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崔昂传》载北齐初年立法之况：天保元年，“诏删定律、令，损益礼乐，令尚书左仆射薛淑等四十三人在领军府议定。又敕昂云：‘若诸人不相遵纳，卿可依事启闻。’昂奉敕笑曰：‘正合平生之愿。’昂素勤慎，奉敕之后，弥自警勖，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1]其述四十三人与议，增损十有七八，是北齐法律所以明审简要，影响深远，[2]关键盖在此时。然诸史载其事颇与《崔昂传》出入，要者如：

　　《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此但言《麟趾格》而不言修议律、令。

《北史·齐文宣纪》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曰：“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群官可更论讨新令。未成之间，仍以旧格从事。”此前半段与上同，而令群官论讨者则为“新令”。
　　《隋书·刑法志》：“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是时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以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此则先曰始刊定《麟趾格》，后曰始议造齐律；且“其决狱犹依魏旧”一句，与前引《北史》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仍以旧格从事”相应；两者似属同一过程。
　　以上与《崔昂传》所指显为一事，而所载天保元年诏群官修议者，皆仅及一二而不及其余，尤其述修《麟趾格》与修律、令文意不清，这就产生了一系例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往有关北齐立法和《麟趾格》的文著中并未涉及，[3]却与确定《麟趾格》的性质，及其在南北朝到隋唐法律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地位甚有关系，遂有必要述论其要。
　　首先是当时所修议者为何？案《北齐书》与《北史》载文宣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皆凿凿言《麟趾格》之“犹未尽善”，参以《北史·李灵传》附《李浑传》：“天保初，文宣以《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棱、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是《麟趾格》必在当时“论究”之列。又《隋书·刑法志》已言此举实因张老上书请定律、令而起，且《北齐书·儒林刁柔传》：“天保初，参议律、令”；《魏收传》：天保八年，“复参议律、令”（此“复”字正因收天保元年已与李浑等参议律、令而书）；是律、令固皆齐初所修议者。另《崔昂传》既载“删定律、令，损益礼乐”，《刁柔传》载柔参议律、令时，据礼制论列五等爵邑承袭次第，可见齐初修议律、令必与礼制相关连。证以《北齐书·儒林李铉传》：“天保初，诏铉与殿中尚书邢邵、中书令魏收等参议礼律”；《北史·李顺传》附《李希礼传》：“与邢邵等议定礼律”。是当时礼制之为法律与否容再讨论，而其必在天保元年修议范围之内则无可疑。
　　既然如此，《北齐书·文宣帝纪》诏谓“适治之方，先尽要切”，便有了着落。盖当时所修议者虽遍及格、律、令、礼，而其“要切”，固仅一二端而已。综诸记载，此“要”，当非令、礼而为格、律。令非当时修议之要，可于齐初多循北魏旧制而推知。如《隋书·礼仪志》五载后魏太和、熙平续定辂制，“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损益”。《通典·食货二》田制下：“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诏国子生“依旧铨补”；《孝昭帝纪》皇建元年八月，诏国子寺“依旧置生”；此“旧”，当指《魏书》屡见之“学令”。[4]如此等等，其例甚多。礼制之况亦然。《隋书·音乐志》中：“齐神武霸迹肇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犹未改旧章。”此“旧章”就礼而言，或即魏未永熙时常景、李绘等缉修之“五礼”，[5]东魏天平年间高隆之、李业兴等所续定者。[6]且《隋书·刑法志》载武成大宁元年以来因律、令不成，频加催督而不及礼，《北齐书》载修五礼事集中于天统、武平年间，[7]此亦礼制在河清律、令告成前并非要务之证。是齐初立法重心，实非格、律莫属。则《北史·齐文宣纪》称“论讨新令”为可疑。