”乃唐宋以來對《周書》的習稱，[11]《玉海》本條首述：“諡起于今文《周書·諡法》篇（汲冢），有《周公諡法》（《書目》一卷，即《汲冢周書·諡法》篇也）”云云，是知沈約並不以“汲冢書”稱“《周書》”，而王應麟所處時代則常稱《周書》爲“汲冢書”，方須一一註出。由此可推“沈約《諡例》序云《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爲《玉海》轉述沈約《諡例序》文，而接下來的“今《汲冢書》止一篇”云云，就其前例及其此處文意而言，正應是王應麟的註文。理由二，所謂“止一篇，第五十四”，正是今孔註本《逸周書·諡法》篇的第目，當自宋以來即然。且其云“今《汲冢書》止一篇”，與後沈約案語云“今《諡法》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相參，知“今《汲冢書》”必爲王應麟之“今”。理由三，“《書目》一卷”四字，意謂“學者就《汲冢書》採出”的《諡法第五十四》一篇業已別本單行，在《中興舘閣書目》中被著錄爲“《周公諡法》一卷”；而王應麟對之的註文，又述其前惟北宋仁宗朝編成的“《崇文（總）目》有之”；可知其必宋人之語。況此處所云“今《汲冢書》止一篇，第五十四，《書目》一卷”，實與前文註“《周公諡法》”云“《書目》一卷，即《汲冢周書·諡法》篇也”語意相合，《玉海》藝文部稱某書《書目》多少卷之例比比皆是，皆屬王應麟之註文。

“《春秋諡法》一卷”六字，恐亦非沈約《諡例》序文。因爲沈約時期，杜預《春秋釋例》的《諡法》篇（或稱“書諡例”）似尚未採出單行，而“《春秋諡法》”顯然是這個單行本流行以後的名稱，又尤其爲北宋編《六家諡法》以來的習稱。[12]又“《春秋諡法》一卷”後，“沈約案上篇卷前”云云，亦不可能是沈約對《春秋釋例·諡法》篇的案語。理由是：《春秋諡法》只有一卷，而沈約案述的“《諡法》”則分上、下兩篇，依漢來書篇之慣例，當爲兩卷。即使《春秋釋例·諡法》篇可能照錄了兩篇本的《周書·諡法》，[13]但《玉海》引沈約《諡例》序文及宋人諸目錄書述及其書取材及其體例由來，皆不言其取鑒於《春秋諡法》；蘇洵《（諡法）總論》且曰：“約徒得劉熙、乘奧之所增廣，與《廣諡》以爲據依，不聞有所謂《周公》、《春秋》者也。”[14]沈約是否“不聞”杜預的《春秋釋例》另當別論，其《諡例》既未採杜預《春秋釋例·諡法》篇的有關內容，又怎麽會在《諡例》序文中對《春秋釋例·諡法例》加以案釋呢？就是說，《玉海》此處“《春秋諡法》一卷”六字確甚突兀。

今核《玉海》此條先述“諡起于今文《周書·諡法》篇（汲冢），有《周公諡法》（《書目》一卷，即《汲冢周書·諡法》篇也）、《春秋諡法》、《廣諡》、沈約、賀琛、扈蒙六家之書”云云；其下除至元六年本外，其餘各本皆提行書“沈約《諡例》”四字後空一格，再述“序云《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等文字，是“沈約《諡例》”四字當屬《玉海》所列的“七家諡法”書名之一。由之似可推“《春秋諡法》一卷”數字，也有可能是《玉海》所列的諡法書名而汆入此處。然則其“《春秋諡法》一卷”後註云：“學者就杜預《釋例·諡法》篇採出”，便應是對此書名的註解。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春秋諡法》一卷”六字，或亦爲王應麟的註文，其文意蓋上接《周書·諡法》之註，謂《春秋諡法》從杜預《春秋釋例》中摘出別行，其況與《周書諡法》從《周書》中摘出別行相類。

看來，元朝以來各本《玉海》，在以大號和小號字區別正文與註文、用提行或空格標明目次時，皆已有所汆亂，其文字在傳刻過程中亦有脫漏倒錯，才出現了上述《玉海》正文和註文及其與沈約《諡例序》文的混淆不清。清代錢東垣所輯《崇文總目》（《叢書集成》本）卷一《經部·禮類》錄沈約《諡例》十卷，述其“以《周公諡法》爲本”，錢氏按曰：“《玉海》引作：沈約《諡法》云《書目》一卷，惟《崇文目》有之，學者就汲冢書採出；《春秋諡法》一卷，學者就杜預《釋例·諡法》篇採出。”其語次亦表明王應麟的這段插註文，確易被人誤解爲沈約的《諡例序》文。因此，今天的研究者對之當然需要加以辨識，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誤解。

沈約所見两篇古殘本《周書·諡法》上篇卷前及卷後的批語

“《春秋諡法》一卷”六字既爲王應麟《玉海》所列書目或註文，則其下“沈約案”云云，自應上接“沈約《諡例》序云《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之文，屬於沈約對《周書·諡法》這個本子的案語。其述“《諡法》上篇卷前云《禮大戴記》，後云《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又云凡有一百四十五諡。……卷後又云靖按諡有一百九十四，又云高、光、明、章、和、順、沖七諡，《諡法》無也，而漢家用之。”此段“卷前”、“卷後”所云文意呼應，中間夾以沈約案“《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云云，旨在解釋“《禮大戴記》”及“《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兩條批語提到的情況。這樣的行文似已表明：“卷前云”到“卷後云”的文字，都是沈約轉述前人在古兩篇本《周書·諡法》上篇所作的批語。

