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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区古城旧堡踏勘报告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孙靖国

内容提要:

2008年,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组织了对张家口地区十余处古代城址(亦包括与张家口相邻的山西几处古城址)的踏勘和考察,在此基础上撰成此文。文章对桑干河流域的山川河流分布、地貌特征、历代交通路线、城址的外部形态、平面结构、选址特征以及与周边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并指出:由于桑干河流域半农半牧地区的地理特征,导致在历史时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得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不同统治集团所主导的城市建设,拥有迥异的风貌。即使是同为中原农耕王朝的汉、唐、明三代,山后地区的城市选址也各有特色。概括而言,汉代的城址,多位于较大河流的河流阶地之上,周围开阔而城址规模较大;而唐代的广边军、怀安县等城址则选择于山间小盆地中,周围地势狭隘;明代城址规模宏大,但多靠近边境与边墙,与汉代相比,则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着眼。这一差异性体现了城址选择机制中的人文因素。

 

 

关键词:

张家口地区  古城  地理环境

 

Abstrac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styles between cities built by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different ruling cliques in different times, caused by massive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ancient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Sangganhe basin as half-farming and half-animal husbandry area, based on the spot survey on more than 20 ancient cities and castles of Zhangjiakou City,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 Zhangjiakou, ancient cities and castles, geographical features

 

依燕山为界,今天的河北北部和北京市在中古时期习称为“山前”和“山后”两个地区,残唐五代时期,“山后八军”之说屡见于史籍,揆之诸说,八军州指的是妫(治今河北怀来东)、蔚(治今河北蔚县)、新(治今河北涿鹿)、武(治今河北宣化)、云(治今山西大同市)、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州)、儒(治今北京延庆)。此八州都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谷谷地中,恰位于明代内外长城之间,在气候上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区域向寒温带半干旱区域过渡,在经济上属于农牧交错地带。在历史时期,定都中原的农耕王朝与发源于内亚草原的北方民族政权交替统治这一区域。受其经济形态、开发水平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桑干河流域不同时期城市选址与分布格局呈现显著差别,对整个流域的开发及环境变迁都产生较大影响。2008年夏,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组织了对山后地区的系列考察,其中826日至29日集中走访了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怀来、涿鹿、赤城、宣化、张家口、蔚县等地的二十余处古代城址,时间跨度从战国到明清,对桑干河流域的山川河流分布、地貌特征、历代交通路线、城址的外部形态、平面结构、选址特征以及与周边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为以后的研究做出了比较坚实的准备。

此次考察由李孝聪教授主持,孙靖国制定计划,参加者有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岳奇琳、李明喜、席会东、骆文等。

 康庄古城(唐广边军城址)

826日,我们一行从北京出发,在康庄出北京上京藏高速公路,进入河北省怀来县境内,沿途所经桑干河河谷地带,地貌切割破碎;山体多秃山,露出白色岩石,村庄堡寨多位于台地之上。沿途所见墩台多建于路转弯处或台地上,其目的在于便于传递敌情。途经土木乡,因2006年考察过,南墙和东墙保存较好。所以本次只是向北眺望,见土木堡建在一处黄土台地之上,堡侧有冲沟,这种地势导致城堡远离水源,致使土木堡之役明军无法坚守,正如李贤在《古穰杂录》中所记载的:“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已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迭如山”[1]

车辆经沙城折而向东北,此处本为保安州所属民堡,洪武二十五年(1392)修筑,这一代的土著居民在洪武初期被迁往山前的北平府等地,筑堡的同时也是在此处设置卫所的开始,沙城的居民应是从内地甚至是南方迁徙而来的军户。嘉靖十五年(1536),因蒙古俺答汗扰边严重,特在此堡驻军保护边民。1951年,因怀来城(唐妫州城)被官厅水库淹没,县城迁至此处。这一带日照强烈,土壤以沙质为主,故名“沙城”,这种地理环境适合种植葡萄,也是长城葡萄酒厂所在地。只是电视广告里把“桑干”的“干”读成第四声,是错误的,因为“桑干河”的繁体字是“桑乾河”,应读第二声。

由沙城向东北,翻阅大海坨山,即到达赤城县境的雕鹗镇。现在长安岭修通了隧道,不须翻越,近捷了很多,但也就无缘考察位于领上的明代长安岭堡。雕鹗堡地处多个山间谷地交汇处,有渡口,地势开阔,四通八达,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汉代上谷郡东部都尉女祁县具体位置不明,很可能就设在这一带。雕鹗堡今天保存状况不佳,堡门只剩下南门一座,但券洞尚在,目力所及,东边山上有碎石长城。

2008年初,李孝聪教授在雕鹗堡西1000米,今赤城县康庄村所在地以东200米处,353省道北侧,发现一唐代城址。此次考察确认此城址为一长方形,略向西北倾斜,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80米,周长约为360米。城址为两重结构,城中西南角有小城。外城西南角夯层厚分别25厘米、30厘米、20厘米,残高292厘米;郭城北墙完整,夯层2324厘米,北墙外有壕沟。

图一

康庄古城残墙

 