案其载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论讨新令，未成之间，仍以旧格从事。”《隋书·刑法志》述为：“……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参之《唐六典》卷六《刑部》注：“北齐初，命造新律未成，文宣犹采魏制。”是《北史》所述“新令”当作“新律”，且三者所谓“旧格”、“魏旧”、“魏制”，皆当指东魏孝静兴和三年颁下之《麟趾格》，[8]因其始修于魏末，[9]时值新朝，有待删正而言“魏旧”、“旧格”。然则《麟趾格》实为当时决狱之准。由此，《北史·齐文宣纪》何以言《麟趾格》犹未尽善而命群官论讨者则为“新律”？《北齐书·文宣帝纪》何以言论究《麟趾格》而不及于律？《崔昂传》何以言“删定律、令，损益礼乐”而不及于格？《隋书·刑法志》何以先言刊格后曰造律？凡此种种问题，皆可得而解。盖《隋书·刑法志》既谓“是时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已明齐初立法之要，在于整齐刑律；而《麟趾格》既为兴和以来决狱之准，亦即律外实际通行之刑典；则欲整齐刑律，势须论究“犹未尽善”之《麟趾格》，两者固属同一过程，举此而必该彼者也。
　　故《麟趾格》之究竟，与齐初立法关系甚大。案《魏书·孝静帝纪》兴和三年十月：“先是，诏文襄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北齐书·封隆之传》：“徵为侍中，……诏隆之参议麟趾阁，定新制。……后为斛斯椿等构之于魏帝，逃归乡里。……天平初，复入为侍中，预迁都之议。”两文相参，知《麟趾格》之始修，在天平元年十月迁邺后。[10]或如陈仲安先生前引文所述，以此举为《魏书·出帝纪》太昌元年五月诏“执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之延续，亦无不可。至于其缘起，虽史文隐约，然据《魏书·刑罚志》：“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又《北齐书·邢邵传》载其太昌时与杨愔、魏收奏其时“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而于礼乐则曰未敢”；[11]此法令不恒，事急于刑而亟待定于一途之态，实为太昌元年诏书及封隆之议制于麟趾阁之共同背景。至迁都后民讼殷繁，亟待严治，修《麟趾格》以整齐刑法的用意至为明确。《魏书·刑罚志》后文云：“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洛阳伽蓝记》卷三《景明寺》：“暨皇居徙邺，民讼殷繁，前格后诏，自相与夺，法吏疑狱，簿领成山。乃敕子才（邢邵）与散骑常侍温子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为治本。”是天平元年数十万户狼狈就道仓猝至邺后，民讼殷繁，群盗颇起，别设严制，乃事之必然。故无论其始缘起为何，《麟趾格》至此实为草草迁革之际，狱讼更剧，刑法错杂更甚，亦尤有必要整顿之产物。
　　又《唐六典》卷六《刑部》注：“后魏以格代科，于麟趾殿删定，名为《麟趾格》。”《北史·封述传》：天平中为三公郎中，“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科条即事条，《魏书》中或称“科禁”、“科限”、“科制”等等，既能以格代科，其间自有相通处，故当时之科限事条，常与“条格”、“格制”之类互称；要皆补充性诏条，与律、令相出入，盖《晋故事》之流亚也。其尤显者，如《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十二月：“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继而《高宗纪》和平四年十二月诏：“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此后《高祖纪》上太和二年五月诏曰：“婚聘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靡费之苦。……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先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此三诏针对相同，所定事条则前称“科限”，次曰“条格”而入于令，后言前所定者为“科禁”而著之律、令，最足见后魏此类科格条制之性质。其既出入于律、令，故凡议定律、令，自必取舍乎此而加以厘正。