此外，所以說它們是古兩篇本《周書·諡法》篇上的批語而非正文，理由之一，是《周書·諡法》篇的成書時期，肯定要早於“《禮大戴記》”這個名稱的出現，其正文中根本不可能出現此稱。事實上，大、小戴《禮》各篇內容雖有形成甚早者，然兩書之名均不錄於《漢書·藝文志》；無論是“《大戴禮》”、“《禮大戴記》”還是“《大戴記》”，這類名稱都要到東漢才出現，鄭玄以來方始流行，從而透露了這些批語的時間上限。理由之二，其中提到的“《周書·諡法第四十二》”顯然只有一篇，也就決不可能是上、下兩篇本《周書·諡法》的正文，而只能是某個見過《周書·諡法第四十二》篇本的讀者的批語。[15]理由之三，《周書·諡法》篇乃結集了相當長歷史時期中所曾行用的諡名，其中大量都出現於春秋以來，而其開篇語既將諡法之始托于周公，自不可能在卷前先述“凡有一百四十五諡”。至於其漢來流傳各本又陸續結集諸諡，有所增益，甚至把原本所無而漢家用之的諡名也收入其中，就更無必要先述其數了。因而“凡有一百四十五諡”，無論是指《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和《諡法二第五十七》原有諡名之數，還是指《周書·諡法第四十二》所含諡名之數，都只能是後人的統計而非其原文。理由之四，沈約的案語，說其所見《周書·諡法》上篇有十餘諡，下篇惟有第目無諡名，“與前所云第四十二又不同矣”。這個“前”正表明沈約這裏的案語是一段插話，也連接了其前和其後的批語，從而使這些案語一氣貫通。又從沈約的案語中，可知這些批語都寫在“《諡法》上篇”的卷前和卷後，這又符合了沈約所述“《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上篇有十餘諡，下篇惟有第目無諡名”的情況。正因爲上篇尚存有十餘諡，故可得見若干批語，而下篇“惟有第目無諡名”，也就未留批語。理由之五，“卷後又云靖按諡有一百九十四”的“靖”，沈約已按其爲張靖，然其以靖爲“江左人”恐有訛誤。今案張靖《晉書》無傳，然《唐六典》十四《太常寺》、《通典》禮六四《單複諡議》條及《舊唐書·職官志》太常博士條，俱載晉張靖撰《諡法》兩卷；又《晉書》二十《禮志中》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且載咸寧二年靖爲太常博士，述禮事與孫毓、宋昌意見相左。考慮到議諡正是太常博士的本職，撰《諡法》二卷的張靖，極有可能是此泰始、咸寧之際的太常博士張靖，他在沈約所見上卷多闕，下卷惟餘篇第的《周書·諡法》本子上留有按語，亦甚符情理。[16]無論如何，“靖案諡有一百九十四”乃張靖的案語而非《周書·諡法》篇的本文，這是毫無疑問的。理由之六，“高、光、明、章、和、順、沖七諡，《諡法》無也，而漢家用之”，從漢魏以來每言“諡法”一般都指《周書·諡法》篇的習慣來看，[17]既云“《諡法》無也”，已明其非《周書·諡法》篇的本文；而“漢家用之”，又尤其說明其只能是後人的批語，且有可能也是張靖的案語。

以上所辨若不誤，則王應麟的插註文固與沈約無關，這些批語亦非沈約所書，約無非轉述之耳。至於留下了這些批語的本子，根據上面的辨析，應當就是沈約《諡例序》文所述當時已上缺下亡的《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玉海》本條引北宋蘇洵《諡法總論》云“今文《周書·諡法》之篇……以鄙野不傳，其諡法之上篇獨存，又簡略不備”，[18]指的也是沈約《諡例序》文提到的這個本子。而沈約所見有關批語既然都留在其《諡法》上篇的卷前和卷後，說明《周書》的這個本子，很可能在張靖時便已有所缺亡，然仍爲此前及後來學者所批校整理或曾經參考；且以張靖和沈約的身份而先後關註此殘缺不完之本，又可推其魏晉以來即非中秘所藏，亦當爲官方（如主管議諡的太常寺）所有，在此期各本《周書》中必有相當特殊的地位。

至於這些批語的作者，沈約的轉述只提到了張靖，從其提到“《禮大戴記》”及其語次來看，約所引“上篇卷前”批語的作者，當是漢末以來，張靖之前，又曾見過或整理過單篇本《周書·諡法第四十二》者。循此線索，漢末註《諡法》一卷的劉熙，[19]晉初推演劉熙《諡法註》增其篇帙的荀顗，[20]晉初曾註《周書》各篇，包括《諡法第五十四》在內的孔晁，[21]以及曾取本乎《周書·諡法》而撰《春秋釋例·諡法》篇的杜預，[22]似皆當在寫下這些批語的可能作者之列。

這些批語提到了三個問題：一是提到了“《禮大戴記》”。沈約的轉述雖僅四字，但從約案“《禮大戴記》及《世本》舊並有諡法”判斷，這條批語說的當是《大戴禮·諡法》篇的有關問題，從而是足以判斷有關批語書於漢末以來的重要證據，然其詳今已不得而知。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以來，不少學者都把這條批語當成了古本《周書·諡法篇》的原文，據此而做了《周書·諡法》篇曾與《大戴禮·諡法》篇合帙的推斷。如清乾隆間撰《續通志》一百十九《諡略上》在談到《周書·諡法解》時說：“臣等謹按《周公諡法》一書，其始見於《大戴記》者，今本已逸。”劉師培先生《周書補正》卷四則說：《周書·諡法第四十二》曾單行且“與《大戴·諡法》爲一編”。二說雖略有異，而未能辨別《玉海》所引沈約《諡例序》文“《禮大戴記》”四字乃是轉述前人的批語則一。這樣的推斷從依據上就錯了，又足以在《周書·諡法》篇和《大戴禮·諡法》篇的關係等一繫列問題上導致更多的誤解，[23]應予糾正。

二是提到了“《周書·諡法第四十二》”這個本子。從《玉海》此處引沈約《諡例序》的上下文意來看，其後“凡有一百四十五諡”的批語，或正指這個本子所含的諡名數。這個本子中的《諡法》篇與歷代相沿的孔註本同爲單篇，然其第目不同，王應麟插註文述“今汲冢書止一篇，第五十四”，已顯示了這一點；同時這個本子也與沈約所見上缺下亡的“兩篇古殘本”，[24]以及包括了一百四十八名的“今《諡法》二篇”本殊異。由此可以歸結，沈約以前至少存在過單篇本和二篇本兩個繫統的四種《周書·諡法》篇。其中，沈約所見兩篇古殘本上缺下亡，卻有若干學者留下了批語，上已述其是漢魏以來一個相當重要的本子；約所稱“今《諡法》二篇”，則顯然是南梁流行的兩篇本，或即自漢魏兩篇本轉輾遞嬗而來。又提到“《周書·諡法第四十二》”之人，據上述，應爲晉初張靖以前的諡法學者，而沈約對《周書·諡法第四十二》的內容似已不甚了了，則此本在南朝時實已罕見，當屬晉初以前所傳《周書》的一個較早的本子。由之再考慮孔晁註本《諡法解第五十四》之序亦必所來有自，[25]可推漢魏以來這兩個單篇本，很可能是同時流傳於世的，至晉初孔註本出，《周書·諡法第四十二》篇本方趨式微。今仍可見的《周書》孔晁註文，在《克殷》篇“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註曰：“素質，白旗。前，爲王導也。一作‘以前于王’。”又其註《大武》篇“三哀：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曰：“要，當爲‘惡’。擯，一作‘損’。”兩處的“一作”，或即《諡法第四十二》篇本之文。