此城处于由今龙关镇至雕鹗堡的山间隘道上,城南原有一条东流的河流,名红河,历史时期无论是商旅还是行军都应沿此河谷而行。城址东侧即为雕鹗堡隘口,向北沿白河河谷可达独石口,向西经龙关可至宣化盆地,向东南沿白河可抵今延庆县境,这样一个三岔口的交通位置,相当重要,所以此地历来就是中原王朝不可不防的要地。但由于地势狭隘,无法发展可资支撑治所城市的一定规模的农业,使得无论是西汉的上谷郡东部都尉驻地女祁县,还是明代的雕鹗堡,其主要功能都属于军事据点。城址北1900处为明夯土边墙,城墙基厚185厘米。明长城东接有一道碎石长城,沿山脊东北延伸。

从现存史料来看,此城最有可能是唐代的广边军城。《通典·州郡》记载:“妫川郡,……北至张说新筑长城九十里”[2]。《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怀戎……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又北有广边军,故白云城也”[3]。唐长孺因为《新唐书·兵志》未收广边军目,所以推测该军的“当是肃宗以后增置”[4]

《武经总要前集》记载:“按《皇华四达记》,妫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5]。严耕望推测《皇华四达记》为唐贾耽书[6]。若此论不谬,则可以认为这段材料反映了唐代的情况。又《太平寰宇记》记载:“妫州,……北至张说新筑长城九十里,又云至广辽城旧名白云城一百八十里”[7]

《资治通鉴》记后梁乾化三年(913),李嗣源与高行周追元行钦,至广边军,胡三省引宋白注曰:“广边军在妫州北一百三十里。高行周兄弟本贯广边军窠村[8]

从上面五则材料,我们大致能得出广边军城定位的几个重要坐标,也就是妫州城(明清怀来县城)北九十里为张说所筑长城,北一百四十里(或一百八十里、一百三十里)为广边军城,广边军城东北五十里为赤城。古籍中里数不必细究,重要的是方位,也就是说,广边军城在妫州城的东北方位,张说长城与赤城之间。

张说长城的具体位置,史无明载,今长安岭上,有一道石砌的长城,东西走向。永乐十年八月己未,“敕边将:于长安岭、野狐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堑,以防虏寇”[9]。这道石砌长城今天仍在,但由于石砌城垣不似夯土城垣可清楚辨识其形制与年代,颇疑张说长城或在此处,永乐石垣在此基础上修缮,聊备一说。

高行周兄弟的故乡广边军窠村是另一个重要线索,《旧五代史·高行周传》曰:“(高行周)生于妫州怀戎军之窠里[10],《大明一统志》记载:“雕鹗堡,在宣府城东北一百七十里,本元云州之窠,本朝初置浩岭驿,宣德中筑城堡”[11]。元代的云州即今河北省赤城县的云州乡附近,而明代修筑,至今沿用的雕鹗堡(今赤城县雕鹗镇所在地)就应是在元窠村的基础上修筑的,若此窠即五代的窠村,而窠村的位置没有改变,就是宣德年间修建的雕鹗堡或其西南不远的小雕鹗村的话,那么广边军应该在今雕鹗堡附近。

综合上述的考察结果和微观地貌环境的分析,该城址很可能就是唐广边军城。

 云州堡

由雕鹗沿241省道向北,至兴仁堡处地势豁然开朗,属于白河河谷宽敞处,故赤城县坐落于此。赤城最早见于史籍,是《水经·沽河注》中记述:“沽水又西南,迳赤城东。赵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为燕所败,退保此城”[12]。据《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发生在后赵建武九年(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13],北魏登国二年(387),道武帝巡幸至此[14]。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15]。明代赤城堡筑于宣德五年(1430),周长3148[16],清代设县,现城垣已不存,代之以大大拓展的街巷,能证明其古城身份的,只有矗立于县城中心的鼓楼。

由赤城向北,地势又复狭窄细碎,15公里左右到达云州堡。《大明一统志》记载:“云州堡在宣府城东北二百一十里,古望云川地。辽开泰中置望云县,金属奉圣州,元于县置云州,后废县。本朝初置云州驿,宣德五年,于河西大路筑城堡,分兵守备”[17]。而《辽史·地理志》:“望云县。本望云川地。景宗于此建潜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绍国统,号御庄。后置望云县,直隶彰愍宫,附庸于此”[18]

由此可见,今天在白河河西大路上所见的云州堡,是明代宣德五年(1431)所筑,并非辽代围绕景宗潜邸所形成城镇的望云县城。而《大明一统志》强调在“河西大路”筑堡,也证明原县城不在河西。

据今天考古工作者的报告,望云县遗址位于云州东南,北沙沟正西1000米处,北倚山,南临沙河,坡地,长500米;宽750[19]。但在实地考察时并非发现城址痕迹,或者是因为辽代并未筑城的缘故?而《中国历史地图集》错误地将望云县城置于白河以西,今日云州堡的位置上[20]

今天的省道紧贴西侧陡峭山峦与云州堡西墙,而县道则在村中穿城而过。云州堡堡墙今日尚存,但有相当部分已经坍塌,尤以东、南两道堡墙为甚。就西、北堡墙而言,宽处尚可达4米左右,狭处不足1米,甚至断续,无法在其上通过。西南角还保留角楼的残基,西、北堡墙还能找到马面的痕迹。堡墙包砖今已不存,据当地耆老证言,系文革时乡民盖房全部取走。在堡墙上眺望,堡中村落排列整齐,依稀可辨明代卫所营房的痕迹。