取之者，如太和二年婚丧事条著于律、令，便从属于太和元年至五年定律、令之举；厘而存之者，如《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载“景明以来考格”虽经正始大议律、令而仍沿用于延昌以后；舍而停废者，如《魏书·杨播传》附《杨椿传》载邢峦据“正始别格”奏处椿罪，“世宗以新律既颁，不宜杂用旧制”，诏依律听赎（既称“旧制”，则“不宜杂用”者固当非仅“别格”而已）。又此处所谓“新律”，亦即厘正科条而成且沿用于魏末齐初之《正始律》。《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正始初，诏刊定律、令，永作通式，……（常）景讨正科条，商榷今古，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可证。是当时律、令、科格必已俱得条流，即使所刊定之令并未颁行，[12]其与相应的科格条制的关系，亦必已作调整，不相扦格。故无论太昌初始修，还是天平中续修《麟趾格》时，断无可能、亦无必要取有魏以来全部科格条制加以编纂；邢邵、封述等所增损与删定之科格条制，无非正始以来陆续衍生而“自相与夺”或与律令扦格者而已。[13]
　　再检史载正始以来之科格条制，大略不出二端：一为有司所行之常事，与令相关者。如神龟末崔亮奏准之“停年格”，[14]熙平初卢同奏设之授勋事条，[15]熙平中元澄奏行之地制八条，[16]等等。然此类显非自相与夺，亦不可能与尚未颁行之《正始令》相扦格；其与律则针对不同，关系间接，不致于冲突；且多沿用至齐，[17]当非修撰《麟趾格》所关注及取材者。另一部分则多刑名之条，与律交错；即使与令相涉，当不过《魏书·刑罚志》所载“狱官令”等径关刑制之令而已。正始以来此类事条，如《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十一月“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18]同处又载永平五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肃宗纪》熙平二年五月“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19]又《肃宗纪》载神龟二年九月“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伏诛”，《刑罚志》载其时颁有捉获刘宣明之赏格。[20]迁邺以后，此类事条滋蔓尤甚。前引《魏书·刑罚志》述有司奏立之严制即是也。其下文又载孙腾上言当时“律、令之外，更设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繁。……请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可见此类多与律、令扦格，[21]且《刑罚志》前文既云孝昌以来法令“或宽或猛”、“轻重肆意”，则其“自相与夺”又不待言。故前引《北齐书·封述传》载其删定之“名法科条”，必此之类；《麟趾格》正取材乎此并据正始律文及令之径涉狱者增损而成之刑典。
　　另今存《麟趾格》佚文可坐实者惟有两条，俱见《魏书·良吏窦瑗传》。其载瑗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臣伏读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杀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复之，未得其门。何者？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未必指母杀父止子不言也。……以臣管见，实所不取。……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杀事重，宜附‘父谋反大逆子得告之’条。”据此则《麟趾格》“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与“父谋反大逆子得告之”两条，显为《正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条之体现与补充。[22]是为《麟趾格》与《正始律》相辅而行之明证。且其“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既为《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洛阳伽蓝记》卷三《景明寺》所记《麟趾格》十五篇中，必有《三公曹》一篇。后魏三公曹职掌刑事刑制，故其下格条事关诉讼固理之常。然则它篇之格条又当如何？案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述北魏尚书三十六曹甚详，[23]北齐《河清令》定之为二十八曹则见《隋书·百官志》中，故《麟趾格》必非一曹一篇，若其果以尚书诸曹为目，多如三公曹下当不止六十六条，自可独立成篇；少则必数曹一篇，其诸曹格条之畸多畸少当可断言。此正《麟趾格》非编集百官有司所行常事之科格，而仅摭辑事关刑名者分系于相应曹司名下之证。盖三公曹职掌刑事刑制，故此类格条甚多；它曹所掌户口赋役、禁卫供御等政或与刑事相关而不常相关，故此类格条必少，以至于无法独立成篇。而所以取曹名为篇，则因科格条制本皆有司因事奏准而得确定，故其散之固可如《晋故事》之“各还官府”，[24]集之自可依有关曹司立目。由此亦可见唐格、式以尚书诸曹及秘书、太常等司为篇目之源，实当上溯至《晋故事》，而《麟趾格》虽编目袭此成例，却仅摭辑刑法事条以为刑典，其间尚不可一概而论。