三是沈約標明爲張靖的批語提到了“諡有一百九十四”，其中包括了“《諡法》無也而漢家用之”的高、光、明、章、和、順、沖七諡。所謂“諡有一百九十四”，顯然並非《周書·諡法》篇的諡名數。據前所述，張靖乃晉初太常博士，作有《諡法》二卷，故“一百九十四”，有可能是靖撰《諡法》二卷所包含的諡名數，亦有可能是靖綜“互出諸篇”的諡名而言。有意思的是，沈約對此的案語，說“今《諡法》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其中張靖時尚未收入的漢帝諸諡“惟無光耳，其餘並有而又多不同”；說明自先秦曆魏晉而至南梁，《周書·諡法》篇不僅傳本有異，其所含諡名亦在不斷傳抄和整理中陸續有所增益和出入。[26]

這種狀況亦可證於其他記載。如《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卷三《尚書·湯誓》引馬融註：“俗儒以湯爲諡，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間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繫》：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複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由於兩漢官府議諡或學者論諡凡引“諡法”者，每指《周書·諡法》篇，[27]故馬融註云“不在《諡法》”，可證漢代《周書·諡法》篇中尚無湯、禹之諡。由此再觀《史記》三《殷本紀》集解引《諡法》：“除虐去殘曰湯”，“殘義損善曰紂”，則裴駰所處的劉宋時期，“湯”、“紂”等名業已進入了《諡法》；另唐初流行的《周書·諡法》篇中，亦收入了“禹”、“湯”之諡。[28]諡名的續有增補，大體是因爲《周書·諡法》篇在兩漢魏晉常爲官府議諡或學者論諡所依準，對之的註釋、推演、訂補汆入和重新定本在所難免的緣故，這當然也構成了此期諸本《周書·諡法》篇之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沈約對兩篇古殘本所留批語的案釋

除上面兩種文字外，其餘皆爲沈約本人的文字。總的看來，《玉海》這裏所引的沈約《諡例序》文，可以“劉熙註《諡法》”云云爲界，分爲前後兩個部分，此前的案語，皆針對兩篇古殘本所留批語而發，借此而交代了《周書》、《大戴禮》、《世本》三書《諡法》篇在南梁的流傳情況；自“劉熙註《諡法》”一句起，則開始撇開兩篇古殘本所留批語涉及的問題，轉而提到了漢末以來幾種新出諡法著述的內容和作者，間以對《諡例》一書取材、體例的正面敍述。爲便於行文，這裏先來考察前一部分即沈約案語所蘊含的有關問題。

這個部分包括了對兩篇古殘本所留批語的三條案釋：一是“《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今檢十許本皆無”。此乃沈約對有關批語提到“《禮大戴記》”的案識。二是“《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上篇有十餘諡，下篇惟有第目，無諡名，與前所云‘第四十二’又不同矣，今《諡法》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這段案語針對的是批語中的“《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凡有一百四十五諡”二語。三是“約又檢二篇，惟無光耳，其餘並有而又多不同。約又案，靖應是張靖，晉江左人也。”其所案釋的，顯然是“靖按諡有一百九十四，又云高、光、明、章、和、順、沖七諡，《諡法》無也，而漢家用之”這段批語。三條案語說明的，是三種諡法著述流傳至沈約時期的狀況，沈約大概是要通過此，交代其《諡例》一書的取材背景。其中後兩條案語，主要是說各本《周書·諡法》篇之況，上已述其要點；前一條案語則關乎《世本》和《大戴禮》二書《諡法》篇之況及其亡佚時期，而須著重箋解。

所謂“今檢十許本皆無”，意謂沈約所見《世本》和《大戴禮》的各個傳本中，都已不含《諡法》篇。早在《玉海》之前，北宋蘇洵作《諡法總論》，述諡法“最舊者見於《世本》、《大戴禮》，而約之時已不見於其書”。語義與《玉海》上引文相近，其依據的顯然也是沈約《諡例序》文，可見“今檢十許本皆無”，乃《諡例序》原文如此。嚴格地據此文意，當然就不能排除沈約所未見的二書或其中一書傳本仍存有《諡法》篇的可能。但《玉海》五四《藝文部·梁諡法》歷代諡法條引“《書目》”云：[29]“沈約《諡法》十卷，案‘約序’，《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篇……。”將之與前引文相校，此處“已亡其篇”四字，顯然是對“今檢十許本皆無”七字的概括，卻很不準確。但近世不少學者，卻偏偏都採用了這個不準確的概括，[30]而未理會南北朝乃至唐宋學者所引《世本》和《大戴禮》的有關佚文，這就使二書《諡法》篇亡於何時構成了一個問題。

至於情況究竟如何，可從清代學者的有關輯佚成果出發來加以探討。

在清代學者對《世本》的七個較常見的輯本中，[31]秦嘉謨、張澍、雷學淇、茆泮林輯本都列出了《諡法》篇。不過張氏僅列其篇而不列佚文；雷氏則收《大戴禮·諡法》篇有關佚文；[32]秦氏引《世本》佚文各一條入註，以爲“或即《世本·諡法》之遺文”，然其正文所收卻是《史記正義》引據的古本《周書·諡法》篇內容；[33]茆氏收《世本》佚文兩條、宋衷《世本註》有關給諡的佚文三條，以爲《諡法》篇正文。總之，数人所輯《世本》及其宋衷註關於諡號的逸文各有三條，然列之爲《世本·諡法》篇正文的惟有茆氏一家，其餘秦氏引以爲註，張、雷等人則別錄於《帝繫》篇及《王侯大夫譜》中。就是說，這些佚文是否原屬《諡法》篇？意見很不一致而多以爲不是。

諸家輯《世本》關於給諡的三條佚文中，秦輯本卷十《諡法》述惠棟《左傳補註》引《世本》曰“荀騅諡文子”一條，[34]難以坐實是《世本》之文，[35]其餘常被引用的兩條：一是《毛詩·魯頌·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唐代所编的《毛詩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檢《春秋》文公十六年春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谷”，《左傳》則云：“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又《左傳》述及季文子各條皆無“諡曰文子”語，[36]則《正義》述季孫行父“諡曰文子”正當出自《世本》。二是《史記·管蔡世家》附曹世家云：“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唐司馬貞《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繫本》及《春秋》，悼伯卒，弟露立，諡靖公。實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疏也。”案《春秋》定公八年三月書“曹伯露卒”，七月書“葬曹靖公”。[37]雖書諡號而語不及諡，則太史公此段文字，或正據《世本》而書，而《索隱》述曹伯露“諡靖公”，恐亦出於《世本》。由此可見，這兩條《世本》佚文是否出自《諡法》篇尚有問題，連同“荀騅諡文子”之條，它們的共同點是只記具體人物的諡號，而不及其所以定諡的法度義例，且似以“某某諡某某”爲基本句式。