云州堡筑于宣德五年,周长3158步,开二门:东称镇清,南称景和[21],今天的云州堡,是东西长南北短的矩形,县道在堡的右侧穿过,在堡的东南墙外有一街区。县道所经南门应即原南门,后形成关厢地带。

据当地耆旧回忆,当年云州堡有许多古庙:菩萨庙、火神庙、老爷庙、财神庙、三圣庙、龙王庙、二郎庙、真武庙、城隍庙、马神庙等,可见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之繁盛与驳杂。后三座寺庙更是具有明代特色,带有官方色彩的祭祀场所。

图二

云州堡北墙

 独石口城(明开平卫城)

从云州堡向北,一路两侧山峦高耸,白壁千仞,建国后修筑的云州水库大坝恰将峡谷卡住。再向北为猫峪村,明代称猫儿峪,筑城驻兵,今天的堡墙大多已不存。其东侧,清泉河南流汇入白河,河床宽广,冲沟很深,当时天将大雨,远山含黛,令人难忘。成一农曾撰文指出在二河交汇处,有北魏御夷镇城遗址[22],因行程关系,未能考察,深以为憾。

继续向北,到达独石口城。

独石口本无城,洪熙元年(1425)十二月,阳武侯薛禄奏备边五事,指出:“环州、威虏诸堡正当冲要,而地远势孤,若仍修筑,工费浩繁。开平官军家属众多,月给为难,宜于独石筑城,毡帽山塞关,移置开平卫于此,俾其人自种自食”[23]。宣德五年(1430),将开平卫迁到此处,“初,筑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城堡完,……以兵护送开平卫、所印信及军士家属,置于独石等城堡,且屯且守”[24]。开平卫本为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明代前期在此建卫驻军,作为经略北疆的据点,但由于气候寒冷,补给线过长,所以内缩到独石口所在的白河谷地,当地虽然土壤硗薄,但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农耕生产,保障当时军士及家属的需要。

图三

在独石城北山上烽燧处向南俯拍

 

独石城是卫城,但“北至边墙十里”,之间并无城堡,卫城与长城如此接近,宣大二镇只有开平卫与大同右卫,可见这一段长城关口的重要性。顾祖禹评论道:“《边防考》:‘宣镇三面皆边,汛守特重,而独石尤为全镇咽喉。其地挺出山后,寇犯宣、蓟,往往出没于此’。土木之变,议者欲弃独石不守。于忠肃曰:‘弃之,不独宣、大、怀来难守,即京师不免动摇’。于是命将出龙门,克复旧境,寇始不敢为大患。时科臣叶盛亦曰:‘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朔骑何以薄都城’?盖以独石城为藩篱重地也。盖京师之肩背在宣镇,而宣镇之肩背在独石也”[25]

从卫城所处的微观地貌来看,独石、猫儿峪、云州、赤城等城堡都处于崇山之中的白河狭窄河谷中,蒙古军队入犯自然也要沿此河谷南下。嘉靖《宣府镇志》记该城实有官军四千三百四员名[26],《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为二千九百七十二员名。如此庞大兵力,其作用不可能仅仅为保障交通路线,保护附近军民及其财产,甚至也不可能单纯为“应援”他处,而应该是据守此处的白河河谷隘口。正因如此,独石城址选择在白河河道变阔处,西沿白河,东沿另一条河流(不知名),将白河河道占尽,由于白河西岸地形狭窄,紧挨山峦,不利大规模行军,所以外敌南犯,必须要攻克此坚城才可保障其顺利进军。独石城东北方向,沿河谷直通另一长城关口——栅子口,所以将卫城修筑于此处,是最大限度发挥大规模城堡阻遏敌军前进功能的例子。从白河河谷的长城关口——北栅子,直到云州堡,沿途白河谷地中,能容纳如此规模城堡的,也只有此处。

正因为卫城必须选址于此地,所以两条河流约束了城堡的形制,出于更好地限制敌军活动空间的目的,独石城的东西两道城垣都贴着河流修筑,所以形成了梯形的形状。卫城规制相当恢弘,周长912步,城楼4,角楼4,城铺8

也正是因为独石城的北城墙切实要发挥阻遏敌军的功能,所以卫城只设三座城门,“东曰常胜,西曰常宁,南曰永安”[27],城门是城墙防御最薄弱之处,而北墙无河流可资防守,所以不设城门。需要指出的是,宣大二镇城堡多不开北门,但只有此处是切实能发挥军事作用的,其他小城堡不开北门的意义不能与此一概而论。也正因为建城之时未设北门,所以城内的十字型街道本来是垂直相交,但到今北墙豁口以南不远处却转向西北,这自然是后世为交通方便计而自发形成的路线。若建城时便规划好北门,则交通道路一定是出北门后才会发生偏转。

今天的白河河水已经不多,但河床宽畅,可见历史时期水量不小。就此次考察所见而言,独石口城南墙、西墙、北墙相对完整,东墙已经毁弃殆尽。西墙城砖损毁严重,南墙保存尚好。西门外瓮城夯土城墙保存完好,但包砖已不见。

