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又称家谱、宗谱、家乘、世谱、房谱，一般被定义为记载家族或宗族世系和成员事迹的物质载体，也可理解为家族的史籍。现存的古代族谱多为写本，也有刻本形式。中国族谱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存数量巨大。据《中国家谱总目》统计，截止2008年，登录族谱总计五万余部，是现存古代近代地方志数量总和的近六倍。这些规模浩繁的家谱，虽然包含内容真伪混杂，但经过严谨审慎的考辨，仍能从中提取出相对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因此其史学价值亦需得到充分关注。
族谱修撰渊源有自
族谱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通过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就出现了“口传家谱”“结绳家谱”等世系记载形式，可谓家谱的最初雏形。进入商代，出现了最原始的文字实物家谱“甲骨家谱”。数以万计的商代甲骨中，目前学界公认有三件甲骨上记载了商代家族的世系信息。周代建立了十分严密的宗法制度。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因此国家对于记录血缘亲疏的族谱修撰十分重视，由政府主持编修，并设立了专门的官吏记录和管理各类谱系，谱学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时期。
两汉时期，随着世家大族的形成，谱牒与姓氏之学受到重视，出现了私人修谱的现象。魏晋南北朝形成了较为牢固的世族门阀制度，谱学十分兴盛，杨殿珣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谱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世代修谱的谱学世家也于此时形成。至唐代，族谱修撰达到了新高峰，如郑樵所言：“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官修全国性谱牒的谱学现象，如唐太宗时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玄宗时修成《大唐族姓系录》，等等。而且从敦煌文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天下郡望氏族谱》等谱学著作的残篇。
宋代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发展的分水岭，中古门阀大族逐渐衰落，新型家族组织形式成为社会主体。与此相应，族谱及谱学也发生了变革与转型，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官修公谱的废绝。苏洵在《苏氏族谱·谱例》中言道，“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私修族谱取代官修公谱，成为作谱的主要形式，撰修族谱的主要目的也调整至“敬宗收族”的内部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苏洵创立并提倡的“五服图式”谱法对后世修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后世修撰的体例典范。除谱法严谨精致，欧苏谱法包含的内容也较之过去的族谱更为丰富，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先世考辨、传记、祠堂记等。宋亡元兴，基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诸多变化，元代族谱也出现了新的特色。
元代族谱呈现历史特色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元代族谱是继续在宋代族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后接明清族谱。因此以往族谱学者一般认为元代族谱呈现过渡的形态。这是从族谱自身发展的逻辑上而言，也大致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元代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有着独特的时代特色。与元代的历史大背景相结合，可以看到元代修撰族谱出现的一些历史特点。
首先，元代族谱除了宗谱、家谱等名称外，又有世谱、谱、家传、庆源图、家乘、族谱图、谱牒、谱系、传家录、本支图、支派图、家谱图、世系、世系表、家录、谱略、叙族小录等名称。
其次，在元朝建立和拓展统治的进程中，一批包含多民族成分的政治家族与蒙古上层统治者一同崛起。“国家祖宗临治中原，豪杰率其民庶，奋忠勇、籍贡赋，以自归于天朝。大者数十家，战伐功多，以显著于当时者。”这些自开国伊始就跟随成吉思汗家族南征北战的“豪杰”世家群体，在元朝建立后，依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这些家族对撰写族谱、家谱等家族文献较为热衷。如藁城董氏家族修有《藁城董氏家传世谱》，元明善撰写《董氏家传》，虞集撰《董氏世谱》，汉军世侯家族之冠的真定史氏家族修有《丞相史忠武公家传》。此外，元代四大勋贵蒙古家族之首的木华黎家族修有《东平王家传》，畏吾儿人撒吉思家族修有《高昌偰氏家传》，等等。除“敬宗收族”以外，保证家族血统、传承政治利益、维持政治影响力也是他们修谱的重要原因。
再次，与前代相比，元代族谱形式更为多样，除纸质形式外，刻石修谱也在元代蔚然成风。记录家族世系的“石上族谱”在元代多被称为“先茔碑”“世德碑”“先德碑”“家谱碑”。据日本学者饭山知保统计，现在已知的元代“先茔碑”就超过250通。元代的世家大族也多利用石刻记录家族世系。如前述藁城董氏家族立有《董氏世系图碑》，同出藁城的另一政治世家王氏家族立有《藁城王氏宗系图碑》。元代政治家族的族谱蕴含了较为丰富的元代政治史信息，如族谱所记家族世系以及成员的任官信息，往往可补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
族谱蕴含丰富史料价值
与元代族谱较大的史学价值相比，元代族谱学的研究状况却是“非常薄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现存元代族谱的稀缺性。经学者统计，至今存世的宋元家谱合计仅约20种，其中元代家谱多数为徽州地区族谱，地域集中，所属家族多为地方家族。因此以往涉及元代族谱的研究多依据传世文献中存留的各种族谱序跋进行间接研究。
近年来，随着元史各个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元代族谱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呈现出新气象。一些富有历史价值的元代族谱或相关史料被陆续挖掘出来。如在元史学界比较受到关注的真定史氏残谱的发现，其中包含《史天泽行状》《史天安神道碑》《史枢神道碑》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珍贵史料。一些元代少数民族家族的族谱也被整理出来，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等。纳巨峰的《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一文，依据山东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族谱《忠惠咸阳王赛氏家传》，运用文献学方法考证了赛典赤家族族谱的版本源流，证实其历史真实性，并重点探讨了赛典赤的伊斯兰圣裔世系问题。杨绍固、李中耀的《蒙元畏兀儿廉氏家族新考》一文则以光绪辛卯年（1891）纂修的《廉氏宗谱》为考察对象，补考出了六位廉氏家族成员，增加了我们对廉氏家族的认识。
元代族谱蕴含的史料价值也被逐渐发掘出来，为我们观察研究宋元或元末明初的社会政治提供了新材料。《珰溪金氏族谱》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徽州族谱，其中含有大量元代历史信息。刘晓的《〈珰溪金氏族谱〉所见两则元代怯薛轮值史料》一文，从《珰溪金氏族谱》中发掘出元顺帝时期阿鲁图所领第二怯薛和别儿怯不花所领第四怯薛的轮值新记载，使目前所见的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怯薛史料各达到5条，而元代怯薛轮值史料达到107条，丰富了我们对元代怯薛制度的认识。阿风、张国旺的《明隆庆本休宁〈珰溪金氏族谱〉所收宋元明公文书考析》一文，整理了谱中所载26篇宋元明公文，并利用公文中的新见记载探讨了宋元明公文制度中牒、公据、印纸、令状、宣命、箚付、咨、关、执照、批、敕命、乡试公据的格式特点。该文依据公文相关记载，对元朝元统三年唐其势叛乱问题进行了考证。在此之前，唐其势谋逆一事是否存在，学术界尚无定论。金氏族谱则印证了这一叛乱事件的真实性，为研究元末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提供了新材料。此外，元史资料中向来以元末史料最为缺乏，金氏族谱所收文书中出现了红巾军将领项奴儿等人的活动以及被俘经过的相关记载，这为我们研究元末农民起义提供了珍贵史料。
综上所述，虽然族谱、家谱往往包含不少后人虚构的内容，但其史料价值仍然不可忽视。明清族谱存世数量巨大，其中不乏元代相关内容，需要我们细心考辨，去伪存真。从学术史来看，元代族谱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是元史研究有待深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方能获得一个元史研究和族谱学研究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