再看諸家輯《世本》宋衷註的三條佚文：一是《史記》四《周本紀》：“周君王赧卒。”《集解》引宋衷曰：“諡曰西周武公。”[38]二是《史記》一《五帝本紀》：“帝顓頊生子曰窮蟬。”《索隱》：“《繫本》作窮繫。宋衷云：一云窮繫，諡也。”三是《史記》十五《六國年表》“周赧王元年”条《索隱》引宋衷曰：“赧，諡也。”這三條佚文皆當出於宋衷的《世本註》，卻決不可能是宋衷註引《世本·諡法》篇的正文，因爲既然是《諡法》篇，至少總要提到諡號，宋衷再註“某某諡也”或“諡曰某某”，便成了廢話。至於這三條佚文是否宋衷據《世本·諡法》篇以註《世本》它篇之文，也很難說，[39]就其內容來看，後兩條以“窮繫”及“赧”爲諡，皆《周書·諡法》篇所無；[40]前一條述“諡曰西周武公”，句式與上引三條《世本》佚文基本相同。總之，倘若這三條註文依據的是《世本》，那就可以說明《世本》收羅了若干《周書·諡法》篇所無的諡號，同時它們也都只涉了諡號而不及諡義。

關於《世本》所記惟有諡號而無諡義的狀況，東漢蔡邕有一段議論似可佐證。《後漢書》四三《朱暉傳》附《朱穆傳》載：“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複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爲文忠先生。”《蔡中郞集》三《朱公叔諡議》載其議曰：“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諡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41]此處蔡邕等私諡朱穆爲文忠先生的依據，一是出於《左傳》，[42]二是出於《春秋外傳》亦即《國語》。[43]而如上引《毛詩正義》所示，《世本》中是有季孫行父諡曰文子的記載的，但孔穎達疏《毛詩》引《世本》卻不涉諡義；蔡邕既作《獨斷》有《帝諡》篇，亦必熟知《世本》有關給諡的內容；然其釋季文子之諡卻只引《左傳》、《國語》而不及《世本》。這種蔡邕述諡義而不引《世本》，孔穎達引《世本》而不述諡義的現象，亦似表明《世本》記諡本不釋義而只記其號。

以上唐人所引《世本》之文、漢魏間宋衷《世本註》文、以及東漢桓帝時蔡邕的議論，似說明漢末以來《世本》中已無諡義的詮釋，而只有具體歷史人物的諡號，其文則直到唐代以來仍以某種形式留存了下來。由此推論：一種可能是《世本·諡法》篇或自東漢桓帝以來業已亡佚，故蔡、宋固無從引之，唐人所引亦非此篇之文。[44]據《史記·燕召公世家》索隱：“按今《繫本》無燕代繫，宋衷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繫本》，蓋近代始散逸耳。”是《世本》的若干篇章，在宋衷註《世本》前已開始“散逸”，則其《諡法》篇亡于東漢後期實頗可能。然則沈約《諡例序》述“《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今檢十許本皆無”，對《世本》來說，指的便是此書《諡法》篇久已亡佚的事實。[45]另一種可能，是《世本·諡法》篇自漢末至唐代以來仍有流傳，然其內容體例實與《周書·諡法》篇，以及受其影響的各家諡法迥然有別，故現存《世本》有關給諡的佚文，都只有具體人物的諡號而不釋其義。在這種情況下，沈約《諡例序》謂“檢十許本皆無”，正應以“沈約未見”爲其確詁。[46]至於究竟如何，在另有證據前自不宜輒斷其亡。

關於《大戴禮》的《諡法》篇，[47]清代丁晏、顧觀光等人，皆曾加以輯考，然其出處大皆止于漢魏文獻而有欠完備。[48]可爲補充者，如劉宋裴駰集解《史記》八《高祖本紀》引漢魏間張晏曰、北齊魏收《魏書》六八《甄琛傳》以至隋唐之際《北堂書鈔》九四《禮儀部·諡》、唐杜佑《通典》禮六四、北宋初年《太平御覽》五六二《禮儀部·諡》等處，皆曾徵引“《禮·諡法》”、“《大戴諡禮》”或關於諡法的“《大戴禮》”文。這樣的事實，顯然已經表明漢魏以來，尤其是在學術形態相對保守的民間或北朝，《大戴禮·諡法》篇仍以各種可能的形式不絕若縷地存在著，因而沈約《諡例序》云“《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今檢十許本皆無”，對《大戴禮》來說，顯然只適用于南朝齊、梁的特定時段或場合。就是說，沈約所得而見的南朝官方藏書或通行本《大戴禮》中，雖皆已不見有《諡法》篇，但這決不意味著此篇“至約時已亡”，而應當是官方亡而民間不亡，或南朝亡而北朝不亡。[49]

再從其內容來看，這些佚文大都與《周書·諡法》篇有關文句略同。至於其異，除具體遣字運句的不同外，值註意者有二：一是《太平御覽》五六二《禮儀部》四一《諡》引《大戴禮》曰：“……諡，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50]這段文字乃爲《周書·諡法》篇所無，似《大戴禮·諡法》篇所含諡名雖少於《周書·諡法》篇，[51]在諡法理論上卻要講得稍多一些。二是堯、舜之類的古帝名號，今本《周書·諡法》篇不列爲諡，而漢唐間人所引《大戴禮·諡法》篇文或以爲諡。但如前所述，古來《周書·諡法》篇傳本既有不同，諡名複有增損，漢唐間人引古本《周書·諡法》仍有以堯、舜等名爲諡者，[52]故其亦有可能是傳本而非原本之異。總的說來，《大戴禮·諡法》篇和《周書·諡法》篇的這種同異，體現的倒不一定是兩書《諡法》篇孰先孰後、誰抄了誰的問題，而很可能反映了兩者內容曾經互相影響和滲透的某種歷史關係。

這裏所以要提到《大戴禮·諡法》與《周書·諡法》篇的內容異同和相互關係問題，是因爲清代以來有不少學者認爲《大戴禮·諡法》篇抄自《周書》，並以之爲《大戴禮·諡法》篇亡佚的基本原因。如秦嘉謨《世本輯補》卷十原註曰：“《玉海》五十八引沈約《諡法序》曰：《大戴禮》及《世本》並有《諡法》。蘇洵《老泉集·諡法總論》曰：古之諡法，約言之詳矣。其最舊者，見於《世本》、《大戴禮》。是《世本》有諡法也。惟約云：二書諡法，至約時已亡。今惟《周書·諡法解》文尚在。蓋二書亦採自《周書》，學者以其重見雜出，遂不復加著錄歟？”[53]其“蓋”、“歟”二字語作或然，可見秦氏對《世本》和《大戴禮》諡法篇是否採自《周書》，對二書《諡法》篇是否因與《周書》內容雷同而致亡佚，其實皆無把握。據前面的考證，《世本·諡法》篇要麽是東漢後期已亡，要麽是內容體例與《周書·諡法》篇完全不同，秦氏關於其何以亡佚的推測並不正確。而關於《大戴禮·諡法》篇是否“採自《周書》”的問題，從上舉兩者內容的異同來看，恐怕也是一種成問題的概括。