由独石口城折而南返,在公路西侧,卓尔耸立一块巨石,石上古树参天,被称作“独石”,即独石口城得名之由来。此石最早记载,见于《水经·沽河注》:“(大谷)水发(御夷)镇北大谷溪,西南流,迳独石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28]。现场测量,独石底部周长大致为80米,高9米左右。

图四

独石

 

独石附近有碑碣多座,可辨者有“独石新□东岳庙记”、“重修玄帝庙□□碣记”等,可知独石周围有寺庙多座,另石上本有亭,但都在文革中被毁。

离开独石,顺原路返回,过赤城,走112国道向西,到郑家庄,两侧台地、山地增多,路开始变窄,在沤麻坑折向南,至大岭堡一带地形破碎,道路狭窄,两侧山体逼视道路。到三岔口,此处西接龙关,东通雕鹗,东北抵赤城、镇宁,所以在其北修筑长城一道。

再向西,过八里庄,地势豁然开阔,形成一个小小的群山中平川地带,向西北有路通向坝上,西南接宣化,交通便利,故唐代在此设龙门县,明代设龙门卫,清代改为龙门县,民国时因与广东龙门县重名,改名为龙关,1956年撤销,现为赤城县龙关镇。龙门城“周四里五十六步,高三丈五尺”[29],南侧依山而建,西、北方向都接近山峦,只东北比较开阔。东、南两道城墙保存较好,北墙虽然基本可以连续,但有多处豁口。城墙包砖除少数被居民院落圈入处外,基本都已无存。今天的龙关镇,街区已经大为扩展,但街区仍然以明清时期十字街为基本骨架,街道沿城墙外侧展开。有一条冲沟,由城南山上而下,迳城东郊,绕北城墙向西北而去,形成天然的屏障,扩展的东关和北关街区都受到此冲沟的限制。

图五

龙关城北墙

 

由龙关取道西南,经过一段山路,进入宣化县境内,在李家堡,地势重新开阔,出现又一块山中谷地,所以明代在此修建的赵川堡规模较大,周长超过四里;到宋家营,就进入了洋河谷地,土地平衍,人烟稠密,与赤城的景象颇为不同。当晚在宣化住宿。

 新平堡

827日,考察队从宣化出发,宣化城西门——大新门的城墙、城门为近年新筑,规制宏伟,但构件颇新,未能复旧如旧,是一大遗憾。

由宣化向西,开往柴沟堡方向,沿西洋河向西行进,经东洋河大桥,过柴沟堡,见路北群山连绵,山上长城与山间墩台清晰可见。继续西行,经过西洋河干涸河床,在马圈湾一带,见到有成片的台地。由柴沟堡向西,一路所见,多为带“湾”与“滩”字的地名,可见历史时期洋河漫流的情况。

进入山西境内,路边可见的边墩数量多起来,西洋河河道宽广,但今日大部分已经干涸,露出河床。明代的边堡多选择在河北,如宣府的西阳河堡和大同的平远堡、渡口堡等,边堡城选址主要考虑水源和交通,扼守连接北方边墙的交通要道。明代在此处修筑了两道边墙,一道沿山根修筑,另一道沿山巅修建,当地习称“二道边”和“头道边”,远远望去,依稀可见山上蜿蜒的边墙。在西洋河北岸,由近及远,地貌由黄土台地过渡到连绵的冲洪积扇,山脚墩台密布,西侧河流下切很深。在途中,见到在西洋河北岸,有一座已经被废弃的古城,城址规模不大,毗邻西洋河,因行程所限,未能前往踏勘,与明清资料比对,亦未有符合情况者,很可能是平远堡所属的哨堡,在实地踏勘之前,姑且存疑。

中午,考察队到达天镇县新平镇,也就是明代的新平堡,设新平路参将驻扎,辖新平、平远、保平、桦门四堡,此四堡设置很晚,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为对付因“俺答封贡”而导致的边疆危机,控制西洋河交通要隘,特地修建边墙,收到了“北直与宣镇西阳河相接,境土加多,夷酋远徒,其为计诚得矣”的效果[30]

新平堡北面洋河,南越群山与天镇相隔,自南向北向西洋河河谷倾斜,位于西洋河的河流阶地上,堡城北墙和东墙,恰压在阶地边缘。近年来在新平堡东墙附近发现汉代城址,按《水经·水注》记载,延乡水“出县西山,东迳延陵县故城北”[31],延乡水即西洋河,如不谬,很可能即延陵故城,说明在这一区域筑城,此处为最佳位置。

新平堡亦筑于嘉靖二十五年,隆庆六年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三里六分[32]。就考察队所见,新平堡城墙基本完好,但大多只余夯土,且多有坍塌,或被居民取走。新平堡有东北二门,北门镇虏门门楼已不存,但部分包砖和拱券仍有保留。

图六

新平堡北门(镇虏门)

 

与大多数边堡相同,新平堡也采用正方形城堡,内有十字街交叉的规划方式,十字街中心为鼓楼,名“镇边楼”,上有玉皇阁,下有一道匾额,上题“代郡延陵”。鼓楼既是全城的交通枢纽,又是全城的制高点,军事意义十分重要。鼓楼上建玉皇阁在明代也非常普遍,今天山后地区的很多城堡鼓楼已经被拆除,新平堡鼓楼显得尤为珍贵。