　　据上《麟趾格》缘起、取材及条文分篇之况，则诸史何以在在称其为“新格”、“新制”、“通制”，亦可得其确解。所谓“新”，盖非仅指其新修，亦因《麟趾格》意在整齐刑法，取相关事条编成，虽仍称格而其性质实为刑典，已与以往用途多端之科格大为不同，故曰“新格”、“新制”。所谓“通”，亦非仅指其通行于当时，而指诸科格条制以往皆散于有司，且相对于律、令无非枝末而已，《麟趾格》则已统一编修配而颁于天下，实已与律、令相辅为用难分本末，甚或代律而通行于省府州郡，故曰“通制”。《麟趾格》为刑典既无可疑，则齐初修律势须议格，论格正为修律亦属必然，故《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梁纪·大宝元年》遂兼取《隋书·刑法志》及《北齐书·崔昂传》文而叙其事曰：“齐王初立，……司徒功曹张老上书请定齐律，诏右仆射薛淑等取魏《麟趾格》更讨论损益之。”卷一百六十四《陈纪·天嘉五年》又述“齐显祖命群官刊定《麟趾格》为齐律，久而不成。”已揭齐初议格修律一事两面之意。明乎此，则《北齐书·崔昂传》载其“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正指当时论究以格代科之《麟趾格》而修齐律之举，事与常景修魏《正始律》时“讨正科条，商榷今古”实相仿佛；下文“增损十有七八”，其所针对要亦为律而非令，则北齐律以十二篇易魏律之二十篇当始于此时；而文宣帝敕“诸人不相遵纳”云云，则必因当时与议者邢邵等曾为《麟趾格》之修撰者，帝恐其拘执原格条文而命崔昂“依事启闻”之故。又《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云“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亦正齐初诸事草草而要在整齐刑法，而欲修订新律，自必条流《正始律》与《麟趾格》纲目关系之谓。其它凡史载齐初立法格、律参错、文意不明之处，类可由之迎刃而解。
　　然则《麟趾格》之下落亦已可知。案诸史既载天保元年议格修律而“未成之间，仍以旧格从事”，则当时实有修正《麟趾格》，以便其继续行用至新律出台之极大可能。《隋书·刑法志》载“是时刑政尚新，吏皆奉法”，《北史·崔挺传》附《崔暹传》载文宣时“法网已严，官司难于剖决”，皆当寓有《麟趾格》已经修订的背景在内。故《北齐书·文宣帝纪》述天保元年“论究”《麟趾格》固甚准确；《北史》、《隋书》相应处言为“议定”、“刊正”、“修撰”、“删定”亦不为误。然至河清三年，《隋书·刑法志》载其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告成颁下，[25]“敕士门弟子常讲习之”；“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又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26]是北齐河清所定之法律形式，仅为律、令及取相关科格条制编成以补充律、令之《权令》、《权格》四种。至此，据文宣天保元年八月诏，《麟趾格》充当刑典之历史使命实已被“敕士门弟子常讲习之”的新律取代而自然停废，其有关内容当被采入新律，律所难容而事仍可存者或为《权格》所采。《北齐书·王峻传》载河清四年，峻“坐违格私度禁物并盗截军粮，有司依格处斩，家口配没”，武成帝诏决鞭除名，蠲其家口。此“格”，显指与律并行之《权格》。故《权格》亦可谓为《麟趾格》之余绪。至于《隋书·经籍志》刑法篇所述“后齐武成帝时，又于麟趾殿删正刑典，谓之《麟趾格》”，则与诸史载齐立法之事莫不扦格，其“武成”显系“神武”之误或其“成”字衍，此又不待详辩而可知者也。
　　综上所述：结论有四：
　　甲、齐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诏四十三人所修议者，为格、律、令、礼。
　　乙、齐初立法重在整齐刑律，尤在条流《正始律》与《麟趾格》纲目关系以造新律，而新律之规模略成于此时。
　　丙、《麟趾格》为兴和三年至河清三年与律并行或代律而行之刑典，至河清律、令告成而停废，其具体内容当已体现在《河清律》与《权格》之中。
　　丁、诸史载齐初立法之参错出入，皆当据上述三条加以发明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