沈約述其取材體例的文字（上）：《諡例》取材的幾部諡法書

至此已可看出，《玉海》所引沈約的《諡例序》文雖屬摘要，然其原文次第，蓋不外乎先因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上篇所留的批語起意，闡述漢以來《周書》、《大戴禮》和《世本》三書《諡法》篇的流傳情況，藉以表明《諡例》一書的取材背景。繼而自“劉熙註《諡法》”以下，則談到了漢末以來的幾種諡法文獻，通過此又對其《諡例》一書的取材和體例作了說明。

《諡例序》中談到的幾種諡法文獻，既有補于對魏晉時期幾部重要諡法文獻的認識，更直接關係到對《諡例》一書取材體例的理解，故有必要先作解釋。

關於劉熙的《諡法註》：《玉海》引《諡例序》述：“劉熙註《諡法》，惟有七十六名，所闕甚多，或有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耶？”後文又述：“劉熙既有註解，時或有所發明，今以熙所撰爲本。”前一段說的是劉熙所註底本甚古，沈約時已不知其詳；後一段則充分肯定了劉熙《諡法註》的地位和價值。據隋志和兩唐志著錄諡法書的狀況，從早期《周書》、《大戴禮》等書的《諡法》篇，到晉以來各種專門諡法著述的出現，劉熙的《諡法註》，實具有某種繼往開來的地位，《諡例序》所述正反映了這一點。

劉熙乃漢末知名學者，而正史無傳。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八《經部·論語類》引明區大任《百越先賢志》：“劉熙字成國，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識多覽，名重一時，……著《諡法》三卷行於世，建安末年卒於交州。”據《隋書·經籍志》、兩唐志及《三國志》等處所載，熙曾撰《釋名》，[54]註《孟子》，[55]作“周官明堂圖”，[56]博通經史地理。[57]是故劉熙《諡法註》所以能“有所發明”，在魏晉以來甚有影響，乃是與其學養及其學術地位頗得當時公認的事實連在一起的。

關於劉熙所註《諡法》的底本，《玉海》引沈約《諡例序》文既述劉熙的《諡法註》，相對于《周書·諡法》篇“所闕甚多”，則劉熙所註，應當就是《周書·諡法》篇。由於此書《諡法》篇從西漢到魏晉一直是官方議諡的依准，諸諡法書的大宗，其作爲劉熙《諡法註》的底本可謂理所當然。接下來，沈約猜劉熙《諡法註》“惟有七十六名所闕甚多”的原因：“或有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耶？”亦頗值註意。這個發問，顯然並不是對沈約所見今《周書·諡法》“兩篇一百四十八名”本提出來的，而是基於沈約所不知的“兩篇古殘本”或“第四十二篇本”《周書·諡法》而作的發問。因爲對“兩篇一百四十八名”的今本來說，沈約根本不用猜，只要看其中所列的一百四十八名是否“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就行了；同時《諡例序》文也已指出，“兩篇一百四十八名本”中，包括了不少漢家所用的諡名，顯見“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的帽子戴不到這個本子的頭上。[58]事情很清楚：只有對殘存了十餘諡的“兩篇古殘本”和根本不知其具體內容的“《諡法第四十二》”篇本，沈約才會懷疑其中是否有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者。這就再次表明了沈約以前《周書·諡法》篇的不同傳本，其面目必有相當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其中也透露了劉熙註《周書·諡法》的底本，並不是沈約所見“今《諡法》兩篇一百四十八名”本，而可能是沈約不知其詳的“兩篇古殘本”，或者是“《諡法第四十二》”篇本。由此再觀兩篇古殘本上的批語云《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凡有一百四十五諡”，而沈約則說“劉熙註《諡法》惟有七十六名”，似可推斷劉熙註《周書·諡法》的底本乃兩篇古殘本。因爲對“異名殊號”的解釋，正是註家的責任，《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倘真含一百四十五諡，劉熙的註自不能“惟有七十六名”；其所以惟有七十六名，當是劉熙的底本爲兩篇古殘本，而此本在漢末已非完帙的緣故。倘據此而推劉熙爲留于沈約所見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上篇卷前批語的作者，此兩篇古殘本經劉熙批註而後入藏中秘，[59]在此過程中其篇帙內容又有所亡而唯余十餘諡，或非甚謬。

另有一說，以爲劉熙所註應當是《大戴禮》的《諡法》篇。劉師培先生《周書補正》卷四：“《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卷自註云：‘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註，亡。’劉熙之書，即繫《大戴·諡法》之註。又據《玉海》五十四引沈約云：劉熙註《諡法》惟有七十六名，與《（白虎）通義》諡篇七十二品數亦略合，彼據《大戴》言（原註：蓋《大戴》所列之諡弗及今本《周書》之衆），亦劉書援據《大戴》之徵。”這裏的後一條證據顯然並不說明問題，劉熙《諡法註》惟有七十六名，畢竟仍與《白虎通》諡篇《論帝王制諡之義》述“諡有七十二品”不同。至於《隋志》經部禮類《大戴禮記》十卷下註“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註，亡。”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八《經部八》論語類述：“既云亡矣，而此類複著于錄，蓋前註因《七錄》所有此，又據隋代書目所載，前後不復對勘也。”就是說，有可能是南梁阮孝緒《七錄》的分類，把劉、荀的《諡法》三卷放到了經典錄的禮類中，《隋志》的這條註文乃是史臣“不復對勘”的殘留，並不能說明劉熙《諡法註》的底本是《大戴禮》的《諡法》篇。其實劉師培先生在《周書補正》中，已經徵引了可以證明劉熙所註乃是《周書·諡法》篇的一條最重要的材料，即《玉海》六七《詔令部·刑制》周九典條，不僅引用了《周書·諡法》的開篇語：“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野，將葬，乃製作諡。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60]而且引用了劉熙對此的註：“憲，法也。賦，治國之法于諸侯而受其貢養也。”尤其值得註意的是，《玉海》此處所引《周書·諡法》文中的“賦憲受臚”云云，非但不見於今本《周書·諡法》篇，[61]亦爲《太平御覽》五六二《禮儀部·諡》、《路史》發揮五《論諡法》所引《大戴禮·諡法》有關佚文所無，[62]卻可與劉勰《文心雕龍·哀吊》篇首述“賦憲之諡”相印證。是故劉熙既註“賦”、“憲”二字，說明其所註底本正是古本《周書·諡法》篇。對於這條材料，劉師培先生因未能辨別《玉海》引沈約《諡例》序文述“《諡法》上篇卷前云‘《禮大戴記》’”數句，實爲後人批語；遂據以爲《周書諡法》與《大戴禮·諡法》同在一編，而認定劉熙所註爲《大戴禮》的《諡法》篇。惜夫！