城中有一座古宅第,坐北朝南,进门有一道影壁,左右道路分别连通一座四合院。至今保存状态尚好,砖雕、纹饰都相当精美。据当地耆宿讲述,此乃明代总兵马芳宅第。按《明史》本传,马芳为蔚州人,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间曾任参将,后先后任宣府、大同总兵 [33]。如此说不谬(《天镇县村镇简志》亦录此说),则马芳应任新平参将,此宅为他任职期间所居住。或者说,这宅第就是参将住宅,只是历任参将中,以马芳功名最著,所以故老相传为马总兵宅。

 新平堡水上长城

下午,考察队离开新平堡,向西前往考察新平堡所辖长城,一路两旁墩台密布,长城在新平堡西一公里,其南已形成村落。城墙南北走向,夯土筑城,未见包砖痕迹,夯层厚20cm17cm,长城已被西洋河截断,岸北长城依山势蜿蜒盘旋,山脚下墩台极密。目视所及,似北岸边墙向西亦有延伸。

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新平堡西至本堡边墙二里,则此段长城正是嘉靖二十五年所展筑的新平段边墙。由于当时蒙古军队侵边严重,多次深入山西腹地,甚至京师亦不得不屡次戒严,为填补宣府、大同二镇的防御体系空白,防止蒙古军队沿西洋河东进柴沟堡与万全左卫等地,明朝特地在此修筑了少见的跨河边墙。

在边墙东有堡城一座,很可能即明代新平堡马市(毗邻村落名西马市,应系与柴沟堡马市相区别)。其西边墙外有空心敌台一座。河南岸段城墙GPS定位为北纬40°39.622,东经144°03.620,海拔3553英尺,高坡海拔3600英尺,公路3550英尺。

图七

新平堡图(引自《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图八

新平长城与西洋河河床,左侧为马市堡

 

图九

边墙东侧马市堡

 九王城

828日,考察队由张家口出发,取道110国道,在万全县城处折而向南,拐上207国道。万全县城原在明代的万全右卫城,位于山前冲积扇的扇顶位置,靠近边墙,亦“坐设平川”[34],“东北面河,西南平坦”[35],具有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宣统元年(1909)京张铁路竣工后,万全城由于远离铁路,重要性逐渐降低,先是一度把县城位置让于张家口,最后在1983年,万全县城迁徙到有铁路经过并设站的孔家庄。孔家庄在洪积扇扇缘上,洪积扇从西北向东南分布,洪积扇黄土很薄,下有鹅卵石。

汽车通过洋河大桥后,向东拐向尖台寨村,沿途从河漫滩上升到阶地上,最终到达位于尖台寨北50米处的九王城,呈垄状土堆。

GPS从西向东实测五点:

第一点北纬42236,东经11444.109,海拔2256-2257英尺。

第二点4042.237,东经11444.118,海拔2264-2265英尺、

第三号北纬4042.239,东经11444.137,海拔2257英尺、

第四点北纬4042.230,东经11444.142,海拔2257英尺。

第五点北纬4042.241,东经11444.150,海拔2253-2254英尺。

九王城遗址地势平坦,坐落在洪塘河、南洋河交汇处。东距洪塘河300米,北距南洋河500米。城址面积750,000平方米。《大清一统志》记载:“九王城,在怀安县旧万全左卫北五里,相传辽筑,遗址尚存”[36]。文物普查时认为是汉代城址[37],但尚未最后认定。

据实地考察时测量,遗址夯层厚1718厘米,北端的烽燧夯土上层厚20厘米,下层厚910厘米,烽燧土围夯层厚30厘米,对比明显。又在烽燧下发现有考古探方,地面到砖层99厘米,地表到生土层135厘米。九王城遗址的东南500米处即为刘家堡汉墓群,封冢高大,应是附近有较大聚邑的旁证。综合各种迹象分析,九王城遗址下层应为汉代夯筑,后代可能在其上有过建筑,但具体年代无法确定,烽燧则为明代无疑。

城址位于洪塘河东侧,河流发源自山西省天镇县辉窑沟村,上游称水沟口河[38]。根据《水经·㶟水注》记载,雁门水“又东迳三会亭北,又东迳西伺道城北,又东,托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苇壁北,东迳阳门山南托台谷,谓之托台水。汲引泉溪,浑涛东注,行者间一十余渡,东迳三会城南,又东迳托台亭北,又东北迳马头亭北,东北注雁门水”[39]。雁门水即南洋河,而托台谷水路线与洪塘河相符,应即洪塘河,但所记几座城址并无与九王城地理位置及其与洋河、洪塘河之间方位关系相符者,很可能同属于汉代的乡亭城邑,但名称无法确定。

图十

九王城残墙

 旧怀安城址

由九王城上公路向南不远处是怀安县左卫镇,即明代的万全左卫城。考察队从北豁口进城,一路所见,包砖已不见,只余夯土城墙。出南门,一路上坡,可见南城压在台地边缘下。在城外环顾周围地势,东南、西南两侧有山,正北、东北、西北三面被洪塘河环绕,两山夹河谷,上有河漫滩、阶地,侧阶地逼视道路,地势狭隘,应该是清代以来没有在此地设县的缘故。