劉熙《諡法註》的流傳亦可一提。從隋志、兩唐志的著錄看，此書晉以來或與荀顗推演的《諡法》合帙而流傳於世。至南梁時，沈約、賀琛等人所撰諡法著述更切於近用，劉、荀《諡法》當漸衰微而一度罕見，前舉隋志引阮孝緒《七錄》述劉熙註《諡法》三卷已亡，即可爲證。然隋唐至宋此書仍在流傳，故常被著錄于諸目錄書。《續通志》一百二十《諡略中》“宋蘇洵嘉佑諡法增多諡”條云：“臣等謹按諡法之書自《周書》、《獨斷》而後，見於隋、唐、宋志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者，有劉熙《諡法》三卷，沈約《諡法》十卷，賀琛《諡法》五卷，王彥威《續古今諡法》十四卷，李涪《諡法》三卷，范正、周沆編《六家諡法》二十卷，蘇洵《嘉佑諡法》三卷、《皇佑諡法》二十卷。劉熙之書久佚，今不可考……。”案以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三、釋慧琳《音義》五七及八九皆引有劉熙註《諡法》“賊人多累曰舛” 文一條，慧琳《音義》七及《原本玉篇殘卷》言部等處，皆引有劉熙註《諡法》“名與實爽曰謬”文一條，慧琳《音義》五七又引劉熙註《諡法》“賤而得愛曰嬖”文一條。另蘇洵《諡法》本註引劉熙《諡法註》文二十餘條，《永樂大典》一三三四五至一三三六六《寘》韻《諡》字部收元《經世大典》輯劉熙《諡法註》文多条（今存其殘本卷一三三四五所收達六十餘條）。[63]這些佚文皆說明劉熙《諡法註》直至元代仍存於世，明清或亡而其佚文仍可見於多種文獻，則《續通志》云“今不可考”，蓋未通檢諸書之過。

關於《廣諡》：《玉海》引《諡例序》文述“《廣諡》一篇有七十八諡，與‘舊文’多同，時有異耳”；後文又述“‘舊文’二篇、《廣諡》一卷”云云；這兩處“舊文”，指的都應是《諡例序》開頭談到的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說詳後），然則《廣諡》的內容，乃與漢末以來“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多同而少異。

《史記》五九《五宗世家》索隱引“《廣周書諡法》云：能優其德曰於。”此“《廣周書諡法》”，或即“《廣諡》”的全稱；其“於”之爲諡，不見於今本《周書·諡法》篇，或即《廣諡》所“廣”之一。然則此書大旨，似在增廣《周書·諡法》篇的諡名和諡義。不過從沈約說其“與‘舊文’多同，時有異耳”來衡量，其增廣幅度顯然有限，故北宋蘇洵《諡法總論》云“《廣諡》疏略而不盡”。但若考慮諡名和諡義皆須有典有據，漢以來新出諡名除複諡外並不很多，據《諡例序》引張靖語惟有七個，《廣諡》雖或所收“不盡”，卻也不可能增加很多新諡新義，蘇洵“疏略”之語似非的評。另北宋仁宗嘉佑年間編定的《六家諡法》中，《廣諡》與沈、賀書各爲一家，亦足見其乃是魏晉以來太常議諡所依的一部重要諡法文獻，[64]而其亡佚，則當在宋代以後。

又《廣諡》的作者亦有可說。《文獻通考》經籍十五《經部·諡法類》錄賀琛《諡法》四卷引《崇文總目》：“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諡，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諡’者，周公之《諡法》；曰‘廣諡’者，約所撰也；曰‘新諡’者，琛所增也。”據此似沈約撰《諡例》前曾撰《廣諡》。但《文獻通考》同處《六家諡法》條下，引陳氏曰：“《廣諡》，不著名氏。”是宋人所見《廣諡》已不署作者名氏；《六家諡法》則把《廣諡》與沈、賀書並列，蘇洵又說賀氏“好加以已意”；可見《崇文總目》述賀琛書中所稱的“廣諡”，決不是沈約撰《諡例》所取材的“《廣諡》一卷”，而只能是賀氏“加以已意”，給其書所引沈約《諡例》有關內容（即《諡例》中增廣了《周書·諡法》篇的有關內容，其中不少當取自《廣諡》）按上的一種標目，遂可說這些標以“廣諡”之目的內容爲“約所撰也”。[65]

另有一條《廣諡》作者的線索或可註意。《唐六典》一四《太常寺》太常博士條原註：[66]“舊有《周官（勁案：官當作書）諡法》，《大戴禮·諡法》；又漢劉熙註《諡法》一卷；晉張靖撰《諡法》兩卷，又有《廣諡》一卷。至梁沈約總集諡法，凡有一百六十五卷（勁案：卷當作條）。”觀其述“舊有”云云，可與《玉海》引沈約《諡例序》文“《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相證；述“又有《廣諡》一卷”亦與《玉海》引《諡例序》述“又有《廣諡》一篇七十八諡”類同；其追溯漢以來諡法書則止于沈約《諡例》，而不及賀琛之書；[67]所述“張靖撰《諡法》兩卷”，又不錄于《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盛時編成的《古今書錄》，而必另有所據；凡此種種，表明《唐六典》的這段原註，依據的或即沈約的《諡例序》文。則其述“晉張靖撰《諡法》兩卷，又有《廣諡》一卷”，或繫《諡例序》原文有此。而《唐六典》這裏的語次：先述“舊有”的兩種諡法，以下依次述“漢劉熙”、“晉張靖”、“梁沈約”所撰諡法書，似《廣諡》亦張靖所撰。當然，倘以爲《唐六典》的這段註文仍不足以說明《廣諡》作者就是張靖，至少也可據以明確此書爲晉時的作品。[68]

關於“乘奧撰《帝王世紀》”：《隋書·經籍志》及兩唐志的史部雜史類皆錄“《帝王本紀》十卷，來奧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三《史部雜史類》云：“來奧始末未詳。兩唐志俱作來奧，沈約《諡例序》云吳興人乘奧撰《帝王世紀》，其一篇是諡法。按本志傳記篇別有《訪來傳》十卷，來奧撰。則確爲來氏，非乘氏。沈隱侯引其書，則晉宋時人。”劉師培先生《周書補正》卷四，亦以爲《玉海》引《諡例序》文中的“乘奧”當是來奧，“《帝王世紀》”當爲《帝王本紀》。東漢以來古史復興，自西晉受汲冢竹書出土的刺激和影響，又尤多通記古今帝王世繫行事號諡之作，來奧撰《帝王本紀》，當與漢末韋昭《洞紀》、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書爲同類，其大體蓋皆“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69]沈約撰《諡例》既要把西周至劉宋諡號相同的帝王名號，列于“文”、“武”等諡條之下；而來奧書的特異處，則是專設《諡法》篇以記古今帝王諡號，所記又有與它書相異者；遂爲沈約所取材及參考。

關於“舊文”之所指：從《玉海》引《諡例序》兩處提到“舊文”的語意，可斷“舊文”所指，必是時期早於《廣諡》而篇帙有二的一部諡法書。此外，《玉海》五四《藝文部·梁諡法》歷代諡法條引《中興舘閣書目》述沈約《諡例》“唯取《周書》及劉熙《諡法》、《廣諡》舊文”云云，後又述《諡例》“首列《周書》二篇，以熙爲本敘次‘舊文’、《廣諡》及乘奧《諡法》”云云。這裏也出現了兩處“舊文”，其前一處“舊文”似僅泛泛而言，指的是《周書·諡法》篇、劉熙《諡法註》和《廣諡》之文，顯屬《中興舘閣書目》撰者之語。[70]後一處“舊文”則非泛言而爲特指，其所指似也是《廣諡》以前的某部諡法書，與《玉海》所引《諡例序》文提到“舊文”相同。《中興舘閣書目》述《諡例》一書體例必亦據《諡例序》文，是可證《諡例序》原文確以“舊文”特指某部諡法書。

至於其所以僅稱“舊文”而不出書名，想必此書在《諡例序》前面的行文中業已提到，只是由於《諡例序》原來的上下文關係，在《玉海》的摘引或傳刻中已非甚明，這才使“舊文”所指顯得迷離難辨了。今案《玉海》所引《中興舘閣書目》“首列《周書》二篇，以熙爲本敘次舊文”的語意，似已明“舊文”當指《周書·諡法》篇。《玉海》引《諡例序》中的兩處“舊文”，皆與《廣諡》並舉；而《廣諡》全稱既是《廣周書諡法》，亦表明“舊文”確當指兩篇本《周書·諡法》。由此再看《諡例序》前文所提到的《周書·諡法》篇傳本，《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僅有一篇，且沈約似未見此本，也就談不上與《廣諡》的比較；而沈約所稱的二篇一百四十八諡本《周書·諡法》，顯然是南梁流行的“今本”，實無從與《廣諡》並舉而稱“舊文”。這樣排除的結果，“舊文”所指，蓋非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莫屬。且《玉海》引《諡例序》先已云“《周書·諡法一第五十六》、《諡法二第五十七》”，並云此二篇殘缺已甚，其本甚古，直到“劉熙註《諡法》”云云以前，其實都是“沈約案”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篇之語，也都沒有離開過“兩篇古殘本”的話題。同時，即使是“劉熙註《諡法》”一段，其語次也還是在說劉熙註《周書·諡法》篇的狀況；況據前述，劉熙註的底本，很可能就是漢末的“兩篇古殘本”，因而《諡例序》繼而述“又有《廣諡》一篇與‘舊文’多同”云云，正上接“兩篇古殘本”的話題而來。這樣的語次文意，無疑也表明了“舊文”指的是“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篇。

沈約述其取材體例的文字（下）：《諡例》一書的體例

沈約的《諡例》十卷，在魏晉南北朝新出諸諡法書中地位甚高，影響亦大。但由於《諡例》及其序文流傳至宋已有舛佚，《玉海》等書對《諡例序》文的摘引和概括亦多問題，故此書體例究竟如何，今人理解起來已不無難明之處。

《玉海》所引《諡例序》文，在正面交代《諡例》一書體例時先說：“劉熙註《諡法》惟有七十六名，所闕甚多，或有異名殊號，近世所不用耶？又有《廣諡》一篇七十八諡，與‘舊文’多同，時有異耳。約以爲同是一諡而互出諸篇，不相比次，難爲尋覽。”這段文字說的是沈約對其書體例的基本考慮，其大意蓋接前文所述《周書·諡法》篇傳本狀況，謂劉熙《諡法註》和《廣諡》述諡名諡義所出不一，這種“同是一諡而互出諸篇”又“不相比次”的狀況，只能使議諡研諡者“難爲尋覽”。有鑒於這樣的狀況，沈約撰《諡例》一書，便要用適當的方式把本來“同是一諡而互出諸篇”的諡法義例“比次”到一起，以便於“尋覽”。《玉海》引《諡例序》下文便交代了沈約所採用的方式：“劉熙既有註解，時或有所發明，今以熙所撰爲本。又‘舊文’二篇，《廣諡》一卷，悉少拔次第令名相隨，各以其下註本文所出。又自周代以來，迄于宋末，帝王名凡有諡者，並列其人名號於所諡之左方。吳興人乘奧撰《帝王世紀》，其一篇是《諡法》，今採其異者。”這一段問題不少，而仍應參以《中興舘閣書書目》關於《諡例》一書的提要，來加以釋讀。

《玉海》五四《藝文部·梁諡法》歷代諡法條引《中興舘閣書目》：[71] “《沈約諡法》十卷。案約序，《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諡法》、《廣諡》舊文，仍採乘奧《帝王世紀·諡法》篇之異者，以爲此書。首列《周書》二篇，[72]而專以熙爲本敘次舊文、[73]《廣諡》及乘奧《諡法》，各於其下註本文所出。[74]自周迄宋帝王名臣凡有諡者，並列其人名號于左方。今本卷數、存文多舛。”這些文字顯然摘自《中興舘閣書目》對沈約《諡例》一書的提要，而既云“案約序”，說明其無非是對沈約《諡例序》文的概括。

先應指出的是，《中興舘閣書目》末云《諡例》“今本卷數、存文多舛”，說明最晚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間編此書目時，《諡例》及其序文已皆有所舛佚。由於《中興舘閣書目》各書提要常襲仁宗景佑至慶歷年間編撰的《崇文總目》，[75]因而也不能排除《諡例》及其序文早在北宋已多舛佚的可能。這或者就是宋人述《諡例》一書取材體例多不一致的基本原因，也解釋了《玉海》引《諡例序》文語次常斷續難解、“舊文”又指代不明等問題的部分緣由。[76]

比如，《中興舘閣書目》說沈約《諡例》“唯取”《周書·諡法》篇、劉熙《諡法》、《廣諡》和來奧的《帝王本紀·諡法》篇；而《玉海》摘引的《諡例序》文，至少沒有明確提到《周書·諡法》篇。非但如此，今存《崇文總目》對沈約《諡例》一書提要的佚文，如《文獻通考》經籍十五《經部·諡法類》兩處所引，皆說《諡例》“以周公之《諡法》爲本”。[77]但就在仁宗慶曆元年《崇文總目》編成後不久，蘇洵《諡法總論》在論及《諡例》取材時卻說：“約徒得劉熙、乘奧之所增廣，與《廣諡》以爲據依，不聞有所謂‘周公’、‘春秋’者也。”到南宋，羅泌《路史》發揮五《論諡法》指斥蘇洵《諡法總論》之謬，其云蘇洵“未嘗見”三書（指《周書·諡法》篇及單行本《周公諡法》和《春秋諡法》），蓋與洵謂沈約不聞有“周公”、“春秋”諡法，同屬過份之論。但《路史》謂“異時有《廣諡》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說明羅泌對《諡例》是否本乎《周書·諡法》篇亦未嘗清楚。這也說明馬端臨不甚信《諡例》以《周書·諡法》篇爲本，並非偶然之事。凡此種種，顯然都與《諡例》及其序文傳至宋代“卷數、存文多舛”相關。