沿207国道继续向南,途径夏家屯,见到路西侧有堡城,但村民屋舍已大大超出于堡外。在夏家屯南,道路陡然狭窄,右有大山,黄土台地逼视阶地;左为洪塘河,在其河流阶地建有烽燧。从太平庄开始,道路逐渐开阔,牛家庄附近修有水库,河水较丰沛。在头百户镇左转下公路,过洪塘河桥,在此处亦见路右侧有墩台,经耿家屯汉墓至旧怀安。

旧怀安村坐落于洪塘河东南,又有一条不知名河流北流,在旧怀安西侧流过,汇入洪塘河。村落距洪塘河及其上述支流极近,根据Google Earth定位数据测算,距洪塘河干涸河道约900米。村落建在二级阶地上,与周边河漫滩形成明显对比。

在阶地上座落着一个正方形的堡城,城墙的形态非常明显,在整个村子的低矮建筑中显得高大突出。除南墙已当然无存外,其它三道城垣都基本完好。东墙夯层厚23厘米,间层为砂石,夯层间极少陶片。今天旧怀安村的村民居住在堡城内,当地老人称这些城墙为“堡墙”。居住区向南扩展,形成倒“凸”字形,则南墙应为后世居住区扩大时拆掉。对照《怀安县志·堡寨》对此城的描述:“治城正东十二里,长方形,周三里,高三丈,厚三尺,有一门,破坏,有一百零五户,土筑”[40],此城应该是明清时期的村堡。

考察队在东墙GPS定位北纬4031.342,东经11433.397,海拔3302英尺;东北角堡墙中部GPS定位北纬4031.544,东经11433.411,海拔3142英尺。

在此堡城北,由东墙延伸,有一段残留城墙,残高3米左右,夯层厚1617厘米。城墙压在二级阶地东缘,整个二级阶地上(应为城内)遍布陶片,夯层内夹杂陶片和瓷片。东墙北端残迹位于村北二级阶地向西北转弯处,根据Google Earth测算,长约100米。据对承包遗址农田的村民的走访,东墙还要向北延伸。

城墙东南角地表GPS定位北纬4031.574,东经11433.368,海拔3153英尺,东墙残墙最北段GPS定位北纬4031.611,东经11433.348,海拔3146英尺,城北侧一级阶地海拔3116英尺。由于正值夏季,农作物稠密,加上日久风化严重,所以无法判断北墙的位置,进而判断城址的形制与整体情况。

通过与文献的比对,可以推知,在旧怀安村所在的阶地上,有三座不同时期的城址,除今天村民居住的清代村堡外,还叠压着汉代与唐代城址。

第一个是汉代城址:根据张家口地区文化局于1985年与1986年夏秋之季的文物普查工作结果,该城的年代为战国至汉代。城址呈长方形,东西170米,南北300米,夯筑,面积为51000平方米[41]。城址西南600米处,即为耿家屯汉墓群,封冢高大。因为无法与《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中的汉县对应,所以刘建华将这座城址列为“军事城堡”级别[42]。如前所揭,洪塘河即托台谷水。从方位来看,上面提到的托台谷水所经过的几个城址中,与旧怀安城址最相符的,应是“托台亭”。

第二个是唐代城址,《辽史·地理志》载:“怀安县。……高勋镇燕,奏分归化州文德县置。初隶奉圣州,后来属”[43]。按高勋任辽南京留守是在应历(951年九月~969年二月)初年的事,那么怀安县的设置时间就应该是辽代。《读史方舆纪要》否定了这种观点,顾祖禹的依据应该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新州,领县四:永兴、矾山、龙门、怀安”[44]。据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分析,《新唐书·地理志》中政区沿革当以天祐(904907)为准。按新州置于光启(885888)中,后唐同光二年(924)升威塞军[45],作为燕云十六州之一被割让给契丹,辽太宗升为奉圣州。《辽史》舛误实多,汉夷舆县城在今延庆旧县古城村,怀安县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其县境范围内。但不能据此否认所有材料,如果《辽史·地理志》所载高勋设县一事确实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新州置于唐光启中,而怀安县则设于辽应历中。抑或唐末设怀安县,辽省废,高勋复置?

关于怀安县的位置,嘉靖《宣府镇志·城堡考》载:“怀安旧城,在今怀安卫直东二十余里,遗垒尚在”[46]。《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怀安旧县在今怀安县东。……《旧志》:怀安故城在今怀安县东二十里,明废县为卫,移今治”[47]。乾隆《怀安县志·古迹》记载相同,并明言“怀安故城,县东二十里,相传唐时旧县,遗址犹存”。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皆筑城,置兵屯守”[48]。按《嘉靖宣府镇志》,怀安城“洪武二十五年筑”,可见这一年所筑的怀安卫城,就是今天的怀安城,辽金元的怀安县城已经被废弃。旧怀安村就在怀安城东北十公里左右,辽金元怀安城应该就在旧怀安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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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辽怀安县城东墙

 

这道残墙,则应是唐辽时期的建筑,从城垣的走向和夯层内密布的陶片上来看,该城应该是叠压在西汉的托台亭城之上,并在汉城的基础上翻建的。而且,明清的村堡应该是依托这个城的南墙新筑的,与此城不构成叠压关系。也就是说,明代初期将“山后沙漠遗民”迁到北平府等地,洪武二十五年之后重新经营洪塘河谷地时,并没有沿用唐辽的故城。