現在再以《玉海》引《諡例序》及《中興舘閣書目》之文相校：

兩者“自周迄宋……于左方”一段大抵略同；《中興舘閣書目》所述“本文”前，顯奪“下註”二字；又其述“以熙爲本”後有“敘次”二字，而《諡例序》文，則多“悉少拔次第，令名相隨”九字，不過這九字所表達的，概括起來也就是“敘次”的意思。這些都沒有什麽問題。但《玉海》引《諡例序》述其書“以熙所撰爲本”，引《中興舘閣書目》述其“首列《周書》二篇，以熙爲本”，而上引《崇文總目》所錄《諡例》提要佚文則述此書“以周公之《諡法》爲本”。三者所述，顯然是理解《諡例》一書體例的關鍵，卻皆有所出入，那麽到底《諡例》所敘以何者爲“本”呢？

今案《崇文總目》和《中興舘閣書目》的編撰者，皆得見《諡例》十卷，故前者述此書“以周公之《諡法》爲本”，與後者述其“首列《周書》二篇”，倒未必是《諡例序》原文有此，而是兼據《諡例》內容及其序文而提其要，兩者的意思顯然是一致的，且要比《玉海》引《諡例序》斷續難明之文說得更爲準確。由此看來，《諡例》一書體例，正有可能以《周書·諡法》兩篇爲全書之本幹，再採其他各書有關內容爲其枝葉。況《周書·諡法》篇在漢魏以來議諡論諡時，本就具有其他各書難以比擬的地位；沈約《諡例序》的前文，又特別介紹了當時《周書·諡法》篇的傳本情況；再考慮沈約此書輯集歷代帝王凡有諡號者，已定下了“自周氏以來”這個時間上限；則《諡例》一書，不僅必當取材、恐亦不能不取本乎《周書·諡法》篇。對此，似乎不能因宋人據已有舛佚的《諡例》及其序文，甚或未讀《諡例》僅據其序而導致的意見不一，而徒生懷疑。

接下來，《諡例》所列的又是哪一個兩篇本《周書·諡法》呢？在《諡例序》前文提到的《周書》傳本中，“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已止有上篇十餘諡和下篇的第目，這個本子名雖存二而篇實剩一，“首列《周書》二篇”斷不會指它。[78]因而《諡例》可列以爲本的，就只有其序文談到的“今《諡法》二篇一百四十八名”本了。沈約撰書既是要總結以往的諡法，更欲便今後所用，就不能一味向古，故其取當今流行又完整無缺的兩篇本《周書·諡法》篇列於《諡例》書前，以爲全書的綱領，再在其各條內容之下繫以古本和前人的有關義例，正是一種兼綜今古而著眼於實用的做法。若其一方面在《諡例序》中提到了今流行本的情況，卻棄之不顧，而竟以僅剩十餘諡的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列於書前，那就尤悖於情理了。

明確了《諡例》首列“今兩篇本”《周書·諡法》以爲全書大綱後，《玉海》引《中興舘閣書目》再說“以熙爲本敘次‘舊文’、《廣諡》及乘奧《諡法》，各於其下註本文所出”，意思就十分清楚了。所謂“以熙爲本”，指的是《諡例》在南梁流行的兩篇本《周書·諡法》各條之下，再分別繫以劉熙《諡法註》及“舊文兩篇（兩篇古殘本《周書·諡法》）”、《廣諡》一卷和來奧《帝王本紀·諡法》篇的有關內容時，又是以劉熙《諡法註》的各條註解爲綱的。由此再看《玉海》引《諡例序》曰：“劉熙既有註解，時或有所發明，今以熙所撰爲本，又‘舊文’二篇、《廣諡》一卷，悉少拔次第，令名相隨……。”其謂“今以熙所撰爲本”，當然不能指並非劉熙所撰的《周書·諡法》篇之文，而只能指劉熙對之“有所發明”的註解；但註解顯然是無法替代正文，首列於《諡例》以爲全書綱領的，而只可在繫于正文之下的有關內容中充當其“本”。又所謂“悉少拔次第以名相隨”的“悉”，亦透露《諡例》一書中，劉熙所撰及“舊文”、《廣諡》等書的有關內容，皆已被繫于南梁流行的“《周書》二篇”各條諡名之下（“以名相隨”），也就不能不服從於此，而適當變動其原有的行文次第（“少拔次第”）。至於《玉海》引《諡例序》文所以未述“首列《周書》二篇”，且其“今以熙所撰爲本，又‘舊文’二篇，《廣諡》一卷”云云，語次亦有滯礙難明之處，則恐與《玉海》的摘引及傳刻問題有關，又尤其是宋代《諡例序》文已有舛誤所致。

質言之，對《諡例》一書體例，比較《玉海》引《諡例序》及《中興舘閣書目》所述，後者顯然要更爲準確。而兩處的“以熙所撰爲本”，其實都是說劉熙的《諡法註》文，在《諡例》一書中相當於漢魏以來儒經註疏的“註”；而沈約所採其他諡法書的有關內容，包括其所輯西周至劉宋帝王凡有諡者的名號，則被視之爲“疏”；註爲本，疏爲枝，疏不破註，故云“以熙所撰爲本”。劉熙註七十八諡底本最古，註解又多發明，以之爲“註”，可謂得當；而註、疏皆須服從於“經”，對《諡例》來說，這自然就是《周書·諡法》篇之文。由此已可明確《諡例》一書體例，蓋以南梁流行的兩篇本《周書·諡法》爲綱，在其開篇語及一百四十八諡各條之下，皆分別先出劉熙對之的註解，順便帶出南梁尚存的“兩篇古殘本”之文，再附入《廣諡》的有關內容，最後附以沈約所輯歷代帝王曾用此諡者的名號，兼採來奧《帝王本紀·諡法》篇之異者。因而沈約《諡例》一書體例，既仿漢來儒經註疏之體，又採佛家合本子註之法，而兼有註解辭義、校訂文本、增廣異文，補充故實等項功用；宜乎鄭樵稱其“博採古今，詮次有紀”，[79]可謂整理《周書·諡法》篇之功臣，集漢末至劉宋諡學之大成矣。

原载《文史》第七十辑，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