综合以上分析,基本可以认定此城墙即为辽代怀安县城的城址,此城筑于唐末或辽初,沿用至明初。

 怀安城

离开头百户后,考察队转上343省道,此路历史悠久,在明代即为重要驿路,沟通怀安卫与山西天成卫(治今天镇)。

怀安城“建于洪武二十五年,隆庆三年始包以砖,周九里零一十三步,高三丈七尺”[49]。因县城已迁,所以今天怀安城街区未有拓展,仍大体限于原城墙范围内。城砖已经基本无存,城楼、角楼、城门亦皆泯然。除南城墙外,其余三道城墙保存状况不佳,西墙甚至已基本荡然,南门瓮城尚存,开东门一道。从南城墙出露豁口来看,城墙夯土下部为净土,中部露有辽砖,上部杂有沙土砖石。城中地面较城外为低,城南和城东有深沟,现已干涸,东侧城壕较深,东墙南段残垣中部有排水沟,中间墙基以生土、碎石(就地取材)为地表,碎石层厚度不均,分别为10cm28cm40cm,夯土层中杂砖厚度7.5cm,宽度17.5cm,长18cm,另有砖厚6.5cm,长25cm,稍北处明代砖厚11cm,宽25cm,长40cm,城东墙南段、南墙东段,南墙东段有马面。又考察队在怀安城西见到有高大土堆,疑似汉墓,但行程所限,未能前往调查。

怀安卫位于洪塘河上游的丘陵地带,周围是一个比较宽敞的盆地,而其“直东二十余里”的唐怀安县城,则处于洪塘河狭隘河谷中,相比之下,周围就要局促很多。所以明初要把这一区域的调控中心迁到此处。从周边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据民国《怀安县志》评论,“本县疆域面积虽足九千余方里,而山川约占八千余方里”[50],可见其可耕区域的不足。全县可分为五块农耕区域:第一区县城附近、第二区左卫附近、第三区强地堡附近、第四区王虎屯附近与第五区柴沟堡一带[51],怀安卫城为其中之一,周围是有一块比较开阔的农耕地带的。

图十二

怀安城东南城角

 代王城

离开怀安城,汽车转上207国道,向南驶去,这一带地势开阔,左右有平缓大山。在西北口村进山,路转弯处各有烽燧,右侧疑有城堡。出南口后,进入桑干河河谷,见到路北侧连绵大冲积扇,地势开阔,路两侧有烽燧和城堡。经过化稍营,取道112国道向南,进入蔚县所在的壶流河谷地,路东侧为连绵耸起的四十里坡台地,路两侧可见堡寨。到西大坪,看到有较大规模堡寨,应是当地民堡,到西河营,台地渐少,地势下降为阶地,50年代,蔚县县城曾迁到此地,相信是为了获得更便利的交通条件。

由西合营转而向西,溯壶流河而上,15公里左右到达代王城。

代王城城址位于今天蔚县县城东北7公里处,为战国与秦、汉代郡郡治代县的故城。这一点经过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52],已成定论。城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宽3400米,南北长2200米,全城周长9265米。蔚县博物馆根据考古遗迹对代王城的年代进行了判定:“代王城当建于西汉初,大约为公元前201年,汉高祖为巩固北方势力范围、加强边塞防御体系所筑……现存于古代城东、南、西110华里处的63座汉墓及大量的遗迹、遗物表明,在春秋时古城建筑初见端倪,秦汉时达到鼎盛时期,到东汉之后日趋衰落”[53]。在代王城南,现有墓葬27座,出土有大量精细的生活用品和明器,很可能就是汉代代国与代郡高级官吏和贵族的墓葬[54]

考察队自东门口入代王城,由于城址规模庞大,道路不通,东墙、北墙、西墙大致可见。虽然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袭,但依然能连绵成形。今天城内有代王城镇所辖代王城一、代王城二、代王城三、代王城四、代王城五、大水门头、小水门头、城墙碾等多个行政村,万余人口,考虑到今天代王城内尚有大片农田,当年繁盛之景况,可想而知。

在古代文献中,流传着“蔚县三迁”的故事,“卢植言: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圆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开九门,更名其故城曰东城”。 [55]。“三”或为概数,极言其繁,而“自移西南五十里大泽中”则很可能透露出历史的真相。建国以后,在四十里坡台地上先后发现多处古代遗址,有相当仰韶文化阶段者,亦有夏商时期者[56],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为避免外敌侵犯,聚落乃至城址多选择台地与高阶地,发展到国家阶段,则多发展到近水的低阶地。而从四十里坡到代王城,很可能就是代戎部族发展的轨迹。

从城址周边的地理环境来看,城址地处壶流河谷地的低洼地带,壶流河经城西向东北方向流去。《水经·㶟水注》记载:“祁夷水又东北流,迳代城西……又北”,祁夷水因“上槽狭,下流阔,有似瓠𤬛[57],故亦称瓠𤬛河,后世讹为壶流河。代王城与壶流河的关系见下图。参照下图,今天代王城西北城垣距离壶流河约600米左右,曲流可能是近代才形成,考虑到壶流河北岸是山前倾斜地貌,历史时期也不大可能越过今古家町向北摆动。那么代王城西北城垣距离裁弯取直处理后的壶流河中心河道不会超过1500米。可以推想,代戎经过数百年的经营,于春秋战国之交建立国家,而对更佳的农耕和交通条件的追求,应该是其迁都代王城的背后动因。

代王城东城墙图十三

代王城东城墙北望


 蔚县城

829日,考察队对蔚县城进行了考察。此地最早设置建置,据李吉甫记载:兴唐县……本灵丘县也,开元十二年于州东北一百三十里横野军子城南置安边县,属蔚州,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仍自灵丘移州理于安边城。至德二年改为兴唐郡,仍改安边县为兴唐县”[58]。而横野军,《唐会要》记载:“横野军初置在飞狐,复移于新州。开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张嘉贞移于古代郡大安城南”[59],则横野军城修筑的最早时间,应为开元六年。今天的县城,是“洪武七年,指挥周房旧重筑,砖石包甃”[60]

蔚县古建筑保存情况很好,城墙、城楼比较完整,很多处尚保留完整的包砖。北墙内侧包砖已被剥离殆尽,但外墙多数保留。县城北部城墙内外高度相差明显,城内地面比城外高出几米,可能是城外受壶流河冲刷的缘故。鼓楼南侧约200米处小桥东面栏杆仍存留。

图十四

蔚县东城墙北端

 

结束了对蔚县城的考察后,考察队驱车南向,在北口观察太行山前规模宏大的连绵冲洪积扇地形,此时向南边望去,飞狐道已经近在咫尺,东西向的山仿佛一道绵延的屏障横在眼前,唯有飞狐道北口处断开一道口子。考察队本拟向南经由飞狐口返回北京,争奈四十里峪一带修筑高速公路,只能原路返回。

结语

为期四天的考察,对象是跨越7个县市的十余处古代城址,哪怕是用“走马观花”,都还嫌粗略。所以考察队的重点,放在了城址与周边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切入点,也是希望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的专业特长。通过这次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由于桑干河流域半农半牧地区的地理特征,导致在历史时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形成了明显的历史断裂,使得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不同统治集团所主导的城市建设,拥有迥异的风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为中原农耕王朝的汉、唐、明三代,山后地区的城市选址也各有特色,概括而言,汉代的城址,多位于较大河流的河流阶地之上,周围开阔而城址规模较大;而唐代的广边军、怀安县等城址则选择于山间小盆地中,周围地势狭隘;明代城址规模宏大,但多靠近边境与边墙,与汉代相比,则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着眼。同样的地理空间,不同的选址特征,也许这才是兼具科学与人文属性的历史地理学的兴味所在吧。

 

注释

 

[1] (明)李贤:《古穰杂录》,《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17页。

[2]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178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4712页。

[3]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2页。

[4]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页。

[5] (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卷22《北蕃地理篇:云州四面诸州》,《中国兵书集成丛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第1094页。

[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82页。

[7]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7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8页。

[8]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8,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769页。

[9] 《明太宗实录》卷13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1616页。

[10]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11页。

[11] (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5,天顺五年(1461)御制序刊本,台北:台北统一出版印刷公司影印,1965年,第20页。

[12]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210页。

[13] [8],第3058页。

[14] (北齐)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页。

[15] [14],卷3《太宗纪》,第63页。

[16] (明)孙世芳修,栾尚约辑:嘉靖《宣府镇志》卷11《城堡考》,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年,92页。

[17] [11]

[18] (元)脱脱等:《辽史》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10页。

[19] 《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485页。

[2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21] [16]

[22] 成一农:《太和年间北魏御夷镇初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五集,第183-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3] 《明宣宗实录》卷1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477页。

[24] [23]67,宣德五年六月癸酉条,第1574-1575页。

[25]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09页。

[26] [16],第232页。

[27] [16],第91页。

[28] [12]

[29] (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万历癸卯(1603)刊本,《玄览堂丛书》初辑004,台北:正中书局,1981,第148页。

[30] [29],第283页。

[31] [12],第1175页。

[32] [29],第286页。

[3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1《马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5584-5586页。

[34] [29],第40页。

[35] [25]18《北直九》,第801页。

[36]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宣化府三》,《四部丛刊》第2235册,第7页。

[37] 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4期,第25页。

[38] 河北省怀安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李全玉主编:《怀安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39] [12],第1178-1179页。

[40]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49页。

[41] [37],第24页。

[42] [37],第25页。

[43] (元)脱脱等:《辽史》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7页。

[44] [3]39《地理志三》,第1008页。

[45]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0-201页。

[46] [16],第87页。

[47] [36]40《宣化府三:古迹》,第5页。

[48] [9]225,第3295页。

[49] [29],第68页。

[50] [40],第28页。

[51] [50],第27-28页。

[52] 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第20-26页。孙继民:《赵桓子都代考》,《河北学刊》19991月,第80-84页。

[53] 《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第26页。

[54] 张家口市博物馆:《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第25页。

[55] [12]1164页。

[56]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第10-14页。

[5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5页。

[58] [57]14《蔚州》,第405页。

[59] (宋)王溥:《唐会要》卷78《节度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87页。

[60] (明)王崇献纂修:正德《宣府镇志》卷五《城堡》,嘉靖增修本,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

 

(原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2期)